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我们对过去的认知归功于 傻子、呆子和敌人

我们当年发现了亚述人最早的图书馆，但对楔形文字一无所知。人类始终面临丢失和毁灭的问题。挽救什么？传达什么？如何传达？如何确保今天使用的语言能在明天、后天依然被理解？一种文明若不向自身提出这个问题将是不可想象的。

8 我们对过去的认知归功于 傻子、呆子和敌人

我们通过艾提乌斯的作品了解了前苏格拉底哲人的不少残篇，艾提乌斯却是个彻头彻尾的傻瓜，只需读一读他的笔记就清楚了。因此，我们大可怀疑他的记载是否忠于前苏格拉底哲人们的精神。还有恺撒笔下的高卢人、塔西陀笔下的日耳曼人，我们多少了解这些民族，恰恰是借助他们的敌人的记载。

我们对过去的认知往往来自书本，因此也就归功于傻子、呆子和狂热的敌人。仿佛过去的痕迹完全消失，要重建过去，只能借助这些文学疯子的作品，这些不可信的天才。

托纳克 透过藏书，你们是不是在以某种方式与过去对话？对你们来说，古籍是不是对过去的一种见证？

艾柯 我刚才说，我只收藏那些与谬误、虚假相关的书，这些书不可能是无可指摘的见证者。然而，即便说谎，它们也教给我们一些过去的事。

卡里埃尔 让我们来想象一位15世纪的博学者。他拥有一两百册书籍。今天很多普通人就拥有这个数量的书。在他家的墙上挂着五六幅版画，画的是耶路撒冷、罗马，一些准确性很成问题的版画。他对世界只有一个遥远而模糊的印象。他的书都很美，但是不够，并且正如你所说，常常还是错的。

艾柯 《纽伦堡编年史》是一本带插画的书，讲述了从创世到1490年的世界历史。在这本书里，同一张版画有时会重复使用，表现不同的城市。这表明，出版者更关注插画效果而不是信息本身。

卡里埃尔 我和我太太收藏了一套书，我们叫它“波斯之旅”。最早的几本书可以追溯到17世纪。其中最古老也最有名的是让·夏尔丹 [1] 在1686年的著作。同一著作在四十年后还出了一个八开的版本，换言之，是分成多卷的小开本。第九卷插有一张波斯波利斯 [2] 废墟的折叠式插图，完全展开大概三米长：那些版画是一张张按顺序粘上去的，每本书都要手工制作！这简直是无法想象的工程。

这本书在18世纪再版，附有一模一样的插画。一百年后又一次再版，仿佛波斯在整整两世纪里没有经历任何变迁似的。当时法国正处于浪漫主义时期，一切与路易十四的世纪截然不同。然而，波斯在书籍中却显得不变而永恒，仿佛它就此静滞于一系列图像之中，仿佛它没有改变的能力。出版者的决定其实就是一种文明和历史的审判。直到19世纪，法国依然在出版一些两百年前撰写和印刷的科学书籍！

艾柯 书常犯错。但有时却是我们的解释在犯错或妄想。六十年代，我写过一篇戏文（收在《模仿与假冒》 [3] 里）。我想象一个未来的文明世界，人们从某个湖底找到一只钛金属箱，箱子里有一些伯特兰·罗素 [4] 在主持核裁军运动时期特意封存的文献，当时的人比今天更沉陷在核破坏的威胁之中（并非威胁已消除，恰恰相反，是我们已经习惯了）。讽刺的是，这些被挽救的文献其实只是一些滑稽小曲的歌词。于是，未来的语文学家们把这些歌曲视为我们这个时代诗歌的巅峰之作，并尝试在此基础上重建一种消失的文明，也就是我们今天的文明。

我后来听说，在一次古希腊语文学的研讨会上，我的文章被拿出来讨论。学者们提出如下问题：他们所研究的古希腊诗人的残篇是否也具有同样的特点？

事实上，最好永远避免在唯一信息来源的基础上重建历史。何况，由于时间的差异，某些文本已经不可解释。在这个问题上，我有一个很好的故事。二十多年前，美国国家宇航局（或者另一个美国政府部门）提出问题：应该把核残渣埋在哪里？我们知道，核残渣的放射性可以持续一万年，总之是个天文数字。他们的问题在于，倘若真的可以找到这么个地方，他们应该在那附近建立何种信号，以禁止未来的人类入内。

在过去两三千年间，人类不是也丢失了解读好几种语言的密码吗？假设五千年后，人类灭绝，外太空的来客降临地球，如何告诉他们不要踏入那个地方？专家们委托一位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汤姆·斯比奥克 [5] 研究一种解决这些困难的交流方式。斯比奥克在分析了所有可能的解决方案之后得出结论：任何语言，即便图形文字，都不可能在它诞生的背景之外得到理解。我们不可能肯定地解释在洞穴里发现的史前图像。即便象形文字也无法完全辨认。在他看来，唯一可能的办法在于建立宗教团体，这些团体内部会传播某些禁忌，“勿碰这个”，或“勿食那个”。一个禁忌能在一代代人之间传承。我当时有另一个想法，可惜美国国家宇航局没付给我钱，我就谁也没告诉。我认为可以这么埋藏核残渣：最上面一层很稀，放射性也很弱；第二层略浓一点，由此层层递增。这样，将来我们的访客如果不小心用手（或类似手的器官）去挖这些残渣，他只不过会掉一根指骨而已。如果他很固执，就有可能丢掉一整根指头。但我们可以肯定他不会一意孤行下去。

卡里埃尔 我们当年发现了亚述人最早的图书馆，但对楔形文字一无所知。人类始终面临丢失和毁灭的问题。挽救什么？传达什么？如何传达？如何确保今天使用的语言能在明天、后天依然被理解？一种文明若不向自身提出这个问题将是不可想象的。你刚才提到这种情形：一切语言代码全部消失，一切语言变得寂静无声，模糊不清。我们还可以想象一种相反的情形：我今天在墙上涂画一些没有任何意思的图形，将来就会有人声称破解了图形的涵义。有一年，我出于好玩，杜撰了好些书写符号，相信未来会有人给这些符号找到涵义。

艾柯 当然了，没有什么像荒诞那样产生各种注释。

卡里埃尔 或者注释产生荒诞。这是超现实主义者的贡献。他们把毫不相干的词放在一起，展现出一种隐藏的意义。

艾柯 哲学上也有相似的情况。伯特兰·罗素不像海德格尔引起那样多的注释。为什么？因为罗素特别清晰易解，而海德格尔却极为艰涩。我不是说他们中孰对孰错。我对他们两位均表示怀疑。但当罗素讲一句蠢话时，他用明白的方式讲出来；而海德格尔即便在说一件不言自明的事，我们也未必能理解。要想穿越历史，恒久长存，必须艰涩难懂。赫拉克利特 [6] 老早就知道这一点……

顺便问一句：你知道为什么前苏格拉底哲人们只写片段吗？

卡里埃尔 不知道。

艾柯 因为他们当年全生活在废墟里。这是玩笑话。我们找到这些片段的线索，往往是通过后人（一般是几世纪以后的人）对他们所做的注释。比如廊下派哲学，我们很可能还没有完全认识其思想成就的重要性，但现今所了解的大部分内容均来自撰文驳斥廊下派哲人的恩培里柯 [7] 。同样的，我们通过艾提乌斯 [8] 的作品了解了前苏格拉底哲人的不少残篇，艾提乌斯却是个彻头彻尾的傻瓜，只需读一读他的笔记就清楚了。因此，我们大可怀疑他的记载是否忠于前苏格拉底哲人们的精神。还有恺撒笔下的高卢人、塔西佗笔下的日耳曼人， [9] 我们多少了解这些民族，恰恰是借助他们的敌人的记载。

卡里埃尔 基督教神甫们对异端分子的说辞也可以算在其中。

艾柯 这就好比只通过拉青格 [10] 的教皇通谕来了解20世纪哲学。

卡里埃尔 我对行邪术的西门这个人物痴迷不已。先前我还专门为他写过一本书。他是耶稣的同时代人，只出现在《使徒行传》中。他被使徒们宣判为异端，指控为所谓的“买卖圣职罪” [11] ，因为他企图向彼得买下耶稣的神圣权柄。这些几乎就是有关这个人物的全部记载了。然而，当时有许多人追随他，称之为“神的大能者”。他不可能像他的敌人们所说的，只是个可笑的江湖郎中。

艾柯 我们听说鲍格米勒派 [12] 和保罗派教徒会吃小孩，这是来自他们的敌人的说法。有关犹太人也有相同的传说。不论谁的敌人都会吃小孩。

卡里埃尔 我们对过去的认知往往来自书本，因此也就归功于傻子、呆子和狂热的敌人。仿佛过去的痕迹完全消失，要重建过去，只能借助这些文学疯子的作品，这些不可信的天才。安德烈·布拉维埃 [13] 曾详细讨论过这些人的命运。

艾柯 在我的《傅科摆》里，有个人物也想到是否可以对福音书的作者提出同样的疑问。也许耶稣还说了一些别的话，但他们没有记录下来。

卡里埃尔 这是很有可能的。我们常常忘了，现存最古老的基督教文本是保罗书信。福音书要迟一些才出现。然而，基督教的真正创始人保罗的人格却非常复杂。我们认为，他和耶稣的兄弟雅各曾就割礼这一基本问题激烈地交换过意见。毕竟耶稣生前还去犹太神殿，雅各在他兄弟死后也继续去那里。他们一直都是犹太人。保罗把基督教和犹太教区分开来，并且直接面对“外邦人”，也就是非犹太人。他是真正的创始人。

艾柯 当然，他具有超凡的智慧，他明白，如果想让耶稣的话语获得巨大反响，就必须让罗马人接受基督教。正因为此，在从保罗开始的基督教传统中，以及在福音书中，彼拉多 [14] 是个懦弱的人，却不是真正的罪人。必须为耶稣之死负责的是犹太人。

卡里埃尔 而且，保罗无疑也知道，他不可能成功地把耶稣当作新的、独一无二的神让犹太人接受，因为犹太教在当时还是一个新兴宗教，是强大的、征服式的，有不少异教徒皈依；而希腊罗马宗教当时已在迅速沉沦，但罗马文明本身却不是如此。罗马人有条有理地改造传统世界，将其纳为一统，给他们治下的各族人带来持续几世纪的“罗马和平”（Pax Romana）。布什的征服式的美国，从来没能在一种良好、普适的文明基础上，带给世界这种和平。

艾柯 说到那些不容辩驳的疯子，一定要提及美国的电视福音传教士。只需在星期天早晨快速浏览一遍美国的电视频道，就能明白事态的严重性和广泛度。沙查·巴隆·科恩在《波拉特》 [15] 中的演绎显然不只是出于想象。我想起在六十年代，为了在俄克拉荷马州的奥罗·罗伯茨大学执教（奥罗·罗伯茨也是个星期日电视福音传教士），必须回答这样的问题：“你是否具备语言天赋？”言下之意，你是否能够巧妙地运用一种别人都不会说但所有人都听得懂的语言。这一现象在《使徒行传》中早有描述。我有一位同事被录用，因为他回答：“还没有。”（Not yet.）

卡里埃尔 我在美国亲眼目睹了好几次弥撒：按手礼、假治愈、人为制造极乐体验。挺吓人的。有时让我以为身处疯人院。但与此同时，我认为用不着过于担心这些现象。我总是这么告诉自己：倘若上帝存在并且突然站到他那些疯狂的信徒一边，那么基要主义 [16] 、原教旨主义和宗教狂热将会是严重的，甚至非常严峻的。然而直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能说上帝站到了哪一边。在我看来，只要无法获得上帝襄助（这是必然的），这些运动就总是兴起一时又失去势头，从一开始就注定没用。危险或许更在于，美国的新创世主义者会最终获胜，把基于圣经的“真理”当成科学真理在学校里教授。这将是一种倒退。当然，并非只有这些人想以这种方式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他人。大约十五年前，我参观了巴黎玫瑰路 [17] 的一家犹太教学校，那里的“教师们”讲授的是：世界由上帝创造于大约六千年以前，一切史前遗址都是撒旦为了欺骗人类而放在沉积层中的！

我猜，那里的情况到今天并没有得到多少改观。这样的“教导”类似于当初保罗焚烧古希腊的科学著作。信仰总是比知识更强大——这也许令人惊叹，感到遗憾，但事实确实如此。然而，若说这些假正经的教导颠覆了事物发展的一般进程，却也没那么夸张。不，一切该怎样还怎样。别忘了，伏尔泰是耶稣会教士的学生。

艾柯 所有伟大的无神论者都产生于神学院。

卡里埃尔 还有古希腊科学，尽管有人试图压制它的声音，最终它还是获胜了。虽然这条真理的道路上布满障碍、火刑堆、监狱，偶尔甚至还有死亡集中营。

艾柯 宗教复兴并不在蒙昧主义时期发生。恰恰相反，宗教在超技术化时代尤其兴旺，比如我们现在。在传统道德瓦解、意识形态垂死挣扎的时代，也是如此。在那样的时候，人类需要信仰一些东西。正当罗马帝国达到最强盛的顶峰，当元老院议员们与妓女一道招摇过市，给自己涂上口红，早期的基督徒也被埋葬在地下墓穴。 [18] 这是一个重新达到平衡的过程，很正常。

这种信仰需求在今天有各种不同的表达方式，比如对塔罗牌的兴趣，比如对新世纪 [19] 精神的拥护。我们不妨反思一下达尔文主义论战的复苏，论战方不仅有基要主义的新教徒，还有天主教右派（此刻正发生在意大利）。很长时间以来，天主教会不再为进化论所困扰：从教会神父那里，人们已经知道圣经的叙述采取隐喻的方式，因此创世的六天可以完美地呼应六个地质纪年。何况《创世记》太达尔文化了：人类在所有动物之后出现，并且由泥土所造。因此人类既是大地的产物，也是一次进化的顶峰。

信教者们想要挽回的唯一一点是：进化不是偶然的，而是某种“智慧设计” [20] 的结果。然而，目前的论战并没有提到设计问题，反而涉及全部达尔文理论。这显然是一次倒退。人类再一次在神话中逃避科技威胁。这一综合征有可能采取集体崇拜的方式，比如崇拜皮奥神父这一类人物！

卡里埃尔 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是一种矫正。我们曾把信仰当成一切罪恶的母亲加以摒弃。然而，从1933年希特勒执政到二十年后斯大林逝世，我们在这座星球上统计出上亿起暴力死亡事件。这个数目也许超过了人类以往战争的死亡总数……当世界从屠杀的震惊中清醒过来时，很自然地会回归宗教活动。

艾柯 但纳粹当年喊着“上帝与我们同在！”（Gott mit uns.）他们奉行一种异教的宗教狂热！当无神论成为国家宗教，比如在前苏联，一个信教者和一个无神论者之间也就不再有差别。两者都有可能成为基要主义者、极端主义者。我曾经写过，马克思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种说法并不准确。鸦片可以使人中立、麻醉、昏昏欲睡。不，宗教是人民的可卡因。它让人群兴奋起来。

卡里埃尔 不如说，这是一种鸦片和可卡因的混合物……

* * *

[1] 让·夏尔丹（Jean Chardin，1643—1713），法国旅行家，尤以在波斯和印度的旅行著称。

[2] 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古代波斯都城。

[3] 《模仿与假冒》（Pastiches et Postiches），艾柯发表于1996年的文集，系1963年的Diario minimo的增订版。

[4] 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哲学家、逻辑学家，和平主义者，曾积极参与反对核武器和提倡核裁军的运动，1954年发表了著名的《罗素——爱因斯坦宣言》。

[5] 汤姆·斯比奥克（Tom Sebeok，1920—2001），美国符号学家、语言学家。

[6] 赫拉克利特（Héraclite），公元前6世纪的古希腊哲人，以艰涩难懂著称。他是艾柯下文所说的“前苏格拉底哲人”中的一位。所谓前苏格拉底哲人，是指公元前7至6世纪的古希腊思想家，代表西方哲学的起源。这些哲人均无完整著作传世，只通过后人的辗转援引和注释而留下一些残篇，即下文所说的“片段”。

[7] 恩培里柯（Sextus Empiricus，160—210），古希腊哲人，天文学家，怀疑论者。

[8] 艾提乌斯（Aetius），生活在公元1至2世纪的作家，以收集和记录古代哲人们的思想著称。

[9] 分别指恺撒的《高卢战记》（commentarii）和塔西陀（Tacitus，56—120）的《日耳曼尼亚志》（Germania），从征服者的角度了解一个民族，往往有违真实。

[10] 拉青格（Joseph Ratzinger，1927—），本笃十六世（Benedict XVI），2005—2013年任罗马教皇。

[11] “买卖圣职罪”（simonie）一词出自“西门”（Simon）。

[12] 鲍格米勒派（Bogomiles），10世纪基督教内部的一个异端教派。

[13] 安德烈·布拉维埃（André Blavier，1922—2001），比利时法语诗人、学者、文学评论家。此处指他1982年出版的《文学疯子》（Les Fous littéraires）。

[14] 本丢·彼拉多是罗马帝国犹太行省的执政官，他曾问犹太人是否按传统做法释放耶稣，但犹太人喊着要把耶稣钉到十字架上，参《马太福音》，27∶15—26等。

[15] 《波拉特》（Borat），2006年上映的一部美国喜剧电影，全名为《波拉特：为建设伟大祖国哈萨克斯坦而学习美国文化》，由英国演员沙查·巴隆·科恩（Sacha Baron Cohen）出演。

[16] 基要主义，20世纪美国新教中的一种极端保守的神学思潮。

[17] 玫瑰路（Rue des Rosiers），巴黎犹太人街区。

[18] 早期罗马法律规定，基督徒不允许葬在罗马城中，只能葬在城外的地下墓穴。这一习俗随着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官方宗教而改变。

[19] 新世纪运动（New Age Movement），20世纪下半叶在西方国家产生的一种多元、包容的精神思潮，借鉴东方的性灵和玄学传统，注入西方心理学、健康学、意识研究等各种影响。

[20] 智慧设计论，一种有争议的论点，反对自然选择论，认为宇宙及生命的复杂性必须归结于智慧的设计，以最高造物主的意志造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