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亲记得,二战结束后的那几年,外祖母有时会消失一段时间,少则几天,多达数月。孩子们都无法理解这种失踪。这一天,她们的母亲在家,第二天又走掉,这时会有一位保姆搬进来照顾他们,直到外祖母回来。我妈妈记得,直到1950年之后,外祖母的失踪就减少了,外祖母似乎变得更加稳定,不再容易激惹和焦虑。她甚至成为女童子军队伍的领袖。她会把我当时十来岁的母亲和其他童子军组织起来,教他们缝纫和珠宝制作,这两项技能大概是她在生活研究所的时候学会的,香丸之旅小店隔壁就有个小小的艺术与工艺角。

外祖父非常努力地培养我的舅舅们。他给他们测智商,之后还会告诉他们谁更聪明。他总是很专横地大喊大叫。我母亲说,外祖父并没有向她施加同样压力,这是因为她从不是个优秀的孩子,不过外祖父似乎也并不在意;因为她是个女孩儿,而外祖父并不认为一个女孩儿的成绩很重要。她非常庆幸这一点。她的哥哥巴雷特的压力应对能力比较强。因此他非常优秀。而她的弟弟彼得,却不是这样的。彼得的成长十分艰难。三番五次地转学完全展现出了这种艰难。

我母亲记得,这个家庭最完美的美好时光是在滑雪旅行时。那时我外祖母并没有出现毫无缘由的失踪,而外祖父当时也并不需要工作;那时他们没有争吵;那是在一个周日的早晨,他们穿着滑雪服和滑雪靴,然后坐进了汽车,出发去爬山。他们去了斯托(Stowe)、布罗姆利(Bromley)、奥蒂斯(Otis)、莫霍克(Otis)、狂河峡谷(Mad Riv-er Glen)。在上坡的路上,外祖父常常忽然拐进小镇里的小教堂里。外祖母不是教徒,并且毕生以无信仰为荣,不过她还是和其他人一块儿进入了教堂。我母亲记得,她十分好奇,当他们穿着滑雪靴子重重地踏进那神圣的长廊时,坐到教堂长椅上的那对善男信女如何看待他们这个奇怪而复杂的家庭。

1950年8月31日,康涅狄格州州立医院的护理员将一位名字缩写为D.M.的女人从病房领到了2200房间,而外祖父已经在那里等着了。当时她28岁,在疗养院住了10年了。她被诊断为“同性偏执和积极幻觉”。她躺在手术台上。记录没有显示,她是否对手术的局部麻醉充分配合,或者她是否要求全身麻醉来减轻疼痛。无论如何,外祖父开始在她的头顶切了一个大大的圆弧,将前额翻了下来,然后用他的定制环钻像往常一样在病人的颅骨前方钻了两个洞。在用手术刀切开她的蛛网膜硬膜后,外祖父将他的大脑压板伸进其中一个洞,然后撬起了她的额叶。他眯着眼睛,透过小型放大镜镜头,向洞里面张望。他的目光穿过额叶进入了更深层的结构,用自己的视线记录下所见的每一个大脑部位。他发现了一个沟回的“轻微隆起”,其位置在颞叶顶部向内大约3厘米的地方,那个区域也就是硬脑膜脊。

虽然那天的手术具有里程碑意义,但外祖父对“海马体区域”这个神秘地区的第一次尝试早在一年多以前就开始了。那时,外祖父在跟一个名叫W.T.利贝尔松(W.T.Liberson)的电神经学家进行合作,外祖父对8位“积极配合的”额叶切除术病人进行了电休克治疗,治疗的位置就在他们的大脑沟回。沟回是弯钩形状,硬币大小的一组神经元。那里要么是海马的最远端区域,要么就是海马自身结构的一部分,具体答案取决于你问的是哪位神经解剖学家。对猴子的研究显示,切除沟回可能会使得暴怒的灵长类动物安静下来,但无论如何,沟回的具体用途还是和其他内侧颞叶部分一样是未知的。

“它展现出了惊人的影响力,”我的外祖父后来对他的电击实验评论道,“具体来说,在所有的病人身上,都出现了一种刺激结束之后还在继续的呼吸暂停现象。”换句话说,他们停止了呼吸。尽管呼吸暂停的时间经常“比刺激的持续时间还要长,”但是所有的病人最终还是会恢复呼吸,尽管其中一人需要人工呼吸才能实现这样,而另一个人一直处在“周期性呼吸”的状态,这种状态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另外,许多病人的癫痫发作了,还有几个陷入了长时间的昏迷。

然而,沟回的功能仍然是悬而未决的问题,我外祖父最终认为,他不能够仅凭电击来寻找答案。

1950年8月下旬的一天,外祖父不再用电极来触动D.M.的沟回,而是拿起了他那带“电烙器”的抽吸导管。他将工具探入病人的头部,在压板下面小心地挪动,尽量不接触或者伤害到不该碰到的任何部分。颞叶再向外3厘米,他就能触到沟回。他启动了工具,抽吸导管启动,吸出了D.M.的沟回。同时,外祖父用电烙器将吸出所导致的静脉破裂给封住。倘若D.M.确实是在局部麻醉状态,她会闻到自己骨头粉末的霉味越来越重,当她的一部分神经纤维被烧毁时,这种味道会更加刺鼻。

她没有停止呼吸。这跟外祖父以前的实验相比,可能是个惊喜。D.M.在沟回遭到破坏后还保留着继续呼吸能力,正如外祖父后来所指出的那样,“跟电刺激导致的长时间生理变化产生了鲜明对比。”外祖父把整个沟回取出来后非常满意,这个大脑零件测量下来大约长3厘米、高2厘米、宽1.5厘米,他取出真空管又转向另一个洞进行手术。

病人D.M.刚做完手术,即外祖父为D.M.的手术命名的沟回切除术,她就陷入了昏迷,这种昏迷比那些经历经眶额叶切除术的病人的昏迷更深。护理员推走了她,外祖父换下了手术服,开车回到哈特福德。报告显示,病人D.M.的情况一开始并不非常乐观,她精神上的改观非常小,但结果也不算太坏,因为她的基本生理指标尚算正常。比如说,她没有停止呼吸。所以10周后的1950年11月16日,外祖父又回到2200房间,为另外四名女性作了沟回切除术。

首先是病人I.S.,她是位48岁的偏执型精神分裂患者,曾有自杀的企图。在手术的过程中,外祖父的手滑了一下,以至于他的电凝设备对I.S.不需要手术的中脑部分造成了“重大损伤”。这个伤害激发了一次“手术台上的强烈震动”,而后他的病人立马昏迷了过去。而我外祖父继续进行着手术,并记录到,I.S.的肢体在整个手术过程中都会产生没有预兆的抽搐。

接下来是病人E.M.,这是位27岁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她已经住院四年。最近,她在接受电休克疗法后病情有“暂时性的改善”,但是仍然“缺乏主动性和活跃性”,并显示出一种“判断力的损伤”。E.M.对手术非常积极配合,她允许外祖父在局部麻醉下进行手术。这一次,他的手没有滑。

第三个病人是25岁的B.P.,她已经住院两年半,住院的原因是“宗教幻想”“过度手淫”以及“同性恋倾向”。当外祖父吸出沟回后,她开始呕吐,除此之外,手术还是很顺利。

他的最后一个手术者叫M.D.,她是个“偶尔缄默”并且有“积极性幻觉”的25岁女性。她在术后也呕吐了。

为了评估这些沟回切断术后续在心理上的影响,外祖父借鉴了康涅狄格额叶切除合作委员会的条款。在病人手术后的不稳定时段,外祖父会找五个人来记录每一个病人病情的改善程度,用-1分到+4分来评估这种程度,并且最后集合他们的意见。这五人分别是疗养院的住院医生、护士长、监管员、住院助理以及外祖父自己。有时候病人的亲属也可以参与记录。得分为-1表示病人恶化了,而正分数就代表不同程度的好转。最高的为+4分,这个分数是给那些完全可以出院的病人准备的。

他发现一般而言,沟回的损伤似乎不会产生太多消极或积极的影响。他进行手术的五个病人中,有四个都几乎没有任何改变,得分分别是0、0、0、1.唯一的例外是病人I.S.,这个女人由于外祖父电烙器的滑脱,受到了更深层的中脑结构上的意外损伤。术后的头八小时里,I.S.一直在昏迷中,手脚都在持续地抽搐。她的痉挛症状在一周后消失了,不过,她的“植物人状态与孤僻”仍然持续了两个星期。

而在一个月之后,她的情况突然开始明显地好转。五个月后,她的情况已经好转到足够离开疗养院回家了。她的评价结果是+4.

外祖父继续着他的实验,深入推进到人类大脑的未知领域。1950年12月14日,那是个周四的上午,外祖父头一次进行了完整的内侧颞叶切除术。这是一种比沟回切除术“范围更大的切除术”,沟回切除只是这个更猛烈手术的前奏。不过两个手术的设置很相似。外祖父用同一个环钻打开病人的头盖骨,用同一个压板撬起了她的额叶,用同一个抽吸器吸出了病人的灰质,再用同一个定制的电烙器把它烙住。不过,不同之处在于,这一次在损毁掉沟回以后,他接着吸出了病人的杏仁核和大部分的海马体。虽然,又是烧毁又是吸出,这种混乱的过程令事后检查没办法确切知道他到底切除了什么,不过他还是能基本估计到自己切除了什么,外祖父发现他切掉了两边脑叶各12.5克的脑组织,也就是总共25克。25克重量是大约两汤匙的水。然而,他想要回答的问题更多在于性质,而非数量。

也就是说,那25克脑组织和其中亿万的神经和突触联结,到底起了什么作用?

他曾经阐释了一种合理的思路,顺着这种思路他把目标放在了内侧额叶上,指出解剖学研究表明了内侧颞叶和额叶之间存在一种“十分紧密的机能联系”。因此他继续推理,为什么不能沿着这些自额叶到内侧颞叶的联结,考查内侧颞叶是不是导致疯狂的根源?他提出保罗·布西对猕猴进行的麦斯卡林实验,猕猴的颞叶在被切除以后表现出了一种“温顺”。外祖父解释道,这些“先前所报告出来的那些接受了额叶切除术的动物的行为改变,正是最初的启发”,启发他去探索,同类手术会给人类带来什么影响。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给女人带来什么影响。外祖父跟大多数脑叶切除的实施者一样,他们手术的对象大多是女性。这种性别差异性没有得到合理的解释,但是有必要指出一点,脑叶切除的临床效果(包括驯良、被动和顺从)跟当时很多人心目中的女性理想特质刚好契合。

同样在那个周四,外祖父在完成他的第一个内侧颞叶切除术后,他又做了另三个。

第一个病人名叫V.M.,她是一位“有破坏性、攻击性并且吵闹”的28岁女性,她“从1946年开始住院,没有接受过休克治疗”,她的攻击倾向常常需要“冰镇和隔离”(“冰镇”是疗养院对冰袋镇定疗法的简称,这是一种镇定疗法,即把病人紧紧裹在一个浸湿了的冰冷被单里)。手术之后,V.M.立马开始呕吐,然后变得焦躁不安,并且蜷缩了起来。她表示“希望自己静静”。外祖父写道,之后他又加了一句,手术的最终效果让她变得“更加幼稚”,并且出现“有更多自伤倾向”。她的好转分数在0到1分之间。

还有一位病人叫E.S.,她是一位38岁的病人,有着“心理缺陷伴精神病”,并且还患有癫痫,外祖父对她做出如下描述:“冲动、攻击性、阻抗、抱怨,并且以一种胎儿的姿势蜷缩在椅子上。”她也在手术后呕吐了,并且在康复期的头一个月里,经历了七次癫痫的大发作。然而在接下来的一年里,这些癫痫症状在“数量和强度上”开始稳步好转。她的行为问题也有所改善,到1951年底,她不再需要全时段隔离,“她的攻击性也有轻微好转”。她最后的评分是+1分。

还有一位58岁的病人G.M.,尽管“休克疗法给她带来了暂时的改善”,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她依然有着“恶化的病情、脏乱的卫生情况、攻击性、冲动性”。内侧颞叶被切除后,她经历了一种“伴随婴儿式话语的情感性退行,”但变得“愉快”了一些,并且“不再有那么强的攻击性”。然而,她显得很苍老,且仍然出现“积极性幻觉”,她的得分为+1分。

跟沟回切断术一样,内侧颞叶切除术的初步结果也是不确定的。在外祖父可以评估手术所承诺的疗效之前,或者开始回答比如内侧颞叶有什么机能这种更为宏观的问题之前,他还有更多工作要做。像大多数的实验一样,外祖父认为工作的研究样本越多越好。数量再多都不算多。幸运的是,外祖父并不缺资源。脑叶切断术的受欢迎度还在飙升——就在前一年,1949年的12月,埃加斯·莫尼兹的发明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因此世界各地的疗养院负责人依旧在对他们的病人进行无限制的外科手术。到了20世纪50年代,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手术方法都被发明了出来,它们分别针对大脑的不同部位:额叶皮质局部切除、脑回切除、扣带回切除以及被膜切除。诺贝尔奖组委会为外科手术戴上了高贵的桂冠,这也就表明这个领域未来的突破会带来专业上、治疗上、科学上的红利。对于外祖父这样野心勃勃的多面手而言,这种诱惑难以抗拒。

在他进行了头四个内侧额叶切除手术后的几周内,他又做了十台手术:

病人 B.B.

病人 C.G.

病人 A.G.

病人 A.R.

病人 G.D.

病人 R.B.

病人 D.B.

病人 M.S.

病人 A.D.

病人 A.Z.

而这一例名叫A.Z.的病人十分有趣。

她已经在康涅狄格州州立医院住了整整八年。她当时30岁,虽然在手术前,“大力度的休克疗法给她带来了暂时的益处,”但她一直被描述为“紧张”“有攻击性”“整洁”“容易冲动”,外祖父还说,她总是“沉迷于性幻想”和“性危机感”,用外祖父的话来说,这就是一种偏执妄想。外祖父在1950年11月19日对这位病人进行了手术。她积极配合手术,在手术期间接受了局部麻醉。当外祖父将她的部分右侧海马皮质吸出来时,她在整个过程中都始终保持清醒。但外祖父“无意中打穿了蛛网膜,因此一部分的右侧大脑脚、膝状体以及下丘脑因受到了损伤”,A.Z.的直接反应就是立马陷入了深度昏迷。她持续昏迷了72小时,大小便失禁,并且出现了周期性的痉挛。之后A.Z.慢慢醒了过来,恍恍惚惚地过了一个星期后,最终可以独立行走,并重新获得了对膀胱的控制。

她从昏迷中醒来后,外祖父如此描述她,“她的妄想、焦虑和偏执倾向得到了完全的缓解。”他说道,这种“迅速和显著性”的结果令她的家人很高兴。

A.Z.和早些时候那个病人I.S.一样,因为外科手术的错误,而收获了意想不到的好处——这令外祖父想起了自己在一家疗养院听说的故事,故事里有一位女性病人,她被绑在浴缸里整整24小时。浴缸的恒温器坏了,水温远远高于可忍受范围。这导致病人的“体温极度升高”“超出了体温计的量程”。根据外祖父的推测,这样长时间的过热会损害大脑的某些区域,跟他无意中损伤到I.S.和A.Z.一样。而对外祖父而言很有意义的一点就是,那个体温过热的女人的“精神症状同样得到了很大的缓解”。

正如这三个“不幸中的万幸”例子的展示,外祖父想知道,“大脑中央深处的损伤所带来的意想不到的好处”是否表明,“心理疾病的主要机制”可能存在于一个更深层的大脑区域,这个区域比他那侵略性的手术所涉及的区域更加深入。

不过这是另一个时代的问题了。目前,就A.Z.的情况而言,外祖父认为,她的“卓越结果”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她的病情不仅产生了戏剧性的改善,同时她也表现出了一种“对她整个精神病史(其中三年时间)的逆行性遗忘。”

她不只是从疾病中痊愈过来,她甚至不记得自己患过病。

我母亲不知道,我外祖父那段时间在疗养院中做些什么。他工作繁忙,却很少谈论工作。我外祖父的职业生涯,在她心里依然是模糊而朦胧的。她只记得我外祖父在场的时光,只记得他在家中的时光。

他是一个好父亲,我母亲回忆道。

当然,我外祖父更是个忙碌的父亲。一次在一个普通的工作日,外祖父在晚饭后八九点才回家。他坐在那摆满了各种神经外科老古董的毯子里,埋头学习上一两个小时。那堆东西里有古代的刀片、旧书和漂白了的无名头骨。外祖父用一台录音机记录他的发现。我母亲知道,当外祖父在书房的时候,自己不能去打扰他,而那时候她应该做的就是准备上床睡觉。她会独自看看书,或者在广播里听《魅影奇侠》(The Shadow)跟《独行侠》(The Lone Ranger),或者是和住在街对面的姐妹用自制电话聊些八卦。不过,在我母亲睡觉之前,外祖父还是会到她房里说声晚安。我母亲记得,有时候外祖父会给她讲一个即兴编出的故事。这是一个系列的故事,故事有关一头鹿、一头熊,还有一只会说话的猴子的冒险旅程。它们每天晚上都会踏上新的冒险之旅。我母亲并不记得这些冒险的细节。我问她是否记得猴子叫什么名字。她也不知道。不过细节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这些故事是她的父亲讲述的。重要的是,不管他白天的工作多么疲惫,他都会在深夜花上时间,坐下来给她讲故事。重要的是,即使是半个多世纪之后的此时,这些故事的场景仍然在她记忆深处闪烁着温暖的光芒。讲完故事,外祖父会听她做完灯下夜祷,然后起身离开,轻轻合上身后的房门。她并不知道外祖父会去哪里,不过,她猜测外祖父会回到书房继续工作。当她渐渐入睡时,小鹿、熊和猴子的最新冒险还会在她脑海里翻腾。

一个人确实可以做到千人千面。

我外祖父对我母亲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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