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记忆复现

摘自1992年5月25日

病人H.M.和麻省理工学院一位研究员的一次面谈

研究员：你记不住事情有多久了？

H.M.：我自己也讲不清。我不能告诉你是因为我也不记得了。

研究员：哦，那你觉得这该以天计算？还是以周？或者以月，以年计算呢？

H.M.：呃……貌似我也并不能精确地基于这些时间单位来算……

研究员：那你有没有感觉到，你已经出问题一年多了？

H.M.：嗯，我想是的。大概有一年了，或许不止。因为我觉得我做了……我只是觉得我自己可能做了，呃，我可能做了个手术什么的。

研究员：嗯，是的吧。那跟我说说吧。

H.M.：呃，我记得，我不记得是在哪里做的了，是在……呃……

研究员：你还记得你医生的名字吗？

H.M.：并不记得了。

研究员：斯科维尔医生，这名字听起来很熟悉吗？

H.M.：熟悉，确实很耳熟。

研究员：那跟我说说斯科维尔医生吧。

H.M.：好吧，他，他……他总是到处跑来跑去。他做了，呃，给人做医学研究，各种各样的人，还有欧洲人呢！有富人，甚至还有电影明星。

研究员：你说得对。那你后来见过他吗？

H.M.：恩，我想我是见过的。见过好几次了……

研究员：是在医院见的？

H.M.：不，我第一次见是在他办公室。是在我去医院之前。

目前尚不清楚当时的第一次会面是在什么时候。我翻阅了我能找到的外祖父的所有论文，但是那次会面的记录好像并不存在。我本来猜测它可能发生在1943年，但好像又说不过去，因为那年外祖父还驻扎在华盛顿沃拉沃拉的军队医院里。因此，那次会面更可能是在1945年或1946年，战争刚结束不久。

那时亨利可能十八九岁，最多也就21岁吧，还是一个孩子。大概时间就是他从东哈特福德高中毕业后不久，最多毕业三年之后。在他的大学年鉴相册里，亨利引用了莎士比亚的作品《尤利乌斯·恺撒》（Julius Caesar）里一句话：“质朴的信仰用不着矫饰。”他只得在人群中看着他的同学们走过讲台，而自己却被勒令待在座位上，以防止那种具有扰乱性的癫痫发作。或许不久之后，他就开始了高中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在垃圾场打捞废金属。也或许他已经开始了第二份工作——在Ace电动马达公司，绕着铜线圈消磨着时光。在家里休息的时候，他会听罗伊·罗杰斯（Roy Rogers）的广播，或者看电视。他爱好收集枪支，他的确有那么几支，从来福枪到老式的燧发手枪都有。他带着这些枪到屋子后面的田里练习打靶。他想造一个铁路模型，但一直没能实现。不过他造了些飞机和汽车模型。他不能开车，也没几个朋友。

亨利的父母和他的保健医生哈维·戈达德（Harvey Goddard），尽一切可能对他的癫痫进行控制。但很显然，事情只是变得越来越糟，他发作得越发强烈而频繁了。几乎江郎才尽的戈达德建议他们求助于我外祖父，虽说外祖父不是个癫痫专家，但好歹是训练有素的神经学家，一定会比综合科医生对此有更深的见地。

应该是亨利的母亲或父亲陪着他去看病的。在我外祖父的办公室里，他们可能会相互握手和问候。或许莫莱森一家还精心打扮了一番。外祖父肯定也是和往常一样一丝不苟，他浓密的灰白头发向右边偏分，上了橄榄油，他帅气的蓝眼珠直率而好奇。也许电工古斯塔夫和我外祖父这个“机修工”闲聊了一会儿，发现他们在修修补补上有着一些共通之处。当然又或者没有。莫莱森家庭贫穷，职业也有些卑微。而我外祖父是一位著名的脑外科医生。他们有着明显的区别，有着财富、地位、教育和权力的鸿沟。

最终我外祖父回归正题，有条不紊地回顾了亨利的病史，试图找到一点儿或许可以解释他疾病的线索。他会问到莫莱森家族是否有其他癫痫病例，而他也会得知，亨利父亲的两个堂兄以及一个外甥也多少有点这种毛病，而这体现出了一种遗传因素。他也会问到，亨利是不是曾遭受过严重的头部创伤。他是不是曾经失去过知觉，或受到过任何暴力重击，令他的大脑造成了损害？

亨利会告诉他在很多年前的一个初秋7月，有一辆他没有留意到的自行车撞倒了他，给了他当头一击。也许他还会俯下身子，向我外祖父展示他前额上浅淡的疤痕。

即使这次会面有记录，但是它比起我外祖父的临床观察来说，也只是个微不足道的部分。病历从来不是个内省的地方，所以它不会提到任何由亨利的故事可能触发的个人记忆。即使亨利的自行车事故唤起了他自己人生中的第一次重大丧失，他也不会写下来。

为了了解那次丧失，我们得回溯到1875年2月24日，那天在布鲁克林（Brooklyn）的法庭上，美国历史上最耻辱性的一次审判已经接近尾声。首席辩护律师背后有着强大的团队，里面甚至包括未来的国务卿。他踱步在陪审团席前边的台子上，警告着坐在那儿的12个人，如果他们不判无罪释放，就将会作为“人类舞台上最悲剧的演员”而被后世人记住。与此同时，首席检察官对陪审团说，“你们裁决的结果，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整个基督教的完整性。”

被告是个牧师，名叫亨利·沃德·比彻（Henry Ward Beecher）。在那个位于布鲁克林高地的普利茅斯教堂（Plymouth Church）的讲道坛上，比彻因其雄辩地抵制奴隶制、经济不公以及不平等而掀起了一阵国内狂潮。他的一些惊人之举占据了报纸头条，比如他竞拍了一个年轻的奴隶，让他在教堂赚足了钱就赎身。而他那直率而强有力的演讲，为他赢得了诸如奥利弗·温德尔·霍尔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以及尤利西斯·辛普森·格兰特（Ulysses SGrant）这样的倾慕者。1863年，比彻在英国发表了一系列演讲，劝服一些摇摆不定的英国公众，在南北战争中支持北方，亚伯拉罕·林肯说比彻是“古今难遇的智慧遗珠”。还告诉他的内阁成员说，如果北部获胜了，“只能有一个人有资格在萨姆特堡升旗，那就是比彻。因为没有比彻在英国的所作所为，可能连升旗的机会都不会有。”林肯对比彻的姐姐，即《汤姆叔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的作者哈里特·比彻·斯托（Harriet Beecher Stowe）也有着类似的敬意，据说林肯曾将她描述为“引发大战的小女子”。自19世纪70年代开始，比彻跻身成了全国最著名、最受人尊敬的人。

然后他被指控通奸。

原告是他的一个前友人，叫西奥多·蒂尔顿（Theodore Tilton），他声称比彻曾诱奸了他的妻子伊丽莎白，并且跟她偷情多年。比彻拒绝承认这一切，声称蒂尔顿只是一个绝望的勒索者。蒂尔顿在1876年提起了民事诉讼，这次审判引发了轰动：法庭里挤满了记者、证人以及好事者，《纽约时报》宣称，“自林肯去世后，我们想不出任何事情，像这个问题一样困扰着我们，那就是：亨利·沃德·比彻到底是不是个禽兽。”有许多街头小报用整个版面专门报道了这次审判。“图说比彻与蒂尔顿的丑闻。究其源头，理其脉络，观其审判！尽在50张插图的精美刻画。”其中一份小报的首页这样鼓吹着。大多数插画是关于法庭的审讯过程，卡通化的证人们在数小时的诘问后，使得真相变得更加扑朔迷离。还有些人在风流韵事的基础上进行了再创作。一张占满一版的图画，画着一个身穿飘逸裙子的女人，偷偷瞄着自己的肩膀，敲响了一座布鲁克林豪宅的门，图画的配文是：“伊丽莎白·R.蒂尔顿夫人在她的牧师亨利·沃德·比彻的房前叫门。那是1868年10月的第十个日子，正如她丈夫的证词，她第一次走向了堕落。”

不过这并没有确凿的证据。审讯中展示出的主要证据是一些比彻写给伊丽莎白、其丈夫以及他们共同熟人的信件。没有一封信可以算是明显的证据，不过许多信里都好像暗示着比彻掌控了什么可怕的秘密。比如有一封信是写给一位叫弗兰克·莫尔顿（Frank Moulton）的密友的，它被称作边缘信，比彻在里边描写了他内心的煎熬。“没有什么比这更糟了，我在对无尽黑暗的恐惧中耗了太长时间。”他写道。“我把死亡看得比世上任何一个朋友还要甜美。若我能看到破镜重圆，生活才会变得美好起来。但明明活在刀尖火口，绝望边缘，还要佯装自己是宁静而幸福的，这实在是令我忍无可忍……我尽力保持镇静，装得好像并没有陷入痛苦和纠结，就算遭受着该死的折磨，我也会在家人和朋友间表现得振作些。我常常彻夜难眠，却还是要为了礼拜日而保持兴奋和充满活力，这一切似乎都在说明，真相是不会浮于表面而被理解，其在神经系统的折磨和煎熬也是如此。”检察官称比彻痛苦的自省是他良心负疚的产物，而辩方认为，这些信只是一个无辜但过于敏感的人的情感流露。这些信件对一部分人来说是认罪，对另一部分人是辩解。这取决于怎么解读，这种解读方式会留给陪审团做决定。

这一天将尽时，比彻的首席法律顾问恳求陪审员们，一定要考虑他们决定的历史影响。“先生们，”他说道，“你们在这儿的判决，也代表着时代将对你们自身进行审判。你们在这里的所作所为永远不会消亡。即使这里的一幕幕都消逝了；即使这场审判的庭长会最终溘然长逝；即使你现在的位置由你的孩子，你的孙子所接替，远道而来的陌生人还是会看到这里，那个人会从这里被放归回世界，从这里摆脱阴霾和梦魇，那个人就是亨利·沃德·比彻。”

陪审员选择了无罪释放。

然而，比彻这个名字却没有完全摆脱阴影。有一些质疑是必然无法撼动的，伟大传教士那曾经无懈可击的威望永远地被质疑所玷污。不过，比彻家族仍然顽强地传承着他们的荣耀。我外祖父的父亲是比彻的孙子，他为自己的第三个儿子，取名为亨利·沃德·比彻·斯科维尔。

外祖父这位同叫亨利的弟弟，生于1909年，比外祖父小两岁。他们兄弟几个有着美好的童年，彼此亲密，也接近大自然：成长的过程中，他们经常去康涅狄格州的森林里，或去缅因州海岸的度假屋附近野营。他们的父亲会教他们认识所有树木、鸟类和他钟爱的蛇类的名称，还给他的儿子们取了些傻乎乎的绰号，用来当作探险中的代号。老大戈登变成了宝贝中尉，外祖父变成小蜜蜂少尉，而最小的亨利只是个亨利小兵。小蜜蜂和小兵亨利的关系特别亲密。他们是兄弟，也是最好的朋友。

外祖父在1924年8月离家去上大学，几个月后，家中传来了一个噩耗。一次意外发生了。亨利骑着自行车，被另一辆车撞了。他跌倒了，头部受到撞击。

他的弟弟亨利去世了。

而亨利现在就在那儿。

那是在我外祖父的办公室，是他们第一次会面。当亨利告诉他，自己经历的那次意外。那辆自行车，那次摔倒，那次头部的撞击……外祖父会想起他死去的弟弟吗？我们的大脑总是喜欢做这种跨越时空的情感联结。当某些东西忽然触发了对遥远过去的回忆时，记忆学者们会用一个词来描述这一瞬间：记忆复现。

这一点后来的确得到了证实：他开给亨利一种叫苯妥英钠（Dilantin）的抗癫痫药物。这种药的工作机制是，通过抑制大脑的电活动，从而减少癫痫发作的频率和强度。尽管它只是治疗其症状，不会治愈癫痫。他还回到哈特福德医院，为亨利预约了气脑造影图，那是当时最前沿的脑成像技术。这将有助我外祖父鉴别亨利的大脑皮层上有没有什么东西，比如说肿瘤之类的压迫着大脑，从而导致癫痫。有些东西是有形的，而有些是无形的。

而第二次的会面是有记录的。1946年9月4日，在去医院检查后，亨利换上了手术服，被带到楼上的一个房间里。房间里有一把像是宇航员训练用的椅子，上面满是绑带和锁扣，几乎可以无死角旋转，甚至整个翻转过来。亨利坐在椅子上，一位技术员绑住他，将他手臂固定在扶手上，用一个锁扣卡在下巴的下边，把他的头部固定在靠背上。椅子背面有一个开口，一根针刺进亨利的下背部，进入他脊柱的底部。这样的腰椎穿刺，可以使技术员完成两个事情：第一，他提取了亨利所有的脑脊液，像抽血一样用注射器抽出来。（尽管脑脊液是人体神经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保护并缓冲大脑和脊髓，但实际上可能比你想象的要少，成人平均只有约150毫升，也就是平常十个汤匙的量。）第二，技术员吸完了亨利的脑脊液，就要注入氧气进行代替。技术员必须得确保氧气完全扩散开，不仅要到亨利脑周围的区域，还要进入他的整个脑室，即平常充满脑脊液的所有角落。椅子慢慢升起来，旋转成不同的角度，使得氧气上升填满所有的缝隙。这个过程非常痛苦。头痛欲裂是气脑造影术不可避免的副作用。一个女人在经历手术后，得出了一个典型的结论：“这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经历……它可以作为军队酷刑的一个绝佳选择。”

气脑造影术的本质就是作用于头部的X射线，但它与标准类型X光有一个重要的不同之处。通常的X射线图像原理是，将一束射线作用在身体的某个部分，并在另一端放一张负片。辐射会透过软组织，但很容易被骨头这样高密度的物质挡住，所以最终的成像上，骨骼的形态是锐化的，而软组织则比较模糊。然而对大脑的X光就很有挑战性，因为承载大脑的脑脊液和大脑本身的密度非常相似，所以各种器官的轮廓就非常模糊。标准X射线能给出一个清晰可见的头骨，但是头骨之外的东西，就不可名状并且非常模糊了。发明于1919年的气脑造影术，就旨在克服这些局限性。

当技术员很满意地表示氧气已经完全取代了亨利的脑脊液时，他把椅子转回正面，打开了X射线。由于没了脑脊液的遮蔽，由此产生的图像比标准的X射线更加清晰。可以看到亨利的大脑外皮层错综复杂的褶皱，甚至隐约可见他大脑内的一些更深层次的结构。亨利接下来被带到医用病床上，他要在那儿待上两天，等着他的身体重新注满脑脊液，以及头疼慢慢消退。

外祖父看了气脑造影图，他看到的境况令人喜忧参半。喜的是没有迹象表明肿瘤或者大脑的什么缺陷导致了亨利的癫痫。而忧的是，这也就意味着导致其癫痫的原因仍然是个谜。他为亨利准备了第二次气脑造影，以防第一次错过了什么东西。然后给亨利开了一张洋洋洒洒的处方单子，大意是让他“永远服用苯妥英钠”。

“这是个新兴心理学和新传记作家的时代。前者用情结取代了原理，用禁欲取代了道德。而后者深信，过去所有的伟大威望都是泡影，都会很快被瓦解掉。”

那是我的曾外祖父，律师兼自然学家以及小说家小塞缪尔·斯科维尔（Samuel Scoville,Jr）于1927在《费城问询报》（Philadelphia Inquirer）上为了捍卫他外祖父亨利·沃德·比彻所撰写的文章。一本不加美化而畅销的比彻传记刚刚出版，书里把他描绘成一个习惯性的奸夫，一个堕入深渊的灵魂。我的曾外祖父掀起了一系列的反宣传活动，他向《纽约时报》《大西洋月刊》以及其他出版物疯狂投稿来攻击这本书。他指出作者曾如此专心地关注比彻故事中的负面元素，而根本无视积极向上的一面。他指出，任何试图理解他人毕生的人，都有责任全面地去看待那个人。

我在这些信件写成后近一个世纪才发现它们，当我读起这些信件时，脸都微微抽搐着。我已经开始研究外祖父的故事，试图抓住黑暗中那匆匆一瞥。那黑暗使我着迷，所有的这些疗养院、这些病变、这些支离破碎的人们都使我着迷，但是我也知道那封信是对的：很容易对一个死者进行评判，因为他们不能为自己辩驳。我们都不是绝对正义或邪恶的，大多数人都是两者兼而有之的，我的外祖父也不例外。

亨利回家了，而外祖父仍继续着他的工作。

当天晚些时候，也许他还得做一个手术。或许他切除了一个脑膜瘤，一个像只怪脾气螃蟹一样附着在脑子上的恶性肿瘤，或许他从被挤压在一起的脊椎之间梳理出了受损了的椎间盘，又或是集中精力为一位车祸伤者，在其大脑中可能致命的肿块上做了个紧急开颅手术，也许他使用了他诸多定制和专利工具中的某几样：比如用以撑开切口的斯科维尔牵开器，用于止住静脉血流的斯科维尔夹子，也许他救了一条生命，也许救了许多生命。这就是他的工作，而且他尽职尽责，又或者他错失了一条生命。他回天乏力时，总是坦率而诚实。而在那个时代，医疗事故诉讼还不要求医生承认自己的失误。外祖父的一位前同事仍记得一次手术失误后的一幕。外祖父不小心切开了病人的大脑中动脉，当血液喷射时，他试图用缝合线将其缝合，但为时已晚。手术室外，一个女人焦急地等待着好消息。我的外祖父径直朝她走去。

“女士，”他说，“我想我杀了你的丈夫。”

不过，他所救治的生命要比错失的多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