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真空管和碎冰锥

1948年11月19日，生活研究所。

手术室的灯光明亮，定向地打在玛丽·科帕索（Marie Copasso）暴露出的头骨上。早些时候，助理护士佛罗伦斯·杜丁（Florence Dudin）剃掉了科帕索前边的头发，方便我外祖父用手术刀在额头上开一个半月形切口，然后把额头上的皮肤，像裹地毯一样的卷下来。血液已经被冲走，下边的白骨若隐若现。

一群人坐在高处的一个小小的观察室里，围观着手术的进行。科帕索的这场手术座无虚席，至少有24个人来观摩，他们大多数是神经外科医生。最为远道而来的两个，一位是埃本·亚历山大（Eben Alexander），他从家乡南卡罗莱纳来到哈特福德；以及乔治·麦肯齐（George McKenzie），他是位加拿大的一流外科医生，也是国际神经外科协会的现任主席，他从多伦多赶过来。跟亚历山大和麦肯齐一样，其他外科医生也很多是领域内的翘楚：巴克利、福克斯、日耳曼、莫尔特和惠特科姆。除了外科医生，还有许多精神病学家、神经学家以及一些做相关研究的科学家来到了这里。

其中最热切的一位观察者可能是瓦尔特·弗里曼，即把额叶切除引入美国的那个人。因为除了我的外祖父和玛丽·科帕索，弗里曼是这里最为紧张的人。那天在疗养院的手术之后引发了一系列的外科领域争论，而弗里曼和我的外祖父是互相对垒的两派。弗里曼站在观摩平台边沿上，目不转睛地盯着手术的进行，十分认真地看着我外祖父钻开玛丽·科帕索的头骨。

那个钻孔，即使是钻一个小小的洞，都是种昭示。在过去的几年里，外祖父租用了一间车库，它位于哈特福德市中心华盛顿大街和杰斐逊大街交叉口的美孚车站（Mobil）里面。近来他在车库里发现了一种叫做环钻的工具，也就是一个带着直径1.5英寸的圆环的钻头，它非常坚硬，足以穿透钢铁的车身。他突然想到，这样一种环钻可能很适合在头骨上开洞。外祖父把一个环钻加上说明，寄给了一家名叫科德曼和施德莱夫（Codman＆Shurtleff）的医疗器械制造商。商家为他专门定制了几个，并在之前的基础上稍加改造，使其钻透深度刚好是头骨的厚度，又不会触及脑膜（就是包裹着大脑的一层纤弱的薄膜）。现在他将一个环钻放在了科帕索一只眼睛上方的裸露头骨上，随即按下了钻头的开关，钻头立马飞速旋转起来，隐约可见，头骨上一些潮湿的钙质被卷了起来。这个电钻除了钻头是新的以外，它本身与外祖父用来在汽车上钻孔的电钻好像一模一样。

他将科帕索额头上钻下来的骨片取下来，又重新把电钻放到另一只眼睛上方，重复这个过程。完成之后，他把电钻放到一边，拿起手术刀，切开硬脑膜、蛛网膜和软脑膜，露出了科帕索那坑坑洼洼的前额叶表面。

这个手术室十分先进，所有墙面都贴着上了抗菌釉的洁白瓷砖。一个月前，手术室才被开放使用，它位于生活研究所新建的柏林盖姆大楼里，这栋楼在疗养院园区的北边，和柏林盖姆的研究大楼相邻。这是世界上第一间专门为神经外科所建的手术室。正如我外祖父的定制环钻那样，他的手术室也全部按照他的精确说明进行配备：里面有六个杀菌灯，两台犡射线观察箱，一个解凝机，一个可调节到任意角度且随意伸缩的手术台，它适用于任何体态身长的病人。

这个房间是负责人伯林盖姆对额叶切除术进行全面推动的一部分。自1938年来，生活研究所已经做了10年的额叶切除术了。而柏林盖姆认为，长期操作这个手术所获得的熟练感，让他获得了有关于如何照料神经外科病人的无与伦比的实践经验。在他看来，手术最基本的好处就是：它毁灭了病人之前的人格，让他这样开拓进取的精神病医生有了机会重建一个崭新而更好的人格。“脑白质切除术，”他写道，“是为建立一个更适宜的人格而‘扫除障碍’的。”

柏林盖姆着眼于扩展这种手术的用途，他在疗养院里面建立了一个独立的神经外科单位，这个单位从我外祖父的手术室伊始，后来发展为一整层楼的教室，以及同在这栋楼内的独立住宿病房。病人们要接受特殊的训练，以重新认识到社会期望。这些训练包括“针对良好的个人卫生问题的长期指导”。此外还有职业指导，甚至性取向的重新定位。有相当一部分病人被送往生活研究所是因为同性恋问题，柏林盖姆认为这是一种精神疾病，而且他相信在手术以后，同性恋病人的性取向会和人格一样可以灵活转化。早在1948年之前的一次精神病会议上，他就鼓吹至少有两个额叶切除病人的性取向被扭转了，有一个是“时常产生异性性交适应困难的年轻人”。术后的几个月，他在其他方面都有所改善，除了性方面。他被循序渐进引入了社交环境，这点让我们很满足，因为他现在已经学会了如何与女性举止优雅地相处。还有一个是“因为经历了不幸的爱情，从而诱发了疾病的女人”。术前和术后，她都恶意地对抗所有男性，而她最终的结果与收获都和之前那个年轻人一样。在这两个案例中，若是将这两个病人直接送回家，或是允许他们按照自己的倾向行事，他们又是否会自发完成再社会化呢？这很值得怀疑。

柏林盖姆对神经外科的影响，使他成为这个领域的领头人，同时也成为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早几个月前，在1948年美国精神病会议期间，委员会将柏林盖姆提名为协会主席的最佳候选人，而柏林盖姆的主席梦却因一位名叫乔治·斯蒂文森（George Stevenson）的候选人的反对而破灭了，斯蒂文森反对精神外科而倡导心理疗法。他抨击柏林盖姆在其生活研究所中太过着急地操起手术刀，而这些手术还并不具合法性，由此，他以压倒性优势打败柏林盖姆。不过，伯林盖姆对神经外科的信念，并未被这种挫折所动摇。

不久后，伯林盖姆开始对玛丽·科帕索的人格再造进行监督。首先，必须将她的旧个性摧毁，不过这个治疗环节不在柏林盖姆的职责之内。所以11月那一天，柏林盖姆只是作为观众之一，在观察台上看我外祖父手术。

外祖父还没提出来，助理护士就递给他一把细长的工具，这种工具叫做脑压板，看起来会让人想到鞋拔子，他将压板小心翼翼地伸进科帕索额头右侧的洞里。他翘起她的额叶半球，向里头窥探着。他正在寻找连接着下边眼窝处的那部分额叶，以及大脑更深层次结构的神经纤维。当他找到目标以后，他就会把另一种叫做抽吸导管的东西伸进去，那是一根纤细的电动真空管，可以将纤维吸出来。然后他把压板和导管收回来，放到另一侧的洞里去。

他工作起来十分严肃且迅速。他手术的时候总是有些暴躁，若是护士或助手有一丝马虎，他都会严厉地呵斥他们。他以手术精准为豪。而这也是这台手术的全部意义：精准。沃尔特·弗里曼和詹姆斯·瓦茨的标准额叶切除术的问题就在于太过草率。埃加斯·莫尼兹的手术，就是这种草率的恶果。他们给额叶中里带来了混乱。甚至连弗里曼自己也描述自己的手术“具有破坏性”。外祖父至今已经加入康涅狄格州联合额叶切除研究组两年了，虽然他很快就熟悉了传统的方法，毕竟这种方法还是整个研究的焦点，但与此同时，他还是对这种方法有些失望。虽然他现在也是个额叶切除的专家，有时候一天要做5台手术，但他开始觉得额叶切除术对前额叶的伤害太大了，会对人格及其功能产生隐伏而不可逆转的削弱。他相信无论额叶切除带来了什么好结果，这都是由于前额叶与其他脑区被简单粗暴地分离了。所以为什么不只关注这些纤维，而让额叶的其余部分保持完整呢？

这就是他这台手术的目的。他将其称为部分额叶切除术，或者叫眼眶环切术（orbital undercutting）。因为手术集中于眼窝处的前额叶下部。他已经练习这种新方法几个月了，不论是在生活研究所还是康涅狄格州的其他三个疗养院，他交替使用传统额叶切除术和他设计的这个新方法并比较结果。有传言称，这种方法最初的结果引发了轩然大波。约翰·富尔顿对黑猩猩的额叶切除引发了莫尼兹对人类的白质切除探索，而现在他对我外祖父的这项技术表现出了狂热的兴趣。富尔顿无法亲自莅临生活研究所观摩，因为他已经与华盛顿特区的卫生局局长有约在先，不过他实验室的许多研究者倒是都出席了这次观摩。

总之，手术花了大概一个小时。最后我外祖父将钻下的骨栓重新插回到科帕索的前额，并将它们缝合起来。护理员将她推到恢复室。她很快被推到同一幢楼的四层，这里是专为额叶切除术后病人提供的特殊病区，这里也囊括了负责人柏林盖姆的“神经外科病人再训练教室”。外祖父梳洗干净之后，回到了观众席间问候他的朋友和同事。

另一个女人躺上了刚才科帕索躺过的手术台。

轮到瓦尔特·弗里曼了。

弗里曼也一直努力在构思新的改良版白质切除术。像我外祖父在手术中使用了定制的车身环钻一样，弗里曼的方法也用到了一个完全颠覆原来用途的定制工具。只不过我外祖父的顿悟发生在车库，而弗里曼的顿悟则是在停尸房。

在弗里曼和詹姆斯·瓦茨看来，额叶切除术的关键不在于切断太多部分而对额叶造成损害，而在于手术过程太过冗杂难以执行。作为一种主流外科手术，它需要的不仅仅是在病人的颅骨上开个洞，还包括了所有并发症的出现、住院期间的投入以及很长的恢复期。而最令弗里曼沮丧的是，这种技术需要一个神经外科医生来操作。标准额叶切除术是弗里曼的构想，他也是最有发言权的倡导者。但是归根结底，在他的神经外科医生同事瓦茨进行手术实操时，他只能沦为一个手术室里的观察者。

而那天瓦茨并没有在场。

事实上，弗里曼和瓦茨已经有些疏远了，因为有一天，瓦茨偶然来到他们两个的办公室，非常惊恐地发现弗里曼在独自做手术，而这个新手术也正是现在他在疗养院展示给大家的。

他新方法的基本思想是无需穿透颅骨的壁垒，直接进入额叶。为了完善这种技术，弗里曼在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太平间的尸体上演练，直到他找到那个最小阻力点：位于眼窝背后的眶骨。头骨的大部分是厚实坚硬的，而这片区域相对纤薄而脆弱些。在太平间里，他试验了几种现有的外科手术工具，想找到足够细小的东西在不伤害眼睛的情况下抵达眶骨，而又足够坚硬可以刺穿眶骨。他屡战屡败，因为这些工具的尖端总会将骨头折断，这对一个活人来说是致命的灾难。

而后弗里曼想出了一个主意。他想到一种足够纤细而坚硬的工具，或许是能穿透眼窝的不二之选。

手术台上的那个女人叫做丽贝卡·亚当斯（Rebecca Adams）。她被用皮带固定在手术台上，一个电休克治疗仪的电极附在她的前额上。有人打开了发电机开关，迸发出一股电流使亚当斯一阵痉挛，皮带因此剧烈绷起，她立马失去了意识。弗里曼移开了电极。

弗里曼拿起了起他的碎冰锥。

这并没有用多长时间。

他拉起丽贝卡的一只眼睑，将碎冰锥从她眼球上方刺进去，来回滑动直到受到眶骨的阻抗才停下。他用小锤把碎冰锥敲进去，将其推进到额叶里大概3寸的样子。一旦其达到那个深度，他便快速地来回挫动碎冰锥，在一个略低于其颅骨的平面上进行着。然后他又将碎冰锥拉回到原来的位置，照原路退了出来。他将冰锥擦拭干净，又重复在亚当斯的另一只眼睛如此操作。正如他早些时候开创的标准额叶切除术，这个手术也有先天性的不精确，因为他并不能看到他想要斩断的连接，只能仅仅期待冰锥在大脑中旋转便可以切断它们。而精确本就不是他的目标。经眶额叶切除术（transorbital lobotomy），正如他对手术的命名一样，其目的就是快速、简易。他相信，之所以神经外科不受主流大众的认可，就是因为它包含着一种重要且昂贵的医学技术，需要神经外科医生和一众医务人员的参与。相比之下，经眶额叶切除术可以由任何人在任何地方执行。弗里曼认为，他可以对任何有能力的精神病医生进行培训，用一个下午教会他们如何做碎冰锥额叶切除术。他设想未来某天，或许患者治愈精神疾病会比拔一颗坏牙还要简单。

整个手术，从放上电极到取出碎冰锥，不会超过15分钟。很快，丽贝卡·亚当斯开始颤动。暗色的瘀伤在她眼睛下面形成，不过她身体的其他部位，至少在生理上是没什么变化的。

当我透过那积满灰尘的外科日志和旧信件回顾那漫长的一天时，我很想问问，疗养院的管理者是否和里面的患者一样疯狂。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可以认为那些外科医生、精神病医生和管理者，他们所有人都在无法无天地、疯狂地践踏他人大脑中那脆弱的领地。

但是你无法召唤出鬼魂来对质。此外，疯狂往往意味着真实的崩溃，意味着理性的丧失。不过这就是另一回事了。那些在手术室里的人，和看台上观察的人一样，都是我们印象中的那种通情达理、睿智、理智的人。他们的动机在大多数情况下简单而直接。

那儿有瓦尔特·弗里曼，一位著名的外科医生的儿子，他努力使自己成为伟大的人。那儿还有查尔斯·柏林盖姆，一位因创新疗法而著名的疗养院负责人，为其信念耗费了一生。那儿有诸多观众，集合了外科医生、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他们有的在观看治疗的前景，有的在亲历科学的潜力，也有人两者兼具。

而那儿也有我的外祖父。

他的动机或许比大多数人要更复杂。首先，他对医学研究的热情往往等同于他对纯粹的治疗艺术的兴趣。他那实验性的好奇心连贯成了一条线，从他早期对侏儒的肾上腺素失调的痴迷，到后期对疗养院的患者额叶的攻克，你可以一直追溯这条线索。到1948年，他作为一位医生和一位科学家之间的工作界限变得模糊了。比如，在那天手术对决的前几周，他正在为一篇向全世界宣布他手术的论文做最后的润色。论文的标题是《作为人类前额叶功能矫正与研究的选择性眼眶环切术》（Selective Orbital Undercutting as a Means of Modifying and Studying Frontal Lobe Functionin Man），文章完美地诠释了我外祖父心目中医学实践与医学研究的奇怪重叠方式。他对额叶切除术更为精准的手术方法，为他对大脑的任意转变打开了一幅全新的前景，同时他也希望这套新方法能够为病人带来裨益，他还深知这种方法为阐明大脑的功能提供了一种诱人而新颖的契机。而就在不久前，实验性的手段还只局限在动物身上。

在他那个时代，大量的神经外科医生也逾越了实践与研究的界限，只不过没人有我外祖父那样，对神经外科迸发出强烈的热情。到1948年，他已经成为史上最多产的额叶切除者之一，仅次于瓦尔特·弗里曼。虽然外祖父还在神经外科的其他分支学科上投入了他的研发热情，比如脊柱创伤的治疗、肿瘤切除、动脉瘤夹闭……但精神外科已经成为他最主要的兴趣所在。

他从不提及这种热诚的来源，起码不会公开谈论。我能意识到的明确透露只有一次，20世纪90年代的一次私密讨论会上，他写给我舅舅彼得，即他二儿子的一张便笺上透露了一次。彼得跟外祖父的关系一度很差，这个便笺很明显是写于一些争吵之后。“我不断地对你蛮横，只希望让你强大起来，这样你以后可以不依靠我或其他人的庇护而独立了。我不会在旧事重提了。”外祖父写道。他们的争论点显然与我外祖母有关，在信中外祖父称她为“E”，那是“艾米丽”的简称。

"E患上了比较严重的原发性的疾病，而这种疾病并不是环境所致的，”外祖父写道。“我不想讨论这个，但你得相信我，我都在精神疾病的研究和手术上花了20年了，就是希望能够为治愈这种疾病做点儿贡献，而这是因为E的缘故。”

那一天之内，又有两个女人被推进手术展示室。瓦尔特·弗里曼执行了另一个经眶额叶切除术，而我外祖父也做了最后一例眼眶环切术。到下午两点，最后一个病人被推了出去，人们起身准备离开疗养院。不久之后，他们汇集在哈特福德市中心的校友俱乐部共进晚餐并展开讨论。

那天的精神外科会议，跟生活研究所举办的手术观摩一样，表面上的理由是回顾和评估康涅狄格州额叶切除术联合研究的初步成果。其中数据令人印象深刻：在之前两年，该研究项目得到赞助，为康涅狄格的大大小小疗养院的550名男女进行了额叶切除术。用某些标准来衡量，这些额叶切除术的临床结果令人振奋：有的病人离开疗养院出院回家了，其他的至少变得更加稳定，更易于工作人员来管理。在康涅狄格州州立医院院长耶伯里于1948年所写的年度报告中的一篇记录里，他在指出其疗养院的现状仍是人员不足，疗养院的条件仍然“对病人及其家庭很不公平，并且依然是州里一个很大的经济负担”之后，又接着抛出了与其对立的乐观态度。“而另一方面，这两年也有一些可喜的改观。最引人注目的便是前额叶切除术的引进。”这份报告又接着列举了很多有趣的事实，来形容其疗养院对该手术的迅速采纳，包括谈到过去一年中接受额叶切除的病人比装假牙的还多。

然而，传统额叶切除术的缺陷已经愈发为人所知，因此人们更加渴望一种新的治疗取向。精神外科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而我外祖父与瓦尔特·弗里曼，演绎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道路。外祖父的“部分额叶切除术”有更强的技术性，更加复杂而精确，需要一位熟练的神经外科医生及其灵敏的双手。而弗里曼的手术则相反：任何人都可以做到。毕竟，弗里曼自己就没有接受过任何一种外科训练。实际上他刚刚执行的手术，在技术层面是非法的。因为他在康涅狄格州（或者说任何其他的地方）没有从事外科手术的资质。

晚宴的争论是如何展开的并没有相关记录。不过，从外祖父和弗里曼后续的文章中可以找到有关于他们争论的交锋点的一些相关线索。“尽管它极端简单朴素，”外祖父写道，弗里曼的经眶额叶切除术是“不可取的”，因为“它完全缺乏精确度。”他还尖锐地补充道，即使这样一种额叶切除术成为可行性选择，它“也该由外科医生而不是一个精神病医生来执行”。而瓦尔特·弗里曼的观点，鉴于自己的方法根本上的盲目性和粗糙性，就显得多少有点儿怪诞。他批评我外祖父在使用眼眶环切术时使用吸导管就不如手术刀那么精确，还嘲讽说那就像是“在用一个真空吸尘器去吸浴缸里的意大利面”。

毫无疑问，在那天那个主要面向神经外科医生的比拼中，我外祖父略胜一筹。归根结底，弗里曼的方法等于直接要抢他们的饭碗，因为他将这手术的执行权从神经外科向外行扩大了。而且，暂且不说在额叶切除过程中，使用碎冰锥这种盲目而极具破坏力的工具所带来的问题，手术的速度和简易性也难以服众，许多人跟弗里曼那日渐疏远的搭档詹姆斯·瓦特一样，也从内心深处对经眶额叶切除术感到恐惧。约翰·富尔顿在写给弗里曼的信件中，精准地把握了大众对其新方法的观点，“你怎么不用猎枪呢？那不是更快些。”尽管疗养院向整个美国引入了额叶切除术，但自那天以后，弗里曼感觉自己被排除在了神经外科派系的核心地带之外。

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两方又都是赢家。弗里曼或许不能够战胜神经外科医生，但他也并不需要战胜他们。他和诸多着急的精神病医生同事很快就举起了碎冰锥疗法的大旗。在接下来的十多年里，弗里曼在一辆他称之为“流动额叶切除术”的野营车里，巡回于全国的疗养院。他执行了2400多个经眶额叶切除手术，有时候一天要做25个之多。

外祖父的眼眶环切术，一方面迅速取代了旧的弗里曼-瓦茨法，成为神经外科领域最受欢迎的额叶切除手术。不过我们同样要清楚的是，选择性额叶切除术第一种形态仅仅是一个开始。事实上在那天以后，不论我外祖父何时做一次眼眶环切术，撬起前额叶去获取下面的神经，他都不仅仅关注额叶里他的目标神经束，还会顺带瞥一眼它们之外的更深层结构。特别是那神秘莫测的内侧颞叶区域及其复杂的网状结构，它们的用途至今未知，其中包括沟回、杏仁核、内嗅皮层，以及海马。

一位与我外祖父私交最好的神经外科医生跟他说，“比尔，我对你唯一的诟病就是，你从不做两次相同的手术。”外祖父以多面手的形象著称，是手术室里不知疲倦的探险家。他从不会满足于现存的技术与方法，即使那是他自己发明的。

或许有一点是必然的，即他一旦发现了新的未知领域，他就会努力到达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