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今天出版的每本书 都是后印刷初期珍本

基尔歇的学问触及那个时代的一切认知领域。我们甚至可以说，早在网络产生以前，基尔歇就是某种形式的网络。他无所不知，而在他的知识里，一半正确，另一半则是谬误或空想——这种比例似乎接近我们在电脑屏幕上的搜索结果。

6 今天出版的每本书 都是后印刷初期珍本

透过书的历史，我们可以重建文明的历史。对于“书的宗教”来说，书不仅是海纳一切的容器，更是一只“广角镜头”，透过镜头我们可以观察一切，讲述一切，甚至决定一切。书是人类的起点和终点，是世界的场景，乃至世界的末日。

托纳克 你们二位不仅是作家，还是珍本收藏家，花了大量时间和金钱收藏极其珍稀也极其昂贵的书——如果忽略这一事实，这次交流恐怕会显得不够恰当。在这里，我很希望二位可以谈谈你们各自的收藏原则。

卡里埃尔 我先讲个故事，这是从彼得·布鲁克那里听来的。爱德华·戈登·克雷格，伟大的戏剧天才，英国戏剧界的斯塔罗宾斯基，在1939—1945年战争期间旅居巴黎，无所事事。他住在一所小公寓里，身上带的钱有限，肯定回不了英国。为了消磨时间，他常去光顾塞纳河边的旧书摊。他在那里偶然淘到并买下两样东西：一是督政府时期 [1] 的巴黎街道总目录，含某某人住在某某街几号的清单；二是同一时期某个挂毯商的记事本，这位家具商人在上面记录了自己的约会情况。

克雷格把总目录和记事本并排放在一起，花了两年时间，编成挂毯商的确切行程。依据这个手艺人在不自觉中提供的信息，他还原了督政府时期的爱情故事乃至通奸故事。彼得·布鲁克是克雷格的知交，了解这场调查的细枝末节。他告诉我这些重见天日的故事多么震撼人心。假设挂毯商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会见客人，路上只需一小时，但事实上却花了双倍时间，那么，很可能他在中途做了停留。那是为什么呢？

和克雷格一样，我喜欢拥有从前曾经属于另一个人的书。我尤其喜欢通俗文学，特别是17世纪初的法国滑稽怪诞文学。我刚才说过，这种文学如今往往叫人瞧不起。有一天，我找到一本这种类型的书，装订于督政府时期，也就是此书最初印发的两个世纪以后，全书采用摩洛哥皮革装订，就一本在那个年代相当廉价的书而言，这实在是太尊贵了。可见，在督政府时期，在无人关注这类文学的年代，有个人有着和我一样的爱好。

我本人在这些作品里发现了某种飘忽不定、无法预见的独一无二的节奏，某种喜悦，某种放肆，某种被古典主义所放逐的词汇。法语被布瓦洛这类太监弄得支离破碎，他们带着所谓的“艺术”理论进行过滤。直到维克多·雨果才稍加重拾这一被没收的通俗财富。

另一个例子。我还有一本超现实主义作家雷内·克雷韦尔 [2] 的书，原本属于雅克·里戈 [3] ，由前者亲笔题字送给后者。这两个人最后都自杀了。他们的死神秘地相似。在我看来，这本书，只有这本书，在他们之间建立了某种隐秘的联系，幽灵一般，血淋淋的。

艾柯 我有一些书，它们的价值倒不在于内容本身或版本稀有，而更在于某个不知名的人在书中留下的记号，有时是用不同颜色的笔在文中画着重线，有时是在空白处做笔记……我有一本帕拉塞尔斯 [4] 的古书，因为写满批注，每一页都像缀着一圈蕾丝花边，读者的参与就像给印刷文本添枝加叶。我总是告诫自己说，在古老珍贵的书上画线写字是不对的——不过，想想在一本古籍里看到詹姆斯·乔伊斯的笔记吧……我的偏见立马消停。

卡里埃尔 有人声称存在两种书：作者所写的书和读者拥有的书。对我来说，一本书的拥有者也值得关注，这就是所谓的“藏品出处”（Provenance）——某书“属于某先生”。你若拥有一本来自马扎兰图书馆 [5] 的书，也就等于拥有国王的一小部分财产。19世纪巴黎的著名装订家们并不是什么书都装订。直至今日，一本由马里乌斯·米歇尔或特劳兹–波佐尼装订的书， [6] 依然表明此书在他们眼里具有一定的价值。这有点儿像我刚才讲到的伊朗装订师，他认真阅读，并写下摘录。注意：你想请特劳兹–波佐尼装订一本书，有时要等上五年。

艾柯 我有一本印刷术初期的《女巫之槌》 [7] 的珍本，这部恶名昭彰的猎巫手册，用于追捕和审判女巫，由某个“带角的摩西”装订，也就是某个犹太人，只为西多修道会工作，并在每本装订好的书上盖上带角摩西形象的图章（在当时，也就是15世纪末期，装订者署名还非常罕见）。这里面自有一番故事。

卡里埃尔 你通过《玫瑰之名》已经清楚地表明，透过书的历史，我们可以重建文明的历史。对于“书的宗教” [8] 来说，书不仅是海纳一切的容器，更是一只“广角镜头”（grand angle），透过这个镜头我们可以观察一切，讲述一切，甚至决定一切。书是人类的起点和终点，是世界的场景，乃至世界的末日。我想再回来讲一讲伊朗，摩尼 [9] 的国度，这位摩尼教的创始人，基督教的叛徒，被祆教徒视为同门。摩尼对耶稣的最大批评，恰恰在于没有著述。

艾柯 有过一次，他在沙上写字。 [10]

卡里埃尔 啊！摩尼说，要是耶稣写书而不把这个工作留给别人就好了！那将是何等魅力，何等权威，何等无可争议的书写呵！不过，好吧，他更喜欢言说。那时的书还不是我们今天的书，耶稣也不是维吉尔。说到书的老祖宗，古罗马的卷轴，我想再提一提技术迅速发展所要求的适应问题。这里照旧存在着一个矛盾。我们在电脑屏幕上把一个文件往下拉，是不是有点儿像古人阅读卷轴的做法，把卷在木轴上的书卷展开？在维也纳的一些老咖啡馆里还能见到。

艾柯 唯一的差别是，卷轴不像在电脑上那样上下拉动，而是朝侧边摊开。比如三大福音书，按栏并排列出，读者展开卷轴，从左到右阅读。卷轴往往很重，要摊在桌上。

卡里埃尔 或者让两个奴隶负责摊开卷轴。

艾柯 别忘了，在圣·安布瓦斯 [11] 以前，人们都高声阅读。他是第一个默读的人。当时这让圣·奥古斯丁困惑不已。他们为什么要高声阅读？你若收到一封手写的信，字迹潦草，有时就不得不高声把它读出来。我自己在收到法语写的信时就常常要高声阅读。在这个世界上，法国人大概是最后一批亲手写信的人。

卡里埃尔 我们真的是最后一批吗？

艾柯 是的。这是某种教育的承传，我丝毫不怀疑。事实上，这也是我们从前得到的教诲：一封机器打出的书信属于商业信函范畴。在其他国家，一般认为信要清楚好读，字迹要容易辨认，而电脑就是最好的助手。法国人却不是这样。他们继续寄出一封封如今再也无法辨读的手写信。除了法国这一罕见特例以外，其他地方的人不仅丢掉了亲手写信的习惯，也丢掉了读手写信的习惯。相比之下，从前的排字工人可以辨认世界各地的人的书法。

卡里埃尔 如今唯一还保持手写的东西——虽然并不总是如此——是医生的药方。

艾柯 社会发明药剂师来辨认这些药方。

卡里埃尔 手写信消失将造成一整个行业的消失。笔迹学，代人写信，手稿收藏者和商人……使用电脑让我怀念草稿，尤其那些对话场景的手稿。我怀念涂抹的杠子，删改的字句，最初的混乱，向各个方向发射的箭头，它们标志着生活、运动和依然困惑的探索。还有就是：书稿的整体视觉。我用六页纸写一幕电影场景，喜欢把写好的六页纸放到面前，衡量节奏，用眼睛估算可能的长度。电脑做不到这一点。我不得不把它打印出来放到面前。你现在还手写什么东西吗？

艾柯 给秘书的便条。但不仅如此。我写一本新书总是从做手写笔记开始。我会做一些草稿、图解，用电脑实现这些工作太麻烦。

卡里埃尔 草稿的问题让我突然想起博尔赫斯的一次拜访，在1976年或1977年。我刚在巴黎买了房子，还在装修，一片狼藉。我去酒店接博尔赫斯。我们一起到我家，穿过院子，我挽着他，因为他几乎完全失明了。我们上了楼梯。我觉得有必要为屋里的杂乱道歉，话一出口就意识到自己的糊涂，因为他根本就看不见。他回答说：“我理解。这是草稿。”一切在他那里都是文学，即便是一间装修中的屋子。

艾柯 说到草稿，我想起一个很有启发性的现象，与新技术所造成的文化变更有关。我们使用电脑，但我们像疯子一般打印文件。一篇十页的文章，我要打印五十次，我因此耗费了十二株以上的木材。在电脑进入我的生活以前，我可能只需要十株。

意大利语文学家吉安弗朗科·孔蒂尼 [12] 实践过一种理论，叫“草稿”（scartafacci）评论，也就是研究一部作品形成定稿以前的不同阶段。倘若用电脑写作，这种研究如何进行呢？和我们所预期的相反，电脑不会删减各种中间步骤，而是大大增多。在写《玫瑰之名》的时候，我还没有文本处理工具，要请人打出我加工之后的稿子。然后，我再次修改稿子，交给打字员。只是，我们不能没完没了地这么干下去，到了某个时刻，我必须把手中的书稿当成定稿。我不能再修订下去。

相反，有了电脑，我打印，在纸上修订，誊改到电脑，再次打印。诸如此类。换言之，我增加了草稿次数。同一篇文章我们甚至可以有两百个版本。你把全部资料交给语文学家。可这不是完整的资料。为什么？还有一些“影子版本”。我用电脑写出版本A，打印出来，进行修改。这就成了版本B，再把它誊改到电脑。然后，我再次打印出来，手上就有了版本C（未来的语文学家将会如此认为），但事实上，它是版本D。因为，在誊改到电脑的过程中，我肯定还会自由地做出修改。在版本B和版本D之间，在我改在纸上的文章和我誊改到电脑的文章之间，还存在着一些修改，这个就是影子版本，也就是版本C。接下来每个修改阶段都是如此。因此，有多少次从屏幕到纸上的往返，语文学家们就必须重建多少个影子版本。

卡里埃尔 十五年前，有个美国写作学校反对使用电脑，理由是不同完成状态的文本一旦出现在屏幕上，就像已经打印出来一般，具有某种真实的神圣性。这样一来就很难批评和修改这些文本。屏幕赋予了它们出版物的权威和地位。相反，另一个学校则跟你一样认为，电脑提供了无穷无尽的修改可能。

艾柯 当然啦，我们在屏幕上看到的文本已经是另一个人的文本，是完全可以大肆批评的对象。

托纳克 让–克洛德，你刚才讲到书以前的书，也就是莎草抄本、卷轴等。显然这是书的历史上最不为我们所知的部分。

艾柯 从前在罗马，除了图书馆，还有一些书店卖卷轴书。比如有个收藏者去书店预订一卷维吉尔的作品，书店老板让他十五天以后再来，有人将专门为他把书抄写一份。也许书店里会库存几卷最常被订购的书。我们对书籍的早期出售情况不甚了解，即便在印刷术发明以后。最早印刷的书不是装订好了再出售。当时是先买下印好的纸张，再拿去让人按要求装订。书籍装订的多样性，如今已成为收藏珍本最大的乐趣之一。对于收藏者和古董商而言，装订可以给两册内容一模一样的书带来极大的差异。我想，出售装订好的书，最早是在17世纪和18世纪。

卡里埃尔 这也就是所谓的“出版商装订本”。

艾柯 我们可以在新贵们的书架上看到这类书，一般由室内设计师替他们到旧书商那里按米买下。还有一种方法可以让每本印刷的书籍与众不同：不要印刷每页起首的大写字母，交给彩饰画师描绘出来，这样买书的人会觉得他拥有的书独一无二。当然，这都是手工活。插画书也一样，每幅木版插画都可以重新染色加工。

卡里埃尔 有一点必须强调，书在从前极其昂贵，只有国王、贵族、富有的银行家才有能力拥有书。我从书架上取来这本印刷初期的小书，它刚被制作出来时的价钱一定比今天更高。这书的每一页都印在上等犊皮纸上，也就是初生小牛的皮，想象制作一本这样的书必须杀死多少小牛吧！雷吉斯·德布雷 [13] 曾说过，倘若古罗马人和古希腊人是素食者，那么历史将会变成什么样？我们将不会有从古代遗留下来的羊皮书，也就是写在经过鞣制、能长久保存的动物皮上的书。

不过，除了这些昂贵的书，自15世纪以来还有流动叫卖的书，未装订，纸质极差，一本卖几分钱。流动商贩背着这些书穿行整个欧洲，正如有些学者穿过英吉利海峡或越过阿尔卑斯山到某个意大利修道院，为了一本他们急需参阅的特别珍稀的书。

艾柯 我们都知道10世纪的教皇西尔维斯特二世，也就是德·奥里亚克 [14] 的有趣故事。他听说有人拥有一份卢卡努斯 [15] 的《法尔萨利亚》抄本并准备脱手，就答应以一个皮制的浑天仪交换。他收到抄件，发现缺了最后两卷。 [16] 他不知道卢卡努斯没有写完就自杀了。于是，作为还击，他只寄出浑天仪的一半。德·奥里亚克不仅是学者，也是收藏家。10世纪往往被人描绘成尼安德特人 [17] 时期，其实不然。这就是一个证明。

卡里埃尔 同样，我们也不应想象一个没有书籍的非洲大陆，仿佛书籍是欧洲文明与众不同的标志。通布图 [18] 图书馆的藏书一直在不断增加，自中世纪以来，前去拜访马里黑人学者的学生们都随身携带书籍作为盘缠，并把书留在当地。

艾柯 我参观过这个图书馆。在有生之年去通布图，一直是我的梦想之一。在这一点上，我想讲个故事。故事似乎与我们的主题无关，但很能说明书籍的力量。我在马里有机会了解多贡人的国度，马塞尔·格里奥勒 [19] 在著名的《水神》中描绘过这个世界。有些爱挖苦的人说格里奥勒捏造了许多东西，但现在去问一个老多贡人的宗教信仰，他所说的会和格里奥勒所写的如出一辙——换言之，格里奥勒的著作已成为多贡人的历史记忆……你一到那里（不如说“那上边” [20] ，一座不可思议的悬崖之上），就会被一群孩子团团围住，向你要各种各样的东西。

我问其中一个孩子是不是穆斯林。他回答我：“不，我是泛灵论者。”只是，一个泛灵论者在自称是泛灵论者以前，必须在高等神学院进修四年。原因很简单，泛灵论者不可能知道自己是谁，正如尼安德特人当初也不可能知道他们是尼安德特人一样。一种原本是口传的文化，从此却被书籍所定义。

回到古籍上。我们解释了印刷书籍更多是在有学问的圈子里流通，但比起此前的古抄本或手稿，它们的传播范围已扩大很多。印刷术的发明不容置疑地代表了某种真正意义的民主革命。倘若没有印刷术的援助，我们简直不能想象新教改革和《圣经》的广泛传播。16世纪，威尼斯印刷商人阿尔多·马尼斯 [21] 已有出版便于携带的袖珍书的伟大构想。就我所知，人类从未发明过比这更有效的传播信息的方式，即便具有再多千兆存级存储量的电脑也需要电源。书没有这个问题。我再重复一次：书就像轮子，一旦造好就没有改善的余地。

卡里埃尔 说到轮子，有一个巨大的谜有待专家解答。在哥伦布时代以前，美洲大陆的任何文明都不曾发明轮子，为什么？

艾柯 也许是因为大部分美洲文明栖息在高地，轮子不可能与羊驼媲美。

卡里埃尔 但墨西哥有辽阔的平原。这是个奇异的谜，他们在制作一些玩具时并没有忽略轮子的用途。

艾柯 你知道，公元1世纪，亚历山大城的希罗 [22] 实现了无数不可思议的发明，但仅限于玩具。

卡里埃尔 据说，他甚至造出一座神庙，每扇门都能自动打开，就像我们今天的车库。这是为了让诸神享有更多的威望。

艾柯 这仅仅是因为，有些工作交给奴隶们去做，要比搞这些发明创造容易得多。

卡里埃尔 墨西哥离海洋至少四百公里，从前有一些驿站，专供奔跑运送鲜鱼的人停靠，这些鱼必须当日出现在皇帝的餐桌上。每个送鱼人要全速奔跑四五百米，然后把任务交给下一位。这证实了你的假设。

回到书籍的传播，你所说的这个完美的知识之轮。不要忘了，在16世纪，甚至更早的15世纪，欧洲正处于混乱年代，知识分子之间保持频繁的通信往来。他们用拉丁文写信。在那些艰难的岁月里，书籍处处轻易地得到传播，它是一种挽救文化的工具，正如在古罗马帝国末期，有些知识分子隐退到修道院里，抄写一切他们可以从正在衰败的文明中挽救出来的东西，他们感觉到它将要分崩离析。这种现象发生在所有文明陷入危难的时代。

可惜的是，没人采取这一方法来挽救电影。你知道在美国出版的一本书吗？书名很漂亮，叫《消失的电影摄影集》。那些电影只剩几张剧照，我们必须从这些剧照出发，重新建构电影本身。这有点儿像那个伊朗书籍装订师。

不仅如此。把电影改编成小说，就是说把电影提炼成带插图的书，这种做法早已存在，可以追溯到默片时代。这种改编自电影的书有一部分保存了下来，而电影本身却早已消失。书比电影更长久，尽管书的灵感来自电影。这么说来，电影也有考古学。最后，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我自己始终没有找到答案：当年人们能否走进亚历山大图书馆，坐下来阅读一本书，就像我们今天走进国家图书馆？

艾柯 我也不知道答案。我猜我们没法知道。我们必须先弄清楚当时有多少人识字。我们也不知道亚历山大图书馆藏有多少卷轴。我们对中世纪图书馆了解更多，其藏书量总是比我们想象的要少很多。

卡里埃尔 说说你的藏书吧。你有多少印刷初期珍本？

托纳克 你们多次提到“印刷初期珍本”，我们知道这个词的大概意思，也就是古版书。不过能不能再具体一点？

艾柯 有个意大利记者，算得上是有学识的人，有一天在报道意大利某个图书馆时说，馆内藏有18世纪的印刷初期珍本！人们往往以为，印刷初期珍本就是带小彩画装饰的手抄本……

卡里埃尔 所有在印刷术发明之日直到1500年12月31日这一期间里印刷的书都叫“印刷初期珍本”，拉丁文为incunabula，即印刷书籍史的“摇篮”，包含所有15世纪印刷的书籍。一般认为，古腾堡的四十二行本圣经印刷年份为1452—1455年之间（可惜没有任何年份说明，也就是古本最后几页一般都会有的印刷相关信息），从这个日期起就是“摇篮”时期，一般做法是截止到1500年最后一天，因为1500年依然属于15世纪，正如2000年依然属于20世纪。顺便说一句，在1999年12月31日庆祝21世纪到来，这是完全不恰当的做法。我们本该在2000年12月31日庆祝，那才是真正的世纪末。我们在前一次会谈时也讨论过这些问题。 [23]

艾柯 数数指头就成了，不是吗？10属于第一个十年之内。因此，100属于百年之内。必须过完第1500年（15乘100）的12月31日，才能进入下一个百年。随意限定这么一个“印刷初期珍本”的日期，纯粹是为附庸风雅。一本1499年印刷的书，与一本1502年印刷的书并不会有什么不同。古董商们为了卖出一本不幸在1501年印刷的书，巧妙地称之为“后印刷初期珍本”（post-incunable）。照这么说来，就连我们的对话录也算得上一本后印刷初期珍本。

现在回答你的问题：我只有三十来本印刷初期珍本。这里面当然包括那些收藏者“无法绕开的”（如今人们都喜欢这么说），比如《寻爱绮梦》 [24] 、《纽伦堡编年史》 [25] 、费西诺 [26] 翻译的《秘义集成》、乌贝蒂诺 [27] 的《耶稣被钉的生命树》——他成为《玫瑰之名》中的一个人物，等等。我的收藏很有倾向性，是“分类为符号学、奇趣、空想、魔幻、圣灵的藏书” [28] ，也就是涉及神秘学和假科学的藏书。我收藏了在地球运动上犯了大错的托勒密的书，但没有伽利略的，虽然他做出了正确结论。

卡里埃尔 那么，你一定有阿塔纳修斯·基尔歇 [29] 的作品，这个人具有你所喜欢的百科全书精神，并且还提出了不少谬误观点……

艾柯 我有他的全部作品，除了最早的一本《磁学》。这是一本小书，不带插图，在市场上很少见。很有可能出版在基尔歇成名之前，印数非常少。这本书实在无趣，以至于没有人会小心保存它。我还有罗伯特·弗拉德和其他异人怪杰的作品。

托纳克 你们能不能再讲一讲这个基尔歇？

卡里埃尔 他是17世纪德国耶稣会教士，长期生活在罗马。他著有三十来本书，内容无所不包：数学、天文学、医学、中国、拉丁世界、火山学，等等。他有时也被视为埃及学的创始人，尽管他认为象形文字近似于象征符号的想法完全错了。

艾柯 但无论如何，商博良 [30] 进行研究时不仅依靠罗塞塔石碑，也参考基尔歇收集的文本。 [31] 1992年，我在法兰西公学开设一门关于寻找完美语言的课，其中一节课讲到阿塔纳修斯·基尔歇及其对象形文字的阐释。那一天，联络员告诉我：“教授先生，您要小心。索邦大学所有的埃及学研究专家全到场了，就坐在第一排。”我当时想我完了。我很小心，丝毫没有提到象形文字，只介绍了基尔歇的观点。我发现，埃及学研究者们从未关注过基尔歇（他们只听说那是个疯子），他们听得很开心。我因此有机会结识了埃及学家让·约约特 [32] ，他向我提供了一份关于象形文字解码失而复得问题的珍贵的参考文献。一种语言的消失，比如古埃及人的语言，这样的例子尤其与我们今天息息相关，因为我们似乎处于世界文明传承的一个新的危难时期。

卡里埃尔 基尔歇还最早出版了一部有关中国的百科全书，《中国图说》。

艾柯 他最早发现，中国的表意文字具有某种符号的起源。

卡里埃尔 别忘了，他还写过令人赞叹的《世界明暗大艺》。书中描述一种前所未有的装置：眼睛透过转盘看见无数活动的小镜像。这使他成为电影理论的创始人。据说他把幻灯的使用引入欧洲。他的学问触及那个时代的一切认知领域。我们甚至可以说，早在网络产生以前，基尔歇就是某种形式的网络。他无所不知，而在他的知识里，一半正确，另一半则是谬误或空想——这种比例似乎接近我们在电脑屏幕上的搜索结果。另外，我们喜欢他，还因为他想象出一支由猫组成的管弦乐队（只需拉猫的尾巴就能表演），一台清洗火山口的机器。他还站到由一群耶稣会小教士拉着的大篮子里，在维苏威火山的浓烟中慢慢下沉。

但基尔歇受到收藏者们的追崇，首先还在于他的著作美得不可言传。我想，我们两个都算是基尔歇的仰慕者，至少是他那些版本极其精美的著作的仰慕者。我也只缺一本，但无疑是最重要的一本，《埃及的俄狄浦斯》。据说这是世界上最美的书之一。

艾柯 对我来说，最有趣的莫过于《诺亚方舟》，里面有折成好几层的插图，剪裁成方舟的轮廓，所有动物都在上面，包括藏在船舱深处的几条蛇。

卡里埃尔 还有表现洪水的精美插画。别忘了《巴别塔》。他在书中通过精妙的算术指出，巴别塔没有建成，是因为倘若它不幸建成，从其高度和重量来看，地球就不得不绕着塔旋转。

艾柯 你看到书里的插图，地球在旋转，塔从地球的一侧水平挺出，就像是地球的阳具一般。绝妙无比！我还有基尔歇的学生卡斯帕·史考特 [33] 的著作，他也是德国耶稣会教士。这里不再一一列举我的收藏。有意思的是，驱使收藏者去收集这类或那类珍本的动机何在？为什么我们两人都收藏基尔歇的著作？在一本古籍的选择中隐藏着许多思考。首先可能是对书籍本身的纯粹热爱。有的收藏者拥有19世纪的书页尚未裁切开的书，并且永远也不会裁开这些书页——他们看重保护书本身，确保书未经使用，崭新如初。有的收藏者只对装订感兴趣，他们毫不关心自己所拥有的书的内容。有的收藏者对出版者感兴趣，比如收集马尼斯印刷的书。有的收藏者只对一部著作感兴趣，比如拥有《神曲》的全部版本。有些收藏者仅限于一个领域：18世纪法国文学。还有一些收藏者围绕一个主题来建构自己的藏书。我是最后一种：正如我刚才所说，我收藏一切探讨虚假、荒诞和神秘学的书，以及用虚构出来的语言写的书。

卡里埃尔 这种选择能否说是不同寻常呢？

艾柯 我迷恋虚假、欺骗和愚蠢。这一点很像福楼拜。我和你一样喜爱愚蠢荒唐的事。在《虚假战争》 [34] 中，我讲到参观美国的艺术复制品博物馆，展出品包括一座蜡质的米洛的维纳斯，双臂完整。 [35] 在《翻译的局限性》中，我建立了一种虚假和造假者的理论。在我写过的小说里，《福科摆》取材于那些狂热地相信一切的神秘术士，《波多里诺》的主人翁是一个天才的造假者，并且还乐善好施。

卡里埃尔 这可能也因为，虚假是走向真实的唯一可能的道路。

艾柯 虚假对任何建立真实理论的意图提出质疑。倘若有可能比较伪作和启发它的真本，那就可能找到一种辨认真假的方法。更困难的在于证明一件真本是“真本”。

卡里埃尔 我不是一个真正的收藏者。我一生买书仅仅因为喜欢。在藏书室里，我最喜欢不协调，不同类型的书放在一起，有时甚至相互对抗，打起架来。

艾柯 我的米兰邻居只收藏那些他觉得好看的书，这和你有点像。他可以同时拥有一本维特鲁威 [36] 的书，一本《神曲》的印刷初期珍本和一本现代艺术家画册。我完全不是这样。我说到我对基尔歇的迷恋。为了拥有他的全部著作，为了得到《磁学》这本在我的收藏里肯定最不起眼的书，我情愿倾家荡产。我的邻居和我一样拥有《寻爱绮梦》这本世上最美的书。我们常开玩笑，在我们住的对面是史佛萨古堡，著名的特里维齐亚纳图书馆就在里面，馆内藏有第三本《寻爱绮梦》。毫无疑问，这是全世界《寻爱绮梦》最密集的地方，就在方圆五十米内！我说的当然是1499年初版的印刷初期珍本，而不是后来的版本。

卡里埃尔 你还在继续丰富你的藏书吗？

艾柯 从前我为了觅得奇本不惜四处奔走。现在我出门有限。我看重品质。或者说我只求填补某个作者的“全集”（opera omnia）中的空缺。比如基尔歇。

卡里埃尔 收藏者的情结往往是把一个珍稀的物件拿在手中，而不一定非要保存它。在这一点上，我知道一个绝妙的小故事。巴西文学的奠基作《瓜拉尼人》大约在1840年出版于里约热内卢，据说当今仅存两册。一册在博物馆，另一册还在某处游荡。我的朋友，巴西大收藏家何塞·曼德林听说该书归巴黎某某人所有，并准备转让。他从圣保罗乘飞机到巴黎，下榻在丽兹酒店 [37] ，以便会见这位欧洲中心的收藏者——他所垂涎的书的主人。两个人关在丽兹酒店的房间里协商了整整三天。三天艰难的协商，最终达成协议，书归了何塞·曼德林。他马上坐飞机回家。在飞机上，他从容地翻阅刚刚到手的书，有点儿气恼地觉得书本身并没什么特别，却让他如此期盼！他翻来翻去，寻找罕见细节和独特之处，然后就放到一边。到了巴西，他把书忘在飞机上。他得到了东西，这东西立即就丧失全部重要性。法航乘务人员奇迹般地发现并保管了这本书。曼德林还是拿回了书。他说他最终并不真的在乎。我可以证实这种说法：我曾经不得不清理掉一部分藏书，当时根本不觉得有多痛苦。

艾柯 我也有类似的经历。真正的收藏家关注寻觅超过拥有，犹如真正的猎人首先专注于捕猎，然后才可能是烹煮并享用他所捕到的猎物。我认识一些收藏家（请注意，人们什么都收藏，书、邮票、明信片、香槟酒瓶塞……），他们一生致力于集齐一套收藏，可一旦收藏齐全，他们要么出售，要么捐给某个图书馆或美术馆……

卡里埃尔 我和你一样收到大量的书店目录。大部分是书目的目录，一般又叫“书之书”（Books on books）。有些拍卖会只卖书店目录。这些目录最早可以追溯到18世纪。

艾柯 我常常被迫丢掉这些目录，其中有一些往往是真正的艺术品。只不过，放一本书的地方也有代价，这一点我们以后再谈。现在我把所有目录带到大学里，我在学校给未来的编辑们开了个硕士班。我只把有限的几份留在家里，要么是我关注的主题，要么这些目录实在太漂亮。有些目录不是面向真正的珍本收藏者，而是针对想要开发古籍市场的新贵。在这种情况下，目录更像是画册。若不是免费提供，这些目录会花一大笔钱。

托纳克 我忍不住想问你们，这些印刷初期珍本到底值多少钱？拥有几本珍本是不是就能使你们成为富有的人？

艾柯 看情况。有些印刷初期珍本如今的价格高达上百万欧元，有些只要几百欧元就能买到。收藏者的乐趣还在于找到一本罕见的珍本，并只花一半或四分之一的钱买下。现在珍本市场就像一张驴皮（peau de chagrin） [38] ，这种情况也越来越少，但做成几笔好交易也不是完全不可能。有时候，珍本收藏者甚至可以在某个以要价高昂出名的书商那里做成合算的买卖。在美国，一本拉丁文的书，即便极其珍稀，也不会吸引一般收藏者，因为他们不读外文书，更不用说拉丁文，特别是当你能在主要的大学图书馆里找到这类书时。打个比方，他们更感兴趣的是一本马克·吐温的初版（为此不惜任何代价）。有一次，在纽约的克劳斯 [39] 古董书店（这家店历史悠久，可惜前两年关门了），我找到弗朗西斯科·乔治 [40] 的《和谐世界》，一本1525年印刷的美妙无比的书。我曾在米兰看到一本，但当时觉得太贵。由于大学图书馆已藏有此书，一般的美国收藏者对拉丁文书又毫不感兴趣，我在克劳斯古董书店只花了米兰价钱的五分之一就买下它。

我在德国做过另一笔好买卖。有一回，在某场拍卖会的目录上，我在成千上万个按类划分的书名里纯属偶然地浏览起“神学类”书单。突然，我看到一个书名，古德曼的《神性威严的启示》 [41] 。古德曼，古德曼……这个名字我似乎在哪里看过。我很快查到，古德曼被视为圣母赞歌也就是玫瑰经的创始人，但他的书在最近三十年间从未出现在任何神学类的拍卖书目里。这本书的起拍价相当于一百欧元。我想感兴趣的收藏者很有可能不会发现它，因为一般说来它应该归在“神秘学类”。拍卖会在慕尼黑举办。我写信给我的德国编辑（他就在慕尼黑），请他帮忙竞拍，但最高价格不要超过两百欧元。他以一百五十欧元竞拍成功。

这本书不仅是绝对的珍本，而且在每一页的空白处都有红、黑、绿三色哥特字体的笔记，这些笔记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然而，除了这些幸运的例子以外，古籍拍卖近几年被炒作得不能再热，这个市场上出现了一些购买者，他们对书一无所知，仅仅把购买古籍当成一种好的投资方式。这完全错误。你若花一千欧元买国库券，不久以后只需打个电话给银行，就可以用同样的价钱或一点差价卖出。但你若花一千欧元买一本书，不可能第二天再把它以一千欧元卖出。书店也要抽取一部分利润：书店的目录、店面等等都是成本……何况，碰上个不厚道的书商，就会想尽办法少开给你市场价的四分之一。还有，找到合适的买主需要时间。你很有可能要等到死后把书投放到佳士得拍卖行 [42] 才能赚到钱。

五六年前，有个米兰的古董书商向我展示了一册托勒密的印刷初期珍本，漂亮极了。可惜他当时开价相当于十万欧元。太贵了，至少对我来说。我若是买下，很有可能再也无法以原价卖出。然而，三星期以后，在一场公开拍卖会上，一册类似的托勒密的书以七十万欧元成交。有些所谓的投资商故意把价格抬高了。从那以后，这本书每次重新出现在拍卖目录里，我都会去查看，书价再也没有回落过。这样的价格让书再也不可能落入真正的收藏者手中。

卡里埃尔 它成了一件金融产品，一件商品，这很可悲。收藏家，也就是真正爱书的人，往往都不是特别有钱。书一旦变成可以赚钱的物品，贴上“投资”的标签，有些东西就丢失掉了。

艾柯 首先，收藏者们不会去拍卖会。拍卖会在全球各地举办，单是想要场场出席，就必须有相当的经济实力。第二个原因，书商们完全垄断买卖：他们私下达成协议，不在拍卖会上飙价，随后在酒店里碰面，重新分配买下的书。为了买到一本我们喜欢的书，有时候要等上十年。在克劳斯书店，我还有过另一次有生以来最美好的交易。那是五本装订在一起的印刷初期珍本，开价对我来说无疑太高。但每次我去书店，都要开玩笑说他们一直卖不出那几本书，也许是开价太高了。最后，老板对我说，我的忠实和坚持应该得到补偿，他把书价降低了将近一半卖给我。一个月以后，在另一个拍卖目录上，单单一本同样的珍本，开价就是我买五本所花的钱的两倍左右。接下来几年间，这五本书的价格一路飙升。十年的耐心呵！这个游戏还是蛮有趣的。

卡里埃尔 你觉得人们对古籍的爱好会不会持久不变？这是那些一流书商们非常担忧的问题，因为他们若是只剩下一些银行家顾客，这个行业就完了。不少书商告诉我，在年轻一代里，真正的珍本收藏者越来越少。

艾柯 必须强调一点，古籍已不可避免地走在消亡的路上。我要是拥有一件珠宝珍品，或甚至一幅拉斐尔的画，在我死后我的家人会卖掉它。但我若收藏书，一般会在遗嘱上注明，既然我花了一辈子把它们收集在一起，也就不希望它们将来被拆散。这样一来，这些书要么只能捐给某个公共机构，要么通过佳士得拍卖行卖给一家大图书馆，一般会是美国图书馆。

从此，这些书就永远地从市场上消失了。在每任拥有者去世的时候，钻石都会回归市场。至于印刷初期珍本，从此只能在波士顿图书馆的馆藏书目上看到。

卡里埃尔 它再也不会走出图书馆。

艾柯 永远也不可能。因此，除了所谓的投资者造成的破坏以外，每一册古籍都变得越来越稀罕，也必然地越来越昂贵。至于年轻一代，我不认为他们丧失了对珍本的爱好，我倒是怀疑他们是否曾经具备这种爱好，既然古籍的价格总是远远超过年轻人的购买能力。话说回来，一个人若真的感兴趣，也不一定非要花很多钱才能成为收藏家。我在书架上找到了两本17世纪印刷的亚里士多德的著作，那是我年轻时出于好玩买下的，从旧书商用铅笔写在封面上的价格来看，当时我只花了两欧元左右。在一个古董收藏者看来，这当然不算什么。

我有个朋友收集利索里万有文库的小册子，这套丛书相当于德国的雷克拉姆万有文库 [43] 。这套书出版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由于极其廉价，没有人想过要细心保存，如今越来越罕见。收集全套丛书（一共近千种书）是一件非常有趣的工程，不需要花很多钱，也不用光顾豪华古董店，但要跑遍各种跳蚤市场（如今还有eBay网）。我们也可以做花费不高的珍本收藏者。我还有一个朋友，他收集他所喜爱的诗人的旧版本（不一定非要初版），按他的话说，在从前那个年代印刷的版本里读诗，别有一番“味道”。

他是珍本收藏者吗？或者只是诗歌爱好者？在旧书市场上，你可以淘到19世纪的版本和20世纪的初版，只需花上饭店里一盘腌酸菜的钱（除非你想要《恶之花》的初版）。我有个学生，他只收集不同城市的过时的旅游指南，这些书不值什么钱。但他为此写了一篇博士论文，讨论几十年间人们看待某座城市的视角。他的论文后来出版了。他从这些书里做出一本书。

卡里埃尔 我可以讲讲自己如何得到一套弗拉德全集。那个年代的统一装订，毫无疑问，它是独一无二的。故事开始于一个富有的英国家族。这家人有极为珍贵的藏书，还有好几个孩子。在这些孩子里，正如通常发生的那样，只有一个人知道这些书的真正价值。父亲去世以后，识货的那个漫不经心地对兄弟姐妹说：“我只要那些书。剩下的你们去分吧。”其他人高兴坏了。他们有庄园，有钱，有家具，有城堡。但是，这个刚刚获得藏书的人不能公开出售，否则整个家族一看到出售结果就会明白，“只要那些书”并不是小事，他们全给骗了。于是，他决定不让家族知情，把书偷偷卖给全世界各地的掮客。这些掮客通常都是一些特别奇怪的人。卖给我弗拉德的掮客，骑一辆轻型摩托车，车把上挂着个塑料袋，他有时就用这塑料袋来运送宝贝。我用了四年时间付这笔钱，但那个英国家族里没有人知道这些书最终以什么价格落到了谁的手里。

* * *

[1] 督政府时期（Le Directoire），指1795—1799年法国国民公会解散后督政府掌权时期。

[2] 雷内·克雷韦尔（René Crevel，1900—1935），法国超现实主义诗人，用煤气自杀。

[3] 雅克·里戈（Jacques Rigaut，1898—1929），法国达达主义诗人。他曾在诗中写道“自杀必然是一种使命”（Extrait Littérature），并于三十岁时开枪自杀。

[4] 帕拉塞尔斯（Paracelsus，约1493—1541），苏黎士人，中世纪医生，炼金术士。

[5] 马扎兰图书馆（Bibliothèque Mazarine），法国最古老的公立图书馆，最早是红衣主教马扎兰（1602—1661）的私人图书馆，收藏了大量印刷术初期的珍本，包括一册古腾堡圣经。

[6] 马里乌斯·米歇尔（Marius Michel，1846—1925）和特劳兹–波佐尼（Trautz-Bauzonnet）都是法国19世纪著名的书籍装订家。

[7] 《女巫之槌》（Malleus Maleficarum），天主教修士兼宗教审判官Heinrich Kraemer和Johann Sprenger在1486年写下的女巫条约，1487年在德国首版。此书反映并加深了中世纪欧洲社会对女巫的迫害和成见。

[8] “书的宗教”（religions du Livre），最早是伊斯兰教的说法，“书”专指《圣经》，“书的宗教”也指伊斯兰教之外以《圣经》为基础教义的宗教，也就是犹太教和基督教。《可兰经》中有Ahl al-Kitab（书的教徒）之说，专指犹太教徒和基督徒。这个表达法如今用来通称以某部圣书为基础教义的宗教，尤指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

[9] 摩尼（Mani，210——约276），生活于波斯帝国的安息王朝，原属灵知派的某个分支，后在波斯和印度传教，创立了一般认为源自古波斯祆教的摩尼教。

[10] 艾柯指《约翰福音》（8∶6和8）：“耶稣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

[11] 圣·安布瓦斯（Saint Ambroise），374—397年间米兰主教。他使圣·奥古斯丁皈依天主教。

[12] 吉安弗朗科·孔蒂尼（Gianfranco Contini，1912—1990），意大利文学评论家，语文学家。

[13] 雷吉斯·德布雷（Régis Debray，1940—），法国思想家、作家、媒介学家。

[14] 德·奥里亚克（Gerbert d’Aurillac，946—1003），999—1003年任教皇，即西尔维斯特二世（Silvester II）。

[15] 卢卡努斯（Marcus Annaeus Lucanus，39—65），古罗马诗人，作品只有史诗《法尔萨利亚》（Pharsale，一称《内战记》，共十卷，未完稿）传世，描写公元前49至47年恺撒与庞培之间的内战，其中第九章第985行讲到恺撒在法尔萨利亚战胜庞培，书名由此而来。由于诗中包含共和思想，在法国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大受欢迎。

[16] 《法尔萨利亚》本该有十二卷，但卢卡努斯被判刑自杀时，只写到第十卷。

[17] 尼安德特人（Néandertaliens），约十二万到三万年前冰河时期的欧亚人种。这里的意思是“古板落后”。

[18] 通布图（Tombouctou），马里城市，旧名“廷巴克图”（Timbuktu），16至18世纪非洲文化中心，有众多伊斯兰学校和图书馆，据说最多时共有一百二十个图书馆，藏书丰富，代表西非文明的最高成就。

[19] 马塞尔·格里奥勒（Marcle Griaule，1898—1956），法国人类学家，以其多贡民族的研究著称。艾柯提到的《水神》（Dieu D’eau）是1948年的一部与当地土人的对话录，揭示了多贡人信仰思想的结构。

[20] 法语的“那里”（là-bas）字面意思是“那下边”，但多贡人住在邦贾加拉悬崖之上，所以艾柯诙谐地改说成là-haut，也就是“那上边”，一般指天上和神所在之处。

[21] 阿尔多·马尼斯（Aldo Manuce，1449—1515），意大利印刷商人，书商。他对人文主义思想（尤其古希腊文学）在欧洲的传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22] 亚历山大城的希罗（Héron d’Alexandrie，10—70），埃及托勒密王朝时期的数学家、工程师、实验家。

[23] 原注：参见Entretiens sur la fin du temps（《关于时间终末的对话录》）， 对话者：Jean-claude Carrière， Jean Delumeau， Umberto Eco， Stephen Jay Gould； 组织者：Catherine David， Frédiéric Lenois JeanèPhiippe de Tonnac， Pocket， 1999。

[24] 《寻爱绮梦》（Hypnerotomachia Poliphili），又译《波利菲勒斯的梦》。Hypnerotomachia由三个希腊词组成：Hypnos（梦），ero（爱欲），mache（战争），也就是“爱欲战争的梦”。这本书1467年创作，1499年在威尼斯印刷，被称为“文艺复兴时代最美和最奇特的书”。

[25] 《纽伦堡编年史》（Chroniques de Nuremberg），纽伦堡医学家、人文主义思想家Hartmann Schedel（1440—1514）的代表作，讲述了世界从诞生到1490年的历史。1493年印刷出版，带有精美彩图（出自丢勒的老师Michael Wohlgemuth之手），是最重要的德国印刷初期珍本之一。

[26] 费西诺（Marsile Ficin，1433—1499），文艺复兴早期的意大利哲学家，新柏拉图主义者。他做了大量柏拉图对话的翻译、注释，以及新柏拉图主义哲人（如普罗提诺）的翻译。

[27] 乌贝蒂诺（Ubertino da Casale，1259—1330），意大利灵修学家，方济各会教士，这里提到的《耶稣被钉的生命树》（Arbor Vitae Crucifixae Jesu Christi）是他的代表作。艾柯的《玫瑰之名》中有一个人物以他为原型。

[28] 此处原文为意大利语：Bibliotheca Semiologica Curiosa Lunatica Magica et Pneumatica。

[29] 阿塔纳修斯·基尔歇（Athanasius Kircher，1602—1680），17世纪的德国通才，是典型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一生著述繁多，有《磁学》（Ars magnesia，1631）、《中国图说》（China momumentis illustrata，1667）、《世界明暗大艺》（Ars Magna Lucis et umbrae in mundo，1645—1646）、《埃及的俄狄浦斯》（？dipus aegyptiacu，1652）、《诺亚方舟》（Arca Noe，1675）、《巴别塔》（Turris Babel，1679）等。

[30] 商博良（Jean-Fran？ois Champollion，1790—1832），法国历史学家、语言学家、埃及学家，他是第一个揭开古埃及象形文字的结构之谜并破译罗塞塔石碑的学者，因而又被视为埃及学的创始人。

[31] 基尔歇在尝试破译圣书体时，曾在罗马城中立起一些刻有圣书体的方尖塔，并收集了大量的资料，这在他的两部著作Obeliscus Pamphilius（1650）和Sphinx Mystagoga（1676）中均有记载。商博良在破译古埃及象形文字时运用了他的研究成果。

[32] 让·约约特（Jean Yoyotte，1927—2009），法国埃及学家。

[33] 卡斯帕·史考特（Gaspar Schott，1608—1666），德国科学家。

[34] 《虚假战争》（Guerre du faux，1985），艾柯作品的法文本，以三个意大利原版为基础的选集：Il costume di casa（1973）；Dalla periferia dell’impero（1977）；Sette anni di desiderio（1983）。

[35] 米洛的维纳斯像是公元前130年的作品，今藏于巴黎卢浮宫，又称为“断臂维纳斯”。

[36] 维特鲁威（Marcus Vitruvius Pollio，80 BC——25 BC），古罗马工程师、建筑师。

[37] 丽兹酒店（H？tel Ritz），豪华酒店，位于巴黎旺多姆广场，社会名流与艺术家趋之若鹜之地。

[38] 语出巴尔扎克的《驴皮记》（1831），主人公拉斐尔得到一块具有神奇力量的驴皮，能满足人的任何愿望，但驴皮随着愿望的实现不断缩小。chagrin在语法里除了指驴皮，还指一种悲伤抑郁的情景。

[39] 克劳斯（Hans Peter Kraus，1907—1988），出生于奥地利，定居美国，被称为20世纪下半叶最成功也最重要的珍本交易商。

[40] 弗朗西斯科·乔治（Francesco Giorgi，1466—1540），威尼斯方济各会教士，1525年著有《和谐世界》（De harmonia mundi totius）等。

[41] 《神性威严的启示》（Offenbarung g？ttlicher Mayestat），其作者古德曼（？gidius Gutmann，约1490—1584）为神秘学家。

[42] 佳士得拍卖行（Christie’s），世界上最大的艺术品拍卖行之一，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766年。

[43] 1828年，雷克拉姆（Anton Philipp Reclam）在德国的莱比锡成立雷克拉姆出版社（Reclam-Verlag），出版一套黄色封面的“万有文库”（Universal-Bibliothek），从而为世人所熟知。这一做法得到各国出版社的仿效，比如意大利的利索里丛书（Bibliothèque Universelle Rizzoli）和日本的岩波书店，还有我国的商务印书馆丛书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