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爸爸的书桌上有个雪花玻璃球，里面有一只围着红白条纹围巾的企鹅。小时候，爸爸将我抱到大腿上，伸手拿起玻璃球，把它倒过来，让雪花飘落到玻璃球的一端，然后很快把球翻倒回去。我们看着雪花轻轻地飘落在企鹅身旁。我觉得企鹅待在玻璃球里孤零零的，真为它担心。我把担心告诉爸爸，爸爸却说：“苏茜，别担心，它活得好着呢，圈住它的是一个完美的世界。”

我姓萨蒙，念起来就像英文的“三文鱼”，名叫苏茜。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六日，我被谋杀，当时才十四岁。七十年代报上刊登的失踪女孩的照片，大部分看起来都和我一个模样：白种女孩、灰褐色头发。在那个年代，各种种族及不同性别的小孩照片，还没有出现在牛奶盒或是每天的邮递广告上；在那个年代，大家还不相信会发生小孩遭到谋杀之类的事情。

妹妹让我迷上了一个名叫胡安·拉蒙·希梅内斯的西班牙诗人，我在初中毕业纪念册上还特意引用了他的一句话：“如果有人给你一张画了格线的纸，你就偏不要按着格线书写。”这句话表达了我对四周中规中矩的一切，诸如教室之类的建筑物的轻蔑，而且我觉得选用一句著名诗人的话，而不是某个摇滚歌手说的蠢话，会显得自己比较有文化气息。我是象棋社和化学社的社员，可在黛敏尼柯太太的家政课上，不论我每次烧什么菜，都会把菜烧焦。我最喜欢的老师是伯特先生，伯特先生教生物，他喜欢抓起我们将要解剖的青蛙、小虾，丢在打了蜡的铁盘里，看它们脚底打滑的样子就像是在跳舞。

顺带一提，凶手不是伯特先生。请你别把接下来每个即将出现的人当成嫌犯，因为这恰恰是问题所在：你永远料不到谁会出手杀人。伯特先生参加了我的葬礼，而且哭得很伤心。（请容我插一句：全校师生几乎都出席了葬礼，我在世的时候可从没这么风光过。）他的小孩病得很严重，我们都知道这件事。因此，每当他说了笑话，自己笑个不停时，即使这些笑话早在我们选修他的课之前就已过时，我们也依然跟着大笑。我们有时还强迫自己跟着笑，只为了让他高兴一点儿。他的女儿在我死后一年半也死了。她得了白血病，但我在我的天堂里从未见过她。

凶手是我家的邻居。妈妈喜欢他花坛里的花，爸爸有次还向他请教如何施肥。凶手先生认为蛋壳、咖啡渣等传统肥料比较有效，他说他妈妈都用这些传统方式施肥。爸爸回家之后笑个不停，他开玩笑说这人的花园或许很漂亮，但热浪一袭来，八成得臭气冲天。

但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六日那天可没有热浪，那天飘着雪，我从学校后面的玉米地抄近路回家。冬天天黑得早，当时天色已晚，我记得田里的玉米秆被人踩得乱七八糟，田间小径也变得更不好走，细雪有如一双双小手，轻飘飘地覆盖大地，我用鼻子呼吸，直到冷得不断流鼻涕才张嘴吸气。我停下来，伸出舌头尝尝雪花的味道。哈维先生就站在离我六英尺的地方。

“我没吓着你吧？”哈维先生说。

在灰暗的玉米地里，他当然吓了我一跳。离开人间之后，我想起当时空气中似乎飘来淡淡的古龙水气味，但我没有多加注意，或许那时我以为气味来自前面的房子。

“哈维先生。”我打了招呼。

“你是萨蒙家的大女儿，对不对？”

“是的。”

“你爸妈还好吗？”

虽然我身为长女，在机智问答中也时常占上风，但在大人面前我依然觉得不自在。

“他们很好。”我说。虽然觉得很冷，但他是个大人，在年龄上有天然的权威，再加上他是邻居，又和爸爸谈过肥料等事情，所以我还是站在原地没动。

“我在附近盖了个东西，”他说，“你要不要过来看看？”

“哈维先生，我觉得有点冷，”我说，“况且妈妈希望我能在天黑前回家。”

“现在已经天黑了，苏茜。”他说。

我当时若察觉出异样就好了。我从未告诉过他我叫什么名字，我想或许爸爸曾提过我。爸爸总喜欢跟大家说我们小时候的糗事，觉得说说无妨，他只想借此表达他多疼我们。有些爸爸喜欢把小孩三岁时光身子的照片放在楼下的客用卫生间里，我爸爸就是这样，感谢上天，他放的是妹妹琳茜小时候的照片，最起码我躲过了这样丢脸的事。但他喜欢跟大家说我的另一件糗事——他说琳茜刚出生时，我非常忌妒这个小妹妹，有一天他在另一个房间打电话，从他站的地方正好看到我走到沙发旁边，爬到摇篮旁，试图在琳茜的头上撒尿。爸爸把这件糗事告诉我们教堂的牧师和邻居史泰德太太，史泰德太太是心理医生，爸爸想听听她的分析，而且还不只这样，每次只要有人说“苏茜很活泼嘛”，爸爸就重复这个故事，每次都让我觉得特别难为情。

“活泼？！”爸爸总回答说，“我告诉你这个小孩有多活泼。”说完他马上兴高采烈地又讲一遍“苏茜在琳茜头上撒尿”的故事。

事实上，爸爸从没向哈维先生提过我们，哈维先生也没听过“苏茜在琳茜头上撒尿”的故事。

事发之后，哈维先生在街上碰到妈妈时，他对妈妈这么说：“我听说了这个不幸的悲剧，真是太可怕了！您女儿叫什么来着？”

“她叫苏茜。”妈妈勉强打起精神回答，提到我的名字让她心情沉重，她天真地希望心头的重担总有一天能放下，殊不知在未来的日子里，这个阴影始终挥之不去，在她的一生中不断造成新的、各式各样的伤害。

哈维先生像大家一样对她说：“我希望他们早点捉到这个浑蛋，您痛失爱女，我真替您难过。”

他说这话时我已经在天堂，我气得四肢发抖，不敢相信他竟然如此厚颜无耻。“这人真不知羞耻。”我对弗兰妮说，弗兰妮是天堂指派给新成员的辅导老师。“没错。”弗兰妮回答，简简单单两个字就表达了她的观点。在我的天堂里，大家就是这么简单直接，没有人多说废话。

哈维先生说，过去看看花不了多少时间，所以我就跟着他走进玉米地深处。没有人从这里抄近路到学校，此处的玉米秆很少遭人践踏。我弟弟巴克利曾问为什么镇上的人都不吃田里的玉米，妈妈告诉小巴克利说田里的玉米吃不得，妈妈说：“玉米是给马吃的，人不吃玉米。”巴克利接着又问：“狗也不吃吗？”妈妈回答说：“不吃。”巴克利继续追问：“恐龙也不吃吗？”他们就这么一问一答，持续了好久。

“我盖了一个简单的地洞。”哈维先生说。

他停下来，转身盯着我。

“我什么也没看到。”我说，察觉到哈维先生看我的眼神非常奇怪，自从我长成少女、摆脱小时候胖嘟嘟的模样之后，一些年纪比较大的男人曾用同样的眼光看我，但当时我穿着宝蓝色的风雪大衣和黄色的喇叭裤，这副模样通常不会引起他们的兴趣。哈维先生戴着金边圆眼镜，此时，他正透过小小的镜框盯着我。

“你再仔细看看，苏茜。”他说。

我本该马上设法逃走，但我没有这么做。为什么没有呢？弗兰妮说这些问题都是白问：“当时你没逃，没有就是没有，别再多想了，想再多也没用。你已经死了，你必须接受这个事实。”

“再试试看。”哈维先生说，边说边蹲下来敲敲地面。

“那是什么？”我问道。

我耳朵都快冻僵了。妈妈在圣诞节帮我织了一顶杂色的帽子，上面还有一个绒球和一对铃铛，当时我没有戴，而是把帽子塞进了大衣口袋里。

我记得我走过去，踩了踩哈维先生旁边的田地，冬天天寒地冻，但我脚下的地面显得比冻土还要坚硬。

“你踩到的是木头，”哈维先生说，“搭上木头，入口处才不会崩塌。除了入口处之外，地洞里其他东西都是泥土做的。”

“都有什么东西？”我问道，那时的我已经感觉不到寒冷，也忘了他奇怪的眼神，我就像在上自然课一样，心中充满好奇。

“进来看看。”

走下去的感觉很奇怪，等我们走进地洞之后，哈维先生也承认走进来不太容易。但我当时只注意到哈维先生在地洞里架起一个烟囱管道——这样，如果他想在地洞里生火，烟雾就可以从烟囱里排出去——压根没留意进出地洞容不容易的问题。再说，在我此前的生活经验里，我也从未想过要躲避谁，唯一需要躲避的是怪模怪样的亚提。亚提是我的同学，他爸爸在殡仪馆上班。他喜欢假装带着一支装满尸体防腐剂的长针筒，还在笔记本上画了好多滴着黑色液体的针管。

“太酷了！”我对哈维先生说。那时即使他是我在法文课上读到过的钟楼怪人，我也不在乎。我变得像小孩一样：有一次我们带巴克利到纽约市的自然博物馆参观，他看到巨大的恐龙化石，着迷得说不出话来，而我那时的感觉就和他一样。连说的话都像小孩子——小学以后我就没有用过“酷”这个词了。

“骗你就好像从婴儿手里骗糖果一样容易。”弗兰妮说。

我依然记得地洞的模样，往事历历在目，好像昨天才发生。事实上，对于天堂里的我们来说，生命就是一个永恒的昨天。地洞大概和我家放雨靴、球鞋的储藏室一般大小，和一个小房间差不多。妈妈还在里面摆了洗衣机和干衣机，储藏室不够大，干衣机就只好放在洗衣机上面。我在地洞里勉强可以站直，哈维先生则必须弯腰驼背，他挖地洞时顺便沿着墙造了一张凳子，他一进来就坐了上去。

“随便看看。”他说。

我惊奇地东张西望。他在板凳上方造了一个架子，架子上摆了火柴、一排电池和用电池发电的日光灯。日光灯是地洞中唯一的光源，光线暗淡诡谲，他压在我身上时，我几乎看不清他的脸。

架子上还摆了一面镜子、一把刮胡刀和一管刮胡膏，我看了觉得很奇怪，难道他不在家里刮胡子吗？但我又想，这个人有栋不错的房子，却在离家只有半英里的玉米地里挖了一个地洞，他八成不太正常。爸爸曾这样形容像哈维先生这样的人：“他真是个怪人，没错，怪人一个。”这评价真是再确切不过了。

我猜当时我只想到哈维先生是个怪人、这个地洞还不错、里面很温暖之类的事情，我想知道他是怎么挖凿地洞的、地洞的构造如何，以及他从哪里学到的这样的技术。

三天之后，吉尔伯特家的小狗拾到了我的胳膊肘，它把胳膊肘叼回家，上面还粘着一片醒目的玉米皮，那时哈维先生已经掩埋了地洞。我正处于人间到天堂的过渡期，恍恍惚惚，没有看到他忙得全身大汗，拆下地洞入口的木板，把所有证物和尸块装进袋子里，唯独遗漏了我的胳膊肘。等我神志恢复清醒，能够观看人间的状况之后，我只关心我的家人，其他都不重要。

妈妈坐在大门口旁边的一张硬椅子上，张着嘴，脸上一片我从未见过的惨白，湛蓝的双眼直直地盯着前方。爸爸拼命地想找事情做，他想知道所有细节，也想跟着警员搜寻玉米地。感谢上帝，有个名叫赖恩·费奈蒙的警探第一天就派了两名警员带爸爸到镇上，请他指出平日我和朋友常去的地方，在一家购物中心待了一整天，这样就够爸爸忙了。没人告诉琳茜出了什么事，她已经十三岁了，应该能承受这个消息；四岁的巴克利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老实说，他永远也无法真正理解这个悲剧。

哈维先生问我要不要喝饮料。一切就是这样开始的。我说我得回家了。

“有礼貌一点儿，喝瓶可口可乐吧，”他说，“我相信其他小孩一定都会喝的。”

“什么其他小孩？”

“这个地方是为了镇上的小孩盖的，我想大家说不定能把这里当成俱乐部之类的聚会场所。”

即使在当时，我也不相信他说的话。我觉得他在说谎，但我想这样的谎话真是可悲，我想他一定很寂寞。我们在健康教育课上听说过像他一样的男人，这样的男人没有结过婚，每天晚上吃冷冻食品，他们生怕受到拒绝，连宠物都不敢养，我真替他感到难过。

“那好吧，”我说，“请给我一瓶可乐。”

过了一会儿，他又说：“苏茜，你不会太热吗？把大衣脱下来吧。”

我照办了。

然后他说：“苏茜，你真漂亮。”

“谢谢。”我说，他让我觉得很不自在，就像我朋友克拉丽莎所说的“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尽管如此，我依然客气地道谢。

“你有没有男朋友？”

“没有，哈维先生。”我说，我大口地喝掉剩下的大半瓶可乐，然后说，“我得走了，哈维先生，这个地方真不错，但我得回家了。”

他站起来，弯腰驼背地站在阶梯上，地洞里有六级阶梯，这是通往外界的唯一通道：“我不明白你为什么想离开。”

我一直说话，这样我才不必面对现实：哈维先生不只是个怪人，此时他挡住了出口，他让我全身起了鸡皮疙瘩。

“哈维先生，我真的要回家了。”

“把你的衣服脱掉。”

“什么？”

“把衣服脱掉，”哈维先生说，“我要检查看看你还是不是处女。”

“哈维先生，我是。”我说。

“我要确认一下，你爸妈会感谢我的。”

“我爸妈？”

“他们只要好女孩。”他说。

“哈维先生，”我说，“请让我走。”

“你走不了的，苏茜，你现在是我的人了。”

那个时代的人不太重视健身，几乎没有人知道什么叫“有氧健身操”，大家觉得女孩子应该柔弱一点儿，在学校里，只有那些大家眼里的“假小子”似的女孩才爬得上吊绳。

我奋力挣扎，拼命抵抗，不让哈维先生伤害我。虽然使尽全力，我依然不够强壮，我的力气根本比不上他的。我很快就被推倒在地，在阴暗的地洞中，他压在我身上喘息，大汗淋漓，眼镜在挣扎中被挤掉了。

那时的我还意识清醒。我的背部抵着地面，身上趴着一个全身大汗的男人。我被困在地洞里，没有人知道我在哪里，我觉得世间最痛苦的遭遇莫过于此。

我想到了妈妈。

妈妈此刻大概正在看着烤箱上的时钟，那是她新买的烤箱，她很喜欢上面附带的时钟。“我可以一分不差地计时啦。”她对外婆说。可外婆压根不在乎什么烤箱。

妈妈会担心，但更多的是气我放学后不准时回家。爸爸把车开进车库时，她会跑来跑去，帮爸爸调一杯干雪莉鸡尾酒，假装生气地说：“你知道这些初中生啊，”她会这么说，“说不定是春天发情喽。”“阿比盖尔，”爸爸则会回答说，“现在外面下大雪，怎么可能是春天发情？”眼看抱怨不成，妈妈八成会把巴克利拉进客厅，说：“去，跟爸爸一起玩。”然后自己躲回厨房，偷偷呷一口雪莉酒。

哈维先生想强吻我，他青紫色的双唇又黏又湿，我想尖叫，但我非常害怕，刚才的挣扎又用光了力气，根本叫不出声。一个我心仪的男孩曾吻过我，他叫雷，是个印度男孩，他皮肤黝黑，讲话带着口音。我不应该喜欢上他的。克拉丽莎说他半睁半闭的大眼睛，看起来“实在怪异”。但雷很聪明也很和善，他还若无其事地帮我在代数小考时作弊。交毕业照的前一天，他在寄物柜旁边吻了我。夏天接近尾声时，我们拿到了毕业纪念册，我看到他在他的照片下方“我衷心祝福某某人”的空栏填上了“苏茜·萨蒙”。我想他一定早有预谋，我还记得他干燥皲裂的嘴唇。

“不要这样，哈维先生。”我勉强出声，不停地重复着那个词“不要”。有时我也交替着说“求你不要这样”。弗兰妮说几乎每个人临死之前，都哀求过“求你了”。

“我要你，苏茜。”他说。

“求你了，”我苦苦哀求，“不要这样。”我再三恳求，有时我把两个词合在一起用，“求你了，不要这样”或是“不要这样，求你了”。这就好像明明知道钥匙不管用，还拼命拿着它开门，或是眼看着垒球从头顶飞过直达看台，还不停大喊：“我接到了，我接到了，我接到了。”

“求你了，不要这样。”

但他听厌了我的哀求，他把手伸进我的大衣口袋，拿出妈妈给我织的帽子，把帽子卷成一团塞进我嘴里。在此之后，我只能借着帽檐的铃铛，发出微弱的声响。

他黏湿的双唇吻上我的脸颊、脖子，然后双手开始在我衬衫里摸索。我低声啜泣，慢慢地，我开始脱离自己的躯体，融入空气与静默之中。我哭泣、挣扎，唯有如此，我才能麻痹自己。他没找到妈妈在裤子侧面精心缝制的隐形拉链，便一把撕开我的长裤。

“白色的内裤啊。”他说。

我觉得身体不断膨胀，我似乎变成一片汪洋，他则站在里面小便。我想到以前为了哄琳茜开心和她玩的翻花绳游戏，此时此刻，我全身上下就好像被缠绕在翻花绳的绳子里，不停地扭曲、翻腾。他开始在我身上肆虐。

“苏茜！苏茜！”我听到妈妈大喊，“吃晚饭了。”

他进入我的体内，他不停地呻吟。

“今天晚上吃青豆和烤羊肉。”

我是一团灰泥，他是一支捣槌。

“你弟弟又用手指画了一幅画，而我烤了一个苹果派哦。”

哈维先生让我躺在他身下不要动，还叫我听他的心跳和我的心跳。我的心跳有如兔子的轻跃，他的心跳则隔着衣物发出阵阵锤子重击般的巨响。我们躺在一起，肢体互相碰触。我全身发抖，心中全被一个念头所占据：他已经对我做出了这种事，而我还活着。除此之外，我大脑一片空白。我还能呼吸，我听得到他的心跳，闻得到他的鼻息。周围阴暗的地洞散发着湿漉漉的泥土味，闻得出来这里是各种昆虫和小动物的栖身之所。在这里，我喊再久也没人听得见。

我知道他会杀了我，可我没想到会那么快。

“你为什么不站起来？”哈维先生边说边翻身到一旁，然后蹲下来俯身看着我。

他的声音温和，带着一丝鼓励，仿佛呼唤早晨晚起的情人——像是个建议，而非命令。

我动不了，站不起来。

我没有动静，他把身子歪向一边，伸手在放了剃刀和刮胡膏的架上摸索（难道就因为我不动，就因为我没有听从他的建议吗）；他拿着一把刀回到我身边，尖刀出鞘，锐利的刀锋露出扭曲的笑容。

他拿出我嘴里的帽子。

“告诉我你爱我。”他说。

我用微弱的声音重复了一遍。

却还是落得一样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