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总好过无所作为

“美哉此地，

天高空广，

粮实如浪金黄！”

那唱着歌的女人平躺在手术台上。那是在1939年的10月31日，她当时34岁，做着销售工作。她在接受一个手术，这是因为她在听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新闻节目时，她发觉播音员谈到了她。虽然他们并没有提及她的名字，但她还是能肯定。她知道其他人也可以肯定这点。有时即使收音机是关着的，她还是会听到声音，这些声音一遍又一遍地说着同一件事情：是时候该自杀了。

“秀美其岳，

朱紫其壑，

处硕野丰田旷！”

她把头枕在一个小小的沙袋上，手术台微微倾斜着，因此她脚的方位要比头低一些。这样做是为了减少出血，尽管有时出血还是难以避免。医护人员早些时候推掉了她两侧的头发，额前的也剃了一些，以免它们妨碍手术。他们还为她注射了普鲁卡因（novocaine），完全麻醉她两鬓的区域，之后要切开她两边的肌肉组织，用一种乳突状的自动牵开器将这些组织撑开，令骨头露出来。一旦他们发现了正在寻找的点——那是一个在眼窝后方大约3厘米，颌顶上方大概6厘米的位置——他们就会在她颅骨的两侧各钻两个1厘米深的小孔，并将钻取下来的一小片骨头取出。而后用手术刀小心地刮开硬脑膜，在她那苍白色的、表面斑驳如同铜熔化以后起的涟漪一般的大脑表面，用喷嘴喷出的生理盐水将下面混合着血和脊髓液的红色液体冲走。

“亚美利坚！

亚美利坚！

受上天泽其恩！”

一个神经学家站在病人的头部后方，俯视着她。他从手术一开始就指导外科医生，指导的观点都是很有用的。比如他会告诉医生，要将柳叶刀探入女人头部右侧的孔里多深，柳叶刀是一种细长的双刃手术刀。关键是要在中间点停住，以避开那里的动脉。手术刀达到一定深度，大约8厘米的样子，神经学家让医生停下来，开始动右上半脑的切口（为了将右上半脑具象化，我们要想象出一个面朝前方的人类大脑，再想象出一个叠加在上面的直角坐标系）。外科医生慢慢地挪动手术刀柄，将其压到钻孔的下沿，在女人颅内的叶片型刀刃旋转着上升，切开她前额叶的右上部分，切断了脑叶及其更深的大脑结构中数百万计的神经。

“再冠尔首，

载以良朋，

洋迄彼洋碧已！”

切完第一刀后，神经学家告诉医生，将刀刃朝反方向旋转，使其慢慢切到大脑的右下半部分。然后外科医生抽出刀刃，绕到了病人的左侧，把手术刀插入到左边的钻孔里。神经学家再次告诉他何时应该停止插入。对称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外科医生旋转手术刀，刀片向女人的左下半部分额叶切下去，同样切断了数以百万计的神经。

“美哉此地，

清者之足，

穆性肃心开拓束松缚落！”

在整个手术中，神经学家都站在病人后方，俯视着她，他的声音听上去有点空灵，不时地问她一些问题。她只是进行了局部麻醉，但人完全是有意识的。她对问题的回答，可以帮助神经学家把握手术的进度。在对她右侧的前两个切口进行手术时，她的回答是准确清晰的——正如神经学家所料，他之前进行的51个手术，情形也是如此。

“你知道我的名字吗？”

“瓦尔特·弗里曼医生（Dr.Walter Freeman）。”

“你知道你在哪里吗？”

“华盛顿特区。”

“华盛顿特区的哪儿？”

“乔治·华盛顿大学（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非常好。”

而在处理完左侧第一个切口后，女人的声音变了，变得平缓而有点死气沉沉。语气失去了以往的活力，调子比她正常说话时要单调许多。不过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但女人的意识还在，可以继续交谈。她开始不由自主地对弗里曼说起自己对音乐和歌唱的热爱，弗里曼让她唱首自己最喜欢的歌。她选择了《美哉美利坚》（America The Beautiful）[1]。

“新通路广，

向迈野推前进！”

当女人开始唱歌时，弗里曼兴奋地进行了记录。这是个新发现，是意想不到的情况！并不是说唱歌本身，而是唱歌的质量。女人说话的声音在切到第三个半脑时已经出现了意料之中的迟钝，但她的歌声似乎完全没受影响。弗里曼医生写道，“她在唱歌时完全没有颤抖，歌声非常清晰，高音嘹亮，甚至还有些表现力。”

“亚美利坚！

亚美利坚！

靠天修复其错！”

当她唱完这首歌的第二节时，弗里曼告诉医生，该进行最后一个切口的手术了。手术刀切开女人的左上半额叶，切断了最后一部分的靶向神经。此时歌声戛然而止，女人遁入了沉默。弗里曼低头盯着她的眼睛看了两分钟，等着看她是否会说什么。正如预期的那样，她并没有。第四个切口的影响几乎总是这样，表现为自发地停止讲话。最后他又开始问她问题。

“我的名字叫什么？”

“我不知道。”

他摘下了帽子和口罩，弯下腰，这样她可以清晰地看到他的脸。他生着一张富有辨识度的大脸，有一双深陷的眼窝，和精心修剪过的山羊胡子。

“你看着我，认不出我的脸吗？”

“确实认不出。”

剃了光头的病人躺在那儿，向弗里曼的秃脑袋挥了挥手，打趣说道。

“他们也把你的头发给剃了？”

弗里曼又做了一个记录。当他发现病人留存的幽默感时，他总是十分高兴。在近来的另一个手术中，在对第四半脑叶进行切割之前，他就问一个53岁的病人，在他的脑子里划过了什么东西。那人想了一分钟，然后说“一把刀”。现在弗里曼对他当前的病人笑了笑，继续询问。

“我是谁？”

“威廉·伦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

弗里曼点点头，表示满意。

在19世纪后期，瑞士精神病学家戈特里布·布尔克哈特医生（Dr.Gottlieb Burckhardt），首次在精神病领域遭到了现代神经外科的攻击。布尔克哈特跑到普瑞法吉儿镇（Prefargier）的一家私人疗养院，普瑞法吉儿镇是一个位于崎岖山区、以手表制造而闻名的地方。在过去几十年与精神病患者的交流中，他发现了疯癫在神经学上的根源，以及大脑纤维的损伤是如何导致其症状的理论。1888年，他决定将他的理论投入实验。他没有神经外科医生相关经验和培训经历，但他还是搜罗了一套神经外科工具用于工作。在他挑选的第一批实验对象中，有一个病人“永远处于焦虑、难以接近、吵闹暴戾、有攻击性、随地吐痰，但是却穿着笔挺而一尘不染的夹克”。她51岁，是个“特别恶毒的女人”，她已经在机构里待了16年。整整一年的时间里，她接受了五个不同的手术，布尔克哈特打开女人的左边颅骨，先后一共切除了她18克的大脑。切除的方式有些漫无目的，并不专注于神经解剖区域中的任何一个部分，而是针对一个很广泛的部位，其中包括脑中枢、额叶、顶叶和颞叶皮层。布尔克哈特对他的手术结果的报告是，病人变得“更加可控了”，并补充说了她“没有恢复”之前的智力。而他在最后一次手术的记录中提到，"B夫人从一个危险亢奋的精神病，变为了一个安静的精神病。”

到1889年底，布尔克哈特至少对五个病人进行了手术。其中两个死了，两个患上癫痫，一个自杀了。不过，他认为他的实验成功了。“医生们有不同的天性，”他写道，“一种是坚守古老的原则‘primum non nocere’（拉丁文，意为以不产生伤害为首要）；而另一个则是‘melius anceps remedium quam nullum’（拉丁文，意为做点儿什么总好过无动于衷）。我当然属于后者……许多新的外科方法的诞生，都应该先寻找到其意义、禁忌和方法，而每条获得新进展的道路都可能要以生命为代价。我不认为这种代价可以阻碍我们实现目标，实现我们用外科医学方法来治愈病人的目标。在所谓的纯医学层面，我们必须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无论自己是否愿意）。”

1892年，当布里克哈特将他这些实验一并发表出来时，他招致了整个医学界的诟病。正如一位针对性地回应了布尔克哈特的“总该有所作为”论调的法国精神分析家所言，“破坏性的治疗不如不治。”

布尔克哈特所沿袭的道路在接下来40年中一直被封杀阻断，直到20世纪30年代，一位名叫埃加斯·莫尼兹（Egas Moniz）的葡萄牙神经解剖学家开辟出了自己的新路。与布尔克哈特不同，莫尼兹集中刺激了大脑的一个特定区域：额叶。他的构想已经酝酿多年，但其最终的形式是在1935年伦敦举办的第二届国际神经学年会上确定的。

耶鲁大学生理学系的主席约翰·富尔顿（John Fulton）在研讨会上阐述了他与同事卡莱尔·雅各布森（Carlyle Jacobsen）近来对两只黑猩猩所做的一系列实验。它们分别叫贝基和露西，富尔顿和雅各布森对它们进行了基本认知测试，他们发现这两只猩猩和其他黑猩猩一样脾气暴躁。当它们无法准确完成测试时，很快就会陷入挫败感当中，其表现可能是暴跳如雷，或者仅仅蜷缩在笼子的角落里。它们也对反复的实验本身越来越没有耐心，变得越来越不配合测试，其行为被富尔顿称作“实验性神经症”。富尔顿告诉听众们，他和雅各布森用手术摘取了贝基和露西的额叶，之后再重复了之前的实验。他们观察到一种深刻的变化。“对动物做的实验还是一再失败，甚至比先前犯更多错误，”富尔顿说，“如今更是连实验神经症的症状都无法被唤起了。”也就是说，手术摧毁了黑猩猩的认知，但也使他们变得更加平静，不再神经质了。

在富尔顿的演讲之后是问答环节。

莫尼兹举起了手。

“你认为，”他问道，“这个操作应用于人类，可以得出相同的结果吗？”

三个月后，莫尼兹试图自己来回答这个问题。

1935年11月12日，他见证了世界上的第一例白质切除术的执行。“白质”一词来自希腊文“Leuco”，意为白色的物质。这通常用来描述大脑中的连接神经组织。“切除”（Tome）也是源自希腊文。莫尼兹的神经外科同行阿尔梅达·利马（Almeida Lima）在一个重度抑郁症病人的前额钻了两个洞，并将一根细长的金属管插进了洞中大约8厘米深的地方。那根管子被莫尼兹称为脑白质切断器，它包含一卷窄窄的线圈，当管子足够深入时，利马摁下管子顶端的一个活塞，让线圈上的小环将前额叶的白质给压出来。然后他把仪器旋转360度，就切断一个微小的大脑核心组织。之后他再解开线圈，把切除器往外拉一点点，又一次摁下塞子，并一直重复这个过程。利马切掉了额叶两侧的四处白质。

手术的结果是“非常激动人心的”。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莫尼兹见证了至少19个不同精神疾病患者的白质切除手术，而后在1936年3月，他将自己的初步研究结果发表在了法国医学期刊上，其题目为《论外科手术在部分精神疾病治疗中的可能性》（The Possibilities of Surgery for the Treatment of Certain Psychoses）。论文发表后不久，瓦尔特·弗里曼恰好看到了它。对这篇文章的阅读改变了弗里曼的生活，以及他未来成千上万个病人的生活。

弗里曼出生于一个医生世家。他父亲是位泌尿科医生，是一个谦逊优雅而有点沉默寡言的人，但弗里曼似乎从其外祖父威廉·基恩（William Keen）那里继承到了野心和性格，其外祖父是一位著名外科医生，在美国医学协会（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担任了多年主席职务。1888年，基恩成为第一位成功切除脑瘤的外科医生，并以公开展示其工作而名声大噪，成百上千的学生和医生涌进了他的医学展示场所，来观摩他精湛的技艺。

弗里曼作为神经学家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华盛顿特区的一家精神病院，在那里，他很快看到了传统治疗在遭受折磨的病人面前是多么无望。他急不可耐地想要发现新的疗法，开始构思并展开对电休克治疗的实验，从胰岛素到强心剂，再到电击。但他永不满足，这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这些疗法看上去模糊而粗略，它们的机制并不清晰。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他都竭力地想要找到精神病的真正生理原因，他花费了大量时间泡在医院的太平间，解剖已故病人的大脑，意图找出他们发病的神经学根源，却总是无功而返。

后来，他恰好看到了埃加斯·莫尼兹介绍的第一个白质切除手术的专题论文。弗里曼立马知道了自己要做什么。几个月过后，即1936年的9月16日，弗里曼与他的神经外科搭档詹姆斯·瓦茨（James Watts）合作，观摩了美国本土的第一例白质切除术。接受手术的是来自堪萨斯州（Kansas）首府托皮卡（Topeka）的一位深受焦虑症、失眠症困扰的家庭主妇。

1938年，莫尼兹被迫中止工作，他在家里被一位前病患枪击，打穿了脊椎。那之后，弗里曼和瓦茨就取代了他，成为最高产的精神外科从业者。弗里曼将这一新兴领域命名为精神外科，并且开创出自认为比莫尼兹更加完备的技术，他用柳叶刀代替线圈白质切除器，并且采取瓦茨的办法，从颅骨两侧钻孔而不再沿用莫尼兹从前额钻孔的传统。那实在有些混乱，弗里曼称这是“精密技法”，同时他也改变了手术的名称，将希腊词根“leuco”代之以另一个希腊词根“lobo”，意思是“脑叶的”——额叶切除术（lobotomy）。

这就是额叶切除术。

在万圣节的早晨，弗里曼低头凝视着他第52个病人的眼睛，听到病人误称他为出版巨头威廉·伦道夫·赫斯特，他感到自己处于事业的上升期。他是一个年轻、富有魅力的医生，正运用一种令人振奋的疗法来治疗古老的疾病。很快，他会比他的外祖父更有名气。弗里曼成为名流，会受到许多主流出版物的帮衬和逢迎（巧合的是，其中一些正是属于赫斯特先生麾下）。1937年7月7日，《纽约时报》刊载的第一篇关于弗里曼的文章，其标题为《灵魂疾病被施以手术治疗》（Surgery Usedonthe Soul-Sick），文章滔滔不绝地谈到他的“新外科技术，这种技术被称为‘精神外科’，据称这种技术会将人格中的病灶切除，在区区几个小时的治疗里，就将野兽变成温顺的小动物”。

1939年，额叶切除术的时代已经到来，弗里曼是其最狂热的传教士。他执行手术的频率高得惊人，他的足迹遍布全国，他为众多好奇的医生进行演示，许多医生都跃跃欲试，想在自己的病人身上进行手术。弗里曼还在准备他第一本书的出版。在这本名为《精神外科》（psychosurgery）的专著里，弗里曼写道，“过去人们认为，若是一个人的思维不够清晰准确，是因为他‘大脑不够用’。我们意在表明，在特定环境下，个体可以在实际情况中用更少的大脑资源达成更清晰准确的思考。”

弗里曼很高兴52号病人没有认出自己。

若是52号病人继续保持清醒，并正确回答了自己的问题；若是她情感饱满的声音没有突然减弱；若是她的目光依然犀利好奇；若是她继续唱着歌，弗里曼便会让同事切得再深一些。他会告诉同事，一直切到病人糊涂为止，一直切到她感到自己思维混乱、人格解体为止。这也就是他为什么在手术时让病人保持意识，他要确保他们的大脑受到了足够的破坏。他将这个手术策略描述为“迷失标尺”。他解释说，“记忆损伤、混乱和定向障碍通常是在额叶的第四部分被切断后，数秒到数分钟之内相继出现的，”另外，“当这种迷失在手术台上出现时，我们就会非常满意，因为手术是有效的”。如果病人仍然保持敏锐，有方位感和反应力。那么这就说明，惯常在手术中用以施救的切口的上下范围或许是不够的。一般来说，他坚持奉行一个简单的策略：“最好的方法，当然就是一直往里切，直到病人陷入混沌。”

这个方法的诀窍在于，要切到病人大脑的足够深处，使他陷入困惑，却又不能太深，否则会导致病人死亡或永久丧失行动能力。在成功的手术中，病人会立即陷入混乱甚至可能大小便失禁，但过几个星期或几个月，他们就会恢复清醒，分辨出周围的环境，也能记起术前的往事。不过，他们还是会不同于从前，而这就是关键所在。寥寥几刀，就能完成在分析家的躺椅，或疗养院病床上几年都无法完成的成就。

弗里曼花费了极大的精力来收集这些有利变化的证据。他做了详细的记录，并且勤于和所有的病人保持联络，以便了解他们的现状。他到处寻找着可能需要改善的地方。有时他能找到一些别人没有发觉的证据。例如，他总会在术前为病人拍张照片，手术间歇也会拍。他自己冲洗底片，花时间来研究他们手术前后的眼神，像品茶叶一样地仔细观察。在自己的论文和演讲中，弗里曼指出，大多数女患者在手术之前看起来明显有着高度的焦虑和畏惧（不过他无法佐证这一点，因为他拍照前，那些女人都是裸体的，而术后，她们穿戴整齐）。

他对一切都高度关注。关于术后的饮食习惯，他发现手术与“饮食改善和体重增加有着强相关”，并且弗里曼满意地记录道，53号女病人在术后一个月体重暴增两倍多，从85磅飙升至210磅。关于术后的个人形象，他甚至承认自己的窥探“还不足以深入获得闺房的秘密，不足以了解在手术后患者们化妆品、乳液、胭脂、唇膏、香水等等的使用情况”。但他相信大部分患者，在额叶切除后，“能够重拾对自己形象的关注”。而术前她们“对这种为社会广泛接受的女性活动并不感兴趣”。

而社会接受度这一点，正是弗里曼希望通过额叶切除术以实现的核心。在他看来，世界上到处都是跟社会格格不入的人。有一些显而易见：疯子在疗养院的后院里无望呻吟；衣衫褴褛者在街头喃喃低语。而大多数则并不太明显。虽然他最初的关注点都是极端的情况，后来他逐渐开始对许多情形更稳定的患者进行额叶切除术：呈现“情感失控”的家庭主妇；每天下午都要哭闹、逐渐陷入隐居状态的“老处女”；强迫性洗手而导致“手部皮肤过度干燥，粗糙而龟裂”的人；有失足倾向、脾气太暴躁或是过度专注于手淫的少男少女。他们涵盖了所有年龄段：弗里曼最年轻的病人7岁，最老的已经72岁。所有这些老老少少的病人，大都生活在一潭死水或略有波动的绝望中，渴望着解脱。

弗里曼深谙他对病人施以的脑叶切除术的本质。他深知，挥舞的柳叶刀正切断着前额叶和大脑深层结构的联系。他知道额叶是很重要的（低等类人猿进化为智人就基于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祖先的额叶要比我们小得多。而额叶，是人性本身的关键）。一个与弗里曼同时代的人类学家弗雷德里克·蒂尔尼（Frederick Tilney）有一个流传甚广的观点，即将前额叶描述为“经验的蓄电池、行为的指导者、进步的推动器”。

但是，尽管额叶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它们的确切功能仍然是一个谜。其中有许多不同的理论。弗里曼最认同的是将前额叶想象成一个进行粗加工的生理模型，这出自弗洛伊德的超我理论。情感以及个体的原始冲动发源于脑内的深层结构，而后通过中间结构向外扩散，这个中间结构就是自我，最后到达前额叶，在这里情绪会被加工、解释、反映和控制。在正常运作的大脑中，额叶扮演了监管机构的角色。比如深刻的悲伤感可能会从低级的结构产生，前额叶会让这种悲伤在一段时间里被完整地体验，而后将其压低并清除。然而，在大脑功能失调时，额叶可能会锁定这种悲伤的感觉（或者是恐惧、偏执、害羞等等），从而进入一个无休止的恶性循环，进而导致一种神经官能症。

医生可能会尝试用心理疗法来治疗神经官能症，或者在环境上做出改变，又或者把病人放进铜箱子，把他们加热到41摄氏度以上。若不是脑洞大开想到激进疗法的潜在疗效，弗里曼将会只是个无名之辈，他甚至发表言论说用子弹打穿大脑，只要病人被救活就可能产生好转。“毫无疑问，第一例枪击导致的休克，在心理学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写道，“从纯粹的生理学方面来看，也就是说，从创伤、痛苦、休克、发烧以及可能的手术干预来看，这种冲击和对抑郁症十分有效的休克疗法有着异曲同工之处。这些同样的疗效也可能产生于自致或他致的严重创伤。”

但弗里曼认为，额叶切除术是一个更好、更直接，也更科学的方法。通过在人头上开个洞，把手术刀伸进去人为地破坏掉不健康的“神经模块”，同时将大脑的情绪中枢与前额叶之间的众多神经切断，他相信自己可以消除和预防神经症。

不过，尽管他对额叶切除术的潜力有着极大的热忱，但弗里曼并不认为其潜力已经完全被认识到了。他的病人在接受额叶切除后，不再像从前一样跟社会格格不入，但他们也不是完全正常。虽然他们的暴烈情绪得以消除，但在术后，他们往往也失去了我们所公认的人类最基本的情感。有的可能连他自己母亲去世了也没法哭泣。还有的人可能丧失了一切进食的欲望，吃饭的时候必须被一口一口地敦促。还有人可能会坐在角落中一直沉默，只在有人跟他说话时才开口，年年岁岁周而复始。“在手术之后，”弗里曼在1942年写道，“个体的自我认知好像丧失了某些特定的情绪。其中有多少（大脑）为了治愈心理症状而必须接受切断，又有多少因为其个体的完整社会适应功能而需要被保留下来，这些还并不明确。”

正如弗里曼运用自己的手段精进了莫尼兹的白质切除术，他相信未来这种手术还会有所提升。他认为手术的新方法是必要的，额叶切除术的理想状态尚未出现。世界各地的众多医生，沉浸在精神外科的承诺中，他们憧憬着通过手术解决人类最棘手的问题，他们在将弗里曼的呼吁付诸行动。他们在各地为患者实施开颅手术，试图用简单的一刀，就让患者康复。

不过他们的手术量还是未能超越弗里曼，他实在是多产而富有激情。

然而，我的外祖父即将成为那个，继他以后的第二人。

* * *

【注释】

[1] 美国著名爱国歌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