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一位物理学家的坏哲学史以及对坏科学的若干意见

顺便说一下，我刚才概述的东西，我称之为“物理学家的物理学史”，它从来就没有正确过……

——理查德·费因曼，《量子电动力学：光与物质的奇特理论》（1985）

读者：那么，我是多重宇宙里一个突现的、准自治的信息流。

戴维：是的。

读者：我以多个实例存在，其中有些彼此不同，有些彼此相同。根据量子理论，这是世界上最不 奇怪的事物。

戴维：是的。

读者：但你的论点是，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接受理论的引申含义，因为对许多现象来说它是唯一已知的解释，而且它通过了所有已知的实验检验。

戴维：你还想要 什么其他选择？

读者：我只是在总结。

戴维：那么，是的。量子理论确实有着通用的延伸。但如果你只是想了解我们怎样知道还有其他宇宙存在，那就不需要通过完整的理论来了解。你只需要看一下马赫-曾德尔干涉仪对单个光子的作用：光子没有选择的那条路径会影响到它已选择的那条路径。或者如果你想要一些显而易见的事物，就只需要想一想量子计算机：其输出将取决于在同样的 少数几个原子的大量不同 历史中进行的中间计算。

读者：但是，这只是有几个原子 以多重实例存在，不是人。

戴维：你在说你不是由原子组成的吗？

读者：啊，我明白了。

戴维：另外，想象由单一光子的实例组成的庞大的云，其中一些实例被障碍物阻挡。它们是被我们所看到的那个障碍物吸收了呢，还是被位于同一地点的另一个准自治的障碍物吸收了？

读者：这有区别吗？

戴维：有区别。如果它们都被我们所看到的障碍物吸收了，这个障碍物就会蒸发掉。

读者：是会蒸发掉。

戴维：我们可以问——像我在飞船的幻影区故事里问的那样——是什么支撑那些障碍物？必定是地板的其他实例，还有地球的其他实例。然后我们可以考虑设置这些实验装置的实验者，还有观察实验结果的观察者，等等。

读者：所以，通过干涉仪的光子细流确实打开了一扇通向宇宙的庞大多重性的窗口。

戴维：是的。这是延伸的另一个例证，它在量子理论的延伸中只占一小部分。这些实验的解释孤立看来并不像整个量子理论那样难于改变，但在其他宇宙的存在方面，它同样不容置疑。

读者：事情就是这样？

戴维：是的。

读者：那为什么只有少数量子物理学家支持？

戴维：坏哲学。

读者：那是什么？

量子理论是由两位物理学家分别从不同的方向独立发现的，他们是维尔纳·海森堡和埃尔温·薛定谔。薛定谔方程 得名于后者，它用于描述量子力学的运动原理。

量子理论的这两个版本都创立于1925年至1927年间，两者都以异常反直觉的新方式解释运动，尤其是原子内部的运动。海森堡的理论说，粒子的物理变量没有数值，它们是矩阵 ，即由数字组成的大型阵列，这些数字变量的观测结果之间存在着复杂的、概率性的关系。回头看去，我们现在知道，之所以存在信息的多重性，是因为对于多重宇宙里对象的不同实例，一个变量有着不同的取值。但在当时，不论是海森堡还是其他人，都不相信他那些取值为矩阵的物理量真的描述了爱因斯坦所说的“现实要素”。

薛定谔方程应用于单个粒子时，描述一个穿过空间的波。但薛定谔很快意识到，对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粒子，该方程就无法这样描述。它不能代表一个有着多个波峰的波，也不能分解成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波；在数学上，它是高维空间里的一个单波。回头看去，我们知道这些波描述了每个粒子的实例的哪些部分处于空间中的哪些区域，以及粒子之间的纠缠信息。

虽然薛定谔和海森堡的理论描述的世界似乎非常不同，两者都不容易与现有的现实概念扯上关系，但人们很快发现，如果给这两个理论加上一条特定的简单经验法则，它们就总是能作出相同的预测 ，而且这些预测最终都很成功。

根据后见之明，我们可以这样表述这条经验法则：每当一个测量得以进行，除了一个历史之外，所有历史都不复存在。存留下来的历史是随机选择的，每个可能的结果出现的概率，等于出现该结果的所有历史的总量度。

在这个时候，灾难降临了。大多数理论物理学家都没有尝试对这两个功能强大但略有瑕疵的解释理论进行改善与整合，而是非常驯顺地迅速退到工具主义。他们的理由是，如果预测有效，干嘛要关心解释？于是他们试图把量子理论仅仅 当成一套对实验的观察结果进行预测的经验法则，认为它不代表任何（除了观察结果之外的）现实。这种行为至今仍很普遍，被其批评者（甚至包括一些支持者）称为“量子理论的‘闭嘴吧，计算就行了’诠释”。

这样做意味着忽略以下令人尴尬的事实：（1）该经验法则同这两种理论严重不一致，因此它只能应用于量子效应小到难以察觉的情形，这类情形恰好包括测量的那一刻（正如我们现在知道的，原因是对象与测量设备的纠缠，以及因此产生的消相干）；（2）在应用于一名观察者对另一名观察者进行量子测量的假想情况时，该经验法则甚至不自洽 ；（3）量子理论的这两个版本都清楚地描述了引起 实验结果的某些 类型的物理过程。专业性和天然的好奇心都使物理学家们很难不去思考这些过程。但他们中间的许多人都努力不思考，大多数人还教学生不去思考。对于量子理论，这样的行为违背了科学的批评传统。

让我来定义一下：“坏哲学”指不仅本身错误还主动阻止其他知识增长的哲学。在量子理论的案例中，工具主义阻止薛定谔和海森堡理论中的诠释得到改进、详细阐述或统一。

随后，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量子理论的另一位先驱）对量子理论提出了一个“诠释”，后来被称为“哥本哈根诠释”。该诠释认为，量子理论以及这条经验法则，是对现实的一个完整描述。玻尔用工具主义和有意的含糊其辞来为该诠释中的多种矛盾和缺口来辩解。他否认“把现象视作客观存在来谈论的可能性”，但他说，只有观察结果才能算作现象。他还说，虽然观察无法触及“现象的真正本质”，但确实能揭示它们之间的关系，而且，量子理论使观察者和观察对象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至于如果一名观察者对另一名观察者进行一次量子水平上的观察会发生什么，他回避了这个问题——该问题称为“维格纳的朋友悖论”，得名于物理学家尤金·维格纳。

对于观察行为之间未观察到的过程，薛定谔和海森堡的理论似乎都描述了历史同时发生的多重性，玻尔则提出了一条新的自然基本原理——“互补性原理”。该原理称，对现象的描述只能用“经典语言”（任一时刻只给物理变量赋单一值的语言）表达，但经典语言只能用于一部分变量，包括那些刚刚被测量的变量。不许问其他变量的取值是什么。因此，对于诸如马赫-曾德尔干涉仪中“光子选择了哪条路径”的问题，回答将是，当观察到路径之前，不存在“哪条路径”。对于“那么，光子怎么知道它遇到最后一面镜子时应该朝哪个方向行进，既然这取决于前面全部两条路径上发生的情况”这个问题，回答将是称为“波粒二象性”的含糊其辞：光子在同一时刻既是扩展的（非零体积）也是定域的（零体积），人可以选择观察其中一种属性，但不能同时观察两种属性。这通常表述为“它在同一时刻既是波又是粒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从一种意义上说，该观点非常正确：在干涉实验中，整个多重宇宙光子确实是一个扩展对象（波），而它的实例（各个历史里的粒子）是定域的。不幸的是，哥本哈根诠释不是这个意思。根据该诠释，量子物理学对理性的基础发出了挑战：粒子具有互相排斥的属性，而且它把批评意见当作是无效的，从而不予理会，因为这些批评尝试在合适领域之外使用“经典语言”（即描述测量结果）。

后来，海森堡把那些不允许询问的值称为潜能 ，在测量完成时，只有一个潜能变成实在。仅此而已，没有发生的潜能怎么会影响实际结果？这一点仍然含糊不清。是什么导致了从“潜在”到“实在”的转变？玻尔那人类中心主义的语言意味着，转变是由人类意识导致的，这一点在哥本哈根诠释后来的大多数陈述中得到明确阐述。因此，人类意识可以说是在物理学的基础层次上发挥作用。

几十年来，人们把各种版本的量子理论当作事实在大学课堂上讲授——含糊不清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工具主义的以及所有其他类型的。很少有物理学家声称自己懂得量子理论。其实也没有人懂。于是，学生们的问题会得到“如果你觉得自己懂量子力学，那你就没懂”之类的胡扯答复。人们把理论中的不一致性辩解成“互补性”或“二象性”，把其中的狭隘主义当成哲学上的精妙之处。于是，该理论要求不受正常的（也就是所有的）批评模式管辖——这是坏哲学的一个显著标记。

这个理论的模糊性与批评豁免权，加上基础物理学的声望及其在人们眼中的权威性，为无数据称基于量子理论的伪科学和骗术打开了大门。它轻蔑地把普通的批评和理性视为“经典的”、故此不合理的，从而给那些想要拒绝理性、接受任何非理性思维方式的人予以无尽的安慰。结果，量子理论——物理学最深奥的发现——因支持几乎所有的神秘超自然学说而闻名。

不是每一个物理学家都接受哥本哈根诠释或它的派生学说。爱因斯坦就从来没有接受过。物理学家戴维·玻姆竭力构建一种与现实相容的替代方案，得出一个相当复杂的理论。我认为这是一个经过重重伪装的多重宇宙理论，虽然玻姆强烈反对这样看待该理论。1952年，薛定谔在都伯林进行一次讲座时诙谐地告诫听众说，他将要讲一些可能“看上去很疯狂”的东西。他说，当他的方程似乎在描述几个不同的历史时，这些历史“不是可供选择的事物，而是真正地在同时发生”。这是已知的有关多重宇宙的最早表述。

在这个事例里，一位杰出的物理学家开玩笑说，他可能被人当成疯子。因为什么？因为他声称自己的方程——正是这个方程使他赢得了诺贝尔奖——可能是真实的 。

薛定谔从未发表过这次讲座的内容，似乎也没有进一步思考上述观点。五年后，物理学家休·埃弗雷特独立发表了一个全面的多重宇宙理论，现在被称为量子理论的埃弗雷特诠释 。然而，几十年过去了，才有为数不多的物理学家注意到埃弗雷特的工作。即使是现在，虽然该诠释已经众所周知，也只有少数物理学家表示赞同。经常有人让我解释这个不寻常的现象。不幸的是，我也不知道什么完全令人满意的解释。但是，要明白为什么这一事件或许不像表面上那么离奇和孤立，必须考虑到坏哲学的广阔背景。

我们的知识中有错误是正常的，不是耻辱。错误的 哲学也不是什么坏事。问题是不可避免的，但它们可以由寻求好解释并且具有想象力的批判性思维来解决。这是好哲学和好科学，两者都在某种程度上始终存在。例如，儿童学习语言的方式，总是就词语和现实之间的联系提出猜想，对猜想进行批评和检验，他们不可能以其他任何方式学会语言，我会在第16章解释。

坏哲学也始终存在。例如，大人总是对小孩说“因为是我说的”。虽然这句话并非总是被当作一种哲学立场，但值得当作哲学立场来分析一下，因为这简单的几个字包含了假且 坏的哲学的许多主题。第一，它是一个坏解释的绝佳例子：它可以用来“解释”任何事物。第二，这句话成为坏解释的原因之一是，它只强调问题的形式而不管实质：关注话是谁说的，而不是他们说了什么内容。这与追求真理背道而驰。第三，它把一个对真正解释（为什么这些事情是这样的？）的索求重新诠释成对确证 （是什么让你有权断言事情是这样的？）的索求，后者是一种确证信念的妄想。第四，它混淆了不存在的思想权威 与人类权威（权力），后者是坏的政治哲学经常走的一条路。第五，它通过这种方式要求免受正常的批评。

启蒙运动之前的坏哲学通常是“因为是我说的”这种类型。启蒙运动解放了科学和哲学之后，它们都开始取得进步，好哲学越来越多。但离谱的是，坏 哲学变得更坏 了。

我前面说过，经验主义起初在思想史上起到过积极作用，它帮助抵抗传统的权威和教条，并给实验赋予科学中的核心地位（虽然这个地位是错误的）。经验主义不可能描述科学的运作方式，但这一点起初几乎毫无害处，因为谁都没有把经验主义当真。不管科学家说 他们的发现从哪里来，他们都在热切地研究有趣的问题，猜想好解释，检验猜想，只有在最后才宣布他们通过实验得出了解释。底线在于他们成功了：他们取得了进步。没有什么东西阻止经验主义那无害的（自我）欺骗，人们从经验主义中也没有推断出什么东西。

不过，人们渐渐地的确开始把经验主义当真，它造成的坏影响也就越来越多。例如，在19世纪发展起来的实证主义 学说，试图把一切不是“从观察中推演而来”的东西从科学理论中剔除。由于从观察中推演不出什么东西，实证主义者要消除些什么，完全取决于他们自己的心血来潮和直觉。这样偶尔也会带来好结果。例如，物理学恩斯特·马赫（马赫-曾德尔干涉仪发明者路德维希·马赫的父亲）也是一位实证主义哲学家，他影响了爱因斯坦，促使后者把未经检验的假设从物理学中消除，其中包括牛顿关于时间对所有观察者都以相同速度流动的假设。这碰巧是一个绝妙的主意。但马赫的实证主义也导致他反对由这个绝妙主意促成的相对论，主要是因为相对论声称，时空确实存在，虽然不能被“直接”观察到。马赫也坚决否认原子的存在，因为它们太小以致观察不到。我们现在笑话他的愚蠢——因为我们有了可以看到原子的显微镜——但哲学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在当时 就应该被笑话。

相反，物理学家玻尔兹曼用原子理论去统一热力学和力学时，受到马赫和其他实证主义者的诋毁，使他陷入绝望，这可能是他在潮流转向、大多数物理学分支摆脱马赫的影响之前自杀的原因之一。在那以后，再没有什么可以阻止原子物理学繁荣发展。爱因斯坦又幸运了一次，他很快拒绝了实证主义，坦率地为实在论辩护。这也是为什么他从来不接受哥本哈根诠释。我很好奇，假如爱因斯坦继续重视实证主义，他还能想到广义相对论吗？（在广义相对论里，时空不仅存在，而且是一个动态的、看不见的实体，在大质量物体的影响下屈曲和扭转。）时空理论会不会像量子理论那样骤然停止？

不幸的是，马赫之后的大多数科学哲学更加糟糕（波普尔是一个重要的例外）。在20世纪，反实在论在哲学家之中几乎成了普遍观念，在科学家之中也很常见。有些人甚至根本否认物理世界的存在，大多数人感觉不得不承认，就算物理世界存在，科学也无法触及。例如，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在《反思对我的批评》中写道：

有（一步）是许多科学哲学家希望走但我拒绝走的。那就是，他们希望将［科学］理论比作对自然的陈述，即关于“现实中到底有什么”的陈述。

——拉卡托斯和艾伦·马斯格雷夫编，《批评和知识增长》（1979）

实证主义沦为逻辑实证主义 ，它认为不能通过观察验证的陈述不仅毫无价值，而且毫无意义。这一学说不仅威胁要扫除解释性的科学知识，而且要扫除整个哲学领域。特别是逻辑实证主义本身就是一种哲学理论，它也不能被观察验证，因此它声称自己（以及所有其他哲学）是无意义的。

逻辑实证主义者试图把他们的理论从上述推论中拯救出来（例如称该理论是“逻辑的”，有别于哲学的），但只是徒劳。然后维特根斯坦接受了这一推论，并宣布所有哲学都毫无意义，包括他自己的哲学在内。他提倡对哲学问题保持沉默，尽管他从未尝试实践这一志向。他被许多人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天才之一。

人们可能认为这是哲学的低谷，但不幸的是，还有很大的堕落空间。在20世纪后半叶，主流哲学不再试图去理解科学实际上在做什么、应该怎么做，也不再有兴趣去理解。追随着维特根斯坦的脚步，有一段时间，哲学的主流学派是“语言哲学”，其主要信条是，看上去是哲学问题的东西，其实只是关于词语在日常生活中如何使用的困扰，哲学家能够进行的有意义的研究仅此而已。

然后，在一个发源于欧洲启蒙运动但传播到整个西方世界的相关趋势中，许多哲学家不再试图理解任何事物 。他们不仅主动抨击解释和现实的观念，还抨击真理和理性的观念。如果只批评这些言论像逻辑实证主义一样自相矛盾（它们也确实如此），实在是太看得起它们了。因为逻辑实证主义者和维特根斯坦至少还有兴趣对什么有意义与什么没有意义进行区分 ，尽管他们推崇的区分方法错得无可救药。

有一个当前很有影响的哲学运动，它有各式各样的名称，诸如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和构造主义，具体叫哪个名字取决于历史细节，在此并不重要。该运动声称，由于包括科学理论在内的所有思想观念都是猜想的、无法确证的，所以它们本质上都是武断的；它们仅仅是故事而已，在此背景下称为“叙事”。这种观点把极端文化相对主义与其他形式的反实在论糅杂在一起，认为客观真假、现实和关于现实的知识都只是话语的传统形式，表示某个特定人群（如精英或舆论）、某个潮流或其他武断的权威赞同某个思想观念。它认为科学和启蒙运动也只是这样一种潮流而已，科学所声称的客观知识只是傲慢的文化自负。

这些指责适用于后现代主义本身，这或许是不可避免的：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拒绝理性批评或改善的叙事，正是因为它拒绝所有的批评、认为它们只是叙事。创建一个成功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实际上纯粹就是一个如何满足后现代主义者群体标准的问题，其标准已经变得非常复杂、排他、以权威为基础。这样的东西绝不适用于理性思考：创造一个好解释很困难，其原因并不在于谁决定了什么，而在于存在一种客观现实，它不符合任何人 的预先期望，包括权威的期望。神话之类的坏解释的创造者确实是在编造，但寻求好解释的方法创造了一种与现实的关联，不仅在科学中是这样，在好哲学中也是这样——这正是为什么好哲学是有效的，以及为什么它与编造故事以满足既定标准是对立的。

虽然自20世纪末以来已经有了好转的迹象，但经验主义的一项遗产仍在继续造成混乱，为许多坏哲学打开了大门。这个观念认为，有可能把一个科学理论分割成能作出预测的经验法则和对于现实的主张（有时称为它的“诠释”）。这毫无道理，因为就像魔术一样，如果没有解释，就不可能辨别出经验法则应当用于什么样的情形。它在基础物理学方面尤其毫无道理，因为一个观察的预测结果本身就是一个未被观察的物理过程。

迄今许多科学都避免了这种分裂，包括物理学的绝大多数分支——虽然就像我说的那样，相对论可能是侥幸逃生。因此，比方说在古生物学里，我们在谈起千万年前恐龙的存在时，并不把这当成是“我们最好的化石理论的一个诠释”，而是声称这就是对化石的解释 。而且不管怎样，进化论主要不是研究化石甚至恐龙，而是研究根本不会留下化石的基因。我们声称恐龙真的存在过，它们拥有基因，我们对这些基因的化学性质颇有了解，尽管对于同样的数据还有着无穷多可能的其他“诠释”，这些诠释能做出相同的预测，但认为既不曾有过恐龙也不曾有过它们的基因。

其中这样一个“诠释”是，恐龙只是一种说法，用来表达古生物学家盯着化石看产生的某些感觉。这些感觉是真实的，但恐龙不是真实的。或者是，假如恐龙真的存在过，我们也永远无法了解它们。后者是人们通过知识的确证信念理论陷入的诸多纠结之一，因为实际上我们现在就了解恐龙。于是还有一种“诠释”是，只有用古生物学家选定的方式从岩石中提取，并且用一种可与其他古生物学家交流的方式去体验，化石本身才会存在。这样的话，化石肯定不会比人类更古老。它们也不是恐龙的证据，而是那些观察行为的证据。或者可以说恐龙是 真实的，但并非作为动物是真实的，而是作为不同的人对化石的体验之间的一套关系是真实的。因此可以推断出，恐龙与古生物学家没有明显差异，“经典语言”虽不可避免，但并不能表达两者之间那种难以言述的关系。从经验主义的角度，所有这些“诠释”都与化石的理性解释难以区分。但它们作为坏解释被排除了：它们全都是否认任何事物的万能手段，甚至可以用来否认薛定谔方程是真实的。

由于实际上不可能作出没有解释的预测，把解释从科学中排除的方法，只是一种使某人的解释免受批评的方法。让我来举一个关系较远的领域里的例子：心理学。

我曾经提到过行为主义 ，它是应用在心理学上的工具主义。它成为心理学领域几十年里的流行诠释，虽然现在已经很大程度上被否定了，但心理学研究仍然轻视解释，而支持刺激—反应的经验法则。因此，比方说，在进行行为学实验以衡量人类心理状态（如孤独或快乐）在多大程度上由基因编码（就像眼睛的颜色）或不由基因编码（就像出生日期）时，它被认为是一种好科学。现在，从解释的角度来看，这样的研究有一些根本上的问题。第一，我们怎样才能衡量不同的人对自身心理状态的评估是不是能用相同的单位度量？也就是说，一部分声称其快乐指数是8的人可能很不快乐，而且悲观得没法想象更好的事情。而有些声称其快乐指数只有3的人可能实际上比大多数人更快乐，但是陷于一种狂热之中，后者许诺，人们只要学会特定的颂扬方式，未来就会极其快乐。第二，如果我们发现有某个特定基因的人比没有这个基因的人更倾向于认为自己快乐，我们怎么能判断这个基因是不是编码了快乐的感觉？可能它编码的是在量化 自己的快乐时更加不勉强。也许这个基因根本不影响大脑，只影响人的外貌，也许更漂亮的人平均起来更快乐，因为别人对他们更好。有无穷多可能的解释，但这种研究不是在寻求解释。

如果实验者试图消除主观的自我评估，而是通过行为 （比如面部表情，或快乐地吹口哨的频繁程度）来观察人的快乐和不快乐，也不会有什么区别。行为与快乐之间的关系仍然涉及对主观诠释进行比较，而没有办法为此设立一个共同标准；但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层次的诠释：有些人相信，表现得“快乐”可以对不快乐进行补救，对这些人来说，这样的行为可能是一种不 快乐的代理指标。

由于这些原因，没有什么行为学研究能检测出快乐是不是天生的。人们说到快乐时所指的客观属性是什么，什么样的物理事件链把基因同这些属性联系起来，在我们拥有与这些问题有关的解释性理论之前，科学解决不了快乐是否天生的问题。

那么，没有解释的科学怎样解决这个问题？首先，研究者解释说，他并不是在直接测量快乐，只是测量一个代理指标，比如在一个名为“快乐”的度量表上做记号的行为。所有的科学测量都会使用代理链。但是，正如我在第2章和第3章中所解释的，链条上的每个环节都是一个额外的错误来源，我们只能通过对每个环节的理论进行批评来避免自我欺骗，但如果没有一个解释性理论来把这些代理指标与我们感兴趣的量联系起来，就无法做到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在真正的科学里，只有拥有了一个解释性理论，可以说明测量过程怎样以及为什么能揭示某个量的数值、精度如何，才能够声称测量了这个量。

某些情况下，确实有一个好解释能把代理（诸如做记号）与人们感兴趣的量联系起来，研究中就没有什么不科学的地方。例如，政府民意调查或许会询问调查对象，他们对于一位竞选连任的政客是否感到“高兴”。该做法的理论依据是，这能够反映选民在真正的选举中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这个理论随即在选举中得到检验。对于快乐的研究，不存在类似的检验，因为没有办法对它进行独立测量。

另一个真实科学的例子，是对一种声称能缓解不快乐（特别是那些可以确认的不快乐）的药物进行临床试验。在这种情况下，研究的目标又是确定该药物是否能导致那些显示一个人更快乐（并且没有体验到不良副作用）的行为 。如果一种药物通过了测试，它到底是真的让病人变得更快乐，还只是改变了他们的人格、使快乐的标准或类似的东西降低，这个问题是科学无法触及的，除非对于快乐是什么有了可检验的解释性理论。

在没有解释的科学中，研究者可能会承认，实际的快乐和测量的代理指标未必相等。但他仍然把这个代理指标称为“快乐”，然后继续研究。他选择了一大批人，表面上是随机选择的（但实际上限于一个小群体，比如某个特定国家里想要赚点外快的大学生），然后把其中有明显外在的快乐或不快乐因素（比如最近中了彩票，或者失去了亲人）的人排除掉。这样，他的研究对象就是“典型的人”，虽然在没有解释性理论的情况下没有办法判断这些人到底在统计上是否有代表性。接下来，研究者把一个性状的“可遗传性”定义为它与血缘关系的统计相关程度。这也是一个非解释性的定义：根据这个定义，一个人是不是奴隶在美洲是一个高度“可遗传”的性状，它是家族继承的。一般说来，研究者会承认统计相关性并不代表因果关系，但会加上归纳主义的含糊其辞“不过，这或许是暗示性的”。

于是，研究者进行了研究，比方说发现“快乐”有50%是可遗传的。在发现相关的解释性理论之前，该主张与快乐本身毫无关系（相关理论将在未来某个时候被发现，也许是在人类理解了意识、人工智能已经司空见惯之后）。但人们觉得结果很有趣，因为他们用“快乐”和“可遗传”等词语的日常意义去诠释研究结果。根据这种诠释（研究论文的作者们如果严密谨慎的话，是决计不会赞成的），该结果对有关人类思想本性的许多哲学和科学争论具有重要意义。关于该发现的新闻报道会反映这种看法。新闻标题会说“新研究快乐一半由遗传决定”——技术术语不带引号。

坏哲学将随之而来。假设现在有人敢于寻求对人类快乐的起源的解释性理论。他们猜想，快乐是一种持续解决个人问题的状态。不快乐是由此类尝试长期受挫导致。解决问题取决于知道怎样做，因此，撇开外部因素，不快乐是由于不知道怎样做导致的。（读者或许能看出，这是乐观主义原则的一个特例。）

研究的诠释者说，研究否认了这种快乐理论。他们说，至多有50% 的不快乐是由不知道怎样做引起的。另外50%在我们能控制的范围之外是由遗传决定的，因此与我们知道什么或相信什么无关，有待相关遗传工程的发展。（把相同的逻辑用到奴隶的例子上，就有可能在1860年得出结论说，有95%的奴隶身份是由遗传决定的，因此超出了政治行动能够补救的范围。）

此刻——从“可遗传”迈向“遗传决定”的时候，没有解释的心理学研究把它那正确但不有趣的结果变成了某种非常令人兴奋的东西。因为它参与了一个重要的哲学问题（乐观主义）和 一个科学问题（大脑如何产生感受性之类的精神状态）的讨论。不过，它是在对这些问题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参与的。

但别着急，诠释者说。诚然，我们无法判断基因是不是编码 快乐（或一部分快乐）。但谁在乎基因怎样产生效果——不管是让人长得漂亮还是其他？效果本身是真实的。

效果是真实的，但实验无法检测在没有遗传工程、只知道怎么做的情形下能对它作出多大的改变。这是因为，基因影响快乐的方式本身可能就依赖于知识。例如，一种文化的变化可能影响到人们对“漂亮”的看法，从而改变人们会不会因为拥有特定基因而倾向于更快乐。研究中没有什么东西能检测到这样的变化是否即将发生。同样，它也检测不出是否会有一天有人写出一本书，来说服一部分人认为所有的恶都源于缺乏知识，而知识是通过寻求好解释来创造的。如果这些人里面有一部分因此创造出更多知识，比他们在其他情况下创造的更多，并且变得比其他情况下更加快乐，那么所有以前的研究里那“由遗传决定”50%的快乐中，有一部分将不再是由遗传决定的。

这项研究的诠释者可能回应说，它已经证明不可能有这样的书！他们中间当然不会有人会写 这么一本书或者这样一篇论文。所以，坏哲学会造成坏科学，扼杀知识的增长。注意，有一种形式的坏科学也许遵守科学方法的所有最佳实验——恰当的随机化、恰当的对照、恰当的统计分析，似乎遵守了所有“如何防止自我欺骗”的正式 规则。然而它不可能取得进步，因为它没有在追求进步 ：无解释的理论只能巩固现有的坏解释。

在我描述的这个假想研究中，研究结果似乎支持悲观主义理论，这并不是偶然。一种预测人们（可能）将有多么快乐的理论，不可能考虑到知识创造的效果。因此，不管知识创造参与其中的程度有多少，这个理论都是预言，因此会偏向悲观主义。

人类心理学的行为主义研究，其本性决定了它必定通往把人类状态非人性化的理论。因为，拒绝把思想当作一个致使媒介来进行理论化，就等于认为把它当成一个不具非创造性的自动机。

行为主义方法在应用于一个实体是否有思想的问题时，也同样无用。我在第7章中谈到图灵测试时已经批评了这一点。对于动物思想的争议（例如狩猎或饲养动物是否合法），情况也是一样，此类争议源于一些哲学争议：动物是否会体验到与人类的恐惧、疼痛等类似的感受性；如果是的话，都有哪些动物。科学目前对这个问题基本没有涉猎，因为还没有关于感受性的解释性理论，也就无法用实验来检测感受性。但这并未阻止政府试图把这个政治上烫手的热山芋扔给实验科学去进行假定客观的裁决。因此，比方说，动物学家帕特里克·贝特森和伊丽莎白·布拉德肖在1997年受英国国民托管组织委托，判定被狩猎的雄鹿是否痛苦。他们的报告说雄鹿是痛苦的，因为狩猎使它们“压力极大……疲于奔命，非常痛苦”。然而这是在假设 ，“压力”、“痛苦”这些词所代表的可测量指标（例如血液中酶的水平）表明，存在着名称相同的感受性——这正是媒体和公众假设这项研究应该去发现 的。次年，乡村联盟委托进行了同一问题的研究，由兽医生理学家罗杰·哈里斯主持，他得出结论说，这些指标的水平与人正在享受一项运动（如足球）而非受苦时的水平相似。贝特森（相当准确地）回应说，哈里斯的报告与他自己的并无冲突。但这是因为，这两项研究都与要讨论的问题全无关系。

这种无解释的科学只是把坏哲学伪装成科学，其作用是压制有关应该如何对待动物的哲学辩论，假装这个问题已经科学地解决了。实际上，科学对这个问题还无能为力，在发现关于感受性的解释性知识之前不会有办法。

无解释的科学抑制进步的另一种方式是放大错误。让我举一个古怪的例子。假设你受委托统计每天参观市博物馆的平均人数。这是一座拥有许多出入口的大型建筑，免费入场，所以一般不统计游客人数。你雇用了一些助手，他们不需要有任何特殊的知识或能力；事实上情况很快就会明了：他们的能力越低，得到的结果越好。

每天早晨，你的助手们站在门边的岗位上。只要有人从他们所守的门进入博物馆，就在纸上做个记号。博物馆关闭后，他们数出所有记号的总数，你把他们所有的计数加在一起。在一段特定时间里，你每天都这样做，取平均值，这就是你要给客户报告的数值。

然而，为了声称你的计数同博物馆的游客人数相等，你需要一些解释性理论。例如，你要假设你所观察的门确实是博物馆的入口，并且只 通往博物馆。如果其中有一个门也能通向餐厅或博物馆商店，而你的客户不把只去这些地方的人算成是“博物馆的游客”，那你可能会出很大的错。还有博物馆工作人员的问题——他们是否也被视为游客呢？还有一些游客在同一天离去又返回，等等。所以，你需要一个相当复杂的解释性理论来说明客户所说的“博物馆的游客”是什么意思，然后才能制订出一个统计游客人数的办法。

假设你也数从博物馆出来 的人的数量。如果你有一个解释性理论说，博物馆晚上总是空的，除了门之外没有进出博物馆的途径，游客从来不会被创造、销毁、拆分或合并等，就可以用出去的人数来验证进入的人数：你会预测，这两个数目应该相等。如果它们不相等，你会对计数的精确度 有一个估量。这是好科学。事实上，你报告的结果如果不包含精确度评估，报告就毫无意义。但是，除非 你有一个关于博物馆内部情况（你从未见过）的解释性理论，否则就不能用离开的人数或任何其他事物来估算你的误差。

现在，假设你在用无解释科学做你的研究，这实际上是指带有未经说明、未经批评的解释的科学，就像哥本哈根诠释实际上假设把依次进行的观察联系起来的只有一个未被观察的历史，那么你可能这样分析结果。每天用进入的人数减去离开的人数，如果结果不为零，那么——这是研究中的关键步骤——就把正的差值称为“人类自发创造计数”，负的差值称为“人类自发毁灭计数”。如果刚好是零，就称它“与传统物理学一致”。

你的计算和制表能力越是不足，就会越频繁地发现“与传统物理学不一致”。下一步，证明 非零的结果（人类的自发创造或毁灭）与传统物理学不一致，把这个证明写在你的报告中，再加上一个妥协，说外星游客或许有能力利用我们不知道的物理现象。而且，在你的实验中，向另一个地点传送或从另一个地点瞬间传送，可能被误解成“毁灭”（不留痕迹）和“创造”（从稀薄的空气中），因此不能排除这类传送是导致异常的可能原因。

当报纸上出现“科学家称，在市博物馆可能观察到了瞬间传送”和“科学家证明，外星人绑架是真的”之类的大字标题时，你会温和地抗议说，你没有声称过这样的事情，你的结果不是结论性的，只是暗示性的，需要进行更多研究来确定这种令人费解的现象的机制。

你没有说错什么。数据由于包含错误的平凡手段而“与传统物理学不一致”，就像基因由于影响外貌之类的无数平凡手段“导致快乐”。你的论文没有指出这一点，并不表示这是假的。而且，就像我说过的，关键步骤包含定义，而定义只要一致就不会是假的。你把进入的人数多于离开的人数这样一种观察结果定义 为人的“毁灭”。尽管这个词在日常语言中的意思是人在一阵烟雾中消失，但它在这项研究里不是这个意思。就你所知，他们有可能 在一阵烟雾中消失，或者消失在看不见的宇宙飞船里，这将与你的数据一致。但你的论文并没有就此表明立场，完全只涉及观察结果。

所以，你最好不要把研究论文的题目写成“对人计数不当导致的错误”。这个标题在公关方面是一个失误，而且据无解释的科学来看，它甚至可能被认为是不科学的。因为它在观察数据的“诠释”上采取了立场，而数据并未提供任何相关证据。

在我看来，这只在表面上是一个科学实验。科学理论的实质是解释，任何不同寻常的科学实验，其设计方案的主要内容就是对错误 的解释。

上面这个例子表明，实验的一个一般特征是，你出的错越大（不管是错在数字还是错在你对测量指标的命名和诠释上），结果就越激动人心，如果它们属实 。因此，如果没有解释性理论所依赖的强有力的错误检测和纠正手段，就会导致不稳定性，使假结果驱逐真结果。在“困难科学”（通常是好科学）中，各种类型的错误导致的假结果很常见。但当它们的解释得到批评和检验时，错误就会被纠正。无解释的科学做不到这一点。

因此，只要科学家们允许自己停止要求好解释，只考虑预测是否准确，他们容易自我欺骗。正这种方法使得几十年里连续有著名物理学家被魔术师欺骗，相信许多魔术是“灵异”手段完成的。

坏哲学不容易被好哲学（讨论和解释）驳倒，因为它使自己免受批驳。但它可以被进步 驳倒。人们想要了解世界，不管他们否认得有多么大声。进步会使坏哲学更难让人相信。这不是用逻辑或经验来推翻的问题，而是解释的问题。如果马赫仍然在世，我预期他在通过显微镜看到原子的行为服从原子理论之后，就会接受原子的存在。逻辑上，他仍然可以说“我看到的不是原子，只是一个显示器。我只看到理论关于我 的预测成为事实，而不是关于原子的预测”。但他会认识到这是一个万能的坏解释。他还可以说“很好，原子是存在的，但电子不存在”。但他很快就会厌倦这个游戏，如果有更好的游戏可玩的话——也就是说，如果取得快速进步的话。而且他很快就会认识到，这不是一场游戏。

坏哲学否认进步可能实现，否认进步值得追求，否认进步存在。进步是反对坏哲学的唯一有效途径。如果进步不能无限持续，坏哲学将不可避免地再次盛行——因为那样的话它就是真实的。

术语

坏哲学 ——主动阻止知识增长的哲学。

诠释 ——科学理论的解释部分，理应有别于其预测或仪器部分。

哥本哈根诠释 ——尼尔斯·玻尔的工具主义、人类中心主义和有意的模棱两可的结合，用来回避把量子理论理解成对事实的描述。

实证主义 ——一种坏哲学，认为一切不是“从观察中推演而来”的东西都应该从科学中剔除。

逻辑实证主义 ——一种坏哲学，认为不能由观察验证的主张是没有意义的。

“无穷的开始”在本章的含义

——拒绝坏哲学。

小结

启蒙运动之前，坏哲学占统治地位，好哲学是罕见的例外。随着启蒙运动的到来，有了越来越多的好哲学，但坏哲学变得更坏，从经验主义的后裔（仅仅是虚假的）到实证主义、逻辑实证主义、工具主义、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后现代主义”和相关的运动。

在科学领域里，坏哲学的主要影响通过这样一种观念来实现：把科学理论分割成（无解释的）预测和（武断的）诠释。这有助于把对人类思想和行为的非人类化解释合法化。在量子理论学中，坏哲学主要表现为哥本哈根诠释和它的许多变种，以及“闭嘴吧，计算就行了”诠释。这些诠释诉诸逻辑实证主义之类的学说来为系统性的模棱两可辩解，并使自身免受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