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愚蠢颂

为什么只关注智慧、杰作和精神丰碑的历史？在我们看来，福楼拜所珍视的人类的愚蠢要普遍得多，这是显而易见的。愚蠢更丰富多产，更具启发性，在某种意义上，更公正。

10 愚蠢颂

人类是一种不可思议的造物。他发现火，建就城市，创作美妙诗篇，解释世界万物，创造神话形象，等等。然而，与此同时，他从未停止与同类战争，铸下大错，毁坏环境。在高等心智与低级愚蠢之间的平衡，最终形成某种近乎不好不坏的结果。因此，当我们决定谈论愚蠢，从某种意义来说，我们在向人类这一半天才、半愚昧的造物致敬。

托纳克 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你们二位都是“愚蠢”的爱慕者……

卡里埃尔 铁杆的爱慕者。愚蠢大可对我们放心。六十年代，我和居伊·贝什泰尔 [1] 在写后来不断再版的《愚蠢辞典》时曾自问：为什么只关注智慧、杰作和精神丰碑的历史？在我们看来，福楼拜所珍视的人类的愚蠢要普遍得多，这是显而易见的。愚蠢更丰富多产，更具启发性，在某种意义上，更公正。我们写了一篇前言叫“愚蠢颂”。我们甚至还打算开一门“愚蠢课”。

在我们看来，关于黑人、犹太人、中国人、女人和伟大艺术家所写过的蠢话，远远比有关他们的智慧分析更具启发性。在复辟时代，极端反动的凯兰大人 [2] 在巴黎圣母院的讲道台上，面对听众席上重返法国的流亡贵族宣称：“耶稣基督不仅是上帝之子，从他母亲一方来看也出身高贵。”他的话向我们传达许多东西，不仅与他本人有关（我们对此的兴趣只是相对的），更体现他那个时代的社会和精神面貌。

我想起豪斯顿·斯蒂华·张伯伦 [3] 的这句珍珠般的话（众所周知，他也仇视犹太人）：“谁敢声称耶稣基督是犹太人，这人要么是无知，要么是无礼。”

艾柯 不过，我还是希望我们能做一个界定。就我们的话题来说，这无疑很重要。我曾在一本书里区分了“弱智”（imbécile）、“痴呆”（crétin）和“愚蠢”（stupide）。痴呆与我们讨论的话题无关。痴呆把调羹举到前额而不往嘴里送，他不明白你对他说什么。这个区别就出来了。弱智是一种社会特质，你也可以叫它别的，因为在某些人眼里“愚蠢”和“弱智”是一回事。弱智是在特定的时间说了不该说的话。弱智的人是不自觉地说蠢话做蠢事的人。愚蠢的人有所不同，他的缺点不是社会性的，而是逻辑性的。愚蠢的人乍眼看去似乎能以正确的方式进行思考，我们很难一眼辨出端倪。这也是为什么他们最危险。

我要举个例子。愚蠢的人会说：“比雷埃夫斯人全是雅典人。雅典人全是希腊人。因此，希腊人全是比雷埃夫斯人。”你听了不免起疑，因为你知道希腊人中还有斯巴达人等等。但你没办法证明哪里错了，如何错了。你必须了解形式逻辑的规则才能做到这点。

卡里埃尔 在我看来，愚蠢的人不仅仅是错了，他还大声疾呼自己的谬误，昭告天下，要所有人都听见。愚蠢像喇叭一样响亮，这多少让人有点惊讶。“现在，我们从确凿的消息来源知道……”接着就是长篇蠢话。

艾柯 你说得完全对。如果我们反复强调一个老套平常的真理，很快这一真理也变得愚蠢。

卡里埃尔 福楼拜说，愚昧就是一心想下结论。傻瓜 [4] 想自行找到不容置疑、决定性的解决方法，想一劳永逸地终结一个问题。这种愚昧做法在某些社会里被视为真理，尽管如此，当我们隔着历史去看，还是极具教育意义。一直以来，我们仅限于学习（或者别人只让我们学习）美和智慧的历史，然而正如刚才所言，这只是人类行为中微乎其微的部分。或许我们还应该考虑，在丑的历史之外增加一个关于谬误和无知的通史。话说回来，你已经开始这么做了。

艾柯 我们刚才讲到艾提乌斯和他记录前苏格拉底哲人著述的方式。毫无疑问：这家伙是个蠢人。至于“愚昧”（bêtise），按你刚才这么说，我觉得它不能等同于“愚蠢”（stupidité）。愚昧更像是一种处理愚蠢的方式。

卡里埃尔 以强调的方式，往往更夸张。

艾柯 人可以愚蠢而不完全愚昧。有时是意外的愚蠢。

卡里埃尔 是的，但这样一来，愚蠢就不能成为一个行当。

艾柯 确实，有人以愚昧为生。在你刚才的例子里，说耶稣从母亲一方 “出身高贵”，在我看来并非绝对愚蠢。原因很简单：从注经的角度而言这是对的。我认为，这属于“弱智”的范畴。我可以说一个人出身高贵。我不能说耶稣出身高贵，至少这不重要，既然他是上帝之子。因此，凯兰讲了一个史实，却不合时宜。“弱智”的人说话总是欠缺分寸。

卡里埃尔 我想到另一句话：“我并非出身高贵。但我的孩子们是。”除非这是玩笑话，否则这至少是一个沾沾自喜的弱智。再来说凯兰大人。这是一位巴黎大主教，思想显然极其保守，但在当时的法国具有极高的道德威望。

艾柯 那么，让我们更正刚才的定义。“愚昧”（bêtise）是一种傲慢而固执地处理“愚蠢”（stupidité）的方式。

卡里埃尔 这个定义不错。我们可以援引那些企图毁掉我们今天心目中的大文豪或艺术大师的人，他们为数众多，可以大大丰富我们的例证。侮辱总是比赞美醒目得多。必须承认并理解这一点。真正的诗人会在一场侮辱风暴中闯出自己的路。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曾被评为“一片猥亵的破碎声”，“音乐的终结”。我们更不会料到，对莎士比亚、巴尔扎克、雨果等人施加侮辱性言论的人当中，会出现一些赫赫有名的名字。福楼拜甚至这么说过巴尔扎克：“如果巴尔扎克知道该怎么写作的话，他会是个怎样的人呐！”

此外还有爱国主义、军国主义、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的愚昧。我们可以看看《愚蠢辞典》中有关犹太人的词条。其中的引文所传达的与其说是仇恨，不如说是简单的愚昧。充满恶意的愚昧。比如：犹太人天生爱钱。证据是一个犹太母亲分娩遇到困难时，只需在她的肚子边敲响几枚钱币，犹太小孩就会张着手出世。这是1888年某个费尔南德·格利高里写下的话。白底黑字地写出并印刷出来。傅立叶声称犹太人是“社会主体的鼠疫和假霍乱”。普鲁东 [5] 在日记上写道：“必须把这个种族遣送到亚洲，或灭绝它。”这些就是出自一般称为科学人士之手笔的“真理”，在背后放冷箭的“真理”。

艾柯 诊断：愚蠢还是弱智？有个关于弱智（就我本人的理解）的显赫例子，那是乔伊斯回忆和史格芬顿先生 [6] 的一次对话。史格芬顿说：“我听说你弟弟去世了。”回答：“他当时只有十岁。”史格芬顿回道：“这总是让人难过。”

卡里埃尔 愚昧往往接近谬误。对愚昧的兴趣促使我关注你对虚假的研究。这两条道路完全被传统教育所忽略。每个时代既有其真理的一面，也有众所周知的愚蠢的一面，极大的愚蠢，然而传统教育只负责教授和传播真理。从某种程度而言，愚昧被过滤了。是的，确实有“政治上正确”和“理智上正确”之分。换言之，有一种所谓的好的思考方式，不管我们愿不愿意。

艾柯 这就像测试酸碱性的石蕊试纸。石蕊试纸让我们知道在任何情况下我们究竟是一个傻瓜还是一个弱智。回到你刚才对愚昧和虚假的比较：虚假并不一定是愚蠢或弱智的表达方式。虚假就是一次谬误。托勒密真诚地相信地球静止不动。由于缺少科学信息，他犯了一个错误。但是，也许我们明天会发现，地球并不绕着太阳转，那时我们又会回头赞扬托勒密的智慧。

违心地行事，就是言与知相悖。人们一直都在真诚地犯错。谬误横贯人类的历史，这不算坏事，否则我们就成了神。我所研究的“虚假”概念其实颇为微妙。有一种虚假来自于对某种原物的摹仿，并且必须与这个原型保持完美的同一性。在原物和虚假之间具有莱布尼兹意义上的不可分辨性。在这种情况下，谬误在于把真理的价值给予某个我们早已知道是虚假的事物。此外还有托勒密的错误推理，他真诚地说出他的推论，但他弄错了。这意味着他不是要让人相信地球静止不动（我们已经知道地球绕着太阳转）。不。托勒密真的相信地球静止不动。在托勒密身上丝毫没有弄虚作假的成分，隔着历史来看，这只是一个谬误的知识罢了。

卡里埃尔 如此精确似乎不会让我们定义真假的任务更容易：毕加索承认他自己也可以画毕加索赝品。他甚至吹嘘说那将是世界上最棒的毕加索赝品。

艾柯 基里科也承认画过基里科赝品。我必须承认，我自己也制作过一件艾柯赝品。意大利有份类似于《笨蛋一周》 [7] 的讽刺杂志，有一次策划了一个假想火星人降临地球的特刊，叫“夜间来信”（Corriere della Sera）。当然都是一些杜撰的文章。他们请我写了一篇戏仿艾柯的文章。

卡里埃尔 这也是一种逃离自己的方式，如果不能逃离自己的精神，起码可以逃离自己的肉身、自己的存在。

艾柯 不过首先是自我批评，突出自己的陈词滥调。为了“假装成艾柯”，我必须重复这些陈词滥调。因此，制作自己的赝品是一个非常健康的练习。

卡里埃尔 我们花了多年时间研究愚蠢也是如此。在很长的时间里，我和贝什泰尔疯狂地只读那些极其糟糕的书。我们认真研究各大图书馆的书目，某些书名会给我们一个期待中的宝贵想法。当你在书目中看到这么一个题目，“论早期自行车对良好风俗的影响”，你肯定有所收益。

艾柯 当疯子和你自己的生活相互影响时，问题就来了。我刚才说到，我曾研究过虚妄出版社出版过的疯子们。当然我是带着嘲弄复述他们的观点。然而，他们中有些人并没有意识到嘲弄，反而写信感谢我重视他们的思想。《傅科摆》也是如此，小说批评那些真理的“信使”，引起他们的示威抗议，其激烈程度让人意想不到。我至今还常接到圣殿骑士团 [8] 某位大人物的电话（幸运的话是我太太或秘书接电话）。

卡里埃尔 来点儿轻松的，我读一封发表在《愚蠢辞典》里的信，你马上就会明白原因。我们在《使徒传道杂志》找到的（是的，我们当时连这也读）。有位神甫感谢收信人给他一种奇迹水，这种水在“病人未知”的情况下很有疗效。“我连续九天让他服用，他毫不知情。他有整整四年处于生死边缘，也在整整四年里抗拒我，带着令人绝望的固执，说着令人发抖的亵渎神灵的话。他终于在九日经之后安详地断气了，带着某种虔诚的情感，这份虔诚由于始料不及而让人倍感欣慰。”

艾柯 这家伙究竟是痴呆、愚蠢还是弱智，实在难以判别。困难在于这些分类是理想类型，如德国人所说的Idealtypen。然而，我们在大多数时间遇到的某个人往往兼具三种特性。现实比类型学复杂多了。

卡里埃尔 我有很多年没回到这些问题上了。但我再次感到震惊，研究愚蠢问题是如此让人兴奋。不仅因为愚蠢引出书的神圣化问题，还因为愚蠢让我们认识到，我们中的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说出类似蠢话。我们总是处于说傻话的边缘。我再读一句夏多布里昂的话，他评论自己一点都不喜欢的拿破仑：“其实，他就是一个战争大赢家，除此之外，任何将军都比他能干。”

托纳克 能否具体讲讲你们两人都有的这种酷爱——对促使人类意识到自身局限和不完美的东西的酷爱？对你们来说，这里面是否隐含着某种悲悯情怀？

卡里埃尔 在我生命中的某个时期，那时我将近三十岁，受完高等教育，在传统的轨迹中生活——突然之间出现了脱节。1959—1960年，我当兵参加阿尔及利亚战争……我突然发现，先前人们教我的一切东西完全没用，我是说，毫无意义。当时我读一些殖民问题的文章，其愚蠢和暴力的程度，我几乎无法想象，从来没有人把这样的东西摆在我眼前。于是我开始思考。我多么希望走出那些被人踏平的寻常小道，去看看四周广漠的大地，灌木丛，甚至沼泽。居伊·贝什泰尔的经历和我相似。我们是在高考文科预备班里相识的。

艾柯 我想我们处于同一“波段”，虽然形式明显不同。你曾经在《死亡与不朽》的百科全书 [9] 里把我的文章当作结语。我在那篇文章里写道，为了接受生命终将结束的想法，我们必须说服自己，所有在我们之后还活着的人都是蠢货，没必要浪费时间和他们待在一起。这是以悖谬的方式指出如下事实：我们倾尽一生都在耕耘人类的伟大美德。人类是一种不可思议的造物。他发现火，建就城市，创作美妙诗篇，解释世界万物，创造神话形象，等等。然而，与此同时，他从未停止与同类战争，铸下大错，毁坏环境。在高等心智与低级愚蠢之间的平衡，最终形成某种近乎不好不坏的结果。因此，当我们决定谈论愚蠢，从某种意义来说，我们在向人类这一半天才、半愚昧的造物致敬。而当我们渐渐临近死亡——正如咱俩的现状——我们开始觉得愚蠢胜过美德。这当然是自我安慰的最佳方式。比如说，有个水管工来我家修漏水的浴室，临走时他要了一大笔钱，等他走了，浴室继续漏水，这时我为了安慰自己，对我太太说：“这是个傻瓜，不然他也不会来修水管，而且这么烂。不然他就该是博洛尼亚大学的符号学教授了。”

卡里埃尔 在研究愚蠢问题时，我们发现的第一件事就是我们自己是傻瓜。显然，我们不可能把别人当成傻瓜自己却不受惩罚。我们最终会意识到，别人的愚蠢恰如一面镜子朝我们张开。一面永久、精准、忠实的镜子。

艾柯 我们不要陷入埃庇米尼得斯 [10] 的悖论，他曾说所有克里特人都是骗子。他自己是克里特人，所以他肯定也是骗子。如果一个蠢货说别人全是蠢货，尽管他是蠢货，他说的话却也有可能是真的。如果他补充说别人全是蠢货，“和他一样”，那么他就证明了自己还有点儿智慧。这不可能是个蠢货。因为别的人用尽一生都在试图忘记自己是蠢货。

我们还有可能陷入另一种欧文提及的矛盾：所有人全是蠢货，除了你和我。尤其是你，归根到底，在认真想过以后……

卡里埃尔 我们的精神都有些狂热。我们收藏的书全都见证了我们的想象令人眩晕的程度。一边是不着边际的妄想和疯狂，另一边是愚蠢，想要区分这两者尤其困难。

艾柯 我又想到愚蠢的另一个例子。1623年在法国，一个叫奈奥斯的人写了一篇关于玫瑰十字会 [11] 的檄文，当时人们都在讨论这个秘密社团究竟存在与否。作者写道：“他们向世人隐藏其存在，恰恰证明了他们的存在。”存在的证据在于他们否认自身存在。

卡里埃尔 这个观点我觉得似乎可以接受。

托纳克 也许，当然这只是个假设，我们可以把愚蠢视为一种古老的疾病，向所有人开放的新科技是否有助于抵抗这种疾病？你们是否赞同这一积极的诊断？

卡里埃尔 我反对悲观地看待我们的时代。这太容易，满街都是。然而我想引用米歇尔·塞尔在回答一个记者提问时的话，我忘了那次访问的具体情况，与阿斯旺水坝 [12] 修建提案有关。当时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召集了水利工程师、各种材料专家、混凝土专家、也许还有生态学家，但没有哲学家或埃及学家。米歇尔·赛尔为此感到震惊。记者则为他的震惊而震惊，问道：“一个哲学家在这样的委员会里有什么用处？”米歇尔·塞尔回答：“他会注意到缺了埃及学家。”

哲学家有什么用处？赛尔的回答跟我们关于愚蠢的话题不是有奇妙的联系吗？我们应该在生命的哪个阶段以什么方式开始跟愚蠢、平庸以及残忍又可悲的顽固打交道？这些将成为我们每日的面包，与我们形影相随。在法国，关于从几岁开始学习哲学一直存在争议——当然法国人对一切都有争议。如今中学最后一年开始教授哲学。为什么不更早一点呢？为什么不让孩子们同时也学习开启文化相对主义的人类学呢？

艾柯 在最有哲学传统的国家德国，中学竟然没有开设哲学课程，这实在让人难以想象。相反，在意大利，由于受到德国的理想主义历史决定论的影响，中学有三年哲学史课程，这与法国的哲学实践课程不同。知道一点前苏格拉底哲人到今天的哲学家们想些什么，我想还是有用的。唯一的风险是天真的学生可能会以为最后出现的思想最有道理。不过，我完全不了解法国年轻人学习哲学的情况。

卡里埃尔 我对中学最后一年的印象是完全迷失。教学大纲分成好几部分：哲学概论、心理学、逻辑学和伦理学。只是如何才能构想一本哲学教科书呢？何况，那些没有我们所谓“哲学”的文明又该怎么办？我当时的想法带有人类学的意味。比如，“哲学概念”是一个纯西方的说法。我们如何向一个印度人（即便是极为高雅的印度人）解释某个“概念”，又如何向一个中国人解释“超验”！我们进一步谈谈教育问题——当然，我们不假装自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自从所谓的于勒·费里 [13] 改革以来，法国推行义务教育，但也是强制教育。换言之，共和国必须毫无差别地把同样的内容教给每个公民，尽管人们一方面也知道，绝大多数人不会把学业进行到底，这种做法的目的在于通过筛选为国家培养领导精英。我本人就是这一教育体系的绝对受益者。没有于勒·费里，我今天就不会坐在这里和你对话。我很可能会是法国南部某个又穷又老的农夫。谁知道呢？

任何教育体系都是由一个社会孕育、创建并实施，必然也是这个社会的反射。然而，在于勒·费里时代，法国社会和意大利社会与今天判若两样。在法兰西第三共和国 [14] 期间，百分之七十五的法国人是农民，工人约占百分之十或十五，所谓的精英就更少了。如今农民仅占百分之三或四，但我们依然实施同样的教育方针。在于勒·费里时代，学业上没有收获的人可以在农业、手工业、工厂和仆役等领域找工作。随着服务业和白领阶层的兴起，这些行业如今渐渐消失，在高考前后放弃学业的人待遇一落千丈。没有什么行业可以容纳他们，来减缓这种败落。我们的社会在逐渐变形，教育体系却几乎保持原样，至少教育基本方针一成不变。

还有一点，今天有更多的女性接受高等教育，她们将和男性竞争数量并未增多的、传统上备受青睐的职位。不过，手工行业虽然不再吸引大部分就业者，却在继续唤起某些人的使命感。几年前，我做过某个奖项的评委，这个奖颁给从事所谓“工艺美术行业”的人，也就是手工业里最顶尖的行业。当我看到这些人所使用的材质、掌握的技艺以及他们展示的才华时，简直目瞪口呆。无论如何，在这个领域，一切都保持完好。

艾柯 是的，在我们这个就业成问题的社会里，有些年轻人重新发现了手工行业。这在意大利是既成的事实，在法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无疑也是如此。当我遇到这些新的手艺人时，他们常常会注意到我信用卡上的名字，我意识到他们读过我的书。在五十年前，同样的手艺人很可能不会读这类书，因为他们没有把学业进行到底。而这些年轻人在从事一项手工行业以前则接受过高等教育。

有个朋友讲过一个故事。有一次在纽约，他和一个研究哲学的同事坐出租车去普林斯顿大学。按我朋友的描述，出租车司机长得像头大熊，整张脸藏在又长又浓密的头发里。他先开话头，想了解一下自己的乘客。他们就说在普林斯顿教书。但司机还想知道得更详细些。那个同事有点恼火，就说自己正在通过“悬搁” [15] 概念研究超验感知……司机打断他，说：“你是说胡塞尔，对吧？”

那显然是一个哲学系学生在勤工俭学开出租车。不过，在那个年代，一个出租车司机知道胡塞尔，可是一件稀罕事。如今碰到的出租车司机，可能会让你听古典音乐，就你最后一部符号学著作提问。这并非完全是超现实主义的情节。

卡里埃尔 总的来说，这都是好消息，对吧？在我看来，即便生态危机（当然这可不是捏造的，远远不是）也可能激发我们的智慧，以防我们昏睡太久太沉。

艾柯 我们可以强调文明的各种进步，这些进步极为显著，并且涉及在传统中毫不相干的各个社会范畴。但与此同时，愚蠢也越来越多。从前的农民不说话，并不是因为他们愚蠢。受过教育也不一定意味着智慧。不。今天有这么多人渴望被人听见，致命的是，他们只被人听见了他们自己的愚蠢。从前的愚蠢没有爆发，不为人所知，今天的愚蠢却肆意横行。

与此同时，上述关于智慧与愚蠢的说法也是靠不住的。在换灯泡的问题上，我是一个彻底的傻瓜。在法国有没有类似的笑话：“换个灯泡需要几个……人？”没有吗？在意大利我们有很多版本。从前的主角是皮埃蒙特区的库内奥人：“换个灯泡需要几个库内奥人？”答案是五个：一个拿着灯泡，四个抬着第一个人站着的桌子转圈。这个故事在美国也很流行：“换个灯泡需要几个加利福尼亚人？”十五个：一个换灯泡，十四个在一边交换换灯泡的经验。

卡里埃尔 你讲到库内奥人。库内奥是意大利北部城市。我有个印象，在任何民族里，最愚蠢的人似乎总在北部。

艾柯 当然，因为北方有更多的人患甲状腺肿，北方的山脉意味着与世隔绝，北方专出蛮族袭击我们的城市。这是南方人的报复，因为南方贫穷，技术也更落后。当北方联盟（一个种族主义组织）主席安伯托·波西第一次“下来”拜访并发表演说时，人们在罗马挥舞着标语：“你们还在树丛里讨生活时，我们已经是同性恋啦！”

南方人总是批评北方人没有文化。文化有时是科技侵略的最后一个领地。如今在意大利，库内奥人已经换成宪兵警察团（carabinieri）。我们的警察很有天分，因此享有这等美誉。就某种程度而言，这倒也见证了他们的智慧。

在警察之后是球星弗朗西斯科·托蒂 [16] 。托蒂对此的回应很漂亮，他出版了一本书，里面收集了所有关于他的传闻。他把这本书的收入全部捐给慈善机构。关于他的传言就此停歇，每个人都自行修正了对他的评判。

* * *

[1] 居伊·贝什泰尔（Guy Bechtel，1931—），法国作家，历史学家，这里提到的书是《愚蠢辞典》（Dictionnaire de la bêtise）。

[2] 凯兰大人（Paul Fran？ois de Quelen de La Vauguyon，1746—1828），出身于法国极为古老的贵族家庭，七年战争以后曾任科涅克地方总督、路易十六随身侍从等。

[3] 张伯伦（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1855—1927），早期纳粹思想家。

[4] 卡里埃尔并没有遵守艾柯对弱智（imbécile）、痴呆（crétin）和愚蠢（stupide）的区分。在他的语境里，imbécile、stupide和bête更像是通用的，没有严格的区分。

[5] 普鲁东（Pierre-Joseph Proudhon，1809—1865），法国作家，第一个自称“无政府主义者”的人。

[6] 指乔伊斯的密友、爱尔兰诗人弗朗西斯·史格芬顿（Francis Skeffington，1879—1916）。

[7] 《笨蛋一周》（Charlie Hebdo），法国政治讽刺周报，现任出版人为菲利普·沃尔（Philippe Val）。

[8] 圣殿骑士团（Ordre du Temple），12世纪至14世纪欧洲骑士团体，全盛时据说有两万多成员，富可敌国。圣殿骑士团有独特的神秘符号和秘密宗教仪式来藏匿珍宝，他们巨额财宝的下落至今仍是历史之谜。有关圣殿骑士团的传说激发了众多文学想象，包括《艾凡赫》、《傅科摆》、《达芬奇密码》等。

[9] 原注：《死亡与不朽》（La Mort et l’Immortalité， Encyclopédie des savoirs et des croyances， sous la direction de Frédéric Lenoir et Jean-Philippe de Tonnacn Bayard， 2004）。

[10] 埃庇米尼得斯（épiménide de Knossos），古希腊先知、诗人、哲人。据柏拉图在《法义》（1，642d）里的说法，他生活在公元前556年前后。

[11] 玫瑰十字会（Rose-Croix），中世纪末期欧洲的一个神秘主义宗教社团，以玫瑰和十字作为象征。

[12] 阿斯旺水坝，位于埃及城市阿斯旺的尼罗河畔。

[13] 于勒·费里（Jules Ferry，1832—1893），法国政治家，他在1880—1881年间推行教育改革法。

[14] 法兰西第三共和国（La Troisième République），1870年至1940年统治法国的共和政府。

[15] “悬搁”（épochê），胡塞尔现象学的一个重要概念。

[16] 弗朗西斯科·托蒂（Francesco Totti），意大利足球队前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