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亨利·古斯塔夫·莫莱森（1926-1953）

麻省理工学院神经心理学实验室，1986年2月

H.M.：我曾有过一个理想。

研究员：是吗？什么理想？

H.M.：当个脑外科医生。

研究员：当个脑外科医生？

H.M.：嗯。不过我自己又否决了。那是在我发癫痫之前的事了。

研究员：是吗？那是为什么？

H.M.：因为我有近视。我跟自己说，万一你在给病人做手术，他的血可能会溅到眼镜上，手术助理帮你擦额头的时候，会手滑把眼镜给碰掉。

研究员：那可有点儿糟糕，是吧？

H.M.：是啊，说不定就因此下错了刀。

研究员：下错刀了会怎样呢？

H.M.：那个人会死掉或者瘫痪。

研究员：嗯。所以你决定不当脑外科医生，这真是明智！

H.M.：嗯！我想他们大都会死掉。不过也可能落下不同的残疾。也许你进行了补救切割，那失误就会比较小。毛病或许是在一条腿或者一只手上。也可能是一只眼睛。总之只是一侧。

研究员：那你记得自己手术的时候吗？

H.M.：不记得了。

研究员：你想象一下那儿发生了什么？

H.M.：呃，我想我，我现在和自己有点争论，呃，我可能是第三个或者第四个接受手术的人。我想他们，呃，大概那时候没有操作好。不过他们还是学会了一点东西，学会了怎么去帮助其他人。

研究员：他们不会重蹈覆辙了。

H.M.：嗯，他们不会了，因为他们学明白了。不过有趣的是，我老是幻想着自己当上了脑外科医生。

研究员：是吗？

H.M.：是啊，但是我否定了自己。

研究员：哦？为什么呢？

H.M.：因为我说过，助手会帮你擦额头，那样会碰到你的眼镜，你就会下错刀子。

研究员：那你切错了会发生什么呢？

H.M.：那样会影响你接下来的整个手术。

研究员：是吗？有什么影响？

H.M.：那个病人会偏瘫。或者说，如果切错了，他一边耳朵就听不到了。或者一边眼睛就看不到了。你会被自己吓一跳，会变得很焦虑起来。

研究员：嗯，这倒是。

H.M.：你每一次都要非常非常小心，因为这很有可能对那个人造成伤害。你得把手术做好。而正因为你有这种想法，你的操作速度会慢下来。你接下来就能做得很好。

研究员：你记得是谁给你做的手术吗？

H.M.：不记得了。

研究员：我来给你个提示吧。斯科……

H.M.：斯科维尔。

到1953年，很明显药物已经没什么作用了。亨利正在接受高强度的大脑抗癫痫药物治疗，每天用5次狄兰汀（Dilantin）、3次美芬妥英（Mesantoin）、2次苯巴比妥米那（phenobarbital）、3次三甲双酮（Tridione），但它们都不起作用了，或者说，起的作用不大。亨利仍然每天要发作好几次，有时候倒在地上，有时候只是陷入沉默。这两种癫痫发作都比较轻微，也就是常说的“失神”。当亨利陷入失神时，他顷刻间会变成一具皮囊，心肺仍在工作，但是思维出现了暂停。事实上，就算亨利没有癫痫发作，他也从未完全正常过，他的癫痫在某种意义上阻碍了他去追求更加殷实的生活。

他是个27岁的男子，聪明且强壮，但他尚没有脱离那种孩童的稚气。在平日的早晨，他会搭上班车去往国会大道的安德伍德工厂（Underwood factory）。他在那里的流水线上帮忙组装打字机，这是一种典型的由蓝领工人给白领制造的产品。下午，他会搭个班车回到东哈特福德的父母的家。他自然不能开车，他也不能去参军，不能去上大学，也不能去到任何他朋友们去过的地方，他只能待在家里，以便父母可以随时照看他。他会在晚间时分听广播。他很喜欢大牌明星，比如本尼·古德曼（Benny Goodman）[1]、杜克·艾灵顿（Duke Ellington）[2]，他也很喜欢新派的摇滚（他称之为牛仔舞音乐），这种音乐唱起来就像是给话筒包上了马口铁皮。他喜欢这类舞蹈音乐，但他却不会跳舞。他会看一些杂志，沉浸在好莱坞的八卦里，他会去了解一些自己永远不会经历到的成功或是丑闻。在天气不错的周末，他会背着步枪，走几步到附近的树林里。将枪托抵在肩上，枪管对准目标，扣动扳机去感受那种后坐力。而在天气糟糕的周末，他就有点无所事事了。

1953年，当时亨利对过去的记忆还很清晰。但他的未来却越来越黑暗。倘若事情继续向前发展，倘若他的癫痫变得更频繁、更严重，那么就不难想象，他很快就会变成他年迈的父母的巨大负担。若是他无法工作，没有产出，古斯塔夫和伊丽莎白就不得不放弃他。他们或许会送亨利到附近的曼斯菲尔德技校（Mansfield Training School）这类的地方，这个学校在1930年由两个老机构合并而成，它们分别是康涅狄格州低能培训学校（Connecticut Training School for the Feebleminded）以及康涅狄格州癫痫收容所（Connecticut Colony for Epileptics）。在那里，亨利会受到更多的束缚，这些束缚会牢牢地束缚住他的人生。和里面的诸多病人一样，亨利会被安置到工地现场去制作砖头，或者他仅仅坐在拥挤的病房里，变得越来越容易失神，慢慢滑向未知的命运。

除非……

1953年4月23日下午，在佛罗里达州好莱坞海滨酒店的一间大型宴会厅里，外祖父走上讲台，向哈维·库欣学会（Harvey Cushing Society）致辞，那是美国最卓越的脑外科医生联合团体。外祖父的致辞是年度神经生理学研讨会的闭幕词。之前，约翰·富尔顿为研讨会发表了开场演说，他在演说中开了一个贝基的玩笑，贝基就是那只来自富尔顿实验室的黑猩猩，这只猩猩在17年前给了埃加斯·莫尼兹灵感，促使他开始进行人类额叶切除。富尔顿玩笑说道，“就是这张脸，切掉了一万个脑叶？”同时呈出了一张照片，上面是贝基那张皱巴巴的脸。富尔顿又进行了呼吁，鼓励在场的众多神经外科学者去“像对黑猩猩一样，对他们的病人进行彻底的研究，因为你们有着绝佳的机会，去洞察关于额叶功能的基础性问题，相比之下，我们却只能在不能说话的野兽身上获取信息。”

另一位名叫保罗·麦克莱恩（Paul MacLean）的耶鲁大学研究者，在富尔顿之后进行演讲，他是世界前沿的动物边缘叶的研究权威，他的演讲以极富文学性的语言开头：“今天，在一年一度的莎士比亚诞辰纪念日，或许对一位英国文学爱好者来说，这是一个对莎士比亚或培根的戏剧作品进行重新讨论的绝好时机。然而还有一个同样亟待业内人士解决的问题，那就是大脑的机能。在大脑中，这些机能的作者（这些脑内结构本身）很容易辨别。然而这些作者书写了什么呢？这是一个问题。而这也充分说明了我们对边缘叶系统机能的了解太过缺乏，尤其是那位重要的作者，即我们所知的海马体或者‘阿蒙的号角’(Ammon'shorn）。”

接着，麦克莱恩又展示一个全面的调查结果，来佐证我们对海马体真正的机能是多么缺乏了解。接着，他以一种抱怨的口吻，以及对富尔顿范式的挑战来作为结尾：“动物实验对研究海马体结构的‘主体性’机能的贡献微乎其微。”他说道。“正如维也纳学派的观点，心理是一种信息，无关物质或者能量。动物们不能表达它们的感受。这是生理学家所遭遇的障碍。当他们意识到这盏阿拉丁神灯不属于自己后，他们的目光便会习惯性地转向神经外科医生们！”

这个舞台似乎专为我外祖父而打造。

外祖父从讲台上向下俯瞰着这一众外科医生和科学家。其中有许多他这个领域的巨匠：比尔·斯威特（Bill Sweet）、利奥·大卫杜夫（Leo Davidoff）、吉尔伯特·霍拉克斯（Gilbert Horrax）。而我外祖父那时已经47岁，他不再是曾经那位野心勃勃的年轻奋斗者。他现在是这里许多人的同僚，不仅仅是同僚，甚至可以说，外祖父是他们的老师。之前，耶鲁大学和康涅狄格州州立大学的神经外科治疗项目进行了合并，外祖父出任项目的联席董事，为他母校培养下一代研究者，教授后辈们那精妙而又残忍的技艺，教他们使用他发明的各种技术和工具，而宴会厅中的许多人都将这些方法和工具应用到了他们自己的实践中。在神经外科学界的眼中，他已经变成了一位伟人。

“过去四年，在哈特福德，”外祖父开口说道，“我们开始对人类边缘叶进行研究。”

麦克莱恩认为边缘叶十分神秘，并且认为仅仅通过动物研究来解决这些神秘问题非常困难，这种论调话音刚落，我外祖父随后的讲话就引起了轰动。听完之后，观众们开始期待，期待他能开口说出一种突破，或者某种意义上来说，带来一种启发。

倘若如此就好了，但外祖父打破了他们的希望。

在对他们的研究设置进行概述以后（即沟回切除术，仅仅切掉边缘叶区域的一部分；以及内侧颞叶切除术，几乎将它全部切掉），我外祖父非常保守地评估了自己的研究成果。“我必须谦虚地进行报告，”他说道，“就我们对230个病人进行手术过程中所积累的一点点数据而言。”

他也有理由保持这种谦卑。他切了数以百计的人类大脑，却实在是没有拿到什么特别有用的信息。他翔实地复述了在实验过程中遇到的一些有趣的现象，比如说“在沟回区域进行手术时，病人会普遍出现呕吐或意识丧失，而切除后，这些症状便会消失”。外祖父还提到，一位精神病患者出现了术后的记忆问题。不过，他并没有用这些碎片化的小细节，过多地去佐证那些更大的问题，比如边缘叶（或者说内侧颞叶或者海马体，随便怎么称呼都可以）的确切功能到底是什么。

外祖父的实验结果效果不佳，其原因之一在十几年前就已经非常明了，那个原因就在约翰·富尔顿和保罗·布西的一封信件中，布西在信里抱怨基于神经外科的研究寸步难行，因为事实上没有一项实验“是从一个正常的生物开始的”。这确实是我外祖父研究边缘叶的情况，他的研究对象都是遭受了“长期而严重的创伤”的疗养院病人。如果说对人类大脑工作机制的理解确实在动物实验中难以实现，那么通过损伤那些严重精神病患的异常大脑，来试图去理解正常大脑的工作机制，这也具有挑战性，甚至是愚蠢且徒劳的。

而用这些方法来治疗精神疾病，才是这些手术设置的最直接目的，外祖父的内侧颞叶切除术却也同样进展滞缓。他告诉观众们，这些手术在精神病的治疗上，只会产生“微乎其微”的疗效，实在是没有“明显的生理与行为上的改善”。

那天，那些听到我外祖父的边缘叶研究在治疗和科学领域的双双失败的观众，非常有理由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些研究已经被打入死胡同，应该趁早放弃了。而恰恰相反，外祖父告诉听众，虽然他的研究目前为止并未对大脑机制提供可观的有效信息，但他希望“继续进行边缘叶研究，我们可能会在盲目中摸索，却一步步离这些更深的机制更近”。讲话的最后，他暗示说自己已经开始考虑扩展其研究的方法，考虑一种策略，这种策略可以规避那些在和疗养院提供的研究对象工作时难以避免的科学误区。外祖父描述了那些精神病患者的癫痫如何复发，而他的手术如何缓解癫痫的症状。而现在他说，“我有一个有趣的疑问，切除这些已知的癫痫致病区域（比如对沟回进行双侧切除）是否会跟抗痉挛药物治疗一样减少发作的可能呢？”换言之，如果对心智完全正常的癫痫病患者，而不是患有精神病的人进行边缘叶切除，又会发生什么呢？

这是一个亟待着答案的开放性问题。

或者说，只是亟待着一位病人而已。

1953年3月，在我外祖父去佛罗里达好莱坞出席哈维·库欣学会会议的前一个月，他和莫莱森一家进行了又一次会诊。虽然这次会诊的细节并没有记录下来，但是，我们可以进行合理的猜测。他会询问他们，对亨利的治疗是否有进展，而他们则会跟他汇报亨利病情的恶化。他们会清楚地说明，药物并没有疗效，或者说疗效甚微。由于亨利癫痫发作的频率很高，因此即使在会诊过程中，亨利也会发作一次，他会撇下嘴，把脑袋扭向一边，眼神空洞地看着前方，手指漫无目的地乱抓自己的裤腿。倘若是如此，我外祖父会仔细观察他，等着亨利走过来。到了会诊结束时，我外祖父应该会对亨利病情的绝望做个总结。

不过接下来，他又会为他们带来希望。

药物没有用，其他方法又或许有用呢？他也许会向他们介绍怀尔德·潘菲尔德的手术，也就是之前在蒙特利尔神经学研究所进行的单侧切除手术。他或许会跟他们说起自己的双侧手术，也就是他在新英格兰的疗养院中所尝试的手术。他或许会给莫莱森一家稍微普及一下神经解剖学，他会俯下身子，轻轻敲打亨利头部一侧鬓角的位置。他会解释说，亨利疾病的根源或许就在内侧颞叶的某个部分，即他的手指指向向内几英寸的地方。或许他会告诉莫莱森一家，如果他们同意的话，他可以完全解除亨利的痛苦。

而莫莱森一家会仔细思考。他们一定会被吓到，毕竟没有哪种药物疗法会比脑外科手术更可怕。然而他们也一定会对外祖父充满信心，毕竟外祖父是位颇负声望的医生，是耶鲁大学的教授，是一个富有影响力的能人。不管莫莱森家做了多少算计，不论他们怎样权衡了利弊，在手术可能的风险和现实的绝望之间怎样纠结，这些都不得而知。他们可能花了一段时间彼此争执，询问外祖父。他们也可能很快就做出了决定。

我只知道的是，他们最终同意了。

手术时间定在了1953年8月25日。

在一周前的8月17日，亨利回到哈特福德医院去做脑电图。不像气脑造影图要抽干他的脑脊液，众所周知，脑电图或者说叫EEG是无痛的。亨利躺在轮床上，头皮上贴着许多电极。电极记录下了亨利的脑活动，获取到了他神经元之间所通过的微弱电流。仪器的操作者可以实时看到这些脑活动，这些活动呈现成一系列波峰波谷的图像，就像是地震仪上显示的图像一样。当一个异常的峰值出现在他的一侧的内侧颞叶上时，这就证明了亨利的癫痫病灶就定位于此，也就证明，在这个半球进行手术切除或许可以让亨利康复。在监测期间，亨利癫痫小发作了一次，他直接在轮床上失了神。尽管如此，EEG还是没能揭示出癫痫病灶的具体位置。

一位叫做利泽洛特·费舍尔（Liselotte Fischer）的心理学家在8月24日对亨利进行了一系列的心理测试，这是为手术的效果划定的一个基准，以便之后再次测量。费舍尔记录道，亨利“承认自己对即将到来的手术‘感到有点儿紧张’，但还是希望手术能对自己有所帮助，或者至少像对其他人那样有些疗效。他的态度始终都很配合且很友好。”

费舍尔拿给亨利笔和纸板，让他画一对男女。亨利首先画了个男人，那是个住院的病人，穿着病号服，脑袋上有个“坏脾气”标识。费舍尔将亨利的这一表现解释为“对即将到来的手术所表现出的当下的焦虑”。接着，亨利开始画女人。

“她并不是很漂亮，”他边说边画了一个超大的头和一对鼓胀的乳房。费舍尔观察了作画并写道，“其咄咄逼人的姿势和盛气凌人的体态跟那个男性形象对比鲜明，显示出了一个‘具有攻击性且有阉割倾向的母亲形象’。”

费舍尔又对亨利做了罗夏墨迹测验（Rorschach examination），费舍尔向他展示了一些墨迹，并让他来描述自己对此的感受。亨利看着一个斑点说，他看到一头雄鹿失去了角，变成了一头母鹿。费舍尔认为，这是亨利纠结于阉割的另一个证据。亨利对另一块墨迹的描述是：“一头挣脱了束缚的狮子，因为他的尾巴超级大，并且‘甩到我腿上了’。”在费舍尔的解读中，这是“性别混乱”以及“同性恋倾向”的预兆。她还记录到“亨利内心反复出现着一种逃跑的观念”和“毁灭的观念”。

最后，费舍尔对他进行了智力测验。亨利得分104，高于平均水平，不过这个分数比他术后要低一些。这也或多或少跟他在手术前几周完全停掉了抗癫痫药物有关，仅仅在跟费舍尔在一起的几小时内，他就出现了多达12次的癫痫小发作。当亨利失神10到15秒，左摇右摆并且喘着粗气，拽着手臂、衣服、腰带时，费舍尔会看着这些情况，并记录下来。

“我又犯病了。”他会说。

亨利在医院住了一晚。接下来在8月25日，护理人员将他的头发剃光后推进了手术室。

同我外祖父曾经所在的疗养院做的那些手术一样，外祖父将局部麻醉药打进病人的头皮，用手术刀在病人头上划出一道越过头顶的弧线，将他的前额头皮像地毯一样卷起来。接着，他用环钻掏去了两个1美元硬币大小的骨头，用手术刀切开保护大脑的硬脑膜，再用一个压板把前额叶撬起来，露出更深层次的大脑结构。他用肉眼对那个区域进行观察，一眼就认出了海马体、杏仁核、沟回以及内嗅皮层那闪闪发亮的粉色轮廓。他试图找出致使亨利癫痫的任何生理缺陷、任何发育不良或萎缩的组织、任何伤口。而他一无所获。在进一步深入手术之前，他又做了一件平常不会在疗养院做的事情。在脑电图仪的操作者W.T.利贝尔松的指引下，他把一个细长的钳状工具伸进洞里，把一些小小的电极放到亨利内侧颞叶的表面，刺激上面的一些点。他与手术团队一同等着利贝尔松所监测的EEG的读数，为找到癫痫的致病区域进行最后的尝试。利贝尔松凝视着卷轴上的波浪线，想要找到一个有指示意义的波形。这个波形或许可以指引外祖父找到特定半球上的特定目标。然而他遗憾地告诉我外祖父，自己再一次空手而归，找不到那个目标区域。

虽然说麻醉可以确保亨利感觉不到疼痛。但他是有意识的，在切割、剥离和钻孔的整个过程中，一种不安而陌生的感觉在他那有些迟钝的神经系统中流淌着。当外祖父俯下身子取出电极时，亨利直观地看到了他倒置的面庞，或者说，至少是被手术面罩、手术帽以及面部放大镜所遮住之外的一部分面孔。亨利的瞳孔在面对刺眼的头灯光线时发生了收缩。

或许在那一刻，亨利会告诉自己这一切都是值得的，这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可怕之事最终能让他从癫痫的桎梏下得到解放，让他完全活在当下、充满活力、实现潜能。然而不论亨利在想些什么，那都不重要。他已经同意手术，那么接下来发生的一切都不受他的控制。

而外祖父却完全不一样，他现在需要做出一个重要的决定。

找不到致病区域。

当然，这就意味着亨利的内侧颞叶中，没有目标，没有需要动刀的区域，甚至连他的癫痫发作起源于哪个半球都毫无线索。

但是，如果当时处于外祖父的位置的是另一位神经外科医生，事情可能会有所变化。比如说怀尔德·潘菲尔德，他可能会承认自己的失败。潘菲尔德在手术室中有明确的工作原则。倘若他通过肉眼乃至EEG都无法定位致病区域，那他就绝不会动刀。事实上，即便EEG暗示有某个癫痫区域的存在，但是，如果对大脑的视觉性检查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潘菲尔德宁愿什么都不做，也不会进行一个很可能弊大于利的切除。“一个神经外科医生，”潘菲尔德曾经写道，“必须做出权衡，是有机会将病人从疾病中解脱出来，还是让病人面对切除有可能会带来的风险和机能丧失。”在这种权衡中，潘菲尔德通都常会比较谨小慎微，在亨利这个没有目标的案例中，他会决定不再继续手术。他会为亨利进行缝合，对他进行几天的观察，然后带着歉意送他回家，并且完善自己开的药物处方。他会跟亨利说，或许自己并不能通过手术的方法给亨利带来帮助，或者至少是说，他们没有足够的信息来进行手术。

而外祖父可不是潘菲尔德。

他站在手术室里面，低头看着亨利那潮湿而鼓胀的头骨，透过那两个钻孔看到他的大脑，我外祖父明明可以承认失败，可以结束手术。那是个相对万全的决定。倘若无所作为，亨利不会有任何改善，但是也不会受到额外的伤害。

反之，外祖父也可以一往无前，走向唯一的前路。他可以对亨利的某一侧脑半球进行手术，然后撤回来为他缝合好，看看会发生什么。他没有目标，没有可以将癫痫定位在任何一个半球的确切证据，但也许他可以侥幸找到病源。这相当于这个手术的硬币两面。如果说亨利的内侧颞叶一个半球里藏着癫痫的病源，这个方法就有50%的几率可以将病灶消除。或许相对于无所作为，这种做法需要承担更大的风险，但是考虑到亨利病情的严重性，这种风险也非常合理。另外，保持一个半球中结构的原封不动，不管这些结构承担着什么样的未知机能，外祖父这样还是可以将破坏减到最小。

然而我外祖父选择了第三条路。他拿起了自己的抽吸导管，将它小心翼翼地伸进其中一个钻孔，然后吸出了亨利的一边内侧颞叶。他的杏仁核、沟回、内嗅皮层，以及他的海马体。很大一部分功能未知的结构，就这样消失在了真空中。接着他把工具从第一个孔里抽出来清洗干净，又伸进了第二个孔里。在亨利的两侧半球都没有发现特定目标区域的情况下，外祖父决定把两边的内侧颞叶都破坏掉。

对于亨利来说，这是风险最高的一个决定。不论内侧颞叶结构的机能是什么（当然那时候人们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些什么），外祖父都要摧毁掉它们。对亨利来说，这些风险无法回避，也无法想象。

而另一方面，这对我外祖父来说却没有什么风险。

在那个时刻，对病人风险最高的选择，也就是对外祖父而言潜能和回报最高的选择。这几年中，外祖父在疗养院病区进行着医学治疗和研究的双线操作，也尝试着治疗精神疾病并且理解大脑的不同结构，此时，他即将对一个完全没有精神性疾病的病人进行内侧颞叶切除术，而这个病人唯一的机能障碍就是癫痫。在科学研究的语言中，亨利是“正常的”，起码是外祖父先前所有边缘叶手术的对象中，最为接近正常的一个。四年来，外祖父一直在进行一项“人类边缘叶的研究”，然而那个下午，在研究对象方面，外祖父的研究被扩展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试想一下，外祖父凝视着那第二个钻孔，让他的导管探得越来越深，他的头灯照在自己正在进行摧毁的脑部结构上那错综复杂的纹路上。我们无法考证在那一刻，是什么想法左右着他，又是何种动机驱使着他。他有理由相信，自己的手术或许有助于缓解亨利的癫痫。他也有理由相信，他的手术或许会为认识人类大脑中某些最为神秘的结构的功能提供一些新的动向。他也很有可能什么都没有想，起码没有意识上的想法。一年后，他自我反省时，这样描述到自己：“比起思考，我更愿意去做，这就是我成为外科医生的原因。我希望看到结果。”

他按下了抽吸导管的扳机，将亨利剩下的那一半内侧颞叶吸进了真空管里。

当外祖父切完了最后一刀，亨利躺在那里，仰视着他。他能够看到外祖父的面具、手术帽以及他的头灯。他能够看到外祖父的眼镜，那对镜片厚重、带有放大功能的手术镜。他能够听到外祖父的呼吸声，感觉到他呼出的温暖气体。

或许，只是或许，外祖父眼镜的镜片上还留了一些汗液和血液的痕迹，又或许他会叫护士过来将这些痕迹擦干净。或许那个场景，是亨利失去的内侧颞叶记录下来的最后一个场景，那个场景可能会卡在那里，变得模糊起来、如梦似幻，其来源也无法判断了。或许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亨利的余生中，他总是会告诉别人他曾梦想自己能做一名外科医生但最终还是放弃了，因为他近视，当他眼镜脏了护士来给他擦拭的时候把眼镜撞歪了，导致他切偏了一刀，这一刀切得太过深远。

倘若是这样，那么这说明亨利曲解了他所看到的场景，他在跟别人说起的时候，误以为是自己在手术中出了差错。而事实上，在他自己身上的手术中，他的手术医生斯科维尔犯了错，他错切了一刀，这一刀却造就了亨利。因为即使是外祖父把什么东西弄到了眼镜上，即使是护士把眼镜撞歪了，也并不会影响到手术的进程。

外祖父那天并没有出什么差错。

他在亨利身上准确完成了他想做的一切。

他完成了手术。

他拿出了工具。

他填上了骨头上的洞，并且缝上了伤口。

六周以后，他将自己在哈维·库欣会议上的演讲印出来，投递给了《神经外科日报》（Journal of Neurosurgery）进行发表。这篇论文扩展了一些内容，强调了他在4月份进行的公开手术。他在文中写道，他的边缘叶手术，“并没有导致过明显的生理学和行为上的变化，只有一个例外，即手术导致了非常严重的短时记忆缺失，这种失忆极其严重，以至于病人无法记起他所住房间的位置，他亲人的名字，甚至如何使用厕所或是便壶。”

那些斜体字是他写的，这段斜体句子让一篇令人容易遗忘而言辞谦逊的论文，变成了一篇有名的文章，只要我们还对过往和记忆感兴趣，我们就会一直引用文中的句子。这篇文章成为现代记忆科学这幢摩天大楼的基石。

这是病人H.M.的诞生宣告。

也同样是亨利·莫莱森的讣告。

* * *

【注释】

[1] 美国单簧管演奏家、爵士乐音乐家。

[2] 美国爵士乐音乐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