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于阿卡迪亚吾亦常在
年少时贪于展现自我本色，而今吾仅乐守本分。
——莫雷勒斯 [1]
16
时间没有枉然流逝，阿德里亚成熟许多，已经知道娘炮的意思，也查询过自然神学的意思，在摆着萨尔加里 [2] 、卡尔·迈、赞恩·格雷 [3] 、儒勒·凡尔纳的书架上，阿拉珀霍族的首领黑鹰与强大的卡尔森警长披覆着荒芜沙漠的灰尘，仍无法挣脱母亲严格的监护。拜服从所赐，我成为技术优秀的小提琴手，却缺乏内在灵魂，就像二流的贝尔纳特。连曼柳老师都接受了我第一次公开演奏会半路脱逃的耻辱，只当是我天真的表征。尽管如此，我们之间的关系并未改变，那一晚过后，他自以为有权在该骂人的时候就辱骂我。曼柳老师与我从来都不谈音乐，我们的话题只限于小提琴曲目，还有那些小提琴家：维尼亚夫斯基、纳尔迪尼、维奥蒂、恩斯特、萨拉萨特、帕格尼尼，尤其是曼柳、曼柳还有曼柳。这让我很想对他说，老师，我们什么时候才要开始演奏真正的音乐？我也知道一旦说出口，将会引发不堪设想的暴风雨。因此，我们只谈小提琴家的曲目，他喜爱的小提琴家的曲目。我们谈手的姿势、双脚的位置，以及适合练小提琴的服装。我们谈萨拉萨特—索雷、维尼亚夫斯基—威廉密或者伊萨伊拉琴的站姿是否恰当，是不是只有某些天赋异秉的人才适用，像是帕格尼尼——曼柳的姿势，你一定要试试帕格尼尼——曼柳的姿势，因为我要你成为万中选一的小提琴手。虽然很遗憾的，我太晚进入你的生命，使你无法成为天才儿童。
性格懦弱且盲目的天才少年于首次公开演奏会上逃脱，冒犯了有心引领他的天才教师，为了使小提琴课再度重新开始，阿德沃尔夫人提高授课津贴作为央求手段。一开始，课程在沉默中度过。渐渐地，因拉琴的各种指示与修正，课程才慢慢地回归到老师健谈的言论当中。有一天，他要求学生带斯托里奥尼来上课。
“为什么呢，老师？”
“我想听听它的音色。”
“我必需得到母亲的允许才行。”阿德里亚在经历诸多不幸之后，以谨言慎行为原则。
“你告诉她是我要求的，是我向你表达的心愿。她会答应的。”
母亲说，你疯了，你以为你是谁？你用练习琴就非常足够了。阿德里亚一再乞求，母亲说，我说不行就是不行。最后，他才说，是老师要求的，这是他的心愿。
“不早说！”母亲严肃地说，非常严肃。这对母子之间的战争已持续多年，任何场合、任何事情都能争执。甚至有一天，阿德里亚说，等成年了就要搬离这里。她问，你要靠什么生活？他回答，靠我的双手或父亲的遗产，我不知道。她说，你最好在离开前搞清楚。
下一个星期五，我带着斯托里奥尼去上课。与其说是要听听琴的音色，不如说他是想比较。他用我的斯托里奥尼小提琴拉了维尼亚夫斯基的《塔朗泰拉舞曲》，非常、非常动听。演奏结束后，他的双眼散发着光芒寻找着我的回应，他向我展示了一个秘密：一把1702年制造、属于费利克斯·门德尔松的瓜尔内里琴。他用这把琴拉了同一首《塔朗泰拉舞曲》，非常、非常动听。他带着胜利的神情说自己的瓜尔内里琴比我的斯托里奥尼琴好听十倍，以私密的满足姿态将琴还给我。
* * *
“老师，我不想当小提琴家。”
“闭嘴，练琴。”
“老师，不要。”
“你的对手会怎么想？”
“我没有对手。”
“孩子，”他坐在倾听的大椅子上说，“在这一刻，所有和你一样进修高级提琴技法的人都是你的对手，他们正无所不用其极想要击溃你。”
我们回到颤音吧，颤音加转音，顿弓、震音……我则日渐哀伤。
“妈妈，我不想当小提琴家。”
“儿子，你已经是小提琴家了。”
“我不想再当小提琴家了。”
母亲在巴黎为我组织了首场公开演奏作为回复，好让我明白，作为小提琴家的精彩生涯正等着你呢，儿子。
“我八岁的时候就举办首场公开演奏会，”曼柳老师回忆，“你却要等到十七岁。虽然永远都追不上我，但还是要努力仿效我的成就，我会激发出你最深层的潜力。”
“可是我不想当小提琴家。我想读书，而且我没有深层潜力。”
“贝尔纳特，我不想当小提琴家。”
“不准再这么说，我可要生气了。你拉得很好，完全不费吹灰之力，这就是深层潜力。”
“拉小提琴很好，但我不想当小提琴家。我不想。我没有深层潜力。”
“随便你想做什么，就是别停止。”
这倒不是贝尔纳特对我的内心或未来有多关心，而是因为他想继续上曼柳老师的二手课。他的技巧因此不断精进，还不需要与老师交际，更无需忍受上课的无聊时刻，不用厌恶乐器，也不用抵御胃酸侵袭。何况，他现在通过特鲁略斯老师的推荐，跟着马西亚老师上课。
很多年以后，面对着枪决的刽子手，阿德里亚·阿德沃尔了解到，抗拒、不上小提琴独奏的经历是他唯一能够对抗母亲与曼柳老师的资产，当声音无法控制地开始变粗，他对曼柳老师说，我想演奏乐曲。
“什么？”
“我想演奏勃拉姆斯、巴托克与舒曼的曲子，我受不了萨拉萨特的曲子。”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曼柳老师都很安静，上课时只用动作教学。直到某个星期五，他将一堆约有一个手掌高的乐谱放在钢琴上说，来吧，我们来看曲目。那是这一生中，曼柳老师唯一一次认同他。他的父亲认同过他一次，也坦诚地表露赞许，曼柳老师却只说，来吧！作为对这次认可的报复，他说，下个月的二十号，你要在巴黎的德彪西音乐厅，演奏《克罗采奏鸣曲》、塞萨尔·法朗克的曲子、勃拉姆斯的《第三奏鸣曲》，只演奏一点点帕格尼尼与维尼亚夫斯基，用来加演。满意了吗？
然而，“特拉克”的幽灵仍在，我的“特拉克”非常严重，它巧妙地隐藏在我钟爱音乐这个借口身后。“特拉克”的幽灵再次出现，阿德里亚开始冒汗。
“谁来弹钢琴？”
“随便找一个伴奏，我会帮你找。”
“不行，要找一个……钢琴不是伴奏，弹钢琴的要像我一样。”
“胡说，是由你主导。对不对？我会帮你找个合适的钢琴师，安排三场排练，现在我们来看谱，从勃拉姆斯开始。”
* * *
阿德里亚开始相信，也许拉小提琴是理解生活的一种方式，让他理解寂寞，理解现实永远都无法回应愿望而产生羡慕，让他理解自己想要明白父亲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的那份渴望。
卡斯特利斯老师就是那位合适的钢琴伴奏，一位腼腆、优秀的演奏家。曼柳老师再小的责难都会令他羞愧地躲到钢琴键底下。阿德里亚立即了解这一切都是阿德沃尔夫人野心勃勃的金钱运作所搭建的舞台。她投资大笔金额让儿子能在巴黎开演奏会，在容纳百人的普雷耶尔路上的音乐厅里演奏。演奏会当天，坐了四十多人。演奏的音乐家们自行到工作的地方碰面，卡斯特利斯老师则与阿德里亚搭第三级车厢，曼柳大师坐在头等车厢，为了静心思考并负责各项重要工作。音乐家们读着乐谱对抗失眠，阿德里亚觉得卡斯特利斯老师用唱谱并要他跟着唱开场的练习方法很有趣，仿佛用歌唱演奏般。这时，一位服务员进来备床，离开时心里一定认为这两个人都是疯子。过了里昂，在黑暗中，卡斯特利斯老师坦言曼柳老师处处限制他，所以拜托我一定要在演奏会开始前要求曼柳老师让大家去散步，因为……我得去见我妹妹，但是曼柳大师不喜欢把公私事混为一谈，你知道吧？
巴黎的演奏会是母亲为了让我改变决定，继续拉小提琴所设下的圈套。她始料不及的是，我的一生竟也因此改变了。我就是在那里认识你，虽然是拜这个圈套所赐，不是在音乐厅，而是在演奏会开始前，与卡斯特利斯先生半秘密开溜时认识你的。在伯爵咖啡厅，他与妹妹约见的地方，同时还有一个外甥女陪同前来，就是你。
“萨加 [4] ·沃尔特斯－爱泼斯坦。”
“阿德里亚·阿德沃尔·博施。”
“我画画。”
“我阅读。”
“你不是小提琴家吗？”
“不是。”
你笑了，天空因而延伸进伯爵咖啡厅里，你的舅舅、阿姨并未察觉，他们聊天、诉说彼此的近况。
“请你不要来听演奏会。”我祈求道。这是我第一次诚实表露自己的情感。低声说我很害怕，而你让我最喜欢的地方就是，你真的没有出现。就是这点征服了我，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你。
演奏会非常顺利，阿德里亚表现得与平常一样，毫不紧张。他知道这辈子不会再见到这些听众，而且卡斯特利斯老师是一名完美的伴奏，有几次我迟疑的时候，他都能灵巧地替我掩盖。阿德里亚心想，或许，如果他是我的老师，我就能真正地演奏。
我和萨拉，在三四十年前认识。她是照亮我生命亦是让我痛哭的人。一个十七岁的女孩，一头深色的头发绑成两条辫子，说着一口夹杂法国口音的加泰罗尼亚语，可能是南法鲁西隆地区。她的口音从未改变。萨拉·沃尔特斯－爱泼斯坦，一个在我生命里断断续续出现的人，一个一直让我魂牵梦萦的人。六十年代的某个9月20日，在伯爵咖啡厅短暂相遇的两年后，我们才在一场音乐会中再度相见，也是巧遇。
于是谢尼娅转过身面对他说，我很乐意。
贝尔纳特看着她黑得正好与深夜搭配的双眼，谢尼娅，他的答复是：好，好的，那么上楼来我家吧，我们从容地聊个痛快。谢尼娅。
贝尔纳特和特克拉分开已经好几个月了。离婚的过程对双方而言都细琐且杂乱无章，仅为了让分手成为沸沸扬扬、创痛、无用、痛苦、愤怒且充满卑劣低下行径的大事件，尤其是她那一方。你知道吗？我实在不明白当初怎么会对这种女人感兴趣，还跟她一起生活，我都为自己感到惊讶不已。然而，根据特克拉的说法，离婚前最后几个月的共同生活，简直是地狱。因为贝尔纳特整天都在镜子……不，不是，我的意思是，他眼里只有自己。一如往昔，在家里，只有他的事才重要，他只在意演奏会是否成功。乐评家越来越平庸了，你看，完全没有提到我们崇高、优美的演出。不然就是，小提琴收好了吗？那是我们家最重要的东西，听见了吗，特克拉？如果你不把这事放在心上的话，早晚会出问题的。让我心痛的是，他对略伦斯一点都不亲切、不圆融。这是我无法容忍的，于是，我才开始抵触他，直到几个月前，断然做了决定。他无可救药地自我中心，自以为是伟大的艺术家，事实上不就是个愚蠢的穷光蛋，整天不是拉小提琴就是找别人麻烦，自以为是世界上最好的作家。那个家伙，老是在说，拿去，读了它，你觉得怎样？我真是可怜他，若意见不合，他就会连着好几天试图说服我，说我完全错了，好像他是唯一了解世事的人。
“我不知道他还在写。”
“没有人知道，他的出版社也不知道。这样懂了吧？他写的都是垃圾，无趣、浮夸……总而言之，我不懂自己怎么会对这种男人有兴趣，甚至还跟他一起生活！”
“你后来为什么不弹钢琴了？”
“慢慢就没有弹了，也没注意。一部分原因是……”
“贝尔纳特还继续拉小提琴。”
“我后来不弹钢琴就是因为在家里最重要的就是贝尔纳特的事业，懂吗？好几年前就这样了，有略伦斯以前就这样了。”
“又是个典型案例。”
“别又搬出女性主义那一套。我可是把你当朋友在说事情的，别故意惹恼我，好吗？”
“可是，你觉得到了你们这年纪，离婚这事……”
“这年纪又怎样？年轻的话，就是因为太小了；年纪大的话，就是因为年纪太大了。动辄得咎。我这辈子还长着呢，还有下半辈子要过，好吗？”
“你好激动。”
这很正常：在计划得如此美好的分手过程中，贝尔纳特努力争取让她成为离开房子的那个人，而她回敬的方式就是把他的小提琴丢到窗外。四个小时后，她收到丈夫寄出的诉讼通知，控诉她严重毁坏个人资产，使她不得不立刻去找律师。律师当她是个小女孩似的责备她，警告她别把离婚当儿戏，普伦萨太太，这是很严肃的事，如果您希望，我可以受理这个案子，但您得照我说的做。
“如果再看到那把天杀的小提琴，我一样会把它丢到窗外，就算被关进牢里也一样。”
“不能这样做，您还想让我处理这个案子吗？”
“当然要，所以才来找你啊。”
“那么我告诉你，如果是吵架、仇恨对方，往彼此头上摔盘子都没问题。但是，是摔盘子，不是小提琴，这是很严重的错误。”
“我就是要让他心痛。”
“你让他心痛了，也很愚蠢地危害到自己，请原谅我的直接。”
接着，律师向她说明接下来要遵守的策略。
“因为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才跟你说我不幸的遭遇。”
“你别担心，哭吧。这样能宣泄情绪，我已经哭够了。”
“法官也是女人，什么都判她有理，司法竟如此不公，摔烂小提琴的事只开一张罚单，而且她没有赔偿，她永远不会赔偿的。琴在巴格工作室修了四个月，我觉得听起来已经不一样了。”
“是一把很好的乐器吗？”
“当然是，19世纪末法国米尔古（Mirecourt）的。一把图弗内尔（Thouvenel）琴。”
“为什么不索赔？”
“我不想跟特克拉有任何瓜葛，现在真的恨她恨到心底深处了。她甚至还挑拨我和我儿子，这与摔坏琴一样不可原谅。”
沉默。
“我意思是倒过来的。”
“我懂你的意思。”
所有的大城市偶尔都会有些小巷子，都会有安静的景致，脚步声在夜晚的沉寂中回响，仿佛一切如同往昔，人数不多，大家都认识彼此，在街上会互相打招呼，就像巴塞罗那也曾在夜里就寝的那段岁月。贝尔纳特与谢尼娅穿过无人的培尔曼纳尔路，仿佛到了另一个世界，只听见他们的脚步声。谢尼娅穿着高跟鞋，盛装打扮，对于一次几乎是即兴的采访而言太盛装打扮了，高跟鞋在与她双眼一样乌黑的夜里回响，她很漂亮。
“我了解你的痛苦。”到柳里亚路时，一辆出租车疾驶过的呼啸声迎接他俩。“但是别再想了，最好也别到处说。”
“是你问我的。”
“我怎么会知道……”
* * *
贝尔纳特开门时说落叶还是归根了，并告诉谢尼娅自己小时候住在这一区，现在离了婚，又回到这里。我很高兴回来，这里堆砌许许多多的回忆，你要威士忌吗？还是别的？
“我不喝酒。”
“我也不喝，但我还是为了访客备着。”
“就水吧。”
“你看，这坏心眼的人，让我连住在自己家里的选择都没有，不得不另寻出路，”他张开双手仿佛要一口气展现整间公寓般，“不过我很开心回到这里。来，这边请。”他为谢尼娅指示方向，自己走在前方，打开另一个房间的灯。
“我认为人总是在往返的路程上。一直都是这样的，如果没有死亡阻隔的话，人的一生总会回到最初的起点。”
那是一个很大的房间，应该是客厅，有一张沙发及一张大椅子，对着一张圆形茶几，两个摆着乐谱的谱架，一个放着三把琴的柜子，还有一张摆着电脑与一堆纸的桌子。最底端的墙壁，有乐谱与各式各样的书籍。
谢尼娅打开包，拿出一台录音机，放到贝尔纳特面前。
“就这样，还没打理好。不过，这里我想布置成起居室。”
“很舒适。”
“坏心的特克拉连一个家具都不让我带走。全部都是宜家的，我都这年纪了还用宜家的东西，天啊！你在录音吗？”
谢尼娅关掉录音机，用一个对话中从未流露过的语气说：“你想谈你的贱人前妻，还是聊你的书？这样我才知道要把录音机收起来还是继续。”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像在无人街上听着自己的脚步声回响，只是他们不在无人的小巷漫步。贝尔纳特注意到自己的心跳，突然一股强烈的荒唐感袭来，他等着柳里亚路上一辆摩托车行驶的声音消失。
“Touché.” [5]
“我不会法语。”
贝尔纳特羞耻地走出房间，拿着一瓶她从没见过的水瓶与两个宜家的杯子回来。
“塔斯马尼亚云端的水，喝了就知道有多好喝。”
他们大概聊了半个小时，谈论在创作过程中遇到的挑战，两人都认为已出版的作品中，第三本与第四本是最好的。小说？不、不，我喜欢短篇。同时，也提到自己把前妻的事拿来小题大做感到惭愧，但是每次提到都更加严肃，因为对他而言，这还是很新近的事，而且他无法相信在付给律师这么多钱以后，他们仍然把一切都判给特克拉。这让我非常慌乱，很抱歉对你说这些事，不过，如此一来，你会更了解作家、艺术家，一般而言，我们也是人。
“我从没怀疑过。”
“Touché pour la seconde fois.” [6]
“我跟你说了，我不懂法语。你想谈谈酝酿创作的过程吗？”
他们广泛且深入地谈了一会儿。贝尔纳特告诉她创作的开端，开始写作时，不疾不徐地创作，已是很久以前，许多年了。我要结束一本书的时候是非常缓慢的，像写《原生质》就花了整整三年。
“这么久！”
“是啊，故事自己延展开来，我不知道该怎么描述……”
他们静默无语，度过了两个消失，塔斯马尼亚云端的水也喝尽了。谢尼娅陶醉地听着，柳里亚路上还有车子驶过，家里很舒服，这些月来的第一次，贝尔纳特在这个家里感到舒服。有个不会批评他的听众，与阿德里亚完全相反。
突然，他因为连续聊了数个钟头的紧张带来虚脱感，他的年纪大了。谢尼娅舒适地坐在宜家的大椅子上，伸长手要关掉录音机，但还没按下录音就停止动作了。
“我想再跟你聊聊……双重人格，作为音乐家与作家的双重身份。”
“你还不累？”
“累，但是好久没有采访到这么……如此的人了。”
“谢谢你。还是把问题留到明天吧，我……”
他知道如此一来就粉碎了这一刻的魔力，但他无法避免。他们安静地坐了几分钟，她收拾东西，两人算计着该向前一步，还是谨慎一些？直到贝尔纳特开口说，很抱歉，除了水以外没其他东西能招待你。
“这样很好了。”
我想要的是带你上床。
“我们约明天？”
“明天不行，后天吧。”
现在就上床去。
“好，那么，如果你方便的话，我们这里见。”“好的。”
“聊什么都可以。”
“什么都可以。”
两人再次安静不语。她微笑着，他也是。
“等等，我帮你叫辆出租车。”
他们的处境危险，无语地看着对方。她，视线里有着沉静的黑夜；他，眼里有无尽不可告人的神秘的灰。尽管如此，她仍乘着总是破坏一切、该死的出租车离开了。离去前，谢尼娅在他脸颊很靠近嘴唇的地方给了偷心的一吻，她得踮起脚尖才亲得到。真甜美，踮着脚尖。他陪她走到街上，看着出租车把她带离他的生命至少两天，他摸着脸上确切的位置，靠近嘴唇的地方，微笑了，已有漫长的两年没笑过了。
* * *
第二次碰面就容易多了。谢尼娅没问就脱下外套，录音机放在茶几上，耐心地等待拿着手机退到房子另一端的贝尔纳特与某人结束一场没完没了的争执，很可能是律师，他们低声谈话，好像都压抑着愤怒。
谢尼娅看着一些书本的书背，看到贝尔纳特·普伦萨出版过的五本书放在角落，她没读过最早的两本。她拿起第一本，第一页上的致献词是：献给我的缪思，我亲爱的特克拉，谢谢你协助我编织出这些故事。巴塞罗那1977年2月12日。谢尼娅无法克制地微微笑了出来，将书放回原处与贝尔纳特·普伦萨系列作品的其他同伴们在一起。
工作桌上的电脑处于休眠状态，屏幕是黑的。她移动了鼠标，屏幕随即发亮，正打着一篇文章，七十页之长。贝尔纳特在写小说，却什么都没对她说，而且完全相反，他说自己不会写小说。她望向走道，可以听见贝尔纳特的声音还在底端，还在低声说话。她坐到屏幕前读了起来。买了门票后，贝尔纳特把票收进口袋，他们看着一场演奏会的广告海报，一旁男人的脸几乎被帽子完全遮掩住了，他抱着围巾，兴致浓厚地看着当晚节目表的同时，在地上跺脚对抗寒冷。另一个比较胖的男人裹着穗形图样的外套，因为某些原因要求退还门票的费用。他们在圣彼得广场逛了一下，回到音乐宫时，事情已经发生了。他们没有看到事情发生的经过，在宣传由海菲兹领衔、爱德华多·托尔德拉指挥、管弦乐团演奏的普罗科菲耶夫《G小调第二号小提琴奏鸣曲》演奏会海报上，有人挑衅地用沥青写了“犹太人滚蛋”，并画上一个右旋黑色十字，十字两翼还流着未干的沥青泪痕。现场气氛变得相当诡异，人们避免正视彼此的眼睛，地球变得更扁平了。后来别人告诉我，是一群长枪党员做的。巧合的是，这个时候，守在拉耶塔纳大街上的两名站岗警察正好远离音乐宫去喝咖啡了，这让阿德里亚顿时萌生离开西班牙到北欧去定居的渴望。听说那里的人既爱干净有文化又自由，人们警醒而快乐，父母爱子女，不会因为你的过错而去世。我们怎么生在这么差劲的国家呢？他看着还在流淌憎恶仇恨的沥青涂鸦说。接着，穿着灰色制服的警察来了，无关痛痒地说，散了，散了！别挤着不动，别站成一团团的，走了，走了！散了！阿德里亚、贝尔纳特与其他好奇的人们一样，为了避免池鱼之殃而散了。
音乐宫的演奏厅高朋满座，却凝结一股沉重的静默。我们好不容易走到座位，银坐，几乎是在正中央。
“你好。”
“你好。”我们的座位旁，一个非常美丽的女孩微笑地向他打招呼时，阿德里亚腼腆地回应。
“阿德里亚，你是阿德里亚什么的？”
那时，我才认出你，你没有绑辫子，像个真正的女人。
“萨拉·沃尔特斯－爱泼斯坦！”我崇敬地看着你，“你怎么会在这里？”
“你说呢？”
“不，我是说……”
“对，”她笑道，不假思索地碰了我的手，传来致命的电击，“我现在住在巴塞罗那。”
“这是贝尔纳特，我的朋友，她是萨拉。”我看了两边说。
贝尔纳特和萨拉彼此礼貌地点头打招呼。
“太野蛮了，不是吗？海报……”阿德里亚以出类拔萃的搞砸能力脱口而出。萨拉回以一个不太明朗的表情就开始看演奏节目表，她的视线没离开表单。
“你的演奏会如何呢？”
“巴黎那一场吗？”阿德里亚有点害羞，“还可以，普普通通。”
“你还继续阅读吗？”
“是啊，你还继续画画吗？”
“是啊，我要办展了。”
“在哪里？”
“在一个教区……”她微笑了，“不行、不行，我不要你来。”
不知道她是认真的还是开玩笑，阿德里亚害羞得不敢看她的脸，只是腼腆地笑着。这时灯熄了，观众开始鼓掌，托尔德拉大师走到舞台上。贝尔纳特的脚步声从房子的另一端传来，谢尼娅按下休眠键，从椅子上站起来，假装在看书柜上的书。贝尔纳特走进书房时，她摆出无聊的表情。
“不好意思。”贝尔纳特边说边指着手机。
“还有问题？”
他皱起眉头，显然没有心情告诉她，也或许他已经知道谢尼娅其实不想聊这些。他们坐下，共度了几秒钟不舒服的沉默，可能因为不太自在的缘故，两人没看对方，只是微笑着。
“那么，身为一个从事文学创作的音乐家是什么感觉？”谢尼娅边问边把体积极小的录音机放到圆茶几上。
他望着她但不是真的在看她，脑子回想前天夜里那个偷心的吻，多么靠近嘴唇。
“不晓得，一切都是自然而然，无可避免地发生。”
这真是天大的谎言。事实完全相反，一切都缓慢发展让他气急败坏，毫无根据而且任性。他渴望一蹴而得，因为他已经写作好多年了，阿德里亚却总是批评他的故事没有任何意义、贫瘠、情节的可预见性过高、可有可无。总而言之，不是什么有必要存在的书写。听着，你若不想知道我是什么意思，就自己看着办。
“就这样？”谢尼娅有点困扰地问，“一切都自然而然、无可避免地发生了。就这样？想让我把录音机关掉吗？”
“什么？”
“你刚在哪里？”
“在这里，和你在一起。”
“没有。”
“好吧，这是演奏会后的创伤症候群。”
“什么？”
“我六十多岁了，是专业的小提琴家，知道自己的水平能与管弦乐团配合且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我想要当作家。你懂吗？”
“你是作家。”
“但不是我想要当的那种作家。”
“你在写什么新作品吗？”
“没有。”
“没有？”
“没有。怎么了？”
“没有，没什么。‘不是我想要当的那种作家’是什么意思？”“我想要谈恋爱。”
“但是小提琴……”
“是五十个人一起拉，我不是独奏小提琴家。”
“可是，有时候你会在小音乐厅里独奏。”
“偶尔。”
“那你为什么不是独奏小提琴家？”
“想要不见得都能做到。我的能力不够，没有胆量去尝试。然而作家就是独奏者。”
“这是自我实现的问题吗？”
贝尔纳特·普伦萨拿起谢尼娅的录音机，端详并找到按钮关掉了，把它放回桌上的同时开口说，我就是平庸的活生生写照。
“你别相信那个笨蛋说的……”
“不只那个笨蛋，还有在各种媒体上好心对我坦承这件事的人。”
“你知道评论家都是……”
“都是什么？”
“一些娘炮。”
“我是说真的。”
“现在我懂你歇斯底里的那一面了。”
“天啊！你一开枪就要人命。”
“你想要完美，一旦无法完美，就变得酸溜溜的。或是，你要求的是身边的人都要完美？”
“你是特克拉派来的吗？”
“特克拉是禁忌话题。”
“现在是什么惹到你了？”
“我只是想让你有反应，”谢尼娅回答，“因为你得回答我的问题。”
“什么问题？”
贝尔纳特看谢尼娅再次打开录音机，小心翼翼地放到茶几上。
“作为一个从事文学创作的音乐家是什么感觉？”她重复道。
“不知道，一切都是慢慢地发生，无可避免。”
“这刚刚已经说过了。”
事实上，一切都缓慢到令人气急败坏。然而，他却希望一切都一气呵成。贝尔纳特写作好几年了，阿德里亚却总是说他写的东西没有任何意义、贫瘠、可预见性高、可有可无。总而言之，都是阿德里亚的错。
“我要和你断绝关系，我不喜欢让人无法忍受的人，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告知。”
这是认识她以后，他第一次看向她的双眼，而她用如沉静夜晚的乌黑视线回应。
“我受不了当个让人无法忍受的人，不好意思。”
“我们可以工作了吗？”
“来吧，谢谢你的告知。”
“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
我爱你，他心想。也就是说，假使他想要如此美丽的眼眸继续待在眼前几个钟头，他就必须完美。我爱你，他再一次这么想。
“身为一个创作文学的音乐家是什么感觉？”
我正在爱上你的固执。
“感觉是……感觉……是两个世界，我很惊讶自己竟然不知道哪一个比较重要。”
“这很重要吗？”
“不知道，因为……”
那一夜，他们没有叫出租车。但是两天后，贝尔纳特振作精神去见他的朋友，卡特丽娜身着外出服为他开门，还没让他来得及喘息就低声说，他不太好。
“怎么了？”
“我得把前一天的报纸藏起来。”
“为什么？”
“要是一不注意，他会前前后后读三遍都看不懂。”“真糟……”
“看他这么认真，却一直浪费时间在重复读同样的东西，我心里都替他煎熬。你懂吧？”
“你做得对。”
“你们在密谋什么？”
他们转过身，阿德里亚正从书房走出来，看着他们窃窃私语。
“铃铃铃……”
卡特丽娜利用这个机会省下解释或托辞，去帮普拉西达开门。这时，阿德里亚领着贝尔纳特到书房，女士们低声交接，然后卡特丽娜高声道，明天见，阿德里亚！
“怎么了？”阿德里亚问。
“我一有时间就用电脑打字，不过进度很慢。”
“你都懂吗？”
“差不多，我很喜欢。”
“为什么说差不多？”
“因为你的字和医生的一样，而且又小，每一段都要读两遍，免得出错。”
“哎呀，真不好意思。”
“不、不，没什么。我很乐意。但是，我无法每天都抽出时间。”
“我让你受累了，是吧？”
“不，才没有。”
“晚安，阿德里亚！”一名不认识的年轻女性把头探进书房，带着微笑说。
“你好，晚安。”
“这是谁？”女人离开后，贝尔纳特好奇地低声问道。
“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无论白天或晚上都不让我自己一个人了。”
“真是。”
“是啊，结果你看，这里和兰布拉大道一样热闹。”
“不过，你最好还是不要一个人，对吧？”
“是啊，还好有小洛拉，打理好一切。”
“是卡特丽娜。”
“什么？”
“没有，没事。”
两人安静了好一会儿。贝尔纳特问他最近在读些什么，他看了看周围，摸着桌上一本书，做了一个他的朋友也不知如何诠释的表情。贝尔纳特站起身拿起书。
“哇，是诗集。”
“怎么？”
贝尔纳特在空中晃着书。
“你在读诗。”
“一向如此。”
“我可没有。”
“这样你的头发会更亮。”
贝尔纳特笑了，面对生病的阿德里亚实在无法生气，于是又开口说他会尽其所能，但是，因为你的字迹过于凌乱，真的无法更快了。
“好……”
“要把这件事交给专业的人吗？”
“不！”在这个瞬间，阿德里亚的姿态、表情，还有气色又活络起来，“无论如何都不能由外人做，这种事情要有交情才做得来。况且，我不希望……你知道的，这相当私密，可能，当所有东西都输入进电脑后，我又念头一转，不愿意出版了。”
“不是说要给包萨看吗？”
“再看看吧，到时候再说。”
两人沉默下来。房子里的某个角落，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的女孩正翻箱倒柜，或正在弄什么东西而发出声响，可能是在厨房吧。
“普拉西达，对、对！她叫普拉西达，这个女孩，”阿德里亚满意地说，“看吧，不管他们怎么说，我的记忆力还是很好的。”
“啊！”贝尔纳特仿佛记起什么事了，“手稿另一面写的东西也很有趣，你知道吗？”
阿德里亚迟疑了一下，有点受到惊吓地问：“什么东西？”
“关于恶的省思，或者，我会说是一个关于恶的历史研究，你起的标题是罪恶的问题。”
“哦！不！我都不记得了，不行，这个很……不知道，没有灵魂。”
“不会的。在我看来，你应该也出版它。我也可以帮你打字，如果你想要的话。”
“想都别想！这是我哲学方面的败笔。”在长长几秒钟的时间里，他什么也没说，脑袋里想的东西多半无法说出口。
阿德里亚拿起诗集，打开来，觉得不太舒服，又合上书，把书放回桌上，最后说，所以我才把别的东西写在另一面，好歼灭它。
“为什么不丢了就好？”
“我从来不丢纸张的。”
星期天的午后，两个老朋友之间铺陈着一段漫长而缓慢的沉默，一段几乎缺乏意义的空白沉默。
17
念完中学可以说是解脱。贝尔纳特去年就毕业了，不太笃定地注册文学院，全心全意地将身心灵奉献给小提琴。阿德里亚进入大学，想着从此刻起，一切将更轻松愉快，实际上却踩进不少裂缝里，走入不少荆棘中。同学们的素质低落，维吉尔和奥维德都令他们恐惧不已，警察的身影徘徊于大学校园，教室内的革命波涛汹涌。有一段时间，他与一位对文学有浓厚兴趣，名叫珍萨娜的同学维持朋友关系。当她问我以后想做什么时，我回答研究思想与文化历史，竟使她惊讶地合不上嘴。
“喂！阿德里亚，没有人会想当研究各种思想的历史学家。”
“我想。”
“你应该是我认识的人当中，第一个有这种想法的人。哇，思想与文化历史学，”她狐疑地看着我，“你在吓唬我的，对吧？”
“不是，我想要知道一切，现在与前人所知道的事我都想知道，也想知道他们是如何知道这些事，以及为什么他们还不知道某些事。你懂吗？”
“不懂。”
“你呢？你想做什么？”
“我不知道，”珍萨娜说，用手在靠近额头的地方比了个不太清楚的手势，“我脑袋里的想法还很混乱，但是总会做些什么的，到时候就知道了。”
这时，三个长得很漂亮、笑容满面的女孩经过他们身边，朝希腊语课的教室走去，阿德里亚看了手表，做了个手势告别珍萨娜，她还在努力消化思想、文化历史学家是什么意思。阿德里亚跟着那些漂亮且笑容满面的女孩们离开了。他进教室之前转头一看，珍萨娜还在思索阿德里亚的未来。几个月后，一个冰冷的秋天，在练小提琴第八级的贝尔纳特让我陪他到音乐宫听亚莎·海菲兹的演奏会，他说那是独一无二的好机会：马西亚老师告诉他，尽管海菲兹不愿意在实行法西斯主义的国家演奏，最后仍为了托尔德拉大师的坚持而接受邀请。当时，阿德里亚对生命中许多事都还十分生涩。在一堂令人疲劳、专门练习单音的课程后，他将这件事告诉曼柳老师。老师思考了几秒钟后说，没见过比海菲兹更加冷漠、自大、可憎、愚蠢、自以为是、使人反感、教人讨厌、高傲的人了。
“但是老师，他拉得好吗？”
曼柳老师看着乐谱但视而不见，手里拿着小提琴，不小心拨到琴弦，他看向前方，停顿了一会儿：“他是完美的化身。”他可能注意到自己的表达过于强烈，试图缓和刚才的评论：“他是继我之后，现存最好的小提琴家。”接着又用琴弓敲着谱架说：“来，再来一次。”
* * *
掌声响彻音乐宫，明显比往常更加热烈。在独裁统治下，人们习惯在字里行间与掌声以间接的姿态表达心声，同时用余光留意带着蝴蝶领结，蓄着八字胡，可能从事秘密情资服务的男士。小心点，你看，他都没有鼓掌。尽管恐惧，人们已经惯于解读这一类对抗恐惧的语言，而我因为没有父亲，本能地了解这些事情。我的母亲不是整天待在店里，就是只关注我小提琴的进展，不过，她是用放大镜追踪的。小洛拉则不想碰触这项议题，因为她一位无政府主义的表兄弟在内战期间被杀害了，所以，她不愿意在日常生活中碰触充满荆棘的政治话题。灯暗了，听众开始鼓掌，托尔德拉走出舞台，不疾不徐地走向谱架。在昏暗中，我看见萨拉写了些东西在节目表上，然后让我拿我的跟她交换，才不会没有节目表。号码，电话号码，我把自己的节目表给她，但是，愚蠢的我，没有写上自己的号码。掌声止息了，我看见贝尔纳特在另一边的椅子上安静地观察我的举动，什么话都没说。
托尔德拉指挥着《科利奥兰纳斯》（Coriolanus），那时，我从未听过这个作品却十分喜欢。当托尔德拉转身向听众致敬时，他与亚莎·海菲兹携手走到台前，一定是为了表示他对他的支持或其他理由。而海菲兹，以冷漠、自大、可憎、愚蠢、自以为是、使人反感、教人讨厌、高傲的姿态敬礼，毫无兴趣掩饰不可亲近的神情，以长长的三分钟抖掉身上的愤慨。这时，托尔德拉大师站着并面对管弦乐团，耐心等候海菲兹的指示。开始了，整场演奏会我都无法闭上嘴。急板时，小提琴的双重节奏牵引出的感官愉悦与刺激令我毫不害臊地流下眼泪，沉醉在管弦乐团的三连音符里。最后，由小喇叭配合一段轻柔的拨弦作为结尾，多么动听。海菲兹是个温柔、谦逊、亲切、和善、将自己全然托付于音乐、为美奉献的艺术家。他创造出的美虏获我。阿德里亚觉得海菲兹的双眼可疑地闪烁着。我知道贝尔纳特强忍深沉的呜咽，在中场休息时，他站起来说，我一定要去向他致意。
“他们不会让你过去的。”
“无论如何都要试试。”
“等等。”她说。
萨拉站起来做了一个手势，让我们跟着她。贝尔纳特与我不明就里地互看一眼。我们跟着她爬上几阶小梯子，通过一道门，工作人员让我们离开，但萨拉微笑地指着正在跟一名音乐家谈话的托尔德拉大师，他像是感应到萨拉的动作般转过身，看到我们说，你好，小公主，你好吗？你的母亲好吗？
他走过来亲吻她，却没有看到我们。托尔德拉大师告诉她，海菲兹因那些涂鸦深感冒犯，音乐宫的周围似乎都被乱画上这些字眼，所以取消隔天的演出，要离开西班牙了，现在不是打扰他的适当时机，你能理解吗？
我们在演奏会后确认了一下，是的，音乐宫周边的海报都涂满沥青，用西班牙语写着犹太人滚蛋。
“若我是他的话，不会取消明天的音乐会。”对人性的历史一无所知，未来的思想历史学家说。萨拉在他耳边轻声道有急事得先离开，还有，打电话给我。阿德里亚没有回应，因为他的脑海里满是海菲兹，所以他只说了好、好，谢谢。
* * *
“我不拉小提琴了。”我站在被乱涂的海报前，当着贝尔纳特和我自己的面脱口而出。他不当一回事，因为我这辈子都在说不拉小提琴了。
“可是……可是……”贝尔纳特指着音乐宫，仿佛在说服我应该继续拉小提琴。
“不拉了，我永远都没法像他拉得这么好。”
“练习啊！”
“狗屁，我不拉了！不可能的。我学完第七级，考过试，就够了、够了、够了，够了！”
“那个女孩是谁？”
“哪个？”
“这个啊！”他指着还萦绕在我们身边的萨拉的光环，“带我们去见托尔德拉大师，像阿里阿德涅，天啊！那个跟你说阿德里亚什么的，我的国王，叫你打电话给她的那个。”
阿德里亚看着他的朋友张口结舌。
“我说了什么吗？”
“什么你说了什么？你威胁说要放弃小提琴。”
“是啊，完全放下，但不是为了要气你，就是不拉了。”
原来，在普罗科菲耶夫的乐曲演奏结束后，海菲兹蜕变了，显得更加高大，他赠予听众三首犹太舞曲，几乎是带着自大的心态演奏，让我对他高高在上与强大的光环有更深的感触。接着，他收敛了，在为我们演奏了《D小调夏康舞曲》，除了我们自己试着演奏以外，只听过伊萨伊演奏的唱片，那真是数分钟的完美体验。我听过许多场音乐会，但对我而言这是最重要的一场，为我敞开音乐的美丽大门，同时关上小提琴之门，为我短暂的音乐家生涯画下句点的一场音乐会。
“你这个愚蠢的屎蛋。”贝尔纳特表达意见。他看见自己将要独自面对第八级小提琴课，将要独自面对马西亚老师。“你这个愚蠢的屎蛋。”
“不，我要学着开心。我领悟了：苦难结束，从现在开始我要享受真正懂音乐的人所带来的喜悦。”
“你这个愚蠢的狗屎，不，你是个懦夫！”
“是，也许，但现在我可以好好看书，不用承受额外的煎熬了。”
在回家的路上，就在大马路上，承受冰冷空气的路人们见证了我与朋友贝尔纳特三次大争吵中的一次。真是糟糕透顶，他开始用德语、英语、加泰罗尼亚语、西班牙语、法语、希腊语、拉丁语大吼，用指头算着：才十九岁你就会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种语言，却怕进入第八级小提琴课？要是我有你的头脑就好了，去你的全部的全部。
* * *
这时，雪花静静地飘降，我从没见过巴塞罗那下雪，从没看过贝尔纳特如此愤慨，从没目睹他如此孤单无依。不知雪是为我还是为他而降？
“你看。”我说。
“我才不在乎雪，你犯了大错。”
“你怕一个人面对马西亚。”
“是，那又怎样？”
“你有当小提琴家的天赋，我没有。”
贝尔纳特低下声说：“你别以为很容易，我一直都处在紧绷。我拉琴的时候微笑，不是因为开心，是为了慑服内心的恐惧。但小提琴就像小喇叭一样，如此桀骜不驯，任何时候都会发出错误的声音。即便如此，我仍不放弃，和你们这些狗屎不一样，我要拉到第十级，然后再决定是否继续，等到第十级。”
“贝尔纳特，有一天你会因为拉小提琴而幸福微笑的。”
我像预言里的耶稣基督，知道事情的发展……唉，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你考过第十级再说。”
“不，六月的考试过了就好，这样数字比较好看。如果你把我逼急了，我现在就放弃，也不管好不好看了。”
* * *
雪仍飘降，我们再度安静地走向我家。他把我留在深色大门外，没说晚安也丝毫不珍视我的祝福就离开了。
这一生中，我和贝尔纳特争执过不少次，这是第一次大吵，第一次留下伤痕的对峙。圣诞假期大半在反常的雪景中度过，在家里，母亲静默无语，小洛拉时时关注所有事情，我每天待在父亲书房里的时间越来越长，使用父亲书房的权力，是通过学期末的成绩慢慢争取到的。对我而言，这个房间的魅力不停地增加。在圣斯德望节 [7] 的隔天，我到雪白的街上散步时见到贝尔纳特。他住在布鲁克路前端，沿着布鲁克路滑雪下来，背着小提琴。他看到我却什么也没说。我承认，那时心头袭来一阵强烈的妒忌，因为我立刻想到，这不知感恩的家伙要去谁家拉琴，竟然什么都没告诉我。那时，阿德里亚应该有十九或者二十岁了，却被幼稚的妒忌心袭击。他开始追逐贝尔纳特，最后还是追不上，滑雪的速度让他一下子变成基督诞生实景重现里的摆设小人像，可能已经到了加泰罗尼亚议会大道了吧。真是可笑，我跑得上气不接下气，透着围巾喘气，看着远远地把自己抛在脑后的朋友。我从来都不知道当时他去哪了，我可以用半条命交换……现在说这种话，已经没有意义了，但又怎样！我还是要说，我可以用半条命交换，我想知道那场罕见的冬雪来临时，巴塞罗那披着一个巴掌高的积雪的那一天，贝尔纳特究竟去谁家拉琴了？
晚上，我绝望地翻找外套、裤子的口袋，找不到抄着电话号码的节目表而非常恼怒。
“萨拉·沃尔特斯－爱泼斯坦？”没听过，你去贝特勒姆教区问吧，那里常做这种活动。
我找了大约二十间教堂，踏着越来越脏的雪，直到波夫莱塞克区（Poble Sec），一家很小的教堂。在一个更小、更简单、近乎无人的小厅中，看见三面墙上挂满不凡的炭笔素描，有六七张人物素描与一些风景画，其中一幅海因叔叔人物素描延伸出的悲伤氛围令我印象深刻，还有一只美丽的小狗，一幢滨海的房子，标题是《利加特港的小海滩》。这些画我看了无数次，萨拉。那个女孩的艺术才华如殿堂，萨拉。我足足半个钟头没说一句话，直到听见她的声音在耳后响起，责备我似的说，我叫你别来的。
我的借口卡在嘴里，害羞地解释自己刚好经过，所以……她用一个微笑原谅我。然后你小声且害羞地问：“你觉得如何？”
18
“母亲。”
“什么事？”她正在书桌上检查文件，没抬起头。
“你在听我说话吗？”
她贪婪地读着请来负责改善店里财务状况的卡图拉的报告。我发现她无心理会我，可是，如果现在不说就永远都开不了口。
“我不拉琴了。”
“很好。”
她继续看着报告。我想一定是份让人情绪激昂的报告，当阿德里亚带着浸泡在冷汗里的一颗心离开书房时，听见母亲咔咔地摘下眼镜。她把眼镜摘下来了。阿德里亚回过头，没错，她把眼镜拿在手上，另一只手拿着一叠文件看着他。
“你说什么？”
“我说，我不拉小提琴了。我会考完第七级，但考过后就不拉了。”
“你做梦都别想。”
“我已经决定了。”
“你还不到决定事情的年纪。”
“我已经到这个年纪了。”
母亲放下卡图拉的报告站起身。我打赌她一定在想，我父亲会怎么解决这叛逆的袭击。一开始，她说话的声音非常低沉、隐秘并带着威胁。
“你会考完第七级，然后是第八级，直到最高两级。时候到了，你会到纽约的茱莉亚音乐学院，或是我和曼柳老师选择的学校进修。”
“母亲，我不想当音乐演奏家。”
“为什么？”
“它无法满足我。”
“我们来这世上不是寻找满足感的。”
“我是！”
“曼柳老师说你可以做到。”
“曼柳老师根本瞧不起我。”
“他这么做是为了激起你的反应。因为很多时候你就像无血的血管。”
“我的决定不会改变的，就算你不喜欢也得忍受。”我放胆道。
那是宣战，但也别无选择，我头也不回地离开父亲的书房。
“哟！”
“干什么？”
“你在脸上画战斗妆吧，从嘴巴到耳朵，画黑色与白色，然后从上到下画两条黄线。”
“别闹了，我怕得直发抖。”
阿德里亚把自己关在房里，准备连一丁点也不退让。如果需要打仗的话，也会打仗。
大约有两个星期的时间，家里只听得见小洛拉的声音。她是唯一试图维持正常表象的人。母亲总是在店里，我在大学里。晚餐在沉默中度过，每个人看着自己的盘子，小洛拉看着我们，一会儿跟母亲说话，一会儿跟我说话。小提琴的灾难是如此难挨、惨烈，消耗了几天与你重逢的喜悦。
暴风雨在曼柳老师的课堂爆发。早上，母亲在消失于通往古董店的路上之前，这一个星期以来首次对我说话，没有看我，像父亲刚过世时那样，她说：“带着斯托里奥尼去上课吧。”
我带着斯托里奥尼到曼柳老师家，在通往书房的走道上，他以谄谀的声调告诉我，我们能试试不同的曲目，找你喜欢的曲子。好吗，孩子？
“练完第七级，我就不拉了。大家都懂了吗？我的生活中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
“你这辈子往后的每一天都会后悔做出这个错误的决定。”（母亲）
“懦夫。”（曼柳）
“兄弟，别丢下我一个人。”（贝尔纳特）
“黑鬼。”（曼柳）
“你拉的比我好啊！”（贝尔纳特）
“娘炮。”（曼柳）
“那你投注的时间呢？全都船过水无痕了吗？”（母亲）
“好吃懒做的吉卜赛小偷。”（曼柳）
“那你想做什么？”（母亲）
“读书。”（我）
“你可以一边读书，一边拉小提琴，不是吗？”（贝尔纳特）
“你想读什么？”（母亲）
“混账。”（曼柳）
“娘炮。”（我）
“我现在就打死你！”（曼柳）
“你真的知道自己想学什么吗？”（母亲）
“哟！”（黑鹰，阿拉珀霍伟大的酋长）
“听着，我问你，你想学什么？医学吗？”（母亲）
“欺师灭祖。”（曼柳）
“天啊！阿德里亚，拜托，我的大爷！”（贝尔纳特）
“历史。”（我）
“什么！”（母亲）
“怎么了？”（我）
“你会饿死……也会无聊死的。”（母亲）
“历史？”（曼柳）
“对。”（母亲）
“可是历史……”（曼柳）
“就是啊、就是啊！还要您说吗？”（母亲）
“叛徒！”（曼柳）
“我还想念哲学。”（我）
“哲学？”（母亲）
“哲学？”（曼柳）
“哲学？”（贝尔纳特）
“更糟。”（母亲）
“为什么？”（我）
“最糟最糟最糟也得念法律。”（母亲）
“不、不，我受不了规范生命的章法。”（我）
“你真讨人厌。”（贝尔纳特）
“自相矛盾的灵魂。这就是你的问题，不是吗？”（曼柳）
“我想读人类文化演进，以此理解人类文化。”（我）
“讨人厌，我已经说了。我们去看电影吧？”（贝尔纳特）
“好啊、好啊。看什么？”（我）
“去普布利。”（贝尔纳特）
“我真的不懂你，儿子。”（母亲）
“无脑。”（曼柳）
“难道，你不知道历史和哲学都是无用的吗？”（母亲）
“母亲，你别说这种话……让人很惊愕。”（我）
“你不知道历史跟哲学都没有用处吗？”（曼柳）
“您又知道了！”（我）
“自大！”（曼柳）
“那音乐有什么用处？”（我）
“可以让你赚大钱，你想想。”（曼柳）
“你不知道历史跟哲学都没有用吗？”（贝尔纳特）
“你也这么想？”（我）
“什么？”（贝尔纳特）
“没什么。”（我）
“你喜欢电影吗？”（贝尔纳特）
“还可以。”（我）
“还可以还是喜欢？”（贝尔纳特）
“喜欢。”（我）
“甚至连毫无用处都算不上。”（母亲）
“我喜欢。”（我）
“那店呢？你想经营吗？”（母亲）
“我们以后再看吧。”（我）
“哟！”（黑鹰，阿拉珀霍族的伟大酋长）
“不要，不是现在，真烦人！”（我）
“而且我想多学一些语言。”（我）
“会英语就很够用了。”（曼柳）
“什么语言？”（母亲）
“精进拉丁语和希腊语，然后开始学希伯来语、阿拉姆语和梵语。”（我）
“天啊！”（母亲）
“拉丁语、希腊语，还有什么？”（曼柳）
“希伯来语，阿拉姆语跟梵语。”（我）
“孩子，你脑袋坏掉了！”（曼柳）
“不一定。”（我）
“飞机上的女孩们都讲英语。”（曼柳）
“什么？”（我）
“我跟你保证，搭飞机到纽约开演奏会，不需要会讲阿拉姆语的。”（曼柳）
“曼柳老师，我们是两个不同世界的人。”（我）
“可憎！”（曼柳）
“您能不能别一直侮辱人。”（我）
“够了！问题就是，我对你来说是一个难以追上的典范。”（曼柳）
“不！才不是！”（我）
“‘不！不是！’是什么意思？啊？你是什么意思？”（曼柳）
“字面上的意思。”（我）
“冷漠、骄傲、可憎、愚蠢、自大、令人讨厌，妄自尊大！”（曼柳）
“很好，随您怎么说。”（我）
“字面上的意思。”（曼柳）
“贝尔纳特。”（我）
“干什么？”（贝尔纳特）
“我们去防波堤散步？”（我）
“好啊。”（贝尔纳特）
“要是你父亲抬起头的话！”（母亲）
我很抱歉，但是，母亲说这话的那天，正值我们冷战期间，我忍不住洪钟般夸张大笑。我知道在厨房里什么都听得一清二楚的小洛拉一定也挂着微笑。母亲脸色发白，很晚才察觉自己说的话有多可笑。我们都相当疲倦，不想再坚持了。那是冷战的第七天。
“哟！”（黑鹰，阿拉珀霍族的伟大酋长）
“听着，我很累了。”（我）
“好的，但是你要知道，你们展开的是一场消耗战，是壕沟战，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我只是要你了解，知道自己是三面迎敌。”（黑鹰，阿拉珀霍族的伟大酋长）
“没错，但是我知道不能期望自己成为音乐演奏的菁英。”（我）
“别把策略与战术混为一谈。”（黑鹰，阿拉珀霍族的伟大酋长）
卡尔森警长朝地上吐了一口痰说，你要支持下去，妈的。如果你要的是一辈子念书的话，就尽管跟着你的书吧，叫其他人去吃屎，相信我一次！
“谢谢你，卡尔森。”（我）
“不客气。”（卡尔森警长）
那是第七天了。紧绷的情绪让大家在上床前都疲惫不堪，渴望和平协议。那一晚，是我开始长期梦见萨拉的第一个夜晚。
* * *
就策略观点而言，假使让三方的军队彼此对峙，是相当有益的：土耳其与德国在曼柳老师家对峙，这是对联盟有益的情势。我也因而得到舔舐伤口的时间，能够有建设性地想念萨拉。报纸上说旧联盟国之间的战事非常血腥、冷酷无情，咆哮回响在曼柳老师家的采光天井。这些年来没说的话她都说了，还控诉他不懂得如何留住不凡的智识，想法也过于天马行空。
“好了，您别太浮夸了。”
“我的孩子确实天赋异禀，您不知道吗？我们不也说过上千次了？”
“这座房子里只有一个天赋异禀的人，阿德沃尔夫人。”
“我儿子需要一双能安抚他的手，您过于妄自尊大，曼柳先生……”
“曼柳老师。”
“你看，自我意识使您无法看清事实，我们需要再重新调整费用。”
“这不公平，是您的儿子，那位超级天才的错。”
“您别故作风趣了，令人觉得可悲。”
从此开始，他们互相辱骂（一方说：“黑鬼！吉卜赛人！懦夫！娘炮！冷血、自大、令人憎恶、愚蠢、自负、讨人厌、可憎、狂妄。”另一方说：“可悲。”）。
“你说什么？”
“愚蠢可悲！”她逼近他的脸，“愚——蠢——可——悲！”
“太过分了！这是侮辱！我要上法院提出告诉！”
“把你交给律师处理实在是太大快人心了！下个月起，我一分钱也不会付的。对我来说的话，就当是、就当是……我会和耶胡迪·梅纽因联系的。”
看来，似乎是交到律师手上处理了。他说梅纽因是中庸的活生生例子。要是他的话，收费会高十倍以上。她走向门口，曼柳尊严受损，紧跟在后，并重复说着：“梅纽因会教课吗？他知道怎么上课吗？”
当她愤怒地关上曼柳的大门时，卡梅·博施明白让阿德里亚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小提琴家的梦想已永远消逝了。可惜呀，小洛拉。我告诉贝尔纳特，他会慢慢习惯的。只要他想要，我可以在我家、他家或任何地方陪他拉琴。此后，我如释重负，开始呼吸，毫无阻碍地想着你。
19
Et in Arcadia ego. [8] 虽然普桑 [9] 在画这幅画时，想象说话的人是死亡，死亡无所不在，包括在幸福的角落里亦有其踪迹，但我总是倾向于相信这里的“吾”指的就是我：我到过阿卡迪亚。阿德里亚有自己的阿卡迪亚。哀伤、秃头、可怜、大肚腩且懦弱的阿德里亚在自己的阿卡迪亚住了一段时间。我有数个阿卡迪亚，第一个就是你，人格化的阿卡迪亚，虽然我已经永远地失去你了，一名手持火剑的天使驱逐我。阿德里亚遮掩自己的羞耻离去，心想：从此刻起，我得工作养活自己，自己一个人，没有你，我的萨拉。另一个阿卡迪亚是一个地方，托纳，全世界最丑陋也最美丽的小镇。我在那里度过了十五个夏天，在坎卡西克大宅的田园游玩，为了闪躲谢维、基科与罗萨，我躲进成捆成堆的麦秆里，被麦穗弄得全身瘙痒。他们是我在巴塞罗那以外，远离康塞普西奥教堂的钟声、黄黑色的出租车，以及能让人记起学校各种事物的八周期间的意外伴侣。最初几年，是为了远离我的父母，后来是为了远离母亲，远离那些阿德里亚无法随身携带的书籍。我们边跑边爬上城堡，观赏坎杰斯、大房子、打谷场、农家，像耶稣诞生之处的景象。近处有被成捆麦梗覆盖的农田以及坎卡西克、小房子、老旧且被蚕食的堆麦场、犹如重现耶稣诞生情景的大门。后面是软木做的山峦、东北边的科利萨卡布拉（Collsacabra）与东边的蒙特塞尼山（Montseny）。我们叫喊着，宛如世界的主宰者，尤其是谢维，大我六岁，在各方面都赢过我，直到他开始帮父亲照顾乳牛才不跟我们一起玩。基科也什么都赢我，但是有一天，我们比赛跑到土坯墙那里，我跑赢了。好吧，因为他绊倒了，但我可是正当地赢了那次赛跑。罗萨长得很漂亮，也处处赢我。在莱奥伯母家里，生活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流转，没有人忿忿不平，也不会有长时间的沉默，大家面对面谈话。那是莱奥伯母穿着永远干净的淡卡其色的围裙所主宰的大房子。坎杰斯是阿德沃尔家的祖厝，是一栋有十三间房间的大宅子，夏天凉爽通风，冬天则拥有所有都市房子里应有的便利设施；离所有牲口的圈舍距离恰当，房子南面装饰着回廊，是世界上最好的阅读角落，也是练小提琴的最好地点，于是，三个堂亲，自然而然地来听我拉琴，而我，摆着练习不做，反而拉大家比较喜欢的曲目。有一天，一只乌鸦停在回廊的栏杆，在天竺葵盆栽旁，看着我拉的勒克莱尔的《奏鸣曲第二集》的第二号奏鸣曲。其中有许多花式技巧点缀，所以那只乌鸦才会这么喜欢，况且，有一年，特鲁略斯老师让我在布鲁克路上的音乐学院的开幕典礼演奏这首曲子。勒克莱尔舅舅写上最后一个音符，然后向手稿上吹气，因为干燥粉已经用罄。他满意地站起来，拿起小提琴，不看乐谱就开始演奏，想着不可能的后续。他骄傲地弹响舌头，并再度坐下。在最后一页的下方空白处，用他最仪式性的书法，隆重地写下：“将本曲在其生日当天，献给我亲爱的妹妹，安妮特之子，我亲爱的外甥，纪尧姆－弗朗索瓦，愿在泪之山谷的短暂停留，对他合宜有利。”他重读了一次，又得再吹口气，同时诅咒家里所有佣人，竟然连随时备齐书写用具都做不到。在坎杰斯，所有人都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每个人只要尽自己的义务，都会像我一样被热情款待。在夏天，我唯一的义务就是吃饱，因为城里的孩子都瘦到只剩皮包骨。你瞧，他带着什么脸色来这儿的，真可怜。我的堂亲们都比我年长，最小的罗萨大我三岁，也就是说，我是最受宠爱的幺子，得喝最纯的牛奶，吃最好的腌肉肠，配上淋了橄榄油的面包及撒上酒、糖的面包，还有培根肉。辛托伯父有点担心阿德里亚躲起来看没有圣徒画像只有文字的书，这个有点损害身心的习惯，就一个七岁、十岁、十二岁的孩子而言，有些令人担忧。莱奥伯母温柔地抚摸他的手臂，伯父就换了谈话的主题说，谢维下午得陪他，因为普鲁登西要来看乳牛。
“我也要去。”罗萨说。
“不行。”
“那我呢？”
“可以。”
罗萨生气地离开了，因为阿德里亚是最小的，他可以去，她却不行。
“女儿，那看了会让人不舒服的。”
我跟着去了，看着普鲁登西把拳头与整条手臂塞进小白的肛门，然后不知道跟伯父说了什么，谢维把话记录在纸上，小白对男人们的担忧毫不关心。
“小心、小心，它要尿尿了！”阿德里亚激动大叫。
男人们闪开并继续交谈，但我站在最前排，从这么近的距离看一头母牛排泄是当时托纳生活中最精彩的节目之一。我也看帕罗特尿尿，它是坎卡西克的驴子，非常值得现场观看。所以，我认为伯父与伯母对罗萨真的很不公平。还有其他精彩节目，像是到玛塔蒙杰斯洼地附近的河里抓蝌蚪，把八九只受害者放在玻璃瓶里带回家。
“可怜的小东西。”
“不会啦，伯母，我每天都会喂它们东西吃。”
“好可怜哦。”
“我会给它们面包，真的。”
“真是小可怜。”
我想看它们怎么变成青蛙，或者，比较一般的情况是，怎么变成死的蝌蚪。因为我们不知道要换水，什么东西都丢到瓶子里喂它们。还有屋檐下的燕子窝、突如其来的阵雨，以及晒谷场上麦子脱粒，尽管已不再需要簸扬，而是使用机器除去糠秕，同时也会发酵干草垛，整个村子漫天干草梗的灰尘，就像我记忆里的那样。于阿卡迪亚吾亦常在，阿德里亚·阿德沃尔。没有人能夺走这些回忆。现在我觉得莱奥伯母与辛托伯父应该是非常好的人，因为两兄弟大吵一架后，仿佛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那是好久以前的事，在阿德里亚出生以前，他会知道这件事是为了不与母亲单独留在巴塞罗那。在满二十岁的夏天时，我决定到托纳镇待上三四个星期。如果你们接纳我的话。还有，因为萨拉的关系，他有些伤感，他们瞒着双方家人偷偷交往了一段时间，后来她不得不跟着父母去卡达克斯（Cadaqués），让我变得比孤单更寂寞。
“什么如果我们接纳你的话？以后别再这么说了，”莱奥伯母生气地说，然后问，“你什么时候来？”
“明天。”
“你堂兄姐都不在。哦，谢维在，但他整天都在农舍那边。”
“我想也是。”
“坎卡西克的乔塞普和玛丽亚去年冬天走了。”
“哦！不会吧！”
“紫罗兰也因为太哀伤而过世了，”电话的另一头静默着表示安慰，“它们都很老了，乔塞普驼背到几乎都要对折了，真可怜，那只母狗也很老了。”
“真遗憾。”
“记得带小提琴来。”
而我对母亲的说辞是，莱奥伯母邀请我，没法拒绝。母亲没说好，也没说不好。我们非常疏远也很少说话。我整天读书、阅读，而她整天都在店里。在家的时候，还继续用眼神控诉我任性地断送小提琴演奏家的大好前程。
“母亲，你听见了吗？”
店里好像有些问题，但她不想告诉我，她总是这样。所以，她没看我，只说了记得带上一些礼物给他们。
“什么礼物？”
“不知道，就一份礼物，你想想吧。”
我一到托纳，就双手插在口袋走到镇中心去贝尔达格店里去找礼物。到了主广场我看见她坐在拉科餐厅的桌子一边喝欧恰塔 [10] ，一边看着我微笑，好像专程在那里等我似的。也就是说，她在等我。一开始我没认出她，但是后来，哎呀！我认识她，她是……她是、她是谁，我认得这个笑容。
“你好。”她对我说。
于是我认出她了，她已不再是天使，却仍有着天使般的笑容。现在她是成熟的女人了，非常美丽。我照着她的指示在她身旁坐下。
“我的加泰罗尼亚语还是不太好。”
我对她说可以用意大利语交谈，她便问我，Caro Adrià，sai chi sono，vero？ [11] 最后我没有在贝尔达格店里买任何东西给莱奥伯母。一开始，她喝着欧恰塔，阿德里亚吞着口水。她告诉阿德里亚许多他不知道的事情。虽然满二十岁了，家里从来都不会谈论任何事情。那时候，我的天使在托纳的大广场告诉我，我们是姐弟。
我有些讶异地看着她。那是第一次有人把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我。我想，我茫然了。
“是真的。”她重申。
“好像小说哦。”我企图掩饰。
她神色未变，接着说，虽然是同父异母的姐姐，但看年纪的话，她简直可以当我的妈妈了。她让我看一份出生证明或类似的文件，上头写着我的父亲承认他是达妮埃拉·阿玛托的父亲，她也让我看了护照，根据护照这人是她没错。也就是说，她在等我，而且已经准备好要跟我说这些话，也把文件都带在身边。所以，我当时所知道的事实只对了一半，这个天资聪颖的独子有个姐姐，一个大他很多的姐姐。突然觉得大家都在欺骗我：父亲、母亲、小洛拉，还有这许许多多的秘密。也为了卡尔森警长从未暗示过而感到遗憾，至少一点点。一个姐姐，我再次看她，还是像那天，以天使的形式出现在我家时一样漂亮。事实上，她已是位四十六岁的女士，而且还是我的姐姐。星期天的无聊下午应该也不会一起玩乐，她应该会和小洛拉的那群女朋友一块出去，每次一有男人看她们就掩着嘴笑。
“可是，你和我母亲同年。”我随口说。
“我比较小一点。”我感觉到她话里有些动怒。
她叫达妮埃拉，她说她的母亲……然后说了一个美丽的爱情故事。我无法想象父亲恋爱的模样，不发一语地仔细聆听她的故事，努力想象一切，不知为何，她开始跟我说起俩兄弟的关系。因为父亲在进入比克修道院前，学会如何簸扬、脱谷粒，也会摸星星的肚子看它是不是终于怀孕了。阿德沃尔爷爷教导两个儿子如何正确地将驮鞍放到驴子上，辨识云朵，若是从科尔苏斯皮纳（Collsuspina）那边来的，就只会飘过，一滴水也不会落下。辛托伯父因为是长子，对农庄里的大小事都很感兴趣。他珍视土地，对收成与工作日有兴趣，不像我们的父亲，总是飘在云端，在思考或躲在角落看书，像你一样。无论如何，尽管没有兴趣，他也开始成为半个受过教育的农民，他们有些失望地将他送到比克修道院。从那时起，他才开始对学习产生浓厚的兴趣。他开始学拉丁语、希腊语，以及一些由大师传授的课程，修道院里还飘着贾辛特·贝尔达格尔的新鲜影子，因此每三个修士就有两个致力研读诗文。但是，我们的父亲恰恰相反，他希望深入研究哲学与神学领域。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
“我母亲说的。我们的父亲年轻时非常健谈。后来，你也知道，他成了一本合起的书本，包在木乃伊里。”
“还有呢？”
“因为他相当聪明，所以他们送他到罗马念书。但是，他让我母亲怀孕后逃走了。他很懦弱，然后我就出生了。”
“天啊！好像小说哦。”我又说了一遍。
达妮埃拉没有生气，而是亮出迷人的微笑，继续说故事。她告诉他，你的父亲和他哥哥大吵了一架。
“辛托伯父吗？”
“你，还有让我跟这种歪瓜裂枣结婚的想法，随便滚到哪里去吧！”费利克斯生气地把照片还给辛托。
“可是你什么都不用做，这个农庄已经可以自主运作。我特地注意所有细节，这样你就可以专注在书本里了。妈的，你还要求什么？”
“为什么让我结婚呢？”
“父母让我这么做的。他们说，要是有一天，你脱下教袍的话，就让你结婚，一定要让你结婚。”
“但是你都还没结婚。为何这么……”
“我要结婚了，我留意了一位……”
“像在说乳牛一样。”
“不要没大没小！母亲早就知道要说服你很不容易。”
“我想结婚的时候就会结，如果我最终会结婚的话。”
“我可以帮你找一个更漂亮的。”辛托边说边把布曲家长女的灰色相片收起来。
父亲冷酷地要伯父支付他那部分的遗产，因为他想要移居到巴塞罗那。然后他们互相咆哮，用语像石头阵仗般。兄弟俩仇恨地怒目相视，但终究没到拳脚相向的地步。父亲拿走属于自己的遗产，他们疏远彼此许久，多亏莱奥伯母的坚持，父亲才让步，出席哥哥的婚礼。尽管如此，他们还是相当疏远。一个用遗产买邻接的土地、养殖牲畜、生产饲料；另一个用遗产在欧洲各处进行秘密旅行。
“什么秘密旅行？”
达妮埃拉喝光剩余的欧恰塔，不再开口。阿德里亚结帐回来时说，我们一起散步，好吗？这时拉科餐厅的托里已经开始用抹布清洁桌子，表情似乎是说，这个法国女人应该一小口一小口地啃咬、吞下，哦，真不成体统。
还没走出广场，达妮埃拉便停在他面前，戴上看起来有些时髦且不可宽恕的外国人形象的黑色墨镜。好像在他们俩之间塞进了一份亲密的信赖感，她靠近他，解开他衬衫的第一颗钮扣。
“借口。”她说。
拉科餐厅的托里将她的丰姿绰约看在眼里，心想这样一个毛头小子怎么可以勾搭到这样的法国妞。他摇摇头，感叹迅速变化的世界。此时，达妮埃拉的视线落到圆牌项链上。
“我不知道你是信徒。”
“不是因为信仰的关系。”
“帕尔达克的丘芙圣母。”
“是纪念品。”
“谁的纪念品？”
“我不知道。”
达妮埃拉微笑地搓了搓圆牌，然后放回阿德里亚的胸口。他将圆牌藏起来，觉得隐私被侵犯有些不悦，因此加了一句：关你什么事？
“很难说哦。”
阿德里亚不甚明白，两人安静地走了几步。
“是一条很漂亮的圆牌项链。”
亚基亚姆从脖子上把项链摘下来给珠宝商看，告诉他是金子做的，链子也是金子做的。
“不是偷来的吧？”
“才不是！这时我瞎眼的小妹贝蒂娜给我的，让我不要孤单一人。”
“那为什么要卖掉？”
“您觉得奇怪吗？”
“当然……家人给的纪念品……”
“家人……我好想我父亲，帕达克的穆雷达，还有穆雷达家的每一个人，阿尼奥、延、马克斯、埃梅斯、约瑟夫、特奥多尔、米库拉、伊尔瑟、埃丽卡、卡塔琳娜、玛蒂尔德、格蕾琴、还有小盲女贝蒂娜。我也很想念帕尔达克的景色。”
“为什么不回去呢？”
“因为有人恨我，我家人给我消息说目前还是谨慎点，不要……”
“嗯……”金匠低下头，仔细地看着圆牌项链，丝毫不想了解帕尔达克穆雷达家的困难。
“我寄了很多钱给我父亲，好帮助兄弟姐妹们。”
“嗯。”金匠仍盯着项链，然后把它还给主人。
“帕尔达克是普雷达佐吗？”金匠问道，并看着他的眼睛，好像突然想到什么事情。
“平地人叫那里普雷达佐，没错，就是帕尔达克……你不想买吗？”
珠宝商摇摇头。
“我需要钱。”
“你这个冬天就在我这儿工作吧，等冰融的时候，爱上哪就去哪。但是别卖了你的项链。”
于是接下来的几个月，亚基亚姆学会熔金，然后制成戒指、圆牌项链与耳环。直到有一天，金匠摇了摇头，重拾旧话题似的对他说：“你把钱托谁带去的？”
“什么钱？”
“你要寄回家里的钱。”
“一个可以信任的人。”
“是奥克人吗？”
“对，怎么了？”
“没有，没什么……”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不，因为我听到人家说……算了，没有啦。”
“您听到什么？”
“这人叫什么名字？”
“我叫他布朗。他叫布隆·德卡齐亚克，因为他发色很淡的关系。”
“好像他们没让他过去……”
“什么意思？”
“他被杀了，钱也被抢走了。”
“谁干的？”
“山上的人。”
“莫埃纳的人吗？”
“我想是的。”
那天一早，亚基亚姆的口袋装着一个冬天的工作酬劳，以及珠宝商的祝福，他往山上走，要去追查他寄回穆雷达的钱，以及可怜的布朗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亚基亚姆带着满腔的怒火上山，无法维持一丝警戒。第五天，他抵达莫埃纳，在广场上大吼，布罗恰家的人出来！布罗恰家的某人听到后，通知他的表兄弟，这个表兄弟又通知其他人，凑足了十个人后，就到广场上把亚基亚姆抓起来押到河边。惊恐的哀嚎没有传到帕尔达克，丘芙圣母圆牌项链却被布罗恰家第一个看到的人当作战利品取走了。
“帕尔达克在特伦蒂诺——上阿迪杰自治区。”
“我的母亲总是告诉我，那是一个我不认识的，在当水手的叔叔从非洲带回来的。”达妮埃拉若有所思地回答。
他们走到了小镇的墓园，一语不发地走向鲁尔德斯小教堂。那是个宜人的午后，非常适合散步。半个钟头的沉默之后，两人坐在小教堂花园的石椅上，阿德里亚鼓足勇气，比着胸口问，你要吗？
“不，那是你的，别弄丢了。”
太阳按照轨迹迁移，转化了花园里的影子。阿德里亚又问，你说父亲在欧洲的秘密旅行，究竟是什么？
他在博尔戈区的一家小旅馆住下，离梵蒂冈的圣彼得教堂只有五分钟距离，就在帕塞托大道边上。一家低调、简单、经济实惠的旅馆，叫作布拉曼特，店主像一尊罗马圣母像，面容犹如铁腕的养鹅人，又像是来自恺撒时代与奥古斯都时代之间。房间面朝狭窄潮湿的帕利内小巷，他安顿好后，第一件事就是去见莫尔林神父。莫尔林神父看到他，站在圣撒比纳堂（Santa Sabina）的回廊看了他几秒钟，努力回想眼前这名男人是……不会吧！
“费利克斯·阿德沃尔！”神父大叫，“Il mio omonimo！Vero？” [12] 费利克斯·阿德沃尔点点头，亲吻神父厚重教袍里出汗的手。莫尔林看着他的双眼，迟疑了几秒钟，他没有邀请他到圣殿或中庭，而是带他到一条无人、白色墙壁的走道，走道很长，挂着几幅不值钱的画作装饰，也没有太多门。他本能地放低音量，就像往日般，他问，你想做什么？费利克斯·阿德沃尔回答，我要人脉，只要人脉，我要开店了，我想你可以帮我找到最高品质的好货。
他们沉默地向前走了几步。奇怪的是，那地方虽然空空荡荡，但两人的脚步声、谈话声都毫无回音。莫尔林神父一定知道这是个隐蔽的地方，走了两幅画的距离，他们在一幅现代主义的画作前停下脚步。他擦干前额的汗水，看着他的眼睛。
“你是怎么离开西班牙的？现在不是正值内战。”
“我有我的办法，也有一些人脉，可不受阻碍进出。”
莫尔林神父作态说这些事情的细节，他不方便知道。
他们谈了很多、很久。费利克斯·阿德沃尔的想法很清楚，希特勒困扰许多德国、奥地利、波兰市民的生活已好几年了，这些人必然想远走他乡，另寻出路。
“你想找富有的犹太人。”
“逃难对古董商而言是大好时机。带我找到有意出走去美国的人，其他就是我的事情了。”
他们来到走廊的尽头，有扇窗户能够看到小而俭朴的中庭，地上只有几盆血色的天竺葵装饰。费利克斯很难想象，一个多明我会神父往一排排的花盆里浇水。小中庭的另一边有个类似的窗户，窗框完美，远处就是圣彼得大教堂的穹窿，仿佛是刻意营造的构图。费利克斯·阿德沃尔想了短短几秒钟，如何把那扇窗与视野带走。回到现实中，他确信莫尔林是刻意带他到这里，让他看见那扇窗户的。
“我需要三四个人的地址，也要清楚掌握这些人的处境。”
“亲爱的阿德沃尔，为什么会认为我知道你感兴趣的这些事呢？”
“我有我的消息来源。我花很多时间工作，知道你一直在扩充人脉。”
莫尔林神父确实如他所言，却不愿回应。
“怎么突然关心别人的事情了？”
费利克斯差点就脱口而出，因为我热爱我的工作，因为只要找到一个有趣的物件，世界就会围绕着它旋转，不论是一尊小雕像、一幅画、一张纸或一块布。而这世界上充满各种物品，本身无需任何佐证，有些物品则……
“我在当收藏家，”他说，“我是收藏家。”
“收藏什么？”
“收藏家，”他张开双臂，像圣多明我布道般，“我在寻找美丽的物品。”
他确信，莫尔林神父，朋友之间的共同朋友，对讨厌的人来说是个危险人物，拥有各路门道，是世界上唯一个不需要离开圣撒比纳堂就能对一切了如指掌的人。阿德沃尔是他从前的朋友，因此不久便达成共识。虽然如此，阿德沃尔还是不得不承受一顿说教。他说，我们身处在一个动荡的时代，不是任何人愿意的。他们为了不让人起疑，做出从远处看来像在祷告的模样。欧洲当时的动荡岁月迫使许多人开始向往美洲。于是，通过莫尔林神父的协助，费利克斯·阿德沃尔在战争前夕旅行欧洲各地，试图在各种可能的大震荡爆发前抢救各式家具。第一个卖家在维也纳的老城区，拥有一幢美丽的房子，只有几米宽，但内部相当深长。他按了门铃，一位带着些许疑虑与诚挚微笑的女士开门。他向第一位卖家买了房子里的所有家具，并在尚未离开维也纳，几乎还没跨出环城大道就以两倍的价格售出，只保留最有价值的五件。如此惊人的成功使他志得意满。但是费利克斯·阿德沃尔非常精明且聪慧，做事相当谨慎。他在纽伦堡拿到一套17、18世纪的画作：两幅弗拉戈纳尔、一幅华铎，还有三幅里戈的作品。我想他会留下黄栀子花的静物画。在费拉拉（Ferrara）旁边的彭特格拉代拉（Pontegradella），他第一次取得高价乐器，是把中提琴，由那不勒斯的尼古拉·加利亚诺所制。在他斟酌是否买下乐器的同时，也遗憾从未学过弹奏这类乐器。他一直保持沉默未答复，直到一位叫作大卫·费欧达里索的卖家因新颁布的种族法而被迫离开维也纳爱乐乐团，最近在费拉拉的一家咖啡厅拉提琴维生。“Due milioni per un sorriso.” [13] 卖家声音低沉地说。他盯着拿放大镜欣赏这把琴足足一个钟头的阿劳先生。阿劳先生以视线代替点头，费利克斯·阿德沃尔知道是时候以鄙视的模样把乐器还给主人，并且开出荒谬的低价。虽然这种作法冒着失去这把琴的风险让他相当心痛，使他必须坐着思考下一步。头脑冷静地做买卖是一回事，如果决定开店的话，又是另一回事了。他用二十万里拉买到中提琴，而且没有接受卖家双手颤抖送上的咖啡。战争教导我们别看受害者的双眼，懦夫。阿劳先生说虽然自己不是乐器专家，但是，只要放出风声，不急着卖出的话，应该可以用三倍高的价格卖出。如果愿意的话，他可以介绍一个同乡，叫作贝伦格尔，能非常精准地估价，相当有担当的年轻人，当西班牙内战结束后，总有一天会结束的，他想回到家乡。
在无所不知的神父莫尔林的建议下，他在苏黎世附近的一个小镇租了一个仓库，把沙发、长椅、摇椅、弗拉戈纳尔、齐本达尔家具与华铎的画作都放在里头，还有那把加利亚诺中提琴。他万万没想到有朝一日，竟然会因为一个外形相似的乐器而溃败。他非常明白的是，古董店里的商品是一回事，个人的收藏是另一回事，这将是他收藏目录中最顶级的物品。
他偶尔会回罗马，到布拉曼特旅馆与莫尔林会面，聊可能的客户与未来。莫尔林让他明白，西班牙的战争是永远不会结束的，因为欧洲时局震荡，将造成许多不便。要绘制新的世界地图，最快的方式就是使用弹药与枪炮。他以令人讶异的无可奈何冷淡地说着。
“你怎么知道这些事？”
我不知道还要问什么，达妮埃拉和我从巴里路爬上城堡，仿佛有老人家同行般，而不走另外一条较陡峭的路。
“好辽阔的视野！”她说。
从城堡的小教堂望向整个普拉纳，阿德里亚短暂地想着他的阿卡迪亚。“你为什么知道父亲这么多事情？”
“因为他是我的父亲。最后面那座山叫什么名字？”
“蒙特塞尼山。”
“真像耶稣诞生的场景。”
我心想，你又知道我们家里从不摆设的耶稣诞生的场景是什么样子？但是达妮埃拉是对的：托纳看起来比任何地方还像耶稣诞生的场景。阿德里亚指着下方：“坎杰斯。”
“对，还有坎卡西克。”
他们继续走向阿拉伯人的碉堡，里头已成了臭气冲天的小便盆。外头风很大，风景优美。阿德里亚为了不错失美丽的景色坐在悬崖边，直到此刻，才想起关键问题：“为什么跟我说这些？”
她坐在他的身边，没有看着他说，我们是姐弟，必须了解彼此。而且她是坎卡西克的主人。
“我知道，母亲跟我说过。”
“我想把房子拆了，把脏污、储水池、粪肥还有腐烂的稻梗全都清除，然后盖新房子。”
“你想都别想。”
“你会习惯的。”
“紫罗兰难过得死了。”
“谁是紫罗兰？”
“养在坎卡西克的母狗，深肉桂色，黑色的嘴，垂垂的耳朵。”
达妮埃拉肯定不知道，但是她什么也没说。阿德里亚静静地看了她几秒钟。
“为什么跟我说这些事？”
“你必须知道我们的父亲是什么样的人。”
“你讨厌他。”
“我们的父亲已经过世了，阿德里亚。”
“但是你讨厌他。为什么来托纳？”
“为了避开你的母亲，好跟你单独说说话，讲讲那家店的事。等你拥有古董店的时候，我希望能够加入做合伙人。”
“但是，你跟我说这个有什么用？应该去跟我母亲商量……”
“我跟她完全没法对话，你知道的。”
太阳落在科尔苏斯皮纳山后方已有一会儿了，心里顿时冒出一股虚空感，光线就快没了，仿佛听到蟋蟀的叫声，苍白的月亮从科尔苏斯皮纳山探出头，真早。她刚说，等我拥有古董店的时候？
“按照生命的定律，那家店迟早会成为你的，早晚的问题。”
“去你的。”
我用加泰罗尼亚语说最后一句，虽然她没有太大的反应，浅浅的笑容让我明白她完全理解这句话的意思。
“我还有很多事情要跟你说。对了，你带了哪一把琴来？”
“我不想练太多。事实上，我已经不拉了，是为了莱奥伯母才带的。”
马上就要天黑了，因此他俩开始往下走。他报复似的选择较陡的路，他跨着大步伐，不在意耗费体力。她虽然穿着窄裙却轻松地跟在他的后头。到了墓园附近邻接树木的地方，月亮已在天空升了一段高度。
“你带哪一把琴来的？”
“练习琴，怎么了？”
“就我所知，”诺塞克先生站在街上，接着说，“除了斯特拉迪瓦里外，没有任何小提琴手曾经有系统地拉过这把琴，懂吗？”
“不懂。”阿德沃尔不耐烦地说。
“我的意思是，这把琴因此更有价值了。这把琴制作完后就在纪尧姆－弗朗索瓦·维亚尔的手中销声匿迹，很可能从那时起到现在没有人拉过这把琴，没有任何记录，琴突然就出现在这里。这是一把无价之宝。”
“亲爱的博士，这才是我想知道的。”
“真的是他制作的第一把琴吗？”贝伦格尔先生好奇地提出这个问题。
“没错。”
“我不会买的，阿德沃尔先生，这是好大一笔钱。”
“琴值这个价吗？”费利克斯·阿德沃尔看着诺塞克先生。
“如果有的话，我会毫不迟疑地付这笔钱。听起来好听极了。”
“我才不在意琴的音色。”
“它具有非凡的象征意义与价值。”
“这才是我在意的。”
这时下起了雨，于是阿德沃尔当街支付诺塞克的专业服务，然后告别。战争除了造成百万人丧生、摧毁无数座城市外，也让人们习惯免去客套话，在任何角落都能站着解决各种可能影响一生的重大问题。在费利克斯·阿德沃尔答应会采纳贝伦格尔先生的决定后，他们正式告别。事实上，五十万美元是一笔大钱，他非常感谢两位先生的协助，有机会的话，希望下次再见。在走到下一个路口前，贝伦格尔再次回头看了阿德沃尔，假装点燃根本没拿出来的烟，以仔细观察目标。费利克斯的后脑勺觉得有人在注意他，但并未回头。
* * *
“谁是法莱尼亚米先生？”
阿德沃尔又来到圣撒比纳堂，再度身处那条没有回音的隐秘走廊。莫尔林神父看了一下手表，神采奕奕地走向阿德沃尔，要他去街上。
“可是在下雨，真是的，莫尔林。”
莫尔林神父打开一把乡下用的巨大雨伞，抓着阿德沃尔的手臂，走往圣殿旁的人行道，像一位多明我会的神父安慰一个由于悔恨而中毒致命的可怜虫。他们漫步在圣撒比纳堂周围长长的人行道，好像在谈论不忠、不伦的背叛、嫉妒与愤怒的罪恶情绪，我有许多年没有告解了，神父。看在街上行人眼里非常具有感化意味。
“他是司法与和平办公室的看门人。”
“这我知道了，”阿德沃尔踏着湿淋淋的两步，“他是谁？说吧。怎么会有这么贵重的小提琴？”
“真的很贵重，是吧？”
“你会拿到一部分的费用作为酬劳。”
“我知道他要多少钱。”
“我想也是，但你不知道我会付多少。”
“他不叫法莱尼亚米，他叫齐默尔曼。”
他斜眼看着他，沉默地走了几步后，莫尔林神父试探道：“也就是说，你不知道他是谁，是吧？”
“我确定他也不叫作齐默尔曼。”
“你最好还是继续称他为法莱尼亚米。你可以出他要价的四分之一。但是，尽量不要像是因为……”
“因为他是危险人物。”
“对。”
一辆北美军用吉普车高速驶过科利索路，把他们的教袍与长裤下摆都溅湿了。
“他妈的瞎子，不长眼睛！”阿德沃尔依旧低声地说话。莫尔林不悦地摇摇头。
“亲爱的朋友，”他用心不在焉的微笑看着未来说，“你这种个性早晚会让自己吃亏的。”
“什么意思？”
“你得知道自己没有想象中那么强大，尤其在这样的时候更是渺小。”
“谁是齐默尔曼？”
费利克斯·莫尔林挽起朋友的手臂，雨水的絮语打在伞上，使旁人听不见他们的谈话。
街道很冷，雨水接着带来一场安静的大雪。房子里，他看着高脚杯里闪着光摇晃的红酒说，是的，我生在一个还算富裕、信仰非常虔诚、道德要求严格的家庭。这使得个人能力有限的我能够遵从元首的命令，并落实海因里希·希姆莱 [14] 的具体指导，使我加入持续对抗祖国内部敌人的有生力量。医生，这酒真是太棒了。
“谢谢，”福格特医生说，有些受不了这种过于文绉绉的发言，“您能够在我的临时住所感到宾至如归，真是太荣幸了。”他随口说说，越来越排斥这些没受过基本教育的荒唐人物。
“临时的，但很舒适。”集中营指挥官说。
喝下第二口时，外头的雪已经用羞愧且厚重的冰覆盖了土地所蒙受的耻辱。鲁道夫·赫斯 [15] 接着说：“命令，无论看起来多么艰难，对我而言都是神圣的。因为作为党卫队的一员，我要做好牺牲个人与人格的准备，完成国家给我的任务。”
诸如此类的长篇大论。
“当然了，集中营的领导者，赫斯指挥官。”
然后，赫斯大声地告诉他布鲁诺大兵的可悲之事，用的是迪特马尔·克尔曼在柏林剧院演出的风格，最后以那句有名的“把尸首搬走”作结。就福格特医生所知，他至少跟二十个人说过这件事，总是用同样的结尾。
“德国人不是路德教派就是加尔文教派，我的父母都是热情的基督徒，他们热切地期望我成为神职人员，有段时间我也在考虑这件事情。”
真是可悲的善妒者。
“你肯定是个很好的神职人员，赫斯指挥官。”
“我想是的。”
而且自以为是。
“我相当肯定，不论什么事情您都会做得非常出色。”
“诚如您所言，我这个优点可能也会是让我吃亏的一点，尤其现在我们正准备迎接希姆莱长官的访视。”
“怎么说？”
“作为集中营的指挥官，我要对整个体系的缺失负责。比方说，最后一次运送齐克隆 [16] ，只剩下两次的用量，顶多三次，但是，军需部长却没想到要告知我，也没有想到要再申请。就这样，所以我才在这里请您帮忙，我还带来了几部卡车，这些卡车可能还有别的任务，不但如此，我还得忍着不对军需部长发火，就是这样。在奥斯维辛，每个人都处在能力极限。”
“我想达豪集中营的经验……”
“从心理学的角度而言，是有天壤之别的，达豪有囚犯。”
“我知道那里死了很多人，而且还持续增加。”
这个医生是个白痴。赫斯心里想，什么事情都要讲得清清楚楚才明白。
“是的，福格特医生。但是达豪是一个囚犯集中营。然而，奥斯维辛则是设计、算计如何灭鼠的。幸好犹太人不算人类，否则我可能会误以为自己身处地狱呢。地狱的大门就是毒气室的门，目的地就是焚化炉或森林里那几个露天乱葬岗。这都是因为我们收到的材料实在不足，只好把剩下的肢体烧掉。医生，这是我第一次对营外的人提起这些事情。”
他以为他是什么？这个像屎一样的白痴。“偶尔宣泄一下是好的，赫斯指挥官。”
赫斯心想，虽然跟一个愚蠢、自以为是的医生谈话，但能够尽情宣泄还是挺舒坦的。
“我可要仰赖您专业保密的责任感，党卫队的领袖……”
“这是当然的，你，是基督徒……总归一句，心理医生就像告解神父，你原本可能当上的。”
“我的手下必须要非常坚强才能执行任务。前几天有一个刚满三十岁的士兵，你看，也不是小毛头了，在棚里当着所有同袍的面前嚎啕大哭。”
“他怎么了？”
“布鲁诺！布鲁诺！醒醒！”
虽然集中营的指挥官感到难以置信，在喝了第二杯之后，他再度详细地描述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喝到第四杯、第五杯时，他的双眼湿润起来，开始说些不得体的话。不小心，他说出了自己看上一名犹太女孩。医生非常震惊，试图掩饰，心想万一落难，这可是非常有用的信息。因此，隔天，他和三等兵汉希谈话，非常有教养地请教他指挥官说的女孩是哪位。这很简单，是他的佣人。他将这件事记在秘密笔记簿里。
* * *
几天后，又得再去做讨厌的选样工作了。福格特医生观察士兵们如何费力说服女人丢下孩子，看着布登医生遵照他的命令选择的十位男孩与女孩。然后，他注意到一个边哭边咳嗽的老太太，并走向她。
“这是什么？”
他用手摸摸盒子，老太太却往后退了一步。他心想，这个老废物以为自己是谁？老人家紧紧抓住盒子使人无法拿走。因此，福格特少校拿出手枪指着女人花白衰老的脑袋，开了枪。在一片哭泣声中，几乎听不见枪响。这猪一般的东西把小提琴的盒子喷溅得到处都是。医生命令埃马努埃尔把盒子清干净后立刻拿到他的办公室。他把手枪放回枪套并转身离开，身后跟随着许多目睹残酷场景的恐惧眼神。
“东西清好了。”几分钟后，埃马努埃尔将盒子放在桌上。这是好东西，所以福格特医生才会注意到它，好的琴盒里通常不会放太差的乐器，花钱做精美乐器盒的人，一定在乐器上花了更多钱。而且，若真的是把好乐器，无论去哪里，都会带在身边，就算是要到奥斯维辛也一样。
“把锁撬开。”
“怎么撬开？少校？”
“随便你，”少校突然跳了起来，“但可别开枪！”
助手用一把规定不能使用的小刀开锁，少校将这小细节也记在秘密笔记簿里。随后作势要助手离开，然后有些激动地打开小提琴盒，里头有一把乐器，是的，乍看之下并不怎么样……不，等等，他拿起来看着琴里的标签：Laurentius Storioni Cremonensis me fecit 1764。真是有眼不识泰山！
* * *
低能的赫斯，第三四流的草包，在三点钟召见他，大胆地皱着眉头对他说，福格特医生，作为拉格的客人，您没有权力在营内收容与选择的地方上演骇人听闻的剧码。
“她不听我的命令。”
“她带着什么？”
“一把小提琴。”
“我可以看吗？”
“没什么价值，指挥官。”“没关系，我想看看。”
“完全没有价值，相信我。”
“这是命令。”
福格特医生打开医药柜，阿谀地微笑低声道：“给您，指挥官。”
鲁道夫·赫斯检视着琴，看着琴身上的伤痕说，我不认识任何音乐家可以告诉我这把琴的价值。
“我得提醒您这琴是我发现的吗？指挥官。”
鲁道夫·赫斯抬起头，对福格特异常冷酷的语调感到意外，沉默了几秒钟让医生理解应该领悟的事情。虽然他也不清楚究竟是什么。
“您刚刚说这东西没有任何价值？”
“没有价值，但是我有兴趣。”
“我要这把琴，福格特医生，当作补偿……”
赫斯不知道如何结束这个句子，因此就把话悬着，同时将乐器收回盒子并盖上。
“真恶心，”他一边看，一边伸展双臂，“这是血，不是吗？”他将盒子靠在墙上。
“都是因为你太放肆，现在我得换盒子了。”
“我会换的，因为这是我的。”
“你错了，我的朋友：这是我的。”
“不，指挥官。”
鲁道夫·赫斯拿起琴盒上的把手，现在他非常明白这乐器是有价值的，就凭医生胆敢因这琴冒犯他，肯定价值非凡。他带着微笑，但是听到福格特医生的责难不得不卸下笑容。福格特当着他的面，口气直冲他的大鼻子：“你不能拿这把琴，否则我会揭发你。”
“用什么理由揭发我？”赫斯困惑道。
“理由是六一五四二八。”
“什么？”
“伊丽莎白·梅列瓦。”
“什么？”
“第六一五四二八单位的，六、一、五、四、二、八，伊丽莎白·梅列瓦，您的佣人，党卫队全国领袖希姆勒要是知道您和一个犹太女人发生关系，肯定会判您死刑的。”
赫斯的脸红得像辣椒般，小提琴砰地一声放在桌上，“说什么告解交心，狼心狗肺的东西。”
“我不是神父。”
不过是途经奥斯维辛，理应严格审查布登医生所做的实验的福格特医生拿走了小提琴。吞了一把小刀的自大营长，还没取出刀子，另外三个医生中尉也不得轻松，那是他筹划的一项研究，要深入研究从未做过的事——了解痛苦的最大极限。赫斯痛苦地度过了几天，心想那个娇滴滴的娘炮小偷福格特是不是个大嘴巴。
“五千美元，法莱尼亚米先生。”
男人受到惊吓的视线越发透明地定在费利克斯·阿德沃尔身上。
“你疯了。”
“不。您要不接受这个价，要不……我想当局应该会希望知道阿里伯特·福格特医生，也就是福格特少校还活着，躲在离梵蒂冈一公里之处，也许与梵蒂冈有影响力的人物勾结，还想用奥斯维辛集中营带出来的小提琴做生意。”
法莱尼亚米先生从客厅里拿出一把女用手枪，紧张地指着他。费利克斯·阿德沃尔一动也不动，露出一个装出来的勉强微笑，看似非常不悦地摇头：“您一个人要怎么处理我的尸体？”
“面对这个问题将是我的荣幸。”
“那您会需要面对另一个更大的问题。如果我没有自己走下楼的话，在街上等我的人知道该怎么做的，”阿德沃尔严厉地指着枪，“现在，我只付两千元。您难道不知道自己是联军的十大通缉犯吗？”他的口气像责备叛逆孩子般，即兴地补上这句。
福格特医生看着阿德沃尔拿出一叠钞票放在桌上，眼睛瞪如盘大，并放下枪。
“这里只有一千五百美元！”
“别让我失去耐心，福格特少校。”
就这样，费利克斯·阿德沃尔拿到了古董买卖的博士文凭。半个钟头后，他拿着小提琴走在街上，心脏还快速地跳动着，踩着迅速的步伐，对自己的工作非常满意。
* * *
“你刚刚逾越了外交关系里最重要的规矩。”
“什么？”
“你的做法就像是波希米亚琉璃店里的大象。”
“这是什么意思？”
费利克斯·莫尔林神父的表情与声音充满愤懑地回答：“我没有权力批评任何人，但是，保护法莱尼亚米先生的人是我。”
“他不就是个野蛮的贱人。”
“是我保护他的！”
“你为什么要保护一个杀人凶手？”
费利克斯·莫尔林当着费利克斯·阿德沃尔的面甩上门。他仍不明白为什么他会如此反应。
离开了圣撒比纳堂后，他戴上帽子，立起外套的领子，不知道永远再也见不到这位如此惊讶的多明我会神父了。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还有更多关于父亲的事情可说。”
已经入夜了，他们走在没有路灯的街上，试着不让泥路上牛车、马车轮压出且已变硬的轨迹绊倒。到达坎杰斯时，达妮埃拉在他的额头上亲吻了一下，几秒之间，阿德里亚想起天使之前的模样，现在，她没有翅膀也没有光环。这时，他才发现店家都关门了，莱奥伯母没有礼物了。
20
那是一张画满悲剧皱纹的脸庞，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眼神，清澈、穿透，仿佛在指控我。若以不同的方式观看这幅画，他的眼神又像在祈求原谅。在萨拉什么都没告诉我之前，我就明白他经历许多不幸，全流露在白色厚纸上的炭笔线条中。
“这是最震撼我的一幅画，”他说，“真希望有机会认识他。”
我发现萨拉没有表达任何意见，她只是把卡达克斯的风景画放在上面。我们安静地欣赏，整间房子都很安静。萨拉一家住在一个很大的公寓里，是个像我家一样的富裕家庭。我们几乎都是趁她父母不在时偷溜进去的。就像天主审判日，像小偷一样溜进你家。
我不敢问为什么要趁她父母不在的时候。阿德里亚想知道这个女孩的一切。一天又一天，看着她令人眷恋的微笑，以及不曾在别人身上见过的细致姿态，心里越好奇。萨拉的房间比我大两倍，而且很漂亮，墙上的壁纸画有鹅与乡村房子，不是托纳坎卡西克大宅的农舍，而是更漂亮、更光洁优雅，没有苍蝇、臭味，像绘本里的那种。那是为小女孩贴的壁纸，却一直留到现在……我不知道你几岁了，萨拉。
“我十九岁，你二十三岁。”
“你怎么知道？”
“看你的脸就知道了。”
接着，她又放了一张画在卡达克斯风景画之上。
“你画得很好，让我再看看那幅老人画像。”
于是她再次把画着海因叔叔、他的眼神、皱纹，还有悲伤光环的画像放到最上面。
“这是你的叔叔吗？”
“对，已经过世了。”
“什么时候？”
“事实上，他是我妈妈的叔叔，我不认识他，我还很小的时候他就……”
“那，你是怎么……”
“看照片画的。”
“你为什么画他的肖像？”
“不想让他的故事消失。”
大家排队走向浴室。加夫里洛夫一路在货运火车上照顾两个孤苦无依的小女孩，他转头向爱泼斯坦医生说，他们要带我们去死。爱泼斯坦医生耳语答道，这是不可能的，你疯了。
“不！医生，是他们疯了！看清事实吧！”
“所有人都进去，像这样，男人在一边，孩子可以跟女人们一起，可以！”
“不、不，把衣服整齐放好，记下衣架号码，洗完澡后好拿自己的，知道吗？”
“你是哪里人？”海因叔叔看着下指令的人们问道。
“不准跟我们说话。”
“你们是谁？你们也是犹太人，是吧？”
“不准跟我们说话！妈的！不要把我的处境搞得更糟，”他大叫，“记住衣架的号码！”
当所有的男人缓慢地往已经有一批女人进入的浴室前进时，一个留着细胡须且干咳的党卫队军官走到更衣室说：“这里有医生吗？”海因·爱泼斯坦医生往浴室又走了一步，身旁的加夫里洛夫对他说，你别傻了，眼前不就有个机会。
“听着！你！别说话。”
加夫里洛夫转过身，指着海因·爱泼斯坦苍白的背影说：“报告中尉，他是医生。” [17] 这时，爱泼斯坦先生咒骂不幸的同伴，眼里却带着几分雀跃，用口哨低声吹奏罗饶沃尔吉 [18] 的《查尔达什舞曲》，继续往浴室前进。
“你是医生？”军官站在爱泼斯坦面前问道。
“是的。”他不得不屈从回答，语气格外苍老。当时他不到五十岁。
“穿上衣服。”
爱泼斯坦穿上衣服，其他人像绵羊般，按照集中营那位有着灰色沧桑眼神的管理员的指示进入浴室。
在犹太医生重新着衣时，军官不耐烦地来回踱步，接着又咳嗽了。可能想掩饰从浴室传来被掩盖的惊恐叫声吧。
“这是什么叫声？怎么了？”
“快！走吧！”军官看见男人拉上裤子盖住还未扣上钮扣的衬衫时，立即不耐烦地催促。
他被带到室外，走入奥斯维辛无情的寒冷之中，一直走到一个驻守亭里，军官赶走两名在里头偷懒的哨兵。
“帮我听诊。”军官把听诊器放到他的手中命令道。
爱泼斯坦过了几秒后才意识到这个正在脱衬衫的人要他做什么。慢慢地，他把听诊器放到耳朵里。那是自从他离开德朗西（Drancy）后，第一次看起来有几分威严。
“坐下。”他变回医生后立即下达命令。
军官坐在戍守亭的椅子上，海因仔细地聆听。他依听见的声音，想象胸腔里充满痰，非常疲惫。医生叫他换姿势，听胸口与背部的声音，然后要他再次站起身。但这次只是为了对一个党卫队军官发号施令。一个想法快速地闪过脑海，只要帮他听诊，他们就不会要他到充满嚎叫的浴室里，确实如此。
医生看着病人的双眼说需要做比较完整的检查时，不懂如何掩饰自己的快感。
“什么意思？”
“需要检查你的性器官，触诊腰部……”
“好、好、好……”
“你这里有莫名的疼痛吗？”他用铁一般的指头用力按肾脏的位置。
“天啊！小心点！”
爱泼斯坦医生摇头装出担心的模样。
“怎么了？”
“您患了肺结核。”
“确定吗？”
“毫无疑问，而且已经中期了。”“这里根本没人管我，严重吗？”
“很严重。”
“该怎么办？”军官问，并把听诊器从医生手里拿走。
“要是我的话，一定会要您住院的。这是唯一的机会，”他指着军官的黄色指头，“还有香烟，看在老天的份上，最好连闻都不要闻。”
军官叫了哨兵，命令他们把囚犯带回浴室，其中一个却回答洗浴已经结束了，最后一轮也结束了。于是他披上外套，走到建筑物那边时，一路咳个不停，大叫：“带他到二十六号小屋。”
就这样，他逃过了一劫。虽然后来他总是说，那是比死亡更糟的惩罚。
“我从没想到会这么糟。”
“你还不知道其他事情呢。”
“告诉我。”
“不，不行。”
“真是的。”
“来，我带你看客厅的画作。”
于是，她领着他看客厅里的作品，也给他看家人的照片，耐心地回答画像里每一个人的身份。告别的时候，可能是因为有人要回来了吧，她说，你得走了，但是，知道吗？一部分的我会伴随你。
就这样，我认识了你的家人。
21
没有任何艺术像演说术一样，能以诡辩且有系统的方式耕耘、发展。萨拉，在演讲学里，诡辩可说是掌控人们最理想的工具。萨拉，为什么不想要孩子呢？拜诡辩及修辞学所赐，公开演讲得以跻身文学，并被认为是艺术作品，值得以书面形式保留。萨拉，从那时候起，演讲教育就成为大学政治系的必修学分，然而修辞学影响的范围涵盖了散文写作及历史编撰法，尤其对后者影响更甚。萨拉，对我而言，你是一道谜。因此，我们知道，在四世纪时，位居文学领导地位的是散文而非诗文。这很奇特，但合乎逻辑。
“天啊！大爷，真是的，你躲到哪了？到处都找不到你。”
阿德里亚从内斯特 [19] 著作的第十五章“伊索克拉底及新教育”里抬起头。沉溺在书里的他像无法集中焦距的人。花了好几秒才看清楚被学校图书馆绿色灯罩放出的锥形灯光切成好几个区块的脸。这时有人要他们安静。贝尔纳特一边在桌子对面的椅子坐下，一边低声说，阿德里亚，你已经有一个月不见人影了，他离开了，不知上哪儿去了。阿德里亚呢？整天都不在家，天啊，你真是的……连你家里的人都不知道你去哪儿了……
“你看到了，我在看书。”
“狗屎，我在这里通常一待就是好几个钟头。”
“你？”
“是啊，跟漂亮的女孩交朋友。”
要从公元前4世纪跳脱出来已经非常困难了，加上面对的是贝尔纳特的责难就更不容易了。
“一切都好吗？”
“我听说了，那个黏着你的女孩是谁？”
“谁说的？”
“大家都在说，连珍萨娜都形容给我听了：黑色的直发，很瘦，黑色的眼瞳，美术系的学生。”
“真是，那你全知道了……”
“是音乐宫的那个女孩吗？那个称呼你阿德里亚什么的？”
“你有完没完？”
“天啊，原来你在谈恋爱啊。”
“你们可以安静吗？”
“对不起，”他对贝尔纳特说，“我们出去？”
* * *
他们走到中庭，阿德里亚第一次坦承自己确确实实、绝对地、臣服地、无条件地爱上你了，萨拉。你可别对我家里说一个字，啊？
“啊，也就是说，这是连小洛拉都不知道的秘密。”
“希望如此。”
“但迟早……”
“就等迟早到了再说。”
“照这情况看来，是不可能帮你到目前为止最好的朋友了。因为现在你最好的朋友不过是个熟人而已，你的世界只剩下如此完美，叫作……她叫什么？”
“米雷娅。”
“骗人，她叫作萨加·沃尔特斯－爱泼斯坦。”
“那你为什么还要问我？还有，她叫萨拉。”
“那你为什么要骗我？你还隐瞒了什么？难道我不再是贝尔纳特了吗？啊？还是怎么着？”
“哎，你别这样。”
“我会这样是因为好像在萨拉出现后，我们的交情都不算数了。”
贝尔纳特把手伸向阿德里亚。虽然他觉得莫名其妙但还是握住了贝尔纳特的手。
“您好，阿德沃尔先生，我叫贝尔纳特·普伦萨·蓬索达，直到几个月前，一直都是您最好的朋友。您愿意接见我吗？”
“真是胡闹！”
“怎样？”
“疯疯癫癫的。”
“不，我是不满你。一句话，朋友第一。”
“礼貌与勇气是不相抵触的。”
“这你就错了。”
在伊索克拉底身上，我们不会找到任何哲学体系，因为他凭借的是自己所知的有利之事，而非任何哲学系统，他是纯粹的调和论者。萨拉。贝尔纳特站在他面前，盯着他，不让他往前走。
“你在想什么？”
“不知道，我整个脑袋都……”
“谈恋爱的人是坨屎。”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谈恋爱了。”
“你刚刚不是才说自己确确实实、绝对地、臣服地、无条件地爱上了吗？唉，真是的，你说这话都还不到一分钟呢。”
“但是，到头来我还是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我从来都没有感觉这么……这么的……啊，我不知道怎么说。”
“让我来告诉你，兄弟。”
“你要说什么？”
“你谈恋爱了。”
“你又没谈过恋爱。”
“你又知道了？”
他们坐到中庭角落里的一张长凳上，阿德里亚想着像伊索克拉底这种诡辩家会对哲学的哪些方面有兴趣：只有具体的问题吧，比如说色诺芬尼关于文化进展的想法（我得读些色诺芬尼的书），以及他对马其顿的菲力感兴趣，使他发现人格特质在历史中的重要性，真有趣。
“贝尔纳特。”
贝尔纳特假装没听见，看着另一边，阿德里亚继续说：“贝尔纳特。”
“干什么？”
“你怎么了？”
“我很郁闷。”
“为什么？”
“六月就要检测第九级了，但是我比青麦子都还生——生——生涩。”
“我会去听演奏的。”
“你确定这个占有欲强的女孩不会让你忙不过来？”
“如果有需要的话，你到我家或我去你家，我们来彩排。”
“我可不想要因此耽误你追求梦中的米雷娅。”
伊索克拉底的雅典学院所教导的与其说是哲学，不如说是人文，也就是在今日，我们称之为普遍文化，被柏拉图与其学派晾在一旁的学说。唉，真是的，多希望能透过钥匙孔看看他们，也看看萨拉及她的家人。
“我发誓会去看你的，如果要的话，她也会来。”
“不，只要朋友来就好。”
“真是不识抬举。”
“哟！”
“干什么？”
“可以确定了。”
“确定什么？”
“你谈恋爱了。”
“你怎么知道？”
阿拉珀霍族的伟大酋长严肃地沉默，这家伙该不会想要开始高谈阔论它的经验与感情？卡尔森往地上吐了一口痰说：“即使到骑马一个钟头远的地方都能看得出来。肯定所有人，包括你母亲都发觉了。”
“我妈眼里只有店里的事。”
“相信我一次。”
伊索克拉底，色诺芬尼，萨拉，贝尔纳特，调和论，小提琴检测，萨拉，马其顿的菲力，萨拉，萨拉，萨拉。
萨拉，每一天、每一周、每个月在你身旁，品味总是萦绕着你的古老沉静。你是眼神悲伤却出奇静谧的女孩。我的欲望越来越强烈，我就快要见到你了，就能看着你的双眼融化。我们总是在街上碰面，在圣乔莫广场吃热狗，或在城堡公园散步，徜徉在我们秘密的幸福里。为了要隐瞒双方家人，所以从不在我家或你家碰面，除非确定没有人在家。我不晓得为何要隐瞒，你知道，但我没问，只是一天天随着不间断的幸福往前走。
22
阿德里亚希望自己能写出像《希腊思想史》（Griechische Geistesgeschichte）的书，这本书可能是未来的典范。希望自己像威廉·内斯特一样思考、写作。还有很多事情，因为那几个月是活着、想着萨拉的紧凑、开创、生机蓬勃、英雄、不可重复、史诗、伟大及清醒的几个月，让他学习的精力与渴望倍增，只想看书，且无感于警察的日常压迫。当时，一切听起来与学生相关的都与共产党、共济会、加泰罗尼亚主义与犹太人划上等号。都是法西斯主义企图用棍棒与子弹连根拔除的四大弊端。这些黑暗对我们而言不存在。我们整日看书，看向未来，深深地看着你的双眼，对你说我爱你，萨拉，我爱你，萨拉，我爱你。
“哟！”
“干什么？”
“你重复了。”
“我爱你，萨拉。”
“我也爱你，阿德里亚。”
现在、永远都爱你。阿德里亚满意地叹口气。我满意吗？甚至经常自问生命是否满足我？在等待萨拉的那几个月，我不得不承认，是的，我很满意，对生活充满憧憬，因为再过几分钟，那个纤瘦、黑色直发、黑色眼瞳，美术系的女学生就会出现在面包店的转角，穿着让她看起来非常可人的苏格兰短裙，带着香甜的微笑对我说，你好，阿德里亚。接着，两人犹豫是否在大街上亲吻。因为我知道，世界都会看我，看我们，对我们指指点点，会说你们就像那些离开巢穴，偷偷谈恋爱的人……天色阴霾灰暗，对我来说却十分明亮。八点十分。真是奇怪。通常她和我一样准时，但现在已经等她十分钟了。病了吗？喉炎？被出租车撞了？肇事者跑了？还是盆栽从六楼掉下来砸到她了？天啊，我得去巴塞罗那所有医院找她。看！来了！不，是个瘦女人，黑色直发，眼睛却是淡色的，嘴唇涂着口红，比她多了二十岁吧，大剌剌地走过路面电车车站，她的名字肯定不是萨拉。我努力想些其他事。一抬起头，加泰罗尼亚议会大道上的法国梧桐冒出了新芽，往来的车辆一点也不在意，对我而言就不同了！这是生命的循环！春天的新叶。又看了手表，不可思议，迟到二十分钟，三四班电车经过，预兆般的感觉无可避免地侵入思绪。萨拉。¿Qué pasa ó redor de min？¿Qué me pasa que eu non sei？ [20] 虽然有不好的预感，阿德里亚还是坐在议会大道车站旁的石凳，等了两个钟头，眼睛盯着面包店的转角，脑海里想的不是《希腊思想史》，而是各种可能发生在萨拉身上的不幸事件。不知道该怎么办。善良国王的女儿，萨拉病了，医生与其他人要去看她。再等下去也没有意义，但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办。萨拉没有出现，他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尽管内心严格禁止，双腿还是把他带到萨拉家。他希望当救护车带走她时，自己能够在场。大楼的大门紧闭，门房在里头，分送住户的信件。一个矮个子女人用吸尘器清理入口中央的地毯。门房发完信件打开大门，吸尘器的声音辱骂般地传到阿德里亚耳边。门房穿着可笑的工作裙，斜眼望着天空，观察是否会继续下雨，还是乌云会含住雨水，或者在等待救护车……女儿，我的女儿啊，你很痛吗？母亲，我的母亲啊，我想您应该知道的。我不确定究竟哪个阳台是……门房注意到这个盯着他们大楼几分钟的游手好闲的年轻人，并开始怀疑他，阿德里亚假装在等出租车，等的可能就是撞到萨拉的那一辆吧，然后往下条街走了几步。Teño medo dunha cousa que vive e que non se ve.Teño medo á desgracia traidora que ven，e que nunca se sabe ónde ven.Sara，ónde estás. [21]
* * *
“萨拉·沃尔特斯？”
“哪位？”一位声音笃定、高雅，衣着得体的女士问道。
“我这边是教堂，她的画的教堂，展览画作的教堂。”
要编故事时，开口之前得先想过，不能踏出第一步后就张口结舌地卡住，真是的！低能！她的画的教堂，真是可笑。让人傻眼的可笑。那位笃定、高雅女士的声音理所当然地说我想您打错了，接着轻柔、有教养地挂上电话。我诅咒自己竟无能应对这种情况。一定是她的母亲，您们下了毒，母亲，您想杀了我。女儿，我的女儿，我会坦白说出实情的。阿德里亚顿时觉得自己彻底可笑，家里则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小洛拉正翻天覆地更换所有床单。父亲书房的桌上有一堆书，然而，阿德里亚不是在看书，只是盯着电话，无用、无能为力的对着电话问萨拉在哪里。
美术系！他从未去过那里，甚至不知道这个系的存在以及位置。我们总是在她指定的最中立地点碰面，他只是等着日光从地平线上发亮。从地铁海梅一世站出来时开始下雨了，他没带伞。因为我在巴塞罗那从来都不带雨伞，于是只能可笑地立起西装外套的领子。我走到维洛尼卡广场，一栋特殊的新古典主义建筑前，直到这一天为止，未曾注意过这栋建筑物。没有萨拉的影子，内外都没有，走道没有，教室里没有，工作室里也没有。接着又去了略贾（Llotja）大楼，但是没有人能告诉我略贾艺术学院与美术系的确切位置。真是冷到骨里了。这时候，我又想到可以去马萨纳（Massana）艺术学院看看。就在学院的入口处，几支防卫性的雨伞张扬着，我看见她背对我与一个男孩谈笑，戴着一条非常适合她的橘色领巾，出人意料地踮起脚尖亲吻男孩的脸颊。顿时，阿德里亚第一次被强烈的妒忌侵袭，以及无法忍受的窒息感。然后，男孩走进建筑里，她转过身走向我，我的心脏快跳出胸口了，它想跳进别人的身体里，因为几个钟头前的幸福在此刻已与绝望的泪水融在一起。她没对我打招呼，也没有看我。不是萨拉，是一个纤瘦、黑色直发的女孩，眼睛是淡色的。她不是萨拉。在雨中湿透的我再次变回全宇宙最快乐的人。
* * *
“是这样的，我是她美术系的同学……”
“她在外面。”
“什么？”
“她在外面。”
是她的父亲吗？我不知道她是否有哥哥，或是除了海因叔叔的记忆外，还有别的男人在她家里？
“外面是什么意思？”
“她去巴黎了。”
电话挂上时，全宇宙最快乐的人看见自己的双眼被无法抑制的泪水淹没，泪水不问意愿便自动涌出。我不懂，萨拉怎么会什么都没有告诉我，在一夕之间就……萨拉，星期五，我们见面时……还约在路面电车车站碰面的，四十七号车站，老地方。从一开始就……她去巴黎做什么，啊？为什么她逃走了？我对她做了什么？
那之后的十天，无论雨天、晴天，阿德里亚每天都到车站赴早上八点钟的约会，渴望奇迹出现。萨拉没有去巴黎住，而是……总而言之，我又回来了。或者，那不过是个试探，看你是不是真的爱我，或其他的，什么都好。她会不会在五班路面电车经过之前出现。直到第十一天，一到车站，他心想，够了。看够了来来回回，再怎么看他俩也不会一起搭乘的电车，于是再也没有踏入这个车站一步，萨拉，再也没有。
* * *
在音乐学院里，我四处行骗才拿到卡斯特利斯老师的地址，他曾在音乐学院任教。我想既然他们是亲戚，他应该知道萨拉在巴黎的地址，如果萨拉还活着，而且真的在巴黎的话。卡斯特利斯老师家的门铃听起来是Do—Fa，焦急驱使着我再次按下Do—Fa、Do—Fa、Do—Fa，我抽离手指被自己失控的情绪吓到，也或许不是这样，更准确一点是，我怕卡斯特利斯老师生气，然后说我不告诉你萨拉的事了，谁叫你这么没教养。没有人，没有人开门告诉我萨拉的地址并祝我好运。
“Do—Fa、Do—Fa、Do—Fa”
没有反应。他又坚持了几分钟，然后，不知如何是好。阿德里亚四下环顾不知如何是好，于是按了对面的门铃。邻居的门铃声一点也不人性化，非常难听，就像我家一样。门马上就打开了，仿佛窥伺良久。一位臃肿的妇人穿着天蓝色的罩袍和一条肮脏到伤人视力的花围裙前来应门，手臂像茶壶般叉着腰，挑衅地问：“请说。”
“请问您知不知道……”他指着后方卡斯特利斯老师家。
“你找那位钢琴师？”
“是的。”
“谢天谢地他死了，多久了……”妇人朝房子里大吼，“泰奥，他死多久了？”
“六个月十二天又三个钟头！”远处一道沙哑的声音回答。
“六个月十二天又……”妇人再度朝家里大喊：“几个钟头？”
“三个！”沙哑的声音回道。
“又三个钟头！”女人重复道，“谢天谢地，我们现在轻松多了，终于没有妨碍地听收音机。你简直想不到他怎么能每天弹那架自动钢琴，什么时候都可以弹。”然后，好像想起什么事情一样：“你找他做什么？”
“他有没有……”
“家人吗？”
“对。”
“没有，他自己住，”妇人再次往家里头问，“他没有家人，是吧？”
“没有，只有那一架圣母钢琴。”泰奥沙哑的声音说。
“那巴黎呢？”
“巴黎？”
“在巴黎的亲戚……”
“不知道，”妇人不确定地说，“这人在巴黎有亲戚？”
“对。”
“不知道，”妇人总结道，“对我们来说他死了，埋了。”
当他独自与颤抖的灯泡被留在楼梯间时，才领悟到许多门都关上了。他回到家里，开启荒芜悲惨的三十天。夜晚，梦见自己到了巴黎，在大街上呼喊萨拉的名字，往来车辆的轰隆巨响淹没他绝望的呼唤，而满身大汗并哭泣地清醒，完全无法理解不久前充满幸福的世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好几个星期没踏出家门一步，演奏斯托里奥尼时，尽管琴音控诉指法的懈怠，他终于能拉出悲伤的哀鸣。即使想重读内斯特的书也办不到，欧里庇德斯从修辞学到真实世界的旅程让他初次阅读就悸动不已，现在却显得索然无味。欧里庇德斯就是萨拉，他说对了一件事：人的理智无法征服不理智情绪的强大力量。不，我无法看书，无法思考，我必须哭泣。贝尔纳特，快来！
贝尔纳特从未见过他的朋友如此颓丧，震惊心痛竟会如此深刻。虽然在情感疗愈方面没有太多经验，但很想帮助他。他说，阿德里亚，你就这么想吧。
“怎么想？”
“她没有说理由就离开了……”
“什么？”
“真是个轻……”
“别侮辱她，知道吗？”
“好、好，随你的意，”他看了书房一眼，敞开双臂，“你看看，你没发现她把你变成什么样子吗？连一句话都没有，她可以告诉你，阿德里亚，孩子，我认识比你更帅的人。真是的！你不知道没有人会这样做的吗？”
“她认识了更帅、更聪明的人。是的，我想过。”
“比你帅的有很多，但比你聪明的……”
沉默。阿德里亚不时摇头，不懂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到她父母家，对他们说，沃尔特斯－爱泼斯坦先生与夫人，这他妈的是怎么回事，究竟瞒了我什么事？萨拉到哪里了？怎么样？”
两人在父亲以前的书房里，那时已经是我的了。阿德里亚站起来走到墙壁旁，几年后，那面墙会挂上你的自画像。他撑在那里，好像在替未来挠痒般，摇着头。贝尔纳特的想法不太合他的意。
“我拉《夏康舞曲》给你听，好吗？”贝尔纳特试探问道。
“好啊，用维亚尔拉。”
贝尔纳特演奏的很好。虽然心痛得煎熬难耐，阿德里亚依然仔细聆听朋友的演奏。结论是，虽然偶尔会遇上一些障碍，但演奏得还算可以：他触碰不到事物的灵魂，有个莫名的原因使他无法真诚；而我，虽然悲伤，仍无法不去分析这个美学主体。
“你好多了吗？”贝尔纳特拉完后问道。
“好多了。”
“喜欢吗？”
“不喜欢。”
我应该要闭嘴的。我明知却无法控制自己，从这一点看来，我像极母亲了。
“为什么不喜欢？”他的声音变了，听起来尖锐许多，好像在防卫，眼睛也瞪大起来。
“算了。”
“不，我很有兴趣。”
“很好，好吧。”
小洛拉在公寓的另一端，母亲在店里。阿德里亚一头栽进沙发，脚对着他，手拿着斯托里奥尼。贝尔纳特等待裁决。阿德里亚说，在技巧上，演奏的方式很完美，或者近乎完美。但是，你走不进事物的根本，我觉得你好像害怕真实。
“胡言乱语，什么是真实？”
面对彼拉托的审问时，耶稣没有回答，闭上嘴不耐烦地走出房间。虽然不清楚究竟什么是真实，但眼下的情况，我必须回答：“我不知道。听见真实时，我能辨识出来，但是你演奏的时候，我没有听到。我在某些音乐与诗里头发现过，还有文章、乐谱，但只是偶尔感觉到。”
“你嫉妒。”
“对，我承认我嫉妒你，因为你可以拉到这个境界。”
“现在才来试着弥补我。”
“可是我不是羡慕你拉琴的方法。”
“妈的，你一开枪就要人命。”
“要捕捉到真实，然后传达真实。”“再补一枪。”
“至少这可以是你的目标，我什么目标都没有。”
朋友间会面的结局，朋友安慰朋友，最终却以关于美学的真实、去吃屎，并以沉默的争吵作结。搞清楚状况，你，去吃屎啦！现在我知道萨拉·沃尔特斯－爱泼斯坦为什么要离开了。贝尔纳特离开时重重甩上门。几秒钟后，小洛拉探头进书房关心。
“没什么，贝尔纳特急着离开，他老是这样，你知道的。”
小洛拉看着阿德里亚，他定定地看着小提琴，不让自己的视线迷失在伤痛之中。小洛拉都张开口了，却还是把话吞下去。阿德里亚发现她还站在那里，似乎有话要说。
“干什么？”他问，一脸不想说话的模样。
“没什么，你知道吗？我要做晚餐，你妈快到家了。”小洛拉说完便离开。我开始清洁小提琴的树脂，悲伤的感觉都渗进骨髓了。
23
“孩子，你像只疯山羊。”
母亲坐在喝咖啡的大椅子上，阿德里亚用最糟糕的方式和她说话。有时候我自问，他们怎么没有叫我滚蛋？因为我不是好好地说，母亲，我决定在蒂宾根（Tübingen）继续我的大学教育。然后她也不会说，德国？这里不好吗，儿子？相反我是这么说的，母亲，我有事要告诉你。
“什么事？”她坐在喝咖啡的大椅子上，有些戒备，因为我们一起生活这么久，已经有好几年不谈太多事情了，尤其是用“母亲，我有事要告诉你”作为开头的谈话。
“很久以前我和一个叫作达妮埃拉·阿玛托的人说过话。”
“谁？和谁？”
“我的姐姐。”
母亲如弹簧般跳起，在后续的对话里把她说成与我对立的人。蠢驴，比蠢驴更蠢。你不知道如何面对生活！
“你没有任何同父异母的姐姐。”
“你们瞒着我不代表没有。达妮埃拉·阿玛托，罗马人，我有她的电话和地址。”
“你在谋划什么？”
“你在说什么？为什么这么说？”
“你别太相信这个小偷。”
“她说想当古董店的股东。”
“你知道她把坎卡西克从你这里偷走了吗？”
“如果没有理解错的话，那是爸爸给她的。她没从我这里偷走任何东西。”
“她是吸血鬼，她想要把店也拿走。”
“不，她只是想要参与。”
“你这么想吗？为什么？”
“不知道，因为那是父亲的？”
“现在古董店是我的，我对这个化浓妆婊子的所有提议一律都回答：不！”
哇，我们谈话开头的第一步就相当精彩。她没加强开头的子音是因为现在她把婊子当名词用，而非形容词。和上一次我听她说婊子时正好相反。我喜欢母亲在用字遣词时细腻且精准地拿捏语意上的差异。她依旧站着，在客厅里沉默地来回踱步，想着是否该在补充些咒骂的词汇或换个话题，她选择后者。
“这就是你想告诉我的事？”
“不，我想对你说的是，我要搬出去。”
她回到椅子上坐下。
“孩子，你像只疯山羊，”她沉默、紧张道，“你在这里要什么有什么，我对你做了什么吗？”
“没有。为什么一定是因为你对我做了什么？”
她揉着紧张的双手，直到用深呼吸平复自己，然后把手放在腿上，手心朝下。
“古董店呢？你不想要经营这家店吗？”
“我不感兴趣。”
“骗人，那是你最喜欢的地方。”
“不，我喜欢的是店里的东西。但是，工作的话……”
我想她怨恨地瞪了我。
“你就是想跟我唱反调，总是这样。”
为什么母亲和我从来都不爱对方？对我而言是道不解之谜。我这辈子都羡慕别的孩子，他们可以说，唉，妈妈，我膝盖受伤了，好痛。然后他们的妈妈只用一个吻就治愈疼痛了。我的母亲没有这种能力，当我难得有勇气对她说膝盖弄痛了，她从不想办法展现相同的奇迹，而是让我去找小洛拉，然后不耐烦地等着我智慧的天赋再次展现另一个奇迹。
“你在这里不好吗？”
“我想要去蒂宾根继续念书。”
“去德国？这里不好吗？”
“我想要跟内斯特上一年课。”
说实话，我当时不知道内斯特是否还在蒂宾根执教，甚至不知道他是否仍健在。事实上，在我提到他的那一刻，他已过世八年了，然而，他曾在蒂宾根执教是事实，所以我才想去那里读书。
“他是谁？”
“一位哲学历史学家，我也想认识科塞留 [22] 。”
这是真的，据说他的个性令人无法忍受却是一位天才。
“这又是谁？”
“语言学家，本世纪最伟大的语言学家之一。”
“学这些不会让你幸福的，孩子。”
仔细想，如果考量前瞻性的话，不得不承认母亲是正确的。除了你，没有任何事物给我完整的幸福。然而，你也是让我最受煎熬的人。我和许多幸福擦身而过，也有过快乐的片段，享受过平静的时光，接触过一些美丽的事物与概念，这让我对大家、对某些人心怀无限感激。有时候我渴望拥有珍贵物品，因此能够理解父亲的不安。总归一句，在我当时的年纪，也算经常微笑，认为没有人说幸福是必要的，于是心满意足地闭嘴。
“真是愚蠢。”
我厌恶地看着她，这四个字彻底击溃我，于是展开恶意的反击。
“我变成这样是你们造成的，无论幸福，我都想要读书。”
阿德里亚·阿德沃尔非常讨人厌。如果生命能重新开始，我首要追寻的就是幸福的国土，虽然不抱期望，但如果可能的话，我会努力配上装甲守护一辈子，让幸福永远为我所有，陪伴在侧。而且，要是我的儿子像我这样对母亲回嘴的话，我肯定早赏他一记耳光了，但是我没有子女。这辈子只当过人家的儿子，为什么？萨拉，为什么你从未想要一个孩子？
“你就是想离我越远越好。”
“不是，”我说谎，“我为什么要这样？”
“你就是想逃走。”
“哪有！”我又说谎了，“为什么要逃走？”
“你为什么不说说看，究竟是为什么呢？”
就算喝得烂醉我也不会告诉她关于萨拉的事，还有多想融化自己重新开始，多想把全巴黎翻过来寻找萨拉；或者告诉她，我去过沃尔特斯－爱泼斯坦家两次，直到第三次，她的父母才接见我，非常有礼地告诉我，他们的女儿是出于自愿搬到巴黎的。他们是这样说的，她想离开您，因为您伤透了她的心，也就是说，非常有逻辑地，这个家不欢迎您。
“但是我……”
“年轻人，别再坚持了，我们对你没有任何意见，”他在说谎，“但是，希望你理解我们有保护女儿的义务。”
我在失望之余什么都无法理解。沃尔特斯先生站起来示意我也站起身，我慢慢地照做，因为是个爱哭鬼，眼泪不自禁落下，流淌的泪像硫酸般刺痛受辱的脸颊。
“一定是误会。”
“我们不认为是误会，”萨拉的母亲用喉音很重的加泰罗尼亚语说，“萨拉不想知道任何关于您的事情，什么都不想知道。”（她很高，梳着旧式深色发型，头发已有些花白，有一双深色的眼睛。看着她就像在看萨拉的照片，却多了三十岁。）
沃尔特斯先生的姿态让我不得不走出房间，但我突然停了下脚步。
“她没有留下任何书信或字条吗？”
“没有。”
我离开在萨拉还爱着我的时候，曾偷偷去过几次的公寓，且没有向这两位很有教养却不通人情的先生、女士告别。我忍着不哭出声地离开，门在身后悄悄合上后，我在楼梯间待了几秒钟，仿佛这样离萨拉比较近。终于，还是无法遏止地大哭。
“我不想逃走，我没有理由这么做，”我停顿了一会，以此强调刚才说的话，“你懂了吗？母亲。”
那是我第三次向母亲说谎。我发誓，我听见了公鸡警告的鸣啼。
“我完全明白了，”她看着我的双眼，“阿德里亚，你听我说。”
这是第一次，她不叫我儿子，而是阿德里亚。这辈子第一次，那是一九七几还是六几年的四月十二日。
“请说。”
“如果你不想要的话，就不需要工作，可以专注于小提琴与书本，等我去世后，找个店长经营古董店就好。”
“你别说什么死不死的。还有，小提琴早已结束了。”
“你说要去哪？”
“蒂宾根。”
“是哪里？”
“德国。”
“你把什么东西忘在那了吗？”
“科塞留。”
“谁？”
“你不是整天都在系里追求女生吗？体制、法规、语言。”
“够了。那是谁？”
“罗马尼亚的语言学家，我想上他的课。”
“听你这么一说，我好像听过。”贝尔纳特陷入沉默、阴沉，却忍不住说：“可是你不是在这里修课吗？都修一半了，而且都拿最高分，不是吗？”
我没有说希望上内斯特的课，因为在系里那家咖啡厅的嘈杂、推挤、急躁与咖啡加牛奶之间碰面时，我已经知道内斯特去世好几年了，要是说出口，便是做假的注脚。
贝尔纳特一直没有我的消息，两天后，他到家里来练习小提琴检测，仿佛我是他的老师般。阿德里亚打开门，贝尔纳特伸出控诉的手指作为招呼。
“你想过在蒂宾根是用德语上课吗？”
“Wenn du willst，kannst du mit dem Storioni spielen.” [23] 阿德里亚一边关上门，一边用冰冷的微笑回答。
“我不知道你说了什么。不过，好啊！”
贝尔纳特一边集中地在琴弓加上一点点树脂，避免过度操作乐器的同时，愤愤地责难我说这种事应该要先讨论的，对他而言，是诚意的问题。
“为什么？”
“啊，因为我们是朋友。”
“所以我现在跟你说了。”
“是推心置腹的好友，真是不知好歹！你应该跟我说你脑袋里有个疯狂的想法，想去蒂宾根几个星期。你觉得怎么样呢？好朋友。这种说话方式是不是似曾相识呢？”
“你一定会叫我忘了这件事，这不是我们第一次意见不合了。”
“但这次不全然一样。”
“你就是想让我随传随到。”
贝尔纳特把乐谱放在桌上开始拉贝多芬演奏会的第一部分作为回答。我完全略过前奏，直接挑战管弦乐的部分，省略了钢琴，甚至还模仿某些乐器的音质。拉完后累坏了，但非常开心、兴奋。因为贝尔纳特的演奏十分精湛，比完美更美好，仿佛是要让我明白他不喜欢我最后说的那句话。结束时，我没打破他的沉默。
“怎么样？”
“很好。”
“就这样？”
“非常好，令人耳目一新。”
“耳目一新？”
“耳目一新，如果我有没错的话，你刚交融在音乐里了。”
我们沉默下来，他坐下擦汗，看着我的双眼：“你想逃走，我不知道你想逃离谁，但你就是想逃。希望不是我。”
我看着他带来的其他琴谱，问道：“我觉得马西亚的其他四首曲子也是不错的想法，谁帮你伴奏钢琴？”
“你有没有想过念思想这些东西可能会无聊到爆？”
“马西亚的曲子很值得拉，非常优美，我最喜欢的是生气蓬勃的快板。”
“而且，如果你喜欢的是文化历史的话，为什么要去上语言学家的课？”
“注意《夏康舞曲》，很容易拉坏。”
“混蛋，你别走。”
* * *
“对，”他说，“美术系的。”
“那，这是什么？”
沃尔特斯－爱泼斯坦太太冰冷、狐疑的样子吓坏他了，他吞吞口水说，要迁移学籍还需一个手续，所以需要她的地址。
“不，什么都不需要了。”
“当然有，重犯保险。”
“这是什么？”她显得非常好奇。
“没什么，一个小手续，但要有当事人签名，”他看着纸张，无关紧要地强调，“要当事人签名。”
“把文件交给我，我……”
“不、不，我没有权力。如果您告诉我她在巴黎念哪所学校……”
“不。”
“美术系没有资料，”他更正道，“我们没有资料。”
“你是谁？”
“什么？”
“我女儿没有迁学籍，您是谁？”
“然后就当着我的面啪一声甩上门了！”“她察觉到你的意图了。”
“对。”
“真糟。”
“对。”
“谢谢，贝尔纳特。”
“我……肯定能做得更好的。”
“不、不，能做的都做了。”
“这让我很气恼，你知道的。”
过了一段沉重的静默，阿德里亚说，不好意思，但是，我想要哭一会儿。
* * *
贝尔纳特的检测最后演奏《夏康舞曲》第二组曲。我听过他拉这首曲子无数次……每次总会给些意见，好像我才是懂音乐的人而他是学生。他在我们去音乐宫听海菲兹演奏后才开始练的。他拉得还可以，或说很完美，但有同样的老毛病，缺少灵魂。可能是紧张造成的，没有灵魂，就像不到二十四小时前，最后一次在家里排练时一样，简直就是那时的翻版。贝尔纳特只要在观众面前演奏，就会流失创造的勇气。他企图用意志与练习取代缺少的神圣。检测的结果很好，但可预见性太高。没错，我最好的朋友在演奏时是完全可预料的，所有他会做的点缀都可预见。
检测结束时他满头大汗，觉得应该过关了。两个钟头下来一直带着难看脸色的评审团终于解放了几秒钟，一致决议给他特优，三位评审委员也一一亲自恭喜他。特鲁略斯老师在观众席中，就像许多老师一样，等贝尔纳特的母亲拥抱过他——做了除了我母亲以外所有母亲都会做的事情以后——才开心地亲吻他的脸颊。我听见她以先知的能力说，贝尔纳特，你是我教过最好的学生！你的未来肯定是一片光明灿烂。
“不同凡响！”阿德里亚对他说。
正在松琴弓的贝尔纳特停下动作，沉默不语地看着他的朋友，然后把琴弓放进琴盒里。阿德里亚又说，太惊人了，恭喜、恭喜！
“昨天我才跟你说你是我的朋友，你曾经是我的朋友。”
“对，不久前你还说了是好朋友。”
“没错，一个会被你欺骗的好朋友。”
“你在说什么？”
“你很明白我只是完成演奏而已，我不敢突破。”“你今天做得很好啊。”
“你也能拉得一样好。”
“但是，我两年没拉琴了！”
“如果我他妈的好朋友连对我说实话都做不到，宁愿和别人说一样的话……”
“你在说什么啊？”
“阿德里亚，请你永远、永远都不要骗我，”他擦拭额上的汗水，“你刚刚的意见让我非常愤怒、愤慨。”
“可是，我……”
“但是，我知道你是唯一说实话的人，”他对他眨眼睛，“Auf Wiedersehen.” [24]
* * *
当我手上拿着火车票，才发现去蒂宾根念书的决定不止是设想未来。那是为童年画下句点，离开我的阿卡迪亚。是的，没错：我是一个孤单、不快乐的孩子，父母对所有与我聪明智识无关的事情都冷漠无感，他们不管我是否想到蒂比达博山看看那些只要投币就会像真人般动起来的机器人。作为孩子，那意味着能够能嗅出毒泥土中的闪耀花朵，能开心地玩女士帽盒做成的五排轮轴大卡车。在买票到斯图加特时，我领悟到无知的时代业已告终。
* * *
[1] 乔赛普·马里亚·莫雷勒斯（Josep María Morreres，1952—），加泰罗尼亚作家，著作涵盖小说、戏剧、文学批评等。
[2] 埃米利奥·萨尔加里（Emilio Salgari，1862—1911），意大利冒险小说作家。
[3] 赞恩·格雷（Zane Grey，1872—1939），美国冒险小说作家。
[4] 法国口音使萨拉（Sara）听起来像萨加（Saga）。
[5] 法语，意为：“触及。”
[6] 法语，意为：“第二次触及。”
[7] 圣斯德望节（Sant Esteve），天主教节日。在西班牙，圣诞节公共假日通常只有12月25日，在加泰罗尼亚地区则延长到26日，这一天即圣斯德望节。
[8] 拉丁文，意为：“于阿卡迪亚吾亦常在。”
[9] 普桑（Nicolas Poussin，1594—1665），17世纪法国古典主义画家。
[10] 欧恰塔（orxata），原产于西班牙巴伦西亚的一种饮品，原料包括扁桃、大米、大麦和油莎草的块茎。
[11] 意大利语，意为：“亲爱的阿德里亚，你知道我是谁，对吗？”
[12] 意大利语，意为：“和我同名的人！是你吗？”
[13] 意大利语，意为“两百万元博一笑”。意大利导演马里奥·索尔达蒂（Mario Soldati）与卡洛·博尔盖西奥（Carlo Borghesio）1939年曾执导同名电影。
[14] 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Luitpold Himmler，1900—1945），法西斯战犯、纳粹德国的重要政治人物，曾任纳粹党卫队首领、纳粹德国秘密警察（盖世太保）首领等职，对诸多战争罪行负主要责任。
[15] 鲁道夫·赫斯（Rudolf Höss，1894—1987），德国纳粹党二号人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判处终身监禁，最终在柏林一处军事监狱内上吊自杀，但后人对其死因仍有争议。
[16] 齐克隆（Zyklon），氰化物化学药剂，原本用作杀虫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纳粹德国用于实施种族灭绝。
[17] 原文为德语。
[18] 马克·罗饶沃尔吉（Márk Rózsavölgyi，1787—1848），匈牙利作曲家、小提琴家，被称为“查尔达什舞曲（Csárdás）之父”。
[19] 威廉·内斯特（Wilhelm Nestle，1865—1959），德国语言学家、哲学家。
[20] 加利西亚语，意为：“我身边发生了什么事？还是我做了什么事却不知道？”
[21] 加利西亚语，意为：“我惧怕存在却不可见的事物，我惧怕叛徒般的不幸来临，不幸从来都不知从何而至。萨拉，你在哪里。”
[22] 欧金·科塞留（Eugeniu Coşeriu，1921—2002），罗马尼亚语言学家。
[23] 德语，意为：“如果你想要的话，可以用斯托里奥尼开始拉了。”
[24] 德语，意为：“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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