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互联网，或“除名毁忆”之不可能

某个“辉煌一时”的人物被我们不知不觉地淡忘。他自行消失，毫不引人注意，去了黑暗王国。某个人走出我们的记忆，被缓缓驱逐出我们的历史书，我们的谈话，我们的纪念，就好像他从来不曾存在过一样。

11 互联网，或“除名毁忆”之不可能

比如古罗马人想出来的“除名毁忆”之刑。“除名毁忆”由元老院投票表决，判处某人在死后处于默默无闻和彻底遗忘之中，也就是将他从官方名录中删除，销毁他在公共场所的雕像，或将他的出生日宣布为凶日。话说回来，在斯大林时代，人们也干过类似的事，把某个被放逐或遭暗杀的领导人从照片里抹掉。今天要想让某个人从某张照片上消失可就困难多了，人们很快就能在网上找到原本的老照片。消失者不可能消失很久。

托纳克 你们对查禁《撒旦诗篇》 [1] 有什么想法？一个宗教组织查禁一本在英国已经出版的书，这是不是一个令人不安的信号？

艾柯 相反，萨尔曼·拉什迪事件应该让我们感到极大乐观。为什么？因为，在从前，一本书遭到宗教机构的查禁就再也不可能幸免于难。作者也必然冒着被烧死或刺杀的风险。而在我们建构起来的交流世界里，拉什迪幸存了下来，受到全体西方社会知识分子的保护，他的书也没有就此消失。

卡里埃尔 然而拉什迪事件所引发的社会动员并没有发生在其他遭到宗教审查或暗杀的作者身上，尤其在中东地区。我们只能说，写作从来都是一种危险的行为。

艾柯 不过我相信，在全球化的社会里，我们能够获得一切信息，并为此作出反应。倘若互联网存在，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是否还有可能？我不能肯定。所有人将立即知道刚刚发生了什么。中国也是同样的情况。虽然竭力过滤网民可能看到的东西，信息还是得到双向的传播。中国人可以知道发生在世界各地的事件。我们也能知道发生在中国的事情。

卡里埃尔 为了在网上实施审查，中国人想出了各种极其复杂的措施，但效果并不理想。因为网民们最终总能找到应对办法。在中国就像在别的地方一样，人们使用手机，可以随时拍摄下他们看到的场景，这些影像随后就传播到世界各地。想要掩藏什么东西，这将越来越困难……

艾柯 我想到昂山素季 [2] 。当国际舆论发出援助呼声时，缅甸军政府就很难把她的事情蒙在鼓里。正如我们所看见的，英格丽德·贝当古 [3] 也是一样。

卡里埃尔 不过，我们也不要以为，这个世界上查禁和专制已经消失。远非如此。

艾柯 话说回来，减法也许可以消除查禁，加法就很难。这是媒体的典型特点。想象一下：有个政客写信给一家报社，声称自己并没有如人们所指控的贪污腐败。报社公开发表了这封信，但为了保持公允在旁边刊登了一张写信人的照片：他正站在冷餐台前吃点心。这样一来：我们眼前就有个吞吃公款的人的形象。不过，这个人本来可以做得更漂亮些。如果我是国家元首，知道明天会有一条关于我的负面新闻，很有可能成为头版头条，那么我就让人在夜里往中央车站投一颗炸弹。明天的报纸全都会换掉头版头条。

我在想，有些暴力事件的来源是否就在于此。不过我们也不要陷进那些阴谋论里，说9·11事件并非我们以为的那样。有足够多的发热脑袋会去干这件事。

卡里埃尔 我们不能想象，一个政府为了掩盖某些行径而任凭三千多名公民就此死去。这当然是不可想象的。不过，在法国有一个出名的例子，就是本·巴尔卡 [4] 事件。迈赫迪·本·巴尔卡是摩洛哥政治家，在法国的丽普酒馆前被绑架，几乎可以肯定是被暗杀了。戴高乐将军在爱丽舍宫举行记者会，所有记者都赶过去了：“我的将军，您听说迈赫迪·本·巴尔卡被绑架已经好几天了，为什么直到现在才和媒体联系？”戴高乐做了一个沮丧的手势，回答道：“这归咎于我没有经验。”所有人都笑了，问题得到解决。在这一事件里，消遣效果发挥了作用。笑声战胜了一个人的死亡。

托纳克 还有什么审查形式因为网络的存在而变得困难或者不可能吗？

艾柯 比如古罗马人想出来的“除名毁忆”（damnatio memoria）之刑。“除名毁忆”由元老院投票表决，判处某人在死后处于默默无闻和彻底遗忘之中，也就是将他从官方名录中删除，或销毁他在公共场所的雕像，或将他的出生日宣布为凶日。话说回来，在斯大林时代，人们也干过类似的事，把某个被放逐或遭暗杀的领导人从照片里抹掉。今天要想让某个人从某张照片上消失可就困难多了，人们很快就能在网上找到原本的老照片。消失者不可能消失很久。

卡里埃尔 还有“自发的”（spontané）集体遗忘，在我看来，这比集体荣誉更强大。这不像古罗马元老院那样是有意识的决定，而是无意识的选择，一种间接的修正主义、平和的驱逐除名。集体记忆存在着，正如集体无意识和集体遗忘也存在着一样。某个“辉煌一时”的人物被我们不知不觉地淡忘，没有人故意驱逐，没有人使用暴力。他自行消失，毫不引人注意，去了黑暗王国。某个人走出我们的记忆，被缓缓驱逐出我们的历史书，我们的谈话，我们的纪念，就好像他从来不曾存在过一样。

艾柯 我认识一个意大利评论家，据说他会给人带来厄运。人们流传着关于他的传说，很可能他本人最终也演绎起了这个传说。直到今天，人们讨论很多作品时始终不提他的名字，尽管他在这些作品中占有绝对重要的意义。这也是某种形式的“除名毁忆”。至于我嘛，我从来都不忌讳提到他。这不仅因为我是全世界最不迷信的人，还因为我非常欣赏他，到了不能掩饰的地步。有一次，我甚至决心坐飞机去拜访他。由于我没有因此而遭到什么厄运，人们又传说我受到他的保护。总之，除了包括我在内的“少数幸存者”（happy few）还在继续提到他以外，他的荣誉确实已经失去了光彩。

卡里埃尔 当然，有好些办法可以判处一个人、一部作品或一种文明处于沉默和遗忘之中。我们提到了其中几种办法。有条不紊地摧毁一种语言——正如西班牙人在美洲所做的那样——显然是最佳办法，让这种语言所表述的文明彻底不可接近，并且接下来对这种文明为所欲为。

然而，我们看到，这些文明、这些语言还是抵制住了。让一种声音彻底消停，把一种语言彻底抹去，这并不容易；几世纪的时光始终在一边低吟。你说得对，拉什迪事件给人希望；这无疑是全球化社会最具有象征意义的成果之一。唯一的风险在于，传播中的信息变得无法证实，所有人都可能成为提供信息的人。我们刚才也谈到这一点。自愿提供信息的人，或多或少有点能力，或多或少带着偏见，很有可能突然就成为信息的杜撰者、臆造者，每天对着世界幻想。我们很有可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描绘世界，接着又把我们描绘的样子当成事实。

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倘若有必要解决的话，毕竟想象的新闻也不乏魅力——就意味着没完没了的核实。而这令人厌烦。单单一个证人不足以证明一个事实（对于一桩犯罪也是如此），必须汇集各种观点和证词。但在大多数时候，如此庞大的工程所需要的信息核实工作并不值得去做。人们任其传播。

艾柯 不过，大量证据未必就有用。我们看到了警察针对喇嘛的暴力行为。它激起了国际舆论的愤怒。但如果屏幕上连续三个月播放喇嘛被警察殴打的画面，那么即便最为关切的公众，最有可能介入的公众，也不会再关注。因此，有一个临界区域：信息量低于它，新闻无法被感知；超过它，新闻就只是背景噪音。

卡里埃尔 这就像一些不断膨胀又破灭的泡泡。我们先是在“受迫害的喇嘛”这个泡泡里。紧接着是“英格丽德·贝当古”的泡泡。但两个泡泡都破了。接着又有“次贷”危机 ，然后是银行危机，或股市危机，或两者兼有。接下来的泡泡会是什么呢？假设一阵可怕的飓风朝佛罗里达方向刮去，却在中途突然风力大减，我猜记者们大概都会感到失望。然而这对当地居民却是天大的好消息。在这个庞大的新闻网络里，真正意义的新闻是如何建构的？谁能解释一个新闻传遍全球，在一定时间内吸引所有人的关注，而几天以后却无人问津？

举个例子：1976年，我在西班牙和布努埃尔一起创作剧本《隐晦的欲望》 [5] 。我们每天都会收到报纸。我们从报上得到消息，有颗炸弹在巴黎蒙马特的圣心教堂爆炸！我们又惊愕又高兴。没有人声称对这起暴力事件负责，警方正在调查之中。对布努埃尔来说，这是一个重大新闻。在这座耻辱的教堂，这座声称“为巴黎公社社员赎罪”的教堂 [6] ，有人居然放了一颗炸弹！这是不期的收获，意外的乐事。话说回来，一直有人在尝试摧毁这座可耻的建筑物，或者——像某个时期的无政府主义者们那样——把它粉刷成红色。

第二天，我们抢着读报纸，想了解后续新闻。报上只字未提。我们失望又沮丧。于是，我们在剧本里增加了一个武装行动小组，取名为“圣婴耶稣革命军”。

艾柯 回到用减法实现审查的问题，一个独裁者想要遏止网络的信息来源，很可以传播一种病毒，破坏每台电脑上的所有个人资料，从而实现规模巨大的信息封锁。如果我们把个别信息存入U盘，那就不可能彻底破坏了。也许这位网络独裁者至少可以破坏我们百分之八十的私人信息？

卡里埃尔 也许没有必要彻底破坏。我可以在文档里利用“搜索”功能，标出和某个关键词有关的全部信息，然后只需轻轻“点击”，就能全部删除，那么为什么不能想象某种形式的信息审查，只删除某个关键词或词组，但却涉及全球的所有电脑？如果是这样，我们的独裁者将会选择哪些关键词呢？在这种情况下，只好仰仗网民们的还击了——就像每次发生的那样。这是攻击和还击的老故事，只不过发生在一个新的领域。我们还可以想象一个新的巴别塔，各种语言、代码和解密线索突然消失。怎样的混乱状态！

托纳克 正如你们刚才所言，悖论在于，被判沉默的作品或人往往能把这沉默转化成某种回音室 [7] ，并最终回到我们的记忆中来占有一席之地。你们能不能回来谈谈这种命运的逆转？

艾柯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从另一层含义来理解“除名毁忆”。比如说，出于各种复杂的原因——过滤、事故、火灾——一件艺术作品没有流传后世。严格来说它的佚失不能归咎于任何人。它就是消失了。但一部得到众人注释和赞美的作品，它已经消失这一事实更会引来关注。这就是古希腊的格泽西斯 [8] 的情况。除了画家的同代人以外，谁也没有见过他的画作，但直到今天人们依然在传说他的故事。

卡里埃尔 法老阿肯那顿 [9] 去世之后，图坦卡蒙继位。阿肯那顿被宣布为异端，他的名字从神庙里抹去。阿肯那顿并非唯一一个受到如此对待的法老。碑文破碎，雕像倒塌。我想起约瑟夫·寇德卡 [10] 一幅美妙的摄影作品：一尊列宁雕像躺在一艘平底驳船上，犹如一具巨大的尸体，沿着多瑙河缓缓流向黑海。它最终会沉入海底。

关于阿富汗捣毁佛像， [11] 这里也许应该再说几句。在佛陀说法之后的最初几个世纪里，人们并没有为他塑像。他以不在的形式得到表现。几个足印。一张空椅。一棵他曾在树荫下冥想的树。一匹带鞍的马，却不见骑马的人。

随着亚历山大大帝入侵，中亚细亚受到古希腊艺术的影响，开始赋予佛陀一个具体的形象。这样说来，塔利班在毫不自知的情况之下，参与了佛教对原初教义的回归。对于真正的佛教徒而言，巴米扬山中如今空荡荡的佛龛也许比从前更有说服力，更能唤起共鸣。

阿拉伯–穆斯林文明如今似乎已被简化成了恐怖主义，而恐怖主义行为反过来几乎掩盖了阿拉伯–穆斯林文明的伟大之处。正如在几个世纪里，阿兹特克人的血腥祭祀仪式掩盖了其文明的全部美好之处。西班牙人想要销毁这些被征服者最后的文明遗迹，有意夸大祭祀仪式的相关传闻，以至于这几乎成为对阿兹特克仅存的集体记忆。今天的伊斯兰文明冒着相似的风险：在未来人们的记忆里被简化成恐怖主义暴力。因为，人类的记忆正如人脑一样是会简化的。人类在不停的拣选和简化中发展。

* * *

[1] 《撒旦诗篇》（The Satanic Verses），印度裔英国作家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发表于1988年的小说，引起极大争议。1989年2月，伊朗什叶派宗教领袖霍梅尼签发一份死亡宗教裁决令，萨尔曼·拉什迪不得不接受英国警察的保护，在公众面前消失达九年之久。

[2] 昂山素季（Aung San Suu Kyi，1945—），缅甸女政治家，曾长期遭缅甸军政府软禁，1991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3] 英格丽德·贝当古（íngrid Betancourt，1961—），哥伦比亚女政治家、反贪污活动家，2002年被哥伦比亚反政府武装力量绑架，2008年获释。

[4] 迈赫迪·本·巴尔卡（Mehdi Ben Barka，1920—1965），摩洛哥反对派领袖，1965年10月在巴黎街头被绑架失踪。

[5] 《隐晦的欲望》（Cet Obscur Objet du Désir），布努埃尔的最后一部电影。

[6] 圣心教堂（Sacré-C？ur）于1876年动工兴建，所在地蒙马特是巴黎公社的第一个暴动地点，据称有近六万名巴黎公社社员在激战中死亡。

[7] 回音室，录音或广播使用的隔音密闭空间，可以制造回响效果。“回音室效应”常用来形容信息和想法在封闭的环境中传播，从而得到放大或加强。

[8] 格泽西斯（Zeusis），古希腊画家，传说他画的葡萄极其逼真，连鸟儿也前来啄食。

[9] 阿肯那顿（Akhenaten），古埃及第十八王朝法老，在位时推行宗教改革，禁止崇拜传统的阿蒙神，下令查封阿蒙神庙，并从一切纪念物上抹掉阿蒙的名字 。

[10] 约瑟夫·寇德卡（Josef Koudelka，1938—），当代摄影大师，生于捷克摩拉维亚省，现居法国。

[11] 2002年3月12日，阿富汗塔利班下令捣毁世界佛教圣迹的巴米扬大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