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遭到谋杀几小时后,妈妈忙着四处打电话,爸爸则在附近挨家挨户找我。这时哈维先生已经掩埋了玉米地里的地洞,拿着装有我尸块的布袋离开了现场。他经过距离我家两栋房子远的地方,爸爸正站在那里和塔金夫妇说话,他继续往前走,小心翼翼地穿过奥德怀尔家和史泰德家的分界树篱。奥德怀尔家的黄杨树和史泰德家的黄菊树几乎碰在了一起,哈维先生穿行于茂密的树叶之间,所经之处留下了我的气味。正是凭着这股味道,吉尔伯特家的小狗才找到了我的胳膊肘。但三天之后,雪水与冰霜冲淡了我的味道,连训练有素的警犬也找不出任何踪迹。哈维先生带着我的尸块回到家中,进门洗脸洗手,而我则在布袋里等着他。

这栋房子易手后,新屋主一直抱怨车库地面上的污点。房产中介带客户看房子时,总是告诉买主那是车子的油垢,其实那是我的血迹,血从哈维先生手上的袋子里渗透出来,滴在水泥地面上,这是向世人揭示我的下落的第一个线索。

你八成已经猜到我不是哈维先生手下的第一个牺牲者,但我是过了一阵子才醒悟过来的。他知道要把我的尸体移出玉米地,也知道要先看天气,选择雨雪转强之际下手,这样雨雪才会冲刷掉警方找寻的证据。但他也不像警方以为的那么滴水不漏,比方说,他忘了把我的一条胳膊肘装进布袋。除此之外,他还拿了一个布袋装血淋淋的尸块,如果当时有人看到他提着布袋,穿行在狭窄的树篱间,肯定会觉得很奇怪。奥德怀尔家和史泰德家用来保护家产的分界树篱距离非常近,连喜欢躲在这里玩耍的小孩都觉得有点窄,更不用说大人了。

他走进浴室去洗热水澡。郊区房子的浴室都大同小异,琳茜、巴克利和我共享的浴室与哈维家的浴室也差不多。他洗得很慢,一点儿都不着急,内心异常平静。他关掉浴室里的电灯,黑暗中的热水慢慢冲去了我的气息,但他突然又想起了我。他的耳际响起我沉闷的叫喊声,死亡的哀鸣真是动听。他也想到我如同婴儿般、从未受过阳光暴晒的细白肌肤,他的刀锋一划,多么完美的一刀。想到这里,他在热水中浑身颤抖,阵阵喜悦让他的手臂和大腿都起了鸡皮疙瘩。他把我装进一个上过蜡的布袋里,里面还有地洞架子上的刮胡膏、剃刀、十四行诗集和血迹斑斑的刀子。这些东西和我的膝盖、手指、脚趾混在一起,但他写了个便签提醒自己要在当天夜里血迹变黏之前,把这些东西拿出来,最起码要把诗集和刀子拿出来。

各种各样的小狗出现在晚祷时刻,有些小狗一闻到感兴趣的味道就抬头张望,这样的小狗最讨我欢心。有时候味道分明,它们一闻就知道是“一块浇汁牛排”,有时则很难马上分辨出来。反正,小狗一定会循着味道追踪,直到找到东西才停下来,然后再决定该怎么办。狗儿就是这样:它们不会因为味道不好或是目标太危险就放弃渴望,它们不断搜寻。我也是这样。

哈维先生把装有我尸块的橙色布袋塞进车里,开车前往离家八英里的落水洞。最近这一带人迹罕至,堆满了铁路车轨和附近一家摩托车修理厂的杂物。每到十二月,一些电台就会不停地循环播放圣诞颂歌,此刻哈维先生便转到了其中一个频道,在他那部巨大的厢型车里一边吹着口哨,一边为自己庆贺。他觉得心满意足,就好像享用了苹果派、芝士汉堡、冰激凌和咖啡一样。如今他作案越来越得心应手,技巧也越来越纯熟,每次都出新招,连自己也意想不到,每一次杀戮都像送给自己一个惊喜的礼物。

车内空气冷冽而稀薄,看到他呼出的热气,我真想压压自己已如石头般冷硬的肺部。

他抄近路,穿过了两个新工业区之间的狭小车道,厢型车摇摇晃晃地前进,忽地在一个深坑里重重颠簸了一下。装了尸块的布袋放在后座的一个保险箱里,此时保险箱受到震动,猛地撞向车内部的轮毂,刮下一小块塑胶皮。“该死的。”哈维先生骂了一声,但很快又开始吹起口哨,车子也没有停下来。

我记得曾和爸爸、巴克利来过这里。我和巴克利依偎在后座,两个人合系一条安全带。我们三个人是偷偷摸摸从家里开车出来兜风的。

爸爸问我们想不想看看电冰箱是怎样变没的。

“地球会把冰箱吞下去。”爸爸说,他边说边戴上我垂涎已久的深色皮手套,我知道大人都戴皮手套,小孩才戴连指手套,我想要副皮手套已经想了好久。(一九七三年的圣诞节,妈妈买了一副皮手套给我当圣诞礼物,琳茜最终得到了这份礼物,但她知道手套原本是给我的。有一天从学校回家途中,她把手套留在了玉米地边。琳茜总是带东西给我,她向来如此。)

“地球有嘴巴吗?”巴克利问道。

“有啊,地球有张大圆嘴,但是没有嘴唇。”爸爸说。

“杰克,”妈妈笑着说,“别闹了,你知道我刚才发现这孩子在外面对着金鱼草喃喃自语吗?”

“我要去。”我说。爸爸曾告诉我附近有个废弃的矿坑,矿坑崩塌之后形成一个落水洞。我才管不了这么多呢,我和所有小孩一样,都想看看地球是怎么吞东西的。

因此,当我看着哈维先生把我的尸体带到落水洞时,我不得不承认他很聪明。他把布袋放进金属保险箱里,我的尸块就这样被厚重的金属包裹住了。

开到落水洞时已经很晚了,他把保险箱放在车里,向斐纳更家走去。斐纳更夫妇住在落水洞附近,这块地属于他们,所有把旧家电丢到落水洞的人都必须向他们付费,斐纳更夫妇就以此为生。

哈维先生敲敲白色小屋的门,一个女人应声开门,从屋里飘出迷迭香与羔羊肉的香味,一直飘上我的天堂,哈维先生也闻到了,他从门口看到有个男人站在厨房里。

“晚上好,先生,”斐纳更太太说,“有东西要丢吗?”

“是的,东西在我车子里。”哈维先生回答,他已经准备好了一张二十美元的纸钞。

“你车里装了什么?一具尸体吗?”斐纳更太太开玩笑说。

她绝想不到谋杀这回事。她家虽小,却很温暖,先生不用出去工作,所以家里东西坏了随时有人修。她先生对她很好,儿子也很听话——小孩年纪还小,依然以为母亲就是全世界。

哈维先生笑了笑。我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的笑容。

“车里是我父亲的旧保险箱,我总算把它运到这里来啦。”他说,“这些年来我一直想把它丢掉,家里早就没有人记得它的密码了。”

“保险箱里有东西吗?”她问道。

“有的话,也只能是些陈腐的空气了。”

“那就把保险箱搬过来吧,你需要帮忙吗?”

“能帮一把就再好不过了。”他说。

接下来的几年里,斐纳更夫妇陆续在报上读到我的消息:少女失踪,疑似遭到谋杀;邻家小狗拾获失踪少女胳膊肘;警方推断十四岁少女在斯托弗兹玉米地遭到杀害;其他少女务必提高戒备;市政府同意重新划定高中附近区域;被害少女之妹琳茜·萨蒙代表全体学生致辞。他们绝对想不到那天晚上,一个孤独的中年人付了二十美元,请他们丢掉的灰色保险箱里,装的就是报上提到的这个女孩的尸体。

走回车子的路上,哈维先生把手插进口袋,里面装着我的银手镯。他不记得何时褪下了我手腕上的银镯子,也不记得是什么时候把镯子放进了新换上的长裤口袋里。他摸摸镯子,食指轻抚着平滑的宾州石、芭蕾舞鞋跟、迷你顶针,以及小自行车上转动的辐条。他径直驶上202号公路,开了一段之后停在路边,开始吃早先准备好的肝泥香肠三明治,吃完后继续开到城南边一处正在施工的工业区。那个时代郊区通常没有警卫,而工地里也四下无人,他把车停在一个流动厕所旁边。这样万一有人看到他,他就可以借口停车去上厕所了。

在此之后,我一想到哈维先生,此时的情景总是浮现在眼前。巨大的挖土机静静地停在工地上,庞大的身躯在黑暗中显得阴森可怕。哈维先生在泥泞的坑洞间走来走去,几乎在挖土机间迷失了方向。那天晚上,人间的夜空一片深蓝,他站在空旷的工地里远眺,几英里以外的景物都能看得一清二楚。我特意站在他旁边,想知道他看到了什么,也打算跟着去他想去的地方。雪停了,刮起了风。他根据自己建筑工人的直觉,走到一个他觉得将来可能会变成人工湖的地方。他站在那里,再一次摩挲我的银手镯,他喜欢爸爸帮我刻上了名字的那块宾州石,而我最喜欢的是手镯上的那辆小自行车。他扯下宾州石放进口袋里,然后把银手镯和手镯上剩下的小饰品丢进了未来的人工湖。

圣诞节前两天,我看到哈维先生在读一本有关非洲马里共和国的书。当他读到当地多贡人和班巴拉人用衣物和绳索盖房子时,我看到他眼睛一亮:他要像在玉米地中挖建地洞一样再做些新的尝试,这次他要盖一座像在书中读到的那种正儿八经的帐篷。打定主意之后他就出去买了一些基本建材,准备花几小时在后院里搭一座帐篷。

摔碎了所有的瓶中船之后,爸爸看到哈维先生站在后院。

外面相当冷,但哈维先生只穿了一件薄薄的棉衬衫。他刚满三十六岁,那一阵子正试着戴硬式隐形眼镜,眼睛里经常布满血丝,包括爸爸在内的许多邻居,都觉得哈维先生八成是酒喝多了。

“这是什么?”爸爸问道。

虽然萨蒙家的男人心脏都不太好,但爸爸身体结实,比哈维先生块头大,所以当爸爸绕到那栋绿色房子的后院,看见哈维先生正忙着竖起几根像足球门柱似的长棍时,他看起来颇威风,也颇能干。爸爸刚才在玻璃碎片中看到了我的身影,现在还有点儿头昏脑涨,我看着他穿过草坪,像高中生上学一样慢吞吞地走向后院,中途只在哈维先生家的接骨木树篱前停了一下,轻轻用手掌抚过树丛。

“这是什么?”爸爸又问了一次。

哈维先生停下来,瞪了爸爸好一会儿,然后转身继续工作。

“这是个席垫帐篷。”

“什么是席垫帐篷?”

“萨蒙先生,”哈维先生说,“你失去了女儿,我真为你感到难过。”

爸爸挺直身子,礼貌地回答:“谢谢。”他语气僵硬,好像喉头塞了一块石头。

两人沉默片刻之后,哈维先生察觉到爸爸显然无意离开,于是问他愿不愿意帮忙。

就这样,我在天堂里看着爸爸和谋杀我的凶手一起搭建帐篷。

爸爸没学到多少东西。在哈维先生的指导下,他知道了要把拱片绑在顶端分叉的长棍上,然后用小木棍穿过拱片,向反方向弯成一个半弧形,他还知道了接下来要把小木棍的末端聚拢,绑在横杆上。此外他也了解到,哈维先生之所以想搭帐篷,是读了一本有关非洲部落的书,想搭一座书中提到的那种帐篷。爸爸站在后院,心想邻居们说得没错:这个人果然很奇怪。直到那时,爸爸只想到了这么多。

一小时之后,帐篷的基本构架已经完工,这时哈维先生忽然一声不吭地走进屋里,爸爸以为休息时间到了,哈维先生进屋去拿咖啡或是泡壶茶。

爸爸错了。哈维先生回去是为了上楼查看先前放在卧房里的餐刀,此刻它正放在床头柜上的素描本上。哈维先生经常半夜起来,把梦里所见的图形画在素描本上。他望向皱巴巴的杂货店纸袋里,刀锋上我的血迹已经变成黑色,这令他想起自己在地洞里做过的事。他记得曾读到过非洲某个部落的习俗,族人为新婚夫妇搭帐篷时,女人们会尽其所能地织出最漂亮的布,盖在新人的帐篷上。

外面开始下雪,这是我死后下的第一场雪,爸爸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我听得到你的声音,苏茜,”虽然听不到任何回答,但他仍然对我说,“你在说些什么呢?”

我拼命地盯着爸爸眼前枯萎的天竺葵,我想如果我能让天竺葵开花,爸爸就能得到答复。在我的天堂里,天竺葵开得非常茂盛,花瓣蜿蜒地长到我的腰际;人间的天竺葵却毫无动静。

在片片雪花中,我注意到爸爸用异样的眼光看着哈维先生的绿色小屋,他开始怀疑起来了。

哈维先生在屋内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法兰绒衬衫,但当他走出来时,爸爸最先注意到的是他手中的一沓白棉布。

“这些是拿来干吗的?”爸爸问道,忽然间,他满脑子都是我的面容。

“防水布,我们要把这些布盖在帐篷上。”哈维先生说。他递给爸爸一沓棉布,手背触碰到爸爸的手指,爸爸忽然感到一股电流。

“你知道些什么,对不对?”爸爸说。

哈维先生迎向爸爸注视的目光,他盯着爸爸,但一句话也没说。

他们继续工作,雪越下越大,雪花不停地飘落。爸爸在雪中来回走动,心情越来越激动。他知道警方已走访了左邻右舍,有条不紊、挨家挨户地问询过。但他不禁自问:有没有人问起我失踪时哈维先生在哪里?有没有人在玉米地里看到过他?

爸爸和哈维先生一起把棉布铺上了弧顶,再把它们固定在连接立柱的横杆上。然后他们把剩下的棉布搭在横杆上,棉布直直地垂下来,布边垂到了地面。

到他们完工时,帐篷顶已覆盖了一层薄薄的雪花。雪花也落在爸爸的衬衫上,在皮带上方留下一层薄雪。我内心一阵刺痛。我知道自己再也不能和“假日”在雪地里疯跑,再也不能推着坐在雪橇上的琳茜和她一起玩耍,再也不能教弟弟在手掌心团雪球——尽管之前我并不怎么情愿。我孤零零地站在明艳的天竺葵花海中,雪花轻柔地飘落人间,有如雪白的幕布从天而降。

哈维先生站在帐篷里,心里想着处女新娘将骑着骆驼来到部落。这时爸爸走上前去,他对着爸爸举起了双手。

“好了,这样就行了。”他说,“你是不是该回家了?”

这时轮到爸爸说话了,但他脑海中只有我的名字。他轻轻地说:“苏茜。”尾音有如蛇行发出的咝咝声。

“我们刚一起搭了帐篷,”哈维先生说,“邻居都看见了,现在我们是朋友了。”

“你一定知道一些事情。”爸爸说。

“回家吧,我帮不了你。”

哈维先生没有笑,也没有往前迈步,他躲在“新娘帐篷”里,把最后一块绣了字母图案的棉布悬挂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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