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残缺

弗朗西斯学院图书馆（Francis A Countway Library）[1]坐落在波士顿中心的哈佛医学院的校园里。图书馆的五楼放置着许多玻璃门陈列柜以及带玻璃罩的陈列箱。展览名录上的展品全都为沃伦解剖博物馆（Warren Anatomical Museum）所有，该博物馆在1847年由一位波士顿医生所建立，他希望这里能够激发起那些年轻医学生们的好奇心与探究精神。在其中一个陈列箱上，贴着一张印着拉丁短语的海报，生动地总结了这些藏品的本质：死者为生者之师（mortui vivos docent）。

那些展品中充斥着死者，或是死者的部分遗体。一具脊柱严重扭曲的粗糙女性骨架，立在一张她生前的照片旁边，照片中她赤裸身体，面部背对镜头。有四个胎儿的骨架被排成一排，他们分别是10周、14周、18周和22周大，呈站姿摆放着，好像他们已然学会了走路。还有一整个陈列柜，专门用以展示各式各样的，形状、大小、颜色不一的肾结石。还有一个陈列箱里，有一只七个手指的石膏铸模手掌，那是19世纪一位波士顿机械师制作的。

这些遗骸的主人都是无名氏，只有一例除外。这个例外非常著名，你甚至只要瞥一眼他的头骨，就可以叫出他的名字。

1848年9月13日，一位名叫菲尼亚斯·盖奇（Phineas Gage）的25岁建筑工头靠在一个岩石架子上。他在石头上钻了一个孔，并且用一根长6英寸、直径2英寸的实心铁棍将火药捅进孔里。他身处佛蒙特州（Vermont）西部的荒野中，其工作是为拉特兰郡到伯灵顿铁路（Rutl and and Burlington Railroad）的建设清理道路。据说他是一个勤奋认真的人，但他居然忘记将锯末抹在火药上，来形成一个火花抑制层，这一点很不符合他的性格。

爆炸的力量使得那根铁棒从石洞里窜出来，就像一颗出筒的导弹。铁棒的末端是锥形的，汇聚于一个有点钝的尖端。铁棒从盖奇的左颧骨下方穿过了他的颅骨，又继续向上斜穿过他的前额叶，最后从其颅顶的右上区域打了个洞穿了出来。铁杆飞出去很远，但最终还是被人找到了，目击证人指出，那根铁杆“沾满了鲜血，摸上去很油腻”。人们急忙用辆车将盖奇载到最近的一个镇上。他在整个行程中都保留着意识，期间还走了很长一段路到酒店房间。当医生到达时，盖奇平静地展示了他头上的洞，还说觉得自己“伤得不重”。

在接下来的20年里，菲尼亚斯·盖奇背负着一种奇怪的名声生活着。他本来试图回到铁路工作，但他的工友们发现，他们曾熟识的那个可亲的人，变成了一个十足的酒鬼，常常会显露出没有预兆的狂怒或是不合时宜的歇斯底里。在一份医生的报告中显示，他会不可自制地“在某些时候脏话连篇”，甚至“他那人类智力和动物本性之间的平衡，似乎已经被摧毁”。铁路工地解雇了他，后来他又受雇于巴纳姆（P·T·Barnum）的巡回马戏团，在那里，他可以骑坐在光滑而精雕细刻的实心铁杆上，像个傻子一样笑着。最终，盖奇厌倦了这种怪诞的秀场，心血来潮搬到了南美，并且努力在智利的港口城市瓦尔帕莱索（Valparaiso）办了一家有轨电车公司。他的个案出现在大量的科学文献中，这些文献能支撑一个普遍的观点，即额叶参与冲动控制。有位医生指出，盖奇一直在不断迁移，他“总是觉得他想要留下的地方并不适合他”。

盖奇在1860年死于旧金山，那是在他发生意外的12年后。去世7年之后，盖奇的遗骨被挖出，他的头骨被装船运往东部，最后在这个博物馆里永远安息，头骨上方的架子上，贯穿着一根铁杆。

我没有去图书馆看过菲尼亚斯·盖奇的头骨，甚至根本不知道它在那里。我偶尔去图书馆只是为了复制一些馆内收藏的珍稀的旧信件和手稿档案。

那些信件是我外祖父和两个哈佛科学家的通信。他们分别是内分泌学家富勒·奥尔布赖特（Fuller Albright）和神经学家斯坦利·科布（Stanley Cobb），就是他们为我外祖父建立了早期的雄心，并激发了他的研究动机。外祖父的大部分信件写于他在纽约的贝尔维尤医院神经科实习期间，那时他正在探索研究的前路。他在给奥尔布赖特的第一封信里写道，他的诉求是“希望得到一些建议，如果可能的话，再获得一些关于临床内分泌科的一手经验，最好有一些神经性精神病学有关的实践。”内分泌学的研究对象是内分泌系统，它负责调节人体的荷尔蒙。他附上了当时自己唯一发表过的论文，那是他在《美国医学协会年鉴》（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上所刊登的自我个案分析，也是他与一种最为神秘的疾病的独自较量。“一个28岁的医生，”文中写道，"1934年夏天，在挪威喝了现挤的生牛奶，并食用了山羊奶酪之后，发生了呈周期性不断加剧的不适、疲劳以及一般性的肌肉和关节疼痛。”他描述说，自己已经被持续六个月的疼痛和乏力击垮了，他已经为此搁置了尚处于初期的事业，并接连被诊断为神经衰弱。那时候神经衰弱症是个包罗万象的精神病术语，常常用来描述人们在心理上无法应对高压力事件的问题。文中记载道，他试图去找到另一种解释，结果他发现其布鲁氏菌（brucella）检测呈阳性，布鲁氏菌是一种波浪形的，会引起发烧的细菌，那些挪威的牛羊身上常会携带这种细菌。我外祖父苍白的前臂上有一个皮试引起的巨大脓肿。他清楚地证明了那些医生的错误，并发现一个简单容易治疗的生理性疾病，却被他们归因到了模糊而难以定义的心理原因之上。“这篇文章，”他在结语中写道，“建议提出一种新的诊断，来代替那早该摈弃的‘神经衰弱症’。”

在给奥尔布赖特的信中，我的外祖父对他目前为止的职业道路进行了概述：“我在1928年进入耶鲁大学学习文学，1932年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在哈特福德医院和纽约长老会医学中心（Presbyteri-an medical center NYC）进行了两年的普内科和外科学习。还有一年在康奈尔医学中心的精神病科；一年在贝尔维尤医院的精神科，师从福斯特·肯尼迪（Dr.Foster Kennedy）医生。”顺便提一下，肯尼迪是一个优生学的狂热支持者，他在1942年担任美国神经学协会（American Neurological Association）的主席时，眉飞色舞地宣称墨西哥人有智力迟滞并且应该被杀死，他声称“我相信实施安乐死的地方，肯定具有某种不可救药的缺陷，而且这是大自然的错误，这些缺憾一直在我们视线之外，并且从未被发现过。”

科布和奥尔布赖特为外祖父提供了为期一年的双料奖学金，他需要将时间分配于科布的临床实践，以及奥尔布赖特的实验室工作之中。外祖父热诚地接受了，并同意在与贝尔维尤的合同到期后，就立马搬到波士顿。他对即将开始的重要研究满怀希望，却又担忧自己的热忱会被时间所消磨掉。“那些关于同性恋者性荷尔蒙、更年期或是孕期精神病患的尿样分析，似乎太过庞杂，而且对于一年的研究员职位申请，您不觉得有点不太现实吗？”他写道。同时，他又写道，他在离开贝尔维尤之前，可以接受任何研究泌尿系统的实验性工作。他想知道是否有可能在医院期间就获得“一个我可以胜任的简单课题”，这个课题需要“素材丰富，同时又对实验室设施要求较低”。

我读了两遍才明白他提到的“素材”的意思。

在获得柯布和奥尔布赖特的双料奖学金后，外祖父并没有取得什么骄人的成绩了。翻阅了外祖父在奥尔布莱特实验室的一些研究报告以后，看到了奥尔布莱特给他的信，“我看了你的手稿，其中有这些问题，你的研究涵盖了丰富的问题，但是没有就其中一个问题进行足够的观察和完美的解决。我觉得他们并不太能在实质上推动医学的进步。”外祖父并没有对那严厉的批评进行反驳，“感谢您的友善，以及来信反馈我的各种文章和数据。我非常同意，它们只是一堆没有什么意义的信息大杂烩。”他这样写道。

但他与柯布和奥尔布赖特的合作，在另一个层面上又是卓有成效的，因为在这段时间里，他发现了自己对神经外科的热情。奥尔布赖特的实验室位于麻省总医院，这里有着一流的神经外科部门，外祖父会在他的空闲时间，借此机会观摩世界一流的神经外科医生的工作。他似乎被什么东西给迷住了，在第二年，也就是1938年，他决定申请神经外科住院医生岗位。他表现出快速学习的能力，在波士顿城市医院（Boston City Hospital）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很快地完成了一系列额外的实习后，他于1939年在哈特福德医院创建了自己的神经外科。

外祖父跟柯布和奥尔布赖特依然保持着联系，即使他们的职业道路已经走向不同的方向。他用哈特福德医院的信纸写信给他们，与他们谈论自己生命的里程碑。“艾米刚生了一个7磅半的男孩儿，他长着一个巨大的犹太鼻子。“1939年底，我外祖父的第三个孩子，也就是我舅舅出生时，他写信告知了奥尔布赖特。奥尔布赖特回信，对于“家里增添新成员”表示了他的祝贺。我外祖父也向自己的前任老板们报备了一些他们可能感兴趣的研究的新近况。比如就在同年，他向奥尔布莱克谈及一个完美呈现出“典型的脑垂体机能衰退”的28岁小伙子……根本没法猜出他的年龄。他皮肤柔软，声音很尖，面部和身体没有毛发，腿很长，体质很虚弱，血压很低，没有性欲，如此等等。第二年他又写信，报告了另一个类似的案例，“一位21岁的侏儒，其外表和行为都像是十岁出头似的。他的生殖器只有成人的一半大小，他阴毛茂盛却柔顺而且呈女性化分布……发展进程和骨架是协调的，不过他的所有结构都小于正常值。身高在3英尺10英寸左右。”

信的最后，他向老上司提了个问题。“你有兴趣让他参加你的实验室研究吗”，他指出，那个侏儒“十分配合而且非常被动”，他还告诉奥尔布赖特，若是“需要我们把他送过去”，就回信告知一声。

残缺可以用来阐明完整。

一种激素分泌不足，发展迟滞的侏儒或许能为这些腺体的功能研究提供一些启发。一个被铁杆贯穿了前额叶的暴躁男人或许会为完整的前额叶功能提供线索。

现代脑科学的历史尤为依赖功能不全的大脑，而且依赖于我们对脑功能定位进行理解的每一次意义深刻的进展，也就是说，在对大脑每一部分功能的探索中，其突破都依赖着研究个体所提供的那些有着部分灰质缺损的大脑。

然而这种个案并不会源源不断地出现。直到19世纪，大多数科学家都还认为大脑是一种未分化的混沌整体。他们认识到了它的重要性，明白这是情感、智慧和意识的所在地，它起码是我们某些感官的介导。但脑功能的主流理论依然认为，大脑是一个完美的民主政体，其中每个部分的潜力和能力都与其他部分相同。从这个观点来看，损伤大脑的特定部分只会导致广义上的功能缺损，而不是某种特定的缺陷。要撼动这一观点，面临着很多阻力，原因之一就是颅相学的崛起，这样一门伪科学在19世纪中期风靡全球。它认为人的个性和智力只需你动动手指头，在他们头上摸摸头骨的轮廓就可以简单描述出来，头骨的轮廓反映了他们所包裹着的大脑的规模。颅相学家是相信脑定位的，但问题是，他们的观点和理论基于天文学和占星术。颅相学最终遭到揭露和诟病，这引起了科学家对脑功能定位的真相的真正重视，其确凿的证据直到脑损伤个案的出现才表现出来。

菲尼亚斯·盖奇就是其中的关键。

在1861年盖奇死后，法国一位名叫皮埃尔·布洛卡（Pierre Broca）的神经外科医生写了一篇论文，文章描述了一个新的病人，他在很多方面比盖奇更具科学意义。病人的姓名是被保密的，布洛卡在文中称之为叹先生，因为他没法连贯地说话，只能不停地重复“叹”这个音节。然而，他却存留着其他能力，能够理解所听到的一切，并且能够条理清晰地书写出来。在病人死亡后，布洛卡进行了尸检，他发现叹先生左半脑额叶上一块小小的地方，有个小小的锐器伤口。他精妙地总结道，大脑的区域对语言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现今所有人类解剖学课程，都将叹先生受到脑损伤的那个部分称为“布洛卡区”，也就是言语清晰度的中枢（顺便说一句，叹先生的大脑，后来在巴黎一家解剖学藏品博物馆找到了归所）。

17年后的1878年，一个名叫卡尔·威尔尼克（Carl Wernicke）的德国神经学家，描述了一位后左颞叶损伤的病人，他说话流利但是没有意义，不能说出有条理的句子也不能理解别人的话。如果布洛卡区是掌管语音清晰度，那么威尔尼克区，就毋庸置疑地负责语言理解。

果不其然。

残缺可以用来阐明完整。

脑科学家们用这种方法，通过部分缺失的脑损伤个案，梳理出了大脑不同区域的功能，这被称为损伤法，它在20世纪中叶成为主导。认为不同脑区对应着不同功能的论调不再受到争议，它已成为一种公理。科学家们一点一点，一寸一寸地攻占了人类大脑，绘制出了脑功能的地图。

但是这张地图至今仍然包含着广袤无垠的未知领域。

比如说，科学家们已经成功地将一块一分硬币大小的颞叶面定位为实时声音的感知区域，并将其称为初级听觉皮层，但他们并不知道哪块脑区域负责之后的提取，哪块辨析之前我们所听到的特定声音。或者就此而言，我们是如何对那些构成我们过去经验的视觉、味觉、触觉、嗅觉还有听觉进行提取和辨析的。

大脑在慢慢道出它的一些秘密，它古老的功能逐渐明晰，但是记忆，这个最能够定义我们本身的东西，却仍然保持着神秘。

我正准备从图书馆地下室乘电梯到五楼去（我后来在那儿意外碰到了菲尼亚斯·盖奇）的时候，读到了一封外祖父写给富尔勒·奥尔布赖特最早期的信件。他在其中规划了自己的一些长远目标：

自从我成为精神病学学生，并且在外科实验室打杂时，我并没有做过动物性或实验性的工作，”他写道，“但是我的主要旨趣在于其机制，所以这种研究在技术层面上强烈地吸引了我。

他这封信写于1936年。他在后来的十年内，会找到一种方法来填补他对实验外科的热情和兴趣。

在全国的疗养院病房里，他也会找到无穷无尽的“素材”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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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哈佛医学院的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