第九章

二〇〇六年十一月一日，在距离我和雷开玩笑说要跑步穿过撒哈拉的两年后，我们的队伍在泽布拉巴的野餐桌前集合，这是一个乡下的野营胜地，位于塞内加尔河东岸。这也是我们全员第一次集合在一起：唐、穆罕默德、詹姆斯、雷、凯文、杰弗·里彼得森医生（一位运动医学医生）、查克·戴尔（按摩师，也是我的朋友，曾是我在巴德沃特的后勤人员之一）。一张展开的地图放在面前的桌上，我们正在彻底审查第二天早上的计划，明天早上就是开始跑步的时刻。要不是绿色的瞪羚牌啤酒瓶放在桌子上，还有无处不在的死鱼味，这场景差点让我以为是在开AA会议呢。

詹姆斯曾问我这将是一部什么样的影片，我回答说不知道，但我确定如果我们三人跑着穿越了撒哈拉沙漠，那么一些事会发生。我们笑了起来，但这就是事实。我们没有情节图板（译注：电影、电视节目或商业广告等的情节设置）或脚本可以参考。我们都同意跑者与摄制组之间的合同约束应保持在最低程度。我们跑，他们坐着卡车跟着我们拍摄。

“如果我们在翻越一座沙丘时你们没有拍到，”我说，“我们也不会回去再跑一遍。”

詹姆斯向我们保证他不会要求我们做任何与这次远征无关的事。

当晚，我在一间空气不流通的小平房内睡觉，在蚊子的叮咬下汗流浃背。我可以听到河蟹在外面的墙壁上攀爬的声音，餐厅工人敲打锅碗瓢盆的声音。在经历数小时的失眠之后，我听到摄制组成员们的起床声了。我知道时间还没到，我从床上坐了起来，把脚放在沙子地面上，做了个深呼吸，飞快地说出了脑袋中平静的祷文，这是我每个早晨都会做的事。

当我还在吸毒的时候，人们都说我疯了。我可以整夜不睡觉，吸比任何人都要多的毒品。没错，我也曾这样认为。疯狂的！我喜欢让自己疯狂。我为什么要让自己成为瘾君子呢？因为我想与众不同，极其的与众不同。我喜欢把烟斗放在嘴唇上，在吸入的时候看着人们的眼睛由于惊讶而变大。对于一管又一管地吸毒的风险我考虑得并不充分。当我清醒之后，我曾某种程度上，担心我的生命会无聊至难以忍受。怎样才能得到让我骨髓呼喊的兴奋呢？我第一次发现是在马拉松比赛之中，而当跑马拉松成为我的日常之后，我发现冒险比赛和极限跑步能让我兴奋无比。所面临的挑战越多，就有越多的人说我疯了，但这种评价却让我前所未有的开心。

但坐在这矮床上，听着那些疯狂的声音，我有些不舒服并感到焦虑。我是顶级的销售员，而这是我接触过最大的生意。我已经向马特·达蒙，那该死的马特·达蒙保证我们三个将跑着穿越撒哈拉沙漠。我还向凯文和雷保证资金没问题，后勤人员也将为我们准备好一切，詹姆斯·摩尔也不会让我们看起来像笨蛋一样。但我不知道这些事是否能实现。

此外，我们的日程上还有一个巨大的漏洞。我们没有从利比亚官方获得进入许可。唐已经就此忙了数个月，但依然没有答复。如果我们到达了该国边界却无法继续的话怎么办？或者，在路上发生可怕的事怎么办？比如有人被绑架了，甚至被杀了。我为什么要说服这些家伙跟随我进入这个危险的沙漠？

在一架盘旋的直升机下面，詹姆斯正戴着一顶探险帽，穿着一件背心大喊着。雷、凯文和我来到了满是垃圾的圣路易斯海滩边，这个海滩由渔民、奶牛、野猫共享。我们进入大西洋中，让水浸到膝盖，互相击掌。照了几张照片之后，我们弄干脚，穿上了跑鞋。我像其他时候一样按下了手表上的按钮，开始了跑步。穆罕默德和唐坐在一辆丰田4Runner车上跟着我们，警示灯闪烁着，我们经过出租车、马车，堆积着水果的货摊，和一群穿着鲜艳衣服顶着大碗的妇女。

“你敢相信吗？你敢相信我们真的出发了吗？”我对雷和凯文叫道，我们正穿过一条长桥通往非洲主大陆。

“只需要再跑六千四百九十九公里就行了！”雷说。

摄制组的一个人对我说。

“嘿，查理，”他说，“詹姆斯想你再跑一次桥。”

“该死。”我说，“真的吗？”

我们又回去再次开始。

终于，我们跑过了这座拥挤的城市，进入了萨赫勒区，一块介于沙漠和湿润草地之间的贫瘠地带。阿拉伯胶树和成群的白色土砖房分布在这片棕色的广阔区域上。凯文戴着墨镜，沉默地跑着。雷和我肩并肩跑着，咯咯地笑得像个孩子，对看见的每一个人招手并说：“bonjour, bonjour！（译注：法语，你好）”。

“开罗？”我对几个坐在树上的建筑工人喊道，指着东方，“开罗是在那边吗？”他们点了点头，带着困惑。

我们的大致计划是每天跑十二个小时，在黎明之前出发，然后在中午最炎热的时候休息一下，最后在下午的时候再出发。我们的团队会开车在前方五公里处准备好水、食物和急救护理。我们的目标是快进快出，就像NASCAR（译注：全国运动汽车竞赛协会）的加油停车一样。当我们晚上停止跑步的时候，他们会扎营等我们。

前十天，詹姆斯和整个摄制组会跟随着我们拍摄，然后他们会在远征的中段，约是尼日尔的阿加德兹再次加入我们，最后在我们都希望到达的终点红海岸边等候着我们。一路上，会有一名摄影师全程跟着我们，而我也会用自己的摄像机给他们提供素材。

我们跑了约二十二英里，到达了一个有水库和水泥塔的地方，这里是塞内加尔和毛里塔尼亚的边界。得益于我们的人道主义目标，在出发之前我们得到了联合国的支持。这有助于我们穿越边界，但明显这些警卫并没有得到相关的通知。我们二十人团队的强大阵容：三个跑者，六个后勤人员，两个摄制组和几辆装满设备的卡车肯定吓到他们了。

“怎么样了？”在唐和这些警卫交流之后我问他。

“穆罕默德的人大部分只带了他们当地的身份证。”他说，“他们是游牧民，将整个撒哈拉都视为自己的家，他们不需要护照。”

毛里塔尼亚政府并不同意我们进入。我们坐在炎热的太阳下拍打着蚊子，与此同时唐和穆罕默德打电话与官方谈话。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流逝着。

“这真是个折磨。”我说，一边看着其他的游客被允许通过边界。我们已经落后于日程表了。

当毛里塔尼亚警卫升起红白相间的金属门允许我们通过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Merci（法语，谢谢）！”雷说。

第二天，地面温度上升到了一百四十华氏度，我们中体形最小的凯文似乎有些脱水的症状。我们不得不停下来了几次，好让医生对他进行静脉注射。当凯文感觉好些后，我们再次跑步出发。雷出现了抽筋的情况，还感觉有些呕吐感，需要静脉输液。这一天我们跑了三十五英里。

在进入沙漠前的数月，我警告过詹姆斯和其他远征团队中的每一个人，跑者可能会出现濒临死亡的状况，特别是在远征的前几天。这就是长跑，你肯定会掉进一个毁灭的坑中，然后要从中爬出来。但当你从中出来之后，你将会变得更强。他们说，他们明白了，但当现在我们进入崩溃阶段时，他们惊慌了。

老实说，我对于凯文和雷也有同样的担忧。他们都是优秀的跑者，在亚马逊丛林和其他地方我见识过他们的坚韧与决心。我不明白为什么仅在四天之后他们看上去就被击倒了。对于接下来的情况我们曾讨论过数小时，我们都知道之后的困难将是前所未有的，而这也是为什么这事值得我们去做的主要原因之一。在我看来，他们的感觉和我的感觉并不相同，即站在悬崖上的愉悦感，在崩溃点推动自己继续前进。我知道他们能做到这事，但我并不确定他们自己是否知道。

第五天，当事情本应开始好转的时候，凯文和雷却感觉更糟了。午餐时，医生把我拉到了一边。

“你不能像这样强迫他们前进！”他说。

“我们必须要保持前进，”我说，“对于落后于日程表之事，行星影业已经给我发消息了。”

“我才不管你们的电影！”他叫道，“如果你保持这种速度，那么你将独自一人跑下去。”

我知道对于他来说这有些困难，作为一个医生，看着我们身陷痛苦之中。而他的想法就是尽其所能让我们从痛苦中解脱。

“听着，我知道这和你的想法相悖，但这也是我们签字约定的。”我坚定地说，“你必须要调整你的标准。”

我们都做了个深呼吸，互相做了妥协。医生要求我至少要改变现有的计划，在晚上睡觉，白天跑步。我同意试一下，却发现在酷热的午后根本无法睡觉。蚊子、甲虫、苍蝇让我们不胜其扰，凯文、雷和我汗流浃背地躺在帐篷里的小塑胶垫上，汗流得甚至比在跑步时更多。现在我们不但缺水，还失眠。

我们又换了另外一种方法，在每天中午时多休息一会儿。

凯文和雷的小腿都得了肌腱炎。而我的右膝盖也受伤了，在今年早些时候，我曾动过手术，但并没有好好休养。我不想让任何人担心我完成这次远征的能力。我觉得我们出现的一切问题都是因为没有摄入足够的水分所致。为了应对伤病，我们调整了步伐，这也让我们变慢了下来。到第六天，我们只跑了一百三十六英里，比预定的目标少了一半。

我们已经到达了毛里塔尼亚的高速公路上，这是一条直路，穿越光秃秃的平原，消失在地平线上闪闪发光的海市蜃楼中。身旁呼啸而过的卡车和轿车的时速都超过了一百英里，激起的灰尘令我们窒息。毛里塔尼亚政府在这片区域挖了一些井以供牧民和牲畜饮用。快速而过的汽车和大型动物并不是一个好组合。每隔几百码，我们都会看见被撞死的驴、山羊、绵羊、奶牛、狗或骆驼的尸体。秃鹰栖息在这些尸体上，或在因碰撞而损毁、烧毁的车上，目送我们经过。

“它看我们的感觉就像在看美味的午餐。”我看着一只巨大的秃鹰说，它似乎已经看透了我们的命运。

“还不到进餐的时候，伙计。”雷说，“一小时后再来看看。”

第七天的时候，凯文的状况看上去有些糟糕，似乎可能要随时退出跑步。我为他感到担忧，但在远征开始之前，我已经清楚地申明，如果任何人遭遇了严重的问题，我们都不会因他逗留太长时间。我们必须保持前进。“行星影业”的管理人员说过，如果我们的行程落后于计划太多，那么他们可能会终止计划。我不认为他们会就此中止，至少不是在早期的任何阶段，但我也知道他们为了这部电影至少投了三百万美元。我们必须忍耐，继续前进。

在十天之后，我们开始感觉好了一些。就如同我们的身体在说：“好吧，我知道了，你想要杀了我，是时候做些调整了。”

第十一天，我们跑得都非常好。没有人呕吐，没有人需要输液，也没有人看上去要死，或想要把我勒死。

“感觉这是一个新的远征！”中午休息的时候唐高兴地说，“如果保持下去，也许真的能做到。”

能听到这话真的非常好，我需要他的全力支持，我需要他把信心传达给穆罕默德及其员工。如果他们认为我们无法做到，就可能放弃我们。如果真的这样，我们也就完了。我也需要唐让制片商相信我们的进程顺利。更重要的是，我想要他和其他人相信我。如果能按计划进行，我相信我们能够跑步穿越过撒哈拉沙漠。我需要所有人都相信这一点。

一天下午，在跑了一上午之后，我们停下来游览了一个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供水项目，该项目为一千人提供饮用水与耕种用水。在毛里塔尼亚和其他撒哈拉以南地区，数十年来的干旱和过度放牧使得原本适合耕种的土地逐渐荒漠化。牧民因此不得不放弃牲畜，搬到城市里去住，这也导致当地人都陷入了极度贫困的境地。据我们所知，这样的一个供水设施大约要一万美元，以维持这些牧民的日常生活。

通过一个翻译，我问了一个男人他在这片区域工作所能获得的劳动报酬。

他非常疑惑。翻译再次问了他，他笑了笑。

“没钱。”他说。

“那你们为什么工作得那么努力？”我问。

“他说这可以为他的孩子创造更好的生活，”翻译说，“如果村庄能产出足够的作物，他们就能把超量的卖了，赚钱建一所学校。”

他淳朴的梦想让我自愧不如。和我一样，这个男人想让他的孩子有一个更好的生活。但他并不是给他们买自行车或游戏机，他想让他们得到教育，而水源则是关键所在。他给了我们尊严，让我们更加下定决心去帮他们。

在我们参观了这些供水设施之后，当地人在一个柏尔风格的帐篷里为我们举办了宴会，我们享受着辛辣的小麦粒汤，橄榄还有新出炉的涂着骆驼黄油的扁面包。穿着鲜亮的女人跳着舞，歌者为我们献唱着。

晚上的时候，我拿出了两个孩子的照片。离开塞内加尔后，我曾用卫星电话和他们通过几次话。他们听起来都还不错，忙碌、快乐。我们讨论了焦油脚人的比赛，他们在周末有什么计划。他们问我是否有看到蝎子。事实上在和他们打电话的时候，我的脚上正有几只在爬着，但当我告诉他们的时候，他们并不相信。我说我爱他们。说出这些话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每次我都会对他们这样说。而在我三十岁之前，我的父亲从来没有对我说过这样的话。

我们继续穿越毛里塔尼亚贫瘠酷热的平原。哈麦丹风（译注：非洲干燥含沙的气象）从东部吹来，空气里满是风扬着沙砾，扬起的灰尘遮天蔽日。尽管气温在九十华氏度，但我们依然穿着长袖、裤子，戴着手套和滑雪面罩来保护自己。我的鼻子开始流血，而且无法止住。

“这不是吸毒造成的，因为我已经戒毒了。”我笑着说，仰着头，医生正在尝试帮我止血。他笑着，翻了个白眼。每个人都知道我的过去。

我们所遇见的大多数当地人都是友好的。一些人对我们招手，或把手掌对着天空，好像在说：“你在忙什么呢？”

“开罗！”我开心地叫道，“金字塔！”

有时候雷会停下用流利的法语和当地村民聊天。他能和他们交流，这让我很嫉妒。

“他们不知道开罗在哪里。”雷在和一人交流之后说，“也不知道金字塔是什么东西。”我们真的是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

一些时而发生的事会提醒着我们正身处在一个动荡的国家。一些载着全副武装的男人的卡车经常从我们身边经过。政府的小型面包车上的扩音器循环播放着。在一九六一年，毛里塔尼亚有了第一次自由选举。一群人分发了一些粉色的臂章，我们戴上了它们，想让自己融入。但后来绿党经过我们的时候，向我们扔了鸡骨头，这让我们意识到这并不是一个好主意。

在十一月十五日晚上，我们到达了基法，一个约有三万人的城镇。流动的沙子覆盖了一切，几乎把狭窄的街道都湮没了。我们跑过一个市场，经过一些装满橘子和香蕉的货车。拿着切肉刀的屠夫站在新宰杀的山羊尸体旁，按照客人的要求切下动物身上的肉。

我们在小镇边缘地区的一个小旅馆里搭起了帐篷。我用微温的水洗了下身体，水有些铁锈的味道，我还剃了胡须，这是我自离开塞内加尔后第一次剃须。然后我们就上床睡觉了。但想要睡着是不可能的，夜晚的城镇喧嚣着，刺耳的卡车声，狗的狂吠声，人们的叫声。在快天亮的时候，附近清真寺的扩音器开始放祷文。我已经有些等不及想回到安静的沙漠中。

日子开始变得单调，让人内心有些麻木。早晨四点起床，喝咖啡，吃早餐，跑到中午，吃午餐，休息，再跑到晚上七点。这是开跑后我遇到的最大困难。作为这次远征的领导者，我必须处理好后勤问题和白天的突发事件，而且有一个问题一直在困扰着我们，即争论轮到谁用卫星电话了。雷需要更多的跑鞋。有人要用电脑，但电池没电了。和我们在洛杉矶的制片人保持联系，讨论预算和日程安排。当终于能爬进睡袋时，我已经精疲力竭。我知道我只能休息数小时，醒来后这些问题将再次上演。

好消息是凯文、雷和我正在日益变得强壮。有些伤在我们跑步的时候痊愈了，一些人也明白了在这过程中我们会遭受的困难。医生每晚都会对我们的水泡和疼痛进行治疗，但他已放弃要让一切都按最正确的方式运行的想法。我们一天要艰苦地跑两个马拉松，每天都是如此。他明白了这一点：这会让人受伤。

更大的挑战则是面对跑步的沉闷。一些音频书籍，比如比尔·克林顿、巴拉克·奥巴马的传记或卡勒德·胡赛尼的《灿烂千阳》，戈马克·麦卡锡的《路》、马克斯·布鲁克斯的《地球末日战》我都听了差不多两次。我下载了一千五百首歌到我的iPod里，从艾米纳姆（译注：上个世纪末涌现出的白人rap音乐代表）到玛丽亚·凯莉再到林肯公园的歌都有。音乐播放顺序为“随机”，好让自己不错过任何一首歌。我相信任何时候所听的歌都是我当时应当听到的歌。我并不是说iPod之神在帮我选歌，事实上，有时候随机播放也会气死人的，歌曲的播放频率并不平均。（当我回到家之后，我检查了播放列表的情况，发现我的怀疑是正确的。特雷恩的《遇见弗吉尼亚》播放了九次，约翰尼·卡什的《火圈》播放了四十三次。这也就不奇怪这首该死的歌为什么一直在我脑海里了。）雷的iPod里只有二百五十首歌，所以他会听到更多重复的歌。他和我说有一天他连续听了齐柏林飞艇（译注：一支英国的摇滚乐队）的《天堂的阶梯》二十三次。我们永远不知道凯文在听什么，但他经常在早餐的时候戴上耳机，然后一直听到晚餐。我有时会猜他根本不在乎在听什么，之所以戴上耳机只是想传达“别打扰我”的信息。

当我们没有听音乐的时候，雷和我会绕着圈子说话。我们会引用电影里的话，雷会谈论加拿大在各方面有多好多好，这一话题让我感觉无聊。我们甚至还会讨论早上大便的颜色，或我们放了多少屁。雷总是说他非常想念他的妻子凯西。我从来没有见过有人爱得如此深沉，简直让我有些受不了。

“每次你提到她的名字你都要给我一美元。”我取笑他。

“凯西，凯西，凯西，凯西，凯西。”雷嘲弄着我，使我飞速地跑离正在咆哮的他。

我们还教凯文骂人的英语，这也是十分有趣的事。从“他妈的（motherfucker）”开始教，这话用途非常广泛，而且朗朗上口，我非常喜欢。首先，我需要让凯文明白“他妈的”是一个词，而不是两个词，很多菜鸟经常会误解这一点。接着，我们开始教语调，从欢呼的语调开始教，“喂，这他妈的是怎么回事？”然后是愤怒的，“把你的手他妈的从我身上拿开。”然后是慢速的加强语气的“他妈——的（motherfffucker）”，当你错过飞机或把手机掉到马桶里的时候非常好用。凯文很快就掌握了它。

有时早上雷会选出一个词作为他这一天的“完美之词”，然后从早到晚用这个词，这让我和凯文想把他勒死。我们还会互相讲笑话，一次又一次地说着同样的笑话。我经常说的一个笑话来自很久以前的一个AA担保人对我说的。

“嘿，雷。”我说，“你知道如何吃掉一头大象吗？”

“不知道，查理。”他说，“你知道吗？”

“一次咬一口。”

一次咬一口。这也是我们如何面对这头巨兽的方法。集中注意力在当下，一步，一步，一步。当早上的路程数不断累积，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我会允许自己考虑午餐。在午餐休息之后，一切又会开始，一步，一步，一步……直到我们跑完二十五英里，然后停下来过夜。

有些时候，我会强迫自己停下来看，看自己身处何处，而不是迷失在自己的音乐与内心游戏之中。听那尖锐的风，沙子刺着我的皮肤，感受撒哈拉的广袤和美丽。然后会发现，我的天啊，它是如此美丽，傍晚阴影下新月般的沙丘，穿着长袍在训练骆驼的人，红色的石头尘埃与迷雾中的城堡。每天，我都会感谢那个追求更强力量的我把自己带到这里。

在第二十七天的时候，我听到了凯文在他的帐篷外呕吐。我看了下手表，凌晨三点半。在他去睡觉之前他曾说过感觉不是很好，我们都希望他睡眠之后情况能有所改善。呕吐声还在传来。

早晨五点的时候，包括凯文在内都起来了。我可以肯定他不想跑。

“就让我们试一下。”我说。

“我不知道。”他说。

“就看看感觉如何，”我说，“看你跑起来后感觉如何。”

我们跑了两小时，跑了约五英里。

“你做得不错，凯文。”我撒谎说。但又跑了一小时后，他开始步履维艰，跌跌撞撞，我无法再让这继续下去了。我知道他需要休息一下。我们停了下来，医生给凯文输了整整两包液体。然后在他睡着之后我们等待着。在下午两点的时候，他起来了，说想再试一下。

“你是一个坚强的男人，凯文。”我说。

尽管凯文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跑者，但这种痛苦的经历对他来说也是第一次。从年轻的时候开始，他就受到了精心的培养，想要成为一名巨星。许多台湾人对他参加马拉松比赛的渴望感到非常惊讶。但我明白，凯文，就像雷和我一样，我们内心都有一种空虚，需要不断让自己超越极限来填补它。我并不认为凯文完全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我知道，我想他看得更深，看痛苦能把他带到何处。但在下午的时候，他无法让自己继续前进了。我看见了他眼中的恳求，想要推动他前进是毫无意义的。

我请穆罕默德找了一个休息的好地方。他在附近的一个沙丘上支起了帐篷。我离开了人群，把小胶垫放在地上，然后坐了上去。我周围只有无际的沙海，在风的推动下，形成了一道道完美平行的波浪。我手中握着一个白色的小贝壳，这是我在早上的时候找到的。我把它在手掌上翻转着，研究着它身上古老的螺纹。

到了十一月二十八日，我们进入沙漠已经将近一个月了。我们跑了约一千英里，还有三千英里要跑。明天是我的孩子十二岁的生日。我想象着他打开礼物，吹灭蛋糕上的蜡烛。我不知道母亲有没有寄贺卡，然后我又想起她独自一人坐在餐桌旁，拿着笔悬在空白的纸上，却无法书写。我感觉到了罪恶感。我在这里的沙丘上到底在干什么？

我现在别无选择，只能相信现在的所作所为能让自己变成一个更好的人，一个更好的父亲，一个更好的儿子。我希望“H2O项目”能改善成百上千，甚至上万人的生活。我想要我的儿子看到他的父亲在追随梦想。我想要他们知道生命的真谛就是找到自己的激情所在。我知道我的家人为我感到自豪，但我也知道，他们在心底只想要我和他们在一起。

在中午的时候我们翻越了一座沙丘，来到了廷巴克图，这个城市从脚下一直延续到天边。这里曾是充满智慧的宗教与贸易中心，一个具有千年历史的传说城市，因其传说是一个遍布黄金的地方，所以吸引了众多的西方冒险者前来。但他们所见的就是我们眼前的景象，没有传说中的黄金国。只有一些尘埃色的没有窗户的房子和商店所组成的迷宫。在我们沿着城镇边缘跑的时候，有十二个年轻男人举着一些小玩意、地毯和包与我们一起跑着，嘴里喊着“买，买！”

刚听到英语的时候我们感到很高兴，但当他们人越来越多，挤在了我们面前，挥舞着他们的货物，冲我们呐喊时，我们很快就受够了。

高兴的是我们最终躺进了一家小旅馆。在用细流般的冷水冲了个澡后，当地的官员开车带我们去了一个有高墙的地方参加一个晚餐表演，这是马里特地为游客而举办的夏威夷式宴会。食物很普通，饮料是温的，但乐队所演奏的布鲁斯乐风格的音乐却非常不错。我们懒洋洋地躺卧在矮桌上的枕头上，快乐到忘记了我们的日程表，忘记了我们的痛苦与疼痛。当我第一次想象我们的远征时，我就曾想过在我们去的每个地方都做这种事，沉浸在当地的文化之中，了解当地人。但我们并没有时间。

第二天早晨在清真寺那令人感受强烈的祷颂中我们起床了，喝了些咖啡，吃了早餐，就跑步离开了这个城镇。从塞内加尔一路跑到达廷巴克图这个曾被认为是世界终点的地方，现在，我们要越过它继续前进。

就在太阳刚升起来的时候，我们到达了尼日尔河北岸。沿着河岸，有许多农田和菜园，令人震惊的绿色，与金色的沙漠形成强烈对比。渔民在低处的独木舟上撒着网。我们一直沿着河到达了布雷姆小镇，然后又继续向东行进，进入广阔的加奥区。

曾有人警告过我们这片地区的危险性，两个敌对的部落正在这里战斗，游客被挟持，交通工具被抢劫。但和往常一样，穆罕默德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和两个派别的领导者都认识，曾在图阿雷格部族暴动中和他们并肩作战，他邀请他们和我们合作。他向对方保证，一旦我们安全地通过了加奥区，我们将给予他们好处。我有些怀疑，但穆罕默德是一个冷静且自信的外交家。这不仅是因为他一路上为我们的远征寻找落脚之处，还因为他为我们正在做的事感到骄傲。一路走来，他就像我们的老朋友一样。晚上的时候，他会分担安营杂务，并肩坐着，诉说故事。当我们通过加奥区的时候，这两个已经多年没有说话的领导者（穆罕默德告诉我们他们是表兄弟）互相拥抱了彼此，然后走进了沙漠对立的两边。不久之后，他们的斗争再次开始。

我们正在接近马里的边界，这是一个好消息。还有一些坏消息，大多数队友得了严重的肠道疾病，而且持续了好几天。幸运的是我没有患上。我开玩笑说，二十多岁时吸入的毒品已经让我百毒不侵了。在一个特别艰苦的夜晚后，我让队员们多休息了会儿，但我不能让我们白白浪费一天的时间。

我们开始跑步，在午夜的时候，雷躺在帐篷内，呻吟着。

“可怜的雷。”唐说，“会好起来的，雷。”

我站在他旁边，看着他翻滚着。

“嘿？”我说，“如果雷没挺过去，你们谁想要分了雷的东西吗？”

“王八蛋！”雷悲叹着说。

休息了几小时之后，雷起了来，说可以继续前进了。我知道他有些害怕，不是害怕疾病，而是害怕让大家失望。我对他感到敬畏，看着他快走，跑步，快走，再次跑步。

“你真是个坚强的人，雷。”我说。

“真他妈坚强。”凯文说。

几天后，唐和穆罕默德乘坐卡车在前面为我们开道。当我们在傍晚跟上他们的时候，唐平静地指着距离卡车不远处沙漠中独自坐着的小男孩，这男孩穿着破烂的短袖和旧裤子，看上去非常瘦小。

“我们和他交谈了一会儿，”唐说，“他告诉我们他的母亲去找水了。他已经在这里等了两天了，只能喝骆驼奶，吃一些肉干。”

唐给了他一盒饼干，一些装在瓶子里的水，一塑料袋新鲜枣子。我查看了一下卡车的车厢。穆罕默德的儿子阿巴迪正在和这小男孩交谈着。当他回来的时候，我给了他一个带按钮的手电筒。阿巴迪知道，这是要给那个男孩的。

“我能和他打个招呼吗？”我问。

“等下。”阿巴迪说。

他又走了回去，把手电筒交给了小男孩。在他问话的时候我可以听到他的声音，又低又柔和。一会儿之后，他转过身，对我招了招手。我走向了他们。就在我靠近的时候，男孩呜咽着逃离了我。在靠近之后，我蹲下了身，否则他将无法看清我的视线。阿巴迪摸着男孩的头，然后又摸了我的，就好像在说：看，他只是喜欢你，虽然这人的皮肤是浅色的，发色也有些奇怪。男孩看起来放心了一些，对着我眨了眨眼。

“没事的，”我平静地说，“没事的。”

我想告诉他我们是好人，将会帮助他的家庭。但我说什么或做什么能改变他的处境呢？他曾被遗弃，之后可能会再次被遗弃。这就是沙漠的生存方式。我们和他在一起待了几分钟，然后道别，回到卡车边。当我最后一次回头看的时候，我可以看见手电筒时亮时暗，照亮着男孩的脸。我感觉如此无助，我将永远不知他后续是否安好，也许他的父母会带着水回来找他。

几天之后有一个男人来找我们，这事也同样让我绝望。他听说在我们队中有一名医生。他的妻子和新出生的孩子正处于病重之中。他们需要帮助。我们爬上了穆罕默德的卡车，跟着这个男人来到了一个大帐篷内，这个帐篷的前面和旁边都是敞开着的。

医生对母亲和孩子做了检查。他们两个都有些脱水。因为没有简单的方法能治疗孩子，因此他把注意力放在了母亲身上。医生给了她一些电解质药片和盐片，又从我们的库存中拿了几瓶干净的水。他将佳得乐混在其中，然后将瓶子交给了丈夫。而穆罕默德则在一旁翻译着，告诉丈夫如何服用药片，以及他的妻子应该喝多少。我想他们对亮绿色的佳得乐一定会有想法。

“他们能活下来吗？”当我们离开帐篷之后我问医生。

“也许吧。这母亲需要变强壮，但婴儿可能无法渡过难关。”他说。

如果我们向南或向北多走一英里，我们可能永远不知道他们的存在。这个母亲和孩子可能都会死掉。我们一路上到底会经过多少需要帮助的人呢？许多人来到我面前，我想要帮助他们。但这又意味着什么？图阿雷格部族已经在这沙漠中生活了几千年，你我有权力去说“让我帮助你吧”这样的话吗？

终于，我们穿越了马里到达了尼日尔。现在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到了阿加德兹上，即我们征途的半程点，如果一切顺利，我们还能在临近圣诞节的时候在这里和丽莎、雷的妻子凯西、凯文的女友尼科尔会合。

对于能见到丽莎我感到非常兴奋，我强烈地认为这趟旅行是她应得的。在计划阶段，她和我一起共渡难关，她给予了我巨大的帮助。但她想和我一起穿越撒哈拉的想法也给了我巨大的压力。在穿越沙漠的日子里，将只有我和队员们相伴。我们互相说着脏话，身上臭不可闻。我们所考虑的一切就是向前进、补充身体的能量、休息、跑步。在中途与她见面的感觉就像是开单身派对的时候你的三年级老师来了。我不知道是否能像正常人一样和她讲话，给予她应得的关注。

在十二月二十三日，我给她打了电话，确认她行程的所有事情是否都安排妥当了。

我们讨论了需要打包什么，天气可能会如何。

“等下。”她说，“有人在敲门。”

我听到她和一个男人在讲话。

“抱歉。”她说，“是个邮递员，我需要签收一封信。”

“什么信？”

她打开了它。

“来自抵押贷款公司。”她说，“我很遗憾地告诉你，这信好像是在说你房产的抵押赎回权被取消了。”

在离开北卡罗来纳的时候，我确定了在我不在的期间一切东西都有被整理好。而现在的情况有些滑稽。其中的一处房产价值超过十万美元，抵押贷款公司怎么可以就这样拿走它呢？我让丽莎打电话给我的会计师，看是否有什么可以挽回的办法。我确定当我回去的时候可以让一切回到正轨（但我想错了，我的房产没了）。但现在，我别无选择，只能把这些东西丢到一边，让自己跑步。

“你感觉还行吧，凯文？”我说。

“是的。”他说。

“你马上就要见到尼科尔了，高兴不？”

“是的。”他笑着回答说。

我们跟着后勤车辆在沙地上碾出的新鲜轮胎压痕跑着，天空如牛奶一般。远方，树丛上的群山若隐若现。凯文和我并肩跑着，雷则在我们前面。我经常想凯文在跑的时候在想些什么，大多数时候他都是沉默的，一副面无表情的样子，眼睛隐藏在墨镜之下。

“有人问你为什么要做这事吗？”

“是的。”凯文说，“很多人问过。”

“我也是。”我说，“我说我不知道如何回答这问题。也许在以后，我可以告诉他们为什么。”

“我也这样说了。当我完成之后，我会告诉他们。”

“就现在而言，我做这事的原因就是之前没有人做过。我想看我是否足够强大。”我说。

“是的。”

“而这就是我的自我意识。”我说，“你明白自我意识吗？”

“是的。”凯文说。

“这是因为我想变得特别。可能有时我感觉自己并不特别，所以我不得不做一些让人感觉特别的事，让自己变得与众不同。”

“是的。”凯文说。

“因为如果我不做这事的话，那么我就可能感觉非常不好。”我说，“但这并不是一个好的理由。”

“我想在人生中做到某些事情。”凯文说，“生命可能也就七十年？”

“是啊。”

“所以你必须要做些事。”凯文说，“找到一些能让精神愉悦的事。”

“对的。”我说，“我们必须相信，你知道相信吗？”

“是的，我知道。”

“我们必须相信我们正在道路之上，你知道的，我们正在通往某种事物的路上。”

“是的。”凯文说。

“还有，不管你是相信耶稣还是信佛或真主，你知道的，我们都必须相信我们正在做的事，哪怕我们并不明白其中的意义，哪怕我们不知道将去往何处。也许当我们回家之后，电话会响起来，有人会在电话里对你说：‘凯文，恭喜。现在我想要你做一些其他特别的事，非常不同寻常的事，这事会帮助到许多人。’谁知道接下来会有什么机会呢？我想这是终极信仰，你知道信仰这个词吗？”

“是的。”他说，“F-E-A-R（害怕）。”

“不，不是害怕，是信仰。信仰意味着相信。”

“哦，F-A-I-T-H, Faith。”

“信仰意味着相信某事会发生。”

“是的。”凯文说。

“我们有着惊人的信仰，因为我们每天为此花费十个甚至十二个小时，而我们却不知道是为了什么。你知道的，对于大多数的人来说，信仰会贯彻他们整个人生，他们的想法，是的，我相信耶稣或我相信在我身上将会发生些事，但其他人并不会真的为此……”

“为此做些事。”凯文说。

“对的，他们并不会冒风险，而我们却把一切放在风险之中。”我说。

“是的。”凯文说。

“我们把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都放在风险之中，所有的一切。这是因为我们有信仰，这就是信仰。当我们完成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将拥有信仰，一些重要的事将会发生。”

“是的。”凯文说。

“这就像你拿着一本书，如果你把它顶在你的脸上，那么你将无法读它。你只有让它离你的脸远点，你才能读它。你必须有一个不同的视角，一个不同的观点，否则你将永远无法明白。这就是我现在想的事。现在，我们都无法读这本书，但之后，我们将会读懂它。”

“是的。”凯文说。

我们继续跑着。对于凯文和我之间的对话，我感觉非常棒。之后，当我意识到这谈话和往常一样基本都是我在说话后，我笑了。

在圣诞节当天的早晨，即我们远征的第五十三日，我们跑到了阿加德兹，这里也是我们远征行程上的中间点。这个城市就像一个由许多沙砖房子所组成的迷宫，一座宏伟的木制尖顶清真寺在城中显得非常耀眼。这里聚集着大量的人，数量之多让我震惊。穆罕默德对我说这片地区的缺水危机相比于其他地区要更加严重。牧民们不得不离开他们的土地，在绝望之中来到这里。

一年以前，阿加德兹还是一座充满光明和欢乐的城市。但现在它就像一具浮肿的尸体，正处于爆裂的边缘。到处都是眼窝凹陷的图阿雷格人，他们衣衫褴褛，看守着一小群瘦小的动物。

我非常累，还得了一些小疾病，但这是我自找的。而这些人则是别无选择地承受着痛苦。我想要告诉他们我是为了他们才做这事的，我将为他们带来水，我并不只是为了自己才跑的，也许这是一个谎言。我感觉哪怕我穿越了这沙漠，并因此筹集了数百万美元，他们中的许多人，也依然会在“H2O项目”为他们挖下第一口井之前死去。

在一个简陋的阿加德兹旅馆房间内，我脱下衣服洗了个热水浴，这是我七周以来第一次这样洗澡。那感觉，简直太棒了，但我无法将那种痛苦感从我的脑袋中赶出去。我没有权利像这样使用水。我把手伸向水龙头把手，猛地把它关上。

我们去机场迎接了丽莎、凯西和尼科尔。三十六小时的旅程让她们有些疲惫，但她们依然很开心。我开心地拥抱了丽莎，在我的手臂里她感觉很好。我之前都没有意识到我有多么想她。

在把这些女人安置好后，唐让我们在旅馆的石头院子里集合。

“刚刚我和联合国通话了。”他说，“我希望它是一个更好的消息。尽管利比亚人知道我们已经来这几个月了，但我们依然没有得到答复。他们没有说不同意，也没有说同意。我认为他们不会给你们答复。对于他们来说，同意与不同意并没有什么区别。”

“我们正在打电话给每一个我们认识的人。”他补充说。他说的是奥马尔·图尔比，一位利比亚裔美国商人，这个人正在为我们的事忙着。马特·达蒙甚至从伦敦的《谍影重重》拍摄中离开，去华盛顿特区会见了利比亚大使馆的人，但一切无助于事。

“我们还有其他选择吗？”我问。

“我们可以向北进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然后在地中海完成旅程。或者我们也可以向东穿过苏丹。但这样做我们也将失去联合国的帮助。苏丹已经宣布没有合法文件的美国人都会被认为是间谍。这意味着如果被抓住，可能会被监禁或驱逐。”

“这些都只是可能，”唐继续说，“从这里到利比亚边境还有一千公里，还有时间。他们可能会同意的。但也可能在跑了一千公里后，他们依然会不同意。”

沉默。我感觉到有一种危险在临近，就像人们在想我们可能会就此放弃。

“你们感觉现在把这电影叫作《在撒哈拉中跑得最远的跑步》会不会还为时未晚？”我说，除了凯文外大家都笑了。

之后，我们又在一个泥砖房餐厅的长桌前继续谈话。

“我想我们应该尝试所有的可能性，”唐说，“我们可以和乍得及苏丹进行联系。”

“乍得应该不会太难的，对吧？”我说。

“得到准许并不会太难，但世事难料。至于苏丹，则是我们问题的重中之重。”

“达尔富尔？”雷说。

“是的，直接进入达尔富尔。那里到处都是地雷，你会看见禁止进入的标语竖立在沙子上。这是非常冒险的。”

“你们想怎么办？”我问，看着凯文和雷。

“肯定不会去乍得的，对吧？”丽莎说。

“我也这样认为。”凯西说。

“我并不拒绝这选项。”雷说。

凯文看上去愁眉不展。我敢说，从他的表情中我可以看出，如果我们选择了穿越乍得，那么他可能会退出。他被吓到了。

“但我想现在我们只需要朝利比亚跑去就好了，在那之前我们都不会停止的。”雷说。

这看起来是最佳方案。朝利比亚跑去，希望问题能在此期间被解决。我可以接受转身回去，但我无法接受不尝试。

我们带着不确定性向东跑离了阿加德兹。女人们则坐在后勤车辆上，每次休息的时候她们都会迎接我们。丽莎能在这里真的太棒了，她给了我勇气，知道她是首次看见撒哈拉也让我重新审视了这沙漠。凯西的到来让雷沉溺于幸福之中。对于凯文来说，尼科尔在这里似乎让他的孤独感更强烈了，而未减轻。她的存在让他想家，想起一切他想念的东西。我可以从他们的身体语言和表情读出他们正在严肃地讨论某些问题。我有种感觉，不管他们在谈论什么，对于这远征来说都不是什么好的东西。

在向东跑了四天之后，凯文朝我走来。

“我正在考虑提前离开。”他说。

“你不想那样做的，凯文。”我说。

“我有自己的担忧，”他说，“我不害怕向各种环境进行挑战，但向人发起挑战却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我们已经一起经历了很长的一段路，如果我们停止，没有人会笑话的。”

我对他说，我们迟些再讨论这个问题，在我们所有人面前，在摄像机面前。我感觉有责任把所有的戏剧性都记录在电影中。而且我相信，一旦所有人聚集在一起，凯文将会醒悟过来。

第五十九天，在跑了八十四个马拉松之后，我们聚集在一个帐篷内。凯文对众人宣布他将脱离远征，他明天会和尼科尔一起回台湾。我无法相信这事。我的部分想法是，如果他不想退出，那么他将不会退出。我还有点想对他喊叫，他已经下定决心了。但我知道，冲着凯文大喊大叫可能会让事情变得更加糟糕。

在凯文宣布之后，雷和我单独谈了一次，我们都确定需要做一切能做的事来说服凯文留下。

“我们不能让他退出，”我说，“因为我知道他之后会有什么感觉。”

“我们是一个团队，”雷说，“我们必须一起完成这个挑战。”

我们两个去找了凯文。他正靠在一辆卡车上平静地和尼科尔聊天。当他看见我们时，他抹去了眼泪。我问他是否能和我们走走，一起聊聊天。

“你不能退出。”我说。

“你战胜了伤痛，战胜了疾病。”雷说，“不管你面对什么，你都必须战胜它。”

“这是个艰难的决定，”他说，“我爱你们。”

“远征是件困难的事，前方一切都不确定！”我说，“一切都是如此。你必须等待，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这也是为什么它会如此激动人心。如果你不想要刺激，那么就去跑马拉松，你知道吗？你可以从每个站点拿到水，可以淋浴，在晚上睡觉。但这不是你，凯文，这不是你。你可以完成这挑战的，你不想退出。我们将一起完成这挑战，我们想和你一起完成。我们是一个团队。”

“完全同意。”雷说。

凯文盯着地面。

“别退出，”我说，“一起跑到利比亚。只需要再跑几天，再跑五百公里。如果到时你依然想退出，那么你就退出吧。”

“你会留下吧？”我问，“直到利比亚？”

最终，他向我们微微点头。

“太好了！”雷握拳说，“谢谢，凯。”

我把手绕在他肩膀上，紧紧地拥抱了他。

“谢谢你。”我说。

在新年的晚上，我们和丽莎、凯西还有尼科尔告了别。看着她们离开是件难过的事，特别是对凯文来说，他花了一段时间才说服自己去机场。当我们知道水晶球正在纽约落下时（译注：美国纽约过新年时的传统节目），我们都用丽莎留给我们的小号角欢呼着。这是新的一年，我们将集中精力应对眼前的困难。

之后几天的清晨又冷又清澈。我们在开阔的沙漠上行进着，风让沙漠变得像涟漪一样，骆驼的足迹和后勤车辆的车胎痕迹指引着我们。我应该强迫自己保持士气，但到了晚上，在繁星冰冷光线的照耀下，我感觉到了不确定性，恐惧在渗入我的身体。我的胫骨让我痛苦不堪。雷也在腿疼和腹泻中挣扎。凯文距离有些远，但透露着忧郁的气息。尽管我们强迫自己吃着高热量的食物，比如饼干、奇多、品客薯片、糖果和花生酱，但体重仍然在下降。我掉了四十磅，雷是三十，凯文是二十五。我的脂肪被消耗殆尽了，入不敷出。

而最糟糕的事情则是，我们还不知道接下来将去何处，只大概地知道是往东跑。如果这一切只是在浪费大量的时间呢？晚上，我允许自己幻想受了伤，比如脚踝坏了，这样我就不得不选择停止。这将是一种优雅的退出，没有人会说我没有尽力。我不想退出，但我不可能一直保持着积极的态势。白天的时候，我会把这些怀疑藏在心中，只是机械地前进，这也是我不得不做的事。

“我不知道怎么了。”当我们穿过一个广阔的被风蚀的沙漠时雷和我说。

“别太焦虑了，伙计。”我说。

“我真的在怀疑我自己。我感觉自己在濒临退出的边缘。”

“别担心，”我说，“会有结果的。”

“我今天有些害怕。”他说。

“我知道，”我说，“我也明白。”

我们又闷着头跑了数分钟。

“这是恐惧，雷。我不认为这是因此而产生的，你知道吗？”我说，“现在面临的恐惧，事实上在我们整个人生中都会伴随左右。也正是这种恐惧把我们带到了这个沙漠中。”

“是的。”雷说。

“是的。”凯文也说，我都不知道他在听。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在这里，”我说，“我们正在喂养这恐惧，你们知道吗？我们正在尝试喂养这只怪物。”

“对于我来说今天实在太艰难了。”雷说。

“看，我们现在只是向北跑了三十公里，”我说，“该死的，我们可以现在就转向，但我想看一眼法希。”

“我也想看。”雷说。

法希是一个绿洲城镇，是这个国家骆驼商队们的一个重要中转站。穆罕默德已经告诉过我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但当我们第一眼看到的时候，并没有感觉到它有什么特别之处。它就像一个月球表面的不毛之地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有许多枝叶像大羽毛一样的枣椰树，废墟墙抵着沙子形成的高山，这里看起来像是电影里才会出现的场景。在这城镇的郊区，我们经过西洋跳棋棋盘一样的盐坑。数百个锥形的盐堆在一个低矮的墙旁，等待着被装在骆驼上。

黑皮肤的女人们带着金色的鼻环，穿着明亮的裙子站在浅色的盐坑里。驴被放牧在低矮的灌木丛中。我弯下腰，把手放在灌木上滑动着，我闻到了百里香叶子的芬芳。男人们在井旁往桶里装水。只要有水的地方，就会有生命。

就在我们跑的时候，孩子们出现了，先是五个，十个，然后变成了二十个，五十个，最后变成了上百个。他们从低矮的泥砖房之间的道路出来，追随着我们。他们之中还有女孩，留着极短的头发，穿着彩色的长裙，男孩则穿着短袖和满是灰尘的裤子。他们欢快地叫着跟随着我们跑着。

“Bonjour, Bonjour（法语：你好，你好）！”我说。

我感觉有人抓住了我的手，低头看，发现是一个小男孩，光着脚，骨瘦如柴，约莫十岁的样子，穿着一件褪色的芝加哥公牛队汗衫。他满脸笑容地看着我，其中一只眼睛有些充血和凸出。他边跑边用阿拉伯语对我喊着些什么。

“不错，伙计，”我说，“干得好。”

男孩边跟着跑还边笑着。越来越多的孩子加入了我们，一起大喊大叫着。狗也跟着我们跑了起来，吠叫着，沿着人群边缘来回跑着。我开始和这些孩子玩闹，他们模仿着我的动作。我像行军一样抬高膝盖，他们也照样做着。我踮着脚尖走着，他们也像猫一样模仿着我。当我放慢步伐，摆出一个滑稽的慢动作时，他们也有样学样。看着发生的一切，凯文和雷也各自玩着。在整个过程中，那个小男孩都没有松开我的手，也没有停止微笑。他紧拉着我的手，而我也回握着。

孩子们唱着，我们则随之跳跃着。我感觉自己就像坐着魔毯穿越这城镇，被这些美丽、微笑着的孩子所支撑着。他们的快乐就是我的快乐。一切有关我们是否能得到允许通过利比亚的担心都消失不见了。我忘记了脚疼，也不再害怕和疑惑。我可以从凯文和雷的脸上也读出这种感觉。

这里没有退出，没有离开，不管是优雅的还是其他的方式。我们已经行至此地，将继续前行。如果利比亚不让我们进入，我们将向北前往阿尔及利亚或向南前往乍得。我们会一起尝试，直到无路可走。

在我们离城镇边缘越来越近的时候，孩子们也逐渐离开了。抓着我手的小孩跟得稍微远了一点，然后我感觉他的手从我的手中溜走。当我回头看他的时候，他已经不见了。雷、凯文和我都减速步行。雷伸出了他的拳头和我的相撞。

“这太令人惊讶了。”雷说。

当我们经过最后一个社区的矮墙后，我的眼睛湿润了。只用了一小会儿，法希就已经落在了我们身后，但这段经历却让我的感觉发生了变化。这感觉就是我想要跑步的原因。我们面前已完全空无一物，只有泰内雷沙漠苍白的沙丘，在它们之后就是利比亚的边境。

晚上，后勤人员为我们支起了帐篷，但我决定睡在外面。月是满盈的，明亮无比，我醒来数次，想象着有人把一道光照射在我眼睛上。凌晨两点半的时候，我再次醒来，这次是被货运火车的轰鸣声吵醒，却发现是风声。我坐了起来，发现自己被埋在沙子里。在我右边四十英尺处是雷和凯文的帐篷。我花了一会儿工夫才意识到我的帐篷不见了。我把手放在眼前遮挡呼啸的风沙。远处，我看见月光下有一个黑色的孤零零的点，距离我大概有半公里。那是我的帐篷。我站了起来，想去拿回来，但就在我看的时候，帐篷飞舞了起来，飞到了沙丘的另一面，然后飞向了空中，就此消失了。我笑了起来，祝福这帐篷能有一个愉快的旅程，希望有需要庇护之所的人能捡到它。我回到了我的睡袋内。我喜欢睡在外面，而且现在我也别无选择。

早上的时候，风依然呼啸着，我们估计它有五十英里每小时，而我们还要顶着它跑。因为我的体形是最大的，所以我的感觉也是最好的，至少在那时是如此的，我和雷跑在了前面，而凯文则在后边吃力地跑着。让事情变得更具挑战性的是我们向前跑，但不再是和沙丘平行跑着。相反，我们不得不在沙丘上，跑上跑下，就好像在冲浪时尝试把冲浪板划出浪区到休息区。我们戴上了护目镜，尽可能把皮肤都盖住，但沙子依然有办法跑到我们的嘴里、鼻子里和耳朵里。

通常，我们会跟着后勤车辆的轨迹前进，但在风沙的吹袭下，这些轨迹几乎会立即消失。我们不得不用掌上GPS来导航，在这里如果我们落后了一千五百米，我们就可能会跟丢。有个下午，我们花了两个小时想找到我们的团队。当时电影摄制组的人说他们的卫星电话坏了，他们也迷路了。当我们最终看到远处的卡车时，我们松了一口气，兴奋地大叫着。

那天较晚的时候，唐把我拉到了一边。我对他露齿笑着，因为我猜他想为他在风暴之中跑得如此之远的地方等我们而道歉。

“我想要提前离开。”他说，“我收到了一些委托。”

我有些不理解。

“离开？”我问。

“是的，我有了一个任务，”他说，“我必须要去阿拉斯加。”

他可能要退出这次远征的消息让我震惊了。但当时我并没力气和他进行谈话，所以我走开了。我对自己说他并不是认真的。他会找到方法把这些矛盾给解决掉。

在一月十号上午十点左右，雷、凯文和我发现唐和摄制组的人正在前方等着我们。他们在一天的这个时候出现有些不同寻常。我们的日程安排中并没有这样长达数小时的休息。我的胃翻滚着，是孩子或母亲出事了吗？或许是“行星影业”把项目终止了。我们花了十分钟的时间到达了唐面前。

“先生们，我有一个消息！”唐咧着嘴笑着，“利比亚！我们来了！”

奥马尔·图尔比搞定了这事，他让利比亚政府允许了我们进入这个国家。我们都欢呼拥抱着。

“他们唯一的要求就是我们在一些地方停留时要像游客一样，但这很好，我们可以进入了。”唐说。

“凯文，你明白吗？”我嬉笑着说，“现在你必须继续前进了。”

对于进入利比亚的快乐很快就因为唐的原因退却了，午餐时，他再次说他可能会提前退出这次远征。当时所有的人都坐在那里，我们正在被拍摄着。

“我无法相信你会对我说你不想待到结束。”

“我没那样说，”唐说，“我说的是二月份我有另外一个任务。我可能会提前离开，时间可能是二月二号或二月九号。”

“是不是说在度过了六十五天后，我们依然没赢得你的尊重……”

“这和赢得尊重无关。”唐说。

“这对你来说不过是一个工作！我还以为你会更投入其中。”我说。

“你完全有权力选择你想要的生活方式。”我继续说。

“谢谢你。”唐讽刺说。

“但如果你不想待在这里的话，我就需要你离开，我不想你在这里。”

“我没说我不想和你们待一起。”

“你现在无法承诺和我们待到最后。”我说。

“什么时候结束？”唐说，提高了声音，“什么时候能结束？”

“当我们到达开罗后！”我叫道。

当我们开始跑步后，我有些愤怒。我冲在了雷和凯文的前面，不管风，不在乎沙，步调混乱。我想要逃离，我感觉体内的压力正在积压，就好像十五岁的时候那样，我不知道要如何去缓解压力。我生气了，我受伤了，感觉自己被抛弃了。

第二天休息的时候，一个摄影师向我们走来，他名叫史蒂夫，曾在阿加德兹为俄罗斯军队工作过，他使用一种特殊的装备让詹姆斯可以在空中拍摄。他拍摄了我和唐之间的冲突。

“昨天太混乱了。”史蒂夫说。

“是的。”我说。

其实我不是很想和这家伙讨论所发生的事。我们有一条法则，那就是远征团队和拍摄团队之间不交谈。

“不要丢失了你的平静，伙计。”他说。

我看着他的双眼，平静，那是AA的流行语。

“你是清醒的吗？”我问。

“是的，我是的。”他说，“已经很多年了。”

我感觉到压力得到了缓解，就好像压脉带被松开，血液再次流动起来。

“那么你就明白了。”我说。

“我明白此时此刻，你是一个需要治疗的上瘾者。”他说，“你已经几乎有三个月没有和其他酒鬼谈过话了，这期间你没有参加过AA会议。让我惊讶的是，你居然没有因此而杀人。”

我笑了。

“不废话，”我说，“我只是感觉没有人会想到要现在退出。我将为他们跑到世界尽头。”

“其他人怎么做不是你的责任，你无法控制所有的事。”

“这感觉像是我的责任，”我说，“我要为整个活动负责。”

“每个人都在与他们自己的恐惧做斗争，每个人都在迷茫，感到压力。我也在承压之中。但是，”他说，“也许你可以尝试对大家好友一点，你知道吗？你是清醒的，伙计！你正在跑步穿越撒哈拉沙漠！这太棒了！你应该对此机会感激不尽。你可能会死。”

我知道他是对的。我应满怀感激之情。我太敏感了。我只是想要所有人和我一样在乎这件事。我们都在努力地工作，都已经筋疲力尽。

我去找了唐。

“我想你和我们待在一起，带我们穿越利比亚。”在卡车附近找到他后我对他说，“别管我昨天所说的话，我有些情绪化，对于你所做过的事我很感谢，如果你需要离开，我将拥抱并祝福你。我也希望你这样对我。但如果你能留下的话那就更好了。”

在经历了无数的谈判与绝望后，利比亚的边境终于可笑地不需要我们再去在乎了。我们穿越了一些带刺铁丝网线圈和两个金属油桶，油桶上插着木制旗杆，旗杆上是些破烂的绿色国旗。没有警卫，没有围栏，也没有护照控制。

“这就是边境？”我对穆罕默德说。

他耸了耸肩，我们都笑了。之后我们会在前面一点的城镇中让他们检查我们的文件，在这里奥马尔和护卫者也会加入我们——整整六卡车全副武装的士兵。

在进入撒哈拉数月之后，每次停下的时候都感觉自己像个游客。但在利比亚，我感觉自己像个大开眼界的小孩。每个东西都让我好奇。我们经过兴旺的城镇，这些城镇内有闪亮的加油站和商店，店内货物琳琅满目。当地人散发着自信，这种自信是我在其他国家没有看到的，这种自信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可以获得水、食物、电力、教育。而且，这些东西几乎是免费得来的。

这里的地形也不同。除火山平原的岩石之外，还有红色的岩石尖顶，这让我想起了美国西部。我们不想要在这空旷的地形上跑步，但护卫坚持让我们在公路上跑。他们说这是为了安全，但我怀疑他们想要更加舒适。这也意味着我们不能跑最近路线，从A点至B点的直线路线。有一天我们跑了八十公里，但离我们的目标只接近了二十六公里。

每天我们都在变得虚弱，也变得更加泄气。我们甚至说的话也少了。许多后勤人员都生病了，包括医生也是，他不得不教唐如何给他打点滴。雷的腿疼痛无比，他很害怕自己不得不停下来。

我们花了二十八天的时间穿越了利比亚。大多数时候我们吃的都是意面、途锐披萨和这个国家的土特产。在进入埃及边境前的最后一个城镇，我们被隆重欢送，汽车喇叭鸣着，人们欢呼着，孩子们和我们击掌。我们的护卫人员和我们拥抱告别。到达埃及本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但因为知道唐·韦伯斯特将在此地与我们分别，这种兴奋也就变淡了。对于他选择离去我感觉非常失望。我想，他没有完成已经开始的事是一个非常大的失误，这可能会让他永远后悔。但在他登上卡车之前，我们依然拥抱了彼此。

“跑到终点吧，伙计！”唐说。

我们也对医生和查克告别了，他们两人要去开罗购买医疗补给品，查克还会和他的妻子会面。他们说将在几天后回来。

对于凯文、雷和我来说，我们并没有时间休息。我们现在就在埃及，我决定将原来的每天五十英里提升一下。我们为此做好了准备，而这也将我们自己推到了极限。但我也有另外一个动机，就那是——我想要承受更多的痛苦。我们都已经很虚弱，我们也都很强大，我想要让我们感受到痛苦。这是唯一能让我们体验到新东西的方法。

大多数日子，我们会跑将近六十英里。在穿越埃及的途中，尼科尔和一群台湾朋友还有一些支持者出现了，他们为凯文欢呼着，他的精神为之一振。不管他是真的感觉好些了，还是想在朋友面前表现得强大一点，他那跑步巨星的状态又回来了。

凯西也重新加入了远征队伍，雷再次沉浸在了幸福之中。查克和医生九天之后终于从开罗回来了。对于他们在如此关键的时候离开队伍这么久，我表示了抱怨。雷、凯文和我都感觉快散架了，但没有人能帮助到我们。当他们回来的时候我表现得有些冷漠，但雷像小狗一样欢迎了他们。

我不太理解他们怎么可以离开我们那么久。他们认为我是一个怪人，我感觉有些受伤。从那开始，我就要求他们的信任和忠诚。我告诉他们接下来将是他们所经历的最困难的时刻。我要求他们把在家中的自我意识放到一边，竭尽全力保证远征的成功。他们做了几乎所有的事，直到终点。我想要原谅他们，也想要他们的原谅，如果他们感觉我对待他们太苛刻的话，虽然我并不感觉苛刻。

在第一百零八天醒来的时候我感觉到剧烈的疼痛。脚底的老茧下长了一个水泡，它已经变得像垒球那么大。我知道我们已经接近终点了，这最后的几天能让我们学会忍耐。但在我心中个人的成长是排在最后的事。我所能想的事只有停止。

丽莎在第二天到达，但这并没有给予我巨大的能量，没有带来那种我必须要为之强大的效果。我可能坏掉了，受伤了，被吓到了。近四个月的时间内，我努力不表现出虚弱与恐惧。但现在我需要支持。我需要有人告诉我，我并不是坏人。我需要有人相信我的话，相信我的行动是出于怜悯和爱。丽莎提醒我，如果没有我的努力和决定，这一切都不可能发生。她说她为我感到骄傲，她爱我，想要给予我继续前进的力量。

在第一百一十天，我们凌晨三点就起来了，这样就能在吉萨金字塔向公众开放前到达那里了。唐的朋友札希·哈瓦斯为我们做了些安排。我们只有两小时的时间给摄制组拍摄。我们在浓重的雾中向地标建筑跑去，我想要从脑海中屏蔽掉脚部的疼痛。

我看到摄影师已经把一切架起来了，等待着关键的摄影。当太阳出现在迷雾中的时候，金字塔的轮廓也出现了。这是我见过的最美丽的事物。雷、凯文和我把手拉在一起，笑着跑向金字塔的底座。这一画面我已经想象了许多次，而现在我就在此地。我触碰着石头，同一时刻我感觉到了力量与无力。我们在那儿徘徊着，久久不想离去。

我们决定马不停蹄地跑完最后的一百六十公里，到达红海。我们已经没有踌躇的理由，也没有必要再保留什么。我们跑到了开罗最繁华的中心，沿着繁忙的公路奔驰。公交车喷出黑色的废气，汽车和摩托车冲刺着，就像一场疯狂的舞蹈。这种处境比以往我们所经历的都要危险。黑暗降临，车头灯开始亮起，而我们依然在跑步。脚底的水泡在变大，每一步都让我承受着更多的痛苦。我想要把注意力集中在前进上。我们停下来吃了点东西，躺下来休息了大概一小时，然后又把自己强行拉了起来，再次在公路上跑起来。

詹姆斯曾在很久前就对我说电影最后的场景必须要在白天拍摄。我们必须要保持好前进的速度，好让这一切顺利进行。但我无法跑得再快了。在这一百一十天中，我一直鼓励凯文和雷前进，但现在，我却不得不停下来走路，我实在无法相信正在发生的事。按这速度，我们不可能在天亮的时候到达海岸，我们可能会因为我的过错在路上多过一个夜晚。我无法对其他人做这种事，我们需要让这一切结束，不管代价是什么，不管会带来什么样的痛苦。

我们三人在黑夜中走着。这天可能是我们的最后一天，我们或许能在日落的时候到达海边。大约在早上十点的时候，雷和凯文说他们想要休息一会儿。

“我要继续前进，”我说，“我会沿着这条路朝目标前进。然后你们跑着赶上我。”

“好吧，”雷说，“这听起来是个好主意。”

我一瘸一拐地离开了，每一步都伴着锥心之痛。在离开他们不久后，水泡破裂了，我鞋内流了许多脓汁和血液。这种感觉太棒太直接了——这简直就是一种解脱，一个全新的我就那么挣脱了出来。我试探地走了几步，发现自己已经能慢跑了。虽然有点慢，大约十四分钟每英里，但比走路可快多了。如果我保持这种速度，那么我们也许能在今天完成这一切。

我走到了台湾人旁边，向他们喊话，让他们通知雷和凯文，如果后者知道他们马上能跟上我的话，我将边跑边等着他们。他们拍了拍手，点了点头，但我不确定他们是否懂我的话。我继续跑着——继续跑着，慢速地跑着，听着可能随时会从后面跟上来的雷和凯文。

几小时后依然没有他们出现的踪迹，就在我想他们可能睡着的时候他们终于跟了上来。

我们不约而同地跑着。

“闻到了吗？”我说。

那是大海的味道。十英里，九英里，八英里，接着是四英里，三英里，然后我们看见了远方银色的平静的海水。

“你们相信我们做到了吗？”我说。

“太让人兴奋了！”雷说，“我们居然一路跑过来了。”

“接下来呢？”凯文说。

“亚马逊？”我问。

“不，”雷说，“那是疯子才做的事。”

在还有一英里的时候，丽莎、凯西还有尼科尔及整个后勤团队都加入了我们，我们到达了海岸边。我们跑了七千五百公里，一百七十八个马拉松，在一百一十一天内，没有一天停止。

对于这一刻我曾想象过一百万次。我曾想象全身赤裸地跑进水中，潜到水中，然后大叫着冒出来向其他人泼水。但实际上雷、凯文和我都平静地走到水中，将手浸在了其中，然后拥抱了彼此。毫无疑问我是开心的，我们做到了这一切。但我也有些伤感，因为我不想让这一切结束。

二〇〇七年九月九日，我、雷、凯文、马特·达蒙、本·阿弗莱克还有詹姆斯·莫尔出席了多伦多电影节上我们电影《穿越撒哈拉（Running the Sahara）》的首映。在黑暗的电影院中，我强忍着眼泪。我爱这电影，直到我看到结局。在最后数英里的时候我是跑在雷和凯文前面的，詹姆斯给这一段做了些影视处理。他让雷和凯文对着镜头说了些话，表达了他们担心我领先的距离，及我是否可能会在没有他们的情况下跑到终点。我被他们这样的想法所震惊了。我们是同伴，我们是兄弟。

他们曾困惑多次，如果我想成为第一个完成此壮举的人，那么我应该在那个时候鼓励他们退出。或者跑得更快，因为我比凯文和雷都要强壮。我之所以在那一天跑在前面是因为我想要在白天完成这远征，我按詹姆斯的要求推动着节奏。

当我后来问他有关这最后几幕的时候，詹姆斯对我说这是电影情节需要矛盾冲突来激起人们的兴趣，而这是最佳的候选材料。他是个故事叙述者，他需要讲一个好故事，而不是去伤害感情。

尽管我对于自己在最后几个场景所扮演的角色感到一些不安，但我知道这是一部好电影，我知道我成为一个壮举的一部分。之后的一年我在全国推销这部电影。我会和当地的俱乐部一起跑步，给他们做有关这次远征的演讲，非洲对干净水资源的需求，然后播放电影。值得感谢的是许多观看《穿越撒哈拉》的观众被这电影感动到了，“H2O项目”也因此筹集到了六百万美元。如果有些人在看了这电影之后感觉我是个混蛋的话（包括我的父亲，他不喜欢这电影，讨厌我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我也能忍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