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火的查禁
我走上前去,想看看他在烧什么书,只在那些翻开的书页里辨认出数学图形和公式。这也许是刚刚改变信仰的奴仆在焚烧古希腊的科学书籍。这个场景实在触目惊心。信仰到来了,人们开始焚烧科学。这不只是过滤,这是用火焰来清算。直角三角形斜边的平方必须永远消失。
12 火的查禁
没有文字书写的人就是没有被命名的人。没有被传述(即便是错误地传述)的人,他们没有存在,即便他们的黄金精美绝伦。要想让人记住你,就必须写下东西。书写,同时谨防写下的东西消失在某个火堆之中。我有时会想,纳粹在焚烧犹太人的书时脑子里都想些什么。他们会以为自己能把这些书全部销毁,一本不剩吗?这样的行为除了是犯罪,岂非也是一种乌托邦的空想?
托纳克 提起书的历史上那些最可怕的查禁者,必须特别提到火。
艾柯 当然是这样。我们首先必须提到纳粹烧毁“堕落”(dégénérés)之书的火堆。
卡里埃尔 在《华氏451度》 [1] 中,布莱伯利想象了一个想要摆脱沉重的书籍遗产并决定焚书的社会。华氏451度正好是纸张的燃点:书中“消防员”的工作就是焚书。
艾柯 “华氏451度”也是一个意大利电台节目的名字。不过形式正好相反:某个听众打电话进来,说他找不到或丢了某本书。另一个听众很快也打电话进来,说他正好有这本书并打算转让。这个节目的原则有点儿像读完一本书后把它留在某处,比如某家电影院或地铁站,以便另一个人可以继续阅读它。回到之前的话题,意外或人为的火灾从一开始就伴随着书的历史。我们甚至不可能列举出所有被烧的图书馆。
卡里埃尔 这让我想起我有一天晚上受邀去卢浮宫参加的一个活动。每个参加者要选一幅藏品,向一小群人做出评述。我选择了17世纪初法国画家勒絮尔 [2] 的《保罗在以弗所讲道》。在这幅画中,我们看到使徒保罗站在石阶上,留着大胡子,穿着长袍,酷似今天伊斯兰教长老阿亚图拉的形象,但没有戴头巾。他的眼里带着火般激情。几个信徒在一旁听着。画的最下方,有个黑人奴仆背对着,正蹲在那里焚烧书籍。我走上前去,想看看他在烧什么书,只在那些翻开的书页里辨认出数学图形和公式。这也许是刚刚改变信仰的奴仆在焚烧古希腊的科学书籍。画家想要向我们传递什么公开或隐匿的信息呢?我说不好。但这个场景实在触目惊心。信仰到来了,人们开始焚烧科学。这不只是过滤,这是用火焰来清算。直角三角形斜边的平方必须永远消失。 [3]
艾柯 这里面甚至还带有某种种族主义意味:销毁书籍的任务交给了一个黑人。我们以为纳粹销毁的书籍肯定最多。但我们对十字军东征时所发生的事又知道多少呢?
卡里埃尔 比纳粹更甚。我认为书籍最大的破坏者是新大陆的西班牙人,还有蒙古人,他们的死亡之手也绝不逊色。
艾柯 在现代世界初期,西方文明遭逢两种未知的文明:美洲印第安文明和中国文明。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帝国,不可能被征服和“殖民”(coloniser),但可以通商。耶稣会教士们去了中国,不是为了让中国人改信基督教,而是为了促进文化与宗教的对话。相反,美洲印第安地区却似乎住着野蛮凶残的部落,那是一次大肆抢掠甚至可怕的种族灭绝的机会。然而,从意识形态上为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行为辩护,则以两个地区的语言特性为基础。时人把印第安象形文字视为对事物的简单模仿,毫无概念性价值,而中国象形文字则体现了各种思想理念,更有“哲理性”(philosophiques)。今天我们知道,印第安象形文字比他们以为的要复杂多了。有多少象形文字文本就此消失了呢?
卡里埃尔 西班牙人销毁了卓越的文明遗址,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在焚烧珍宝。但他们中有一些人,尤其是一位非凡的修士,伯纳狄诺·迪·萨哈冈 [4] ,他预感到了有些东西不应破坏,这些是我们如今称为美洲文明遗产的最重要的部分。
艾柯 前往中国的耶稣会教士都是一些很有教养的人,但科尔蒂斯 [5] ,尤其皮萨罗 [6] 之流,却是一帮被扼杀文明计划所刺激的屠夫。与他们同行的方济各会教士视美洲土著为未开化的野兽。
卡里埃尔 幸好也不全是如此。萨哈冈不是,拉斯·卡萨斯 [7] 不是,杜兰 [8] 也不是。多亏了他们,我们才得以知道印第安人在被征服以前的生活。他们常常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
艾柯 萨哈冈是方济各会教士,拉斯·卡萨斯和杜兰却是多明我会教士。有些老生常谈很可能是错的,这一点挺有趣。人们一般认为多明我会教士都是严苛的审查官,而方济各会教士则是温文尔雅的典范。但在美洲,活像在一部美国西部电影里,方济各会教士们扮演坏人(bad guys)的角色,多明我会教士们偶尔倒会演演好人(good guys)。
托纳克 为什么西班牙人只摧毁了一部分前哥伦布时期的建筑,而保留了其余的?
卡里埃尔 很简单,他们没有看见。大部分玛雅古城就是这样,当时已经荒废了好几个世纪,被热带丛林层层覆盖。往北的提奥提华坎 [9] 也是如此。早在公元前8世纪前后,当阿兹特克人到来时,提奥提华坎已是空城。这种抹去一切书写痕迹的强迫症说明了,对于入侵者而言,一个没有文字书写的民族就是一个永远被诅咒的民族。最近在保加利亚发现了公元前两三千年的色雷斯古墓,里面有大量黄金器皿。但色雷斯人和高卢人一样,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著述。没有文字书写的人就是没有被命名的人。没有被传述(即便是错误地传述)的人,他们没有存在,即便他们的黄金器皿精美绝伦。 [10] 要想让人记住你,就必须写下东西。书写,同时谨防写下的东西消失在某个火堆之中。我有时会想,纳粹在焚烧犹太人的书时脑子里都想些什么。他们会以为自己能把这些书全部销毁,一本不剩吗?这样的行为除了是犯罪,岂非也是一种乌托邦的空想?这难道不更像是一种象征性的行为吗?
我们这个时代还有一些其他的篡改欺骗行为,就在我们眼皮底下发生,始终让我觉得震惊和愤慨。我常常常去伊朗,有一次,我向一家有名的通讯社提议,带上一个摄制组去拍摄今天的伊朗,我所认识的这个国家。通讯社负责人接见了我,一开始就对我大讲他对这个自己一无所知的国家的观点。他明确地告诉我应该拍摄什么。也就是说,由他这个从没去过伊朗的人来决定我从这个国家拍些什么影像回来:猛拍胸膛的宗教狂热分子、吸毒的人、娼妓,诸如此类。不用说,这个计划后来不了了之。
我们每天都可以看到影像可能具有何等欺骗性。这是一种微妙的弄虚作假,很难分辨真伪,尤其因为这是“影像”(images),是档案资料。但是最终,不管你信不信,没有什么比伪装成真理更容易。
我记得有个电视频道播放了喀布尔的纪录片,我去过这个城市。所有镜头都是仰拍。我们只能看到遭到战争破坏的屋顶,却看不到街道、路人和集市。片中还穿插了一些人物访谈,所有人都异口同声地讲述国家现在的可悲状况。整部纪录片的唯一配音是某种阴森的风声——我们常常在电影的沙漠场景听到——但是反复播放。这显然是从音效资料库里选出来衬托画面的,到处都用一点。同样的风声,“有经验的耳朵”一听就听出来了。还有,被拍到的人都穿着轻薄的衣服,却连衣角也纹丝不动。这个纪录片是个彻底的谎言。同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艾柯 列夫·库里肖夫 [11] 早就展示了影像如何相互感染,同一组影像有可能表达截然不同的意思。一个男人的脸部特写,第一次紧接在一个放满食物的碟子的镜头之后,第二次则在某样令人恶心的东西的镜头之后。前后两次给观众带来的印象完全不同。男人的脸在前一组镜头里显示欲望,而在后一组镜头里表现恶心。
卡里埃尔 人们的眼睛最终会看见影像所暗示的东西。在波兰斯基的《罗丝玛丽的婴儿》 [12] 中,很多人看见了片末的畸形婴儿,因为每个靠近摇篮的人都对他做了一番描述。但事实上波兰斯基根本没有拍过婴儿的镜头。
艾柯 很多人大概也看见了《白昼美人》 [13] 中那个著名的东方盒子里装着什么东西。
卡里埃尔 当然了。有人问布努埃尔盒子里装着什么,他回答说:“卡里埃尔先生的一张照片。所以姑娘们才觉得恐怖嘛。”有一天,有个不认识的人打电话到我家,说的还是那部电影的事,他问我是不是在老挝生活过。我告诉他我从没去过老挝。布努埃尔也被问了同样的问题,答案同样是否定的。电话里的那个人非常惊讶。那个出名的盒子不容置疑地让他想到一个老挝风俗。于是,我问他是否知道盒子里装着什么。他说:“当然!”我于是说:“求求您,告诉我!”他向我解释这个风俗,女人在性交过程中要用银链子把大金龟子拴在阴蒂上,金龟子的爪子乱颤,有助于更长时间也更温存地享受性爱。我有点不知所措,我说我们从没想过要在《白昼美人》的盒子里藏一只金龟子。那人挂了电话。我顿时感到无边的失望!我被剥夺了谜语那种半甜半苦的滋味。
这一切无不说明,我们往往从图像中看到有别于事实的东西,图像的欺骗性比书写的语言或言辞更微妙。如果我们必须保留某种视觉记忆的完整性,那么一定要让后代学会观看图像。甚至应该把这个摆在首位。
艾柯 还有一种审查方式,我们如今都能感受到。我们可以保存世界上的所有书籍,保留所有数字载体、所有档案,然而,倘若出现一次文明危机,致使我们用来保存这一庞大文明的语言突然变得不可传译,那么这份文明遗产将无法挽回地消失。
卡里埃尔 这就是埃及象形文字的下场。自从公元380年狄奥多西一世 [14] 颁布敕令以来,基督教成为国教,整个罗马帝国的唯一和强制性的宗教。埃及神庙(还有别的宗教场所)一律关闭。祭司作为象形文字的专家和保管者,从此不再能传承这项知识。他们不得不埋葬那些几千年来共同生存在一起的神。与神一起消失的,还有行仪式的器皿以及语言。只需一代人就足以让一切消失殆尽,不复重来。
艾柯 为了重新发现这种语言的解码,人类等待了整整十四个世纪。
托纳克 让我们回到火的审查这个话题。焚烧古代图书馆的人也许相信他们销毁了图书馆收藏的手抄本的全部痕迹。然而,在印刷术产生以后,这就变得不再可能了。烧掉一本书的一册、两册,乃至一百册,并不意味着销毁了这本书。还有许多私人或公共图书馆想必藏有同一本书。那么,诸如纳粹所升起的现代焚书火堆又有什么意义?
艾柯 审查者很清楚,他不可能销毁每一册被禁的书籍。但这种特定的方式可以让他以造物主自居,有能力在火中销毁整个世界,以及关于世界的全部观念。借口就是促使一种被某些著述败坏了的文明得到新生和净化。纳粹讲“堕落的艺术”不是偶然。宗教裁判所的火刑就如某种治疗措施。
卡里埃尔 印度教的湿婆神 [15] 很好地表现了这一发表、传播、保存和销毁的意象。湿婆在火圈中起舞,他有四只手臂,其中一只手举着一面手鼓,鼓的节奏是宇宙的心跳,另一只手则放出火焰,在瞬间毁灭整个宇宙。这两只手处于水平的位置。
艾柯 这与赫拉克利特或廊下派哲人们的想象相去不远。一切从火中诞生,一切在火中毁灭,并从头来过。正因为此,人们总是焚烧异端分子,而不是砍下他们的脑袋,尽管砍头更简单,也不至于那么令人难以忍受。焚烧是一个启示,传达给所有那些拥有同一观念或同样书籍的人们。
卡里埃尔 以戈培尔 [16] 为例。他大概是唯一收藏珍本的纳粹知识分子。你刚才说得很对,那些焚书的人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想要焚烧一本书,必然是充分认识到它的危害性。与此同时,审查者并没有发疯。烧几册禁书目录中的书,并不等于彻底销毁这本书。他十分清楚这一点。但他想告诉别人:你们有权利焚烧这本书,不要犹豫,这是一个良好的行为。
托纳克 这就好像在德黑兰或别的地方烧美国国旗……
卡里埃尔 当然是这样。烧一面国旗就足以向世人宣告一场运动或一个民族的决心。然而,正如我们多次看到的那样,火从来不可能把一切掩埋在沉默之中。即便在肆意根除多种文明遗迹的西班牙人中间,也有某些修士尽力挽救了一些样本。伯纳狄诺·迪·萨哈冈,我们已经提到过了——我们再怎么提也不会嫌多——他暗中让阿兹特克人重抄那些被丢进火堆的书。他还让异教画家为这些书作插画。只是,这个不幸的人在有生之年没能看见自己的书出版,因为有一天政府下令让他交出自己的作品。他是个天真的人,甚至主动提出要上交自己的草稿。幸亏没有。两个世纪以后出版的著作大都以这些草稿为基础,而这几乎就是我们所了解的阿兹特克人的全部文献。
艾柯 西班牙人用了漫长的时间来摧毁一种文明的遗迹。但纳粹却只用了十二年。
卡里埃尔 拿破仑用了十一年。如今布什用了八年。尽管这不能同日而语。有一次,我闹着玩地拿20世纪的二十年历史为例,从1933年希特勒掌权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想一想这二十年间都发生了什么事。第二次世界大战。然后,仿佛全球性争端还不够似的,一系列的附带战争先后伴随而至:西班牙战争、埃塞俄比亚战争、朝鲜战争,我肯定还忘了别的。这是湿婆神的回归。我刚才说到四只手臂里的两只:一切被创造出来的又回归毁灭。但第三只手做着“无畏”(abaya)的手势,因为“通过心灵的力量,我已让自己的一只脚离开地面”——这是第四只手的含义。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为复杂的形象之一。相比之下,十字架上的基督——我们的文明所敬拜的一个临终者的形象——显得相当简单。矛盾的是,也许正是从这种简单中迸发出了力量。
艾柯 我再回到纳粹身上。在纳粹征服书籍的运动中,有些东西颇为有趣。制订纳粹文化政策的人是戈培尔,他完美无缺地掌握着当时最新的信息工具,知道收音机即将成为主要的通讯媒介。以媒体传播来反抗书籍传播,真有预见性呵!
卡里埃尔 人类如何从纳粹焚烧书籍过渡到毛泽东语录,过渡到一个十亿人口的民族在几年之间燃起的对这小红书的热忱?
艾柯 小红书可以成为某种拿来挥舞的旗帜,人们并不需要真正去读它。其次,人们从不会把典籍从头读到尾,所以小红书是许多独立摘录和格言的汇编,便于默记,还可以像颂辞或祷文那样背诵。
托纳克 但挥舞小红书是如何变成一种全国性的狂热?这个政权为何将一本书作为它的主要标志?
艾柯 我们对“文化大革命”一无所知,也不知道时人如何受到摆布。1971年,我参与编撰了一本中国漫画的合集。有位记者当时在中国,他收集了我们先前完全不知道的资料。这是一些模仿英国风格和连环小说的漫画。这些作品创作于“文化大革命”时期,却丝毫不会让人联想到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反而表现出和平的思想,与各种形式的暴力背道而驰,赞同宽容和相互理解。就连小红书也一样,似乎成了一种非暴力的象征。当然,我们并没有说,颂扬小红书意味着其他书全都消失。
卡里埃尔 贝托鲁奇拍摄《末代皇帝》时我在中国。我当时去做了三个专题报道。一个是电影本身,一个是中国电影的复苏,这是为《电影手册》 [17] 做的,最后一个是对中国民族乐器的重新认识,这是应某家法国音乐杂志之约。我最难忘的是和某个民族乐器研究院的院长的会面。我问他“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些乐器被荒废的情况。他当时刚刚开始可以略微自由地发表言论。他告诉我,最早是研究院和图书馆被关闭。他抢救了一部分著作——很可能冒着生命危险,寄到外地的亲戚家。他本人也要下乡和农民一起干活,当时凡是具有特殊才艺或学识的人都必须受到抵制。这是“文化大革命”的原则:知识掩盖政权,因此必须摆脱知识。
这个人被下放到农村,当地农民很快发现他不会使用铲子和锄头。他们让他待在家里。这位著名的中国传统音乐专家告诉我:“我那九年全在玩牌。”
我们说的不是四五个世纪以前在美洲的西班牙人,也不是十字军东征时代基督徒们的屠杀。不。我们说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经历的事件。在《毁书通史》中,巴埃斯 [18] 提及2003年巴格达图书馆破坏事件。话说回来,有人企图破坏巴格达的某家图书馆,这已经不是第一回了。正是在那片土地上,一次次遭到入侵,一次次遭到抢劫,小芽却最终也能破土而出。在10、11和12世纪,穆斯林文明无疑最为辉煌,但它突然遭到两方面的打击。一方是基督教十字军和从西班牙开始的东征,另一方则是在13世纪攻陷并洗劫巴格达城的蒙古人。我们已经说过了,蒙古人是盲目地破坏,但基督徒也不逊色。巴埃斯讲道,他们在圣地 [19] 期间总共销毁了三百万册书籍。
艾柯 事实上,耶路撒冷在十字军进城以后便遭到大肆破坏。
卡里埃尔 15世纪末西班牙人远征的后果也是一样。西斯内罗斯 [20] 是卡斯蒂利亚的伊莎贝拉女王的顾问,他曾下令焚烧所有在格拉纳达 [21] 地区发现的穆斯林书籍,仅仅留下几部医学著作。巴埃斯说,那个时期有近半的苏菲派诗歌被烧毁。我们不能老说外人烧毁了我们的书。我们自己也大量参与了这场知识和美的毁灭事件。
话说回来,为了在列数诸种灾难的过程中增加一点儿乐趣,我们还可以说,令人惊讶的是,书的敌人也有可能是写书的作者。这样的事离我们并不太遥远。菲利普·索雷斯 [22] 回忆道,1968年运动前后,法国有一个大学生和作家的斗争委员会。我完全不知道这个委员会的存在,它显得有些离奇。该委员会强烈反对传统教育(当时正是风头上),并且不无诗意地呼吁某种“新知识”(savoir nouveau)。莫里斯·布朗肖 [23] 在委员会中积极活动,他们尤其呼吁销毁书籍,控诉书籍囚禁了知识。文字必须超越书,超越书籍这一载体,并就此得到逃脱。但逃到哪里去?他们没有说,只是写道:“打倒书籍,永远打倒书籍!”一个由作家们写下并大声疾呼的口号!
艾柯 在结束焚书火堆的话题以前,我们还必须说一说那些想烧掉自己作品的作家,他们中有一些人还成功了……
卡里埃尔 这一销毁被创造出来的作品的热情,无疑反映了我们内心最深处的冲动。我们想到卡夫卡疯狂的念头,他在去世以前想烧毁自己的作品。兰波想销毁《地狱一季》。博尔赫斯更是成功地销毁了他最初的作品。
艾柯 维吉尔在弥留的床上要求人们烧掉《埃涅阿斯纪》!在这些毁灭的梦里,谁知道有没有那种在火中毁灭以换取世界重生的原型思想呢?或者,是我死去,世界也随我一起死去……希特勒正是抱着后一种思想,在把战火烧向整个世界之后自杀……
卡里埃尔 在莎士比亚笔下,雅典的泰门在死的时候喊道:“我死了,太阳不再发光!”我们可以联想到敢死队队员,在自身的死亡里顺便带走他们所摒弃的世界的一部分。不过,日本神风队驾驶飞机撞向美国舰队,或其他自杀式恐怖袭击,确实也应被视为一种有目的的死亡。我想起来,从某种意义而言,史上第一个敢死队队员是参孙。他让神殿倒塌,压住自己,也压住众多非利士人。 [24] 自杀式恐怖袭击既是罪,也是罚。我曾经和日本导演大岛渚合作过。 [25] 他告诉我,所有日本人在人生的某个特定时期都会特别接近自杀的观念和行为。
艾柯 这是吉姆·琼斯和近千名信徒在圭亚那的自杀。 [26] 这是1993年大卫教派在韦科的集体自杀。
卡里埃尔 应该时不时阅读高乃依的《波利耶克特》,这部悲剧描述了罗马帝国时期一个改信基督教的人。他不仅自己殉教,还想带上妻子保琳娜。对他来说,没有比这更高贵的命运。这是怎样的结婚礼物呵!
托纳克 我们开始明白,创作一部作品并出版,为人所知,并不一定是流传后世的最佳方式……
艾柯 确实如此。为了为人所知,当然首先要有创作(艺术家、帝国创建者、思想家的创作)。不过,倘若一个人没有能力创作,那么他还可以毁灭,毁灭一件艺术作品,有时则是毁灭自己。让我们以艾罗斯特拉特为例。他因为烧毁以弗所 [27] 的阿尔忒弥斯神庙而至今为世人所知。大家都知道,他放火仅为一个目的,就是名垂史册,于是雅典政府下令禁止任何人提起他的名字。但这显然并不够。证据在于:我们记住了艾罗斯特拉特的名字,却忘了以弗所神庙建造者的名字。艾罗斯特拉特显然有不少传人。我们要特别提到那些上电视声明自己戴绿帽的丈夫们。这是自我毁灭的典型做法。同样,连环杀手(serial killer)为了成为公众话题,情愿最后被揭穿。
卡里埃尔 安迪·沃霍尔 [28] 的名言“出名一刻钟”(Famous for fifteen minutes) [29] 很好地传达了这种欲望。
艾柯 正是这种冲动促使某个家伙站在被电视拍摄的人背后挥舞双臂,以确保大家都看见他。我们觉得他够傻的,但这可是他的光荣时刻。
卡里埃尔 电视节目负责人常常会接到一些非常夸张的提议。有些人甚至声称他们准备好在直播的时候自杀。或者仅仅是受苦,被鞭打或折磨。或者当众看见他们的妻子和别人做爱。当代的暴露狂症状似乎没有极限。
艾柯 意大利有一个电视节目叫“斗牛”(La Corrida),有兴趣者可以在骚动的观众的倒彩声中发表演说。人人都知道在上面会死得很难看,但这个节目每次都不得不回绝几千名候选人。很少有人对自身才华抱有幻想,但这是在上百万观众面前现身的唯一机会,他们为此不惜牺牲任何代价。
* * *
[1] 《华氏451度》(Fahrenheit 451),美国作家布莱伯利(Ray Bradbury,1920—)的小说,1953年出版,1966年由特吕弗改编成电影。小说描述了一个想象的世界,所有的书都被焚烧,所谓的Fireman(消防员)不是灭火,而是焚书。华氏451度约为摄氏233度,是纸的燃点,如今成为反对审查的代名词。
[2] 勒絮尔(Eustache Le Sueur,1616—1655),法国巴洛克画家,法兰西画派的奠基者之一,有时也被誉为“法国的拉斐尔”。这里所说的《保罗在以弗所讲道》取材于圣经《使徒行传》第19章中保罗在外邦人中传道的故事之一。
[3] 即余弦定理,直角三角形的斜边的平方等于其他两边的平方和,可追溯至公元前3世纪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
[4] 伯纳狄诺·迪·萨哈冈(Bernardino de Sahagún,1499—1590),西班牙方济各会教士,著有《新西班牙文物通史》。
[5] 科尔蒂斯(Hernán Cortés,1485—1547),中南美洲的西班牙殖民者,他在墨西哥建立了西班牙殖民地,并极大摧毁了阿兹特克文明。
[6] 皮萨罗(Francisco Pizarro,1478—1541),与科尔蒂斯齐名的西班牙早期殖民者,以残忍卑劣著称,开启了西班牙征服美洲(尤其秘鲁)的历史。
[7] 拉斯·卡萨斯(Bartolomé de las Casas,1474—1566),多明我会教士,曾致力于保护西班牙治下的南美印第安人,著有《西印度毁灭述略》。
[8] 杜兰(Diego Durán,1537—1588),多明我会教士,他和萨哈冈一起研究阿兹特克文明,著有《新西班牙的印第安人史》。
[9] 提奥提华坎(Teotihuacán),与玛雅文明同期的古代印第安文明,年代约为公元前200至公元750间,其遗址位于今天墨西哥境内。
[10] 色雷斯为古代巴尔干半岛东部地区,位于今保加利亚、土耳其和希腊境内。色雷斯人曾是巴尔干最强大的民族之一,以擅长打造金器著名。
[11] 列夫·库里肖夫(Lev Kuleshov,1899—1970),前苏联电影导演和电影理论家。
[12] 《罗丝玛丽的婴儿》(Rosemary’sBaby),波兰斯基1968年拍摄的电影。
[13] 《白昼美人》(Belle du jour,1967),布努埃尔执导的电影,改编自1928年Joseph Kessel的同名小说,编剧照旧是布努埃尔的老搭档卡里埃尔。
[14] 狄奥多西一世(Théodose Ier,347—395),统一的罗马帝国的最后一个皇帝。公元380年,他颁布敕令把基督教定为国教。
[15] 湿婆(Shiva),印度神话里的毁灭神,集生殖与毁灭、创造与破坏于一身,印度教三大主神之一。
[16] 戈培尔(Joseph Goebbels,1897—1945),纳粹时期德国宣传部长,铁腕捍卫希特勒政权。他曾在海德堡大学获得文学博士学位。传说他不仅收藏珍本书,也热爱电影,尤其喜欢《尼伯龙根之歌》和《战舰波将金号》,但有趣的是这两部电影的导演弗里茨·朗和爱森斯坦都是犹太人。
[17] 《电影手册》(Cahiers du Cinéma),法国电影期刊,1950年由安德烈·巴赞(André Bazin)创办,对电影界有深远影响。
[18] 费尔南多·巴埃斯(Fernando Báez,1947—),意大利学者、诗人和小说家。他的代表作包括这里提到的《毁书通史》(Histoire universelle de la destruction des livres,2004)。
[19] 指耶路撒冷。
[20] 西斯内罗斯(Francisco Jiménez de Cisneros,1436—1517),西班牙政治家,宗教改革家,曾在卡斯蒂利亚摄政。卡斯蒂利亚(Castille)是西班牙王国的前身,西班牙君主均从卡斯蒂利亚家族一脉相承。这里说到的伊莎贝拉女王是伊莎贝拉一世(Isabel I la Católica,1451—1504)。
[21] 格拉纳达(Grenade),西班牙省会,历史上曾是穆斯林、犹太教和基督教交汇的圣地,摩尔人的阿尔罕布拉宫就建在这里。
[22] 菲利普·索雷斯(Philippe Sollers,1936—),法国当代作家、评论家。
[23] 莫里斯·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1907—2003),法国作者、哲学家和文学评论家。
[24] 参见《旧约·士师记》,16:23—31。
[25] 大岛渚(1932—)与卡里埃尔合作1986年的电影《马克斯,我的爱》(Max mon amour)。
[26] 1978年,在人民圣殿教(Peoples Temple)教主吉姆·琼斯(Jim Jones)的指示下,有九百多人在圭亚那集体自杀。
[27] 以弗所(Ephesus)为古希腊小亚细亚城市,阿耳忒弥斯神庙为古代世界七大奇观之一。公元前356年,艾罗斯特拉特(Erostrate)放火烧毁神庙。
[28] 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1928—1987),美国艺术家,被称为波普艺术的教父。
[29] 安迪·沃霍尔在1968年所说过的一句话:“未来每个人都有权利在全球出名一刻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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