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无限制使用权

约翰·富尔顿医生坐在他耶鲁大学的办公室里，办公室放满了书，他在那对着录音机讲话。他在1927年买了一个原声的录音机，这个设备可以暂时把音频保留在录音机的唱片里，这台录音机很快被他视若珍宝。它使得富尔顿可以留存下来许多与世界各地的朋友和同好们往来的珍贵信件，这些人从罗伯特·奥本海默（Robert Oppenheimer）[1]，到桑顿·怀尔德（Thornton Wilder）[2]，再到阿尔弗雷德·A.克诺夫（Alfred A.Knopf）[3]。在许多个夜晚，他会开一瓶上好的马德拉酒，花上三四个小时来口述信件。第二天早上，他的秘书（之一）会誊抄好信件再交给他署上名。尤其在1948年8月24日的夜晚，富尔顿正写信给马克斯·兹恩德（Max Zehnder），兹恩德是一位年轻的瑞士生理学家。他在两年前访问了富尔顿的个人实验室，并对富尔顿的研究目的产生了兴趣。他的研究领域很特殊，是对“大脑血管在不同病理条件下的检测”，比如说接触有毒化学物质。富尔顿当时没法把兹恩德安顿在他那里，但很快，一个新的机遇不期而至了。

“亲爱的兹恩德，”他在开头写道，“我有一个建议，或许你会感兴趣。情况是这样的：查尔斯·伯林盖姆医生是哈特福德一家大型精神护理中心（生活研究所）的负责人，在他的支持下，哈特福德医院的神经外科小组给你准备了为期一年的成员资质，这个资质可以保证你的研究空间和平台，在1948到1949这一年中，你获准可以自由地对他们的前额叶切除案例进行研究。

富尔顿还提出了更诱人的条件，他可以同时给兹恩德提供一个在自己的耶鲁实验室供职的资质，虽然没有报酬，但对于任何一个年轻科学家来说，这一职位都可以让简历更加亮眼。不过他还是更多地强调，疗养院是做研究的绝佳之处。“斯科维尔是一位训练有素的神经外科医生，他的下部切除前扣带眶面部分，以及下切布莱德曼（Brodmann's areas）9区和10区的技法非常先进。伯林盖姆医生为他的精神病素材提供了无限制的使用权。他们计划将这些案例在一年内推广到数百个案例中，并希望与生理学领域有所合作。”

第二天早上富尔顿的一个秘书转录了这封信，并在呈送给富尔顿署名之前，油印了一份副本。这个副本最终被移送到耶鲁大学的档案库里，和富尔顿所有以字母Z开头的信件一同放在一个灰色的无酸密封盒里。在那封信写完的60年后的某个下午，在一间天花板巨高的安静的阅览室里，这个盒子被放在我面前的一张木制长桌上面。

机构也有它们自己的记忆。

比如耶鲁大学这样的机构，他们就为保存这些记忆做足了工作，无论是在几天、几年还是几十年后，留存的档案使得这些记忆得以被唤起并再次经受检验。可这并不意味着它们的过去很容易被理解，也并不意味着机构的这些记忆具有一种整齐而连贯的顺序，它们并不是那样。而这一部分，赋予了档案研究一种刺激感。这是一个很主动的过程，你得付出很多努力才能从中有所收获。“检索助手”只是你浏览档案时的一个粗略指南，你永远不会知道真正开始看这些档案后，你会发现些什么。有时你会感觉有点儿迷茫。我曾经把一个下午的时间花在了一沓发黄的剪切报上，那些报纸被富尔顿粘在小簿子上，内容大都是些新近的“发现”，比如下面这则1935年4月24日的美联社（Associated Press）新闻：

认为东方人冷漠无情的传统观念，已经由加州大学的G.M.斯特拉（G.M.Stratton）医生通过实验进行了阐释。他发现白种的印第安原住民要比中国人或日本人更倾向于表达自己的情绪反应。情感的测试是用一个大型的重锤，对每个种族的人的手，在几寸之外进行猛击。通常来说，美国人在被打之后更加控制不住自己。他们倾向于敏捷地抽开手，血压会上升，呼吸会变得急促，脉搏也会加速跳动。

而有时候这些巧合的发生，会揭示出意想不到的关联，你若是循着这些关联又再将它们连起来，你就可以建构出一个框架。在这个层面上，机构的记忆跟人类的记忆一样复杂而稳定。

马克斯·兹恩德接受了富尔顿的邀请，但他没有在生活研究所待很长时间。1948年1月6日，在疗养院任职大约四个月后，他写了一封辞呈给我外祖父，同时也密抄了一份给约翰·富尔顿。兹恩德的英文不是很好，但他还是能看出生活研究所负责人查尔斯·柏林盖姆和康涅狄格州立医院的院长本杰明·西蒙之间的紧张关系，他们之间简直锱铢必较，不管怎么形容，马克斯·兹恩德就变成了一个走卒或者说囚犯。

“亲爱的斯科维尔医生，”兹恩德开始写道，“借此机会我要对您的好意深表感谢，感谢您在哈特福德对我的尽心照顾。您很理解我的处境和一些难处，作为一个外国人，我并不想搅进这些事情里，因为我不知道它们的发生背景，也并没有兴趣掺和进来。”兹恩德提到的困难之一是，院长西蒙“向我声明，我无权发表任何跟哈特福德生活研究所有关系的东西”。而那之后，伯林盖姆“又跟我说，除非斯科维尔医生要求，否则我不能离开研究所去到哈特福德医院，就算是审查也不行”。

而兹恩德抱怨最多的，是他到美国以后所做的研究。有的问题是由于一些简单的误会所致。比如说，兹恩德到达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对所有接受过额叶切除的病人做一个全面调查，对“他们的所有病史做一个独立而详实的概括性记录”。辛苦工作了近一个月之后，他发现“整个调查已经由康涅狄格额叶切除委员会给包办了，”这使他自己调查的价值只能作为“一个优秀的英语练习，而不是科学工作”。

更令兹恩德不安的是，当他回顾了在康涅狄格州所做的研究之后，发现了一些问题。在他看来，他们所做的额叶切除术实验，都缺乏了科学方法的基石之一：就是适当的控制。即是说，神经外科医生们切开病人的大脑并企图收获疗效和一些潜在的裨益，但是研究仅仅局限于这些病人身上，却并没有在那些大脑完好的病人身上进行最重要的对照研究。兹恩德强调，“在此之前所有的观察都缺乏对客观条件的控制，而这是真正的科学研究以及精确的调查结果所必需的。”未来的额叶切除术研究者是“需要同时进行控制的”。因此兹恩德抱怨道，“我工作的成果以及我受雇于此的意义，都不足以让我产出一部达到科学严谨标准的著作。”

读完兹恩德的信件，我想了解更多关于两位疗养院领导西蒙和柏林盖姆关系破裂的事。我知道伯林盖姆和富尔顿是很亲近的，在一封富尔顿给我外祖父的信件中，他将伯林盖姆称为“伯列”，我想他们的信件或许能够阐明这个问题。在我随后一次到访耶鲁大学档案室时，我要求打开28号箱子，里面有着富尔顿跟所有名字以字母B开头的人的通信。

富尔顿与伯林盖姆的通信，主要是处理他经常去生活研究所进行客座演讲的调度问题，并没有提到两所老旧疗养院的紧张关系。我因为碰壁而感到有点儿气馁，我又翻了翻盒子里的其他文件，这次我的目光被富尔顿和一个名叫保罗·布西（Paul Bucy）的人的信件给吸引了。

保罗·布西是芝加哥大学的神经外科医生，也是位神经病理学家，20世纪20年代末，他在耶鲁大学富尔顿的实验室，以一个博士后的身份工作了六个月。两人继续保持着联系。而随着他们关系的加深，他们的信件之间有了一种轻松愉悦的随性与温暖的感觉，那是富尔顿其他的信件里所欠缺的东西，他的信件一向非常简练。布西不像是科学界的许多人，他并不那么敬畏富尔顿，倒是愿意对他敞开心扉，直言不讳。比如说1948年，布西致信富尔顿，建议他将《运动皮层中枢》（The Precentral Motor Cortex）一书再版，这本书由布西编辑，其中包括富尔顿和其他作者各自负责的一些章节。这封信是征询富尔顿修订版本意向的一个样本文件。这是一封群发信函，所以收信人那里填着“亲爱的医生”，而底部是一张邮票，而非确切的署名。富尔顿立刻回信道：

我收到你那盖着橡皮图章的该死的信了，是关于你那本《运动皮层中枢》的专著再版的事儿。我的天哪，真有那么多人为你写文章，多到你不能写封亲笔签名的私人信件吗？你真是太年轻了，根本不懂这世态炎凉。如果我没那么喜欢你，我压根儿不会回这封信。

而布西犀利地写了封手写回信：

亲爱的约翰，感觉你朋友太多啦，多到你可以随便地无端羞辱那个仅存的，最忠于你的家伙。但相信我，我会一直都在，你最真挚的，保罗。

也难怪他们会变得那么亲密。因为他们科学的旨趣是一致的：他们俩都是损伤法的狂热信徒，都坚信阐明大脑机能的最佳办法就是损毁其中某些部分。跟富尔顿实验室里的大多数人一样，布西当时也参与了不少灵长类动物的神经损伤实验，“我还不知道有任何其他人，像你一样在六个月里完成了那么多工作，”富尔顿曾经写道，“或者说用了那么多猴子。”而后来布西离开了实验室，他依然在做着同样的事，就是以服务于科学的名义，解剖着猴子的大脑。他曾在芝加哥大学与一位志趣相投德国神经学家合作，这位神经学家名叫海因里希·克鲁尔（Heinrich Klüver），他们在活体解剖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功。在1937年的美国生理学学会（American Physiological Society）的会议上，他们的事业达到了鼎盛，并且他们宣称，他们的成果是“动物实验中，最具轰动性的行为变化”。

他们的这项突破几乎完全是事发偶然。像许多脑科学家一样，克鲁尔非常痴迷于能改变精神状态的物质。这种痴迷已经不局限于临床：克鲁尔常用自己作为实验对象，摄入大剂量的各种药物，然后做大量的记录。他选择麦斯卡林（Mescaline）[4]作为致幻剂，并招募了布西帮他调查其对神经系统的精确影响。当克鲁尔发现，任何灵长类动物在麦斯卡林的作用下都会产生强迫性咀嚼动作时，他想出了一个简单粗暴的实验方法：他向猕猴注入药物，随后布西切除了它一部分的神经系统。若是某个区域被切除后，咀嚼动作停止，那么这便会作为证据表明，这里是麦斯卡林作用的特定区域。

布西最开始切除了三叉神经。这并没有什么影响。接着他又定位到面部神经。产生幻觉的猴子继续强迫性咀嚼着。三叉神经和面部神经损伤同时发生，也并不会起什么作用。最后，基于一种模糊的假设，即麦斯卡林所致的咀嚼动作在病因学上解释为，颞叶癫痫导致病人产生嘴部的痉挛性运动，布西打开一只名为奥罗拉（Aurora）的猴子的头骨，把她两侧的大部分颞叶都去掉了，包括海马体、沟回和杏仁核。

而这次依然没有令奥罗拉的咀嚼动作停止。

不过，那种做法还是非常有价值的。

奥罗拉立马产生了布西和克鲁尔所谓的“精神性失明”。他们写道，那只猕猴“似乎没法用视觉来识别事物了。她在饥肠辘辘时面对着一堆东西，比如说梳子、胶木旋钮、葵花籽、螺丝、棍子、一块苹果、一条活的蛇、一片香蕉或一只活老鼠，她都会不管不顾地拿起来。不管什么都先送到嘴里，发现不能吃再给扔掉”。奥罗拉还产生了一种典型的、更加稳定的情绪性影响，同时还伴随着一种对丧失的恐惧，并且“性唤起增加，其形式涉及异性恋、同性恋以及自恋行为”。这些实验表明了鲜为人知的结果，即颞叶似乎涉及情感和性欲。这对记忆似乎也有影响，至少记忆的缺失会导致奥罗拉的“精神性失明”，她无法辨认出先前有所认知的事物。不过，应该如何精确地解释这些发现，还很难弄清楚。毕竟，奥罗拉不能说话。

在布西和克鲁尔一道进行他们的麦斯卡林研究时，他收到了来自富尔顿对他新近论文的祝贺信，这篇论文记载了布西对人类颈动脉窦神经的实验性损伤。“这些观察结果极其有趣，正如你文章中所做的很多事一样，它们证明了一次非凡的契机，证明了所有富有进取心、机警的神经外科医生都必须做这类意义深刻的生理学工作。”而后富尔顿给了他这个前任门生一点建议，告诉他如果有任何“研究新东西”的意向，他可以转而关注瓦尔特·弗里曼和詹姆斯·瓦茨刚刚在美国展开的额叶切除术。他的建议中对这个炙手可热的项目如此描述：“我想在大概一年之内，额叶切除会在一段时间内主导神经外科，而我相信这领域里的每个人都可以分得一席之地。”

事实证明，富尔顿同时给了许多人这样的提议，也用了差不多一样的措辞。在他给另一位前任门生的信里，他说，他认为额叶切除术“将会成为一种极其重要的手术”，他“非常愿意有人能够留在纽黑文（New Haven）来为此打下基础，并做一些此类的案例研究。”他又补充道，“我很确信，这种手术是经得起检验的。”

约翰·富尔顿的努力对于额叶切除术的传播的影响难以估量。他是那个时代最著名的生理学家，所以他的话语会为一个刚刚萌芽的、还处于边缘状态的手术赋予新的社会地位。富尔顿力荐的原因，可能是因为额叶切除的灵感源于他自己对黑猩猩的研究，所以额叶切除的崛起不可避免地能够让他自己步步高升。不过若是说他的努力完全出于私心，这倒也不太公平。富尔顿是有点儿自负，但他也是一个充满激情的科学家。他对大脑求知若渴，为了其职业生涯，他可以做任何事，他对成千上万的猿类、猴子和大小老鼠进行了数以百计的实验，都是为了服务于他的追求。而现在，若是抓住这突然的机遇，精神外科就会为这条研究道路提供一个全新的范式，涉及一个完全不同的物种。

布西像大多数同辈人一样，热情地回应了富尔顿的建议。“我一直对您所说到的精神领域的手术很感兴趣，”几天后他收到了富尔顿的回信。弗里曼跟瓦茨在美国开始进行额叶切除术，这对布西来说是个新闻，而他对富尔顿说，“也不乏这种可能，我们也能在不久后做点类似的事。”布西还明确表示，他将在一定程度上开始投入精神外科的实践，届时还需要富尔顿的指导。“当然，我们还在探索中，最开始我们得从心理学和生理学的角度研究这些人，并找出他们在什么方面被手术所改变了。在我看来，当前最可能收效的就是从研究的立场入手。”

随着他与富尔顿的进一步联络，布西又表达出了他的几条告诫。

首先，尽管人类相比其他的实验对象有一定的优势，但也有着一定的缺陷。比如，要做额叶切除术的病人是……嗯，都是病人。

“在动物实验中，”布西写道，“我们可以假定实验开始时，这个生物是正常的。至少，这是我们动物实验很重要的一个前提。但至少在目前而言，在人类实验中，从来没有这些前提。”布西指出，历史上确有例外，比如说“在古埃及，罪犯会被用以活体解剖”，但是在当今，“当这些病人受到关注，我们所做的所有实验都是疾病康复的附属物，或者说疾病的疗法。仅仅为这一点，患者们才可能自愿成为实验对象。”

还有神经外科医生本身的问题。布西很感激富尔顿对新一辈研究者的激励，建议他们的兴趣点应该不仅限于“纯粹的结构”，但他也担心其中一些外科医生会行骗。他担心那些野心很大，但心思大意的人，他们“没有真正的研究经验，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科学方法或手段。因此他们不懂得控制”。

最后，就是实验功用的问题，即额叶切除术作为一种治疗方法，它的成本和收益还是难以衡量。1948年，一位名叫哥斯塔·吕兰德（Gosta Rylander）的瑞典著名神经外科医生用一种主观的方法，基于对额叶切除术病人家属的大规模访谈，发表文章对手术进行了批判。令人恐惧的是，访谈描述了病人们经历了一种微妙却颠覆性的巨变。正如一个年轻女人的母亲所说，“她的确还是我女儿，却变得完全不同于从前。她的肉体还跟我在一块儿，但灵魂好像消解了。”吕兰德的文章在神经外科领域引起了轩然大波，布西也因此给富尔顿写了一封委婉但直言不讳的信。“吕兰德的论断显然是正确的，”布西写道，“没有被自己的热情所蒙蔽的聪明人绝不会质疑这些结论。在某些情况下，额叶切除术的确是个很有价值的手术。但是这个过程需要付出代价。”

富尔顿做出的回应比较保守，“就像你说的，改善就需要高昂的代价，”他写道，但“这正是我们康涅狄格叶切断术委员会正试图去分析的。比彻·斯科维尔在对下切9区和10区的研究中有了一系列惊人的发现，他认为这种去除强迫症的手术方式并不激进，也并不会引起智力损伤。”

布西给富尔顿的回信中展现出了20世纪中叶神经科学领域中这奇怪而恐慌的一幕。一方面，富尔顿最初的实验室研究和后续的一系列倡导，使得精神外科得以崛起，这也催生出一个神经学探索的全新类型。疗养院突然允许神经外科医生和心理学家对他们的患者进行“无限制的访问”。而富尔顿和我外祖父这类人，抓住了开放访问这个绝佳的研究机会。但即便如此，也有保罗·布西和马克斯·兹恩德这样的实验学家，他们担心事情会进展过快，越轨甚远。

即使富尔顿也有着和兹恩德一样的担忧，怀疑着疗养院中研究的科学效果，但他从未表现出来过。相反，在兹恩德辞职后，富尔顿还在给我外祖父的一封信里批判了兹恩德一通。“我认为兹恩德医生是站在科学角度，对研究接受过额叶切除术的病人有着真挚的兴趣，”他写道，“我也觉得他有能力，但他也证明了缺乏技术的头脑毫无用处。”他以一个乐观的论调作为信的结尾，“我相信，我们的额叶切除事业有着光明的未来，我非常感激您对我们额叶切除术这场冒险的兴趣与合作。”

富尔顿有理由保持乐观。媒体继续用热情洋溢的论调来描述额叶切除术，用“外科手术的魔力救了50个疯子”“跟拔牙差不多”这样的标题来编故事。退伍军人管理局（Veterans Administration）倡导将这种手术用于患有炮弹震颤的二战老兵，并在耶鲁大学等研究机构发起了额叶切除术研究。当然，即使是神经外科的最坚定捍卫者，也会察觉到这在本质上有些残忍。1948年，富尔顿实验室圣诞晚会的请柬上有幅卡通插画，富尔顿一手拿着没有额叶的脑子，一手拿着手术刀。晚间的娱乐环节，有一群研究生表演唱歌，并将自己的组合命名为“额叶切除四重唱”。

自从约翰·富尔顿的实验室工作启发了埃加斯·莫尼兹发明出额叶切除术，此后的15年里，大脑研究的整个大环境都有了深刻变革。虽然额叶切除的治疗价值仍不清晰，但其科学潜力却非常明确：人类不再被排除在脑损伤实验对象的范畴之外。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诸如菲尼亚斯·盖奇和叹先生一样的残缺的人，他们的损伤仅仅是因为偶然。而从今以后不再如此。到20世纪中叶，对人类大脑的破坏成了蓄意、有所预谋的做法，这同时也是更为临床的做法。

甚至可以说，甚至于保罗·布西，尽管非常谨慎且已经察觉到危险，但他也明白如今的研究者们已经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在他自己刚刚开始做额叶切除术不久，在1938年写给富尔顿的一封信中，他滔滔不绝地说起那种不能克制的激动，那种从满是猕猴的实验室，调动到满是智人的疗养院的激动之情。

“对人类来讲，”他写道，“没有什么比沦为实验动物更可悲了，因为他们会说话。”

* * *

【注释】

[1] 罗伯特·奥本海默，著名美籍犹太裔物理学家。

[2] 桑顿·怀尔德，美国作家。

[3] 阿尔弗雷德·A.克诺夫，美国出版业者，克诺夫出版社创始人。

[4] 即三甲氧苯乙胺，一种成瘾性致幻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