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她被带入了大海

那位心理学家跟他讲了一个故事，让他仔细听。她正读着放在自己腿上的一本小册子，操着浓重的英式口音，认真地读着每个单词。

“安娜·汤普森（Anna Thompson），”她说道，“是南波士顿一栋写字楼里面的清洁女工，她向市政厅报案说，她前一天晚上在道富银行（State Street）那栋楼被抢走了15美元。她有四个年幼的孩子，房租也到期了，他们已经两天没吃饭了。那位官员被女人的故事打动了，补偿给了她一个钱包。”

那个人聚精会神地听着，脸上带着焦虑的表情，他也就是后来闻名世界的病人P.B.。P.B.是位48岁的土木工程师，那次测试发生在1951年10月23日。在过去的13年里，他一直遭受着癫痫反复发作的困扰。全身性大发作是公众比较熟悉的能和癫痫症联结起来的症状，而与此不同，他的发作类型被称作精神运动癫痫。精神运动性癫痫的病人会短暂地失去意识，可能会机械地重复一个无意义的动作，或者是重复地说着简单的词，也可能只是站着一动不动。在癫痫发作期间，病人会完全处于茫然，而整个过程持续大概不到一分钟。在这土木工程师的病例中，他的发作往往始于一种懵懂般的感觉，周遭的世界会突然变得荒诞不经，现实也会以一种不可言说的方式变得不真实。然后，他随即会失去意识。他会瞪着前方，咀嚼一般地动着嘴，用双手摸索着空气。这一切将会持续几分钟。这人还是个业余的气象学家，他在屋外放了个晴雨表，习惯对天气作日常的记录。若是在家里发病，他会走到门廊上，在失去意识的期间检查他的晴雨表并做下精确的记录，尽管他发完病以后从来不记得这些。

他在五年前做了第一次手术。外科医生切去了他大脑中的一块小部分，我们称之为内侧颞叶。手术并没有什么显性的不利影响，但它也并不能说是成功的：他离开医院后不久，癫痫就又复发了。所以他又回到了蒙特利尔神经学研究所（Montreal Neurological Institute），进行第二次手术。这一次，还是那位外科医生，进行了更大范围的切除，损伤了他更大部分的大脑。如今，三个星期之后，这位名叫布伦达·米尔纳（Brenda Milner）的心理学家正在对他进行测验，看他的第二次手术是否造成了功能性的缺陷。

最初的结果的确很好。他看上去没有出现任何常见的术后失语症，脑外科手术后的病人很容易患上这种病症。也就是说，他说起话来毫不费力。用韦氏智力量表测下来，他的智商还略有上升，从119涨到了120，这倒也不会完全出人意料。癫痫发作往往会让人有点懵，而手术之后症状的减轻往往会带来更加清晰的思路。无论如何，这两个数字都表示一种明显高于平均值的、比较卓越的智力水平。接着她开始测试病人的记忆力。跟智商一样，记忆力往往也会受手术的影响。向他读完那个被抢劫者的故事后，米尔纳让他重述他所记得的每一个细节。

他停顿了一会儿，整理了一下思路就开始了。

米尔纳作了如下记录，“虽然故事的主旨保留了下来，”但很明显，“所有精确的人名、地点和数字都缺失掉了。”她马上又给他读了另一个故事，再次让他认真听完后复述给她。

“一艘名为纽约号的美国邮轮，”她读道，“周一晚上在利物浦附近撞到水雷。尽管受到令人眩目的暴风雪与黑暗的夹击，船在汹涌的海面上颠簸得像个软木塞子，但包括18名女性在内的60名乘客全都获救了。第二天，他们由一艘英国邮轮带进了港口。”

病人向她复数的第二个故事如下：

“美国邮轮纽约号在利物浦附近撞到水雷，当时下着茫茫大雪。人们都试图乘船去港口，但一切都是徒劳，那种巨大绝望感迟迟不能散去。”

米尔纳表示，他那个版本的故事“一开始是准确的，但在第一句话之后，思路就走偏了，于是整个故事都变得面目全非了”。

然后她又问他，关于第一个故事，他还记得些什么。

他一个词都记不住了。他告诉米尔纳说，这是因为他“精力过于集中在第二个故事，”并且补充说，因而为记住第一个故事“制造出了可怕的困惑和混乱。”

他们又转而做一些别的测试，测试大概需要五分钟来完成。而后，米尔纳问他，关于之前自己讲的两个故事，他还能记得多少。

他茫然地看着米尔纳。

他一点儿也不记得米尔纳向他读过什么故事了。

布伦达·米尔纳自己曾乘坐一辆满载着矿石的美国邮轮上从英国的海岸出发，开始了一段航程。在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她和她的丈夫彼得离开了他们在英国的家，启程前往北美。到了晚上，开放的海域中，任何光亮都会令他们被德军的U型潜艇盯上，因此船长命令他们关掉一切电源，蜡烛都不能点。他们向西行进了一个多星期，曲线行驶在月光下的海面上，避免船的路线被预测到。当他们抵达波士顿后，看到那辉耀的天际，米尔纳感到有点晕眩，她沉醉于那种光亮里，并因为一种突如其来的安全感与可能性而激动不已。之前一年，她与电气工程师彼得一同在英国一个受隔离的军用雷达研究中心工作。他们一直要与一种担忧做斗争，担心二人会被绑架，会被送出边境去为德意志工作，据传这种事情已经发生在同盟国许多前途无量的年轻科学家身上了。才华的确也会让你成为众矢之的。

米尔纳于1918年出生在曼彻斯特，她在一座周围满是飞燕草的老房子里长大。她的父亲是一位音乐评论家兼钢琴老师，她的母亲曾是她父亲的学生，他们年龄相差26岁。父亲比较特殊的工作时间让他有时间跟女儿待在一起，与她徜徉在莎士比亚、德语和数学里。父亲一直让她在家自学到7岁，那年父亲因肺结核而去世。她守寡的母亲把米尔纳送到一间女子寄宿学校，她在那儿表现得非常出色。后来她进入剑桥大学，本想学习哲学但最终选择了心理学。主要是因为她认为心理学家要比哲学家有更多的工作机会。

她于1939年毕业，并以优异的考试成绩获得了奖学金，这使她可以在剑桥额外做两年研究。刚开始，她在那儿研究的是感觉冲突，感觉冲突会发生在外部线索与内部线索不协调的时候，比如说，有时候你的本体感觉告诉你自己站直了，但会有一种视觉上的错觉让你看起来像是往左倾斜。1939年9月，战争的突然爆发使得那个项目中止了。米尔纳和她的剑桥同事被分配去另一个项目工作，即设计一套心理学能力测验，据说是要帮助军队选定哪些新兵适合做投弹手，哪些新兵适合做轰炸机飞行员。1941年她又被重新分配了一次，被送到一个雷达研究中心，也就是在那儿，她遇到了彼得。1944年，彼得出人意料地跟她说了两句话：第一句是他要被调到蒙特利尔的原子能研究机构去了；第二句是，他想要米尔纳嫁给他，陪他一块儿过去。

这对新婚夫妇在波士顿吃了一顿厚切牛排和冰淇淋的晚餐，又在科普利广场酒店（Copley Plaza hotel）住了一晚后就动身向北，去往蒙特利尔。语言是米尔纳的一个优势，当她丈夫整天忙于把物质转化为能量的高精尖问题时，她在一家法语大学谋了个编制外的工作，为本科生讲授实验心理学基础。她发现自己的法语提升迅速，但是研究却荒废了。米尔纳在附近的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和唐纳德·赫布（Donald Hebb）一起参加了一个研讨会之后，她的热情被激发出来了，她决定去申请麦吉尔大学心理学系的博士生项目。赫布是个心理学家，当时他刚写了《行为的组织》（Organization of Behavior），这本著作假定人类行为的各个方面都可以在大脑神经回路的基础上得以理解，后来这本书很快成为经典。就这样，赫布成为她的导师兼顾问，赫布在1950年6月告知她，附近的蒙特利尔神经学研究所有一个独立研究项目的机会。

这间研究所的俗名就是“神经”，它是加拿大神经外科领域最具盛名的核心地带。他的领袖是加拿大最著名的神经外科医生，一位名叫怀尔德·潘菲尔德（Wilder Penfield）的美国移民，他有点傲慢。但潘菲尔德已经开创了治疗癫痫的新晋手术方法，其目标涉及大脑中的颞叶。由于颞叶的一般机能当时还是个谜，潘菲尔德认为最好有一个心理学家可以对病人手术前后的状况进行研究，观察他的手术干预相对于纯粹的治疗效应，是否有什么显著改变。他只有一个研究员名额。赫布告诉米尔纳，只要她想要，这个工作就归她了。

布伦达·米尔纳倾尽其学术生涯，试图对人类颅骨黑匣子中到底发生了什么进行更深刻的理解。当她去到“神经”工作后，那个黑匣子第一次向她敞开了。

1892年，在纽约神经学会的一次会议上，一位名叫约瑟·普莱斯（Joseph Price）的著名医生发表了一篇名为《对癫痫的手术治疗》（The Surgical Treatment of Epilepsy）的文章。这篇文章后来被刊登在了《神经与精神疾病杂志》（Journal of Nervous and Mental Disease）上。普莱斯在介绍中阐释了一代又一代的医生们如何经历了漫长而艰险的道路，努力治愈这种顽固而古老的疾病。“从治疗的角度来看它的历史，”他写道，“癫痫一直背负着一种藐视，那是至高无上的迷信对一切科学医学资源的藐视。其治疗一直是始于尝试，终于失望。所以癫痫一直是医学界的奇耻大辱之一。”

然而，我们有理由乐观起来了。理性的时代业已到来，迷信也在渐渐式微。普莱斯宣布，疾病的主要成因终于快被揭开。

“它是由放荡所导致的，”他说。“年轻的寡妇是高发人群，除了生理因素之外，其起源还能追溯到催情的歌曲以及某些刺激物，比如巧克力和咖啡。”普莱斯补充道，手淫行为也与许多癫痫病例有高相关，对这种情况有个很简单的补救办法。“有一种对于女性癫痫进行缓解的手术方法正在长期实验中。”他指出，“我的治疗样本显示，有高达73%的个案通过阴蒂切除术消除了手淫行为。这无疑让这种假设理应得到认可。”

不过普莱斯指出，并不是所有的癫痫病都源于性欲。有些癫痫的发作表现为出现一种喉音，这是一种嗓子里发出来的震动式噪音。这给外科医生提供了一个明显的攻克目标。“气管切开术，”他说道，“是由马歇尔·霍尔（Marshall Hall）及其同僚们所倡导的，只限于针对在喉头处出现的抽搐。”他还列举了其他手术方法，包括男性的阉割和女性的卵巢切除，他指出这些手术可以有益于这些癫痫患者，以及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到目前为止，对癫痫患者性功能的去除受到了重视，”他继续说道，“我不明白有什么理由要对这样一种倡导感到愧疚。毋庸置疑，这是对社会的一种保护，不仅杜绝了癫痫患者结婚，更保证他们无法生育。”左臂截肢术也获得了偶然的成功，还有一些非手术治疗，比如说服用颠茄，那是一种来自欧洲的植物毒素；还有箭毒，那是来自南美的植物毒素。另外水蛭的使用也表现出了其疗效。

普莱斯在文章中把药物和手术治疗都写到了，不过他更侧重于提倡手术方法。“手术是最有竞争力的，”他写道，“研究者们对71个案例进行了药物治疗，又对另一批的71个案例进行了手术治疗，据我所收集的数据显示，手术治疗有着很集中的优势。至少这四种手术都有明显的疗效，而药物治疗组有相当一部分完全无效，甚至有些人的病情恶化了。或许有比我更偏爱于统计工作的人，会给出更精确的百分比数字。”

当布伦达·米尔纳在60年后到达蒙特利尔神经学研究所，对癫痫的治疗还是通过各种药物和手术方法，不过这些药物和手术经过了更替。此时，医生们将目光锁定在了疾病的真正原因上，事实证明病因不在喉咙，也不在四肢上。恰恰相反，这家现代医学机构重新发现，正如希波克拉底早在2400年前预言的那样，“大脑才是这种病症的根源。”

癫痫是一种脑部疾病，这个事实在如今显而易见。但这个事实的证明却历经坎坷。而我们又一次地从大脑受损的有缺陷男女身上，发现了我们自己大脑的机能。1861年，在对单音节词重复的病人叹先生进行大脑尸检后，法国医生保罗·布洛卡为神经学家们提供了清晰的一手证据。这个案例是个特别的教材，表明语音定位于大脑皮层一个特定的区域，而不久后那些对癫痫的病源感兴趣的医生就正确地推测出了，癫痫这种常常持续引起语言和运动惊厥的疾病，也可能源于大脑相关部分的损伤。同样在19世纪末，补充了这种发现的进展在于，在对活的人和动物裸露的大脑部位进行电击后，人们发现这也会导致自动化的生理抽搐反应，即电击大脑表面的特定部分，病人的手指可能会抽搐。而电击另一个部分可能会导致其二头肌收缩。医生们渐渐产生出这样的观念——癫痫有时源于某种刺激，就像遭到电击之后，大脑的某些部分会自发地发生短路。他们猜测，这种惊厥可能是由肿瘤或疤痕组织，或其他的大脑损伤导致的。对病人的癫痫症状所进行的仔细观察，可以为医生寻找这个“癫痫中心”提供些线索，比如说，如果病人左半身抽搐，或许有理由相信他们的大脑右半球发生异常。而外科医生就只要把病人的右半脑颅骨打开，到处检查以寻找损伤。一旦他们发现问题，就会将那部分抽取出来。

最终，外科医生开始在手术期间使用电刺激，这有助于他们在进行不可逆的切除之前确定大脑的各机能的分区。这样可以保证他们不会误切，比如说不小心把病人的听觉、味觉或是视觉区域给切掉了。用电刺激大脑不但成为令脑外科手术更为安全的重要环节，也成为一种核心工具来探索精妙的器官定位。神经外科医生成为神经制图师，他们所做的不仅是勾勒出运动皮层的轮廓，还涉及皮层中所有复杂的分化，细化到哪一个脑区对手指进行控制，哪一个脑区对脚趾进行控制。

当布伦达·米尔纳在1950年到蒙特利尔神经学研究所时，那里的创始人兼首席外科医生怀尔德·潘菲尔德已经成为神经制图师之王。

与所有对大脑工作机制感兴趣的人一样，米尔纳也拜读并研究过怀尔德·潘菲尔德的“小矮人”插画。这些插图发表在潘菲尔德最畅销的著作《人类的大脑皮层》（Cerebral Cortex of Man）上，并被许多学术或大众刊物所转载，这些插画简洁而有力地对神经解剖学研究进行了指导。插画分为两个图，都是一个奇怪的人类卡通形象，覆盖在另一个大脑区域图上。在第一个图中，这个人代表着运动皮层，那是一条只有3/4英寸宽的狭长神经纤维，拱悬在一个脑半球上面，中间部分微微向下弯曲，又接着连到另一个半球上。由于大脑两侧的运动皮层大抵相同，因此潘菲尔德的图只显示了一边半球。在其最顶端，他的小矮人将脚趾头插在两个半球之间的沟裂里面，这条就是所谓的中央沟，这样表示是因为皮层的这个部分受到电刺激时，潘菲尔德的病人脚趾头会抽动。按照连孩童都知道的顺序，接下来应该是脚踝，膝盖、臀部，然后是躯干，一直到矮人的肩膀，它有点儿向右边靠，因为大脑的顶部明显地倾斜。然后事情就变得奇怪了起来。首先，肩膀下面并不是脖子，如你所料潘菲尔德的矮人暂且还没有头，接着大概1厘米左右的距离，覆盖在运动皮层上的是手肘和手腕。还有，纵观全图，有个地方比其他所有的身体部位要占据更多空间，那就是接下来的手。他的手是巨大的。光是手掌根部就比整条腿所占的脑区要多，而他的大拇指简直就跟矮人小杰克·霍纳（Little Jack Horner）一样。大拇指甲盖的定点大约在皮层一半的位置，向下一点点儿，小矮人的头终于出现了。他像个尼安德特人一样，额头很短，因为潘菲尔德只有刺激很小一片神经的时候，才会引起额头抽动。出于同样的原因，他的耳朵也小到几乎看不见。然而，他的嘴却跟手一样巨大。潘菲尔德发现，通过对他病人的大脑电击，其中“代表‘吃’这个动作的皮层区域”在运动皮层的表面占据了很广的部分，因此电击其中一个部位可能会导致“动着舌头的咀嚼动作”，而去刺激旁边的另一个点可能会导致“发出声音的咀嚼”。

潘菲尔德的第二个矮人是他第一个的补充版本，代表着相对于大脑运动皮层的躯体感觉，用另一个卡通人来表示大脑控制我们触觉的区域。躯体感觉皮层的面积仅次于运动皮层，它们几乎是一样大的。如果你看到一个女孩儿绑着两个头绳，一个在另一个的后头，那躯体感觉皮层就是后面那个，更靠近她的后脑勺。潘菲尔德精心的绘图显示，不同身体部位的大脑区域在躯体感觉皮层上的分布走向，几乎跟他们在运动皮层上的分布是一一对应的。所以，如果在病人的运动皮层上对某一点进行电击，导致他的脚后跟收缩，那么若是在半英寸后面的对应点电击，病人就会感觉有人在碰他的脚踝。不过也有少数例外。例如，潘菲尔德运动皮层上的矮人没有生殖器，而他的躯体感觉矮人，在他脚趾下边有一个小小的阴茎偎在中央沟里。

不过，潘菲尔德的运动皮层和躯体感觉皮层的图最重要的区别在于，获取这些图的方法。潘菲尔德可以通过简单的观察来获得运动皮层图。当他对病人的大脑某点进行刺激时，他会注意病人的身体某一部分在动，并做下记录。然而躯体感觉皮层的映射，则需要患者的积极参与。病人必须准确地报告给潘菲尔德，他们觉得自己的身体哪里被触到了。当然这也意味着，病人必须是有意识的。

但潘菲尔德并不是第一个对有意识的病人进行手术的神经外科医生。在19世纪末，英国一位名叫维克多·霍斯利（Victor Horsley）的英国医生发现，只要事先在病人的硬脑膜上注入大剂量的可卡因，病人就可以在清醒的时候接受手术。到潘菲尔德的时代，注射局部麻醉几乎已经是常态，合成的普鲁卡因取代了可可类植物的萃取物。不过潘菲尔德虽然不是第一个让手术台上的病人保持清醒并电击他们大脑的人，但是，其具有开创性的工作在于将精细报告法和手术方法进行了独特结合。其他外科医生一般是在颅骨上开一个小洞，只能看到大脑表层上小小的区域，但潘菲尔德喜欢开一个大约4~5英寸的，大大的“骨盖”，露出一片异常巨大的皮层，以便他任意切割或刺激。这令他比前人在颅内神秘地带的制图上取得了更为骄人的进步。

早在1928年，潘菲尔德就开始思索，是否可以“机构里的神经学家们能够与神经外科医生共同工作，而基础科学家也可以带着新的技术加入这个共同的工作群体”。他一直不懈地进行游说，直到1934年在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的百万美元资助下，蒙特利尔神经学研究所成立了。这个机构是前所未有的，在这样一个地方，科学家和医生整天待在一起，直到他们之间的界限渐渐模糊。神经外科医生、神经学家、精神病学家……他们各自从不同的角度在进行脑部研究，在“神经”里，他们可以集合个体的力量，抵消个体的弱势，去追求共同的目标。而这个目标直截了当且意义深远。潘菲尔德希望，“神经”可以“打开大脑生理学和大脑心理学的局面。然后，也许我们会为研究人类心灵提出更多有效的方法”。

当布伦达·米尔纳1950年踏进“神经”的大门时，研究所已经成了世界领先的跨学科大脑研究中心。潘菲尔德的雄心被以文字的形式雕刻在石头上。踏上大厅的台阶，米尔纳看见的第一样东西就是一个巨型的自然之母大理石雕塑，她羞怯地拉开自己的长袍，赤身裸体象征着将自己毫无保留地展示给科学。这个雕像跟大厅里其他部分一样，由潘菲尔德亲自与一位建筑师合作设计，而米尔纳环顾四周，她的目光被房间里许多精妙的隐藏信息所吸引，而只有对大脑的语言非常熟稔，才能解读这些秘密。天花板上的装饰所呈现的东西，细看才发现那是小脑细胞的艺术化表现，而天花板的中央是研究所的徽标，那是被奇特符号围绕的一只公羊的徽章。只有少数进到这里的人会联想起白羊座，在占星学上，公羊就是大脑的统治者。而更没什么人会想起那些奇怪的符号，它们是在埃德温·史密斯纸莎草卷轴（Edwin Smith Papyrus）中选取的象形文字，那是第一个可以考证的代表“大脑”一词的文字符号。

米尔纳的学位顾问唐纳德·赫布在她到来之前，给了她两个指示。第一个指示是尽可能变得有所帮助。第二个指示是别挡了任何人的路。如果她到那儿的头几周就违反指示而“碰了壁”，那她就会被召回。不过最终，她渐渐明白两个指示根本不能同时兼顾，要取其一就要舍去其二，所以她开始直言不讳地一往无前。这可并不容易。1950年，潘菲尔德已经59岁，但若是说他有什么变化，那就是比之前任何时候都更加任性而令人生畏。他依然高大且身材健壮（就像他在普林斯顿大学橄榄球队初次亮相时那样），潘菲尔德实实在在地主导着“神经”。他每个星期会在三楼会议室召开一个内部会议，来讨论研究所的病人和研究的境况。数十名神经外科医生、神经学家和脑电图绘制者齐聚那里，不过潘菲尔德只将四五个人视为有资格跟他一起上桌的成员；而其余的只能坐在房间边沿围着一圈的椅子上。每当有人的发言令他不满，潘菲尔德就会推推眼镜，死死盯着那人。他的下属已经条件反射式地、自发地对他的眼神感到害怕。但对于潘菲尔德偶尔的强横行为，他们还是表示尊崇，因为这些行为都是不带偏见、开诚布公的。若是你与他意见相左，且可以用可靠的事实和观点来支持自己，那他会让步的。而布伦达·米尔纳有着比例匀称的身形，温柔而带有剑桥腔的口音。她在外形上好似温柔无害，但在思想上很快显露出了锋利的爪牙。潘菲尔德一直十分犹豫要不要请一个心理学家来他的研究所（他认为这个痴迷于性问题的弗洛伊德所主导的领域，总有些空泛而缺乏科学性）。但在米尔纳到来之后不久，他就让她加入到了会议桌上。

而自那以后，她再也没有下来过。

对米尔纳来说，研究所是个充满归属感的地方。她那自幼就浓厚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找到了一片能够生根发芽的地方，这里有着极难的谜题和令人振奋的冒险在等着她。但这并不意味着她每日的工作都很有诗意，有时候她甚至付不起钱来购买工作中最基本的心理测试和手册，以至于她必须向其他研究机构的大方的研究者们耍一点儿花招，给他们写一点哭穷的书信。最终，重要的只是她能做什么工作。而她所能做的，就是她所梦想的一切。

她在这儿的基本任务是，判定潘菲尔德的癫痫手术是不是会对病人产生任何不良影响。她的关注点在于精神运动型患者，他们的发作常常表现为瞬时性的注意分散、奇怪行为以及短期的失忆。通过进行电击刺激，潘菲尔德阐释并证实了这种特别的癫痫可以在手术台上进行再现，这种手术的方法是在大脑的内侧额叶区域进行电击。另外，研究所的前沿脑电图设备可以让研究者们监测到大脑的电脉冲并且进行实时的无创伤输出，而不再需要打开病人的颅骨。这些仪器也表明，精神运动型癫痫时常发源于大脑的内侧颞叶。所以在1949年，潘菲尔德开始对这些案例制定投入实施的外科手术方案，在他看来，这种手术疗效显著。如果他能够确定病人的精神运动性癫痫起源于特定的脑半球，他就会打开他们那一侧的颅骨，进行“单侧颞叶部分切除术”，也就是切除他们那一侧脑半球的内侧颞叶。潘菲尔德希望，留下来的那一半可以负责其同伴所留下的残局。不过，要切除一个自己还没搞清楚功能的部位，即使是单侧，即使这样做的确有它的治疗裨益，但这还是困扰着潘菲尔德。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会要唐纳德·赫布派一个神经心理学家给他。布伦达·米尔纳的任务是确定潘菲尔德的这些切除是否对他的病人有所影响。如果有，那么这些影响具体又是什么。

在最公认的定义中，“颞”意味着“与时间有关”。而至于颞叶，这个词只是个解剖学的导向，表明颞叶位于头部的后侧，而这个部分被称为颞部。“内侧”的意思是“在中间”，所以内侧颞叶也就只是表示这个颞部的中心区域。

潘菲尔德的手术集中于内侧颞叶的一个特殊部位，人们通常管这个地方叫做边缘叶。在这里，向全世界介绍叹先生的法国生理学家保罗·布洛卡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在法文里，“Limbique”一词的意思是“卵形的”，而边缘叶从一侧看来就大致是个椭圆形，所以布洛卡对它如此命名。边缘叶中的其他结构，其名字也有简单明了的直观感受。质稠而紧凑的杏仁核，来自于拉丁词中的“almond”。钩回的末端是一个急转弯，源自拉丁语的“hook”。而在这大脑核心最中心地带的就是海马体，那是其中体积最大的一个结构。它有着宽大的吻状顶部和细而卷曲的尾部。海马体是来自希腊语里的“seahorse”。

边缘叶的功能几乎还是保持着全然的神秘。多年来，存在着一些比较流行的观点，这些观点基于一些嗅觉缺失患者相关研究，即对这些无法辨别气味的人进行研究，可以表明边缘叶的唯一功能就是使我们拥有嗅觉（事实上，边缘叶的另一个名字就是嗅觉皮层）。然而早在米尔纳来到“神经”研究所的10年前，这个观点就开始改变了。最重要的就是保罗·布西和海因里希·克里夫在芝加哥大学进行的研究。服用了三甲氧苯乙胺的黑猩猩在切除双侧颞叶后的表现，表明这个区域有着远比嗅觉更加重要的功能。

怀尔德·潘菲尔德对于边缘叶，特别是其中心最大的器官海马体存在着一种感觉，感觉他们一定有着非常重要的用途。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一种美学上的归因：他发现自己难以相信，这样一个外形精巧，在他看来很漂亮的结构（在他看来，这个结构直接跟大脑中其他的主要结构有着最直接的神经束联结）一无所用。海马体看上去可不像一种残余的、次要而退化了的大脑的附庸。它坐落在我们头部的最中心的区域，它高深莫测却四通八达，看上去至关重要。

布伦达·米尔纳回顾了关于颞叶的现有文献。她对两件事十分清楚。

其一，海马体及其位于边缘叶区域中的同类组织依然保持着神秘。

其二，关于这个问题的解决，她处在一个比任何人都要好的位置上。

她开始与潘菲尔德的病人一起工作。

她会在手术之前花时间与他们共处，来了解他们，她会进行长时间的采访，并且从他们的衣着风格到言语中的幽默，只要自己能得到的印象，她都事无巨细地记录下来。她会把这种主观的感受的记录补充进一连串的测试中。她会测量他们的智力、记忆力、问题解决能力、他们的性情。

在手术那天，她会经常观察潘菲尔德的行为。她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非要待在手术室里，只是觉得那很有意思。她会挤过一条通向第二手术室旁听席的狭窄走廊，第二手术室位于二楼，也就是潘菲尔德的首选展示台。旁听席很窄，一扇大玻璃窗前有三排木制长椅，从那里可以俯瞰到那个所谓的手术室。席间几乎总是挤满了病人和来访的医生，他们前来观摩大师的技法。这里还有一名叫赫伯特·雅斯佩尔（Herbert Jasper）的电生理学家，他的脑电图仪装置在听众席的正前面，用来接受潘菲尔德置于病人大脑表面的传感器信息。雅斯佩尔会将这些信号进行转译，再将转译后的内容响亮地传回给潘菲尔德，以帮助其操刀。此外，还有一个秘书转录着潘菲尔德的观察，以及病人所做的报告。而对米尔纳来说，这是最吸引人的环节。即观察和倾听病人对自己大脑手术的回应。

潘菲尔德迅速而灵巧地使用着电极，通过给病人激起的反应来作为手术的引导，因此他总是可以确定运动皮层和躯体感觉皮层分别的位置，以确保他不会无意中导致病人的瘫痪或是永久麻痹。他也会用类似的方法定位并辨别其他所有重要的目标，比如说听觉皮层，因此他也不会令病人醒来以后变聋或是产生其他什么缺陷。接着他继续深挖，去寻找自己直觉和电信号共同告知他的那些病人的致病区域，并且去摧毁掉它们。席上的观众往往会在手术结束时鼓掌，而后潘菲尔德会盥洗干净，而病人将由护士推去术后恢复室。

几天后，肿胀一消退，米尔纳就会再次面见病人，她打开笔记本并再次进行她的测试。

然而几个月来，她都一无所获。

她面见并且测试了几十个病人，亲自观看他们的手术，之后又进行再测试。手术几乎对一切都有改善。术前测试期间，米尔纳越来越对被病人发作打断感到习以为常，这些发作会表现为言语抽搐、身体乱动或者瞬时的眼神恍惚。手术之后这些症状会减少甚至几乎消失。至于潘菲尔德手术的其他变化（那些她来到“神经”想要发现的变化）却似乎太过微不足道，或是用她的方法并不可测量到。或者说，它们真的不存在吗？这真的可能吗？切除这样一个庞大的大脑中心区域，真的对病人毫无影响吗？

米尔纳认为，这里的难题之一就是潘菲尔德的手术是单侧的。也就是说，他只切除了病人一半的边缘叶。而另一半球毫无疑问地补偿了大部分的缺失，这也使得缺陷的发现更加具有挑战性。而这个问题是没法解决的。潘菲尔德并不会去对功能还未知的大脑结构进行双侧切除。他认为这是件很可怕的事，就像在和病人玩俄罗斯赌盘。或许他们只会缺失一些比较无关紧要的东西，比如说嗅觉。但他可以证明这种风险的正当性吗？

如果他们失去了更加重要的东西呢？

米尔纳深谙这一点。她研究的是人类，不是实验小鼠或者黑猩猩，动物可以任意地被牺牲掉。但最重要的是，他们是病人，蒙特利尔神经学研究所的使命是让他们变得更好起来。严格来说，他们的次要角色才是作为研究对象，米尔纳深以为，即使科学的突破再诱人，也不能够威胁到他们的安全。

然而，这实在很令人挫败。一个个病人，一次次测试，一天天过去，却几乎没有明显的进展。这并不意味着病人都不关心和在乎他们自己的权利，也不意味着自始至终都没有任何，哪怕很小的突破。其实是有的。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故事，她在去了解他们的过程中获得了满足。譬如说，有一位来自安阿伯市（Ann Arbor）的23岁银行职员，在9年的慢性神经运动型癫痫过后，他的医生将他送到了蒙特利尔。他疾病的起源尚不清楚，不过可能跟他在10岁时染上麻疹有关系。他发作的模式很奇怪，他会突然停下手边的事，然后一直说“是是是”，根本没有任何预兆。他会慢慢把头向左转，脸也会朝左扭，而眼神是空洞的。“而接下来，”布伦达·米尔纳说，“他就开始出现舔舌的动作。”

在手术之前，米尔纳对银行职员进行了一整套测试，她又观察了手术，然后重新进行测试。手术后两天，病人患上了失语症，他不能讲话，一侧的脸向下耷拉着，好像他患有面瘫一样。在米尔纳的记录中，失语症和面瘫都只是一种“过渡”，他们和所有大脑手术之后的颅内肿胀都是一样的。这些负性症状很快就消失了，手术后三天，他似乎就恢复了大部分的能力。那天，她所做的其中一个测试，是让他凭着记忆再造她呈现给他的四个几何图形，早在六天以前，也就是手术的三天前，米尔纳就给他看过一次。他将其中三个都完美地复现出来了，这个完成度，即使对于不是刚刚做完“切除了左额叶前部沿侧表面5厘米，底部6.5厘米的区域”的手术的人，也是足以令人印象深刻。

米尔纳对潘菲尔德的病人研究了一年多以后，她跟病人P.B.，即接受了同样手术的土木工程师在一同坐着。米尔纳对他讲述了抢劫受害者安娜·汤普森，以及一艘邮轮渡海时遇险的故事，却发现他似乎立马就能把那些故事给忘记。她陷入了困惑中。为什么手术对他产生了影响，难道对其他人就没有？为什么手术令他好似失忆了一样，却让其他病人留下了完整的记忆系统，而他们做的是几乎一模一样的手术？

不久之后，她又坐在另一位病人跟前，那是28岁的病人F.C.，他的职业是工厂的铣刀工人。他很年轻时就患上了癫痫，在使用了好几年抗癫痫药物治疗后，他决定到“神经”研究所，接受潘菲尔德的手术。手术于1952年10月21日进行，米尔纳在几周以后对他进行了再测，那时肿胀已经消退，不过在他的头盖骨右侧有一个大到清晰可见的新月形红疤，红疤在他已经长出来的头发下面。米尔纳跟他说了第一个故事，那个关于南波士顿被抢劫者的故事，并要求他复述一遍。

“安娜·汤普森，”他试探性地说完，然后就用求助的眼神望着她。“她抢了15美元，她有四个孩子。”

在跟病人工作时，米尔纳会保持镇定，以免暴露任何她的所想，也不会给他们任何带有评价性或者会干扰他们回答的线索。她点了点头，做了一些笔记，然后又跟他说了下一个故事，她像往常一样，清晰而认真地读了出来。

“一艘美国的纽约号邮轮，”她读到，“周一晚上在利物浦附近撞到水雷。尽管受到令人眩目的暴风雪与黑暗夹击，船在汹涌的海面上颠簸得像个软木塞子，包括18名女性在内的60名乘客全都获救了。第二天他们乘着一艘英国邮轮进了港口。”

在米尔纳读完后，她让病人跟她复述一遍。

“他们乘着一艘轮船进了港口。”他说道，其实就是重复了他所听见的最后一句，然后就停止了，他根本无法再增加别的细节。

米尔纳让他回忆第一个故事。

“在我看来，你好像提到了安娜·汤普森，”他说，“她被带入了大海。”

她又写了一些笔记，还做了一些额外的测试。在病人离开之前的一个半小时，米尔纳再次让他回忆之前告诉他的两个故事，哪怕回忆出一点也可以。

这位病人茫然地看着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