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英法争霸延续

在签署《乌特勒支和约》之后，参与了此和约谈判的一位法国外交官，试图通过组成国际联盟来结束长期以来一直在摧毁欧洲的那连绵不断的战争。不过这在那时是不可能实现的，正如现在的我们也无法做到。究其原因，大致相同。

这意味着要想维持各国疆域的现状是不可能的，这部分是因为欧洲大陆由无数小国组成，其中有大约四百个独立的统治者；部分也是因为居于主导地位的国家的力量和野心都迅速膨胀，并且它们还渴望将其权力施加在那些与其利益相冲突的世界各地。

尽管在本章所述及的这段时期（大约从1714～1760年）里，在1739年前是相对和平的，而之后欧洲、美洲和印度各地都充斥着战争，但这半个世纪事实上仍然是英格兰和法国双雄争霸局面的延续。

实行寡头执政的辉格党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的统治，以及立宪政府尤其是内阁政府在乔治时代早期的稳定发展，也是实现英格兰统一的重要因素。乔治一世甚至都不会讲英语，因而不得不将大部分国家事务都交给大臣们处理。在探索那个时代的事件之前，我们可以先来看看当时英国人的生活和特性，这将会帮助我们理解从那时起直到北美殖民地独立时这重要的几十年间的得与失。

温斯顿·丘吉尔在其关于马尔伯勒的书中有过这样的评论：“要想理解历史，读者必须时刻牢记住，那些被记录下来的事件只是实际发生事件的一小部分。”他补充说道，即使在那些被记录下来的事件中，也只有很小的一部分事实才出现在经过浓缩的故事中。

乔治时代早期社会矛盾重重，人们虽给它冠以各种标签，但都不是很准确。它被认为是了无生气、枯燥无味、沉闷和缺乏想象力的——在很多方面它也的确如此；但既然如此，那么又何以会产生如下人物？如查塔姆（Chatham）、克莱武（Clive）、沃伦·黑斯廷斯（Warren Hastings）、乌尔夫（Wolfe）、奥格尔索普（Oglethorpe）、福克斯（Fox）、加里克（Garrick）、吉本（Gibbon）、蒲柏（Pope）、戈德史密斯（Goldsmith）、约翰逊、雷诺兹（Reynolds）、盖恩斯伯勒（Gainsborough）、卫斯理兄弟、普里斯特利（Priestley）、亨特（Hunter）、纽科门（Newcomen）和其他扩张大英帝国地盘、促进科学和艺术发展、开创现代人道主义运动的大人物。所有这些都向我们展现了当时社会的生气勃勃和丰富多彩。

然而，这些用来描述这个时代的形容词并非无中生有。那时的确存在有着不同兴趣的、各种各样的国民，因而如果想要扭曲作为一个整体的英格兰景况，那实在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只需片面强调其中一个侧面即可。或许，我们可以通过比较来获得对整个国家的多样性的最全面的认识。

和谐的不列颠

城镇和乡村的差异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突出。正如我们时不时会提到的那样，伦敦很久以来就一直在发展，并成长为这个王国的大都市。不过在乔治一世时期，我们有了现代意义上的“城镇”。城镇里居住着各个社会阶层，有着形形色色的生活。这种城镇生活深深地吸引着塞缪尔·约翰逊，以及下个世纪的兰姆和无数其他人。此时，城市本身迅速呈现出现代特征。大地主们通常会在广场附近置业并出租，由此形成很多以姓氏命名的广场，像卡文迪什、汉诺威、格罗夫纳、伯克利。这些广场时至今日仍然相当出名，不过已经开始转变为新型居住区。

肯辛顿公园及其圆池就建于那个时期，而且从那时到现在一直受到孩子们的喜爱。书店、咖啡屋和酒馆——如约翰逊与其朋友们经常光顾的“迈塔”（Mitre）酒馆——的数量迅速增加，并成为社会、文化和政治谣言的传播中心。虽然更加现代的俱乐部也开始风行，但主要还是分布在皮卡迪利大街和蓓尔美尔大街。

城镇显然大不同于乡村，但其内部也充满着各种差异。上流社会的人们生活奢华、戴假发、衣着浮夸、滥赌，并时常引领社交礼仪。中产阶级则通常严格要求自己且不从国教。此外还有居住在肮脏住房里的穷人们——他们为贺加斯（Hogarth）的绘画作品提供了诸多素材。

无论在交通严重堵塞的繁忙街道上，还是在更加奢华的公园里，例如圣詹姆斯公园，都可以看到各个阶级的成员摩肩接踵。

不过，伦敦的民众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和善的，虽然他们会对那些穿着奢侈的人尤其是外国人报以冷笑。很显然，各个阶级彼此和谐相处的能力至今仍然可以说是英格兰人的特殊才能。虽然阶级的差异非常分明，但是由于他们已经接受了其中的很多方面，因此上层社会和底层民众间的关系还是比较和谐的。而在下个世纪，之前在欧洲大陆某种程度上被完全接受的阶级差异，最终被法国革命的阶级战争所破坏后，英格兰各阶级间的相处也变得艰难了。

除了一直是城镇的伦敦外，还出现了许多时髦的海滨城市和温泉疗养地，例如巴斯——博·布鲁梅尔（Beau Brummell）曾经统治过这座城市并大大提升了这座城市的格调——哈罗盖特（Harrogate）、切尔滕纳姆（Cheltenham）、坦布里奇韦尔斯（TunbridgeWells）、布赖顿（Brighton）、斯卡伯勒（Scarborough）等。得益于道路交通的改善（许多公路都要征收过路费），时尚和旅行开始风行整个不列颠。这就是我们所认为的18世纪的典型生活。不过，那时还存在与此格格不入的旧式乡村生活，这也是有史以来最好的乡村生活。当时的乡村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由乡绅、治安法官、望族和权贵们所掌控。

农业生活、乡村和小镇的生活已经相当繁荣和舒适，而且暂时还没有受到工业的冲击，而乡村社区也仍然能够自给自足。阿瑟·扬等人从事农业研究和改进工作，而罗伯特·贝克韦尔（RobertBakewell）则改进了牛的品种，其他人也在不同方向上不懈努力。

之前我们提过17世纪的牛体型较小，而在这个世纪里我们可以看到著名的“达勒姆牛”（Durham Ox）这个新品种。这种牛可以重达三千八百磅，比如今普通的肉牛还要重大约一千二百磅。

道路交通的改善、城镇生活的兴起及其他原因，共同促使了农业从仅仅满足自身需求到面向市场需求的转变。之前，农村里的几乎所有人，包括乡绅、教区牧师和大地主都要从事农业生产。

生产方法的进步可能意味着收入的大幅度提高，而其对农村地区的影响也无疑是相当显著的。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虽然只有苏格兰人才可以猎杀松鸡，但猎狐这项在英格兰人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运动也在那时出现了。

社会等级自上而下高低有别，每个人都清楚自己所处的位置。

不过，一般认为，这个时候不同等级间的混合程度比下个世纪高。

教区牧师会和他的裁缝一起共进晚餐，一个被称为“阿什本王”（King of Ashbourne）的地方富豪还把曾经到其府上拜访过的人都视为朋友：其中甚至包括两个旅店老板、两个制革工人以及一位乡绅。

另一方面，一个小康的农户一年可能有八百英镑的收入，有一栋带客厅的大房子，内有几间供重要场合使用的房间，晚上能够在宽敞的厨房里与妻子共进晚餐，而仆人也有独立的餐桌。在整个18世纪，议会里的议员席位、陆军和海军的军官职位、政府里的好职位几乎全部留给了上层社会人士，其中大部分又为大家族——当时全国可能有七十个大家族——及其诸多亲属或其他有关联的人所占据。不过，虽然英格兰的阶级结构比较古怪并令所有欧洲人感到惊诧，但令人惊讶的是，那些遭到排斥的阶级只表现出弱得可怜的敌意。相反，整个民族都表现出极其强烈的民族向心力。

例如，陆军和海军的状况是相当糟糕的。在海军中，食物和待遇都非常差，以致很少有人愿意参军。特别是当一场战争需要原来五倍的兵力时，负责抓壮丁的部队基本上只能通过类似于绑架的方式才能够抓到人。士兵通常由不入流的人组成，如在伦敦和其他港口的大街上被强行拉走的流氓。但当这群人坐上船投入战斗时，他们又有无比的勇气、精力和爱国心为英格兰而战。

特权阶级与下层社会之间的差距是巨大的，俘获敌船后赏金的分配就很能体现不同级别间的巨大差距。

1762年，当海军俘获“赫曼尼”号时，在总共五十二万英镑的赏金中，未曾参加战斗的舰队司令和船长各自得到大约六万五千英镑，海军上尉得到一万三千英镑；准尉所得不少于四千英镑，而其他全体船员一共只得到四百八十英镑。

特别贫困者的生活极其很糟糕，甚至可以说惨无人道。贫困救济制度将穷人转手给那些并不真心实意关心他们的人，这种做法自然会导致穷人被残忍地虐待并面临缺衣少食的困境，还由此一步步沦落。欠债者只要欠一小笔钱就可能遭到终身监禁，直到他们偿清债务；而监狱里的生活条件也同样糟糕万分，这样自然会滋生更多犯罪。不过，由于刑罚不公和长时间拖延，专家认为当时的刑法“纯粹是嗜血成性的混乱”。上层社会的生活完全不同于下层社会，如乔治国王的客厅，那是锦衣玉食、头戴假发的纨绔子弟和时尚女士聊天和打情骂俏的地方。此外，印度的克莱武和加拿大的乌尔夫基本上也过着类似的生活。不过，这些都是18世纪的一个侧面。

正如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没有一个时代自始至终遵循一个简单固定的模式，法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的区分也并非绝对。不过，作为一个整体而言，他们又的确有各自的显著特征。在乔治时代早期，虽然亨利·菲尔丁的《汤姆·琼斯》或者劳伦斯·斯特恩的《项狄传》也占有一席之地，但直觉告诉我们，亚历山大·蒲柏才是那个时代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蒲柏这位诗人并非天生英才，但作为英国英雄偶句诗中最伟大的大师，我们可以从他的《论批评》《夺发记》《人论》及其他作品中发现乔治时代的所特有的风采与缺点。没有激情、没有自发性、没有丰富想象力、没有哲学洞察力、没有同情心，但他在尖锐的讽刺中，还表现出风趣、通透、优雅和激情过后的平静，去这也让他在写作手法上成为该领域无出其右的大师。主要是因为上述的最后一个原因及其流畅诗句所表现出来的轻松，其诗歌能够很好地吸引读者的注意力并铭记于心。除了莎士比亚外很少有诗人的诗词能像蒲柏的诗词一样被如此频繁地引用。我们甚至可以说，如果我们暂时不考虑这个时代的其他方面，那么蒲柏就是18世纪的化身。

这个时代的客厅虽然很精致，但仍然是个大吃大喝的时代。

当时肖像画上的人物总是向下俯瞰，这很容易让我们联想起后来人们对英国人所起的一个绰号：“约翰牛”（John Bull）。在上层社会，波特酒随处可见，并导致痛风流行。而在下层社会，杜松子酒消费量的显著增加也给人们带来了难以言喻的痛苦。不仅民众麻木地泡在酒缸里，上流社会也在很大程度上由此堕落。这可能主要由于领导权很大程度上被一个自私自利的阶层占据：他们出台法律法规和占据公职完全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和财产。事实上，这个时代的散文也被视为这个时代的财富。当我们研究各个阶级的生活时，我们仿佛能听见马匹慢跑时的马蹄声，就像丁尼生在其作品《北方农民》中所写到的那样。

“财产、财产、财产——我听到他们就是这么说的。

”《伦敦时报》的评论家提到这个时代时指出，“几乎可以说所有的东西都已经变成了私有财产——议会的席位、市政旅馆、主教的法冠、牧师的矫正、警官的肩章、大学团契和讲座教授。”随着对赚钱和所有可以赚钱的工作的痴迷，“交易”往往就导致了整个民族的道德素质走向粗俗化。

人口将在18世纪实现显著增长，但其增长势头在这个世纪就已经初现端倪。工业革命也已经苗头初现，1757年已出现机器的应用并受到了关注。再过几代人，英格兰的面貌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好坏暂且不论。不过在这个世纪，国家仍然以农业为基础，而流动资金的增长主要来源于贸易、商业和银行业。这也是第一次，人们可以借助由菲尔丁、斯莫利特和斯特恩所开创的新体小说，去研究英国人各式各样的生活。而詹姆斯·鲍斯威尔的《约翰逊传》则可以说是一部关于这个顽固不化的托利党人的思想的百科全书。约翰逊就好像一条达勒姆牛，沉重、结实，宁愿丢掉美洲殖民地也不愿稍微改变其主张。

内阁政府形成

1714年8月，新国王乔治一世顺利登基。他对英格兰宪政发展的影响，与其说是来自其所拥有的品质，倒不如说是来自其所欠缺的东西。乔治一世毫无节制地沉湎于享乐，他薄情寡义、贪得无厌，丝毫没有平衡能力，只会在其小小的德意志领地里表现出严肃。他对英格兰这个国家及其政府也没什么认识。而之所以挑选他当国王，完全是因为只有选择他才能满足英格兰人的渴望，因为议会规定君主必须信奉新教，而且要尽量杜绝未来的继承纠纷。乔治一世的妻子，由于被怀疑与他人通奸，被他下令终身监禁，于是他也就没有带王后入主英格兰。取而代之的是两个毫不吸引人的德意志情妇，一个太瘦一个太胖，伦敦人风趣地称她们为“五月柱”和“大象”。

乔治一世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是他不会说英语。开始时，乔治一世还总是参与枢密院的会议，但在练习了一段时间后，他还是无法让大臣们听懂他那蹩脚的拉丁语，最后只好放弃。而随着乔治的放弃，首相的权力和威望都大大提升，而国王的很多重要权力也随之转移到内阁手中，并最终由下议院控制。现代形式的内阁政府也就由此快速形成——尽管1760年继位的乔治三世试图夺回其前辈所失去的特权。

把汉诺威家族带到英格兰的是辉格党人，而之前占据领导地位的托利党人则和詹姆斯二世党人勾结并阴谋造反。新国王也很自然地让辉格党人组成枢密院，并驱逐所有托利党人。从此时开始，辉格党长时间占据支配地位。不过，总体来说，辉格党还不如托利党受欢迎，尤其是考虑到国王自己就不受欢迎，也无法赢得国民的喜爱或尊敬。因此，辉格党在与其对手竞争时格外小心谨慎。辉格党采取的第一个举措就是控告托利党人牛津勋爵、博林布鲁克和奥蒙德。其中后两个政治家逃到法国，并被判以叛国罪；而牛津勋爵则在伦敦塔关了两年后被释放。不过，辉格党人过于粗暴地使用其手中的权力，也加剧了詹姆斯二世党人的反感与反抗，并最终导致严重后果。

辉格党人的另一个举动就显得英明许多。正如我们在前几章所提到的那样，很长时间以来，借助于治安法官和不领薪的乡绅的努力，伦敦的中央权力一直有下放到地方的趋势。与由中央政府付薪并实施控制的科层制相比，治安法官和乡绅可以说是开创了一套完全不同的机制。绝大部分乡绅都是托利党人，而担心引起不满的辉格党也不敢用本党成员来替代那么多地方的乡绅。这样，虽然“辉格党寡头政治”可能在很多方面都能够有效地统治这个国家，但乡村却很大程度上依然在托利党的控制之下。这也相当有效地降低了辉格党寡头政治走向集权的可能性。

在1715年和1716年，英格兰的很多托利党人和苏格兰的詹姆斯二世党人勾结，谋划发动叛乱；1716年1月，觊觎王位的斯图亚特人在苏格兰海岸登陆。不过，这个王位觊觎者及其叛军指挥都过于无能，因而不得不返回法国；不仅如此，这个毫无进取心的王子甚至还给忠诚的苏格兰人留下了极坏的印象。尽管如此，辉格党还是不敢直面即将在1718年举行的大选。为了继续占有现在的职位，他们通过了《七年法》，将每届议会的任期延长到七年，因而获得了四年的延期。这种做法实际上已经违反了宪法规定。

不过，国王也并没有行使其否决权还签署了法案。国王的否决权也就从此永远地从英国的政体中消失了。

部分是由于个人的嫉妒和野心，部分是由于对欧洲大陆的外交政策及国内政策存在分歧，辉格党的领袖们在一段时间里出现了分裂。不久将长期主政的沃波尔，不得不接受了比其预期低得多的一个职位。大战之后的这段和平时期，与往常一样，也开创了一个投机倒把盛行的时代。人们对于任何能够想到的生意都采用股份公司的形式，而公司的股价也能够在股票市场上漫天飞涨。

这与1929年的美国极其相似。尤其是南海公司的股票，从一百英镑升到了一千英镑。而当股票崩盘的时候，数以千计的人们都因此破产。这激起了人们对内阁的强烈愤怒，一名内阁成员也因而被关入伦敦塔，有一人自杀，还有两人死于意外。这次危机无疑是相当严重的。沃波尔也因此被起用，以为政府和国家解困，因为他是少数几个之前警示过股市即将崩盘的人。他也从此开始了持续二十一年的执政生涯。

沃波尔主政

新首相虽然相当愤世嫉俗，但也意识到需要维持国内外的和平以帮助英格兰康复。由于面临来自欧洲大陆的威胁，而且国内对从国外空降的国王的不满也在不断升级，因此，恢复和巩固联合王国就成了必然之举。沃波尔毫不犹豫地选择维持已经相当腐败的政府——这种做法起码比使用军事暴力强，所以他仍然能够在二十年里屹立不倒。乔治一世于1727年死后，他的儿子登基，是为乔治二世。沃波尔又从乔治二世高度依赖的王后卡罗琳那里得到了可靠支持。

虽然有大臣反对——被允许回国的博林布鲁克也提出反对，但沃波尔还是努力地促使征收特许权税的法令获得通过；沃波尔还英明地让英格兰置身于欧洲大陆的纷争之外，并为他提前预见到的未来更大规模的争斗积蓄财力和人力。不过，当卡罗琳王后于1737年去世后，沃波尔的地位还是被大大削弱了。而国王与其儿子威尔士亲王也彼此交恶并爆发了公开争吵，威尔士亲王甚至还组织了一个宫廷党来反对其父亲。甚至是王后都这样评论其儿子：他“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傻瓜、最大的骗子、最大的暴民、最大的畜生，我是多么希望他能够有所改变啊”。不幸的是，他并没有改变。而他的敌对，也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沃波尔的地位与权力。

此外，两年后也即1739年，英格兰突然兴起了反对西班牙的狂热思想，并坚持发动了所谓的“詹金斯的耳朵之战”。这个名字的由来是因为一个名为詹金斯的船员说他的耳朵被西班牙的海关官员割掉了。不过，这场战争的真正原因还是贸易冲突和民族仇恨。沃波尔此时仍然反对开战。他本可以辞职不干，回家安享晚年，并将国民对这次短暂且相当不体面的战争的憎恶留给继任者，但他还是选择了留任。后来，他在选举呈请中没有得到议会的信任，于1742年初卸任，并受封牛津伯爵头衔，进入上议院。在帮助不列颠渡过其危险的转型时期，沃波尔可谓尽心竭力且成效显著；但他的年龄和性格也使得他不能够胜任重建帝国的使命。不过话又要说回来，不列颠以后之所以能够获得重大成功，又要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沃波尔那些和平、保守的政策。

与其他很多政治家一样，沃波尔也是只适合国家和政治生活的某个阶段，而不能够适合另一个阶段。在他主政的那段和平岁月里，英格兰得以有机会重新适应改变了的环境，相当不受欢迎的汉诺威王室的王位也变得牢固。所有这些都可能是另外一个更有才华但更不安分的领袖所不能带来的。

与当时的许多来自上层社会的人一样，沃波尔也相当不喜欢“狂热”。不过，在当时流行于世的沉着冷静之下是他对工作的热爱——不管是精神上还是情感上。法国的伏尔泰，以及英格兰的伯克利、巴特勒和休姆，都对宗教持怀疑态度。人们对基督教的热情逐渐被自然神论的理智主义所取代，长老会也迅速被上帝一位论所取代。不过，这也只是部分景象。自1735年开始的宗教复兴，不仅在威尔士——以再度觉醒的宗教狂热为其民族思想、生活和精神真正复兴的标志——而且也在其他地方产生了深厚影响。

我们还不得不提到重要的循道卫理运动在英格兰的强势兴起。

这次运动由约翰·卫斯理和查尔斯·卫斯理兄弟领导，它渴望提振工人阶级和穷人那懈怠的宗教情感——而这基本上是被教会所忽略的。这两兄弟孜孜不倦地巡回露天布道，他们对英格兰人生活的影响大到无法估量。他们往全国各地派遣非神职布道者，他们创办了学校、传教团和慈善事业，并让民众相信在死之前能够得到上帝的宽恕。与老威廉·皮特一样，他们也同样算是新英格兰的创始人。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精神生活发展的一个结果，英格兰人居然开始做慈善了。在这个通常被认为是极其唯利是图、物欲横流的时期，英格兰在美洲大陆上创建了第十三个也是最后一个殖民地。这最后一个殖民地与其他殖民地都不一样，它的创建不是出于贸易或是宗教目的，而纯粹是慈善目的。詹姆斯·奥格尔索普将军相当关注当时犯人（尤其是负债人）的监狱生活的恶劣条件，为了给这些不幸的人予重新开始生活的机会，他争取到了一个开拓殖民地的特许状，并于1733年创立了佐治亚殖民地。虽然奥格尔索普的禁酒和禁奴政策都不成功，二十年后其殖民地也被国王接管，但他的这种高贵行为无疑是18世纪早期的丰碑，这也是那个时代所匮乏的一点。

沃波尔下台之后，没有哪个大臣具有足够的力量来替代他。

新大臣卡特里特勋爵和纽卡斯尔公爵 [50] 都不能算是有才华的政治家，而且他们还彼此忌恨，都不愿意对方当首相。与此同时，欧洲大陆爆发了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虽然起初乔治二世是作为汉诺威的选帝侯而非作为英格兰的国王而卷入战争的，但法国还是于1744年向英格兰宣战，并派遣年轻的王位觊觎者率军入侵英格兰。

在一定程度上多亏经常帮助保护英格兰海岸的风暴，法国的入侵可说是彻底失败了。但在第二年，年轻的王子查理·爱德华在苏格 兰的西部高地登陆，史称“拥护詹姆斯二世的叛乱”也就由此开始。

查理·爱德华带着一小批军队向爱丁堡进发。他在爱丁堡受到了欢迎，他还在9月21日于普雷斯顿洼地击败了英格兰军队。这个王位觊觎者随后带着六千人越过边界，期望英格兰人也能够起义帮助他。但他的希望落空了，英格兰人对斯图亚特家族已经毫无感情。不过，伦敦还是因此爆发了金融恐慌。查理不得不再次撤回苏格兰，而坎伯兰公爵率领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大军随后追击。

1746年的4月，坎伯兰公爵在卡洛登沼泽打败了叛军。但他施加的毫无必要且血腥的报复，使得他被人们冠以“屠夫”的称号。

失败已经无可挽回的查理在高地游荡了好几个月，这个逃亡者也因此变得焦虑不安。最后，他还是逃到法国，并一直活到1788年；而他那已经成为红衣主教的弟弟亨利则一直活到了1807年，但斯图亚特家族再也没有尝试夺回英格兰王位。而随着亨利的去世，斯图亚特家族的男性血脉也随之断绝。不过，我们还需要指出一点，查理一世女儿的那支血脉还是有在世子孙的。

对于英格兰人来说，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的军事行动既不漂亮也不重要。由佩勒姆兄弟控制的新内阁根本无能为力，他们只是在战争结束之前强迫国王顶着王室的强烈反对而接纳了年轻的皮特为内阁成员。虽然英格兰控制了海洋交通，但他们几乎完全没有动用海军，而只是把钱毫无节制地浪费在并不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陆地战争上。此时，在海洋的彼岸也正发生着最令人感兴趣的事件。

抢夺印度

在美洲，那些新英格兰人尤其是在总督威廉·谢利强力领导下的马萨诸塞人，拉起了大约有四千人的军队。他们除了得到西印度群岛的一支海军中队所提供的几艘船只以维持通讯外，再没有从英格兰那里得到任何帮助，但他们居然包围并最终夺取了被认为是坚不可摧的法国人的要塞路易斯堡。可惜的是，殖民地在这次帝国防御和战争中所作的杰出贡献及其卓越能力，并没有得到英国政府应有的重视。

我们现在必须转向世界的其他地方了，那里正在发生将对未来有着重大影响的事件。英国、法国甚至还有荷兰和葡萄牙的贸易站分布在印度的沿海，其中英法两国的贸易站的重要性无疑更大。英国人主要集中在孟买、马德拉斯和加尔各答，而法国人只有两个贸易站，即离马德拉斯不远的庞第杰瑞和靠近加尔各答的昂德纳哥。法国人在印度的力量虽然比较弱，但他们的优势在于在毛里求斯岛拥有一个军港。在庞第杰瑞的总督杜布雷和海军军官拉布尔多内的领导下，他们在18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对印贸易及其他事务上都要比英格兰人激进。

毫无疑问，直到现在为止，英法两国都只是将印度帝国看作贸易竞争对手；而在贸易过程中，国内的统治者是能够提供帮助的，但两国的东印度公司都不愿让欧洲的战火烧到他们的印度移民身上。印度自身此时也正在经历影响深远的变革，而且变革还将对不列颠产生同样深远的影响。为了理解这两个民族间的关系，我们必须花点时间来研究印度的文明化进程。印度的文明化进程与乔治时代的英格兰所设想的文明化可是不一样的。

其实，两个民族的说法都多少有点误导性，因为不知道多少个世纪以来，印度就是许多不同种族的混合体，这些种族的语言、思想、特性和文明阶段都不一样。印度甚至可能有数以百计的民族、部落和语言。不过，虽然北方印度人中混杂了大量的雅利安人血脉，但南方印度人还是保持了他们最初的血统。一般来说，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种族间的混合虽有大幅增加，但各地的情况又有显著不同。此外，印度虽然有很多宗教，但将印度人凝聚在一起的还是印度教，其作用甚至都超越了政治权力。

另一方面，印度的种姓制度是其他种族和群体都没有的，它严格地将印度人分为不同等级。这套制度肯定在两千年前就已经存在了，也已经成为印度人认可的自然秩序的一部分，不过我们也无法在此对这种独特且非常重要的制度进行详细描述。总而言之，我们可以说种姓制度利用规章和习俗将一群人区别于另一群人。其中的标准包括了很多因素，但又并非总是相同的因素，比如民族、行业或是职业。

对于种姓的数量，人们的估计大相径庭，从两千至四千不等，而且整个制度是极其复杂的。每个印度人都生来就属于某个种姓，并且终身不变。任何试图打破其种姓规则的人都会被驱逐出去，其与原种姓内以及其他种姓的所有关系都由此切断。他们不仅禁止不同种姓间的通婚，甚至在很多时候还禁止其他形式的社会交往。一方面，这套制度使得印度人的生活过于死板，以致即使是战争和统治者的变革也无法牵动印度人的深层生活，就像狂风掠过海面而大海深处依旧波澜不惊一样。另一方面，这也使得印度人很难联合起来推翻征服者，并强化了不同民族、语言和特性的人群间的分裂。

大约在七个世纪前欧洲人首次到印度贸易时，印度的大部分地区还处于征服者的军事统治之下。其中最后一个长期实行统治的帝国就是强大的莫卧儿帝国，其对印度的统治在本书的开篇就已经存在。其中最后一个征服者是伊斯兰教徒，他们又为印度的分裂增添了一个新要素。这是因为那些统治着数量庞大的印度人的统治者是外来民族，他们信仰不同的宗教，也不奉行种姓制度。

之前所有的征服者都不曾试着从实际出发而非依靠暴力来统一印度人民或是建立一个牢固的政府。莫卧儿帝国可能是做得最好的了，但即使是在莫卧儿帝国相对和平的统治下，国民也未曾享有公平与正义。其时，税收就占了民众收入的三分之一。地方官是不稳定的帝国在各地的实际掌控者，民众也完全处于地方官员的控制之下。

18世纪的前半叶，莫卧儿帝国行将覆亡。而此时欧洲和美洲正处于战争中，印度也随之沸腾了。虽然还有一些总督如奥德和孟加拉的行政长官、德干的苏波答继续在名义上效忠于德里的莫卧儿王朝，但他们实际上都已经独立。此外，好战的马拉塔部落开始占领印度半岛并索取大量贡金，否则就要进行破坏性的掠夺。

其中，德里四分之一的税收就要付给他们。莫卧儿帝国的残余力量已经无法与他们抗衡，而如果马拉塔人具有莫卧儿帝国的统治能力的话，他们也有机会在前者的废墟上重建一个帝国。但他们并没有建立起新帝国，除了四处大肆掠夺外并无其他建树。

阿富汗人也经由不设防的西北边界涌入印度。已经成为波斯和阿富汗之主的纳迪尔·沙洗劫了德里，虽然他后来只夺取了广袤的旁遮普（其在旁遮普的权力也受到锡克教徒的威胁）并原路撤回，但他仍给了莫卧儿帝国致命一击。不过，纳迪尔·沙在大山那边的帝国也支离破碎。马拉塔人则在1760年成为几乎整个印度的主人，尽管他们只是在掠夺而不是在治理。这样，可能拥有两千万人口的印度，正处于可怕的混乱之中。

这种形势自然影响到英法两国那些小小的贸易站，这些贸易站开始陷入危险之中，随时会遭到贪得无厌的马拉塔人的攻击。

与此同时，英法两国也于1744年宣战，英国人于是利用他们先进的海军力量将法国商人及其贸易赶出印度。拉布尔多内和杜布雷则发起了报复，他们于1746年联手夺取了英国人的马德拉斯。之前杜布雷向卡那提克的统治者许诺夺取马德拉斯后就马上归还，但他食言了。印度的行政长官派遣了一支由一千人（但只有五百人受过训练）组成的军队进攻杜布雷，反被杜布雷击溃。

英国人从陆地和海上对本地治里的进攻都失败了，印度人对英国人的崇敬也由此转移到法国人身上。后来欧洲实现了和平，并于1748年签订了《亚琛和约》（Peace of Aachen）。根据和约，法国人同意归还马德拉斯给英国人，但作为交换也得到英国人在加拿大的路易斯堡。不管怎样，这事算是结束了，而下一代人的印度大戏也由此拉开了序幕。

争霸美洲

如果英国政府能够善用其海军，他们完全能够同时保住马德拉斯和路易斯堡。而路易斯堡被法国夺回的事实也让新英格兰人极其失望。新英格兰虽然只是殖民地，但他们开始觉得其利益被英格兰毫无理由地忽视了。

1733年，新英格兰的贸易就因为《糖浆法》（Molasses Act）而遭到几乎是毁灭性的打击，因为该法规定对从英属西印度群岛以外进口的糖浆一律征收高额关税，但英属西印度群岛又不能为新英格兰的商人供应足够多的原料来生产朗姆酒以维持其与西印度群岛和非洲的三角贸易。由于缺乏出口的拳头商品，而且还由于他们被禁止在本土发展工业，新英格兰也就只能依靠发展这个贸易来获得购买英国工业品的外汇。

事实上，这项法令也不是那么容易实施的，但它的出台本身就意味着新英格兰的利益已经让位于西印度群岛上的种植园主的利益了；而如今，用路易斯堡来交换马德拉斯的行为，再次以牺牲新英格兰的利益来换取东印度公司的利益。在这段时期，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母国政府正准备制定更严厉的商贸规定及其他法规，这必然将让美洲大陆殖民地陷入更加艰难的困境。此外，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进入中部地区开拓殖民地，他们非但不承认母国，甚至还因为他们曾经遭受的苦难而深深仇恨母国。

1748年的和平只能说是暂时性的，不仅如此，在1756年大不列颠对法国再次宣战之前，两国间还发生了许多非官方的战斗。

在印度，杜布雷浑水摸鱼，并与那些意图攫取王位的野心人士互相勾结，甚至同意在必要的时候为其提供一小批训练有素的法国军队。杜布雷采取的这个新策略，起码在1751年前都有效地损害了英国在印度的利益。

就在那年，新的英国总督桑德斯在东印度公司引入了一个只有二十六岁的年轻职员罗伯特·克莱武。克莱武负责带领一支远征军进攻卡那提克的首府阿尔果德。这支远征军只有八位军官，其中包括克莱武等六人都没有服过兵役；只有五百名士兵，其中还有三百人是意大利人。克莱武最终夺取了阿尔果德，随后还挡住了地方长官钱达·萨伯万人大军近两个月的围困。钱达之前因为英国人围困特里奇诺波利、对首府构成威胁而不得不撤出了阿尔果德。第二年，劳伦斯少校和克莱武率军击败了一支法国军队，并再次夺回阿尔果德。尽管如此，此时的法国人还是要比英国人强大，并将主宰印度。英国人还是未能够妥善地利用其海军优势，而当英法两国最终再次宣战的时候，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及其贸易都将蒙受巨大损失。

美洲事务也同样糟糕透顶。在移民早期，英国人幸运地定居于大海和阿巴拉契亚山脉间的狭长地带。英国人的移居点很集中，移民也主要从事农业和贸易。另一方面，法国人则宣称拥有圣劳伦斯河和密西西比河流经的广袤区域。不过，这片区域实在太广袤以致无法完全定居，法国人也将他们的精力都放在了勘探和毛皮贸易上。不过，到18世纪中期，中部大西洋沿岸发展得很好的殖民地，尤其是弗吉尼亚的居民已经开始尝试着越过大山进入丰饶的俄亥俄谷。这样，宣称拥有所有权的法国人与新英格兰的边疆居民以及坚持要越过边界的地产公司间的冲突是迟早会发生的。

纽卡斯尔公爵在其哥哥亨利·佩勒姆（Henry Pelham）死后继任首相，他既没有能力也没有精力打这场正在世界各地蔓延的大规模战争，但他还是派遣了一支由勇敢但固执的布拉多克率领的远征军前往新英格兰与那里的殖民地合作，共同抵抗俄亥俄的法国人。布拉多克的失败已经成为学校历史教材必讲的故事，这与法国在地中海失去米诺卡岛几乎是同时发生的。舰队司令宾（Byng）的失败则让国民义愤填膺。宾被指控为叛国贼，但他实际上并不是，不过他在保卫不列颠的重要海军基地的时候也的确未能击败法国舰队。纽卡斯尔公爵的无能也让自己陷入了极度恐慌中，他甚至建议国王从汉诺威调集军队到英格兰以防敌人入侵！其无能由此可见一斑。

纽卡斯尔辞职后，德文郡公爵组织了一个新内阁，并由威廉·皮特实际履行首相职责，不过不久就被满怀敌意的国王暂时性地赶了出来。新内阁立刻在公共事务上表现出蓬勃朝气并对法宣战。由于腓特烈大王控制下的普鲁士的分裂，法国此时也正处于战争之中，其力量也因而被分散。不过，不列颠似乎还是不可能取得胜利，于是他们又组成了一个由纽卡斯尔为首的新内阁。纽卡斯尔虽然不是一个战争好手，但他在拉赞助和对付下议院方面还是颇有手段的。后来由于公众的呼声实在是过于强烈，皮特再次被召回内阁。皮特的任务就是负责打仗，而他为此表现出来的干劲和能力都是当时的其他政治家所望尘莫及的。

年纪不小的皮特，尽管自私自利、专横、好炫耀并且还有其他缺点，但他无疑是英国历史上的一个伟人。他比其同时代的政治家更了解欧洲和英国。他的爷爷托马斯·皮特曾在印度的发展中扮演过重要角色，他似乎也能够理解美洲殖民地的特性。他与商人阶层结成了亲密同盟，并被称为“伟大的下议院议员”，他用一套新的爱国主义和公共服务精神鼓舞了英国大众。此时的英国人已经接受了政治管理中的行贿和腐败，将其看作是必要的罪恶，并认为需要在恰当的时候容忍这种罪恶，就像美国人曾经容忍了他们政治中的腐败一样。

拒绝接受官场的这种传统陋习的皮特，一下子就成了普通大众崇拜的偶像；但对于那些并不认可其“公职等同于公信”这一观点的人而言，就是一个危险的预兆。此外，他在挑选下属方面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天赋，总是能够挑对人；他不仅依据他们的能力而非他们的级别或影响来挑人，而且他也是依据这个标准来奖励人的。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他获得下属的高度忠诚，尤其是那些年轻的服役军官以及其他级别较低的下属。最后，他自己也不知疲倦地工作，是一流的管理者。在无能的政治家将英国拖入灾难之后，皮特通过四年光彩夺目的努力，将其提高到可能是其历史上最高、最具统治力的位置。

在这些年间，胜利接踵而至，甚至英国人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到1760年，英国征服了加拿大，夺回了路易斯堡。在著名的魁北克战役中，蒙特卡姆被迫在亚拉伯罕平原向乌尔夫投降。在战争中，英军表现出色、勇敢无畏，战果累累。虽有不少年轻的英国指挥官在战争中丢掉了性命，但他们却用自己的生命击溃了法国，并换来了辉煌的、传奇般的胜利。尼亚加拉城堡、提康德罗加、克朗波音特等地也被英军攻克；而在俄亥俄谷，迪尤肯堡即如今的匹兹堡也落入了英军之手。至此，法国在美洲的力量算是被彻底瓦解了。

虽然英属的十三个殖民地也并非完全不采取行动来自卫，但与他们在上次小得多的危机中的行为相比，他们在这次危机中的贡献实在是小得可怜。不过，议会在此次战争中则显得小气且迂腐，这与帝国防御中存在的问题有着很大关系。由此导致的问题也终将在几年后呈现并被放大，并成为引发大革命的一个主要原因。而在部分上，困难也来自几个殖民地和地区间相互的嫉妒和敌意。

事实上，他们彼此间毫无同情可言，也彼此不了解。除了讲同样的语言及其与不列颠的关系外，他们之间的差异并不小于欧洲大陆国家之间的差异，他们的文化和价值观也大相径庭。他们之间存在各种各样的隔阂，包括宗教、文化和经济上的。比如，清教徒的新英格兰以商人和小农场主为主，与贵格会的宾夕法尼亚、天主教的马里兰、圣公会的弗吉尼亚或是以农奴制为基础的南方大种植园有天壤之别。

1753年，战争已经迫在眉睫，英国政府要求殖民地召开联席会议，其中包括弗吉尼亚、宾夕法尼亚、马里兰、纽约、新泽西和新罕布什尔的总督。他们还努力改善一些印第安人政策，试图形成联合条约，甚至还想要在所有殖民地中形成全面的政治联合。

但英国政府的这个建议并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性成果。

1754年，殖民者试图在奥尔巴尼建立此类联合，但嫉妒和地方主义再次成为不可逾越的障碍。显然，一旦与法国和印第安人大规模开战，英国不可能从殖民地那里获得任何帮助，这些殖民地顶多就是在其边界范围内保护其民众和定居点。因此，任何全面战争都将不得不由英国政府来主导，而不能寄希望于它的殖民地。此外，由于几个殖民地对其边界上或是与之贸易的印第安人部落的政策常常都是相互冲突的，这也使得形势变得更加危急。

在梳理这次战争的主要情节的线索时，我们不得不提到皮特。

皮特不仅在陆上开战，也终于在海上动用了英国海军。他放手让罗德尼和霍克率领海军与法军作战，其中霍克在基伯龙湾赢得了一场大胜。曾经威胁要入侵英格兰的法国人，如今已经基本丧失海上力量。西印度群岛中的瓜德罗普群岛和玛丽－加朗特岛，以及法国人在非洲海岸的贸易站都落入了英国人手中。在欧洲大陆，法国人也在明登战役（The Battle of Minden）中遭到普鲁士人的毁灭性打击。

在印度，孟加拉成为焦点所在。老的统治者死于1756年，继承大位的是他那只有十九岁但已堕落的孙子。他想要将所有欧洲人驱逐出印度，并率领三万人向加尔各答进军。他俘虏了驻守在那里的小规模卫戍部队，并将一些英国人——据说大概有一百五十人——关入地牢，甚至晚上都缺乏空气和水。这些受害者在炎炎六月的印度所遭受的可怕苦难甚至都难以描述。据说，在黎明到来之前，就有大约一百二十五人死在了地牢里。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加尔各答黑洞”。

与此同时，克莱武也从英格兰随着由沃森司令率领的小规模舰队回到了印度。

1757年的第二天，他们就夺回了加尔各答，并与年轻的统治者西拉杰·乌德·达乌拉（Siraj- ud daula）签订了和约。

但印度人不想履行这份和约。贪婪、残忍的西拉杰·乌德·达乌拉与孟加拉省的纳瓦布的关系越来越疏远，后者更是阴谋让西拉杰·乌德·达乌拉的父亲的一个老友米尔·贾法尔（Mir Jafar）登基为王。克莱武也参与了这次阴谋活动。由于整个印度普遍陷入混乱之中，而法国人之前又主要依靠本地人进行治理，因此英国人也不得不如此，否则就会将印度再次拱手让给法国人。不过，英国人赢得了法国人首先发起的战争，这对于印度人来说或许是一件幸运的事情，因为不管他们的品质如何，英国人管理国民的能力起码要远超法国人。

不幸的是，这个交易因为克莱武要草拟的两份和约——一份真的一份假的——而遭到破坏。假的那份是要给印度人奥米钱德看的，因为他获悉了这个阴谋并想勒索一大笔钱，他威胁说如果拿不到钱就向西拉杰·乌德·达乌拉告密。不管怎样，他们同意让米尔·贾法尔登上王位，但他要付给英国人大约三百万英镑，并将加尔各答附近的一大片区域的控制权转给东印度公司。米尔·贾法尔是否值得信任仍然是个问题，但克莱武决定冒险一试。在普拉西战役中，英军彻底击败了西拉杰·乌德·达乌拉。在战斗中，西拉杰·乌德·达乌拉的孟加拉军可谓是闻风而逃、不战而溃。年轻的统治者后来也被米尔·贾法尔的儿子杀死。印度的统治者如今已被东印度公司所控制；而印度人名义上控制的整个孟加拉省，实际上也是在东印度公司的控制之下。

法国于1756年派出了一支舰队，并于1758年4月抵达。他们包围了马德拉斯，但因为英军的一个中队赶来支援而被迫撤退。

英国在欧洲的海上胜利已经决定了他们自此以后将会获得海上控制权。随着战争的进一步发展，法国人丢掉了一个又一个据点。

当最重要的本地治里在1761年被攻陷，法国控制印度的可能性也就永远消失了，而大英帝国在印度的发展则刚刚开始。

这种结果可以说很意外，起初英国人只是为了对付那些从莫卧儿帝国那里接过权力、但又无法无天且完全靠不住的各省统治者。当时的局势可说是非同寻常。实际上，英国民众和政府、东印度公司都没有想过要征服印度。而且事实上英国也没有直接去征服印度，它只是控制了孟加拉的统治者和马德拉斯的一大部分；东印度公司负责监管印度政府和政策，但也没有直接进行统治。

一方面，这可以说是没有责任的权力；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没有权力的责任。

英国政府所创造的一个贸易公司就这样控制了一个帝国。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他们肯定比我们更不清楚这将会产生多少亟待解决的问题。与此同时，东印度公司一点也没有因为摆在他们眼前的机会而欣喜若狂，因为他们面临维持军队的资金压力。现在，肯定是要派军驻守以维持对这个帝国的控制，这就可能要消耗掉所有的贸易利润，更不用说可能会将其雇员的精力从商业转移到政治上了。但除此之外，他们也就只剩下一条路可走了：彻底放弃这个赚钱的机会。

不管怎样，在欧洲被彻底打趴的法国，失去了其在美洲和印度帝国的殖民地。而法国失去的这些殖民地也全部落入英国手中。

在将近三年的时间里，法国都没有协商过和平协议；而当战争结束后，它再无讨价还价的资本，作为失败者只能无条件接受和约条款。

1760年10月25日，乔治二世突然逝世。尽管他在世的时候也几乎没有施加什么影响，但他的死亡还是带来了负面影响。其影响就是王位将由其二十二岁的孙子继承，是为乔治三世。乔治三世相当固执，他将坚持在国家事务中扮演与其前面两位君主大不相同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