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所有我们没读过的书

我直到四十岁才读了《战争与和平》。但我在阅读以前就了解这部小说的精髓。你刚才提到《摩诃婆罗多》：我从没读过，虽然我收藏了三种语言的三个版本。谁从头到尾读过《一千零一夜》？谁真正读过《爱经》？但人人都在谈论它，有一些还加以实践。这个世界上充满我们没读过却几乎无所不知的书。

13 所有我们没读过的书

当有人问我是否读过这本或那本书时，我出于谨慎总是这么回答：“您知道，我不读书，我写书。”这样一来，所有人都会闭嘴。但有时还会有人坚持不懈地提问。“您读过萨克雷的小说《名利场》吗？”我最终屈服了。连续三次我试着读这本小说，每次都半途而废。

托纳克 在这场对话中，你们谈了很多书，种类繁多，而且常常让人惊讶。不过，如果你们允许的话，我想提一个问题：你们都读过这些书吗？一个有教养的人是否必须阅读那些他应该知道的书？或者他只需形成一些观点，随后再也用不着去读这些书？我猜你们都听说过皮埃尔·巴亚尔 [1] 的《如何谈论没有读过的书》。现在说一说你们没有读过的书吧。

艾柯 我先谈，如果你同意的话。我曾经和皮埃尔·巴亚尔一起参加纽约的某次论谈。我想，在这些问题上他说得很对。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书，与之相比，我们去了解的时间却很少。我们说的甚至不是有史以来的所有书，而仅仅是某种特定文化的最具代表性的书。我们深深受到那些没读过也没时间读的书的影响，谁真的读过《芬尼根的守灵》 [2] ，我是说从第一个字读到最后一个字？谁真的读完了《圣经》，从《创世记》一直到《启示录》？算上这样那样的摘录，我只能吹嘘自己读过三分之一。不会更多。但是，我相当了解没读过的那部分内容。

我承认，我直到四十岁才读了《战争与和平》。但我在阅读以前就了解这部小说的精髓。你刚才提到《摩诃婆罗多》：我从没读过，虽然我收藏了三种语言的三个版本。谁从头到尾读过《一千零一夜》？谁真正读过《爱经》 [3] ？但人人都在谈论它，有一些还加以实践。这个世界上充满我们没读过却几乎无所不知的书。问题因此在于，我们是怎么知道这些书的？巴亚尔说他从没读过乔依斯的《尤利西斯》，但他打算向学生们讲解这部小说。他可以说，这本书讲了一个发生在一天里的故事，地点是都柏林，主人翁是一个犹太人，写作手法是内心独白，等等。尽管他没读过小说，这些要素完全正确。

有人第一次到你家，看见你那极为可观的藏书，肯定会问：“你全都读过吗？”对于这个问题，我知道好几种答案。我有个朋友会回答：“比这还多，先生，比这还多。”

至于我嘛，我有两种答案。第一种是：“不。这些只不过是我下周要读的书。我读过的书都在大学里。”第二种是：“我一本都没读过。不然我留着它们干吗？”当然还有其他更具挑衅意味的答案，肯定更能让提问的人感到失望，乃至沮丧。事实在于，我们每个人家里都会有几十本、几百本乃至上千本（如果藏书可观的话）没读过的书。只是，总有那么一天，我们拿起这些书，发现自己了解其中的内容。怎么回事？我们怎么会了解没读过的书？第一种解释属于神秘学范畴，我本人无法接受：书的波传到我们身上。第二种解释：这些年来，我们不是真的从没翻开过这本书，我们好几回把它移来移去，也许还翻阅过，只是自己记不得罢了。第三种解释：这些年来，我们读了一堆援引这部著作的书，这使得我们最终也熟悉了著作本身。因此，有很多方法可以让我们了解没读过的书。幸亏如此，否则上哪儿找时间把同一本书重读四遍呢？

卡里埃尔 说到我们书架上那些没有读过并且永远不会去读的书，很可能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样的想法：我只是暂时把它们放在一旁，我和这些书有个约会，不过是在以后——很久以后，甚至来生。有些垂死的人感到自己大限已到却尚未读过普鲁斯特，这样的哀叹实在让人受不了。

艾柯 当有人问我是否读过这本或那本书时，我出于谨慎总是这么回答：“您知道，我不读书，我写书。”这样一来，所有人都会闭嘴。但有时还会有人坚持不懈地提问。“您读过萨克雷的小说《名利场》吗？”我最终屈服了。连续三次我试着读这本小说，每次都半途而废。

卡里埃尔 你帮了我一个大忙，我发过誓要读这本书。多谢。

艾柯 我在都灵大学上学时住学生公寓。只要往市剧院雇来捧场的人手里塞一个里拉，我们就可以观看剧院的所有演出。大学四年中我看遍了古今好戏。只是，公寓每天夜里十二点半关门，演出却很少按时结束，能让我们有时间赶回去。我看遍的好戏全都缺了最后五到十分钟。后来我认识一个朋友保罗·法布理 [4] ，他当学生时为了赚外快，在乌尔比诺大学剧院兼差做检票员。每次他只能在所有观众入场，也就是开场一刻钟以后进去看戏。他缺了开头，我则缺了结尾。我们真应该互相交流看戏的经验。这也是我俩常常想要做的事。

卡里埃尔 我也常疑惑，我是否真的看过那些我以为看过的电影。我很可能在电视上看过一些片段，或者读过一些评论。我知道故事梗概，因为朋友们向我提起过。在我确定看过的电影、确定没看过的电影和其他电影之间，我的记忆始终有些混乱。比如弗里茨·朗的默片《尼伯龙根之歌》：我脑海里浮现出西格弗里德在森林屠龙的场景。森林是在摄影棚里搭起的，非常壮观。树木似乎全用水泥材料做成。但是我看过这部电影吗？或者我只看到这个片段？还有一些电影，我肯定自己从没看过，但我却能像看过似的谈论它们，有时甚至说得太具权威性。有一次，我和路易·马勒 [5] 在罗马，旁边还有一些法国和意大利朋友。那天的话题是维斯康提 [6] 的《豹》。我和路易持不同观点。我们俩都是业内的人，就开始为自己的观点辩护起来。我们中有一个喜欢那部电影，另一个则很讨厌：我忘了谁喜欢谁讨厌。反正不重要。整个餐桌上的人都在听我们争辩。突然我心里起疑，我问路易：“你看过电影吗？”他回答我：“没有。你呢？”“我也没有。”那些在听的人很是愤慨，仿佛我们在浪费他们的时间。

艾柯 每当意大利的某个大学出现教席空缺时，我们会组织一个国家委员会，选出最佳的教授候选人。这时，每个委员都会收到堆成山的所有候选人的出版著作。据说，有这么一个委员，他的办公室里就堆着成山的资料。有人问他是否有时间阅读这些资料。他回答：“我绝对不会读。我可不想受到这些我要去评判的人的影响。”

卡里埃尔 他说得对。一旦读了书或看了电影，你就得负责为自己的观点辩护；若是对作品本身一无所知，就可以在别人的观点异同中取舍，找出最佳论据，对抗自己天生的懒惰，或不一定很好的品位……

还有另一个难题。以卡夫卡的《城堡》为例。我很久以前读过小说，但后来又看了两部取材于《城堡》但改编得相当自由的电影，其中一部由迈克尔·哈内克 [7] 制导，这大大改变了我最初的印象，并强行模糊了我的阅读记忆。从此以后，我是不是就在透过这些电影导演的眼光来思考《城堡》呢？你刚才也说了，我们今天阅读的莎士比亚戏剧比当年他写作时更加丰富，因为自从莎士比亚的鹅毛笔在纸上飞快地发出沙沙响声以来，这些剧作陆续吸收了各种伟大的阅读和解释。我赞同你的说法。莎士比亚在不停地丰富和强化。

艾柯 我刚才说到，意大利的年轻人接触哲学不是像在法国那样通过哲学实践，而是通过哲学史。我想起我的哲学老师，一个了不起的人。多亏了他，我才会在大学里学哲学。通过他，我切实地理解了某些哲学元素。这位出色的教师很可能没有读过他在课堂上提到的所有作品。换言之，他带着激情出色地向我讲解的许多书，都是他自己其实不知道的书。他只是通过哲学史来了解这些著作。

卡里埃尔 艾玛努埃·勒华拉杜里 [8] 在担任国家图书馆负责人时，曾经做过一项颇为奇特的统计研究。从国家图书馆成立（也就是法国大革命时期至19世纪二十年代）直到我们今天，有两百多万册书籍从未有人问津。一次也没有。那也许是一些毫无趣味的书，信徒手册、祈祷文集、你所喜欢的伪科学作品，或被人遗忘的思想家的作品。在建馆初期，书籍未经分类，全部用装卸车运到黎塞留大街的院子里。必须接收，并在仓促中加以分类。从那之后，大部分书进入漫长的睡眠状态直至今日。

现在，我想站在作家或作者的角度谈论这个话题。我们三个都具有这种身份。知道我们的书被摆在某个架子上从来无人问津，这很难说是一种安慰人的想法。安贝托，我猜你的书肯定不会受到这种对待！哪个国家的传播情况最好呢？

艾柯 从发行量看可能是德国。在法国卖出二三十万册就是一个新纪录。而在德国，要超过百万册才会被重视。最低销量在英国。英国人一般喜欢到图书馆借书。意大利仅排在加纳前面。反过来说，意大利人阅读大量的杂志，远远超过法国人。无论如何，只有报刊才有办法让非读者去阅读某一本书。怎么做到的啊？这种做法只用在西班牙和意大利，但不在法国。读者们在买日报时，可以用极低的价格附带买一本书或一张DVD。这种做法曾经遭到书店抗议，但最终还是得到应用。我记得，《共和报》 [9] 曾采取免费附送《玫瑰之名》平装本的做法，当天报纸卖出两百万份（平常发行量为六十五万份），我的书因此也拥有两百万个读者（假设全家人都对这本小说感兴趣，那么最保守的估计有四百万人次）。

这么一来书店似乎该发愁了。但是，六个月之后，在统计书店销量时，我们发现平装本销量受到的影响微乎其微。可见这两百万人并非经常去书店的人。我们赢得了一批新的读者。

托纳克 在我们这个社会的阅读实践问题上，你们都表达了某种相当热忱的观点。书籍从此不再只为精英服务。它和其他往往更吸引人、更有竞争力的媒体展开竞争。它抵制住竞争，证明自己无可替代。轮子再一次证明自身的无可超越。

卡里埃尔 二十或二十五年前，我有一次坐地铁到市政厅站。在站台上有长椅，坐着一个人，身旁有四五本书。他在读书。地铁来了。我看着这个人，除了书外，他对别的一概漠不关心，我决定多待一会儿。我对这个人产生了兴趣。最后，我走上前去，我们聊了一小会儿。我友好地问他在地铁里做什么。他告诉我，他每天八点半到那个地铁站，待到中午十二点。他出去一个小时吃午饭。然后再回到老地方，一直待到晚上六点。他最后说的一句话我始终没有忘怀：“我读书，我从来没做过别的事。”我离开他，因为我意识到自己在浪费他的时间。

为什么选在地铁里？因为他不能毫不消费地在一家咖啡馆里待一整天，显然他也负担不起这种消费。地铁是免费的，冬天很暖和，来往的人群一点儿也不会影响他。我当时在想，现在也还在想同一个问题：他究竟是一个理想的读者，还是一个完全反常的读者？

艾柯 他读些什么书？

卡里埃尔 非常广泛：小说，历史书，论著。在我看来，他身上有一种对阅读行为本身的依赖，这超过了他对所阅读的书籍的真正兴趣。有人说，阅读是一种未受惩罚的恶习。这个例子表明，阅读也有可能变成一种真正的反常现象，甚至一种盲目崇拜。

艾柯 在我小时候，每到圣诞节有个女邻居会送我一本书。有一天，她问我：“告诉我，小安贝托，你读书是为了知道书里的事呢，还是因为喜欢读书？”我不得不承认，我并不总是对自己阅读的东西有兴趣。我读书是出于阅读的喜好，不管读什么书都行。这是我童年时代最重大的启示之一。

卡里埃尔 为阅读而读，正如为生活而活。我们还知道有些人去电影院看电影，从某种意义上是看移动的影像，电影展示或讲述什么有时并不重要。

托纳克 我们是不是可以辨认出某些阅读成瘾的人？

卡里埃尔 当然。地铁里的人就是例子。想象一下，有人每天花几个小时散步却从不留心风景、路过的人和呼吸的空气。散步、跑步成为功利，正如阅读成为功利。一天读两三本书，最终如何记得自己都读过些什么呢？有些人待在电影院里，一天看四到五场电影，这是记者和电影节评委的下场。很难不把自己搞糊涂。

艾柯 我有过一次类似的经历。我被邀请去做威尼斯影展的评委。我当时以为自己疯掉了。

卡里埃尔 当你评定完毕每天固定数量的影片再蹒跚走出放映厅时，就连戛纳的棕榈树在你看来都像是假的。关键不在于不惜任何代价地看，或者不惜任何代价地读，而在于懂得如何实践这一行为，并从中汲取基本而持久的养分。喜欢快读的人真能享受到他们所阅读的东西吗？倘若忽略不读巴尔扎克作品中的长篇描述，那不就等于放弃巴氏最深刻的标志吗？只有他才能带给我们这样的描述。

艾柯 这就像有些人读小说只读引号里的对话部分。我在年轻时读探险故事总会跳过某些章节，以便看紧接着的对话。

让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关于我们没读过的书。作家康帕尼勒 [10] 曾设想过一种促进阅读的方法。菲斯卡托侯爵怎么成为他那个时代最渊博的学者呢？他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一批极其可观的藏书，但完全不放在眼里。有一天，他在偶然翻开一本书时看见一张一千里拉的钞票。他想在别的书里可能也有相同情况，于是把余生都用在系统地翻阅继承来的那一批书籍。就这样他本人成了一个知识的宝矿。

托纳克 “别读阿纳托尔·法朗士 [11] ！”这是超现实主义者们提出的建议或“劝诫”。然而，这不是反而吸引人们关注那些本来不会去读的作品吗？

艾柯 并非只有超现实主义者才建议人们去读或不读某些作家和作品。这是一种论战批评的方式，显然一直存在。

卡里埃尔 安德烈·布勒东列了一个要读和不要读的作者清单。要读兰波，不要读魏尔伦。要读雨果，不要读拉马丁。奇怪的是：要读拉伯雷，不要读蒙田。你要是谨遵他的建议，很有可能忽略一些好书。无论如何，布勒东让我免得去读《高个儿莫南》 [12] 。

艾柯 你没读过《高个儿莫南》吗？你真不该听布勒东的话。这本书美妙极了。

卡里埃尔 现在也许还不太晚。我知道，超现实主义者们公开炮轰阿纳托尔·法朗士。但我倒是读了他的书。我常以阅读《天使的复仇》为乐。可是，他们对他多不容情呵！他去世的时候，他们建议把他葬在塞纳河边旧书商的那种长铁盒子里，边上堆着他喜爱的各种老书，再把他丢进河里。我们在这儿又感受到了那种对落满尘埃的、往往无用、愚蠢又讨厌的旧书的仇恨。这样一来，问题依然存在：有些书没有被烧掉，保存得也不错，没有翻译得很糟糕，没有被查禁，并且最终到了我们手上。这些书真的就是我们必须阅读的、古往今来最好的书吗？

艾柯 我们提到了不曾存在的书和不再存在的书，没有读过并准备阅读的书和永远不打算阅读的书。现在我想说一种作者，他并不真实存在却为我们所知。有一次，在法兰克福书展上，各国知名出版人士聚在一起。当时有伽斯东·伽利玛、保尔·弗拉芒、勒迪–罗沃尔特、瓦伦提诺·邦皮亚尼，均为欧洲出版界的领军人物。 [13] 他们讨论了新近操纵出版界的一个荒唐现象：出版商蜂拥而上为那些尚未经过检验的年轻作家哄抬价格。他们中有人提出臆造一个作家出来。他的名字是米洛·特迈什（Milo Temesvar），已著有《现在让我来说》（Let Me Say Now），颇得好评，当天早晨美国文库已报价五万美金。他们决定把这条消息传出去，看看有何反响。

邦皮亚尼回到展位，告诉我和其他同事这件事（当时我们替他工作）。我们都很喜欢这个点子，开始在展位通道里走来走去，把这个即将出名的米洛·特迈什的名字悄悄传出去。当天夜里，在一场宴会上，菲尔特里内利 [14] 走过来兴奋地告诉我们：“别浪费时间啦。我刚刚买下了《现在让我来说》的全球版权！”

从那个时候起，米洛·特迈什成为我生命中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我曾经为特迈什的《帕特莫斯岛的销售员》写过书评，并假想这本书是对所有兜售启示录的人的讽刺。在我的介绍中，米洛·特迈什是阿尔巴尼亚人，由于政治左倾而被驱逐出国！他还受博尔赫斯的影响写过一本书，描述镜子在国际象棋中的用途。至于他的这本关于启示录的书，我甚至还捏造了一个出版商，名字一看就知道是假的。我听说，当时意大利最大的出版商阿尔诺多·蒙达多利 [15] 让人把我的书评剪下来，并在上面用红笔写道：“不惜任何代价买下版权。”

但米洛·特迈什不仅仅是这样。《玫瑰之名》的前言援引了特迈什的一篇文章。于是，我在一些参考文献里看到他的名字。最近，在一篇戏仿《达芬奇密码》的文章中，我援引了特迈什的格鲁吉亚语和俄语作品，从而证明他对丹·布朗的小说做出了极有学术价值的研究。我这一生都与米洛·特迈什相伴相随。

托纳克 无论如何，对于那些在书架上拥有众多藏书却从来没读过也永远不会去读的人，你们两位成功地消除了他们的负罪感！

卡里埃尔 我们的藏书并不一定是由已经读过或将要读的书组成，明确指出这一点很重要。它们应该是一些我们会读的书。或者我们可能读的书。即便我们最终可能没有读。

艾柯 藏书是一种知识的保证。

托纳克 这就类似于酒窖。没必要把里面的葡萄酒全喝了。

卡里埃尔 我藏得一窖好葡萄酒。我知道我将把不少好酒传给后代。这首先因为我喝酒越来越少，买酒却越来越多。但我也知道，只要兴致好，我就能下酒窖喝干年份最佳的那几瓶美酒。我买初酿的葡萄酒。也就是说，收葡萄当年下订单，三年以后收到酒。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假如是上等的波尔多，酿酒商会把酒存放在酒桶里，等到最佳时机才装瓶。在三年之间，你的酒越来越醇，你也不至于过早喝掉它。这是一种绝佳的方式。三年后，你一般早已忘了自己曾订购过酒。于是，你收到一份自己送出的礼物。这真叫人愉快。

托纳克 书也许也该这么办？把它放在一边——不一定放在酒窖里，等它慢慢成熟。

卡里埃尔 无论如何，这将有助于抵制让人厌烦的“新奇效应”（effet de la nouveauté），否则我们会觉得自己被迫阅读，仅仅因为那是新的，刚刚问世。为什么不把一本“被人谈论”的书放在一旁，三年以后再读？我看电影常常采取这种方法。我既然没有时间看所有必看的影片，就保存那些总有一天我会下决心看的。不久以后，对于大部分影片，我已经失去观看的愿望和必要。从这一点看来，买新酿的酒无疑是一种过滤。我选择自己将在三年后喝的酒。这至少是我自己的心愿。

要么还有一种方法。请一位“专家”（expert）帮你履行过滤的职能，他要比你更精通此道，也了解你的兴趣。多年来，我就是请热拉尔·欧贝雷告诉我必须买哪些书，不论我当时的经济状况如何。他告诉我，我就去买。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我就是这样买到了一本18世纪末的小说，《保利斯嘉，或现代堕落：一个波兰女子的近期回忆》（Pauliska ou la perversité moderne， mémoires récents d ’ une Polonaise）。打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在市面上看到这本书。

我一直想在电影里表现这么一幅场景：主人翁是一个印刷工人。有一天，他发现妻子出轨。他找到了证据，一封情人写给她的信落到他手里。于是，他把情书的内容排到印刷机上，脱光妻子的衣服，绑在桌子上，将那封信尽可能深刻地印到她身上。赤裸裸的雪白肌肤成了纸张，那个女人痛苦地尖叫，化身为一本书。这就如霍桑的《红字》的前兆。把爱的字母烙在有罪的女人身上，这样的梦实在是一个印刷工人或者不如说是一个作家的幻想。

* * *

[1] 皮埃尔·巴亚尔（Pierre Bayard，1954—），巴黎第八大学法国文学教授，心理学家。他最有名的作品就是这里提到的《如何谈论没有读过的书》（Comment parler des livres que l ’ on n ’ a pas lus，2007）。

[2] 《芬尼根的守灵》（Finnegans Wake），乔伊斯的长篇小说，以艰涩难懂著称，被称为西方现代文学史上的“天书”。

[3] 《爱经》（Kamas？tra），古印度性爱典籍，也是印度教的重要典籍，大概创作于4至7世纪。

[4] 保罗·法布理（Paolo Fabbri，1939—），意大利符号学家。

[5] 路易·马勒（Louis Malle，1932—1995），法国导演。

[6] 维斯康提（Luchino Visconti，1906—1976），意大利导演，代表作包括《魂断威尼斯》（1973）和这里提到的《豹》（Il Gattopardo，1963）等。

[7] 迈克尔·哈内克（Michael Haneke，1942—），奥地利导演。他在1997年改编了卡夫卡的《城堡》。另一部改编电影可能是指Rudolf Noelte的1969年版本。

[8] 艾玛努埃·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1929—），法国历史学家。

[9] 《共和报》（La Repubblica），和《晚邮报》名同为意大利发行量最大的报刊。

[10] 康帕尼勒（Achille Campanile，1899—1977），意大利作家、记者、编剧。

[11] 阿纳托尔·法朗士（Anatole France，1844—1924），法国小说家。下文提到的《天使的复仇》（La Révolte des anges）是他的晚期作品。1924年，法朗士在去世以后成为超现实主义者们第一篇檄文所攻击的靶子。

[12] 《高个儿莫南》（Le Grand Meaulnes），阿兰–傅尼埃（Alain-Fournier，1886—1914）创作的唯一一部长篇小说。

[13] 伽斯东·伽利玛（Gaston Gallimard）、保尔·弗拉芒（Paul Flamand）、勒迪–罗沃尔特（Heinrich Maria Ledig-Rowohlt）、瓦伦提诺·邦皮亚尼（Valentino Bompiani）：这几位都是欧洲出版界的泰斗，他们分别是法国伽利玛出版社（Gallimard）、瑟伊出版社（Seuil）、德国勒迪–罗沃尔特出版社（Ledig-Rowohlt）和意大利里佐利出版集团（Rizzoli）的创始人。

[14] 菲尔特里内利（Giangiacomo Feltrinelli，1926—1972），意大利出版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