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圣坛的书和地狱的书

在这些公共大图书馆里，有一样东西总让我着迷：绿色的灯罩投射出一个明亮的光圈，光圈的中心总是有一本书。你有你自己的书，与此同时，你还被全世界的书所包围。

14 圣坛的书和地狱的书

无知就在我们四周，无处不在，往往还狂妄自大。无知甚至滋生使人疯狂的热忱。它充满自信，借政客的小嘴慷慨陈词，俨然胜券在握。相形之下，知识脆弱，易变，永远受威胁，怀疑自我。知识无疑是乌托邦式理想的最后一处避难所。你认为知识真的重要吗？

托纳克 我们在此向书致敬，向所有的书，向消失的书，向我们没读的书，也向我们不应读的书。在把书摆上圣坛的社会背景里，这份敬意尤其容易理解。也许你们现在可以谈一谈“书的宗教”问题。

艾柯 我们要强调很重要的一点：把三大一神教 [1] 称为“书的宗教”（religions du Livre）并不准确，因为佛教、婆罗门教和儒教也是与书相关的宗教。区别在于，在一神教里，圣书具有特殊的意义。它被认定有能力传译和转述神意，因而受到崇拜。

卡里埃尔 在三大书的宗教里，最无可争议的圣书当数最古老的希伯来圣经。一般认为，这份经文成文于公元前7至6世纪巴比伦沦陷时期。我们本应依据专家注疏来理解经文。不过，《圣经》里也说：“太初有言，言与神同在。” [2] “言”如何成为书写？书为何成为“言”的象征与化身？如何确保从“言”过渡到书？从这些问题出发，书写这个简单事实具有某种近乎神奇的重要意义，仿佛拥有书写这一无可比拟的工具的人也就享有与神、与创世奥义的某种神秘关系。我们还要考虑“言”选择使用何种语言？基督若是降临在我们这个时代，他肯定会说英语，或者汉语。但他当时说阿拉米语，后来被译为古希腊语，再后来译为拉丁语。这一道道程序显然危及福音本身。耶稣当初所说的，真的等同于我们今天让他说的吗？

艾柯 19世纪，有人提议在德克萨斯州小学教授外语，有个议员极力反对。他的理由颇为合理：“既然英语对耶稣来说已经足够，我们不需要别的语言。”

卡里埃尔 印度的情况就不同了。典籍肯定有，但口述传统享有更高的威望。直到今日，口述传统依然被认为更加可靠。为什么呢？古代经文都是由一群人念出或唱出。倘若其中有人弄错了，其他人会纠正他。流传近千年的长篇史诗口述传统，要比僧侣们手抄的经文更准确，因为僧侣们在手抄那些古老经文时，不仅会依样照抄前人笔误，还会加进新的谬误。在印度世界里，不存在把言与神、与创世相连的观念。原因很简单：印度的神也是被创造出来的。太初一片混沌，在音乐或声响中震颤。几百万年后，这些声响化作元音。元音再慢慢组合，补上辅音，转变为文字。文字再组合，构成吠陀经。吠陀经没有作者。这是宇宙的产物，并由此而得权威。谁敢怀疑宇宙之言呢？不过，我们可以也必须尝试着去理解。吠陀经极其艰涩，正如它产生于其中的无边深渊。必须借助经注才能读懂。这样就有了《奥义书》和印度教的经注，也就有了作者。正是通过这些经注及其作者们，神才得以显现。文字创造神。不是神创造文字。

艾柯 印度人是最古老的语言学家和语法学家，这并非偶然。

托纳克 你们能不能讲一讲当初如何步入这“书的宗教”？你们一开始是怎么与书接触的？

卡里埃尔 我出生在乡下一个没有书的家庭。我猜我父亲一生都在反复读同一本书，乔治·桑的《瓦朗蒂娜》。有人问他为什么老是读这本书，他回答：“我很喜欢这本书，为什么还要去读别的书呢？”

除了几本旧弥撒经外，最早进入我家的是儿童书。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的书应是望弥撒时的圣经，摆在祭台上，神甫恭敬地翻着书页。我的第一本书因而是被崇拜的对象。在那个年代，神甫总是面朝信徒，充满热忱地读福音书，并在开头唱：“那时，耶稣说……”（In illo tempore dixit Iesus discipulis suis...）

唱书过程中，真理油然而生。在我心里有着深深的烙印：书永远处于优越乃至神圣的地位，供在我童年时代的圣坛上。书之所以为书，就在于它含有人类所不知道的真理。

有趣的是，多年以后，我在劳莱与哈台 [3] 的电影里重新体会了这种情感——他们是我最喜爱的电影人物。劳莱说了什么，我忘了。哈台表示惊讶，问他是否真能肯定。劳莱回答：“我知道，我从一本书上读到的。”直到今日，这个理由在我看来依然充分。

我很早就开始收藏书了，如果那时候算得上收藏的话。我发现了一张自己十岁时列出的书单。单子上居然有八十本书！儒勒·凡尔纳、詹姆斯·奥利弗·柯伍德、詹姆斯·费尼莫尔·库柏、杰克·伦敦、梅恩·里德 [4] ，等等。我保存着这张书单，这就像我的第一份书目。书在当年很有诱惑力，不仅因为匮乏，还因为庄严的弥撒经在我们乡下散发出奇特的光晕。那可不是赞美诗集，而是一本真正的书，开本挺大，对于一个孩子而言算是很沉了。

艾柯 我发现书的经历与此不同。我祖父是印刷厂的排字工人，他去世的那年我大概有五六岁。他和那个年代的所有印刷工人一样，政治上非常积极，参与一切社会斗争。他是一位人道主义的社会党人，不仅和朋友们一起组织罢工，还在罢工当天邀请那些镇压罢工者到家里吃饭，以免他们被殴打。

我们时不时出城去探望他。他退休以后开始装订书籍。在他家里，有个架子上摆着成堆等待装订的书。大部分都带插画；你知道，这些19世纪的通俗小说版本往往配有乔诺、勒诺阿 [5] 的版画……我对连载小说的热爱显然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这个时期，就在我祖父的工作室里。他去世以后，家里还有一些他为别人装订的书，始终没被取走。所有这些书全被放进一个大箱子。我父亲是十三个儿子里的长子，继承了这个箱子。

这个大箱子就放在我家的地窖里，我在那里可以尽情满足在祖父家被激起的好奇心。我有时要下到地窖取生火的木炭或一瓶葡萄酒，就会再次发现所有那些尚未装订的书。对于一个八岁的孩子来说，这些书实在太神奇了。一切就在那里，只为了开启我的智力。那里面不仅有达尔文的著作，还有一些色情小说，以及1912—1921年间每集意大利语版的《陆海旅行历险报》 [6] 。我的想象力沉浸于所有这些勇敢的法国人身上，他们愤然攻击卑鄙的普鲁士人，其中含有过激的民族主义情绪，我自然觉察不出。不用说，一切都带着残酷的辛辣风格：被砍下的头颅、被玷污的处女、被开膛的孩子，在最具异域情调的土地上。

不幸的是，祖父的这份遗产全都不见了。我自己反复翻阅，又把它们借给朋友，如今它们已化成一缕魂魄消失。有家意大利出版社叫松佐诺 [7] ，专门出版插画版的历险记。六十年代，为我出书的出版集团收购了这家出版社，我很高兴地想，也许可以就此找到小时候读过的一些书，比如贾科里奥 [8] 的意大利语版《海上破坏者》。然而，出版社的库存已在战争期间被炸毁。多年以来，为了重建童年时代的图书室，我不得不在旧书摊和跳蚤市场上碰运气，这个工程至今未完成……

卡里埃尔 你刚才强调的一点很重要：童年读物影响人的命运。兰波专家指出，《醉舟》深受伽布里埃·费里 [9] 的《印第安人科斯塔尔》的影响。不过，我在想，安贝托，你从小读历险故事和连载小说，我则从圣书读起。至少是一本圣经。这也许多少解释了我们在人生经历上的差异，谁知道呢？我第一次去印度时，发现印度宗教仪式中没有书，这着实让我大吃一惊。没有经书。信徒们也没有任何东西去念或唱，大部分人不识字。

正因为此，我们在西方强调“书的宗教”这一说法。圣经、新约和可兰经充满权威。这些书不面向文盲、未受过教育或低阶层的人。这些书不是神所写的，而是在神的授意或启示下写的。可兰经由天使口授而成，先知被命令去“读”（这相当于最初的命令），并承认自己一无所知，一无所学。阅读和讲述世界的能力，在那时才赋予他。宗教，与神的交流，将人类引向知识。阅读至关重要。

福音书是使徒们的见证，他们记录了上帝之子说过的话。就希伯来圣经而言，书起了根本的作用。在别的宗教里，书从未扮演这样一种连接神的世界和人的世界的角色。某些印度经书极其神圣，比如《薄伽梵歌》。但即便如此，这些经书并不真正属于宗教仪式的对象。

托纳克 古希腊罗马世界崇拜书籍吗？

艾柯 不作为宗教崇拜对象。

卡里埃尔 罗马人也许崇拜《女先知书》 [10] ，也就是古希腊女祭司们的预言，这些书后来全被基督徒烧毁。古希腊的两部“圣书”无疑就是赫西奥德和荷马 [11] 。但我们不能说这是一种宗教崇拜。

艾柯 在多神教的文明里，不可能存在一种高于其他权威的权威，因此，某种启示独一无二的“作者”这个概念毫无意义。

卡里埃尔 《摩诃婆罗多》的作者是一位游吟诗人，叫广博仙人 [12] ，印度的荷马。那是书写产生以前的年代。最早的作者广博仙人并不懂得书写。他解释说，他创作了“世界大史诗”（le grand poème du monde），这首诗将告诉世人一切必要的知识，但他没法写下来，他不会书写。人类（或诸神）当时还没有发明书写。广博仙人需要有人写下他的知识，从而借助书写在人类之间确立真理。于是，大梵天派去半神伽内沙， [13] 他大腹便便，头如大象，还带着书写器具。每次写字时，他就拔下一根象牙浸在墨水里。所以，伽内沙的雕像总缺了右边的象牙。在写下史诗的过程中，广博仙人和伽内沙还展开激烈的竞赛。《摩诃婆罗多》与书写同时诞生，它是第一部书写作品。

艾柯 荷马史诗也有相似的传说。

卡里埃尔 我们刚才说到崇拜古腾堡圣经，在这种“书的宗教”的背景里显得尤其合理。现代书籍史也开始于圣经。

艾柯 不过这种崇拜仅限于珍本收藏家之间。

卡里埃尔 一共有多少古腾堡圣经呢？你知道吗？

艾柯 在这个问题上说法历来不一。我们可以假设当初印了两三百本，有八十本流传至今，其中十二本用上等羊皮纸印制。也许还有一两本长眠在某个人家里。比如刚才提到的那位不知情并随时准备出让的老太太。

卡里埃尔 书的圣化证明了读和写在文明渐进史上所获得和保持的重要意义。否则，中国古代士大夫的特权从何而来？还有埃及文明中的书吏 [14] ？读写知识的权利仅限于一小部分人，而这小部分人从中获取异乎寻常的权威。假如你和我是本地唯一懂得读写的人，我们将可以在书信中进行神秘的交流，骇人的揭露，而无人能质疑信中内容。

托纳克 有关书籍崇拜，费尔南多·巴埃斯在《焚书通史》中指出，金嘴狄翁 [15] 曾记录四世纪的某些人在脖子上挂古抄本以保佑自己不受邪恶力量的损害。

卡里埃尔 书既有可能是辟邪物，也有可能是巫术器具。西班牙修士们焚烧了墨西哥古抄本，为了替自己辩护，他们声称这些书是不祥的。这种说法完全自相矛盾。他们自己若是带着真正的神的力量而来，那么虚假的神又如何能够显示力量？有关藏文经书也有相似的流言，某些经书被指控包含令人生畏的神秘教义。

艾柯 你知道圣塞维罗王子雷蒙多·迪·圣戈洛 [16] 对魁普 [17] 的研究吗？

卡里埃尔 你是说印加人用以弥补没有书写的那种绳结吗？

艾柯 完全正确。格拉菲尼夫人 [18] 写了《一个秘鲁女子的书信》，这部小说在18世纪获得巨大成功。那布勒斯王子、炼金术士雷蒙多·迪·圣戈洛曾着手研究格拉菲尼夫人的书，并发表了有关“魁普”的杰出研究成果，文中附带彩色图解。

这位圣塞维罗王子是个非凡的人物。他本人很可能是共济会成员和神秘术士，尤以他命人在那布勒斯礼拜堂里完成的人体雕塑闻名，这是一些去除表皮的裸体，浑身布满筋脉，极尽写实，以至于人们一度认为他是以活人的身体为标本，很可能是一些奴隶，被他注射了某种试剂而变得僵硬如石头。你如果去那布勒斯，一定要到圣塞维罗礼拜堂的地下室里欣赏这些雕像。这些人体雕塑很像是石化的维萨里 [19] 作品。

卡里埃尔 放心，我一定不会错过的。刚才说到那种引起各种令人惊叹的解释的绳结书写方式，我想到了秘鲁的大地画 [20] 。有冒险精神的人传说，这是外太空生物留下的痕迹，用以传达某种信息。克里斯坦·贝尔纳 [21] 写过相关题材的短篇小说：有一天，地球人发现从某个遥远星球发来的信号。他们共同商议，试图了解这些无法辨识的符号。最后，他们决定在撒哈拉沙漠画出长达三十公里的字母，组成尽可能简短的话语。他们选择：“Pla？t-il？” [22] 然后在沙上用巨型字母写下这个句子，花了好几年时间。不久以后，他们惊讶地收到如下答复：“谢谢，但信号不是发给你们的。”

换个话题。安贝托，你认为书是什么？凡是包含可读信号的东西都是书吗？罗马卷轴是不是书？

艾柯 是的。我们把罗马卷轴视为书籍史的一部分。

卡里埃尔 人们可能说：一本书就是一件可以被读的东西。这是错的。报纸可以被读，但不是书。一封信、一个墓碑、游行时的一条横幅、一张标签或我的电脑屏幕都不能算书。

艾柯 我认为，定义书有一种方式，就是思考语言与方言之间的差别。语言学家们没有认识到这一差别。但我们可以这么解释：方言是一种没有军队和舰队的语言。因此，威尼斯语在外交和商业上通用，我们把它视为一种语言。相反，皮埃蒙特 [23] 方言从来都不是如此。

卡里埃尔 所以皮埃蒙特语始终是一种方言。

艾柯 完全正确。因此，你如果拥有一个小小的石碑，上面只有一个符号，比如一个神的名称，这就不是一本书。但若是一个方尖碑，上面有许多象形文字，记录着埃及的历史，那么你就拥有某种类似于书的东西。这就好比文本与句子之间的差异：句子结束在句号的地方，文本则超越标志着第一个句子结束的句号。“我回家。”句子就此结束。“我回家。我遇见母亲。”这就是文本了。

卡里埃尔 我想摘引保罗·克洛代尔在《书的哲学》里的一段文字，这篇论文最早是在佛罗伦萨一次讲座的内容，并于1925年正式出版。我并不欣赏克洛代尔的做皮，但他偶尔也有令人赞叹的闪光点。这篇论文以一种超验式的宣告开篇：“我们知道，世界其实是一个文本，它在向我们述说，谦卑而欢快，它既以自身的沉默述说，也以另一位的永恒存在（即创世主）述说。”

这明显是一个基督徒的话。稍远一点，他又说道：“我想到研究书的生理学——文字、页面和书本身。文字只是句子未平息的一部分，是通往意义之路的一小段，是路过的思想的昏眩。相反，中国字在人的眼前始终稳固……书写述说自身的神秘。古代和现代拉丁语都是为写在石头上而被造的。最早的书体现了一种建筑的美。随后，精神运动加速，思想之流扩大，行与行间缩短，字体修饰变圆。这页潮湿而令人颤抖的纸一经从毛笔的尖嘴产生，印刷机很快就加以录入和制版……这就是人类的书写，从某种意义上被单线条勾勒而出，被简化如一种机器装置……诗是一行文字，它停在那里，不是因为它到达底限不再有延伸的空间，而是因为它的内在密码已形成，功效已实现……每一书页在我们眼前展开，犹如巨大的花园里一个个相连的露台。眼睛以某个形容词为伴，如此美妙，带着侧面式的袭击，这个形容词突然从某个中性词流溢而出，带着石榴色或火般的暴力……一座大型图书馆总让我想到煤矿层理，充满化石、印记和时机。那是情感与激情的植物图集，是保存人类社会各种枯燥样本的广口瓶。”

艾柯 这段文字充分显示了诗与修辞的差异。诗让人以全新的方式重新发现书写、书籍和图书馆。克洛代尔所说的，都是我们早已知道的。比如，诗行不在页末结束，而应遵循某种内在规则，诸如此类。这是一种崇高的修辞。可他丝毫没有提出任何新的观点。

卡里埃尔 克洛代尔在他的藏书里看到“煤矿层理”，我有个朋友则把自己的藏书比作一件暖和的皮衣。他觉得书给了他温暖和庇护，既让他免除谬误和疑虑，也避开寒冷的天气。处于世上一切思想、一切情感、一切知识和一切可能的流浪之间，觉得安全又舒适。我们从不会在自己的藏书中间感到寒冷。至少不会遭遇冰冷的无知的威胁。

艾柯 图书馆的氛围也有助于增强这种安全感。它的构造最好是老式的，也就是木头建筑。灯最好是从前法国国家图书馆那种绿颜色的灯。棕色和绿色的搭配有助于形成这一特殊氛围。多伦多图书馆绝对现代（并且是成功的现代图书馆的样板），不可能创造类似于耶鲁大学斯特林纪念图书馆的那种安全感。后者有仿哥特风格的阅览室，每层楼配有19世纪的家具。我还记得，正是在斯特林纪念图书馆里做研究时，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了《玫瑰之名》中的图书馆谋杀场景。夜里在图书馆的夹层阁楼看书时，我总是觉得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在我身上。当时没有通往阁楼的电梯，每次坐到那个座位上，你会觉得永远也不会有人前来搭救你。事发好些天后，人们也许会在某个书架底下发现你的尸体。图书馆同样具有萦绕着纪念馆或坟墓的那种保存的意味。

卡里埃尔 在这些公共大图书馆里，有一样东西总让我着迷：绿色的灯罩投射出一个明亮的光圈，光圈的中心总是有一本书。你有你自己的书，与此同时，你还被全世界的书所包围。你既拥有细节也有全部。为此，我总是避免去那些冰冷而无特色的现代图书馆，在里面看不见书。人们全然忘了一个图书馆可以很美。

艾柯 我做博士论文时花了大量时间在圣·热内维埃芙图书馆 [24] 。在这类图书馆里，我们很容易集中精力阅读身旁的书籍并做笔记。自从有了施乐公司 [25] 的复印机，一个时代的终末就此开始。你可以把书复印了带回家。你家里全是复印件。你既然拥有这些复印件，从此也就不会再去读。

在网络方面，我们面临同样的处境。要么你打印，让周围充斥着这些你不再去读的资料。要么你在屏幕上阅读资料，但只要点击鼠标进一步搜索，你就会忘了刚才读过的内容，尽管正是这些内容将你带到此刻屏幕上显示的页面。

卡里埃尔 我们还有一点没谈：为什么决定把一本书放在另一本书旁边？为什么采取这种而不是那种整理方法？为什么突然改变藏书次序？只是为了让这些书和那些书并排在一起吗？还是为了更新常读的书？或相邻的书？我猜测书之间存在某种交流，我期待这种交流，并促成这种交流。原本在底下的书，我移到上面，好让它们重获一点尊严，好让它们回到我的视线之内，好让它们明白，我并非有意把它们放在底下，并不认为它们低人一等，值得轻视。

前面已经说过，我们当然必须过滤并促进过滤——无论如何过滤总会发生，必须竭力挽救那些在我们看来不应半途丢失的书。有些书可能会让我们的后人感兴趣，有些书则有可能帮助他们，或让他们取笑我们。我们还必须在适当的时候小心给出指引方向。然而，我们经历了一个被卡住的不明确的时代，每个人的首要义务显然在于——只要他有能力——促进知识、经历、观 点、希望和计划之间的交流。要把这些联系在一起。这也许是我们的下一代的首要工作。列维–施特劳斯说过，文明只在与其他文明联系时才有生命力。一个孤立的文明不再配得上文明的称号。

艾柯 有一次，我的秘书想替我建立一个藏书目录，以便明确每本书的位置。我劝她别这么做。当我在写《寻找完美的语言》时，我用新的目光、以新的准则来衡量我的藏书，调整书本的位置。哪些书最有可能启发我对这个主题的思考？当我写完后，有些书回到语言学的架子里，有些书回到美学的架子里，另一些则进入新研究的参考书目。

卡里埃尔 我不得不说，再也没什么比整理藏书更困难。除了想要整理组织整个世界，这就是最难的了。谁来冒险干这个事儿？如何整理？按内容分类吗？但这样一来，书的开本会大相径庭，你还得重新整理书架。要么按开本分类？按年代？按作者？有的作者涉及各种学科门类。你若选择按内容分类，那么基尔歇这类作者的作品将分散于各个书架。

艾柯 莱布尼茨提过同样的问题。在他看来，这是整理一种知识的问题。达朗贝尔和狄德罗在《百科全书》上也提过相似问题。 [26]

卡里埃尔 这些问题真正提出还是在近代。17世纪的一个大型私人图书馆顶多有三千册藏书。

艾柯 我们再重复一次，这仅仅因为那时的书籍比如今昂贵很多。一个手抄本就价值不菲，以致人们有时候情愿自己手抄一遍。

我来讲个有趣的故事。我去参观葡萄牙的科英布拉图书馆。书桌全铺着一层毡，有点儿像台球桌。我询问这一保护措施的缘由。有人告诉我，这是为了防止书籍沾上蝙蝠屎。为什么不干脆除掉蝙蝠呢？理由很简单，蝙蝠是书虫的天敌。与此同时，也不能彻底消灭书虫。因为，通过书虫在印刷初期珍本里的痕迹，我们得以了解纸张的装订方式，以及是否有一部分纸张比别的更新。有时候，书虫的印迹会组成奇特的形象，犹如古籍上的特定图章。在写给珍本收藏家的手册里，我们总能找到各种防范书虫的指示。其中一种建议是使用齐克隆B，一种杀虫剂，纳粹曾用于集中营里的毒气室。当然，这东西用来杀虫比杀人强多了，但难免让人有点毛骨悚然。

另一种方法不那么野蛮，就是在图书室里放一只闹钟，要老祖母们使用的那种闹钟。闹钟有规律的响声和传到木头书架里的颤动，据说会阻止书虫爬出来。

卡里埃尔 换言之，这是一只让书虫休眠的闹钟。

托纳克 书的宗教氛围无疑激发了某种阅读热情。但事实上，这个星球上的大部分居民远离书店和图书馆。对于他们来说，书仅仅是死去的文字。

艾柯 据伦敦的一次调查显示，四分之一的受访者认为丘吉尔和狄更斯是虚构人物，而罗宾汉和福尔摩斯是真实人物。

卡里埃尔 无知就在我们四周，无处不在，往往还狂妄自大。无知甚至滋生使人疯狂的热忱。它充满自信，借政客的小嘴慷慨陈词，俨然胜券在握。相形之下，知识脆弱，易变，永远受威胁，怀疑自我。知识无疑是乌托邦式理想的最后一处避难所。你认为知识真的重要吗？

艾柯 我认为这是基础。

卡里埃尔 让大多数人获得尽可能多的知识吗？

艾柯 让我们中尽可能多的人认识过去。是的。这是一切文明的基础。老人在夜里坐在橡树下讲述部落的历史，他由此建立起部落与过去的关系，并传承着漫长岁月的经验。人的天性倾向于认为——正如美国人所做的那样——三百年前的事件不算数，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乔治·布什从未读过有关大英帝国在阿富汗的战争的著作，不可能从英国人的经验里汲取任何教训，于是他把军队派到了前线。希特勒要是研究过拿破仑在俄罗斯的战役，大概也不会愚蠢地进攻苏联。他本该知道，夏天不够长，军队不可能在冬天以前到达莫斯科。

卡里埃尔 我们说到试图禁书的人，以及出于懒惰或无知而不读书的人。不过，尼古拉斯·德·库斯 [27] 有一种理论叫“博学者的无知”。“从一片树叶里，你会得到比一本书更多的东西，”圣·贝纳尔写信给沃克莱修道院院长亨利·穆达克，“树木和石头将教给你任何导师都无法给你的东西。”书只是得到肯定和印刷的文本，甚至从这一事实来看，书也不能给我们任何教诲。书还常常是可疑的，因为它让我们去分享某个个体的感官印象。只有在对自然的冥想中才有真正的知识。我不知道你是否读过胡塞·贝加明 [28] 的一本很出色的书，《文盲的没落》。他提出如下问题：“我们在学会阅读时丧失了什么？史前人类或没有书写的民族都具有何种形式的认知（我们已无可挽回地丢失了这些认知）？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和一切尖锐问题一样。

艾柯 在我看来，每个人都可以给自己找到答案。面对这个问题，伟大的灵知论者们各持己见。坎贝斯的多马 [29] 在《师主篇》中说，他永无可能在生活里获得平静，除非带着一本书远离人群。当一缕阳光照在面前的锡壶上时，雅科布·柏麦 [30] 则经历了最重大的灵知时刻。在那一瞬间，他根本不在乎手头是否有书，他已经获得自己未来全部著作的灵感。不过，我们这些读书人大概从某个阳光照射下的洗澡盆里得不出什么好处。

卡里埃尔 回到图书馆上。也许你也有过相似的经历。我常常走进某个放书的房间，只是看着这些书，不去碰它们。我得到某种难以言喻的东西。我负责电影学院 [31] 时，听说让–吕克·戈达尔想在巴黎找一个工作的场所。我们于是拨给他一个房间，唯一的要求是他在剪辑影片时必须带着几名学生。他拍了一部电影，拍摄完毕以后，他把装着一卷卷胶片（也就是一组组连续拍摄镜头）的颜色各异的卷筒摆在架子上。在剪辑前的几天里，他就这么盯着那些卷筒，也不去打开。这不是游戏。他独自一人，盯着那些卷筒。我有时候会过去看看他。他就在那里，似乎在努力回忆起什么，或者在找寻某种秩序，某个灵感。

艾柯 这样的经历并非只属于那些家中有丰富藏书的人，或者——在你的例子里——有无数卷胶片的人。我们在公共图书馆或大书店里也可以有相似的体验。有多少人不是从书香中获得养分，而他并不拥有这些书，只能在书架上看看？凝望着书，从中获得知识。所有没读过的书都在向你承诺着什么。话说回来，我们有个值得乐观的理由：今天有越来越多人有条件看见大量书籍。我还是孩子的时候，书店是个阴暗、冷漠的所在。走进一家书店，有个穿黑衣的人上来问你想要什么书。这有点儿吓人，你不会想多待一会儿。在人类的文明史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有如此多的书店，舒适，明亮，你可以在里面散步，随便翻看，浏览三四层架子上的书，比如法国的Fnac书店，意大利的Feltrinelli书店。我去这些地方时总能看到许多年轻人。我再强调一次，他们并不一定要买书，甚至也不一定要读书。他们只需翻一翻，瞄一眼封底介绍。我们不也通过阅读快捷书评而获得大量知识吗？有人说，在地球上的六十亿人口里，读书人的比例很低。我们可能要对这种说法提出反对意见。在我小时候，全球只有二十亿人口，书店里却几乎没有人。我们今天的比例似乎更高一些。

托纳克 但是，你刚才也说过，网络的信息过剩最终有可能带来五十亿个百科全书，产生反作用，造成瘫痪……

艾柯 在一个漂亮书店里的“有尺度”的眩晕和网络的无限眩晕之间，还是有差别的。

托纳克 我们提及把书神圣化的“书的宗教”。大写的至高无上的书传达出某种价值，凡是背离这些价值的书都会丧失资格并遭到摒弃。我想，在这些讨论之后，我们应该谈一谈藏书中的“地狱”，也就是这样一些书，尽管没有被焚毁，却被搁在一边，远离一切可能的读者。

卡里埃尔 谈论这个话题有好几种方式。比如，我曾吃惊地发现，直到20世纪下半叶，西班牙文学里不存在任何情色作品。这是某种形式的“地狱”，不过里面空无一物。

艾柯 但西班牙人却说出了世界上最可怕的亵渎神明的话，我都不敢复述。

卡里埃尔 是的，但连一部情色作品也没有。有个西班牙朋友告诉我，六十年代他还是孩子的时候，有个伙伴告诉他，《堂吉诃德》里居然提到tetas，也就是女人的奶子。在当时，一个西班牙男孩因为在塞万提斯的作品里看到tetas这个词而感到吃惊甚至兴奋。除此之外他一无所知。甚至连骑士颂歌都没有。从拉伯雷到阿波里奈尔，所有法国大文豪们都至少写过一部情色作品。西班牙作家却没有。在西班牙，审查真正做到了净化词汇，扼杀文字，如果没能扼杀事物本身的话。奥维德的《爱的艺术》也长期被禁。奇怪的是，有些专写这类文学的拉丁语作家都来自西班牙。我想到了马尔蒂亚里斯 [32] ，他是卡尔塔尤德人。

艾柯 有些文明在性方面开放得多。庞贝壁画或印度雕像就让人有这种印象。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比较开放，但到了反宗教改革时代，人们开始给米开朗基罗的裸体穿衣。中世纪的情况最奇特。官方艺术极为一本正经，极为虔诚；然而，在民间创作和吟游诗人诗里却有大量的猥亵之作……

卡里埃尔 据说印度是情色的发祥地。这也许是因为印度拥有迄今最古老的性爱指南《爱经》。这本书和克久拉霍神庙 [33] 正面雕饰一样展示了性交的各种可能的位置和方式。然而，自从这看似淫逸的时代以来，印度一直在朝着某种越来越严苛的清教主义演变。印度当代电影里甚至没有接吻的镜头。这无疑一方面受到伊斯兰教的影响，另一方面受到英国维多利亚时代风俗的影响。但我相信这里面同时存在着某种纯属印度的清教主义。说到我们自己，我记得五十年代做学生的时候，要想找色情小说，只能到巴黎克里希大道和日耳曼–皮隆拐角处的一家书店的地下室去。我们也没什么好自我吹嘘的！

艾柯 巴黎国家图书馆的“地狱”藏书，恰恰就是这个原则。书没有被禁，但不是所有人都能看到。

卡里埃尔 国家图书馆的“地狱”藏书基本带有淫色意味，与传统风俗相悖，这批藏书创建于法国大革命以后，均从修道院、城堡和个人藏书（包括王室图书馆）充公而来。这个“地狱”等待着复辟时代的到来，各式各样的保守主义将重新取得胜利。我很喜欢一种说法：必须有特殊许可才能阅览“地狱”里的书。人们以为下地狱很容易，其实并非如此。地狱被锁着，不是任何人想去就去。另外，弗朗索瓦·密特朗图书馆曾经组织过一次展览，展出这些“地狱”之书，反响极佳。

托纳克 你们去参观这座地狱了吗？

艾柯 这批藏书如今都已再版，再去参观又有什么必要？

卡里埃尔 我没去参观，只了解一部分，里面肯定有一些书是我们读过的，并且是收藏者们多方求索的珍本。这批藏书并不仅限于法文书。阿拉伯文学在这一领域取得了非常丰富的成果。阿拉伯语和波斯语都有类似于《爱经》的典籍。只不过，相比我们提及的印度，阿拉伯–穆斯林世界似乎早已遗忘了它热情似火的源头，而陷入某种与这些民族的传统格格不入的意想不到的清教主义。

回到18世纪的法国。毋庸置疑，正是在这个世纪里，带插图的色情文学（发源于两个世纪以前的意大利）开始出现并大受欢迎，虽然往往以非法形式出版。萨德、米拉波和雷斯蒂夫的书都是暗中出售。这些作者写的情色小说大同小异，讲的都是某个年轻的外省女子面临巴黎的各种荒淫陷阱。

这其实是一种伪装之下的前法国大革命文学。在那个年代，色情文学确实扰乱了好风俗和好思想。它是对社交礼俗的正面攻击。在狂欢的酒宴背后，我们几乎听见了大炮的声响。米拉波就是这样一位情色作家；对他而言，性是一场社会大地震。这种性的兴奋、色情文学与革命前夜的社会环境之间的联系，在法国大革命之后显然就不再以相同的面貌呈现。别忘了，在恐怖时代，一些真正的爱好者租一辆马车，前往协和广场观看死刑现场，并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利用这个机会在车里或干脆在广场上读一段方块文章。

萨德侯爵在这方面是个无与伦比的非凡人物。他是一位革命者。被关进牢狱是因为革命，而不是因为他的著作。我们必须强调一点：他的书确实刺激人心。阅读这些滚烫的字句与创作这些作品一样，是颠覆性的行为。

大革命以后，色情文学依然存在这种颠覆性的维度，不过是在社会范畴，而非政治范畴。当然，这些书也照旧被禁。为此，某些作者始终否认他们曾经写过色情小说，即便在我们今天。阿拉贡始终否认自己是《伊莲娜的阴户》的作者。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不是为了赚钱而写。

这些注定下地狱的书遭遇查禁，因而卖出的数量极为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写作的欲望大大超过了赚钱的欲望。缪塞在和乔治·桑写《伽米亚妮》 [34] 时，也许感到有必要摆脱自己通常的矫揉造作。他直截了当。这成了“过度的两夜”。

我和昆德拉多次谈论过这个话题。他认为基督教通过忏悔和强制劝说，做到了无孔不入，直至情人们的床上，约束他们的乐趣，让他们有犯罪感。这种犯罪感也许当时是美妙的，比如在鸡奸的情况下，但稍后他们必得忏悔和赎罪。因此，这种罪又把人引回教会。相比之下，共产主义从来做不到这一点。马列主义如此复杂，组织如此强大，也要在卧室的门槛前止步。在共产主义专政下的布拉格，一对男女发生性行为（尤其是非正当关系），会意识到他们在进行一桩颠覆性的行为。自由不复存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是这样，却独独还在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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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指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

[2] 《约翰福音》开篇。和合本译作：“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

[3] 劳莱与哈台，英国出生的瘦子劳莱（Stan Laurel，1890—1965）和美国出生的胖子哈台（Oliver Hardy，1892—1957），世界喜剧电影史上著名的二人组合。

[4] 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1828—1905）、詹姆斯·奥利弗·柯伍德（James Oliver Curwood，1878—1927）、詹姆斯·费尼莫尔·库柏（Fenimore Cooper，1789—1851）、杰克·伦敦（Jack London，1876—1916）、梅恩·里德（Mayne Reid，1818—1883），均为19世纪小说家。

[5] 乔诺（Tony Joannot）和勒诺阿（Thierry Lenoir）均为19世纪画家。

[6] 《陆海旅行历险报》（Journal des Voyages et des Aventures de Terre et de Mer），创刊于1897年。

[7] 松佐诺（Sonzogno），出版商Edoardo Sonzogno于1807年创办。

[8] 贾科里奥（Louis Jacolliot，1837—1890），法国作家，这里提到的作品是1890年的Les Ravageurs de la mer。

[9] 伽布里埃·费里（Gabriel Ferry，1809—1852），法国作家。《印第安人科斯塔尔》（Costal l’Indien）写于1852年，描述了墨西哥独立战争时代的故事，从上文看，兰波小时候显然读过这本书并在创作《醉舟》时受到影响。

[10] 《女先知书》（Libri Sibyllini），即《西卜林书》，神谕诗句集。“西卜林”源出于希腊文“西卜拉”，是古代异教女预言家的称谓。古罗马共和国与帝国时代有在重大危机时向该书求神谕的传统。

[11] 指赫西奥德（Hesiode）的《神谱》和《劳作与时日》，荷马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

[12] 广博仙人（Vyasa），音译为“毗耶娑”，意思是“分开者”，相传为吠陀经和《摩诃婆罗多》的作者，但有一些学者认为，“毗耶娑”的署名只是说明这些典籍分别出自不同编写者之手。在《摩诃婆罗多》中，广博仙人又称为岛生黑仙人。

[13] 大梵天（Brahma）为古印度神话里的创世神，伽内沙（Ganesha）又称象鼻神，是印度教主要神灵之一，象征智慧和成功。

[14] 书吏（scribe），古埃及官僚制度中的重要管理阶层，掌握记录、计算、测量、检查、裁判等行政权力。“书吏”一词在古埃及语中指“书写之人”。

[15] 金嘴狄翁（Jean Chrysostome，347—407），君士坦丁堡大主教，重要的希腊教父，以演讲雄辩才能著称，故有“金嘴”之誉。

[16] 雷蒙多·迪·圣戈洛（Raimondo di Sangro，1710—1771），意大利圣塞维罗（San Severo）第七世王子，他是发明家、军事家、解剖学家和作家，同时还从事共济会和炼金术方面的神秘学研究。

[17] 魁普（quipus），古代印加人用以计数和记事的打结绳，一般被视为印加文明最初的书写工具。

[18] 格拉菲尼夫人（Fran？oise de Graffigny，1695—1759），18世纪法国文学史最重要的女性之一，代表作就是1747年的《一个秘鲁女子的书信》（Lettres d’une Péruvienne）。

[19] 维萨里（André Vesale，1514—1564），比利时科学家、解剖学家，著有《人体的构造》（De humani corporis fabrica），一般被视为近代人体解剖学的创始人。

[20] 指位于秘鲁南部纳斯卡高原（Nazca）的巨型线条画，绵延数公里，构成各种图案镶刻在大地上，其成因至今未被破解。

[21] 克里斯坦·贝尔纳（Tristan Bernard，1866—1947），法国短篇小说家，戏剧家。

[22] 法语Pla？t-il，意为：“没听清楚，请再说一遍？”

[23] 皮埃蒙特（Piemonte），意大利一行政区，首府为都灵。历史上的皮埃蒙特之战，是拿破仑征服意大利的经典战役。

[24] 圣·热内维埃芙图书馆（Bibliothèque Sainte-Geneviève），巴黎拉丁区的图书馆，位于先贤祠广场10号。它的前身是中世纪的同名修道院图书馆，法国大革命后由建筑师Henri Labrouste设计重建。

[25] 施乐公司（Xerox），1949年推出第一台静电复印机，“施乐”在西方一度是复印的代名词。

[26] 《百科全书》的知识分类，和图书馆分类有相似之处。

[27] 尼古拉斯·德·库斯（Nicolas de Cues，1401—1464），德国中世纪宗教思想家，笛卡儿曾在两世纪后把他视为科学思想的主要迫害人之一。

[28] 胡塞·贝加明（José Bergamin，1895—1983），西班牙作家，诗人。这里提到的《文盲的没落》原文标题为La decadencia del analfabetismo（1961）。

[29] 坎贝斯的多马（Thomas a Kempis，1380—1471），又译为多玛斯·耿稗思，中世纪修道士，一般认为他是《师主篇》（Imitation de Jesus-Christ，直译为“仿效耶稣基督”）的作者。

[30] 雅科布·柏麦（Jakob B？hme，1575—1624），德国灵知论者。据说他曾声称：“我只读一本书，我自己的书，我自己。”他在著作中多次记录自己的灵知经历，最早是在1600年。

[31] 指前文提到的国家电影学院La Lémis。

[32] 马尔蒂亚里斯（Marcus Valerius Martialis，40—104），拉丁诗人。

[33] 克久拉霍神庙（Kajuraho），印度中部的神庙古迹群，建于950—1150年间，以其建筑正面的性爱图腾著称。

[34] 《伽米亚妮》（Gamiani ou deux nuits d’excès），19世纪畅销色情小说，初版于1833年。作者是否缪塞曾有争议。小说描述了伽米亚妮公主和两个女人在两个夜里交流和攀比各自的性交经历。副标题是“过度的两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