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实验成功了，病人却死去

在达豪集中营（Dachau）解放两周之后，有三个人坐在废墟上，谈论着那些过去的暴行。其中两个是美国士兵，一个讯问员和一个翻译，另一个是被释放的犯人，他名叫安东·巴霍雷格（Anton Pacholegg），曾是位奥地利专利律师。他因为“跟犹太人打交道”而触怒了纳粹政府。这天是1945年5月13日。巴霍雷格自1942年底被送到达豪集中营，就一直在里面直到现在。起先，他在营地里的职能是最基础的：清扫小巷子，帮着拖压路机，或者做一些砂石坑里的杂事。然而在1944年，他的职业背景引起了营地管理者的注意，他被转送到一幢大楼中的一间办公室里，这栋楼就是空军第一实验站（First Experi-mental Station of the Luftwaffe）。巴霍雷格告诉这两个美国人，实验站在他工作期间几次更名，头一次直接被缩短为“实验站”，后来到1945年3月才敲定最后的名字——实验站：为人类利益而进行活体实验（Experimental Station:Experimenting on Living Humans for the Benefit of Mankind）。巴霍雷格在实验站的工作就是编译那儿的实验报告。

实验的设计旨在为战争中的德军提供一些有用的信息。比如说，德国飞行员常常被迫要在一些高海拔地区出舱门，当他们这样做时，低压力环境可能会对他们的身体造成严重破坏，导致肺脏损伤，血管破裂，以及由于体内氧气的体积突然较之往常扩大很多倍，而导致的各种其他副作用。航空技术兴起之后，热气球驾驶员发现飞到一定高度时，他们会感到急性的机体不适，科学家们为了理解高海拔环境下的生理机能而展开了实验。这些研究往往涉及将老鼠和其他小型哺乳动物放到压力室，降低压力模拟高海拔环境，以此来观察会发生什么。不过，目前尚不清楚动物实验对理解人类独特的生理机能有多大的效用。“在达豪集中营，”巴霍雷格在营地的废墟上解释道，“纳粹设计出一个策略，从而完全放弃了动物实验。”

讯问员：你在这个实验站的工作是什么？

巴霍雷格：就是个普通职员。

讯问员：鉴于你正在接受我们的调查，你能谈谈在实验站的工作程序里你所感兴趣的事儿吗？

巴霍雷格：首先，我想谈谈空气压力与空军相关的实验。德国空军们被装在一种底面1平米、高2米的木头与金属制成的箱子里面，然后运到达豪集中营来。有可能在这个小箱子里，对空气的压力进行了增减。你可以通过一个小窗口，来观察受试者在小舱房里的反应。这些小箱子实验的目的是检测人类能量，以及被测试者获取最大纯氧量的能力，进而测试他们在氧气递减——几乎是在无穷递减条件下的反应……简单来说就是用来测试一个人能够承受极端空气压力能力的实验手段。有的实验在人身上不会产生肉眼可见的效应，只能通过记录仪显示出来。但是也有的实验会出现极端状况。我曾亲眼从小舱房的观察窗口看见，一个犯人站在真空管里面，直到肺脏破裂。有些实验在人的脑内施加压力，他们会开始发狂并用力揪扯自己的头发，以此来缓解压力。他们会用手指甲撕裂自己的头和脸，在极度疯狂之下产生自残行为。他们会用力用手捶墙，用头撞墙，并且声嘶力竭地尖叫，来试图减轻鼓膜内的压力。这些真空管内的极端个案，都会以被试的死亡告终。一个极端的实验肯定会导致死亡，因此在许多情况下，这种小舱房就是用于例行死刑，而不仅仅是做个实验……实验通常要分为两组进行，一组是我们所知的活体实验，而另一组简言之叫做X实验，换句话说就是处决实验。

美国士兵的好奇心更加深入了，他们向巴霍雷格打探更多的细节，他便接着讲述起了实验站开展的很多其他实验。为了检测对弹片伤或者说其他前线常见伤害的治疗，集中营的工作人员会弄伤犯人的肢体，并往里面塞一些金属和木头。有时他们等到里头生出坏疽，也有时为了加速进程，他们会往伤口注入坏疽的组织样本。伤寒是战场上的另一个慢性问题，所以数百名囚犯要先被感染上，然后被接种各种各样未经检验的疫苗。类似的实验也被用于疟疾的相关治疗，成千上万携带疟疾的蚊子被运往达豪集中营，并应用到囚犯身上。在其他一些实验中，囚犯被用子弹击中大腿，子弹上涂了各种毒药，而后毒药扩散的时间和犯人死亡的时间会被精确记录下来。

还有所谓的冷冻实验。在整个战争中，德国空军在北大西洋上空损失了许多飞机。他们的机组人员中，有不少人在被撞毁之前成功跳伞着陆，却冻死在寒冷的海水里。一些人从海里获救时虽然还活着，但最后到底还是死于体温过低。在达豪集中营，纳粹决定对耐冻能力的极限进行研究，并且寻找最为快速有效的方法来回升人的体温。这些特殊的实验主要在实验站的一个叫“五号街区”（Block Number Five）的地方进行。纳粹在那里安装了一个大木盆，有2米长，2米高。盆里装满水，不断往里加冰直到其温度降至大约3摄氏度，也就是刚好在冰点之上。囚犯要么被扒光，要么穿着标准的德国空军飞行服。他们通过直肠温度计来监测体温，通常要在盆里一直待着，直到身体被冰冻到25摄氏度，尽管他们在大约32摄氏度时就几乎都失去了知觉。最后他们被转移出来，人们试图让他们苏醒。有些人裹进毯子里，而有的人则被施以更为极端的复温策略。巴霍雷格告诉讯问员，“还有一个对这些半冷冻、无意识的人所开展的实验，是将一个人丢进不同高温的开水，来记录他从极度寒冷到极度高温的机体反应。那些受害者出来时，看上去像龙虾一样。有的人还活着，不过大多数都死了。理论上来说，我真不明白活下来的人是怎么做到的。”

在访谈结束时，军队问讯员问巴霍雷格，在他供职于实验站的那么长时间里，他还有什么内容想要补充的吗？

“有。”他告诉他们。

“我记得，”他说道，“我所编译的所有报告几乎都有个标志性结尾‘实验成功了，但病人死亡’。”

对安东·巴霍雷格长达九页问询的文字记录，最终成为美国纽伦堡军事法庭（United States Nuremberg Military Tribunals）战后第一次审判的2428号文件。后来我们所知的医生审判（Doctors Trial）中的23名被告大多都是医生。公诉方开场陈词的第一句话直率而清晰：“此案中的被告被指控谋杀、虐待，并以医学的名义施以其他暴行。”事实上，所谓“医学”在德国已经败坏，因此根据首席检察官的要求，需要调整出一个新的单词来代而描述：“这个案件及其被告为词典编纂者们提出了一个棘手问题。目前，我们将这可怕的科学命名为‘死亡学’，即制造死亡的科学。”

这些审判证据确凿。除了诸如巴霍雷格这种目击者的毁灭性证词，纳粹自己也事无巨细地记录了他们的活动，从而造就了大量的纸质证据。例如在1941年，一位名叫西格蒙德·拉希（Sigmund Rascher）的德国空军医生，目睹了达豪实验站的工作后，给第三帝国医学总务的首领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写了一封信。在信中，拉希对现状痛惜道，在空军队伍中“我们并没有进行人体实验的可能，因为这些实验太过危险，没有志愿者会参加的”。拉希还指出，那些实验“此前都是用猴子，达不到令人满意的效果”。并征询道，集中营犯人是否可以供他使用。希姆莱的助理立即回信，告知拉希道，“囚犯们是当然可用的。”

在两年后的1943年2月17日，拉希向希姆莱报告最新进展，其中包括一份有关新项目的简短报告。这份报告题为《运用动物体温对急冻人体进行回温的实验》（Experiments for Rewarming of Intensely Chilled Human Beings by Animal Warmth）。其中记载了，将位于德国北部的拉文斯布吕克（Ravensbruck）集中营的吉普赛女人们装船运过来，用她们来温暖低温试验中冻僵的男性囚犯。在8例实验中，实验对象被放置在一个宽敞的床上，躺在两个裸体女人之间。女人被要求尽可能紧密地依偎着冻僵的人。然后三个人都被覆盖以毛毯。报告用图表描述了用一个或两个女子进行回温的相对速率，并记录到在一些特定个案中，冻僵的男子通过性交而得到充分的恢复。在报告的附信中，拉希谈到他开始时仅仅将囚犯“裸身丢到户外9到14个小时”来进行冷冻的实验。实验在隆冬时节进行，以取代冰水法。不过他觉得这个实验在另一处进行的效果会更好。“奥斯维辛集中营在这类试验中，其各方面的条件都比达豪要好，因为那个地方更冷，并且营地里有着大片的场地来进行秘密实验（实验对象在受到急冻时会大声叫喊）。”

控方强调，尽管实验之残暴是不言而喻的，但是那些纳粹暴行的真正实施者，或许更加难以辨认。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并不符合我们通常对暴殄之徒的理解。“这些被告没有进行残暴的杀戮，也不是为了个人利益。”首席检察官说道。“他们中的某些人可能是虐待狂，以杀戮和折磨为乐，不过他们并不全是变态，他们也并不是愚昧之徒。其中的大多数都是训练有素的医生，甚至有一些杰出的科学家。然而这些被告，他们全都深谙自己行为的本质，而且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应该在这方面有着道德操守和职业裁断，他们应该为这些大规模的屠杀和溢于言表的残暴折磨负责。”

然而，是什么令这一切成为可能呢？

根据指控的内容，答案是纳粹国家的指导原则造成了这种德国全民的“道德堕落”，而这种道德退化导致了他们对其他人种的生理摧残。控方声称，纳粹医生的罪行“是他们所信奉的罪恶教条的必然结果”。

审判持续了近一年时间。到快结束的时候，控方曾有效地证明了纳粹的“研究人员对人类那毫无顾忌、肆无忌惮的实验行径，以及对他们所谓的治疗就像对待一次性的豚鼠”。

纳粹在达豪以及其他集中营进行的研究，大抵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残暴的持续性反人性活体实验，但那并非是历史上的首次实验。残缺总是可以揭示完整，纵观历史，破碎里往往充满了隐喻。大概公元前300年，在埃及的亚历山大时代，有两个医生分别名叫希罗菲卢斯（Herophilus）和埃拉西斯特拉图斯（Erasistratus）开创了人类解剖的技艺，虽然大部分的解剖对象都死了，但有证据表明，有人活了下来。古希腊历史学家克理索（Celsus）记载了两个医生工作的编年史，并如此描述——由于“痛苦以及各种各样的疾病发生在更多的内部结构中，他们认为，那些对自己的身体结构一无所知的人无法治愈他人；因此有必要把尸体打开，仔细去观察他们的五脏六腑。他们认为，希罗菲卢斯和埃拉西斯特拉图斯的方法到目前为止还无出其右，因为他们打开了活人的身体，受到国王判罪的犯人们的身体，他们仍在呼吸，希罗菲卢斯和埃拉西斯特拉图斯观察着那些内在结构，观察着它们的位置、颜色、形态、尺寸、结构、硬度、软度、光滑度、关联性、运作机制以及各自的衰退，还有某些部分是否被其他部分给附着或包裹着。”几百年后的公元前1世纪。埃及艳后克丽奥佩托拉（Egyptian pharaoh Cleopatra）亲自下令进行一系列对人类活体解剖的实验。当时有一个争论：是不是在子宫内男性胎儿比女性发展得要慢。据传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克里欧佩特拉让自己的女仆人强制受孕，在不同阶段对她们进行活体解剖。

虽然活体解剖只是一种罕见的极端，但医学研究的历史中充满了涉及人类的实验，这些实验都让人不悦。例如在1796年，在注意到奶牛场工人几乎从未感染过天花后，英国医生爱德华·詹纳（Edward Jenner）决定对其理论进行实证，他认为这是因为工人们接触了人们所说的牛痘，这是一种相对良性的天花病毒。他在自家园丁的儿子，即8岁的詹姆斯·菲普斯（James Phipps）手臂上划了一些小口子，然后将从当地挤奶女工的牛痘水泡中提取的脓液打进菲普斯的皮下。在之后几周里，菲普斯开始轻微发烧，疼痛，并且产生了牛痘的典型症状，最后痊愈了。6周后，詹纳再次切开他的手臂，而这次向他注入了天花病毒，即那个时期人们所知道的最为致命的疾病。菲普斯没有出现任何症状，所以詹纳一次又一次地让他感染了20次，菲普斯依然没有出现问题。最终，詹纳确定自己发现了天花疫苗。他的发现将改变世界，不仅根除了天花，更是促进了现代免疫学的发展，并启发了之后针对其他疾病的数以百计的疫苗的发展。今天我们可能会这样说，世上没有任何一个人比爱德华·詹纳拯救的人类生命更多。基于这一点，我们或许很容易认为危害一个8岁男孩的生命是无可厚非的。

然而在其他一些案例中，那些推动医学突破的实验则更加令人不安，其实验过程也变得更为阴暗。

1845年，一个名叫马里恩·西姆斯（Marion Sims）的南卡罗莱纳医生，在14位黑人女性身上做了41年之久的外科实验，这些女人都是奴隶，是被当作私产买来作为活体实验对象的。他的手术旨在开发一种对膀胱阴道瘘的治疗方法，那是一种分娩中常见的并发症，而他在部分奴隶身上试验了多达30次，每人30次！那时麻醉药还正在起步阶段，所以他没有使用。经过反复试验和不断失败，并且在许多人因感染而死后，西姆斯发明了一种有效的手术方法。然后他才开始在白人女性身上实施。西姆斯后来成为美国医学协会主席（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并被公认为现代妇科之父。直到今天，游客们依然可以在纽约中央公园看到一座比其真人更伟岸的青铜雕像，伫立在纽约医学会（New York Academy of Medicine）的街对面。

1932年，美国公共卫生健康署（U.S.Public Health Service）启动了塔斯基吉梅毒实验（Tuskegee Syphilis Experiment），那是一项长期研究，在未来40年检测一组阿拉巴马州黑人的梅毒症状，而且在让他们感染之前没有告知他们。梅毒被耽误的话是致命的，不过很容易治疗：研究者本可以开几剂青霉素就挽救许多人的生命，然而他们为了观察疾病，选择了见死不救。

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对活体实验的态度都是极度功利主义的。如果科学的利益足够可观，那么几乎一切的成本都是合理的。在1895年的一篇名为《生命与学习的相对价值》（The Relative Value of Life and Learning）的文章里，一位名叫E.E.斯洛森（E.E.Slosson）的芝加哥大学著名化学家总结了这种态度，他写道，“一个人的生命在新的科学真相面前，轻如鸿毛。”他嘲笑了那些认为“科学的目的是治愈疾病，挽救人的生命”的人。并认为，“恰恰相反，科学的目的是为了人类知识的进步，而牺牲掉一切人类的生命。”

纽伦堡审判中揭露出的可怕实验，佐证了这种心态所带来的“道德堕落”。而对于那些看客，纽伦堡审判也严肃地暗指了其他地方进行的实验中的科学伦理问题。的确，纳粹科学家的首席辩护人认为，他们所做的是一个科学家所应尽的普世而基本的职责，即使他们的实验或许极其残忍，但这样或那样的人类实验总是无处不在的。我们很难去辩驳他们的这个观点。

1947年8月20日，法庭进行了裁决。裁决结果在人们意料之中，23名被告全部被判处死刑。然而退一步说，纳粹实验只是在类型上不同于别处的医学实验，但是本质上并无二致。审判的裁定同样包含着一种对基本原则的新近声明，他们认为应该对从此之后对人类的研究进行规制。那套规制就是后来的《纽伦堡法典》（Nuremberg Code），虽然法典本身没有法律上的强制性，但它成为一个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范式，也激发了世界范围内很多与开展医学实验相关的法令的产生。《纽伦堡法典》如是说：

1.要求选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类实验对象，而且他们必须自愿，并且对实验有全面充分的了解。

2.实验的目标应该对社会有积极效应，而不能以其他方式牟利。

3.实验应该基于完备的先前知识（比如说动物实验已经产生的预期效果），以检验实验。

4.实验的设置方法要避免任何不必要的身心痛苦与损害。

5.实验没有任何理由在死亡或致残的风险下依然进行。

6.实验的风险要和预期的人道主义裨益相成比例（就是说不能够超过这种裨益）。

7.必须要提供准备工作和设备，来充分保护实验对象，规避实验的风险。

8.实施和参与实验的人员必须受过充分训练，并取得科学资质。

9.人类受试者可以在实验的任何阶段，感到身心无法为继时，立刻自由要求退出。

10.同样地，医学工作者在实验的任何阶段观察到后续将产生危险时，必须终止实验。

在纽伦堡审判还在进行时，查尔斯·柏林盖姆邀请诺兰·路易斯医生（Dr.Nolan Lewis）到生活研究所，去给他的员工们做演讲。路易斯是国际战争审判中的“精神病学顾问”，他的讲话定在1947年1月15日，题目是《纵观纳粹意识形态中的心理学因素》（Impressions of the Psychological Factors in Nazi Ideology），路易斯对第三帝国做了深刻的分析。

“要理解任何意识形态或社会发展，必须还原到他们的原初法律和基本原则的制定上。”他说，“与这次事件演化的宏观逻辑链并行的……就是个体发生的心理学事件。我们探究并学习了细胞、组织、器官以及个体在化学、生理和心理层面的病理学范式。而在更高级的文化和政治领域，所谓的社会病理学现象会以一种更加具有破坏性的方式出现。将许多医疗卫生的发展打进死胡同，甚至令他们退化。它们会使一部分文明出现停滞甚至被摧毁的情况，其影响的程度取决于这种病理性倾向的规模与恶毒程度。而纳粹意识形态就是这种病态中的一种。”

路易斯向听众们解释道，纳粹主义导致了德国人民的病态，对他们产生了一种非常显著的改变，使得他们完全丧失了“同情心”。他描述了纳粹是如何犯下滔天大罪的，“极度冷漠，没有任何情绪波动，”他们的道德低劣到“集中营里的尘埃秽物对纳粹的影响，都要比人类的苦难更深一些”。他接着告诉疗养院的人员，任何试图对纳粹进行基于一点点同情的理解都注定要失败的。“我们必须停止这些想法。”他说，“事实上，这些纳粹在态度、思想和感觉上都与我们背道而驰。”

路易斯在讲话后，生活研究所的员工生活又回归到工作上，去照顾那些疗养院的客人。战争结束以来，某些事情有所改变。比如，不再强制性地定期停电，增加的预算也使新员工的招募和新的营建项目开始启动。不过另一方面，有的事情还是没变。疗养院还是继续着各种活动，柏林盖姆还是鼓励，将各种各样的复合治疗方法施用在主顾身上，他的处方还是囊括着热疗、水疗以及电击，更不必说外祖父所做的那些手术。他还是继续对新想出来的治疗方法进行试验。

例如在路易斯访问期间，伯林盖姆聘用了一位新的精神病学家，名叫M.马林·福切尔（M.Marin Foucher），他就在最近发明了一种新的治疗技术，其中也要用到一个和发热疗法室里的“棺材”很像的箱子，不过它有着截然相反的效用。主顾会躺放在箱子里，被固定在有两层带有橡胶管子的毯子里。冷冻溶液会被不断地压进管子里，同时患者的直肠里插着温度计，以此不断地监测着他们的体温。一旦体温跌破34摄氏度，患者会就会失去意识，直到一到两天后被移除出箱子。

马林·福切尔认为这种治疗很有前景，虽然尚不确定，但最终他还是在疗养院的科学日报的内刊上发表了他的研究结果。他的文章题目是《低温症：治疗精神疾病的新方法》（Hypothermia:A New Treatment for Mental Illness），如大多数学者一样，他也很注重对前人相关研究的褒赞。但这次，他这种方法的科学革命性非常明显：在报告的第一段，他就指出了，他的灵感来源于“二战中德国人的低体温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