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沉重啊，我们一路上的经历！我们的任务有时是在同一天早晨，对阿尔萨斯、比利时、荷兰、法国北部和大海看上一眼。但是我们大部分问题还是地上的问题，我们的视野常常是狭隘的，集中在一条十字路口的交通阻塞上！就是这样，才三天前，杜泰特和我看到了自己居住的村庄的崩溃。

我肯定永远摆脱不了这个记忆的萦绕。将近早晨六时，杜泰特和我一出门口，就闯入了不可言状的混乱。所有的车库、货栈、粮仓把五花八门的车辆——新汽车和旧大车（躺在灰堆里五十年不用的），运粮车和卡车，马车和板车——统统吐在狭窄的路上。找得仔细，可能在这个市场上会发现古代驿车！凡有车轮的箱子都出土了。屋里的宝藏都挖掘了。都包在撑裂的裹布里，七零八落装上小车往大车运。无法形容。

家庭的面目是这些物件构成的。它们是各人虔诚崇拜的对象。每件珍宝有自己的位子，在习惯中必不可少，在回忆中完美无缺，并以其建立的感情王国而有价值。但是大家错以为它们本身如何珍贵，从壁炉、桌子、墙头取了下来，乱放乱堆，成了旧货市场的破烂，显出一副败相。肃穆的圣物堆在一起，叫人翻胃恶心！

在我们面前，什么东西已经开始瓦解。

“你们这里的人疯了！发生什么啦？”

我们进去的那家咖啡馆女主人耸耸肩：

“疏散呗。”

“为什么疏散？见鬼！”

“不知道。镇长说的。”

她非常忙。旋风似的走回楼梯口。杜泰特和我默默望着路。在卡车、汽车、大车、出租马车里面，孩童、床垫、炊具混杂相处。

尤其可怜的是那些旧汽车。一匹马挺立在大车辕木之间，给人一种健康的感觉。马不需要零件。大车用三根钉子就可修复。但是这些机械时代的遗迹！这些活塞、阀门、磁电机、齿轮拼凑而成的玩意儿能用上几时？

“……上尉……能不能帮个忙？”

“当然。帮什么？”

“把我的汽车开出车库……”

我望着她发呆：

“您……您不会开车？”

“喔！……到了路上就会开了……就没那么难了……”

她，小姑，还有七个孩子……

到了路上！到了路上，她每天前进二十公里，每二百米停一停！在这混乱不可开交的道路阻塞中，每二百米她要刹闸、停车、熄火、挂挡、换挡。她把一切弄坏为止！汽油没了！润滑油！还有水也会忘的。

“小心水。您的散热器像竹篮子那样漏水。”

“是啊！车子不新了……”

“您要开上八天……您怎么能做到？”

“我不知道……”

开不了十公里，她就会撞上三辆车，弄得离合器卡住，轮胎爆炸。那时候，她、小姑和七个孩子开始掉眼泪吧。那时候，她、小姑和七个孩子面对力不能及的问题，一筹莫展，心灰意懒，坐在路边等待牧羊人。但是牧羊人……

牧羊人……奇怪，就是不见带头的牧羊人！杜泰特和我，亲眼见到过羊群的创举。这些羊群在器械的丁零当郎声中弃家外出。三千只活塞，六千个阀门。这些器械吱吱嘎嘎，东碰西撞。有的散热器中水都煮沸了。就是这样，这个毫无生路的队伍开始艰苦跋涉！这个没有零件、没有轮胎、没有汽油、没有机械师的队伍。疯狂！

“你们不能留在家里吗？”

“啊！是的，我们愿意留在家里！”

“那为什么要走？”

“他们跟我们说走……”

“谁跟你们说走？”

“镇长……”

又是镇长。

“当然。我们大家都愿意留在家里。”

确实如此。我们在这里感觉到的不是恐慌的气氛，而是盲目受苦的气氛。杜泰特和我趁机去开导几个人：

“你们不如把这些都卸下来。至少可以喝上自己家乡的水……”

“这样肯定好！……”

“你们可以自己决定啊！”

我们说服工作见效了。围了一群人。他们听我们说。他们点头同意。

“……上尉说得还真有道理！”

有几位信徒接替我们宣传。我劝化了一位养路工，他比我兴头更高：

“我早说嘛！到了路上还不是啃石头。”

他们讨论。他们一致同意。留下来。有几人走开去向别人宣传。但是垂头丧气回来了：

“不行。我们只好也走。”

“为什么？”

“面包师走了。谁来做面包？”

村子乱了套。不是这里便是那里出现破绽。一切会从同一个漏洞流走的。没了希望。

杜泰特有自己的看法：

“糟的是大家听了相信战争是不正常的。从前，他们都留在家里。战争与生活交织一起……”

女主人又出现了。她拽了一只包裹。

“三刻钟后我们起飞……您可以供应点咖啡吗？”

“啊！可怜的年轻人……”

她擦眼睛。喔！她不是哭我们。也不是哭自己。她已累得掉眼泪了。她已感到陷入庞杂的队伍脱身不得；这个队伍一公里比一公里乱得厉害。

远处，田野上空，不时有几架敌歼击机飞过，飞得很低，对这个可怜的羊群扫上一梭子机枪。但是最令人惊讶的是他们一般也不多放。几辆车着火了，但火势不大。死人也不多。有点多此一举，类似一声警告。或者像狗的行为，咬羊的腿弯催羊群快走。在这里散布了混乱。但是为什么采取这些局部、零星、压力不大的行动呢？敌人不用出大力气打乱这群队伍。事实也是，队伍不用敌人也会自乱。机器自动坏的。机器是为一个和平稳定、有充分时间支配的社会设计的。机器没有人维修、调节、上油，衰老只在朝夕。这些车辆今晚看来，已有千年高寿了。

我像在给机器送终。

那一个人鞭打自己的马，威严得像个国王。他高高坐在自己座位上，满脸春风。我猜他喝多了。

“您挺高兴，嗯！”

“世界末日到了！”

我对自己说这话，心底感到难受：这些劳动者，这些有一技之长、多才多艺、品质高尚的小人物，今晚只是些寄生虫、蠹虫。

他们扩散到乡野，把一切吃光。

“谁给你们吃？”

“不知道……”

几百万流民在公路上逶迤，不知所从，每天走上五到二十公里，用什么供应他们？即使有供应，也没法往前运！

人与铁的这个混合体叫我想起利比亚的沙漠。普雷沃和我住在一片不可住人的荒野，地上尽是黑石头，在阳光中发亮——这是铁板铺地的荒野。……

我望着这种情景，有一种绝望心理：一群蝗虫落在石头地上，活得长吗？

“你们等天下雨喝水？”

“不知道……”

他们的村子六天来不停地走过北方的难民。他们六天来目睹这股川流不息的人潮。轮到他们自己了。也挤进队伍占个位子。喔！却不抱信心：

“我宁可死在家里。”

“谁都宁可死在家里。”

这是确实的。整个村子还是像沙堆的城堡崩溃了，虽然没有人愿意离开。

法国就是有储粮，储粮的运输也会被公路阻塞完全挡住。尽管抛锚的车辆满坑满谷，挤在十字路口动弹不得，人还是可以勉强顺着人潮南下，但是往回怎么走呢？

“没有储粮，”杜泰特对我说，“这下好办了……”

谣传说，从昨天开始，政府禁止农村疏散。但是命令如何传播的，只有天知道，因为公路上已不可能有交通。至于电话线不是接不通，便是切断了，或者令人怀疑。问题不在于下达命令。在于重新创造一种道德。一千年以来都是对男人说，妇女和儿童应该置身于战争之外。战争是男人的事。镇长知道这条规则，他们的助理、他们的教师也知道。突然，他们接到命令禁止疏散，这就是强迫妇女儿童在轰炸时留在原地。需要一个月时间才能使他们的思想适应新时代。思维方法不可能一下子转过来。可是，敌人在推进。镇长、助理、教师把他们的老百姓都赶到大路上了。应该怎么办？真理在哪里？这些没有牧羊人的羊群四处走散。

“这里没医生吗？”

“您不是这个村的？”

“不是。我们从北方来。”

“找医生干吗？”

“我的妻子要在大车上生产了……”

在这些厨房炊具之间，到处是废铜烂铁的荒漠中，无异于坐在荆棘堆上。

“您事前没有估计到？”

“我们在路上已经走了四天。”

因为公路成了一条汹涌的河流。哪儿停靠？村庄在激流冲击下，也都一座座空了，仿佛轮到它们淹死在大水沟里。

“不，没医生。大队的医生在二十公里外哩。”

“啊！好。”

那人抹去脸上的水。一切都摇摇欲坠。他的妻子要在公路中央炊具堆里生孩子。一切的一切都说不上残酷。主要还是邪了门儿，不是人性所能理解的。没有人埋怨，埋怨也不再有意义。妻子快死了，他不埋怨。就是这么回事。当作一场噩梦吧。

“至少可以找个地方停一停……”

到某个地方找一座真正的村庄，一家真正的客店，一家真正的医院……但是医院也疏散了，道理只有上帝知道！这是一条游戏规则。大家没有时间创造新规则。到某个地方找一个真正的死！但是真正的死也是没有的。有的是散了架的身体，像汽车一样。

我到处感到一种疲沓的紧迫感，一种已不思紧迫行事的紧迫感。每天走上五公里去逃避日行一百多公里穿林越野的坦克，飞行时速六百公里的飞机。瓶子掀翻了，液汁就是这样流的。那人的妻子要临盆了，但是他有无法计算的时间。这是急事，也不是急事。悬在急事与永恒之间不稳定的平衡中。

一切都来得很慢，像临终的人的思想。这是一大群羊，疲惫不堪，在屠宰场前跺脚。放出去啃石头的有五六百万吧？这批人在永恒的门槛前跺脚，又倦又困。

我实在无法想象他们靠什么活下来，人不吃树皮草根。他们自己也隐约感到这点，但并不恐慌。离了自己的环境、自己的工作、自己的职责，他们就失去了任何意义。身份也磨灭了。几乎不再是自己。也几乎不存在。随后又无中生有地苦恼，但是主要苦恼的还是腰痛，因为搬运的包裹太多了，断裂的结扣太多了，使衣物滚了一地，要推了才走的汽车也太多了。

对失败一字不提。这个不说也明白。形成自己实体的事物，你不需要说三道四。他们本身“就是”失败。

我眼前突然出现一个刺目的图像：五脏六腑往外流的法国。赶快缝合。一秒钟也不能耽误：他们没治了……

这开始了。他们已经在那里窒息，像出了水面的鱼：

“这里没牛奶吗？……”

这问题真要笑死人！

“我的孩子昨天来什么也没喝……”

这是个六个月的婴儿，哭闹得厉害。但哭闹不会很久：出了水面的鱼……这里没有牛奶。只有废铜烂铁。只有一大堆无用的废铜烂铁，走一公里坏一点，掉了螺母，掉了螺钉，掉了面板，在一次出奇无用的撤离中，推动这群人走向虚无。

谣传说，飞机用机枪扫射靠南几公里的大路。甚至还说有炸弹。我们确实也听到沉闷的爆炸声。谣言肯定是确实的。

人群并不惊慌。我觉得反使他们有了生气。冒这种具体的风险比陷入废铜烂铁，好像更有益于他们的健康。

啊！以后的历史学家会写出什么样的大纲？会编出什么样的主题，给这一锅粥找到一个意义！他们会援引一位部长的话、一位将军的决定、一个委员会的讨论，把幽灵作为装饰，杜撰几段认真负责、高瞻远瞩的历史性谈话。杜撰一些承诺、抵制、慷慨激昂的辩辞、卑劣的言行。而我，知道正在疏散的部是怎么一回事。一次偶然的机会使我访问了一个正在疏散的部。我立即懂得，一个政府一旦换了地点，就不是一个政府。如同一个人体。要是你也开始把它拆散——胃在那里，肝在这里，肠子又在另外地方——这样凑不成一个机体。我在空军部呆了二十分钟。看吧，一位部长对他的传达员施加影响！一种神奇的影响。是因为部长与他的传达员之间还有一根电铃线相通。一根安全无恙的电铃线。部长揿一下按钮，传达员来了。

这，已相当不错。

“给我备车，”部长提出。

他的权威到此为止。他要传达员去跑腿。但是传达员并不知道地球上是否还有一辆供部长的汽车。传达员没有一根线跟一个汽车司机相通。司机消失在宇宙的某个角落里。这些执政者对战争知道些什么？就是我们，从现在起，由于联络工作千难万难，要等上一星期才能执行任务，去轰炸一个我们侦察到的装甲师。一位执政者从一个内脏掏空的国家听得到什么样的搏动声？消息每天行进二十公里。电话不是串线，便是切断了，没有能力完整地传达此刻正在瓦解的主体。政府周围是空的，像南北极那样空空如也。时而传来呼吁声，紧急绝望，但是三言两语，说得不明不白。这些负责人怎么知道一千万法国人是否已经饿死？一千万人的这声呼吁包含在一句话内。一句话只能表示简单的意思：

“您四点钟到某某人家里去。”

或者：

“据说死了一千万人。”

或者：

“布卢瓦着火了。”

或者：

“您的司机找到了。”

话是这么说的。没头没脑的：一千万人。车辆。东方部队。西方文明。司机找着了。英国。面包。几点啦？

我给你七个字母。七个字母都是《圣经》上的。你给我用这些字母编出一部《圣经》来！

历史学家会忘记真实。他们杜撰一些思想博大的人物，通过几条神秘的神经与一个可以表达的宇宙相连，胸怀全局，看法有根有据，按照笛卡儿[7]的四则逻辑权衡重大的决定。他们会分辨善的力量与恶的力量。英雄与叛逆。但是容许我提一个简单的问题：

“做叛逆；就得负责某些事，管理某些事，推动某些事，认识某些事。这在今天也要有天才。为什么就不给叛逆发勋章？”

和平已经在四面八方显露端倪。这不是像历史上某些新阶段，紧随着战争结束缔结和约，白纸黑字写清楚的这类和平。这是一个说不出名堂的时期，标志一切的结束。一个永远不会结束的结束。这是一个泥淖，任何激情都会在其中徐徐消沉。结局不论是好是坏，都不像会来临。相反地，会逐渐陷进一种临时状态中烂去，而这种临时状态却又像永恒那样没完没了。什么都不会有结果，因为找不到纽带抓住这个国家，就像抓沉溺者要抓住他的头发。一切都已瓦解。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仅抓回一绺头发。目前的和平不是人的决断产生的果实。而像麻风病似的就地扩散。

那里，在我的飞机下，这些公路上，难民队伍正在崩溃，德国装甲兵或者杀人，或者给水喝。宛若一片泽国中泥水不分。和平已渗进战争，把战争也泡烂了。

我的朋友莱翁·韦特在路上听到一桩意义重大的事件，后来写在一本意义重大的书中。公路左边是德国人，右边是法国人。两者中间是缓慢汹涌的人流。几百名妇女儿童尽他们可能从着火的车里脱身。有一名炮兵中尉身不由己卷在交通阻塞中，试图把一门七十五毫米大炮拉上炮位，敌人对这门炮任意射击，没有打中，却杀伤了公路上的人；这位中尉满脸汗水，非要完成他这项不可理解的任务，试图保全一个坚持不了二十分钟的阵地（他们在这里是十二人！），几位做母亲的向中尉走去：

“你们走开！你们走开！你们是些懦夫！”

中尉和他的士兵走开了。他们到处遇到这类和平问题。当然不能让儿童在路上遭到杀害。然而每个打枪的士兵都会打在一个儿童背上。每辆往前开或者试图往前开的卡车，都有可能撞死一群人。因为，逆流而行，不可避免地会堵死整条道路。

“你们疯啦！让我们过去！孩子快死啦！”

“我们是在打仗……”

“打什么仗？你们在哪儿打仗啦？往这个方向去，你们三天只能走上六公里！”

这些乘在卡车上迷失方向的士兵，他们正赶去集合——这种集合几小时来肯定已无目的可言。但是他们在自己的基本义务中钻不出来：

“我们是在打仗……”

“……还是来照管我们吧！这不人道！”

一个孩子高声号叫。

“那一个……”

那一个不再叫了。没有奶。没有叫声。

“我们是在打仗……”

他们反复背诵他们这句公式，蠢得没治。

“但是你们永远打不上仗！会跟我们一起死在这里！”

“我们是在打仗……”

他们已不大明白自己在说些什么。已不大明白自己是不是在打仗。他们还没见过敌人。乘了卡车追逐的目标比海市蜃楼还飘忽不定。他们遇到的只是这种污泥坑中的和平。

因为混乱粘住了一切，他们下了卡车。大家围住他们：

“你们有水吗？……”

他们把自己的水分了。

“有面包吗？……”

他们把自己的面包分了。

“你们由她去死吗？”

在这辆抛锚后推入沟中的汽车里，一位妇女喘着粗气。

大家把她从车里搬出来，抬进卡车里。

“那个孩子呢？”

他们又把孩子放进卡车。

“快生产的那个女人呢？”

又把那个女人抬进了卡车。

还有一个，她哭了。

经过一小时的努力，大家给卡车开了一条路。把它拨转身向南方开去。它被流亡的人群挟着，随着民众的人流流动。军人信奉了和平。因为他们遇不到战争。

因为战争的肌肉组织看不见。因为你打出去一拳，挨到的是儿童。因为去集合出战的路上，你给分娩的妇女挡住了。因为传达情报或接受命令，就像要跟天狼星讨论问题——甭想。没有军队，有的只是人。

他们信奉了和平。他们迫于形势做上了机械师、医生、牧羊人、担架队员。他们给这些对着废铜烂铁傻了眼的小百姓修理汽车。这些士兵仗义不惜力气，却不知道自己算是英雄还是该上军事法庭受审。他们得到勋章不奇怪。并排站在墙前脑袋吃上十二颗子弹也不奇怪。复员也不奇怪。什么都不叫他们奇怪。他们早对一切见怪不怪了。

这是一大池浑水，不管什么东西的命令、行动、消息、电波都没能在浑水中传出三公里。村庄一座接一座倒坍在水沟中，军用卡车一辆接一辆受到和平的吸引，信奉了和平。这一批批士兵接受死亡决无二话，但是没向他们提出死亡的问题，只好去接受遇到的义务，修理这辆旧车的车辕。有三位修女在车里塞了十二位受死亡威胁的孩子，进行上帝才知道的朝圣，送往上帝才知道的仙人洞窟。

***

犹如阿利亚斯把手枪放进了口袋，我也不评判那些失责士兵的行为。吹什么样的风能使他们振奋？哪儿来的波涛能使他们心动？他们一致的面目又在哪里？他们对世界其余部分一无所知，除了听到这些老是颠三倒四的谣言；谣言每隔三四公里便会滋生，起初是稀奇古怪的假设，浑水中慢慢传播三公里，成了千真万确的消息：“美国参战了。教皇已经自杀。俄国飞机炸得柏林满城起火。停战协定签订三天了。希特勒在英国登陆。”

妇女儿童没有牧羊人，男子照样没有牧羊人。将军指挥他的传令兵。部长指挥他的传达员。或许还可凭他的口才说得他面容变色。阿利亚斯指挥他的机组。他可以要求他们牺牲生命。军用卡车的中士指挥十二个士兵，他们一切听他的。但除此以外，他跟什么都沾不上边了。假定有一位天才领袖，神机妙算，深知天下大事，藏有救国韬略，这位领袖也只有一根二十米长的电铃线供他表达自己的意图。他可用于征服的全部兵力仅是一位传达员，如果在电铃线的那头还有一位候着的话。

这些游兵散勇在路上加入互不通气的人群，走到哪里算哪里的时候，这些人只是战争失业者，表示不出人们认为爱国败兵应有的那种失望。他们模模糊糊盼望和平，这是确实的。但是和平在他们眼里不表示别的，只是这种不可名状的混乱的结束，一种身份——即便是最普通的身份——的恢复。像老鞋匠缅怀从前敲钉子的时代。敲钉子对他也就是创造世界。

如果他们径自一直往前走，这是这场大动乱使人与人分裂的结果，不是他们对死的恐惧。他们什么也不恐惧：他们是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