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冰水、热火与高压电

南楼是一座贴着白瓷砖的隔音房间，灯光昏暗，上面布满了各种管道和阀门。房间里有五个大浴缸，在此之前，这些浴缸中至少有一个显然已经被使用过，而使用者正是这里355名主顾中的一位。空浴缸已经用黄色的肥皂擦洗干净，这一次，其中一个浴缸是为我外祖母准备的。护士打开墙上的控制板，通过操作其中的阀门和旋钮，往浴盆里灌满水。根据那天晚上外祖母的行为，护士很可能选择了冰水，因为众所周知，冰水具有降低体温的作用，因而对哺乳动物有镇定的作用。辅助人员脱下我外祖母身上的衣服，在她全身抹上油，然后把她按在浴缸里。毋庸置疑，她当时一定是挣扎了的，辅助人员们将她使劲摁下去，裹在浴缸里一张大而厚重的垫子里，仅仅给她留了一个可以露头出来的口子，而身体其余部分都被紧紧捆住。

目前还不清楚他们为了进行“持续水疗”，把她困在那里多久。在生活研究所，这个时间范围通常从几小时到几天不等，在特殊情况下甚至会持续数周。若是这疗法持续时间很长，一位工作人员会每隔4小时把我外祖母解开一次，然后“重新上油”，再放回浴缸。这是为了防止她的皮肤变得太干燥。每隔12小时，她会经历一次全身的酒精擦拭。

最终，工作人员在确定她镇定下来后会送她回住宿区，至少那一刻，在门诊医生的记录中，她变得安静了许多，看上去似乎沉浸在钢琴的演奏中。

这些主顾在生活研究所住宿期间，都要进行大量的访谈，精神科医生需要借此了解他们的人生经历，以作为治疗他们现在症状的线索。所有的这些访谈的记录被分类放置在病人档案里。在我外祖母临床记录的第一页，在标题“个人履历”及副标题“智力与社会发展”的下边，有一位精神病学家写道：

在愉快的童年中长大。文化水平高于平均值，在中学和大学期间都成绩优秀，以B等的综合评价毕业于瓦萨尔学院（Vassar College）。她思想修养优良，广泛阅读了不同类型的文学作品，主修音乐并且显示出杰出的钢琴才能，还略通大提琴。她非常热爱音乐，对艺术、文学与文化都有着自发的热忱。而不良记录——完全空白。绝不是坏典型，也没有任何的不道德倾向。成年后的智力水平，在全体女性样本中，明显高于平均值。她修养甚佳，逻辑清晰，尤其对音乐与艺术有着高度敏感性。

外祖母的成长历程非同寻常。她在康涅狄格的曼彻斯特长大，她母亲的家族坐拥切尼兄弟丝绸公司（Cheney Brothers Silk Manufacturing Company），在她十几岁时，这家公司已经成为了除中国之外的最大的丝绸制造商，也是全美国最富有的财团之一。这家公司权倾整个曼彻斯特镇——有四分之一的居民供职于切尼兄弟，公司的厂区占地几百英亩[1]，其中包括他们自己的医院、学校、电力设施，可以说其自身就是一个城市。

该企业在她15岁时走上鼎盛，后来在人造丝和其他合成材料声名鹊起之后便慢慢走向了下坡路。不过这些都不重要：她不需要肩负拯救公司的重任。妇女永远没法在家族企业中发挥什么重要作用。她的母亲家有十个兄弟姐妹；他们大都生活在切尼兄弟的辖区里，而外祖母一眼就可以从她舅舅和姨妈各自别墅豪宅的规模，看出他们各自家族地位和性别差异。

她一向喜欢音乐。1933年从瓦萨尔学院毕业后，她花了一年时间来到维也纳镀金，在那里学习钢琴。她开始与一位已婚音乐家约会，并在一家默片影院谋了一份职业，为超大屏幕上闪现的电影角色进行即兴的情感配乐创作。不过到年末时，她乘船踏上了康涅狄格州的归途。她回去后不久，有一次她坐在朋友的T型车上，一个帅气的医科学生跳上踏板，自我介绍说他叫比尔·斯科维尔。

切尼兄弟丝绸制造公司最终在1937年宣布破产，并抛售了一切资产，包括企业私有的铁路。不过在外祖母进入治疗机构以后，公司还经历了一次短暂的复苏，接到了一个订单，业务是为二战期间美国的大多数飞行员制作丝绸降落伞。但当外祖母坐在病区大厅的钢琴前，我认为那时候她并不会关心丝绸行业的起落，在水疗的暂时镇静作用下，她大抵凭记忆弹奏了一首最钟爱的肖邦作品。

这是一个喘息的时刻，是她的下次治疗开始前的短暂插曲。

在外祖母到生活研究所的第二周，一天早上，侍者6点就叫醒她，服侍她吃了早点。随后，侍者把她带到白色大厅一楼的发热疗法室，白色大厅是病区东边的一座砖砌建筑。房间中等大小，一幅沙漠绿洲的壁画挂在墙上，画上的棕榈、沙丘和飞鸟映衬在蓝天下。旁边的一面墙上，挂着一幅立体的浮雕式装置，那是一个半圆柱体带盖子的铜质棺材样容器。护士打开那个装置的顶部，里面露出了一层薄薄的床垫。外祖母已经被脱下了衣服，躺在床垫上，身上盖了一条毯子，之后，装置被关上了。她脖子以下的身体部分全都放在里面。她的头从一端的洞里露出来，下面垫着一个枕头。

设备内部的红外灯散发热量，而感应电热器，则用来监控温度，以便工作人员根据需要来调整温度。有个风扇用来对设备内的热空气进行循环。风扇旁放了一盆水，用以保持一定的湿度，以防皮肤过度干燥。每隔15分钟，都会有护士帮外祖母调节温度。人类是温血动物，不管在什么环境下，体温都维持在37摄氏度左右。而当皮肤暴露在无休止的高温下时，人体的体温调节装置会失灵，内部体温会升高。

那天，在前两个小时的治疗中，侍者们将外祖母的体温调到近39摄氏度，接下来的时间则将恒温器调到近似发烧的水平。随着她的体温变化，他们对外祖母的脉搏和呼吸进行测量，寻找着其突发病痛的标识。他们放外祖母出来的时候，她已经在里面总共待了8个小时。他们允许外祖母在发热疗法室里再多休息一个小时，然后护送她回到住处。第二天早上侍者再次在6点叫醒了她，重复前日的程序，不过这次他们把温度调到超过39.4摄氏度。

在进行治疗的第四天，他们把祖母的发烧体温调到了40.5到41.1摄氏度。

发热疗法，或者说发烧疗法在疗养院起码存在了十年，虽然多年来诱导发烧的机制有所变化。在过去，护士是将疟原虫注入患者身体，让他们患上一种“良性疟疾”从而引起高烧。对外祖母使用的那个电发热“棺材”也是同样的作用，只不过这种方法更加现代化，更容易控制。那是生活研究所在外祖母入院的五年前引进安装的，那时候一份刊物的撰写者夸口道，这种方法和生物学方法“有着一样好的效果”。

在她接受发热疗法整整一周之后，一位门诊医生记录道，虽然外祖母仍然处于妄想状态，且不断往复地“轮回”，也不断地将疗养院的其他主顾和工作人员错误地幻想成“她从前各式各样的朋友”，但是她总体上还是“相当愉快”的，而且“愈加平静了”。

在疗养院对外祖母所做的临床记录的第二页，副标题“心理构成及人格类型”一栏下面，精神病医生描述她“非常温和”“极度敏感”“温柔且善良”，并且“完全女性化”。精神病医生接下来花了一些时间来探讨她和外祖父的关系，并判断这种关系是否健康：“他们的婚姻事实上是非常快乐而意气相投的，”他写道，“在长期共处的十年间，他们常去旅行，滑雪，并交流书籍与艺术。她丈夫非常享受这段婚姻且别无二心。”

外祖父也会赞同这一评价。在外祖母疯掉两天以后，即1月29日，他在写给父母的一封信中说道，“我这如此幸福的婚姻啊，我现在心都碎了。”

不过在另一方面，外祖母对婚姻的理解有些不同，这种理解更为消极一些。据她的精神病医生所说，这种理解本身就是她心理问题的一个症状。“她太理想主义了，”他写道，“对她丈夫有太多要求，过于追求完美。”而至于我外祖父，精神病医生继续说道，“其实是忠于她的，不过其风流倜傥令她伤心。”外祖母的精神病医生总结道，她丈夫的所谓不忠，“令她的困扰程度超乎寻常。”

精神病医生十分详实地对外祖母的生活背景与思维模式做出了基本评价，不过他并没有假装去弄清其发病的准确生理或心理动因。在不到一个世纪之前，精神疾病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个谜。正如生活研究所的负责人查尔斯·伯林盖姆所言，“即使到现在，精神病也很难被称为一种疾病，但被视为一种疾病过程的体现，至于其真正的来源，现在我们能做一些进一步的推测。”然而，这也改变了疗养院对于这些神秘疾病治疗方法的态度。在该机构的早期，治疗方法是非常保守简单的，到了外祖母的时代，治疗方法变得激进起来：在伯林盖姆看来，“在精神病学里，各种疗法之间是没有冲突的。”他认为，每种疗法都“有可取之处而不该被摒弃，”因此，对主顾们最好的治疗计划应该是多元化的。

外祖母经历了水疗和热疗。她却还没有好。第三种是处方治疗。

有时候，在她醒来之后，他们不会给她提供任何早餐。连茶和烤面包也没有。这个饮食方案已经持续了数月，她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她知道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或者她其实知道，她最害怕的事情就要来临。那是种模糊而蒙昧的恐惧，由于那件即将来临的事情总是导致短期失忆，所以翌日她就不太记得这事了。

助理人员会将她从住处带到一座被称为巴特勒一号（Butler One）的楼。他们会沿着两栋建筑之间一条特殊的路往前走，使得外祖母尽量不会接触到其他的主顾，从而避免引发骚动。这倒并不是因为外祖母特别情绪无常。只是任何被送到巴特勒的病人都得遵循这个指令，也得尽量减少交谈。伯林盖姆在招聘到助理人员后，会马上发给他们员工细则，其中如此强调：“在护送主顾时，不可讨论治疗；尽量要安抚体贴，令他们安静愉悦。确保主顾的配合，以协助治疗取得最大限度的疗效。”助理人员和我外祖母一到巴特勒，外祖母就会被他们送到治疗室。

“你不可以，”员工细则里面提到，“跟任何无关人等去讨论治疗室里发生了什么，除了你负责联络的工作人员以及你所照看的主顾。在任何情况下，你都不能给主顾提供关于他们自己的任何细节。”

在治疗室里，发生了如下这些事。助理人员把外祖母带到一把椅子上坐下，然后仔细检查她有没有携带眼镜、发簪或首饰等尖锐物品。如果她戴着假牙（当然她并没有），助理会把它们都给拿掉。如果她系着一条腰带，助理也会将其放松一点。皮带也是一样的。负责治疗室的护士再三检查了助理的工作之后，助理领着外祖母上了一张床。外祖母躺在那个松垮垮铺着床单的床垫上，助理小心翼翼地将一个乳胶枕头放置在其肩胛骨上方。助理要求外祖母将手臂放在身体两侧，伸直双腿。床单裹在她自己身上，盖住了她的手脚。只有头还露在外边。之后，助理把一个口塞放到她嘴里，摁住她的肩膀，而另一个助理则摁住了她的臀部。她得尽可能地被牢牢固定住，这非常重要，因为这种治疗可能会令她肌肉剧烈收缩，若是四肢不被固定，任由它们踢打，很可能导致骨折。

管事的护士又全部检查了一遍，确保一切就绪，她将我外祖母额前散落的几缕头发拢好，然后向她的皮肤施以电击。

威廉·B.斯科维尔夫人的临床记录

（记录者：艾米莉）

1944年4月5日：斯科维尔夫人开始接受电击治疗。

1944年4月12日：电击治疗开始起效。斯科维尔夫人的行为有了些改善，相对清醒的状态可以持续更长时间了。不过，她还是时常会在大厅里唱歌跳舞，或是尖笑；大声捶打钢琴键盘，那声音让其他主顾不胜其烦。她能够认出来探望的亲属。不过……对此的兴趣转瞬即逝，很快她的行为举止又会变得漫无条理，她会不停地摇头。她还会说自己经历过的审判，并且认为自那以后她一直在监牢里。

1944年4月19日：自上次的记录后，斯科维尔夫人一直在接受电击治疗。她的改善体现在变得更安静，不再常打扰他人。然而，她精神病态意念的变化不大。她仍然会提到那次审判及其之后的牢狱之灾；她（缺失词语）的改变；以及她儿子对她说话的方式；还有灵魂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身上的转移。

（5到6月的临床记录遗失了，只能找到三个月以后，也就是7月份的了）

1944年7月12日：斯科维尔夫人的情况显示了持续的改善。她仍对电击疗法感到有些害怕。

在疗养院里，外祖母并不是唯一一个害怕电击疗法的人。这种恐惧十分普遍，甚至在病人群体中导致了严重的失调和恐慌，于是柏林盖姆发起了一场运动来消除它。

不过，并不是消除电击疗法。而是消除恐惧。

这场收容所内运动的大意被刊登在《话匣子》里一个叫做“人物新闻”（Personews）的员工内部板块，于1944年8月连载了两篇文章，第一篇文章《零恐惧精神病学》（Fear-Free Psychiatry）提出了一个普遍的问题。“恐惧带来的破坏力”，伯林盖姆写道，“给那些试图给病人建立自信的精神病学家们，带来一个特殊的难题，因此，为了建立起信心，研究者们要对恐惧心理学非常熟悉，这样才对治疗有所帮助而非阻碍。”他建议护士和助理“不要和病人讨论治疗，若是谈话触及到了这点而且无法避开时，就要极力推崇治疗的积极一面。将这些治疗的惩戒本质暴露出来，从来不是一个明智的做法。”

通过对“消除病人思想中的恐惧”做出的努力，伯林盖姆认为疗养院里的工作人员将会“激励那些离开医院的人，并促进当前治疗的进展，恐惧会让我们一事无成，因为它会阻碍病人的好转，从而击溃我们。牢记这一点，并采取相应行动，如此你就可以实现而非阻碍我们共同的目标——帮助病人康复。”

刊载在下一期人物新闻板块的第二篇文章，柏林盖姆提出了他所用的一个特殊而简单的措施，用以消除在机构中蔓延的恐惧。这篇文章题为《是“睡眠”，而不是“休克”》（“Sleep”——Not“Shock”)，其中指出，疗养院中实施过三种休克疗法：胰岛素休克、强心剂休克以及电击。首先是胰岛素休克，就是要对病人注射大量胰岛素，破坏他们的血糖水平直至崩溃，他们会随即陷入一种低血糖昏迷状态（胰岛素休克的基本原理是很模糊的。没有人对为什么人为导致的意识丧失可以减轻，至少是暂时减轻精神病症状发表过什么清晰的见解。他们只是声称，这是由于某种未知的原因，并且在这样的基础上判定这些治疗可以继续使用）。一到两小时后，再想办法让病人恢复意识，一般的手段包括人工呼吸或者是注射肾上腺素。正如伯林盖姆自己发表在1938年日报上的一篇文章指出，胰岛素治疗是危险的，是一种“与死亡的巧妙周旋，几分钟的忽视、走神或者懈怠都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第二种治疗，叫强心剂休克，需要为主顾注射一种名为强心剂的化合物，它主要会导致病人产生一瞬间的原始恐慌，而后陷入长达一天的昏迷。第三种就是电击疗法，它是三者中最近才被疗养院采用的，其通过反复的高压电击来使病人的大脑丧失意识。

柏林盖姆将三种疗法都阐释为一种复仇，他之前的总结报告中，有一段完美地体现了他的机构中的奇怪双面性——乡村俱乐部外表下隐藏的秘密：“室内游泳池疗法”的成功研制，促使了去年春天机构内的室外游泳池的落成。这看起来似乎与精神病医院的形象背道而驰，然而仅仅过去一个季度，其价值和效用就显现出来了，它成为常规治疗的一个重要特色。基于休克疗法的后续发展和重要意义，需要为这种治疗建造一个具备特殊空调装置治疗室，里面有25个床位，其建成后就立刻投入了使用。

然而现在，我外祖母以及其他许多病人愈发害怕这些休克疗法，因此就带来了一系列棘手的问题。伯林盖姆已经得出这样的结论，病人的恐惧更多集中在治疗方法上，而不是在治疗本身上。简而言之，就是个表现层面的问题，无关治疗的本质。于是他下令进行改变。

“非常不幸，”他写道，“误导性术语——‘休克’被用在了心因和精神疾病的治疗中，这些本来是常规剂量的胰岛素、强心剂和电击治疗就成为无端恐惧的根源。由于这三种疗法都能使病人进入类似于正常睡眠的无意识状态，它们就应该改为‘胰岛素睡眠、强心剂睡眠和电击睡眠’——在三种疗法中用‘睡眠’来代替‘休克’……由于事实说明这些治疗的确是收效甚佳，我们应该对这些治疗采用更加准确的表述——胰岛素睡眠、强心剂睡眠和电击睡眠。并从我们的精神病词汇中删除曾被误用的‘休克’一词，以此证明生活研究所不能在实现我们长远目标的道路上，受到传统和道义的束缚。”

在外祖母入院之前，她很可能跟柏林盖姆有过交集，只是彼此都没意识到。在他负责生活研究所很久之前，柏林盖姆在我外祖母的家族企业供职。切尼兄弟丝绸制造公司遇到1915年的劳工问题时，公司雇他来进行问题评估并提出解决方案。他为公司全职工作了两年，成为美国的第一位“工业心理学家”。他会在工厂观察劳工的日常活动，征集工人们的抱怨并为他们提出补救措施、调整规章制度来减少劳资之间的冲突。他在厂区转悠的时候，很可能看到我年轻的外祖母蹬着她的单车穿梭其间。

但这只不过是猜测而已。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伯林盖姆见过我的外祖父。在我外祖母入院的三年前，在收容所1941年7月1日的年度报告开头，就写着威廉·比彻·斯科维尔医生成为本院“顾问团”的成员。为什么一个神经外科医生会成为精神病收容院的顾问呢？这是个很好的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从我那孤独而恐惧的外祖母这个话题上停下，转到向北几百英里之外的华盛顿特区，去到几年之前那儿的一个万圣节的早晨。

* * *

【注释】

[1] 1英亩等于4046.8564224平方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