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 八月某日(星期五)
我去医院看母亲。推开病房的门,就发现室内的空气比以往都要沉闷。
同屋的所有人——整天坐在床铺上玩电子游戏的女高中生;一看到我就觉得来了解闷人,面露喜色急于跟我说话的老奶奶;把三层高的滑动式镰仓雕(1)缝纫箱放在小桌板上,埋头刺绣的中年妇女——都蒙着头蜷缩在床上。我尽可能不发出声音,拉上了床铺四周的围帘。
母亲也是同样地没有精神,眼皮浮肿,嘴唇龟裂,白眼珠混浊。用着冰枕,看来是发过烧了。最近好像没有进行复健锻炼,魔术贴的胶底运动鞋被塞在床底下的黑暗处,落了薄薄一层灰尘。
不久,护士走进来。
“情况怎么样?”
“一起来还是头晕……”
“是不是昨天一高兴吃多了?”
“是的。”
“听说早饭时吐了?”
“是的。”
“唉,真可惜。”
护士小姐一边量血压一边跟我说话,和她的活泼利索相反,女高中生的声音几乎和叹息没有区别。
老奶奶的腰痛恶化了,刺绣女据说是便血,护士小姐给她们换了膏药,调整了点滴速度,但她们似乎仍然没有力气说话。护士小姐出去后,病房里立刻又恢复了静寂。
我给母亲讲了为参观现代艺术盛典去T城的事。同行者和导游是些什么样的人,看了哪些有特色的作品,午饭多么好吃……我既然曾身为梗概讲解员,在这种时候自然也能够确切地表达。归纳作品的梗概与总结自己的体验,两者之间没有太大的区别。即便是信笔写成的小说,里面也必然埋伏着作者无意识的计划。尽管在T城发生的事件大都是偶然的,但它同时也是因为某种确切意图导致的结果。假设如此的话,梗概讲解员只需要解读出那个计划和意图即可。
在停车场集合,在第一个作品那里大学生失踪,一直到最后与仙鹤女分别。我的讲述一次都没有磕巴,没有错误;没有因为忘记重要的倒回去重新讲,没有不知该怎样描述出场人物;没有中途咳嗽,没有声音变调。如同顺利解开事先准备的礼盒绸带似的,我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导游的手表、上班族的细软头发、围脖的网眼、假指甲的图案,全都在我的声音里复活了。现代艺术家们现出身形,映在了围帘上。当然,我并未只停留在细节上,还留意着不疏忽整体的脉络。因为母亲没有去过T城,所以我更细腻地描绘景物。
仔细一看,围帘很脏。不知是手垢、软膏、药液还是吐血的痕迹,形成斑驳的图案围绕着母亲。
母亲眼都不眨地盯着一个地方,除了偶尔因为有痰而咳嗽之外,一直沉默不语。她看的那个地方,徒然地存在于与我的视线稍微错开的空中。但是我已经习惯对着沉默讲话了,所以丝毫没有感到困惑。Z先生、“梗概教室”的听讲者们、J子女士全都是默然无语的,背诵俱乐部的先生也并没有关注我,新人奖投稿作品的梗概返还给我的只是订书机钉在封面上的声音。
现在所讲的这些真是亲自经历过的吗,会不会只是自己写的小说梗概呢。那不干净的围帘上映出的人们,真是来自外界吗,会不会只是自己内心编出来的剪影画呢。我渐渐已经分不清了。一笔一笔在十指指甲上画出水虿羽化的其实是自己吧,我担心地看了看双手,又看了看被子里面母亲的手,都是干干净净什么也没有画的指甲。
我压低了声音,保持着与母亲的沉默相匹配的音量。平静的湖面,即便只是投入一颗小石子,波纹也会传得很远。现在充斥母亲体内的沉默比任何内脏都具有实感,几乎与灵魂等重。如果把她抱起来,那两只胳膊感受到的就是这沉默的分量吧。我的声音被湖水一一吞噬,在水中漂荡,波纹已经消失,而它仍然向深不可测的水底坠落下去。
找遍整个医院,再也没有比母亲更安静的患者了。无论病得多么重的病人——因出血而意识不清,因腰痛而无法动弹——也达不到母亲那样的安静。她的喉咙长期屏息肌肉很硬,声带收缩枯竭,舌头躺在黑暗中太久似乎已经忘记怎么动弹。无论对着谁,都不会回答、附和或是抗议。不说梦话,不按呼叫钮,不会乱挥胳膊,不会随便乱走。不要说T城了,除了自己出生和出嫁的两个地方之外,她哪里也不知道,也从来没有坐过飞机。即便偶尔来女儿家还是小心翼翼的,打开玄关门时总是露出有些为难的表情,就好像提心吊胆地翻开女儿写的小说,想着“这到底有什么意义”。
回想和母亲最后一次交谈,愕然发现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事了。当母亲的病情日益严重不得不住院时,她很罕见地一天打了好几通电话。
“没事,其实也没什么事……”
母亲解释什么似的结巴着。
“就是,想打个电话。”
又装出开朗的口气补上一句。
那时母亲说话已经有点费力,单词都是一个一个有些迟钝地往外蹦出来的,再也没有半点我熟悉的样子。
“嗯,你身体怎么样?我还是那样。”
我不知道母亲长时间沉默是因为不知道该说什么还是因为病情,只能自己唠叨些无聊的事。
“那就好。其实,我也挺好的……”
我把两个手掌合成碗的形状,接住了一滴一滴落下来的母亲的话。很好,就这样继续,我鼓励着这些语言的水滴们。不知不觉中,我接住的仿佛变成了母亲的眼泪。
“别太累了,保重身体。”
“……”
“注意不要摔倒,吃饭要细嚼慢咽。听见了吗,知道吗?”
“……我知道。”
“不用担心我。”
“嗯……”
那个时候母亲已经在做准备了,先把声音一点点送往彼岸的世界去。然而我却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一心只想着怎样把沉默对付过去,甚至都忘了母亲说的最后一句话。
肯定有最后一句话的。“时间到了,这样也算是没有缺憾了。”她一定是亲眼目睹了那最后的水滴落到女儿掌心,消融不见的。
我看着手掌,那里空空如也,非常干燥。
朝墙壁看去,发现那个收纳衣物、毛巾和零碎用品的透明柜子最上面的抽屉里有一本书。我不知道是谁在什么时候拿来的,眼球不能自如转动的母亲应该已经看不了书了。书放在叠得很整齐的安哥拉小毛毯上面,几乎被遮住了一半。那是我写的书。
“讲得真好,非常感谢!”
我讲完现代艺术盛典的事之后,突然从围帘对面传来老奶奶的声音。我从缝隙看去,和躺在床上正抓着床围栏的老奶奶对视上。
“对不起,吵到您了吧?”
“哪里,想知道谁能坚持到最后,一边揪着心一边听着呢。”
老奶奶用力握住床围栏,似乎在忍受着腰痛。
“请多保重。”
说完,我拉上了围帘。有人发出呻吟,有人推着小推车嘎吱嘎吱地走过走廊,广播里播放着“现在移动售货店正在电梯走廊营业,欢迎有需要的患者前来购物”。很快,又趋于安静。
我从透明柜子里拿出指甲刀,给母亲剪指甲。先是左手的拇指到小指,再是右手、右脚的拇指到小指,最后是左脚。忘了什么时候在移动售货店买的指甲刀虽然很小,却很锋利,咔嚓咔嚓地毫不留情,一点都不能大意。
母亲的手指或弯曲或僵硬,但被我握住后就温顺下来。指甲刀一剪,指甲便很容易地从她的手指上掉下来。和先行去往彼岸世界的声音一样,一点都不犹豫。
指甲只长了一点,很小。人的指甲原本就是这么小吗?我不禁担心起来。在母亲的指甲上,水虿肯定无法羽化吧。
每当指甲刀发出咔的一声时,我的心脏就收缩一下,害怕自己会把指头整个都剪掉。和指甲一样,母亲的手指也早已没有丝毫想要抵抗的意愿了。所以即使真变成那样,肯定不会有哀叫,也不会在我的手中留下太大触感,只会有一点点血飞溅到围帘上,然后指尖啪嗒滚落在床单上。我看向围帘,抚摸床单,再去剪下一个指甲。
病房里只回响着剪指甲的声音。我知道同屋的三个人都在侧耳倾听。终于轮到左脚的小指,它就像果实一样又硬又圆,指甲只是附着其上的蒂。在几十年间,这小小的指甲偏安于身体一隅,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想都无法想。终于剪完最后一下,我听到隔壁老奶奶松了口气的声音。
我捡起碎指甲,用手纸包起来,塞进了兜里。
离开住院处之前,我沿着六层的走廊去了另一栋产科住院部的新生儿室。从电梯出来,往左拐,走过谈话室,前面就是新生儿室。已经来过好几次,地图都在我的脑子里。
只有这里的墙壁和其他病房不同,不是橙黄色而是天蓝色,到处画着彩虹和花鸟。大玻璃里面有两排婴儿,躺在浴缸形的透明小床上,穿着开襟的白色婴儿服,脚脖子上套着个环儿——男孩子是蓝色,女孩子是粉红色。小床内侧贴着卡片,上面写着母亲的姓名和婴儿出生时的体重、身高,但近视眼的我看不清楚。
我站在玻璃前,蒸腾出一片水汽。啊,这样的话我携带的细菌就会穿透到对面的,不行不行。尽可能地屏住呼吸。
一拨接一拨地总是有很多人前来探望,所以不用担心有人会注意到我。有起劲摄像的父亲,有指点着自己的孙儿兴奋说笑的爷爷奶奶,有自豪地领着探望者转悠的穿睡袍的母亲,有来看望自己弟妹的少男少女。总之有各式各样的人来这里,当然也包括和我一样的新生儿冒牌探视者。
为方便起见,姑且这样称呼吧。但实际上它和大肆蹭吃宴会的卑鄙,或冒充家属参加运动会妨碍正常秩序的厚脸皮不是一码事,我们绝对不会加害新生儿;不会靠近只有亲属才能进入的空间,比如哺乳室或NICU(2);也不会花言巧语地哄骗那些新手母亲,去抱一抱新生儿。我们只是站在大玻璃外面,注视着那些新生儿。
健康的新生儿不到一个星期就出院,所以每次来这里,遇见的人都不一样。但这并不意味着每次都有耳目一新的感觉,毋宁说无论哪个孩子,都像是曾经看到过似的十分熟悉。他们全都统一于“婴儿”这个名称。可是每个新生儿又出人意料地不一样,实在不可思议。有的婴儿肥肥胖胖,好像明天就可以参加宝宝哭相扑比赛;也有的婴儿令人联想到刚刚羽化完毕的蜻蜓。有的婴儿一直香甜地在睡觉,让人特别想摸摸他的脸蛋儿;有的婴儿一直哭个不停;也有的婴儿瞪着眼睛,仿佛在思考什么。他们不同地以各自的方式度过这段时间。我还看到个别新生儿戴着毛线帽子或手套,也不知是什么意思,或许单纯只是父母让戴的吧。婴儿们头发的样子,嘴唇的颜色,小手的攥法……没有一个是一样的。
第一排最右边的那个新生儿,尽管并没有哭泣,却不停地蹬着两条小腿。身体虽然幼小,精力似乎过剩,不知何时已经爬到最高处,脑袋顶在了小床边框。从敞开的小衣服里露出了脚底板,脚脖子上的蓝色环儿系在松弛而柔软的皮肤褶皱上。每当他蹬踹时,蓝色环儿便一点点地转动。十个脚趾紧紧攥在一起,没有一点缝隙,生成好几条褶皱一直从脚底连到脚脖子,看上去更像个令人担忧的生物了。这时,他的指甲进入了我的视野。即便是刚刚出生的脚,似乎还残留着羊水,也理所当然地长着十个指甲。差不多和我母亲的指甲一般小。
新生儿队列的尽头是看护室,里面有医生或护士值班。他们都很忙碌,根本没有工夫关心玻璃外面的女人为什么在这里。运动会也好,宝宝哭相扑比赛也好,新生儿室也好,都为我这种人准备了小小的空间。虽然不知道是谁准备的,但只要悄无声息就肯定可以瞒天过海进入其中。在不妨碍当事人的角落里,隐藏着不引人注目的入口。只有真正需要去的人,才能拧开那个门把手。
有一个比我年轻很多的女人站在玻璃外面的正中央,个头很高,身板结实,长长的直发束在脑后,垂在背上。挎包的带子从肩头耷拉下来,她也没有意识到,只是一心一意地盯着大玻璃里面。我立刻明白,她是和我分享空洞的伙伴。她在哭泣。虽然不时假装擦汗或把手帕捂在嘴上,但仍有呜咽声从那缝隙里隐隐地流出来。也许是不想让别人看到自己的面孔吧,她把额头抵在玻璃上。
哭泣没有关系呀,我在心里对她说。哭泣一点也不违反咱们的规定,也不妨碍新生儿或任何人。所以不必有任何顾虑,尽情地放声哭吧。
在这期间,新生儿们也在自由自在地活动着:伸胳膊踹腿儿的,噘着嘴寻找奶头的,攥紧两手的,打嗝的,睡觉的。我推进无花果井里的婴儿是哪个呢?和我长得一模一样,八岁时死去的女孩在哪里啊?宝宝哭相扑比赛时,差一点就到我怀里的婴儿也应该在这里。
哺乳的时间到了,产妇们陆续从病房里走出来。四周突然变得热闹起来。她们都穿着前面可以打开的睡衣,手里拿着雪白的毛巾和清洁棉,一边愉快地说话一边走着。
每个人接过一个婴儿,没有人担心找不到应该抱到怀里的婴儿。她们都堂堂正正地挺着胸脯,宣告“我的孩子是这个”一般。尽管如此,我仍然恋恋不舍,一直用目光追寻着每个孩子的归属。
这时我才注意到,那个女人已经离开了。只有她的额头沾过的地方留着一块污渍。
回家之后,我把母亲的指甲烧了。把它们放进可乐瓶盖里,用火柴点燃,指甲两端的尖细处先燃着,然后一点点扩散开去。它们发出吱吱的活泼声响,冒出细细的烟。右手中指的、左手无名指的、右脚大拇指的、左脚小指的,月牙形的指甲们翻滚起来,融化成黑乎乎的一团缠绕在一起,挤靠在瓶盖边缘的凹槽里。烟被笔直地吸进黑暗中远远的一个点里,有一股尸体火化的气味。
(原稿零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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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镰仓雕,神奈川县镰仓市特产的雕刻漆器。
(2)NICU,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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