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埃琳娜

两个26,26.

1926年2月26日。

那是亨利的生日。

他的出生证明上显示的确如此。那张证明放在一个有机玻璃制成的矩形密封箱里，下面是黑色天鹅绒基底。里面还放着十来样其他东西：照片、明信片、一副看上去有些笨重的眼镜、社保卡、小孩儿的涂鸦以及一个小小的银质十字架。这个展柜上有个标识，显示其主人是H.M.。另外，需要在此鸣谢那位在展览中将这些东西借给我们的科学家。这次展览设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校园边沿，其中一栋楼的大厅里，在这所大学里，科学家们花了几十年来研究亨利。

陈列柜里最大的是一张黑白照，尺寸大概8英寸×11.5英寸的样子，它被放在一个破碎的描金木头相框里。上面没有任何身份标识，但这显然是张经典的作品。照片中的孩子们大约在上二三年级。一共37人，男孩儿和女孩儿基本各占一半。女孩儿都穿着裙子，而男孩儿穿衬衫系着领带。

我凑近些试着找到亨利。

在亨利一家人住在哈特福德市中心的轻型公寓那几年，也就是亨利的二到八年级，他都就读于圣彼得学校（St.Peter's School），这是一所位于柯尔特公园附近的天主教会学校，也就是位于他被骑行者撞倒的地方。科学家们常常问亨利一些他在圣彼得学校的有关事宜，他也尽可能详尽地做了回答。

“它就建在主干道旁，”他在1970年的一个下午说道，那时他坐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实验室里，相隔几十年后展出他遗物的地方的几个街区之外。“学校前面有一片草地。那是一幢砖砌的楼房，红砖白边，窗框也是白的。那是一个两层的仓房……其中一个窗子面向大街。”

他记得大街上车来车往非常吵闹，修女们须得把窗子关严，这使得每年都有一段炎热得令人窒息的日子。因此，她们只好打开教室门，以便空气得以流通。

亨利说，教室有一扇前门，还有一扇后门，两扇门都开着。可供一点气流，或者说微风穿过。

他记得一些低年级的学生会惧怕修女，因为她们的穿着太过庄严。

“全都是黑白的。”他说道。

“你当时害怕吗？”一个科学家问道。

“不怕。”

亨利告诉他们，他生来是个左撇子，是一位修女教会她用右手写字。

“是她们改变了我，”他说道，“我的书写一直很糟。但非常明确地……那位修女……她非常……呃，想让每个人都用同一种方式写字。”

“你抱怨过吗？”科学家问。

他并没有。

“你还记得那里的孩子吗？班上其他的孩子？”

“嗯，”他说道，“我想起了一个人。我是跟她一起毕业的。她的父亲当时是一名警察，后来当了警察局长。她叫哈利西（Hallissey），哈利西是姓，名字叫埃琳娜（Arline）。”

过了一会儿，科学家又问了他这个问题。

他还记得学校的其他孩子吗？

“我想到了一个。”他回答，“一个女孩。她的父亲是，呃，当时是个警察……她姓哈利西。”

“她和你一直是同学吗？”

“是，是的。”

“那她名字叫什么？”

“埃琳娜。”他说道。

每次让他回想圣彼特的其他学生，他总要头一个提起埃琳娜。他说他们在圣彼特学校一块儿从二年级读到八年级，虽然并不是一直同班。每个年级有两个班，教务人员有时会在升学时将孩子们打乱。“挑一些同学出来换班，”亨利解释说，“以确保他们不用整个学校生涯都待在一块儿。”亨利照例谈到埃琳娜，他回忆道，每当学年结束时，“都会希望某一个人能一直陪你……但他们终究会转走。”

亨利似乎曾经暗恋着埃琳娜·哈利西。

照片中教室的墙壁呈现两个色调，底部暗些，顶上要亮些。后墙上高高挂着一块石板，有人（大概是个修女）在上面用粉笔写着最高指令：遵守我的诫命。

我还仔细研究了孩子们的面孔。图像有景深变化，前排学生的脸比起后排要锐化一些。在照片的左上角有一个男孩，有些模糊，他背靠在墙上笔挺地站着，戴着厚厚的框架眼镜。我认为那应该就是亨利。

我又盯着女孩们想找到哪个是埃琳娜。

“喂？”

“您好，请问是皮尔斯夫人（Mrs Pierce）吗？”

“是啊。”

“您好，皮尔斯夫人。我打电话来是因为我正在写一本关于一个男人的书，我想他是您的一位同学。请问您在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上过圣彼得学校吗？”

“对，对。”

“您上过是吗？”

“是的，我就是从那儿毕业的。”

她结过两次婚，因此夫姓换了两个。转录亨利实验室访谈的那些人，通常都拼错了她最初未婚时的名字。不过，我还是很肯定。

“您父亲曾是警察局长，对吗？”

“是的，”她说，“是在哈特福德。”

“那就对了！您一定是我要找的那个埃琳娜·皮尔斯！我在写的那个人，不知道您是否还记得他。他去世了。但在采访中，他回忆起您是他的童年朋友。”

“我敢打赌您说的是比尔·法雷尔（Bill Farrell）！”

“并不是比尔·法雷尔。”

“噢，好吧。”

“他是一个名叫亨利·莫莱森的男孩。”

接着是长久的沉默。

“我不……那个名字……我不记得。”

埃琳娜告诉了我她所记得的圣彼得学校的男孩子。比尔·法雷尔和威廉·布雷迪（William Brady）。他们后来都成为天主教会的神父。其中一个位至教堂主教。“所以他们真的改变了不少。我记得他们，是因为他们曾经就是两个小恶魔。我还曾说过：我的上帝，你们怎么能成为牧师？！该为自己羞愧还来不及呢！这便是我为什么对他们印象如此深刻了，仅此而已。”

我和她谈起更多关于亨利的事。我告诉她，他会戴着一副眼镜，他有一头金发，就住在主干道上，家离学校几个街区而已。

“现在，您觉得我想起来了吗？”她说。“那个名字，那个男孩……可我还是想不起来，您知道吗，等您87岁时，您也会忘记的。”

“亨利·莫莱森，”我又说了一遍，先用惯常的发音：莫-莱-森（Mo-luh-son），之后又尝试另一种：“或者是亨利·莫-列-呃……森（Mo-lie-ah-son）？”

“亲爱的，”又一个长长的沉默后，她说道：“我不记得这个名字。我真的不记得了。”

1980年夏季的一天，在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个测试室里，一位科学家让亨利把衬衫脱了。那时亨利54岁，上腹部有点松弛了。科学家记载道，在之前的8年，他的饮食开始过量，体重从178.13磅增加到了194.66磅[1]。事实上，在实验室的另一次访问中，这个科学家正试图量化亨利食欲的增加，发现他能连续吃下两顿完整的晚餐，除了第二顿的沙拉不吃以外，他并不会报告自己有饱腹感。她认为他的暴食与失忆有关：毕竟，当你不记得吃过一顿以后，很容易吃下第二顿饭。但她也不敢确定。因此，在访问期间，科学家又增加了别的测量指标：亨利忍受疼痛的能力。

她用墨水在亨利胸口画了六个圈，每个直径两厘米。然后拿起测痛计。尽管顾名思义，测痛计是用来测量疼痛的，但其实不尽准确，它是用来引发疼痛的。其效用实际上是：引发离散的、标准化的且可测量的疼痛。测痛计看起来像一把枪，其内部有一个一百瓦的灯泡。灯泡产生的辐射热能，通过激光的形式从导管里射出，以进行定位和聚焦。测痛计打开以后，导管顶端放出的热能可以进行调节，其最大热程可达到370微卡，这足以导致二级烧伤。

她让亨利坐在椅子上，然后用测痛计点到他胸部中间的一个圆圈。执行每个实验设置时，她都将设备在亨利的皮肤停留三秒，然后问他体验到的疼痛强度。在对照组测试期间，她发现，他们倾向于将0微卡描述成“没感觉”，90微卡是“温暖”，180微卡是“很烫”，280微卡为“非常微弱的疼痛”，而320微卡则是“非常痛”，到370微卡的设置时，所有的对照组都感到疼痛极其强烈，以致他们无法撑到实验要求的三秒，大概不到一秒时就躲开了。

而亨利则不同。他在测痛计的整个刻度程都报告没感觉。然后科学家将测痛计推到最大强度，将其尖端抵到亨利胸口。她维持了三秒钟，亨利都平静地坐着，尽管他的皮肤开始灼烧变红了。

“与对照组有显著差异，”这位科学家后来写道，“不管疼痛有多么强烈，莫莱森没有报告任何疼痛刺激。”

科学家推测，亨利的高度耐痛可能与他大脑损伤有关，但她也不能完全肯定。她曾对其他失忆症患者用类似的方式进行了测试，他们都是有常规痛觉的。是什么让亨利变得不一样呢？

亨利穿回他的衬衫，回到他在实验期间的起居室。在那里，他可能会拿出一本填字书，一支铅笔，开始静静地攻克一个字谜游戏。

若是亨利·莫莱森对埃琳娜·哈利西有着少时的迷恋，那这份爱恋是无疾而终的。

而手术之后，亨利再没有爱上过任何人。

我外祖父在亨利大脑里所开的孔，导致了诸多缺陷，有的残暴而突兀，有的则更微妙些。据科学家们的研究，亨利所丧失的，是一种欲望的能力。正如他们所言，在手术后到临终的60年间，亨利没有交过一个女友，或是男友，从没有性生活，甚至从不手淫。那些往来其生命中的过客，闪现于电视荧幕的影星，他都以绝对中立的态度来迎接这些人的到来，他们的离去亦不会留下记忆的痕迹与令人痛苦的贪恋。

“那次手术，”研究他的科学家们得出定论道，“令他丧失了性欲。”

并不存在一种测痛设备，来测量与身体疼痛相对应的情绪，但亨利的研究者们相信，即使是有，他很可能也会呈现出类似的麻木。他在人们的印象中总有着显而易见的温和、镇定和波澜不惊的举止。他能容忍科学家们对他做任何事，毫无怨言。病人（patient）亨利·莫莱森，耐心（patient）高于一切。至少从表面上看，他似乎很少陷入不安，即使面对着确乎令人不安的事情。比如他的父母都去世后，科学家们经常会问他关于父母的事，以此来确定这种巨大的丧失是否能够在他的脑海留下印记。在1986年，亨利六十大寿前两个星期，研究者们与他进行了一次特别的交流。当时他的母亲已经去世5年，父亲已经离开了20年。他们的交流如下：

研究员：你现在住在哪？

H.M.：东哈特福德。

研究员：描述一下你的住处？

H.M.：嗯，我想那是一所房子，一处私人住宅，但我想不起街道的名称。

研究员：有谁和你同住？

H.M.：嗯……我母亲。

研究员：你母亲？

H.M.：还有我爸爸？我不太确定。

研究员：为什么对你父亲不确定？

H.M.：我知道他病了。不过，我不太确定他是不是已经去世了。

研究员：我想他已经去世了。

H.M.：因为之前他已经病得很重了……他必须得去奈安蒂克（Niantic）的医院了。哦不，不是奈安蒂克。呃，有点奇怪。

研究员：奇怪？他去了那里的医院吗？

H.M.：他去了，嗯，去了。是因为结核病（tuberculosis）。

研究员：情况不太好，对吗？

H.M.：是的，因为他在那里待了，嗯，相当一段时间。

研究员：但是你不知道他是否去世了？

H.M.：不知道。

研究员：我想他去世了。

H.M.：古斯塔夫。

研究员：嗯？

H.M.：他的名字是古斯塔夫。

研究员：这是你父亲的名字？

H.M.：是的。

研究员：我记得他的名字叫亨利。

H.M.：不对。是古斯塔夫·亨利。

研究员：哦，我明白了，你的中间名是什么？你有中间名吗？

H.M.：有啊，古斯塔夫。

研究员：你的名字叫亨利·古斯塔夫。啊。真好记！

在整个交谈中，亨利的语气毫无起伏。他一如既往地，用同样温文尔雅，有些踟蹰的声音说着，当科学家千万次向他证实其父亲已经过世时，他也从未流露出可见的悲伤。有一天，另一个类似的讨论会期间，亨利给自己写了一张便条，将它揣在他的衬衫口袋里，走到哪里都带着。

“父亲死了，”上面写着，“母亲住在医院里，但她还活着。”

埃琳娜·哈利西和她父亲一样，去了哈特福德警察局工作。她成为这座城市的第一位女交警。她记得，她曾踏着自己独有的步调走在街上，看着那些停着的汽车，看着里面的儿童安全椅、咖啡杯、文件或是其他什么，想象着车主是怎样的人、过着怎样的生活、在哪里工作、有几个孩子，以及他们的理想与壮志。

我采访她时，她已经退休很久了。她身体不太好。声音听起来很虚弱。她告诉我，她有时犯点儿小癫痫。但医生还没能确诊。

“除此之外，我好得很，”她说，“但你知道，这该死的大脑的确会为所欲为。”

我们中大多数人的大脑都在不知疲倦地工作，不论在梦中还是现实中，都遵循着它们自己的神秘惯例。它们接收并处理我们的经历，呈现并保护我们的个人世界。但它们也会生病，会生发出癌细胞，有时只是单纯地衰老。但大脑常常只遵守自己的指令，远远超出我们的控制。我们中大多数人的大脑，换句话说，都在该死地为所欲为。

而亨利·莫莱森却没有。

从他手术后到他临终，亨利的大脑不再投自己所好。它许多基本回路都被中断或封锁，这种干预影响深远，无处不在。在接受外科手术转换之后，亨利的大脑不再为所欲为，只能在苟延残喘和不断衰退的情况下做点力所能及的事。

亨利的大脑所接受的手术，将亨利从一个来自圣彼得学校的，不起眼到连少时初恋都将其遗忘的男孩，变成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失忆症患者H.M.。科学家的研究几乎穷尽了亨利大脑的每一个方面和每一个隐喻，这些研究在脑科学中掀起了革命。

然而，他们从病人H.M.及其残缺大脑所获得的故事，自我外祖父切下那毁灭而启蒙的一刀之后，就几乎消失了。这个故事非常黑暗，充斥着情感和肉体的疼痛，以及强烈的欲望。而病人H.M.自己却无法体验。这是一个从未言说的故事，直到现在，我的手指放在键盘上，还仍犹豫不决。

* * *

【注释】

[1] 1磅等于0.4535924公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