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那些非到我们手里不可的书

达芬奇画过比这个更美的作品，比如《岩间圣母》和《抱白貂的女子》。但《蒙娜丽莎》得到了更多的诠释，这些诠释犹如沉积层，和时光一起沉淀在画里，并改变了画作本身。

7 那些非到我们手里不可的书

在《诗学》中，亚里士多德提起至少二十部悲剧，我们今天对它们一无所知。真正的问题在于：为什么只有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的作品流传下来？它们最好、最值得流传后世吗？或者它们的作者费尽心思，以便取得同时代人的认可并淘汰其他竞争者，也就是亚里士多德提到的那些作者，而历史本该记住这些人的名字？

托纳克 你们似乎都追寻过某些书，偶尔还穷追不舍，为了集齐某个作者的作品，或者为了丰富某个主题的收藏，有时仅仅出于对美好事物的喜爱，或某本书对你们具有某种特别的意义。在这一细致的寻索过程中，你们有什么小故事可以分享吗？

卡里埃尔 我讲一个小故事，十年前我去拜访国家档案馆的女馆长时听来的。我们知道，在法国和任何有档案馆的国家里，每天都发生这样的事：一辆卡车开进来，运走那些人们决定销毁的故纸堆，因为必须给每天新进的档案腾出地方。必须销毁，也就是必须过滤，这是全世界通用的法则。

有时候，在卡车运走以前，有一些“故纸专家”（就是收藏故纸的人，比如收藏公证书、结婚证）会满心欢喜地前来翻找这些即将被销毁的旧档案。女馆长告诉我，有一天，她到办公室，正准备走进大楼，有辆卡车正好开出，从她面前经过。我很喜欢“有经验的眼睛”这一说法，也就是懂得真正去看的眼睛，除此以外别无期待的眼睛。女馆长停下给卡车让路。这时，她瞥见从某个大包裹中露出来的一角黄色纸片。她马上让卡车停下，解开一根绳子，打开包裹，发现一张莫里哀的光明剧院还在外省演出时的珍贵海报！这张海报怎么会到了档案馆？人们又怎么会把它送去销毁？有多少宝贵文献和古籍珍本就这样被疏忽大意地销毁？大意者也许比破坏者造成更大的损失。

艾柯 一个收藏者确实必须具备你所说的“有经验的眼睛”。几个月前我去格拉纳达，在参观阿尔罕布拉宫和其他必看的地方之后，我请一个朋友带我去一家古籍店。那里面出奇混乱，我在一堆西班牙文的书中乱翻，没有收获。我对西班牙文的书毫无兴趣。突然，我注意到两本著作，请人取下来。这是两本关于记忆术的西班牙文著作。我买下一本，店主附送了第二本。你也许会说，这只是运气，这家书店里一定还有别的宝贝。但我敢肯定没有。这就像一种狗的嗅觉，让你直接奔向猎物。

卡里埃尔 我曾经陪一个朋友去逛书店，热拉尔·欧贝雷，他是有名的书商，也是出色的作家。他走进一家书店，非常缓慢地看一排排书架，一句话也不说。然后，到了某个时候，他走向他所要的“那本书”。那是他唯一碰过的书，也是他唯一买下的书。最近一次是一本塞缪尔·贝克特 [1] 评普鲁斯特的著作，如今很难找到的初版。我还认识大学街的一个出色的书商，他是科学著作及文物专家。我还是学生时，他让我和同伴们走进书店，虽然明明知道我们不可能买下什么。他和我们说话，向我们展示许多珍贵的好东西。他是培养我的趣味的人之一。他住在巴克街，圣·日耳曼大道的另一端。有天夜里，他走在回家的路上，沿着巴克街，穿过圣·日耳曼大道。突然，路边有样黄铜之类的东西露在垃圾桶外，引起他的注意。他停下，打开垃圾桶盖，翻了翻垃圾，拎出一个计算器，那是帕斯卡亲手制作的十二个计算器中的一个。价值连城的东西。如今归国立工艺技术学院收藏。是谁把它丢掉的？偏偏这只“有经验的眼睛”在这天夜里从旁经过，怎样的巧合呵！

艾柯 我刚才说到在格拉纳达淘旧书时笑了。这是因为，说老实话，我一点也不确定，在这家书店里是否还存在第三本书和前两本一样让我感兴趣。也许你的那位书商朋友三次经过一件向他发出信号的物品却没有看见，直到第四次才瞥见那件帕斯卡的机器。

卡里埃尔 加泰罗尼亚语最早的文本可以追溯到13世纪。这个手稿只有两页，很早以前就佚失了，但15世纪的一个印刷本还在，也算是罕见的印刷初期珍本。对于一个热爱加泰罗尼亚语的人来说，这显然是世上最宝贵的印刷初期珍本。我认识一个巴塞罗那书商，他像个固执的侦探追踪一条早已消失的线索，在几年寻索之后终于找到了这件宝贵的印刷初期珍本。他把它转让给巴塞罗那图书馆，价格没有透露给我，但想必不菲。

几年过去了。有一天，还是这个书商买下一本18世纪的厚厚的对开本，书壳像通常一样塞着旧纸张。他采取通常的做法，用刀片小心割开书壳，取出里面的纸张。在那些古旧的纸张里，他发现了那份人们以为早已佚失的13世纪的手稿。手稿本身，还是原件。他差点儿当场昏过去。真正的珍宝一直在那里。它等着他。不知道什么人纯粹出于偶然地把它塞在那里面。

艾柯 夸瑞奇（Bernard Quaritch）是英国最重要的古籍商，也许还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一位。他举办过一次展览并刊印目录，专门展出从书壳中发现的小件手稿。里面有一件手稿，居然是从《玫瑰之名》的图书馆大火之中幸存的——当然这完全是他们的杜撰，甚至还有极其详尽的描述。我注意到这件手稿（从尺寸上看它就和一张邮票一般大小），我们从此成了朋友。但很多人以为这是一件真迹。

卡里埃尔 你觉得我们是不是有可能找到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原稿？

艾柯 最近在意大利恰好有一场大辩论，起源是都灵的圣保罗银行基金花费巨资购买的阿尔忒米多尔 [2] 的莎草手稿。意大利两位最权威的专家展开论战：这份被认为出自古希腊地理学家阿尔忒米多尔之手的文本究竟是真迹还是伪作？我们每天在报上看到一位新的专家出来证实或反驳前一天刊登的观点，闹得沸沸扬扬。这说明，我们还继续在这里那里发现一些从前的遗迹。人类发现死海古卷仅仅在五十年前。我认为，重新找到这些文献在我们今天的可能性更大，因为今天有更多的建筑工程，我们也更多地在翻动地表。在今天找到索福克勒斯的手稿比在施里曼 [3] 时代有更大的可能性。

托纳克 作为藏书家和爱书人，你们最大的愿望是什么？你们希望明天从某个工地地底下翻出什么？

艾柯 我希望能找到一本古腾堡圣经，那可是史上第一本印刷的书，让人眼红。倘若能找到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讲到的那些佚失的悲剧，我也会很感兴趣。除此之外，我似乎并不缺哪一本如今佚失的书。原因也许在于，正如我们所说的，它们消失了，是因为它们不值得从火灾或审查官那里幸存下来。

卡里埃尔 至于我嘛，我会很高兴找到一卷未知的玛雅文明典籍。1964年我第一次去墨西哥时，听说有近十几万金字塔编收于索引中，却只有三百来个得到挖掘。几年以后，我请教一位曾在帕伦克工作的考古学家，挖掘完毕这些地方还需要多长时间。他回答道：“大约五百五十年。”前哥伦布时期的美洲世界遭受了史上也许最为残暴的文明毁灭，一种“书写”、一种语言的全部痕迹、一种表达方式、一种文学、一种思想被彻底摧毁（仿佛这些被征服的族群不配拥有某种记忆）。在极端的基督徒的授意下，成堆典籍在尤卡坦半岛被烧毁。无论阿兹特克文明还是玛雅文明，只有极少著作幸免于难，偶尔还发生在极其荒诞的情况下。19世纪在巴黎，某只“有经验的眼睛”在壁炉附近发现一卷玛雅典籍，当时人们正打算烧了它取暖。

这样说来，古代美洲语言没有死去。它们甚至还有可能再生。阿兹特克人使用的印第安语成为墨西哥的民族语言。《等待戈多》刚刚被翻译成这种语言。我已先行保存了一个“初版”。

托纳克 我们能否想象在将来发现一部我们根本不知道其存在的书？

卡里埃尔 现在我讲一个真正奇妙的故事。故事的主人翁是20世纪初法国年轻探险家伯希和 [4] 。他也是个天赋异禀的语言学家，类似于一个世纪前的商博良，同时还是考古学家。他和一支德国考察队在中国西部的敦煌地区沿着一条丝绸之路探险。长久以来，沙漠里赶驮队的人就传说，这个地区有一些石窟，藏有佛像和许多遗迹。

伯希和及其同事在1911年发现一个藏经洞，这个石窟自公元10世纪以来就被封住。他们和中国官方协商，打开了石窟。洞里藏有七万册手稿，全是10世纪以前的文献！有人声称这是20世纪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一整石窟不为人知的书！让我们想象突然走进亚历山大图书馆的某个尘封的阅览室吧，一切都保存其中！伯希和——显然也具备有经验的眼睛——想必感到极大的喜悦。当时他的心跳该有多快！在一张照片里，他坐在成堆的古本之中，一支蜡烛照亮四周。他显得出奇地快乐，这一点毋庸置疑。

他在洞中待了三个月，就在这些珍宝之中，并着手给它们编号。他发现了两种消失的语言，其中一种是古代波斯的巴列维语。他还发现了独一无二的出自摩尼教教徒而非其对手之手笔的摩尼教经书，以汉语写成，我太太纳阿勒的博士论文就是研究这个文本。摩尼在文中被称为“光明佛主”。他还发现无数其他不可思议的文献，来自各种文明传统的文本。伯希和说服法国政府，并征得中方人员的同意，购买下两万多册汉籍。这些文献如今入藏法国国立图书馆的伯希和藏书部，一直在被翻译和研究。

托纳克 这让我们想到另一个问题：我们能否想象在将来发现一部未知的杰作？

艾柯 有个意大利格言作家曾写道：“没有人能成为伟大的保加利亚诗人。”这个观点本身有些种族主义倾向。他也许想表达以下两种观点中的一种，或两者兼而有之（除保加利亚之外，他大可以挑选其他任何小国）：首先，即便这位“伟大”诗人存在，我们将永无机会认识他，因为他所使用的语言不为众人所知。所谓“伟大”就意味着著名，虽然成为一个好诗人并不等于为人所知。有一次在格鲁吉亚，当地人告诉我，他们的国家史诗，鲁斯塔韦利 [5] 的《虎皮武士》是一部宏伟的杰作。这我相信，但这部作品可没有莎士比亚的反响！

第二种观点是，一个国家必须经历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才能产生某种能够进行普遍性思维的意识。

卡里埃尔 巴拉圭有过多少海明威？他们也许从一出生就具备天赋，能创作一部具有伟大原创性和真正实力的作品，但他们没有这么做。他们不能这么做。因为他们不会写字。要么他们没有出版社来关注这些作品，要么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能写，能成为“一名作家”。

艾柯 在《诗学》中，亚里士多德提起至少二十部悲剧，我们今天对它们一无所知。真正的问题在于：为什么只有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的作品流传下来？它们最好，最值得流传后世吗？或者它们的作者费尽心思，以便取得同时代人的认可并淘汰其他竞争者，也就是亚里士多德提到的那些作者，而历史本该记住这些人的名字？

卡里埃尔 别忘了，索福克勒斯的一部分作品也已佚失。佚失之作比流传下来的作品价值更高吗？也许，我们保存至今的作品是当年雅典人最喜爱的剧目，但在今人（至少我们）眼里却并非最有趣。也许，今天的人们会更喜爱别的剧目。究竟是谁决定保存这些剧目，不保存那些剧目，把这部而不是那部作品译成阿拉伯语？有多少伟大的作家不为我们所知？然而在有些时候，没有著作，他们的荣耀反而更大。我们又回到虚幻的话题。谁知道呢？最伟大的作家也许是那个我们从未读过的人？处于荣耀的巅峰，他唯有采取匿名的姿态。我想起人们关于莎士比亚或莫里哀的无谓议论，仅仅为了查出到底是谁写出那些作品。这有什么意义呢？真实的莎士比亚消失于莎士比亚的荣耀之中。没有作品的莎士比亚将谁也不是；没有莎士比亚，莎士比亚的作品却始终都是莎士比亚的作品。

艾柯 关于我们的提问，也许存在着一个答案。随着时光的流逝，每本书都嵌有人们的各种解释。我们阅读的莎士比亚不再是他当初写下的样子。我们的莎士比亚比他同时代人所阅读的莎士比亚更丰富。一部杰作要成为“杰作”，必须为人所知，吸收各种因它而起的解释，而这些解释最终将成为它的一部分。不为人知的杰作没有足够多的读者、阅读和解释。说到底，我们还可以说，是《犹太法典》造就了《圣经》。 [6]

卡里埃尔 每一次阅读显然都在改变一本书本身，就像我们所经历的每一件事都在影响着我们。一本伟大的书永远活着，和我们一起成长和衰老，但从不会死去。时间滋养、改变它；那些无意义的书则从历史的一边掠过，就此消失。几年前，我重读拉辛的《昂朵马格》 [7] 。有一段长篇独白，昂朵马格向女仆讲述特洛伊大屠杀：“想想呵，塞菲斯，这可怕的一夜/对于一个民族而言是永恒的一夜。”在奥斯维辛之后，这几行诗读来感触大为不同。年轻的拉辛已为我们描述了一次种族大屠杀。

艾柯 这很像博尔赫斯笔下的皮埃尔·梅纳德的故事。 [8] 博尔赫斯想象，有个作者想改写《堂吉诃德》，与此同时还要融入17世纪的西班牙历史和文化。这样，他写出来的《堂吉诃德》与塞万提斯的原著一字不差，但意思截然不同，因为同一句话今天说出来，意义已不同于那个年代。同样，我们也以另一种方式在阅读它，因为这部作品引起了无穷尽的阅读，这些阅读逐渐形成原文的一个组成部分。不为人知的杰作没有这种机会。

卡里埃尔 杰作并非生来就是杰作，而是慢慢变成杰作。我想补充一点，伟大的作品往往通过读者而相互影响。我们当然可以理解塞万提斯对卡夫卡的影响多深，但我们也可以说，卡夫卡同样影响了塞万提斯，热拉尔·热内特 [9] 就此做过精辟阐述。我若在读塞万提斯以前读卡夫卡，那么通过我，并且在我毫不知情的状况下，卡夫卡必将改变我对《堂吉诃德》的阅读。我们的人生道路、个人经历、生活的时代、获得的信息，甚至我们的家庭变故、子女的问题，所有这一切都会影响我们对古代作品的阅读。

我有时会随便翻开一本书。上个月，我翻开了《堂吉诃德》的最后一章，也是人们最不常读的部分。桑丘回到他的“岛”上，遇见一个叫李果德的朋友，他是一个“改教者”（converso），也就是皈依基督教的摩尔人。一道驱逐令（这是史实）把他赶往非洲的贝贝里，他不了解那个国家，不说当地语言，也不信奉当地宗教，因为他和他的父母一样生于西班牙，从来自认为是好基督徒。这页叙述令人震惊。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自己，干脆而直接，没有任何隔阂：“我们无处寻觅厄运期许的安身之地。”一本伟大的书的权威性、通俗性和现实性就在于此：我们打开书，它向我们讲述我们自己。因为我们从这一刻起真正地活着，我们的记忆获得补充，与书相系。

艾柯 《蒙娜丽莎》也是如此。在我看来，达芬奇画过比这个更美的作品，比如《岩间圣母》和《抱白貂的女子》。但《蒙娜丽莎》得到了更多的诠释，这些诠释犹如沉积层，和时光一起沉淀在画里，并改变了画作本身。艾略特在评论《哈姆雷特》的文中说得很清楚 [10] ，《哈姆雷特》不是杰作，而是一部混乱的悲剧，无法协调各种不同的头绪。正因为此，它变成一个谜，让所有人不断探索。《哈姆雷特》不是因为其文学品质而成为杰作；它是因为经得起世人的诠释而成为杰作。为了流传后世，有时候只需大放狂言。

卡里埃尔 还有重新发现。一部作品穿越漫长时光，似乎在等候它重放光彩的时刻。有电视台问我是否愿意改编《高老头》。我至少有三十年没读这部小说。有一天晚上，我坐下来，想随便翻一翻。没想到却一口气读完，直到凌晨三四点钟。我在字里行间感到某种冲动，某种写作激情，没法把眼睛转开一秒钟。巴尔扎克 [11] 在三十二岁时写下这部小说，当时他没有结婚，没有孩子，却以如此深刻、精确和残忍的方式剖析了一个老父亲和女儿们的关系。他是怎么做到的？比如，高老头告诉寄宿在同一公寓的穷学生拉斯蒂涅，他每天晚上要到香榭丽舍大街上看女儿们经过。他为她们雇穿号衣的仆役，买敞篷四轮马车以及一切让她们欢喜的东西。他自己当然越来越穷，甚至破产。他担心自己的在场会妨碍她们，就不让她们看见自己，不和她们有任何往来。他满足于听那些过路人对她们的赞美。他对拉斯蒂涅说：“我情愿做她们膝上的一条小狗。”我居然发现这个！因此，有时是集体发现，有时却是个人发现，人人都可以实现的珍贵发现，只需在夜里拿出一本早已被遗忘的书。

艾柯 我想起少年时代发现乔治·德·拉图尔 [12] ，从此痴迷不已。我当时很纳闷，为什么世人没有把他看成与卡拉瓦乔相提并论的天才。几十年以后，拉图尔被重新发现，极力追捧。他从此变得很大众化。有时候，只需一场展览（或某本书的重版）就能造成这种突如其来的风尚。

卡里埃尔 我们可以顺便谈谈某些书经受住毁灭考验这个话题。刚才说到西班牙人对美洲印第安文明的行径。有关这些语言和文学，迄今仅存三卷玛雅典籍和四卷阿兹特克典籍。其中两卷简直如奇迹般被重新发现。一卷玛雅典籍现存巴黎，一卷阿兹特克典籍现存佛罗伦萨，因而又称为“佛罗伦萨典籍”（Codex Florentino）。会不会有一些狡猾而固执的书，它们非幸存下来不可，总有一天会出现在我们眼前？

托纳克 对于那些清楚了解其价值的人而言，私吞珍贵的手稿和书籍也许始终是一种诱惑。最近，巴黎国立图书馆的某个保管员被指控偷窃一卷手稿，那是他负责保管的希伯来藏书之一。

艾柯 有些书多亏了小偷才得以幸存。你的问题让我想起19世纪佛罗伦萨的吉罗拉莫·利布里伯爵 [13] 的故事。他是伟大的数学家，后来成为法兰西公民。他作为大学者备受时人敬重，就被委任为特派专员，专门抢救那些属于国家文化遗产的手稿。他跑遍整个法国，从修道院到市立图书馆，尽力把无数价值连城的文献和极其珍贵的书籍从可悲的状况中抢救出来。他的工作受到接待他的这个国家的极力赞赏。然而，有一天，人们发现他私吞了成千上万的文献和书籍，价值难以估量。他被起诉。当时法国的文化界人士，从基佐 [14] 到梅里美，都在声援吉罗拉莫·利布里的请愿书上签字，大声疾呼他的清白，意大利的知识分子也参与进来。这份辩护词完美无缺，为这位受到不公正指控的可怜人申辩。甚至在他的住所里发现成千上万被指私吞的文献以后，人们还在继续为他申辩，说他很有可能像从前在埃及的欧洲人，发现一些文物就自然而然地带回家，再不然就是把这些文献带回家，准备进行分类。为了逃避诉讼，吉罗拉莫·利布里逃亡到英国，并在那里度过余生，至死都带着这个丑闻的污点。但自那时起，再也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表明他究竟有罪还是清白。

托纳克 我们已经谈了人们知道其存在却从未见过或读过的书；不为人知并且注定永远如此的杰作；被私吞的价值不可估量的手稿；在某个石窟等候千年的珍贵文献。现在，关于如下作品该说些什么：它们突然之间不再从属于某个作者，而成了另一个人的作品？莎士比亚是否写下了莎士比亚戏剧？荷马是不是真的荷马？诸如此类。

卡里埃尔 有关莎士比亚的一个小回忆。“文化大革命”刚结束时，我正好在北京。我通常在酒店边吃早餐边读英文版《今日中国》（China Today）。有一天的头版上，七栏中有五栏在报道一件耸人听闻的事件：在英国，专家们刚刚发现，莎士比亚的某些作品并非出自他本人之手。我赶紧读了这篇报道，发现这场争论只涉及几行无关痛痒的诗，并且是分散在不同的作品里。

那天晚上，我和两位汉学家吃饭，讲到我的惊讶。一篇有关莎士比亚的并非新闻的报道，怎么会几乎占满《今日中国》的头版？其中一位汉学家告诉我：“别忘了，您是在一个使用官话的国家里，在这个国家里，长久以来，书写与权力紧密相连，极其重要。当西方（也许还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出了什么事时，有必要在头版上用五栏篇幅来报道。”

艾柯 莎士比亚作品的原创性问题引发了无穷无尽的证实与驳斥。我收集了这方面很好的文献，至少是最著名的文献。这场争论的标题是“莎士比亚与培根之争”（The Shakespeare-Bacon controversy）。我写过一篇戏文，说倘若莎士比亚的全部作品都出自培根之手，那么培根绝对不会有时间写他自己的作品，莫非是莎士比亚替他写了？

卡里埃尔 在法国，我们在高乃依和莫里哀上有相似的问题，刚才已经提到过。谁是莫里哀作品的作者？倘若不是莫里哀会是谁？当年我学古典文学时，有位教授花了四个月时间谈论“荷马问题”。他最后的结论是：“我们现在知道，荷马史诗很可能不是荷马写的，而是出自他的孙儿之手，他的孙儿同样名叫荷马。”这个问题的研讨已经取得进展，今天的专家们一般认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肯定不是同一作者的手笔。荷马孙儿的线索也似乎被彻底放弃了。

无论如何，高乃依和莫里哀的合著作者身份问题让人联想到各种不可思议的故事情节。莫里哀管理着一个剧团，有各种工作人员，舞台监督，演员们，这些人全在不停跟他打交道。他的各种活动都像账目一样有记录在案。这就意味着，最根本的活动居然被遮掩了：高乃依在夜里披着黑色大氅为他送剧本。多么奇怪，那个年代居然没有人发现这些！轻信往往超越真相。我们又一次面临可笑的阴谋论。有些人就是不可能接受世界的本来面目。他们没法重建世界，只好竭力重写世界。

艾柯 创作行为有必要存在某些谜团。公众需要这种谜团。不然丹·布朗 [15] 靠什么谋生？自夏科 [16] 以来，人们很清楚一个癔病患者为何会有受刑瘢痕，但他们依然狂热地崇拜皮奥神父 [17] 。高乃依若只是高乃依就太平淡无奇了。高乃依若不仅是高乃依同时还是莫里哀，大众将会更感兴趣。

卡里埃尔 说到莎士比亚，有一点必须强调，他生前几乎没出版过几部剧本。直到他去世很久以后，有些英国学者才聚在一起编出他的第一个全集，这个1623年的版本被公认为初版，称为“第一对开本”（Folio）。这显然是珍宝里的珍宝。这个版本如今还会在某个地方留有样本吗？

艾柯 我在华盛顿的福尔杰图书馆看到三套。是的，它还存在，但不在旧书市场上流通。在《罗安娜王后的神秘之火》 [18] 中，我讲了一个书商和“第一对开本”的故事。那是一切收藏家的梦想：拥有一部古腾堡圣经或1623年的“第一对开本”。但正如我们所说，市场上早就没有古腾堡圣经，它们全进了各大图书馆。在纽约的皮尔庞特·摩根图书馆，我曾看到两本，其中一本还是不全的。在梵蒂冈图书馆，我亲手摸过一本，上等犊皮纸，彩色标题（也就是说，起首字母全是手工彩绘）。如果说梵蒂冈不算意大利，那么意大利连一部古腾堡圣经都没有。已知的最后一件在二十年前卖给了一家日本银行，我没记错的话，当时的成交价是三四百万美金。倘若今天在珍本市场上突然出现一册，没有人敢想象它的价格。

所有收藏家都在做着同样的梦：在某个地方遇见一位老妇人，而她家的某个旧橱里藏着一本古腾堡圣经。这位老妇人已经九十五岁，还生着病。收藏家开价二十万欧元，想买下这本老古董的书。对她来说，这可是笔财富，足以让她安享晚年。只是，问题应运而生：一旦你把这本圣经带回家，你要拿它做什么 ？要么你谁也不告诉，就如独自一人看一场喜剧。那你可笑不出来。要么你告诉别人——全世界的小偷立即行动起来。出于绝望，你最后只好把它捐给市政府。它将被展放在安全的地方，你和朋友们可以随时去欣赏它。但你再也不能半夜起床去翻弄它、抚摩它。这样说来，拥有和不拥有一本古腾堡圣经，又有何差别？

卡里埃尔 真的。有什么差别？我有时还会做另一个梦，或者不如说是白日梦：我是一个小偷，潜入一所私人宅第，里面沉睡着一批数量极为可观的古籍。我带着个袋子，只能装下十本书——就假定还可以多塞两三本在衣服口袋里吧——因此我必须做出选择。我打开藏书室。我只有十到十二分钟的时间来挑选，因为警报系统很快就会叫醒保安人员……这是我很喜欢的一种故事情节，闯入某个收藏家严加看护的封闭空间。我想象这个收藏家很富有，与此矛盾的是他很无知并且极度令人反感，他甚至还会偶尔拆开一本极其珍稀的书，以便一页页地出售。我有个朋友收藏了古腾堡圣经的一页纸，就是这么来的。

艾柯 我要是拆开（并扼杀）我那些带插画的书，赚到的钱将会是当初买这些书的花费的一百倍。

卡里埃尔 这些拆开古籍卖插画的人，被称为“按斤两卖古董的人”。他们是珍本收藏者的公敌。

艾柯 我认识一个纽约的书商，他只用这种方式出售古籍。他曾经告诉我：“我这是民主的艺术品破坏行为。我买下那些不完整的古籍，再把它们拆开。您永远也不可能拥有一部《纽伦堡编年史》，对吧？我可以卖给您十美金一页。”但是，他真的只拆开那些不完整的古籍吗？我们一无所知，再说他也去世了。收藏者和书商之间曾经达成协议，收藏者决不购买、书商也决不出售拆分的书页。只是有些插画早在一百或一百二十年以前就从书上掉下来了（书从此不见踪影）。如何抵制住这样漂亮的东西呢？我有一张科罗奈利 [19] 手绘的彩色地图，美妙无比。它是从哪儿来的？我不知道。

* * *

[1] 塞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1906—1989），爱尔兰作家，用英语和法语写作，20世纪荒诞派戏剧的代表人物。《等待戈多》（En attendant Godot，1948）为其代表作。卡里埃尔说的应该是他在1931年用英文写作的《普鲁斯特》（Proust）。

[2] 阿尔忒米多尔（Artémidore d’Ephèse），古希腊地理学家，生活于公元前1世纪。他的著作包括十一卷本的Geographoumena。由于作品佚失，今人只能从Strabon等人的援引中了解到一些残篇。艾柯提到的阿尔忒米多尔的手稿发现于1990年代。

[3] 海因里希·施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1822—1890），德国极具传奇色彩的考古学家，醉心于荷马史诗。在他的努力下，特洛伊、迈锡尼、梯林斯等古希腊城邦遗址得以重见天日。

[4] 伯希和（Paul Pelliot，1978—1945），法国汉学家。

[5] 鲁斯塔韦利（Shota Rustaveli，1172—1216），格鲁吉亚诗人。他的代表作就是《虎皮武士》（Vepkhistqaosani）。

[6] 《犹太法典》（Talmud，一译《塔木德》）是犹太教的基础经籍，其地位仅次于《圣经》。《犹太法典》有一部分内容是对圣经的注释，称为“米德拉什”（Midrash），故艾柯有此言。

[7] 《昂朵马格》（Andromaque），拉辛写于1667年的悲剧作品，取材于荷马史诗，昂朵马格是特洛伊将领赫克托尔的妻子。

[8] 指博尔赫斯写于1941年前后的小说《〈吉诃德〉的作者皮埃尔·梅纳德》，收在短篇小说集《小径分岔的花园》中。

[9] 热拉尔·热内特（Gérard Genette，1930—），法国文学评论家。有关塞万提斯和卡夫卡的分析，当在其论著集Figures I（Paris： Seuil， 1966）的“文学乌托邦”（Utopie littéraire）一章里。

[10] 艾略特（T. S. Eliot，1888—1965）在1920年代写过一系列探讨诗艺的论文，对但丁、莎士比亚等诗人做了评论。这里说的应为The Sacred Wood： Essays on Poetry and Criticism（1920）中的“Hamlet and His Problems”。

[11] 巴尔扎克1835年写作《高老头》时应当是三十六岁。

[12] 乔治·德·拉图尔（Georges de La Tour，1593—1652），法国巴洛克画家，他的画风受到意大利16世纪画家卡拉瓦乔（Caravaggio，1517—1610）的影响。故艾柯有此说法。

[13] 吉罗拉莫·利布里（Girolamo dai Libri，1475—1555），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学者。

[14] 基佐（Fran？ois Guizot，1787—1874），法国政治家，1847—1848年间任法国首相。

[15] 丹·布朗（Dan Brown，1964—），美国畅销书作家，著有《达芬奇密码》等。

[16] 夏科（Jean-Martin Charcot，1825—1893），法国神经学和心理学家。

[17] 皮奥神父（Padre Pio，1887—1968），本名Francesco Forgione，被视为第一个身带瘢痕的神父（瘢痕在新约语境里专指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留下的伤口痕迹），于2002年被罗马天主教会封为圣人。

[18] 《罗安娜王后的神秘之火》（La Mystérieuse Flamme de la reine Loana），艾柯写于2004年的小说。

[19] 科罗奈利（Vincenzo Coronelli，1650—1718），方济各会教士，威尼斯的宇宙学家，以绘制地图著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