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香丸之旅

地窖里面有人，我外祖母能够听到他们的动静。除了在卧室里熟睡的孩子们以外，她想家里应该只有自己一人。现在看来并非如此。孩子们睡着了，而我外祖母没有，她能听到有人在地窖里。

她吓得不轻。

那是1944年1月下旬的一天，在华盛顿沃拉沃拉（Walla Walla）的弗兰克兰街（Frankland Street）的一栋独立的房子里。我的外祖父则像往常一样忙碌地工作着。那天他在美国陆军麦考林综合医院（U.S.Army's Mc Caw General Hospital）上夜班，他是那里的神经外科主任。而就在前一天，他在斯波坎（Spokane）开了一星期的会议刚回来。他们结婚10年了，生活一直如此，外祖父忙于工作，疏于家庭。

他们举行婚礼时，正是我外祖父在哈特福德医院实习的最后一年。而后他们于1935年从哈特福德搬到了纽约的伊萨卡（Ithaca），我外祖父到康奈尔大学的精神科担任助理住院医生，后来又去了曼哈顿，在那里的贝尔维尤医院（Bellevue Hospital）完成了神经病学医师的培训。接着，他又到麻省综合医院接受了神经外科医师培训。很快，他又辗转于另外三家医院与诊所进行培训和工作，从巴尔的摩到波士顿，他师从当时最好的神经外科医生詹姆斯·波彭（James Poppen）和瓦尔特·丹迪（Walter Dandy），从而精进医术。他于1939年回到哈特福德，并在哈特福德综合医院创立了神经外科。之后，神经外科迅速成为他的使命，而不仅仅是一份工作。“神经外科是我最大的夙愿。”他在多年后写道，“我不能忍受当时神经病学和精神病学中的冥想。波彭的精湛技艺以及和丹迪共事的整个夏天，都令我感到激动和兴奋。怎么会有人专攻其他领域呢？心脏外科，那只是一个泵而已；胸外科，只是个呼吸机；整形外科，如此粗糙的工具；而泌尿外科，就是个吸引许多弗洛伊德的病态追随者的污水系统而已。”他投身于脑外科：那是医学里最难、最苛刻，也最为重要的专业，而他全身心投入于此。

他成为神经外科医生五年后，美国陆军邀请他去服役，并任命他为医疗部队的少校。在华盛顿特区的沃尔特里德总医院（Walter Reed General Hospital），他开始了自己的部队生涯，尽管他常常受到远程调用。比如在某一个隆冬，他乘坐一架轰炸机，去位于拉布拉多鹅湾（Goose Bay,Labrador）的北极空军基地，治疗一起脑部损伤。1943年，军队派他去东海岸的沃拉沃拉。他花了数天来治疗从南太平洋回来的重伤士兵。他医术精湛，工作令他精力充沛。自此他大学时代的自我怀疑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崭新的、不同以往的、充满自信和乐观的人生观。那一年，耶鲁大学征集1928级的所有校友，要求提交一句话来总结自己的人生导向，外祖父所言如下：“我们只是高级版的小花和鱼，无权做出希特勒般的可怕行径。”

与此同时，我的外祖母也尽职尽责。她的丈夫找寻到了对自身专业的热忱和进取，她也同样要在千里之外的家乡努力，妥善料理自己的家庭。他们有三个孩子，每个年龄相差两岁。到1944年，最大的孩子巴雷特（Barrett）8岁，最小的彼得（Peter）只有4岁。我的母亲丽莎（Lisa）排在中间，她当时6岁。外祖父忙碌于他的手术室，而外祖母则周旋于家庭中，投身于日复一日的家务：孩子学业、饭食料理和清洁工作。她其实十分贤惠，但要兼顾每个孩子却有点困难，而其中1944年是最为艰难的一段时间。我外祖父要撇下她，提前去沃拉沃拉两个月，处理大量迁居的事宜。她和孩子们后来乘坐一辆林肯大陆敞篷车（Lincoln Continental convertible）横穿全国。然后，她在这个新的地方适应了崭新的生活，却失去了来自家庭和朋友的社会支持，她要独自花费更多精力来照顾我妈妈和舅舅们。在那几个月里，她的体重从108磅降到了89磅。她一向瘦小，但那段时间简直可以说瘦得可怕。

而现在有人在地窖里。或者说，她感觉有人在地窖里。他们上了楼，她忽然听到那些人就在关着的门后边儿说话。她能听出那些声音，是来自她搬过来以后交的几个朋友。他们就住在附近。他们在那儿做什么？她仔细听着声音，试图辨清他们谈话的内容。尽管只能依稀听见，但这足以使她确定，有些可怕的事在向她袭来。那是针对她和丈夫的一连串阴谋。她的朋友们，偷偷溜进她家的房子，在窃窃私语。而她并不敢开门。于是那个夜晚显得十分漫长。

第二天醒来时，她已经不能分辨那是否真实。她是在做梦吗？房子里并没有其他人，不是吗？到了6点，孩子们快要起床了，她溜出去，骑上自行车走了几个路口，到了那些窃窃私语朋友们的住所。她按响了门铃，等待他们回应，以确保他们的确在家，而非藏匿在她家房子里。当他们回应后，她赶紧说她要走了不能久留，然后她骑着车回家，开始准备早饭。那是个星期六，孩子不用上学，所以她得照顾他们。

自天亮以后，她打了三个电话给丈夫。每次她都被告知丈夫正在忙于手术，不能及时回电话，她的内心深处总认为自己被欺骗了。他们在对她说谎。她的丈夫并不在手术，而是在监狱。他受到了军事审判。他们抓捕了他。

她不知道该做什么，她只知道，自己必须做点什么。她试图让自己忙碌起来，在楼梯上不停地跑上跑下，看着孩子们玩耍。她注意到她最小的孩子，4岁的彼得，并没有在玩，而是一直看着她。同时，他的双手还在比画着。他在用一种非语言的方式，试图诉说着什么。就像在前一晚她试图听清门背后的低语那样，她也试图破译彼得的手势。起初她并不能理解，后来她突然顿悟，知道自己要做些什么了。

她照顾孩子们吃完午饭，然后打发他们去和一些小朋友玩。当孩子们一离开，她便走进了邻居家的车库。车库里有一辆车，她爬到车顶上，脱下了衬衫，将衬衫撕成长布条，然后将它们系到一起。这便是彼得手势的含义。彼得想要她做点儿什么。

她打完结后，爬到高处将绳子的一端绑在车库梁上，而另一端，打成一个活扣儿套在自己的头上。

后来，一个邻居发现我外祖母半裸着站在那里，用手工绳索试图自杀。邻居立刻打了个电话给外祖父。外祖父下午3点左右从医院回来，外祖母向他讲述了整个事情：关于朋友们密谋的诡计和军事审判；关于她为了保全大家所做的努力，这是她阻断黑暗蔓延的唯一方法。我外祖父听着她的话，呆若木鸡。之前完全没有迹象。无论如何，起码他没有见过。也没有其他任何人见过。这就好像，他和妻子同处一个世界并共同生活，而她，没有一点征兆地启程去了新的世界。那是个他见所未见的世界。

他们一起去了医院。精神病医生接见了外祖母。他们在一个开放的病房为她检查。那天晚上，外祖父守在床边陪她，托别人在家照看孩子们。外祖母深情地看着他，恳求着与他做爱，但后来又变得焦躁不安、情绪激动、充满困惑。夜半时分，她从床上起身，踱步到另一间病房。有一个女人躺在床上。我外祖母站在床边低头看了她一会儿。

“你为什么要男扮女装躺在这儿？”她说完，打了病人一巴掌。

人们制服了她。他们将她转去一个封闭病房，在那里，她不能自由走动。她被关在那间房里两个月，我外祖父安排了长期治疗方案。她的病情日渐恶化。她一哭就是几个小时。她报告说有人杀了她的孩子，将他们的头埋在她房间的墙壁里。她还说这不可描述的可怕事件就发生在她楼下。第十天，她开始绝食，声称他们在提供的食物里下了砒霜。外祖父来探望时，她指责外祖父的自私，因为他与别的女人睡觉，还因为在婚后，除了孤独什么也没有给她。

1944年3月25日，一辆救护车把她从封闭病房送到火车站，一家人旋即踏上一列火车，开始了为期三天穿越国土的回乡归途。孩子们并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他们知道自己的母亲被送去了其他地方，也知道自己正在由一位跟卡通里一样严厉的保姆——特恩菲尔特太太（Mrs Thornfeldt）照顾着，不过其中的原因，他们并不知晓。邻居给了他们一大袋小包裹带在路上。每天早上，他们会打开一个小包裹中的礼物，送给归于常规的每一天。孩子们知道自己的母亲同在火车上，但并不知道为什么她被限制住在一个上了锁的休息室里。外祖父到休息室去探望她。他看着她不停吸烟，也看着她吃东西。最后外祖父给了她几剂苯巴比妥（Luminal）[1]，然后看着她入睡。

三天之后，火车开过沃拉沃拉，他们抵达了哈特福德。车站内已经有一辆车在等着外祖母。从车站到疗养院只需要很短的车程。

1858年，康涅狄格州医学协会（Connecticut State Medical Society）的主席在其发表的讲话中，回忆起一个50年前的童年场景：“有旅行者在路过去哈特福德的必经之地法明顿镇（Farmington）的时候，”他说道，“会看到收费站旁边的银行里，有一个小笼子，里头有个胡言乱语的疯子，一直盯着过往的人大喊大叫。后来他被挪到一个谷仓旁，他一直蜷腿而坐，直到双腿溃烂粘到一起，再也无法伸直。他年复一年地坐在那里，盖着旧毯子，他的食物就跟谷仓里的鸡饲料差不多。说这个倒不是在责备法明顿的好人，没有几个城镇的居民像那里的人一样，有着更令人钦佩的道德敬畏，以及真正的宗教信仰。这般恶心的事情也可能在别的镇子同样发生着。”

他想说的是，那些日子早已不复返。在康涅狄格州的精神病患不再会被锁在路边的笼子里，或是被当作廉价奴隶、残次人类而卖掉，这些事曾经是很常见的。相反，他们现在有了一个安身之所。那是个包容的地方，在那里，他们可以接受治疗，远离他们曾被迫忍受的人间地狱。那里也是我外祖母的避难之处，即我们后来所知的哈特福德精神疗养院（Hartford Retreat for the Insane）。自1822年成立以来，该机构自称是现世最先进的收容所之一。它的第一负责人提交了一份《精神病收容委员会鉴定报告》（Report of the Committee Respectingan Asylum for the Insane）。这份报告在机构开幕之前，被提交至康涅狄格州议会（Connecticut General Assembly），他声称哈特福德疗养院致力于“突破一切我们对精神病院的固有观念”，而非仅仅作为一个“关押可怜疯子的”监牢。他的收容所将致力于对病人的“道德管理”。

就很多方面来讲，他是成功的。哈特福德疗养院的病人过着几近常人的生活，而不像那些被囚禁在贝莱特姆（Bethlem）地堡，或是被人遗忘于贝尔维尤后方的可怜人。他们可以漫步绿茵场，在优雅的公共食堂吃饭，享受宗教服务，甚至参与创立了史上第一份由疗养院创办的报纸——《疗养院公报》（The Retreat Gazette）。康涅狄格州州长订阅了这份报纸，并发表评论说，“比我近来看过的很多报纸更加理性，这份来自病房的报纸比那些隐瞒了公众声讨的其他报纸更加可信。”

疗养院在早期没有提供太多治疗，其创始人认为治疗精神疾病最好的方法，就是单纯地提供一个带有刺激而愉悦的环境，其中的活动都是一些消磨时间，但不太费力的事情。他们所希望的是，如果病人忙碌起来，就可能不再感受到来自日常生活的压力，他们的问题就可能自愈。病人穿着便服，同他们的侍者一样，除非有人产生暴力或失控行为，否则不会被链子或者别的什么东西锁上。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于1842年作为记者参观了这个疗养院，他也感到很震惊。“当我穿行于这家精神病疗养院时，我十分怀疑自己，我只能通过侍者的只言片语，以及医生对他们所辖病人的谈论，来将他们和病人区分开来。当然，我只是说不能从外貌分辨他们；病人的谈话内容还是挺疯狂的。”他接着讲述了这样一个对话：

一位矮小整洁的老太太，笑容和蔼，举止得体，她从长长的走廊尽头走到我身边，用一种难以言表的谦逊鞠了一躬，并问了我一个莫名其妙的问题：

“先生，庞帝弗拉克特（Pontefract）在英格兰的土地上依然盛行吗？”

“是的，夫人。”我回答道。

“先生，你上次见到他时，他也是如此——“？

“嗯，夫人，”我说道，“非常的好。他恳求着人们赞美他。我从没见他那么好过。”

这个老妇人非常高兴。她盯着我看了一会儿，好像很确信我是在认真地表示赞美，她侧身退了几步，又侧身向前，突然跳了一下（我吓得猛地后退了两步），说道：

“先生，我是个老古板。”

我想最好的回答是，我从没这样认为过。于是，我就那么说了。

“先生，当个老古板是件无上荣耀和愉悦的事儿。”老太太说。

“我想是的吧，夫人，”我答道。

老太太吻了一下她的手，又傻笑着跳了一下，以一种奇特的动作侧身走过门廊，优雅地漫步到自己的起居室。

狄更斯认为这疗养院进行着“令人钦佩的管理”，当他知道一个病人曾听到“空中的声音”时，还开了个玩笑。

“好吧！我觉得，我们今后应该让那些伪称自己已经做到这个程度的，实则失败的先行者闭嘴，我应该先找一两个摩门教徒来做下实验。”

狄更斯并不是唯一赞扬疗养院的人。一位后任的机构负责人在撰写疗养院早期纪年表时表示，“医院对病人提供的照顾，都显然无可诟病，”虽然他又加上了以下告诫，“当然，坊间会以讹传讹一些医院里的神秘事件，这在精神病机构这并不少见。人们很难理解精神疾病之间的细微差别，所以在他们的心目中，以及茶余饭后的谈资中，都会出现一些遐想。”另一个观察者是位医生，他赞扬这里采用着很大程度上温和的“道德疗法”。甚至对收容所中最无药可救的人也是如此。他写道：“这里绝无仅有地将鲜花环绕在墓碑上，这也是令人最为愉悦的人道的景象，最精细的文学艺术品位和最挑剔的社交礼仪，都远远不及这里对高度文明的诠释。”

我外祖母踏进疗养院大门，那是狄更斯来这里的100年以后，世事变迁，道德治疗作为机构的初衷，已经有了显著的变化。

那座疗养院依然十分美丽，几乎保持着原貌。

汽车穿过大门，开过微微有点坡度的车道，到了疗养院的主楼。若是看向窗外，外祖母便会清楚地看到那些一闪而去的花卉、灌木和草坪。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Frederick Law Olmsted）是美国最伟大的景观设计师，也是中央公园的设计者。他在19世纪末彻底翻新了这片地，种下了各式各样精心搭配过的银杏，糖枫树，黑胡桃，香枫，铜山毛榉，以及这偏远北部地区仅存的一片山核桃树。汽车驶过一些优雅的小屋和集体宿舍，最终停在富丽堂皇的行政大楼前，那是这里最古老的建筑。若是当时外祖母感觉无碍可以独自下车，皮特·苏扎（Pete Souza）会站在那儿接住她的手包，并带着她进去里面，接待员正坐在登记台后面等她办理入住登记。苏扎曾是位葡萄牙裔的水手，在疗养院当行李员快十年了。苏扎会在之后将她送到布置得相当有品位的住处。在她的床头柜上，家政人员可能已经放好一份薄薄的《话匣子》（The Chatterbox）杂志。封面上有一个复活节兔子，自百合花中向外张望。如果她拿起杂志翻开它，就会发现内页里有一则通知，告诉她这本读物是“为‘生活研究所’（THEINSTITUTE OF LIVING）的主顾准备的双周刊”。

这个名字是新取的。一年前，收容所的负责人C.查尔斯·伯林盖姆医生（Dr.C.Charles Burlingame）向州议会申请，将前身为哈特福德精神疗养院、于1931年更名的哈特福德神经-精神病疗养院（Neuro-Psychiatric Institute of the Hartford Retreat），再次更名为“生活研究所”。伯林盖姆还要求以后一切对他机构的引用，都要将“疗养院”一词替换为“精神病院”，而一切对神志不清人员的描述也要将“疯子”代之以“精神病”。用词和表达对伯林盖姆来说非常重要。他曾写道，自己努力使生活研究所变成“严格意义上的寻常之地”。

起码表面上看来，他是非常成功的。若是我外祖母逐页翻阅《话匣子》杂志，她会看到一张照片，图中的地方看上去很像一个乡村俱乐部。上面有个室外游泳池，一个配备小型球洞区的高尔夫俱乐部，一个排球场，居然还有个室内保龄球馆。她还会看到一则沃克斯豪尔商行（Vauxhall Row）的商品彩页，那是疗养院自己的购物中心：她可以在那里购买到阿杰隆牌（Ajello）的手工蜡烛，以及复活节卡片，还能在沃克斯豪尔商行的花店买到各种各样的胸花，最便宜的只要90美分。或者在“耶氏皇家书店”（Ye Royale Booke）挑选新到的畅销书。她会看到一些客人自己做的工艺品照片，它们被陈列在“中心大楼里属于我们的小工艺品殖民地”。还有一众“小商品店铺”：耶氏琉璃店、耶氏银匠铺、耶氏装订所，还有一家以出售香丸著称的首饰店，人们都称它为“香丸之旅”（香丸是一种有香味的小球，可以做项链吊坠。那是一种在18世纪很流行的饰品，医生也会将其作为抵御瘟疫的处方）。收容所的年度报告指出，“香丸之旅”致力于“创造一种完全超乎制度的氛围”，它旨在“模仿早期英伦的设计，店面外观使用了伊丽莎白时代的半木结构”。

整个杂志都没有丝毫可以阐明“生活研究所”到底是什么性质的线索，只有在第四页的一处揭开了它的神秘面纱。在那一页的一张图画上，一只站立的兔子旁边印着一条温馨提示：别说出你的烦恼。后面继续写道：复活节是一个良机，用来回顾那些乐于奉献之人的努力。你的医生和护士总是乐于倾听，但除此之外，其他人却都只是对这个季节所标识的无私精神趋之若鹜。防止主顾向他人聊起自己的心理状态，也是这个机构维持其“寻常之地”形象的重要职责，而这种理念在《话匣子》中也在以不同方式表现着，且常常出现在诗歌专栏，比如上一期吧，一张可爱的小天使号手插图下面就跟着一句话：

致主顾

欢迎您的光临！

对于你，我们只有一个请求：

若你要聊起你的症状，

别告诉其他来宾，而一定要告诉我们

——你的医生和护士。

外祖母刚来一会儿就违背了这种精神。那天晚上，她脱下了所有衣服却不睡觉，不停地敲打她房间锁上的门，大声咆哮着。至少在那一刻，她干扰到了周围的主顾们。侍者很快赶到了。他们给她穿好衣服，将她领到室外，护送她穿过院区走到了南楼。在那里的第一晚，她就看到了隐藏在疗养院平静表面之下的黑暗真相。

* * *

【注释】

[1] 苯巴比妥，一种治疗癫痫的镇静药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