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猴子和人

我记得公牛的速度，记得它蹄子蹬地的声音，记得它低头准备攻击时，颈部顶部绷紧的肌肉。但我不记得公牛散发的气味，尽管我确定它有气味。公牛身上总是有种气味，一种混合着汗液和粪便的气味。而且我也不记得，它是否会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或许它会，或许也不会。

那是2001年初，我在市政斗牛学院（Academia Municipal Taurina）待了几个月，这是墨西哥（Mexico）的瓜达拉哈拉市（Guadalaja-ra）的一所斗牛学校。里面的学生年龄从12到18岁不等，我每天都去看他们训练，为一家杂志征文做记录，我并不擅长写这样一个故事，但我相信这个故事会火。这些雄心勃勃、天赋异禀、勇敢无畏的年轻人，努力地在这份危险的行业中走出自己的第一步，尽管他们常常会掉入年轻时代的陷阱中，就像《午后之死》（Death in the Afternoon）的情节结合上了《欢乐合唱团》（Glee）。

通常，这些孩子在训练时都没有公牛。然而，他们自己玩耍时会扮演牛，他们伏着身子，对着彼此迅速而猛烈地冲锋。他们会使用一种奇怪的装置，那是一种定制的独轮车，上面装着真正的牛角，以模拟有一定威胁性的冲锋。

然而，有时他们会用真牛。

准确地来说，是用小牛（becerros）。小牛指的是一种年轻的公牛，年龄仅仅比青年期公牛小两三岁，体重大约300磅。这种牛的体重远比你在斗牛场上见到的成年公牛要轻，成年公牛相当于动物王国里美国职业橄榄球联盟（National Football League,NFL）的后卫，体重可以轻易达到1500磅。倘若这些孩子遭到成年公牛的全力一击，那真会被打得像个小孩儿。而用小牛训练，则可以允许更多的失误，从而也能得到更多的学习。当然，这不是说被一只300磅重的动物击中是件很轻松的事情。当然不是，正如我看到的那样。

那个下午，我们开着大篷车驶去农场，农场里有学校的一位赞助人，他是当地一位富有的农民，拥有一处私有的斗牛场。那里有一头小牛在场地里等着我们，它浑身透着黑玉般的金属色泽。斗牛领域充斥着技艺的故事，这些技艺用来培养那些训练或比赛用的小牛。这些牛都被注射了安非他明（amphetamines），或是睾丸上被紧紧绑上了绳子。我不知道这只小牛经过了什么样的处理，但是看起来它已经准备好去战斗了。

我看着这些年轻人轮流斗牛，莫罗（Mauro）、丹尼尔（Daniel）、罗德里戈（Ro Dr.igo）。他们一个接一个走进了场地。他们并没有穿着正式的斗牛服，而是穿得很普通，即牛仔裤或毛裤、T恤、运动鞋。他们共用着一张斗篷，一面是粉色的，另一面是灰白色的，由粗糙的帆布制成，比你想象的要重。每轮到一个人，他就从场地内周围的四角木质围栏中走出来，那些围栏只有胸部这么高。围栏里的空间足够一个人站着，但不够让一头牛进去。当公牛的正面离开了他们，朝向场地另一端时，他们就跳出围栏。他们朝前走几步，然后停下，伸直身体。斗牛斗篷的顶端拴着一根结实的木棒，学生则抓着木棒，让整面斗篷都翻起来，粉色的一面对着牛。倘若公牛还没有注意到，学生就会跺跺脚，在地面踢起一阵沙尘。

“嘿，”他喊道，他的声音很尖，仿佛在下命令召集部队，“公牛！”

然后，那只牛转过头朝向他。

这些孩子都是斗牛好手。他们站在原地，肩膀向后拉，身体拉直，不论他们内心的真实感受如何，他们的姿势旨在显露出一种毫无畏惧的信心。他们摇晃着斗篷，一次、两次、三次，一直保持将斗篷与牛角保持着垂直，而牛则专心致志地盯着他们。

然后，牛开始发起冲锋。

斗篷的颜色并不重要，红色能激怒牛，这是个神话，因为公牛是色盲。公牛能看到的是运动，听到的是噪音，感觉到的是威胁，而想要的是接触，并且征服。斗篷能够接受的空间比斗牛士要大，因此公牛也就能动的越多。这面斗篷就是一面旗帜，上下前后地挥动，而那位年轻人则是旗杆。

公牛就是冲着这面斗篷去的，不是吗？

正像露西（Lucy）在抢球时会像查理·布朗（Charlie Brown）那样装作要踢开它，这位年轻人挥起斗篷，在公牛头顶掠过，好似要碰到它。通常，公牛会跟着斗篷跑，围着斗牛士转圈，用头顶撞斗篷。一次、两次、三次，然后这位年轻人走开，躲在另一个场边围栏里。然后下一个年轻人已经做好准备，等着公牛转过头来，然后接过斗篷，走进场地。

他们像这样训练了45分钟，而我站在一座围栏后面，把我的笔记本靠在围栏上，用圆珠笔在纸上勉强记录着写文字，我的皮肤在墨西哥蔚蓝的天空下被晒得发红，我试着记录下这一切。最后一个孩子（我觉得是莫罗）进入场地时已经到了午餐时间。之后，我忘了是谁建议我，让我也试一把。

我拿起斗篷，走进场地。我向前走了几步，尽最大的力气拉起肩背，站直，挺起胸膛。那只公牛正在另一个角落，并未看着我。我举起斗篷走了过去。

“嘿！公牛！公牛！公牛！”

公牛转过头来，似乎迟疑了片刻，用空洞的眼神看着我。我能看到它身体两侧的起伏。它已经累了，而且肯定非常沮丧。它一直都没有碰到人，一次都没有。

我再次挥了挥斗篷，公牛冲过来了。

我记得那种姿势，公牛低着头，踏着沉重的蹄子冲了过来，我也记得我握着木棒的手开始变白。我记得我急切地挥舞着斗篷，记得我当时很想知道，为何公牛似乎并没有注意到斗篷，为何它似乎关注的是我。当公牛冲过去的时候，好斗牛士甚至会站得更直，他会缩紧臀部，拉直肩膀，这个姿势的象征意味如此明显，以至于不需要任何解释。我的臀部却向后撅了起来，我把斗篷尽可能伸到我身体之外，用力地摇晃着，试图让这只公牛改变其没法改变的心思。

公牛的前额碰到了我的一边臀部，将我从地面上顶到了空中。我记得我在空中扭曲着，试图找到下半身的脚，但是没能找到。我重重地摔倒地上。公牛对着我，我还记得我握着它的一只角，握得比握木棒还要紧，我握着那只角，让它远离我，以防它接近我的头部和颈部。我听到那几个孩子冲了过来，朝那只公牛喊着，其中一人猛击其腹部，试图分散它的注意力。大概过了五秒之后，这招起作用了，公牛的注意力离开了我，试图去顶莫罗。我笨拙地站了起来，跑到了一座围栏背后，兴奋地笑了起来。我的血管里充满了肾上腺素（a Dr.enaline），以至于根本没有注意到，我的腹部后来鼓起了硕大的蹄印。

所以，为何公牛碰到了我，而没有碰到别人？

答案很明显，我是个糟糕的斗牛士。但还有另外一种答案，要讲清楚这个答案我们还得回到亨利的故事。

20世纪50年代，人类研究和动物研究之间的界限在任何地方都非常模糊，然而在外祖母所在的收容所，这一点最为模糊。1949年，收容所的院长查尔斯·伯林盖姆（Charles Burlingame）建立了第一间手术室，用于外祖父进行神经外科手术，而他也在同一栋楼里，开了一间研究猴子的实验室。伯林盖姆雇用了一位雄心勃勃的年轻人来主持实验室，并担任研究所的研究主任，这位年轻人名叫卡尔·普里布拉姆（Karl Pribram），从神经外科学家转变成了神经心理学家。普里布拉姆从耶鲁大学（Yale）的约翰·富尔顿（John Fulton）的实验室直接来到了这所收容所，而他的职责，在那年研究所的年度报告里有所描述：“因此，之后的研究可以放在对人类的神经外科手术（额叶切除术）所带来的一些问题之上，可以为这种在精神病学中有争议的疗法寻求一种更为合理的方向。”

甚至在普里布拉姆离开富尔顿的灵长类实验室，开办自己的活体研究所之前，他的兴趣就如很多同时代的研究员一样，开始从大脑额叶转向了颞叶。一位从麦吉尔大学来做访问的研究生莫蒂默·米什金（Mortimer Mishkin）甚至更加年轻，普里布拉姆和他一起，开始进入保罗·布西（Paul Bucy）和海因里希·克鲁尔（Heinrich Klüver）早在十几年前就已经离开的领域，即研究双侧颞叶切除所带来的行为上和神经上的影响。在他们最初的研究中，他们使用了十只动物：一只成年雄性南非狒狒、一只雌性几内亚狒狒、八只年幼的恒河猴。他们用各种任务测试了每一只动物。之后，普里布拉姆一只接一只打开了他们的头颅，并移除了它们的额叶部分，然后重新测试了它们。这些动物在术后还活了大约4到8个月，它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受到了严格的控制和观察，包括它们的食物、体温等等；然而，普里布拉姆记录道，“尽管我们相信，溢出的食物都已经被收集并称重了，但我们仍不能确定。同样，尽管我们已经做了预防措施，让动物们适应测量直肠温度的过程，但仍不能确切地说，动物在术前和术后的放松度是一样的。”在收集到足够的数据之后，所有的动物都被杀死了，而它们的大脑也得到了分析，从而得到了大脑损伤程度的精确测量。

他们的发现在很多方面验证了克鲁尔和布西的发现。比如说，颞叶损伤的动物似乎什么都愿意吃。普里布拉姆和米什金在难闻的奎宁（quinine）里泡了几片土豆和海棉球，给那些动物吃。颞叶损伤的猴子会毫不犹豫地吃掉给予它的一切。而且它们还会吃肉，而这些食草灵长类动物本来是不吃肉的。这种新发现的疯狂行为甚至不仅限于味觉，它们似乎对一切它们之前所不在乎的东西都有兴趣。研究员们给猴子们一些明显有害的东西，比如一片锋利的金属、烧着的纸片，而这些猴子会反复拾起这些东西，并义无反顾地拿着仔细观察，尽管这些东西会伤害到它们。“一件明显有害的物体，倘若会烧伤或割伤动物的皮肤，”他们写道，“那么在一次实验中，一只动物接近、接受、仔细观察这件物体的次数就会被记录下来。”有几次，在一只猴子拿走烧着的纸片后，“这只动物的胡须被烧着了，”而且一般说来，“不论这些有害的物体会带来多么明显的不适感，这只动物还是会一次又一次将自己暴露在伤害中。”

普里布拉姆和米什金还记录道，这些动物会表现出典型的“温顺”且“缺乏恐惧”，克鲁尔和布西也曾在他们的研究中有一次描述。他们用一种威胁的语气朝动物吼叫，并爬进这些曾经凶猛、而今温顺的灵长类动物的笼子，从而测试这一点。“没有预先计划的情况下，实验者们很安全地进入了这只动物的笼子，并且‘抚摸了它一段时间’。当观察者把手放到这只动物嘴上时，它非常温柔地咬住了。”普里布拉姆和米什金还把颞叶损伤的动物和未受损伤的动物放到一个笼子里，看看会发生什么。“当它被一只更大的动物攻击时，它不会试图逃跑，而是安静地坐着，闪躲着朝它飞来的杂物，当被击中或被咬到时，只是简单地缩起来或做鬼脸。”

除了克鲁尔和布西所原创的这些实验测试之外，普里布拉姆和米什金还发展了些新测试。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所谓的延迟反应任务（delayed response task），这项任务旨在测试这些动物的记忆。任务在手术之前就已经教给动物们，以确保它们对这种方法有基本的理解。这种方法是这样的：动物看着研究员把一颗花生藏到两只倒置的杯子其中之一下面。然后，研究员在动物和杯子前面放遮幕。遮幕放下后会持续大约15秒，然后研究员升起遮幕，让动物去拿那只杯子。如果它选择正确，那么它就能吃到花生。手术之前，动物进行了100次这样的任务，其中85次拿到了藏有花生的杯子。在内侧颞叶移除之后，动物们再次进行这项任务。

动物们做得很好。正如普里布拉姆和米什金在论文中所写到的，“延迟反应测验中的表现并没有问题。”这就是说，测验结果显示出，当灵长类动物失去了海马及其周围的大脑组织时，它们的记忆能力并未受损。不论大脑损伤给这些猴子带来了什么后果，这都没有影响到它们的记忆系统。

然而，H.M.并非如此。

当外祖父还在给亨利做手术时，普里布拉姆已经在生活研究所建立起了自己的实验室，尽管他和米什金还与耶鲁大学有所交流，但他们已经住在了哈特福德，并在那里完成了大部分工作。亨利的手术是在哈特福德医院做的，而不是在生活研究所，然而普里布拉姆听说了这次手术，并且立刻对此产生了兴趣。事实上，在外祖父为了邀请布伦达·米尔纳来研究亨利以及其他内侧颞叶损伤案例，而最初写给怀尔德·潘菲尔德的信中，外祖父就加了一句，普里布拉姆“也想研究这些案例，当然，这与我完全没关系”。

普里布拉姆从未停下过主导有关H.M.或其他病人的研究。他的专长在于非人类的灵长动物研究，可能他觉得，从恒河猴转到人类太过困难。但是，尽管普里布拉姆和米什金并未直接研究过H.M.，但他们和许许多多其他大脑研究者不得不努力解释H.M.的案例意味着什么。如果从机能上说，人类和非人类灵长动物的大脑是类似的（用猴子做实验的基本逻辑），那么为何颞叶损伤的猴子的记忆系统并未受影响呢？它们是如何记住哪只杯子下面有花生的呢？

很快，各地的研究员们都开始探求这种明显的差异，试图在灵长类动物身上复制H.M.的损伤，并研究是否这样做会导致遗忘症。外祖父也参与其中，有一位名叫罗伯特·科雷尔（Robert Correll）神经心理学家，在哈特福德医院的一个实验室养了一群恒河猴。在他下班不久之后，外祖父就会去探访那个实验室，并且给那些恒河猴做了和亨利同样的手术，即切除它们双侧的内侧颞叶。外祖父和科雷尔试图测试灵长类动物术前术后的记忆，他们让这些猴子做各种任务，并奖励它们一点食物或香蕉味的糖果。然而，他们研究的结果基本上和普里布拉姆和米什金的结果无异。这种损伤似乎对恒河猴的记忆毫无影响，至少对延迟反应研究所测量的记忆毫无影响。外祖父将这种失败部分归因于“缺乏对记忆的普遍接受的操作定义”。最终，外祖父杀死了所有的猴子，将它们的大脑做成切片，然后继续。

至于卡尔·普里布拉姆，他于1957年离开了生活研究所，然后进入了斯坦福大学，他在那里接受了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系联合教授的职位。普里布拉姆的门徒米什金也离开了生活研究所，去了马里兰州（Maryland）贝塞斯达市（Bethesda）的美国家心理卫生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他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灵长动物实验室，也是全国最大的此类实验室之一。在心理卫生研究所，米什金继续试图在猴子身上验证与H.M.类似的遗忘症。他损伤了猴子的内侧颞叶，进行了一系列测试，然后杀死它们来精确测量其损伤的维度。

损伤、测试、杀死，循环往复。

20多年后，他才找到了他一直寻求的结果。

要进入米什金在心理卫生研究所的办公室，我不得不穿过层层安保，首先把我的护照展示给玻璃门背后的保安，然后走过另一个保安的金属探测装置，再然后和另一个保安说明我到访的理由，最后我得到了一张临时访问证，用根带子挂在脖子上。米什金的办公室离心理卫生研究所复杂的园区入口大约几百米，我走过这一段路的过程中，想起我童年时所喜爱的一本书《实验鼠的秘密基地》（Mrs Frisby and the Rats of NIMH）。这本小说讲述了一群实验室里的动物获得了超凡的智力，它们用这种智力逃出了笼子，生活在它们自己的世界，而不是“依靠着别人而活，就像狗背上的跳蚤”。

在米什金所在建筑的大厅里还有另一位保安，我向他展示了我的访问证和驾照，并且告诉他，我在这里有预约。他拿起了电话。

“米什金医生？”

大约一分钟之后，米什金出现了。他看起来和我近期见到的照片很像，这张照片是在2010年美国国家科学奖章（National Medal of Science）发布仪式上，他与奥巴马总统（President Obama）握手时拍摄的。当时，奥巴马赞颂了他对“理解灵长类动物的知觉和记忆的神经基础所做的贡献”。米什金和我握了手，他眼睛明亮，脸上挂着微笑，并露出感兴趣的神色。他带着我走下了门廊，穿过一扇沉重的大门，进入了他的办公室。

“所有这些安保都是9·11事件之后才有的？”我问道。

“不是，”他说道。“在我建立实验室之后就有了。”

米什金解释到，这是因为动物权利运动者们。所有这些损伤、测试、牺牲，使得他和其他的实验室员工，以及实验室本身，都成了那些人的目标，这些人认为人类应该把脏手从那些血缘临近的动物身上拿开。

米什金想让我知道，他并非一直和动物工作。1950年，他还在麦吉尔大学的时候第一次发表了研究论文，研究主题是接受了额叶切除术的病人。“但是，这并没有意义，”他说道。“我们用罗夏墨迹测验来测试那些大脑损伤的精神分裂症病人。天呐，罗夏墨迹测验！我们当时做了这样的事情，真是难以置信。而且我知道，那样做非常愚蠢。但是，我们当时就是那么做了。我实在拒绝继续下去，那太愚蠢了。”在米什金看来，最基本的问题在于，没有人知道他们所破坏的那些结构有着怎样的机能。神经外科医生可能觉得自己知道，但是他们并非科学家，即便他们有时候假装自己是科学家。而米什金至少认识到了自己并不知道这一事实。他明白，基于一种纯粹的直觉，而去切断人类的大脑，这可不是件好事。然而，动物则不同。不论你考虑了多少动物实验的伦理道德，其基本原理都可以归结于一句话：用动物做实验比用人做好。

米什金的办公室很大很乱。架子上有一个颅相学的头骨，旁边是一个用不同颜色分区的大脑模型。我注意到在这些神经学的玩意儿旁边，还有一些与天文学有关的东西，包括一张从月球表面看地球升起的精美照片。米什金告诉我，天文学一直都是他的业余爱好。我坐在他对面。我右边的墙上有一句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G.Wells）的名言：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激情、爱或恨，能赶得上改变他人所建构体系的激情。米什金看到我盯着这句话，于是就指出了话中的一个玩笑：这句话里的一个逗号，即“恨”这个字后面的逗号，是用铅笔加上去的。

“我自己加的。”他说道。

从某种角度上说，这就是科学。新一代接过上一代男男女女所创建并修改的体系，有时上一代只做了一点点修改，加了个逗号或是加几个从句，有时则是做出重大的改变，删除整个章节或是写下新的章节。他们都是编辑，所有人都是，其中那些好编辑，倘若他们做出了某种进步，那么他们至少必须具有一种改变他人所建立的体系的激情。

在米什金的事业中，他最重要的一次编辑，就是修改了我们对于猴子遗忘症的理解，并且将这种理解整合进了病人H.M.所患的遗忘症当中。这项发现很大程度上强化了科学群体对于理解记忆机制的信心。米什金在美国国家心理卫生研究所，用另一群恒河猴创造了历史。他通过损伤恒河猴双侧内侧颞叶，切除海马和杏仁核结构的主要部分，从而复制了H.M.的手术，之后，他给恒河猴用了一种新类型的延迟反应测试，这是十几年创新的积累。这种新测试被称为延迟不匹配样本任务，其与先前的测试任务有很大的不同。米什金不再让猴子记住哪个杯子里藏了食物，而是每次把食物藏在一个全新的物体下面。因此，要获得食物，猴子就要记得自己之前选择的是哪个物体，然后去选择另一个物体。这种测试方法旨在消除先前测试的一个基本问题，即猴子可能习得了将一个特定物体与积极奖励以一种本能的方式联系起来，而不需要用到我们所认为的记忆。而这种新任务则相反，正如米什金写道，“因为食物通常和一个新物体联系在一起，那么将某个特定物体与奖励联系起来的能力就不起作用了。奖励只是一种刺激，而测试则测量出了认知记忆能力。”

这种方法很有效。也就是说，在大脑损伤之后，让正常猴子能完成任务的记忆系统失效了。“它们的得分降到了纯粹概率的水平，”米什金写道。“这似乎意味着，我们创造了一种真正的记忆丧失。”

事情兜了一圈。灵长类动物研究激发我的外祖父造就了病人H.M.，而病人H.M.又激发了新一轮的灵长类动物研究。这种研究在经历了多年的失败之后，最终开始验证并支持来自病人H.M.身上的发现。在我们人类从未完备的自我认识中，亨利·莫莱森当时正成为核心的角色。

米什金在桌子上向我演示了这历史性的测试，用我的手机代表花生。

我躲在围栏后面，看着这些年轻人把公牛赶入牛棚。他们边拍打，边叫喊着，引导着公牛穿过一扇有人打开的门，进入了一条狭窄的通道。这一天的训练完成了。没有人再次踏入斗牛场。这是因为他们已经斗了几轮，还因为刚刚发生在我身上的这件事，及其意味。

把斗牛想象成一个实验。

公牛就是测试的被试，而它的任务就是在斗牛士和斗牛士的斗篷之间进行选择。倘若它选对了，那么它就会得到对愤怒的奖赏，即牛角刺到肉体。倘若它选错了，那它就只能刺到一团空气（当然，尽管在真实的斗牛比赛而非训练中，倘若公牛选错了，那么它就要死。然而，公牛并不知道这一点，因此这一点就和实验条件不相关了）。今天，在这场实验的第一个环节，这只公牛一次一次选择了错误的答案。它对着斗篷这个庞大的目标冲锋，这只斗篷飞舞起来，如此迷人。

一次、两次、三次，甚至十几次。每一次，它都扑了个空。

然后，轮到了我。

公牛转过身来，看着这两幅景象，即旗杆和旗帜，它被迫再次做出选择。它发起了冲锋，直接冲向了我，直接冲进了我。旗帜被撞飞了，我也是。这只公牛最终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而且，我是一位糟糕的斗牛士。我没法站直身体，没法优雅地挥舞斗篷。然而，即便站在斗牛场里的不是我，即便那是莫罗或是其他一位学生，一位知道如何斗牛的人，最终公牛还是会做出正确的选择。这就是斗牛场中众所周知的事实：在任意一个下午，你都只能训练任意一头牛一定的时间，超过这个时间，牛就会撞人。甚至是这种魁梧的野兽也会和人类一样聪明，学会把斗篷忽略，把人作为目标。

这基本上就是米什金的延迟不匹配任务的一种变体。这只公牛的任务并不是将某个特定选择和正向的结果联系起来。而它要做的任务需要一种更为复杂的记忆形式。这只公牛必须记得它先前所做的失败的选择，并且因此做出相反的选择。当斗篷开始诱惑它时，公牛必须反抗自己的本能，接受记忆的指引，并选择斗牛士来攻击。

公牛确实这么做了，它选择了我，它成功了。而一旦成功，公牛就获得了奖励，即在泥里践踏我的满足感，这个实验结果非常有效。因为现在，公牛又得做一次选择，而它的选项更加简单。学会撞到斗牛士非常困难，然而还是能成功。成功之后就简单了，这个过程强化了公牛的选择与其获得的奖励之间的联系。这类联系不需要任何有意义的复杂记忆形式，就像巴甫洛夫的那条狗听到午餐铃声一样。

因此，这只公牛记住了。这很明显，它能够回忆起过去的事件，并且以此而做出决策。

然而，一个更难以回答的问题出现了。

这只公牛记住我的方式，和我记住它的方式一样吗？

甚至10多年后的今天，这个问题依然困扰着我。我记得那天阳光的热度、牛蹄发出的声响、被撞击到的感觉。我记得那画面，虽然不完整，但很真实。

这种从过去中创造画面的能力，或许不仅仅属于人类。而我们永远都无法确切地知晓。伊丽莎白·默里（Elisabet H.M.urray）是米什金在国家心理卫生研究所的一位年轻同事，多年前，她写了一篇文章，其标题就总结了这个问题：“不会说话的猴子们，能告诉我们关于人类遗忘症的什么？”在记忆研究中，你可以将被试替换为老鼠、海蛞蝓，或者其他任何可以用的动物。最终，任何一种转化型研究（我们试图把对非人类记忆系统的理解转接到人类身上）都会遇到解释不可信的问题。

即便那只公牛能说出它的心思，那么又能如何呢？它面对脑中的画面会怎么样？它会玩弄这个画面，沉思这个画面，将这个画面和其他画面联系起来吗？这些都是我们经常在做的。我回忆起了那段记忆，那只冲锋的公牛、还有一些其他从中延伸出来的记忆，就好像从中心辐射开来的线条。我想起了一本家庭相册里的老照片，黑白照片。里面有我的外祖父，他靠在墙上，一位皮肤深褐色的男子站在他旁边。外祖父弯着手臂，上面挂了一件斗篷。他去西班牙参加一次医学会议时，也试着玩儿过斗牛。之后，还有更多的画面，他在斗牛场里，斗篷伸展开来了，公牛发起了冲击。我不知道，外祖父是否比我玩儿得好，或者说，他那只公牛是否最终做出了正确选择，但外祖父穿得绝对比我好。他穿着一套很好的制服，外面是一件西装夹克，里面是一件衬衫。他看起来似乎没有我当时那么害怕。我的外祖父确实很有勇气。另一条记忆：我记得我在阅读一份关于医学伦理学的专题报告。这次讨论发生在70年代，而外祖父是讨论小组的成员。很巧，卡尔·普里布拉姆也是成员之一，其中还有一位叫做荷西·德卡多（JoséDelgado），他曾经是外祖父和普里布拉姆在耶鲁的同事。德卡多以他给公牛做的实验而闻名；这也就是为何我联想起他。在德卡多的实验中，他给公牛的大脑中植入了一个设备。这是一个遥控设备，德卡多声称，一旦这个设备激活，它将立刻消除公牛的一切攻击性。20世纪60年代，德卡多有一次在斗牛场演示了这个设备，并且他还邀请了报社来参观。读者可以在You Tube上找到演示片段。当时那只公牛在冲锋，而德卡多一直等到最后一刻，然后按下了遥控上的按钮，公牛全身抖动着停住了脚步，看上去它突然有点困惑。德卡多喜欢做这样的演示，也喜欢说些奇怪的事情。在一次讨论会上，他夸耀说，自己发明的神经植入装置会对进化发动革命。“问题，”德卡多说道，“不是‘人是什么？’，而是‘我们能构造出什么样的人？’”。

外祖父用一种微妙的谦卑回应了他。

“德卡多医生，恕我直言，”他说道，“我的工作几乎都在人类身上，我们必须更加警惕神经外科手术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米什金告诉我，他很快就要离开，去参加和一位同事的讨论。这次讨论的题目是“从单个神经元的自发记录得到的功能磁共振成像（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FMRI）相关图”。他试图向我解释这句话的意思，但是我还是有点迷糊。之前，我们在讨论遗忘症，米什金抱怨道，他自己的记忆已经开始衰退，而且还患上了忘名病（anomia），即无法记起日常事物的名字。我并没有在意这些，反而，与米什金的谈话勾起了布伦达·米尔纳和我说过的事情，当时我问她，是什么原因让她保持着大脑的聪慧。“好奇心。”她说道。她每天早上都带着一种探索新事物的真挚激情而醒来，这就是保持她头脑敏捷的原因。

我问米什金，是否他也有同样的感觉，有一种永恒的好奇心。他微笑着点了点头。

“我们所从事的工作，是一种真正有趣的冒险。”他说。

“试图探索大脑是如何运作的！我们做了多少年了？超过60年。没有什么比这更有趣了。”

米什金笑了起来，指着他那副从月球上看地球升起的照片。

“好吧，除了宇宙，”他说。“这世上有两个伟大的秘密：宇宙和大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