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

“我说箕轮，如果将来自己的孩子被欺负，该怎么办？”在商谈告一段落后，我们聊起了孩子的话题。在抱怨了两岁的女儿完全不听话、每天都被她累坏之后，我这么问箕轮。

那是九年前。

箕轮有个儿子，比菜摘大一岁。虽然他比我小一岁，但在为人父方面，他一转眼成了长我一岁的前辈。

“啊，是说欺凌吗？”箕轮皱起了眉。小个子、戴着眼镜的他总是一脸严肃，那种高中生气质一直都不曾改变，“欺凌这种事一直都会有。”

“是这样。不过，程度会有所不同。孩子们或许总是会在意和朋友之间的差异，并想要占据优势地位。而温和、不会反击的孩子就成了目标。”

“但是，我觉得好像也不能一概认为是因为不会反击才成为目标。”

“你不觉得被欺负的总是乖巧温柔的孩子吗？”

“话虽这么说，但也不意味着只要反击就会好。如果为了不被欺负而去学格斗技，或许会让人有戒心。但有时，也会被认为‘那家伙真是嚣张’而被一拥而上。正所谓枪打出头鸟。”

“是啊。”我胸口一阵刺痛，“似乎是这样。难道没有必胜法吗？”

“比起自己是小孩的时候，倒是站到父亲的立场时更敏感。”

我重重地点了点头。到了十多岁，孩子们那小小的社交圈里就开始了类似求生的竞争。在加深与朋友们亲密关系的同时，也要留心不被排挤，不要太显眼，在学校生活中又要能满足自己的表现欲。这正是和父母产生距离的时期，他们也没法向父母求助。

“唉，不过我们也就那么活下来了。”

“是啊。孩子最终还是要靠自己生存，跟父母没有关系。只不过……唉。”

“一旦自己为人父母……”

“就会担心了。”我苦笑，“美树最近就说，如果将来有哪个家伙欺负我们孩子，决不会轻易放过。”

“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我不知道具体要做什么。”

“如果欺凌十分严重，有时候也不得不撤退。搬家啦、转学啦，总之先要避难。”

“如果小菜摘是这么希望的话。”

“是啊。但是，就算去避难，我也决不会忘记那些欺负她的人。美树是这么说的。”

“原来如此。”

“首先要做的就是锁定目标，找出欺凌的主谋以及行为恶劣的帮凶。”

“这个确实必须要做。”箕轮点了点头。

“不管用什么办法都要找出来。”我一边说，一边想象有什么办法。侦探之类的用得上吗？或者是私下反复地盘问同学？

箕轮笑了：“然后怎么做呢？菜摘被怎么欺负了，就怎么欺负回去吗？山野边先生，你不是很喜欢那句话吗？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美树的计划就更较真些，好像是决不让那些欺凌别人的孩子过上幸福的生活。”

“‘决不让’这几个字听起来挺有魄力的。”

“是啊。别想着能过好日子的意思，等那些欺凌别人的孩子长大了、恋爱了、升学或者就职的时候。”

“要怎么做？”

“切实、有效地从旁阻挠。”我说着，自己也笑了。

“阻挠吗？”

“比如，那些欺凌别人的孩子如果想和某个特定的异性有亲密发展，那么……”

“那么？”

“就轮到我们出场了。”

“要散发传单什么的吗？说这家伙以前欺凌过别人之类。”

“这也不错哦。仅仅是告知对方欺凌过别人，就足够对其内心造成影响了。会想一些能够传递重要信息但又不违法的方法吧。一般来说，被想要阻挠他们的成年人纠缠不清就足够令人害怕了吧。”

“如果是那样，山野边先生和夫人就要一直做这种类似跟踪狂的事吗？”

“大概会成为毕生的事业。”我笑着说。当然，这仅仅是在讨论假设的事，所以我说得很轻松。只不过，我确实觉得如果自己的孩子被人欺负，要是不对加害者实施这样的报复就无法平复心中的愤怒与憎恨。“如果欺凌的性质太过恶劣以至于毁了女儿的一生……”这时我想的是女儿因遭到恶劣的欺凌而自杀，或是因过激的暴力行为导致死亡的情况，但即使是假设，我也对说出“女儿死亡”这几个字有抵触，所以用了别的字眼。

“那种情况下，报复的程度就不一样了？”

“当然不一样。”我加强了语气，“即使是生性宽容的我们……”

“目前来说我没听出来你们有那么宽容。”

“我们很宽容的。不过，对那些恶劣过头的人，就连我们也没法宽容。”

“比如说？”

“我们不会把他交给司法机关。”

“但是山野边先生，如果他被警察逮捕，就没法对他出手了。假如对方是未成年人，那就只能是悲剧了。”箕轮反驳道，与其说他是在劝诫我，倒不如说是因为我提出了一个虚构的故事梗概，而他便和平时的讨论一样，就我的点子说出他的顾虑，两人一起调整方案。“对行凶少年的处罚会在几乎不公开其资料的情况下进行。我们这边能采取的措施很有限。”

他说了“我们这边”，这让我觉得不仅是我们夫妻，连箕轮也是共同面对凶手的伙伴，不由心中一震。

“‘审判之类的事全都无所谓，是的，判无罪也不要紧。反正那个人一定是无罪的。所以，请让他回归社会。’”

“山野边先生，那是什么意思？”

“这是美树的说法。她说那种时候就会是那样的心情了。没有交给司法机关的意愿。她会希望快点让那个凶手回归社会。”

“这样可以吗？”

这样就可以。我点头，还是用美树的话作为回答。“之后，我们就能放手干了。”

箕轮的脸虽然在抽搐，但还是晃了晃脑袋：“唔，心情可以理解。”

“既然孩子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那就能毫无顾虑地专心报仇了——虽然这个说法有点怪。”

这时，我脑中浮现出这样的情景：把复仇对象绑在床上，留神不让他死去，慢慢剥去他的指甲，让他痛苦，不理会他的求饶，一点一点地施加肉体上的折磨。当时的我，也只能大致想象出这种掺杂了电影中拷问场景的画面了。

“如果是那样，山野边先生，你在写短篇小说《植物》时用到的资料中所写的毒物或许能用得上。”

“是啊，箭毒。”那是南美洲和非洲原住民所使用的毒箭上的成分。是生物碱类物质，含有筒箭毒碱，进入血液后引起身体麻痹，最终会导致呼吸停止，从而死亡。虽然它被划为毒药一类，但据说也会运用在手术当中，因为能抑制病人动来动去。“用那种毒药，就能让对方无法动弹，我可以慢慢地去报复。好像说即使身体麻痹了还是能感觉到疼痛。”我夸张地露出邪恶的笑容。

“啊，真可怕真可怕。”箕轮说，“你知道‘复仇在我’吗？”

“我不讨厌那部电影。”

“不是电影，是一句话。好像是《圣经》还是哪本书上的话。”

“是吗？”

“写的是‘申冤在我，我必报应’[1]。那句话里的‘我’就是指上帝。”

当时，我莫名地信服了：“是说交给巨大的力量？人心可以这么宽容吗？这和渡边老师对‘宽容是否该因为不宽容而不宽容？’这个问题的回答倒是相通。”

“渡边老师是谁？”

“文学家渡边一夫。我父亲经常看的他的书里有这么一句。”我也是到父亲命不长久时才知道这件事。简单来说，我和父亲疏远到我根本不知道他喜欢阅读。父亲称其为“渡边老师”，十分珍爱那本书。不仅如此，父亲对生命的不安也因那本书得到救赎，并将其奉为处事原则。简单来说，用“仰慕”二字来形容再合适不过。

而这位渡边老师的书里，有一篇关于“宽容是否该因为不宽容而不宽容”的文章。

“简而言之，就是善良的人面对残酷的人是否也该和善对之？”

“嗯，大致来说是这样。”

“山野边先生，这种问题会有答案吗？”

“渡边老师在文章开头就写下了结论。”

“是什么？”

“他写的是：宽容不该为了保护自己而对不宽容变得不宽容。”

“哦……”箕轮看起来有些沮丧，大概觉得这是用理想主义来逃避现实，“简单来说，就是不管被怎么对待都要忍耐吗？”

“渡边老师当然也承认在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上，有数起宽容因为不宽容而不宽容的例子，也就是善良的人对残酷的人忍无可忍。他认为这样或许也是不得已，但他坚持认为应该避免这样的事。”

“加油啊宽容！这样吗？”箕轮说了一句，又道，“很像甘地呢，以非暴力对抗暴力。”

“的确。”父亲去世后，我也反复阅读了那本书。并不是因为那是父亲的遗物，而是因为那本书非常有趣。虽然写的是悲观的事，但我却从“然而”两个字里所蕴含的微小希望中得到了鼓舞。

“箕轮，我最近在想，如果小说结局是简单的大团圆，会让人觉得扫兴，但如果在现实中发生，你不觉得是件很了不起的事吗？”

“什么意思？”

“比如说，如果我写一篇‘敌对的各国握手言和，并缔结友好条约’的小说，就会被人耻笑，但如果这种事在现实中发生，就会令人震惊吧。敌对的国家忽然决定和解并真的签署条约，这实在太厉害了。”

“如果真发生这种事，就会有人宣称‘背后有阴谋’了。”

“千叶先生，我一直十分不解。”我说道。虽然已是早上，但打开窗帘往外看，雨还在下，天空一片昏暗，还能听到附近驶过的汽车溅起的水花声。

“什么事？”

“那些孩子被欺凌、或是失去孩子的父母为什么不去报仇？”

“昨天晚上我说了，也有父母去报仇的。”

“但还是少数吧。按我的想法，哪怕所有父母都去报仇也很正常。”

“或许吧。”

“但是，一旦自己遇到了这种事情，我就明白了。”

“谜题解开了？”

“他们势必会憎恨与愤怒。那真的是只要想到就会觉得脑中血管爆裂，体内水分完全沸腾。然而，却很少产生能将之付诸行动的能量。”

“这就是所谓的能源危机吧。”

千叶先生一脸严肃，我无法判断他说的话里到底有几分真心。“失去至亲的丧失感，到底要怎么形容呢？”我说着就想要深呼吸，“一不留神，关于菜摘的记忆就会再次涌入脑海，然后我就不得不意识到我的菜摘如今已经不在了。如此一来，‘那个’就会向我袭来，我会被‘那个’充满。”

听我说完，千叶先生问：“那个是哪个？”

“如果勉强要找相近的词汇，大概就是‘虚无感’‘绝望’之类的吧。但是，要是有人自以为是地总结说‘充斥在你心中的是虚无感’，那又会变得完全不一样了。”我深切地感受到要解释感情有多艰难，就像是用语言来描述抽象画。“只不过，那种感觉只能用‘可怕’来形容。总之，在那种感受下是没法行动的。对普通人来说，这太残酷了。”

而且，社会也不肯放过我们这些被害人家属。在与警察和记者无休止的接触中，精神也变得萎靡不振。突如其来的冲击、愤怒、悲伤以及猝不及防的环境改变，凡此种种玩弄着我们的精神。筋疲力尽，呼吸困难，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希望这样的状况得到平息。

我们渴望平静的生活，不想有人打扰，不想与别人扯上关系。我们这么期盼着，根本没有闲暇报仇。我们甚至渴望能有闲暇来哀悼女儿的逝去。

“让自己的心灵躲到避风港已经竭尽全力。”受到欺凌的孩子为什么不去报复？为什么只是逃离，却不再有进一步的行动？如今我明白了。因为光是保护平静的生活就已经十分辛苦，根本没法思考更多的事。“而且，我还觉得人类无法那么轻易地去攻击他人。”

“原来如此。”

“假设杀子仇人出现在眼前——比如他毫无防备，而我的手上则有刀或枪，但要问我能不能当即杀了他，大概还是会很困难。再怎么憎恨，再怎么愤怒，一般都是做不到的。”

“因为会有罪恶感吗，还是害怕被他反击？”千叶先生的表情毫无变化。

“都有。除此以外还会有许多别的念头。”

“昨天你说的二十五人中的一人就会下手吧。”

“是的。”我虽然这么说，但另一方面又觉得没有良心的人不会站在我们这边。伤害他人却无动于衷的人恐怕也不会活在无理可循的悲伤里。

“山野边先生，如果放任自流，人自然会变得邪恶。”那个人的声音掠过脑海。回忆伴随着不快一起浮现。

那是在与那个人初次见面大约半个月以后的事，我们一家人在附近的家庭餐厅吃饭时，那个人出现了。

我那个时候当然也没有产生警惕，轻快地打了招呼，为再次见面而高兴。我对美树和菜摘简单地介绍了一下：“这是爸爸的朋友。”菜摘正在桌边翻花绳，于是那个人就表演了一个高难度的复杂花样，问道：“你会这个吗？”

菜摘很高兴，兴奋地说：“好厉害。”当事情如自己所愿或是大声称快时，菜摘经常会这么稚气地说。“好厉害。”我和美树都喜欢听她这么说。

如果那天我们没有去家庭餐厅，如果菜摘没有翻花绳，如果我没有对他说“难得见到，不如一起吧”……

不，我觉得即使当时做出了不同选择，结果还是不会变。我认为假设的事毫无意义。如果要去假设，得到的也只有对根源的后悔——“如果没有生下来就好了”的苦涩。

总之在那天，当美树起身离席陪菜摘去洗手间的时候，那个人对我说：“山野边先生，如果放任自流，人自然会变得邪恶。”这番对话的来龙去脉我已经忘了，多半是与我作品有关的讨论吧。我并不觉得特别惊讶，只是应付地说：“是这样吗？”

“康德说过。”那个人说。

“什么？”话说出口，才发现“康德说什么”算是一句双关[2]，我不禁为这无聊的小事而窃喜。

“虽然人类天生具有道德感，并处于平等、朴素的状态，但若放任自流，就会自然而然变得邪恶，就会有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自私地加害他人。而这正是社会进步所必需的。”

“必须要变得邪恶？”

“如果世界一直都保持田园诗一般的和平，那么不就没有进步了吗？”

“真可怕。”

“你不觉得所谓可怕只不过是一种主观认识吗？”

“什么意思？”

“从宏观角度来看，加害他人的行为也可以说成进化的过程。”

那个时候，我认为本城的发言不过是年轻人特有的极端言论。“这话真是……”我开口，但没有继续说下去。

“不论是怎样的进化，也不论是怎样的优胜劣汰，我都想要成为存活下去的强者。”

我僵着脸，勉强挤出一句像是说笑的请求。“请手下留情。”然而，这小小的愿望却遭到了践踏。

楼梯上传来脚步声。美树下楼了。她穿着黑色的牛仔裤，身披黑色对襟毛衣。这一年来，她一直都是这样的穿着。最初或许还有当作丧服的意思，但如今看来，却更像是渴望以黑色裹住全身消失于黑暗中。她是在宣告：今后的人生再无色彩。

“结果我睡着了。”她说，“我还以为我绝对睡不着。”

“我也是。”

或许是因为昨天的判决带来的疲惫超出了想象。

对那个人的愤怒，加上终于盼到这一刻的亢奋，我原本以为我会一夜无眠，却在不知不觉间睡着了。事实上，我是看着千叶先生用收音机倾听音乐的模样失去了意识。

“千叶先生睡着了吗？”我没有给他准备被子和枕头。

“我没睡。”

“你一直都醒着吗？”

“差不多吧。”千叶先生回答，仿佛在让我别问傻事，他指着收音机说，“因为我一直在听这个。”

“里面放的是什么专辑？”

“很好听哦。”

似乎在这一刻，我才第一次看到千叶先生的表情有了变化。

“你一直在听音乐吗？”

“接下来要怎么做？已经早上了，要出发吗？”千叶先生的表情毫无变化，“你们没意见的话，我一直在这里听音乐也可以。”

我相信他一定是在开玩笑。千叶先生是在以诙谐来缓解我们的紧张与戒心吧。

看了看表，七点半。我望向美树。她以察觉不出体温的冷冽神情微微地、缓缓地点了点头。她正在压抑感情。

“那么，我们要去了。”我看着千叶先生。

“能把我也带上吗？”在我们准备好的时候，千叶先生开口了。

“不行。”我摇头，“这是我们自己的事。”

“我知道。”

“谢谢你告诉我们酒店的事。但是，之后我们要自己来。”

“但是……”千叶先生面无表情地坚持着。这出乎我的意料。千叶先生的身上，完全感觉不到这一年来纠缠在我们身边的记者们散发出的近似狂热的气息。相反，在他身上只有与之截然不同的漠不关心。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难以理解。

昨晚千叶先生在起居室听音乐时，美树在卫生间外等我。她问：“我说，那个千叶先生真的是你幼儿园同学吗？”

“不知道。”我老实回答。我虽然不是彻底怀疑他，但再怎么说，也很难想象幼儿园的朋友会这般前来。

“你说你现在还记得幼儿园同学的名字，是真的吗？”

我摇头。我没有保留幼儿园时的名册：“我只是在套他的话。”

“果然。但是，千叶先生很奇怪呢，看着不像是记者。”

“是啊。”

“狂热书迷？”

“怎么可能有那么冷静的狂热书迷。我觉得他大概连我的书都没有看过。”

“我也这么认为。”

我自己也无法理解，既然我们夫妻都对千叶先生的真实身份持怀疑态度，那又为什么允许他和我们在一起呢？仔细想想，让素不相识、突然来访的千叶先生走进家门，并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留他住了一晚，这样的应对根本就脱离了常理。我们无法排除他是个坏记者、潜入我家安装窃听器的可能，要不然，他也可能是个以暴力为乐的危险分子，会对熟睡的我们加以伤害。不过，虽然不知道千叶先生抱有什么样的目的，但至少，他确实告诉了我们那个人的所在之处。

“还是带我去比较好。”千叶先生镇定地说道，“就算你们自己动手，有帮手总是好的。”

“虽然千叶先生看起来不像坏人，但我们也不知道能不能相信你，而且，不管怎么说，要把你牵扯进来……”美树说道。

“我绝对不是坏人！”千叶先生说得斩钉截铁，并且特别强调了“人”的发音。

正如美树所言，我们没有必要把千叶先生牵扯到我们要去做的事情里。而且，不知道千叶先生的真实身份与目的也让人不安。我把这些解释给千叶先生听后，他说：“还请你们务必……”这话听起来像在求情，不过他说的时候完全不像在求情的样子。

“其实……”

“其实？”

“我的家人以前也因为本城而遭到不幸，是我弟弟。”

这一记直线球的飞行线路真是出乎意料。

“不开这辆车吗？”正要走出玄关时，千叶先生的目光望向院子停车区里的白色奥迪。那是两年前通过电视节目的相关人员介绍，从经销商处买来的。

“这辆车就放着。”

撑起伞，打开玄关大门，我快步走到外面。记者不在。经过昨天一整天的蹲点，他们果然放弃了吗？已经没必要再郑重其事地采访我了。

我也担心附近会有警察。认定杀害了女儿的人被无罪释放，如果警方认为被害人家属——也就是我们会有什么行动，也不稀奇。预料到这一点，我们一直都尽量不当面表现出憎恨与愤怒的情绪，留心着不要让别人认为我们有危险性。

附近酒馆的老板经过。我们目光相对，他一脸吃惊，马上握紧伞移开了视线。很显然，他并没有恶意，我也没有觉得不愉快。如果我们立场颠倒，恐怕我也会觉得苦恼。有谁知道要如何和一对失去女儿后悲伤度日的夫妻打招呼？而且，被认定是凶手的人刚被判了无罪，即使只是寒暄都伤脑筋。

“刚才你放到口袋里的是什么？”千叶先生忽然问我。我正奇怪他在说什么，伸手探入外套的口袋才明白是怎么回事。我取出后正要解释，千叶先生却先问出口：“喷雾吗？你喉咙不舒服？”

“是防身喷雾，似乎含有辣椒成分，很有效。”

“你试过吗？”

“试了很多次。会涕泪交加得一塌糊涂，一时半会儿都没法动弹。”

“真的是一塌糊涂。”美树笑道。

“尽管是预先演练，但真的很惨。”

一试之下，我当场发出惨叫，冲进浴室拿花洒对着脸冲洗，连衣服都没脱。即使这样，我的眼睛还是辣了好一阵，鼻炎症状也不见缓解。但我并不觉得痛苦。一想到有一天能让那个人尝到这种滋味，我的心中除了愉悦再无他物。

伸手拦下从附近经过的出租车，我和美树坐到后座上，千叶先生也一脸理所当然地坐到了旁边。三个人坐一排很挤，我一直认为千叶先生生性凉薄、神经大条、厚脸皮，但神奇的是，他竟然没有生气。

“千叶先生，我们可是相信你的。”美树施恩般说着，故意加重了语气。

根据千叶先生所说，他的弟弟十多岁时因为被那个人——本城崇欺凌而自杀。没有遗书，警方与学校也不承认有过欺凌的事实，但那个人实施欺凌是千真万确。他必须报仇，所以调查了那个人，他是这么解释的。我们并没有善良到对此全盘接受。在这一年里，我们已经习惯了不怀好意、居心叵测的人。但是，我和美树决定相信千叶先生。不，撇开信任不信任的问题，也因为我们觉得有千叶先生在，我们的心情能得到放松——也就是说，我们想让他同行。从昨天到今天，之所以感觉到我们夫妻周围似乎打开了一个小小的通风孔，很明显是因为千叶先生带来的变化。

而且就算千叶先生在说谎，那又能怎样呢？我们的心、我们的人生在一年前就已经溃不成形。和那件最悲惨的事情相比，其他的都微不足道，就像是骨头断了的腿又被蚊子叮了一口。

“是啊，你们完全可以信任我。”

“这种说法很可疑。”我指出。

“没事的。”他这么回答后，又对着司机探过头，问道，“可以听音乐吗？”

大约开过两条街后，我们下了出租车。

“我们在这里换别的车。”我对千叶先生解释。

我们撑起伞，沿斑马线走到对面车道。那里是一处按月付费的单层停车场，我们走向停在一头的厢式旅行车。“开奥迪会惹人注目，所以开这辆车。”

“这是你们的车吗？”

“半年前买的，我们和这个停车场签了合约，一直停在这里。不是用我的名义。”

“以谁的名义？”

“我母亲的朋友，住在我老家附近。她还出席了我母亲的葬礼。我告诉她因为媒体的关注，连车也不能买，她很同情我，就帮我办了手续。”

“就是说你撒谎了？”

“千叶先生，你讨厌撒谎吗？”

“我没考虑过喜欢还是讨厌。不过，像这种冒充别人的谎话，与其说是撒谎，不如说是手段，或是小差错。”

“啊？”

“是我以前听到过的句子。”

“我觉得尽量不开自己名下的车比较不引人注目。”

“为什么？”他问我。

“为了今天。”美树说着，站到厢式旅行车的一侧打开车门。车厢很宽敞。“千叶先生，上车。我们这就去酒店。”

我绕到驾驶座，趁副驾驶座上的美树系安全带，把导航仪的目的地设为那家酒店。透过内后视镜看到坐在后面的千叶先生正在打量车内，既不见感慨，也没有迷惘。没多久，他就说：“快打开车里的音响。”

“车里一张CD也没有。”

“是嘛。”

“感觉千叶先生没有音乐就会死呢。”美树说。

“没有这种死因。”千叶先生说得一本正经，我们只有苦笑。

“那就放这个。”千叶先生唐突地把戴着黑手套的手从后方伸到驾驶座旁，“我就想着或许会发生这种事，所以从你家的起居室里带出来了。”

连他擅自把CD带出来我都没感到生气，只是目瞪口呆地说：“你想听音乐到这个地步了吗？”美树接过CD，我发动了引擎。

脚踩在油门上，车前进了没多久，高亢的男性假声忽然伴随着轻快的音乐响起，我吓得几乎要蹦起来。

车里的音响正在播放CD里的曲目。欢乐的嘟·喔普[3]中响起几乎能撕裂空气的高亢男声假音。我听到“Sherry, baby……”的歌词，这是四季乐队的歌。

起初我只是愣住，因为我们夫妻心中的阴暗思绪和紧张与这首明快的曲子实在相去甚远。透过内后视镜望去，千叶先生并没有露出笑容，他只是眺望窗外。或许是我的错觉，他看起来一脸满足。

“千叶先生，你喜欢他们吗？”起居室放音响的柜子上的确有这张CD，我以为他选择这张会有什么理由。

“不，我纯粹是就近拿了几张。”

“只要是音乐就可以吗？”美树的语气中夹着戏谑。

旋律流淌在我的脑海。我并不想松懈。但是，这旋律撼动着我的记忆，开启了回忆的箱子。不，与其说是箱子，不如说是幽深黑暗的洞窟。洞眼渐渐开启，一不留神回忆就喷涌而出。

菜摘还是婴儿时，晚上怎么都睡不着哇哇啼哭之际，我和美树就会轮流抱着她唱这首《Sherry》。或许是我们期盼她早点入睡的心愿仿佛能与弗兰基·瓦利高亢有力的声音相结合。那近似哀号的声音就像是我们的呐喊——“拜托你快睡吧！”

菜摘上小学后，我们经常会在起居室里播放这张CD。当我们说“这是你在婴儿时我们经常唱的歌”后，菜摘会老气横秋地说：“就算你们告诉我以前的事，我也不记得啊。”但又会很高兴地说，“不过，这首歌真可爱。”

歌声在车内回荡，慢慢与和菜摘有关的记忆相融合。

我偷偷望向副驾驶座上的美树。她的侧脸湿漉漉的。我有些吃惊。最近，我们连哭都哭不出来。我们的感情披上了铠甲，我们的脑中覆上了薄膜，愤怒与悲伤仿佛都已经与我们无关。我几乎以为我们的感情已经枯萎。

美树的视线投向我，吃惊地说：“泪水……”

“我知道。大概是因为这首歌吧。”我回答，又问她，“你有手帕之类的吗？”我的意思是叫她拭去泪水，但当美树从包里取出手帕擦拭我的脸颊时，我震惊了。

我也哭了吗？察觉到这一点，泪水登时决堤而下，顺着脸颊直淌到脖子。

从出生后就一直由我们亲手抚育的菜摘如今已经不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任何角落。这个事实让我们心如刀绞。女儿将永远孤零零地待在漆黑的孤独中。她独自死去，没法向我们求助。一想到这件事，我口中就迸发出无声的呐喊。虽然无声，但有那么一瞬，我的耳朵因巨大的咆哮而什么都听不到。

“你不要紧吗？哭了就开不稳车了。”千叶先生的声音忽然在我耳边响起。他从后座探出身，又一次把脸凑到了我旁边，眼神在我和美树的脸上来回游移，仿佛在打量什么有趣的事物，“你们为什么哭？你们那么讨厌音乐吗？”

“不是那样。”我声音颤抖，努力地说道，“只是听到这首歌，就想起了很多事。”

“哭了就看不到前面了。你还是先把车停下比较好吧？等泪水止住了再开车。”千叶先生一本正经的提议令我捧腹，但同时也让我心中一凛。我回忆起这一年在悲伤与绝望中度过的点点滴滴。“如果眼泪一直止不住，那该怎么办？”

案发后，我和美树就是如此泪流不止。我们只能暂且想些别的事，强行让生活步入正轨。我们投入地玩数字游戏，将感情深藏心底。如果在心情平静之前要保持一动不动，那或许我们将永远不能动弹。

“原来如此，和下雨一样。就算想等雨停，但雨还是会一直下。如果要等天放晴才能行动，那就哪儿都去不了了。”

“我也不可能因为哭泣而停车。”

“不过，一边哭一边开车很危险。唔，虽说不会意外身亡。”

“为什么你能断言？”

“因为有我在。”

听到他的豪言壮语，我不由笑了：“那我就放心了。”

“有千叶先生在就能守护我们吗？”美树转向后座，高声问，“就像是护身符或是护摩札吗？”

“这就不知道了。不过，我至少能这么说，山野边。”

“什么？”

“你早晚也会死。”

突然听到这么耸人听闻的话，我有一瞬感到心慌。然而，他说的绝不是什么新理论或是大发现，那只不过是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理所当然的事实。

我也听说过类似的话。我想起了父亲，他往返于家和公司之间，整日埋头工作。虽说他几乎很少陪家人，但因为他工作出色，赚钱养家，所以母亲也不指责他。她应该也有不满，但已经习惯没有父亲的陪伴了吧。不过，母亲有时候也会愤愤不平地说：“这种事真的还是应该让你爸爸教比较好。”她觉得像是运动会前的心态调整、人际交往技巧这种事，由父亲来讲述自己的经验教训或是给出建议会更有效。对于这一点我也很不满。我觉得父母比子女出生得早，就像是提前玩了电视游戏一样，那么给出些诸如“这里应该这么做”“这样做能拿高分”的意见不是很好吗？

放假的时候，父亲就会独自旅行逍遥。虽说在我眼里，父亲是一个“自由的人”，但我对他瞒着母亲与其他女人交往的事还是感到不知所措。母亲来找我商量的时候，我已过了青春期，刚开始独自生活。于是我委托当时与朋友相熟的调查公司弄到了几张拍有出轨场面的照片。但我没有告诉母亲。虽然感到震惊，却不觉得幻灭。如此为工作奉献了人生的一个人竟然还能挤出时间和女人交往，我反倒是肃然起敬。这不是讽刺，而是真实感受。

之后父亲被查出癌症住院，我与他交谈时，曾有些讽刺地说过：“爸爸一生随心所欲，想必很快乐吧。”实际上，我只是想知道他的回答。

父亲回答：“我曾经很怕死。”因为身患重病而坦白自己怕死是很正常的事，但他的那个“曾经”却像是在倾诉往事，而且还带着几分惭愧。

“千叶先生，这种事我当然知道。生物都有一死。”

“是嘛，你知道啊。”千叶先生似乎不相信我的回答，“几乎没几个人能真正理解这一点。”

“那是。”我当即回答，“‘在眼前放一些东西妨碍我们看见悬崖时，我们就会无忧无虑地在悬崖上面奔跑了。’”

“那是什么？”

“帕斯卡尔的话。人无法承受对死亡的严肃思考。这句话收录在他的《思想录》里。”

“帕斯卡尔，就是那个说‘人是会思考的芦苇’的人？”美树问。

“是的。十七世纪的哲学家、数学家、宗教家……他的头衔我不是很清楚，三十九岁去世。”

“人终有一死。”千叶先生再次淡淡地说道。这句既重要又俗套的句子在他口中却显得颇为自得，我不禁感到一丝不快。他如何看待我们的丧女之痛？

我虽然无意抗辩，但还是继续说：“既然不能拯救死亡、悲惨、无知，人们便决定为了使自己幸福而根本不去想这些。”这也是帕斯卡尔的话，“为了幸福，就不能思考死亡。”

“真犀利。”千叶先生难得地表现出佩服。

“这世界上有见识的话不会都是帕斯卡尔说的吧？”美树擦拭着眼角，气息颤抖。

“大概可以说不知道出处的名言全都是《思想录》里的话。”听到我的话，美树又流露出一丝笑意。

“怎么样，哭完了吗？”千叶先生问我，我伸手摸向脸颊。

“还在流泪，但没事了。”

“去在眼睛上装个雨刷。”千叶先生说得一本正经，我和美树不由再次面面相觑。千叶先生有着种种怪异言行，而正是他的怪异才能让我和美树不至于陷入深不见底的阴郁情绪。

“听说婴儿想睡觉的时候就会大哭，号啕大哭。”

“想睡就去睡不就好了。”

“是的。”我用力点了点头，美树也笑了。“父母都是这么想的。想睡就睡嘛，哭也没办法。”

我又要想起因不知如何入睡而哭泣的菜摘了，我拼命克制着自己。

我的眼睛需要雨刷。

车里还回荡着《Sherry》的歌声。我倾听着那讨人喜欢的男性假声。

到了酒店，我们驶下缓坡，朝地下停车场开去。我宣称“要去餐厅吃饭”，身穿制服的工作人员丝毫没有起疑地引导我们停车，当然，他也没搜我们的身。从楼梯走到大堂。因为还是上午，等待办理退房手续的客人在前台排起了队。

“你似乎哭完了。”千叶先生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的脸。

“被你这么刻意检查，我会不好意思的。”我这么回答时，千叶先生环视四周，似乎已经对我失去了兴趣。大堂的沙发上坐着携带行李的住客，还有一些身穿西装的男人三三两两地坐着。我曾经也会留意是否有人注意到我。经常上电视那阵子，我经常在上街时被人叫住。

如今知道我的人已经很少了吧，我又想。我甚至不知道现在书店里是否还会有我的书。

虽然是被害人家属，但读者能毫无成见地阅读卷入杀人案件的作者写下的小说吗？那个去我签名会、目标是当电影导演的书迷有没有好好地看完我小说的后半部分？

我们三人走进电梯，电梯门在按下三十五楼的按钮后慢慢关起。正当要完全合上时，一名女子冲了过来。她身穿朴素的灰色套装，看起来是个白领，一头长发，带了只大箱子。美树迅速伸手把电梯门打开。“不好意思，多谢你帮忙。”她低头致谢后，按下了二十一楼的按钮。

电梯在上升，电梯里鸦雀无声。我被紧张笼罩，我们似乎正被带往再也无法回头的舞台。

“见到本城后，你会怎么做？”千叶先生问我，“要恭喜他被判无罪吗？”

顾忌到身旁还有旁人，我只能一边留意那名女子是否起疑，一边模棱两可地回答：“啊，嗯，差不多这个感觉。”如果一不留神引起她的注意，让她想起“啊，似乎在哪里见过这个男人”，就会很麻烦。因为她有可能会顺着记忆和消息想到我的真实身份。不过，这名女子似乎很有教养，她静静地看着显示楼层的数字灯，假装听不到我们的对话。

“那个人还在房间里吗？”美树忽然说道，“会不会住一晚就走了？”

根据箕轮的说法，本城崇被周刊杂志藏在了这家酒店里。采访昨晚已经结束，那么今天也有可能离开酒店去别的地方。

“去看了才知道。”我回答道。千叶先生指着站在里面的那名女子：“问问这个女人怎么样？”我吃了一惊：“哎？”

“这个女人也是想要采访你的记者吧。她也知道本城的事。”

抬着脸的女子一脸狼狈。她看了一眼千叶先生，又望向我，然后低下了头。于是我也察觉到了不对劲。如果有人忽然对自己说话，通常的反应不是想确认是什么事吗？即使没有开口询问的勇气，至少也会示意我们解释一下吧。当即低下头，是因为怯懦还是害怕？要不就是，被说中了？

“是记者吗？”我同时问千叶先生和那名女子。

回答的是千叶先生。“刚才走进大堂的时候，这个女人就在入口附近寄存行李的地方。她本来在用手机和人说话，但一看到你，就有些……嗯，怎么说？虽然眼睛本来就是圆形，但是把这个圆形的眼睛再张开些……”

“这个时候说瞪圆了眼就可以了。”我已经弄不明白千叶先生这话到底有几分认真了。

“这个女人就瞪圆了眼，然后跟在了我们后面。”

那名女子低着头，我看不清她的表情。我转动视线，与美树四目相对。她像是开始理解了千叶先生的话，对着女子的眼神里有了敌意。

“而且，她叫电话那头的人为‘desk’。就我所知，被称为desk有两种情况：书桌，要不就是杂志社和报社的管理者。”

“你听到了吗？”美树问。

该不是故弄玄虚吧？从进酒店到乘电梯，我们一次都没有停下过。虽然不知道那个女人离我们有多近，但我不认为那是可以听到声音的距离，不对，手机的通话内容原本就不可能听到。

千叶先生毫无怯意，斩钉截铁地说：“我肯定听到了。她在和desk说话，不是书桌就是上司。”

这个时候，女子有两个选择：装傻到底，或者顺水推舟。她选择了后者。“那个，我正好看到山野边先生，就条件反射地跟来了。算是职业病吧……”她低着头说出所属周刊杂志的名称，又要发名片。我拒绝道：“不必。”虽说已经习惯了，但遇到只是把我当成采访对象的记者，还是会无法抑制地胃部不适，血脉偾张。他们总是在东追西赶，或许并不觉得这是特别的事，但对我们来说，我们只感到神经被沾着泥巴的脚所践踏的痛苦。我可以理解动物遇到以狩猎为目的的人时的心情。被狩猎的一方不需要猎人的名片。

“如果你碰巧在这里，也亏你认得出我。”

“山野边先生是著名作家，又经常上电视。”

“我的脸没那么好认。你是来这里等人的吗？”

她没有立刻回答，反而问我：“山野边先生来这里是做什么？”

“自己不回答问题，倒来问别人问题。”美树说道。愤怒与讥讽都消失了，她的语气无比冰冷。

“我们是被人叫来的。”这并不是临时撒谎。以前我们在讨论去见本城崇的计划时，就曾经假设过如果被人问“你来做什么”的情况，“忽然来了通电话，叫我们到这个酒店的房间来。”

“是谁打来的？”

“不是很清楚。”

“就因为这么一通电话？”

“你觉得我们夫妻冒失地来这里很不可思议？”

“我没觉得你们冒失……”

“电话里叫我去三五〇五室。是有谁在里面吧，你知道吗？”我问她，就算被当成装蒜也没办法。我观察着自己情绪的起伏，没有慌乱，没关系。

“你连有谁在都不知道就来了吗？”女记者的语气转为对我们的责备。

或许，人打心底里认为“被问了问题就必须回答”。因为人是会与他人交流的生物。但是，人并没有必要去回答“你怎么想”“你现在的心情如何”这类暧昧的提问。这就是我在这一年中所学到的。

“我不会妨碍你的工作。我们自由行动。互相加油吧。”我对她说，希望听起来不像是孤注一掷。

“哎？”

这时，电梯到了二十一楼，门开了。这是女记者之前按下的楼层。我按着开门的按钮不放，静静地等待她的反应。我们沉默着，只是面朝前方，一动也不动。她半天没动静。

“你不出电梯吗？”千叶先生问她。

“那个，不好意思，我觉得你们不要去比较好。”手持行李的记者低下头。

这冷不防地是怎么了？我凝视着她，很快就理解了。她是抱有罪恶感吧。为了工作，她必须采访我们。但对一个失去女儿的父亲做出类似挟持的行为，她还是忍不住感到厌恶。或许，她正在左右为难。

这样的反应并不稀奇。我冷静地思考。这一年里，围绕在我们身边的媒体相关人员里有许多这样的人。几乎有半数。

“不去比较好？去哪里？”

“你们是要去那个人的房间吧？我们的周刊杂志应该正在采访他。”

“那个人还在这里吗？”我问她，美树也同时问：“采访结束了吗？”

女记者点了点头，然后又摇了摇头，同时给了我们肯定与否定的回答：“在是在，不过主任和他在一起。采访应该还要分好几天。”她说着，十分苦涩地皱紧了脸，“他们在等山野边先生来。”

“在等我？”

“具体我也不清楚。主任也预计到了山野边先生会来这家酒店。我想大概是那个……是他提出的吧。”

“他？”

“就、就是本城。”女性直呼其名，是体恤我们的心情吗，还是她也觉得直呼其名更适合呢？又或者说，她是突然考虑到那个人也算是她那边的人，所以要遵守社会成员的常识——提到同事等自己一方的人的名字时不加敬称。

“那个人在等我们？他知道我们会来这里？”

“大概是。”女记者摇了摇头。

“他是故意把在这家酒店的消息传出去的吗？”

“具体我也不是很清楚。”

我看着女记者：“但是，他是为了什么？”

“是因为……”她吞吞吐吐地，“如果你们上钩来这里的话……”

“啊，是啊，就会是篇有趣的报道了。”

因愤怒与悲伤而丧失心智的作家闯到刚被判无罪的被告人所在之处，世人一定会充满好奇吧。事先布下一触即发的现场，或许连标题都已经准备了好几个。

“是那个人的提议？”

女记者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代为开口的是千叶先生：“山野边，做这种事对本城有什么好处吗？好不容易才等到审判结束被释放吧？在第二天把你们引过来他会很开心吗？”

“千叶先生，他大概会很开心。”我回答。因为那个人没有良心，在与他人的控制性游戏中取胜是他的生存意义，这也是其中一环。我朝着走廊迈了一步：“那么……”

“我说，还是停下比较好。”女记者似乎是发自内心地为我们担忧，像是知道我并不打算停下，于是发出了忠告，“至少，请绝对不要使用暴力。”

“我没打算使用暴力。”我回答。

“但是，”女记者的口齿渐渐利落，“一旦冲动起来……”

“没事。”美树平静地回答，她语气沉着，满是自信。

“他也算是刚被判了无罪。”女记者算是支持哪一边的？她就像个只是为了不惹麻烦而左右摇摆的教师。

“但是我们要去。”我没想过要逞强，但我们必须去，别无选择。

女记者并没有接受我的解释，但还是走出了电梯。我不知道她是要下楼，还是打电话给在房间里的主任。

到了三十五楼，我们站在三五〇五室门前。我轻轻吸了口气，又摸了摸放在口袋里的手机。美树在我身后，千叶先生则站在我的身旁。

“但是，要怎么做呢？如果那边是在等我们，或许事情就没那么容易了。”美树说，“如果是攻个措手不及倒还说得过去……”

“你们打算怎么做？”

“千叶先生，请不要吃惊，听我们说。我们打算把那个人带走。”因为要复仇。虽说本城不回公寓在预料之外，但也可以说，只是地点换成了这家酒店而已。我们要把筹谋已久的计划付诸行动，仅此而已。

“这样啊。”

“你不吃惊吗？”

“是啊。”千叶先生回答后，又继续说，“因为我也恨本城，正合我意。不过，你们要怎么带走他？”

“有记者是在我们的预想之外，或许要走一步算一步了。”我很老实地坦白，“不过，我们来这里的事已经暴露，现在回头也没有意义。而且我们更担心没有他的下落，所以我们就这么行动。”

我望向美树，她微微垂下头。我们不能在这里重新再来。

我按下了房间的门铃按钮。

心怦怦直跳。我调整着呼吸。放轻松、放轻松……我低声念叨，仿佛在安抚自己的内心。我等着脑中翻腾的波涛平息。不能让焦躁与冲动糟蹋掉我们这一年来的苦恼。平静下来才能开始。

门开了。“请问是哪位？”很明显，问话的记者知道我们是谁。

“啊，山野边先生……”记者的表情错综复杂，虽然吃惊，却又带着愿望成真的喜悦。惊慌失措的神色下，隐藏着假惺惺的冷静意识。花白的头发，戴着眼镜，嘴边一圈络腮胡，沉稳的背后看得出老江湖的威严。我立刻就明白他是狩猎一方的人，很从容，但我不喜欢。把过去发生的种种案件与受害者的苦恼当作有自己参与的功绩来吹嘘，把写下的报道当作可以展示的勋章。他一定就是会这么做的人。

“咦，山野边先生？”声音自房间内部响起。

是那个人。

理智瞬间粉碎，想冲到房间里。事实上，我几乎就要这么做了。连我自己都知道，我的眼睛里冒出了火。

让我回过神的，是晚一步进门的千叶先生所说的话：“没有准备摄像机吗？在哪里？”他的声音悠然自得，“反正要拍摄，到更亮堂点的地方说话不是更好吗？”说着，他一步一步地走进房间。

“等一下，你是谁？”这实在出乎记者的意料，他追着千叶先生回到房间里。我和美树也迈出了脚步。

室内很宽敞，摆放着接待客人的家具，墙上挂着平板电视。床应该在另一个房间里。窗帘开着，眼前一派高空景观。

“到底是怎么回事？”一个男人从沙发上站起，手捂着嘴巴，一脸吃惊的表情。这是个身材瘦削、四肢纤长、五官端正的年轻人，他就是本城崇。“等一下，你太吓人了。”他假装被千叶先生吓到，往后退了一步。

我没法从容地去看美树的情形。如果此刻的她心慌意乱，那我一定也会因为她的动摇而受到影响，而这正是最可怕的。我冷静下来，平息感情起伏后，将视线投向了那个人。

一种与昨天在法院见到时不同的、更活生生的愤怒自心底涌起。愤怒就像沸腾的热油，想要冷却也不得其法。我扭过脸，将视线转移到记者身上。他的外套罩在开襟衬衫上，一副随意的打扮。我以为他手中会拿着数码录音笔，但并没有。将视线再往旁边移动，看见茶几上放着一台小型摄像机。我气血上涌，胸口如煮沸的热油咕嘟冒泡。摄像机与麦克风是采访者傲慢与无所不能的象征，其强制力几乎等同于暴力。我心底生起一股无法控制的愤怒。一般被麦克风指着，会让人被必须发言的想法驱使；一旦被摄影机捕捉，我们就得谨言慎行。而另一方面，说到手持麦克风与摄像机的那些人，他们绰绰有余的态度就像是在安全区域里举枪瞄准一般。他们只是在没有危险的地方观赏、把玩人心而已。

在等我们到来时，他们正在用摄像机拍视频吧。将来公开这些影像时，还能配上这样的解释：“我们原本在拍摄本城的独家采访，但因为山野边夫妇突然冲了进来，才拍到了这样的画面。我们没有设圈套，是他们自己缠了上来，所幸有摄像机拍到了其中部分画面。”然后他们就会得意扬扬地播放这段影像。

他们深谙让自己处于有利位置的技巧。正面对抗毫无胜算，我们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才注意到这一点。

“啊，摄像机放在了这种地方。”

我循声望去，千叶先生走到茶几旁，若无其事地拿起了摄像机。

“喂，你干什么？”记者高声嚷道，手指着千叶先生。

“不能动吗？”不知千叶先生是否有意为之，他把摄像机的电源关掉后放回茶几。

“是律师吗？”本城说。

我起先不明白他在说什么，然后才理解他是在问千叶先生。看到千叶先生和我们一起毫无怯意——不如说是堂而皇之地走进房间，他是感到疑惑才会好奇千叶先生跟我们是什么关系吧。这么一说，这个推测倒也不算离谱。我不清楚律师是否会和委托人共同行动，应该不会完全没有吧。只不过，千叶先生并不是律师。

我本来可以解释：“这位千叶先生也是对你恨之入骨的人之一。千叶先生的弟弟被你逼得自杀了。所以他才会一起来。”只不过就算这么说了，本城或许也不会在意，所以我没有说出口。不，坦白说，对千叶先生来这里是否真的是为了给弟弟报仇，我并没有自信。

“律师？”千叶先生自己似乎也不知如何作答。

“可以给我张名片吗？”记者说。

“现在没。”

“现在？”

“以前有过。最早的那张是用墨写的。”

“墨？”

“在和纸上用墨写上名字，如果登门去拜访的人不在就留下的那种玩意儿。以前并不是见面时就给的。”

“和纸？你在说什么？”记者的语气变得粗鲁，大概是因为心中的疑惑化作了怒火。我几乎想嘲笑他：会不知所措，会怒形于色，就表示修炼得还不够。去年，我们也是这样。在悲伤、愤怒与混乱中，我们的感情迅速失控。一旦变成那样就完了，我们对此已经了然。

“还有，那个，虽然说这样的话有些冒昧，为什么你在房间里还要戴手套？”本城崇淡淡地说道。虽然我觉得他拘泥于细节，但他也可能是在防备千叶先生在这里动粗或是做出别的可怕行为，以为千叶先生戴手套是为了不留下指纹。这人真是机灵又精明。

“这个呀，还是不摘为妙。”千叶先生低头看着自己的双手说道。

因为这完全不算解释，记者便咬住这一点不放：“为什么手套不摘为妙？你藏了什么吗？”

这些记者的拿手好戏就是对拒绝解释或语焉不详的人刨根问底。他们以“快解释，你有义务解释”的话语相逼。但是，有解释义务的人到底有多少？再进一步说，谁又有逼人解释的权利？

记者加重了语气：“你能把手套脱了吗？”

人都会有不想公开、不想曝光、不想讲述的事。想方设法将这些挖出来公布到底有什么意义？我无法理解。如果现在，当发现千叶先生戴手套是为了掩饰手上一大片烧伤的疤痕，他们会有什么反应？如果他们道歉说“强迫你这么做真是抱歉”那还算有救。但他们或许也会推卸责任：“既然是这么回事，早点说不就好了！”总之，他们是攻击方，不接受反驳与反击。即使是他们自身出了纰漏，也要把责任转嫁给别人。怀疑我们是凶手的时候也很过分。他们先是叫嚣着“说！快解释”，在我们被逼着解释后，他们又愤怒地说“这不合理”。然后就开始骂骂咧咧：“你们是凶手吧！”最后，当确认凶手另有他人之后，又大言不惭地说：“既然无辜，一开始就明确证明自己是无辜的不就好了。”而菜摘死于能麻痹身体的生物碱一事也被他们用作借口：“喏，山野边先生的作品里不是也有过相同的毒物吗？所以才会怀疑你啊。”言下之意就是，错全在我。

“请摘下手套。”

“真没办法。摘掉手套也行，要是发生什么事情可不怪我哦。”千叶先生淡漠地在记者面前耸了耸肩，然后缓缓地摘下黑手套。我仔细注意着手套下到底会出现什么，但那也只是一双十分普通的成人的手。他把手套塞到后裤袋里，双手一摊，仿佛在说，这下你满足了吗？

记者似乎放下心来，轻呼一口气，嘟囔了几句，然后拉住千叶先生的手：“那么，你退到这里来。”

“放手！”尖锐的声音几乎划破房间。这是千叶先生第一次发出这么响的声音。

记者抓着千叶先生的右手，紧绷着脸僵直了身体，然后晃晃悠悠地倒在了地毯上。

我愣住了，美树也是一样，我们怔怔地四目相对。

“不好意思。”没多久，传来了千叶先生的声音，“是静电。”

啊，原来是静电啊。我恍然，但是，我从没听说过能让人倒下的静电。美树连忙走过去，蹲下身摸了摸记者，说：“好像还活着。”

“肯定活着啊。他离死还早着呢。”千叶先生若无其事地说道，“但也早晚会死。”

“真的吗，千叶先生？”我急了，担心记者会这样死去。我突然想到了箭毒。这种毒提炼自植物，能让人身体麻痹，并渐渐停止呼吸。我担心千叶先生的手里暗藏了类似的毒针。

“人终有一死，对吧？”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

“自然是这个意思啊。”

“但是，这个人要怎么办？是不是叫救护车？”美树说。

我也同意，准备拿出手机。千叶先生说：“他只是被静电电了一下而已。”他说得那么满不在乎，我震惊得无以复加。

“而已……”

“他很快就会醒。”

“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没事。”

“常有的事，不用担心。”

千叶先生的表情就好像是在解释洒出的水很快会干，我几乎就要信以为真了。然后，因为他的话，我身体里无形的开关咔地开启。

我挺直身子，面对站在沙发前的那个人。那个人看着倒下的记者还有些担心，当视线转到我的脸上时却已经是一张冰冷的脸：“你们在做什么？这不太好吧，还使用暴力。”

“我们什么都没干，是千叶先生手上的静电。”

“静电怎么可能变成那副样子！”

“会啊，你刚才亲眼看到了。”我变得比自己意识到的更情绪化。

这时，本城瞥了一眼倒地的记者，然后目不转睛地盯着我：“山野边先生擅长的不就是下毒吗？”

他是把我和我写的以毒药为题材的小说联系起来了。“是你比较擅长吧。”

“我对毒药本身没有兴趣。人的身体和精神能轻易被毒品或药品控制，这种软弱之处才是我感兴趣的。”

我不由得想到菜摘就是被这个人下了毒。是的，在最后的最后，菜摘的身体失去了自由。

“哦？”这时，身后忽然传来千叶先生的声音。我正在想他到底怎么了，却见他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们。我很想问他怎么了，但现在不是时候。

“这一天终于来了。”我冲着本城说道。迄今为止，我不知道想象过多少次说出这句话的瞬间，就像是在遐想比赛，不，是决斗时的场景。“很早之前，我就打算像这样，在你被判无罪后来见你。”

“你是要来伤害我吗？我昨天刚被证明无罪。你是觉得输了官司，所以现在要诉诸暴力吗？”

“你觉得这次的审判公平吗？”

“虽然我想说还有最高审，但检察官是否会上诉还不知道。”本城没有笑，淡淡地说道，“检方手上已经没有能判我有罪的证据了。”

他说的是老妇人的目击证词和菜摘指甲里的皮肤碎屑。的确，在一审中，这两个证据都已失效。

“这样下去是不会有新证据的。就算他们去上诉，判决结果也不会改变。我是无罪的。山野边先生，我不能理解你为什么要用这样的眼光瞪着我，就像在看凶手。你有什么真凭实据吗？”

本城会这么说，一定是出于万一我们录下这些对话的考量。他面带讥笑，很显然，他是在说：“你好好地看过证据了吧。”

是的，我们看过本城是凶手的证据。是他故意给我们看的。

收到本城发来的邮件是在他被捕的前几天。那时，我家正被记者团团包围，固定电话和手机也都频繁接到来电。虽然设置成静音，但考虑到警察也会打电话来，我们没有切断电源。为防万一，我们还经常确认来电号码。就在这个时候，我看到手机里显示出本城崇的名字。那时本城已被列入了嫌犯名单，因为他和菜摘一起行走的画面被摄像头拍了下来。因为是他的电话，我们无法坐视不理。

“山野边先生，抱歉在百忙之中打扰。”本城彬彬有礼地说，并没有流露出一丝内疚，他继续说道，“刚才我发了封电子邮件到你的信箱，你可以看一下吗？或许能成为小菜摘一案的线索。”

或许我应该慎重行事，但那个时候我根本考虑不到。本城的语气十分自然、礼貌，并且似乎还在为我们着想，我甚至觉得警察的怀疑方向可能有错。

“确认过邮件内容后，你能再联系我吗？”本城说完，挂了电话。

我和美树打开电脑收了邮件。堆积如雪崩的收信箱中，最新的那封就是本城发来的。打开后，正文内容如下：

这是由我独自调查得到的视频，或许有助于破案。不是很清晰，请仔细观看。

邮件的附件是一个视频文件，我将其点开。从邮件的正文来看，我以为他只是想提供消息。这也是那个人的目的。他是想在我们没有作好心理准备的情况下，在我们褪去戒心铠甲的时候，将箭狠狠地插在我们心上。

如今我已经不能清晰地回忆起电脑中播放的那段视频。它曾经真切地深深烙在我脑中，但那些画面似乎已被激昂的怒火烧焦。

一开始出现了注射器。它刺在菜摘的手臂上。怯生生的菜摘忍着不动，因为相信本城的话——“这个能预防感冒，不能动哦。”菜摘拼命地忍着，似乎在为自己骄傲：“我很厉害吧。”之后每次回想起，我都为她的乖巧而痛心，全身有种被焚烧的苦楚。“真是个好孩子，很厉害哦。”她听信了这些话，一动也不动。

菜摘很快就不再动弹，紧接着本城把手伸向她。他掐住菜摘脖子的动作其实只是做做样子，当时菜摘已经死去。我不希望菜摘因此而死，所以至今都这么想。真相不得而知。或许是因为拍摄的摄像机是固定好的，画面没有摇晃。

画面一端有一个白色的大号旅行袋。菜摘就是被装在那里运来的吗？一思及此，我的神经悄无声息地碎了。

看到这段视频的瞬间，体内自从菜摘死后就一直停止工作的水泵忽然开始剧烈运转，并不受控制地爆裂。视野一片通红，胸口如滚水沸腾，没多久，那水泵又停下了。我甚至没工夫去注意美树，过了很久我望向身边，才看见她呆呆地杵在那里，嘴唇颤抖，面无血色，然后瘫坐在地。

之后，手机再次接到来电。是本城。“怎么样？你看到了吗？”他的声音那么沉稳，我几乎以为自己刚才看到的视频有误。

“这是怎么回事？”美树在我的身边发出尖叫。高亢、凄厉、在菜摘离世后从不曾发出的惨叫直刺天花板。

“我正想要去自首。”本城说道，声音听起来很真挚。“这个能作为证据。我希望你们好好保存，不要弄丢了。请把刚才的文件保存在电脑里。为保险起见，要确认是不是还能再次播放，之后就请好好保管。”

他的这番话我也当真了。对“二十五人中的一人”一无所知的我们在那个人眼中，是能够轻易击败的对手，作为控制性游戏的目标尚欠火候。

我毫不犹豫地将保存在电脑里的附件文件再次打开，打算确认能播放后就立刻停下。一试之下却发现情况与刚才不同，没有影像出现。我疑惑地数次操作鼠标，但电脑也奇怪地毫无反应。我们曾后悔没有立刻切断电脑的电源，但即使这么做了，结果恐怕还是一样。本城在视频文件里植入了程序，当第二次运行的时候，会把电脑里的相关文件全部删除，或许那本就是伪装成视频的运行程序。平时运行附件的时候我会很小心，但那时我失去了平常心，根本没法冷静思考。

察觉到对方的意图，我惊呼出口，但为时已晚。电脑里的视频文件已经消失，信箱的收信记录里也没有痕迹。

起先，我无法理解本城为什么要如此大费周章。直到他被捕后我才明白。听到警察偶尔告知的本城的态度与发言后，我终于明白了那个人的目的。

他想折磨我们。

仅此而已。

他想让我们向“人生”这盘游戏缴械投降。他要用他之前说过的“毫无天理的悲剧”将我们压垮，并因此感到愉悦。不，或许他连愉悦都感受不到。对本城来说，这应该类似于将棋和国际象棋吧。

他告诉了我们他就是凶手的事实。在给我们看证据的同时，也将女儿那绝望的身影烙在我们眼底。然后，他让证据湮灭，并且是由我们亲手湮灭。

他渴望让别人后悔交叠，因自我厌恶而崩溃。

然后他让自己被逮捕，躲到了我们无法触及的地方。

被留下的我们会因为那无处可泄的愤怒而品尝到几欲发狂的焦灼。他就是在期待这个吧。

我们没有尝试修复被删除的文件。想来本城应该会为了完全删除数据而对硬盘特定地址上的储存单位进行覆盖，这用免费的工具就能实现。所以我知道，如果我们慌慌张张地为了修复数据而奔走，就会取悦对方。再进一步说，我们的心思已经转到了另一个方向。

证据已经无所谓了。我们不打算让其他人惩罚他。

而现在，本城就在我眼前，他说：“无罪判决已经下达。没有新的证据。我觉得再怎么审判结果也不会变。”

“已经不需要证据了。”我期待自己能尽量显得冷静，压抑着感情，“总之，首先我要说，恭喜你被判无罪。”

本城的表情没有太大变化，但我能看到他的脸上出现了罅隙，就像是干涸的地面上噼里啪啦地出现龟裂。

我当然不会就此满足。“对于你被判无罪一事，我们夫妻真是由衷地感到高兴。”

本城并没有轻率地说些什么，他正在默默地揣测我们的真实意图。

“你这家伙会被判无罪，是因为审判过程中发生了两件事。”我的声音有些颤抖，“一是那个闭门不出的男人的证词以及摄像机里的视频，里面拍到了菜摘和你这家伙一起行走的情景。而那证明了你被她的指甲挠到与案件没有关系。”

本城微微摊开手：“真是幸运。”

“是的，很幸运。”我并不认为这仅仅是运气，但还是表示了同意，“而另一个，则是老妇人推翻了自己的证词。她忽然对自己失去了信心。”

“山野边先生是打算去抱怨那两人吗？整天用摄像机乱拍却闭门不出的成年人和那个老婆婆。你是打算去指责他们：你要怎么补偿我？都是因为你们，那家伙才会被判无罪！我虽然同情你，但是，话不能乱说。而且，请原谅那个老婆婆吧，老年人的记忆的确会有些模糊。对了，山野边先生处女作的主题不也是这个吗？通过探讨风景画家画出的作品与自己记忆中的景色差异来表现人之将老的悲伤与重要性——”

“不，那个老婆婆的记性很好，她没记错。”我打断了本城的话，语气强硬，就像用斧头劈过一般。

本城又一次望向我。

“听着，那个老婆婆确实看到了，她清楚地看到你这家伙和菜摘在河边走。”虽然我刻意保持冷静，但声音还是止不住地颤抖。因为我正站在近一年来无数次想象过的舞台上。我拼命地告诫自己：要冷静。毕竟这和我平时说话的语气截然不同，要知道，我也是第一次称别人为“你这家伙”，自己都觉得不太习惯。“然而，她却在法庭上推翻了证词，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这时，我望向美树。我觉得第一击应该由她完成。理解到我视线里的意思，她立刻开口了：“因为我们拜托了她。”

本城没有出声，但表情僵住了。没有成就感，但这一击还是有扎实的手感，就像是用枪尖从坚固牢靠的铠甲缝里刺到肉。

“什么意思？”

“很简单，我们只是去拜托那个老婆婆，希望她能推翻证词。”

“为什么要这么做？”

“是问我们，还是说老婆婆？她很同情我们。的确，如果遵守世间的规则，那么老婆婆必须说出真相，我们也不能去求证人。只不过……”

“我们决定无视规则。”

“所以她做的是伪证？”我知道他想让我们动摇，暗示那名老妇人也会因此受到处罚。

“谁知道呢。或许她真的记不清了，有的是可以解释的说法。而我们的这番话，可能也不过是被害人家属在钻牛角尖。总之，在此我想让你知道的是，”我直直地看着本城，“为了能让你被判无罪，我们什么事都会去做。”

“不是为了让你获罪，而是为了无罪。”

“那么……”本城的语气变了，唇边浮起淡淡的笑意，“那正好。”看起来显然是为了确保自己处在有利位置而故作镇静，“我也想让山野边先生你们，还有所有人相信我是清白的。”

他不可能清白，是他自己把那份证据送到我面前的。

眼看那骇人的视频影像又要在脑中复苏，我慌忙地关上——关上了脑中的灯光。

“然后，你们要做什么呢？”本城似乎迅速恢复了镇定。这时，我的手探向外套内袋，取出喷雾，身后的美树也同时行动。

任务已经分配好。我负责用防身喷雾让本城停止活动，美树随即对他使用电击枪。我们在家中练习过无数次。

起初我们考虑过用更温和的方法带走本城，比如以前电视剧中经常出现的用氯仿或类似的药品令人失去意识，或者让人服下安眠药。但是我们了解到氯仿让人昏睡只不过是虚构的，而且让根本不信任我们的人毫不生疑地服用药物也十分困难。我们也想过应该去弄些手枪、猎枪一类的武器，事实上，我们也打听过是否能弄到，但最终还是放弃了。不管通过哪条渠道，我们求购枪支的消息都会走漏，更重要的是，就算弄到了枪，我也怕在实际使用中失败。并不是担心开枪打不中他，而是正相反。如果因为射击点不佳而令他丧命……那才是懊悔莫及的大失败。

如果他轻易死去，我无法接受。我们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因为瞬间的枪击，在还没弄清楚菜摘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的情况下就夺去他的生命。

防身喷雾是我们从搜罗来的数种商品中选出的体积尽可能小、又尽可能猛烈能最大范围喷射的器具。我不需要它能精确地喷射，只要能让对方暂停活动就好。

我曾在房间里做过无数次喷射练习，美树也反复地尝试了电击枪的用法。

不要给对方可乘之机，我们深深地铭记这一点。

本城就在我眼前。我站在他的正前方，美树则从我身后从旁边接近他。

这里是酒店的房间，本城还有周刊杂志的记者做伴。这两件事都在意料之外，但除此以外，一切都在意料之内。

我举起右手，就要按下防身喷雾上方的喷嘴——

身旁忽然传来声音：“啊，这里有音乐。”我下意识地转过头去。这给了本城可乘之机。

本城当即有了反应。

美树喊着我的名字，那声音近似尖叫和斥责。我慌忙转过身，本城正要冲往过道。我的大脑一片混乱，双眼仿佛蒙上薄膜。难道那个人要逃掉吗？焦躁化为暴风，扰乱了思考。我腿脚沉重，六神无主，但仍拖着身躯挪到过道，然后举起喷雾，按下喷嘴。

“不行！”美树几乎在同时喊出声。

我吃惊地回过神来，但已经迟了。狭窄的过道里满是喷射液，形成了一层薄雾。如此一来，暂时无法穿过去了。

我退回房间，与美树面对面。我想道歉，是我毁了这千载难逢的机会。为这一刻，我们演练了无数次，但一切还是化为了泡影。“我犯错了。对不起。”我应该低头赔罪。然而，当我回过神来，却发现自己瘫坐在地上。犯错、赔罪，根本就不是这个层面的问题。

如今，我们失去了一切。失去菜摘后，我们的人生里唯一留下的——虽然它微弱如烛火——就是对本城的复仇。但如今，连这个也消失了。我面前是美树手中的电击枪。我冲动地想要把它按在脸上。我想让电击撕裂身躯，想让剧痛炸飞脑袋。

或许是察觉到了我的想法，美树轻轻拿起电击枪。我的视线随之抬起。

“起来！”美树眼神坚毅。她努力保持镇定，拿着电击枪的手却在颤抖。让他逃走了。要接受这样的事实太难，我们都说不出口。

“让他逃了啊。”开口的是千叶先生。这时我才想起，干扰我的不正是他吗？我怒火中烧，不假思索地把手中的防身喷雾对准了他。水花随着喷射声飞溅。

回过神时，我惊呼出声。身旁的美树也叫我“住手”，但又迟了一步。千叶先生的脸已被喷射液打湿。虽不至于让他湿透，但因为近在咫尺，也足够他洗把脸了。

美树立刻从茶几上拿来毛巾。“得快点洗掉。”但要去洗手间就得离开房间，而过道上还残留着喷射液。我提议：“用毛巾盖住脸。”

千叶先生无视惊慌失措的我们，依旧气定神闲。他接过毛巾，只是轻轻擦了擦脸，就说：“我没事了。”

“怎么可能。这可是强力型啊。”

“这么一说，是挺强力的。这个太猛了。”千叶先生忽然捂住眼睛，想要配合我们的话，事实上却像个没事人一样。然后，他立刻拿起茶几上放着的小型机器，追问道：“这个是用来听音乐的吗？”

“千叶先生，现在不是讨论这个问题的场合！”我大怒。在这么重要的节骨眼儿上，那东西是不是随身听根本无关紧要。“让那个家伙逃走了！”

“是啊。”千叶先生放下手里的随身听，尴尬地往过道走去。看来，他确实没受那液体的影响。

“过道里大概还残留着喷射液。”美树对他说，他却毫不在意，才出去没一会儿工夫，就回来说：“多半没问题了。用衣服把脸遮住就能过去。”

失去意识的记者依然躺在房间里，确实还有呼吸。我和美树无言地对视一眼，快步走出房间。

走出酒店，自然已经不见本城的踪影。一辆出租车停在酒店门口。或许是因为小雨不停，还有好几辆跟在后头。来迎接的门童彬彬有礼，利索的动作令人神往，但那样的流畅干练让我心下难受。与他们的熟稔相比，我的不中用让我更感难堪。

“千叶先生，请你一定要找到那个家伙。”美树的口吻近乎责骂。或许她是愤怒于千叶先生居然丝毫不觉得自己应该对我们的失败负责，还那么怡然自得地站在一边。

“哦。”千叶先生应了一声，环视四周，然后问一个皮肤光洁的门童：“有没有人逃出来？”

“逃跑的人？没见过。”门童的表情有些尴尬。然后千叶先生一脸认真地问：“那么没有逃跑的人呢？”门童一时没能理解他的意思，但还是回答：“有很多没有逃跑的人在进进出出。”

就是啊。我忍不住暗暗赞同。

我们走在人行道上，没有打伞。不可能会发现本城的踪影。我仰起头，空中乌云弥漫，仿佛要夺走我们心中的光亮。雨滴落在附近路面上的水洼，漾起了波纹。小小的圆形图案转瞬不见，正与希望落空的内心相符。

我望向千叶先生。他只是站着，和纹丝不动、直立不动的感觉又不同，就像是石头，他只是伫立在那里。或许是因为他那不带感情的眼眸，我甚至觉得雕塑都比他更像人。

“千叶先生。”我叫他，只是想要确认他就在那里。

“啊，这个吗？我觉得或许有用，就拿走了。”千叶先生扬起右手抓着的东西，是一台数码摄像机。

* * *

[1]出自《新约·罗马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申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申冤在我，我必报应。”

[2]在日语中“康德（kanto）”和“说什么（nanto）”发音相近。

[3]嘟·喔普（Doo-Wop）是一种20世纪在欧美流行的重唱形式。下文中提到的《Sherry》是四季乐队（The Four Seasons）的作品，主唱是弗兰基·瓦利（Frankie Vall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