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阐释五角星

圣地亚哥（San Diego）一栋实验综合楼的一间安静的会议室里，我拿着圆珠笔，将笔头立在一张纸上。一位年轻的德国心理学家就在我旁边，她名叫露丝·克兰明（Ruth Klaming），手上的一只秒表提醒着我该做什么。一座小金属支架挡住了我的视线，我无法直接看见自己的手，然而我能够从面前桌子上的一面镜子里看到它。这张纸上印着一个大五角星。五角星有两层轮廓，内层和外层轮廓间大概相差一厘米。露丝解释到，我的任务就是绕着五角星画一条线，这条线要画在两层轮廓之间，从顶端按逆时针方向画完，尽量不要碰到这两层轮廓。露丝按下了秒表的开始按钮，于是我开始了。我看着镜子里的手，然后开始动笔，我画了短短一秒，就看到镜中的笔朝着完全错误的方向移动，移向了五角星外侧的轮廓。于是，我停下了笔。我准备再次移动这支笔，但是我一开始，就看到画出的线再次走向了错误的方向，它画出了五角星的轮廓，我的手停住了。我坐在那里紧握着笔，盯着镜子，试图解决这个失误。显然，问题在于这面镜子。在镜子中看到正确的方向时，我得把手往相反的方向移动。换言之，倘若镜像指示，我应该将笔移向自己，那么我就要在现实中将笔移向对面。逆着镜像所提供的视觉线索行动，会有一种生理上的不舒适感。我逆着自己，颤抖着将笔向右边移动了一两英寸，知道笔尖碰到了五角星的第一个拐角，也就是第二个顶点。然后，我再次停住了，想搞清楚接下来手要往哪边移动。然而，我再次搞错了，在慢慢画到第三个顶点之前碰到了边缘。这样一个过程在我之后的画星之旅中重复了多次，直到我画到了起始的那个点。露丝按下了秒表的按钮。

她告诉了我花费的时间，甚至都不介意假装我的成绩很好。之后，她拿开了那张纸，又拿了一张新的过来，然后我又重新开始。一共五张纸，我一共画了五次星星。我的成绩每次都有略微提升，直到第五次，我感觉非常舒适、非常自信，几乎能够克服我所见和所感之间那种奇怪的不适感。

露丝集合了我画星的这几张纸，将它们装订在了一起，然后在设备中新建了一栏。她离开了房间一会儿，我则坐到了桌前的另一个座位上。当露丝回来时，她带来了一个人，那个人我叫他杰森（Jason），而杰森坐到了我先前的座位上。他穿着一条宽松的牛仔裤和一件红色的T恤，上面印着《闪电侠》（the Flash）的闪电标志。他腰上挂着个腰包，里面装着他的手机以及一台掌上游戏机，游戏机里满是经典的任天堂（Nintendo）游戏。杰森将近30岁了，但看起来显得很年轻，他留着束状的络腮胡子，鱼状（mulletish）的发型。

露丝向杰森解释了这个测验，并给了他一支笔，于是杰森将笔尖放到了五角星的顶点。然后，露丝按下秒表，他开始了测验。杰森的第一次测验比我要快，他的第二次甚至更快。他的成绩一直在稳步提升，直到第五次，他画星的速度变得极其之快。露丝向他表示祝贺，然后集合了他的所有画纸，将之装订了起来。

我们在会议室里一起吃了午餐，午餐有三明治和苏打水。露丝在那里，好似杰森的妈妈。

我向杰森介绍了自己。他问我从哪里过来的，我告诉他，我住在育空地区（Yukon Territory），他点了点头。

“那里的人们是不是经常骗你？”他问道。

我一脸茫然，而他停住了片刻，然后带着一声苦笑说了一句妙语。

“还是说，你经常坑他们？”

我笑了起来，然后改变了话题，我问杰森他掌上游戏机的事情。他拿出来给我看，并向我解释游戏机要怎么玩。游戏机装着一个特别大容量的盗版卡带，这盘卡带里面有他最喜欢的游戏：《塞尔达传说》（The Legend of Zelda）、《超级玛丽3》(Super Mario Bros3）、《最终幻想》（Final Fantasy）系列角色扮演游戏。他放下了游戏机，然后我们安静地吃了两分钟。然后，他“妈妈”说话了。

“这是卢克（Luke），”她向杰森说道，并把头靠到我的方向。“你知道他住在哪儿吗？”

杰森用疑惑的眼神看了看我，好像在搜寻某种提示。我等了等。最终他笑了。我明白他又开了个玩笑。

“地球。”他说道。

我告诉他，我住在育空地区，他点了点头，一秒钟之后，我看到了他脸上又一次浮现起的微笑。

“那里的人们是不是经常骗你？”他问道。

杰森年轻的时候，遭受了一次严重的大脑感染，这次感染波及他的内侧颞叶，一次又一次地摧毁了他的海马、杏仁核、爪形钩、嗅觉皮层的大部分组织。感染过后，其带来的损伤奇怪地与我外祖父对亨利造成的损伤类似。杰森也像亨利一样，患上了深度遗忘症。只有他持续关注着一个客体、观念、名字、面孔时，他的记忆才能维持。一旦他的注意转移了，那么之前的一切都会消失。杰森有着同很多失忆症病人一样的反应，即由于无法回忆过去，他们只能关注于当下，搜寻一些线索和暗示来理解周围的环境。这种表面上的便利，使得人们很难发觉其背后的障碍。如果我遇到杰森之前并不了解他，那么我很可能不会怀疑他有任何毛病，直到他重复了育空地区这个玩笑。

午饭过后，露丝让我坐到镜子前再做一次测验。我的成绩比一开始好很多了。我的手似乎知道该往哪边移，知道如何协调视觉上的不一致。当然，我还是有点笨拙，画的线条歪歪扭扭，但是之前的那种僵硬已经没有了。到第二次画五角星的末尾，我完成得比之前更快，犯的错误更少。

然后，我看到杰森也再一次做了测验。他坐到了我之前坐的位置。

“你之前见过这个测验吗？”露丝问他。

“没有。”他说道。

露丝记下了笔记，然后再次向他解释了测验规则，就像她一个小时之前所做的那样。杰森拿起一支笔，把笔尖抵到五角星的顶点，全神贯注地看着镜子。露丝按下了秒表，杰森开始了。

正如之前一样，杰森完成测验比我更快、更准确，到第五次画星时，杰森取得了露丝所见过的最高成绩。

杰森绝对没有第一次参加测验的记忆，到他离开会议室时，他也没有上一次来会议室的记忆。那么，他怎么能够在没有记忆的情况下，提高执行任务的水平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回到半个世纪前的另一个测试室，那里有着另一堆画得潦潦草草的星星。

1957年，在她的论文发表之后，布伦达·米尔纳像以往一样，继续着从蒙特利尔到哈特福德的来往，她乘着夜班车，花上几天时间与亨利待在一起，探寻着亨利遗忘症的深度。一开始，其深度似乎没有极限。对于米尔纳而言，不论他们什么时候会面，她都会看到亨利一副茫然的样子，她感到有点震惊，这是一种再认能力的明显缺失。米尔纳已经非常了解亨利了，但在亨利看来，米尔纳一直都是个陌生人。

米尔纳给亨利做了各种各样的测验，智力测验、词汇测验、面部识别测验等等。在一次非正式的问询中，米尔纳让亨利记住数字5、8、4，然后她离开了测试室20分钟。当米尔纳回来的时候，她问亨利是否还记得这些数字。

“5、8、4.”亨利给了她一个惊喜。

“噢，非常好！你怎么做到的？”

“嗯，5、8、4加起来是17.”亨利回答道。

“把17分成两份，就是9和8.记住8，然后你说了5和4，这样就记住了5、8、4，很简单。”

米尔纳之后又问亨利是否记得她的名字。

“不记得。”他抱歉地回答。

“我是米尔纳医生，”她说道，“我来自蒙特利尔。”

随后，他们聊了一两分钟加拿大。

“现在，”米尔纳最后说道，“你还记得那些数字吗？”

“数字？”亨利说道，“有一个数字吗？”

换言之，亨利在玩弄这些数字，一直想着这些数字，不让这些数字被遗忘掉。难道遗忘症并非像她想的那样严重？米尔纳的这种震惊变成了一种理解，她认识到，亨利并没有真正记住她给的这些数字，因为这些数字从未真正离开过亨利当下的时刻。两分钟之后，当他们转移到别的主题之后，她问亨利是否还记得这些数字，他回给米尔纳一个如同往常的茫然眼神。

之后，一天中午，米尔纳让亨利坐在桌前，在他面前放了一沓印着两层轮廓的五角星的纸。这是一个最新被发明出来的任务，米尔纳得知这种测验后，就把它用在了遗忘症病人身上。她很好奇，亨利会如何执行这种测验，但她预期亨利的结果会很差，这能够让她测量亨利记忆缺陷的又一个维度。

就像杰森一样，就像我一样，也就像米尔纳自己一样，亨利一开始做得很困难，但到第五次就有所进步了。这并未让米尔纳感到惊讶。亨利连着画了五次星，也就意味着，这个任务就像之前的数字5、8、4一样，其从未离开过亨利的心灵。

第二天，米尔纳把另外一张待完成的五角星放在亨利面前。

“你记得之前见过这个吗？”米尔纳问道，亨利摇了摇头。

“不记得。”他答道。

于是，米尔纳向他解释了这个任务，亨利做了，而且做得非常好，就像一天前做的那样好。亨利似乎也很惊讶于自己在这项任务之上的灵巧。

“天呐，这并不像我以为的那么困难嘛。”他说道。

另一边，米尔纳感到的可不止是惊讶。亨利的手沿着五角星的边缘画出规整的线条，而亨利对这个任务并没有有意记忆，看到这一切的那一刻成了米尔纳科学生涯中最有纪念意义的一刻。对米尔纳而言，这一刻就是天启。

亨利并不记得测验，但是他的成绩提高了。米尔纳知道，这并不意味着亨利真的获得了先前任务的某些模糊记忆。她很确定，亨利生活中各种事件刚一发生，几乎就已经过去了。

米尔纳认识到，这意味着，尽管亨利的大脑缺少记录生活中特定经验的能力，但它显然能在无意识层面，保留这些经验的某些方面。换言之，人类大脑中显然至少有两套不同且独立的记忆系统。负责记录特定事件、片段的那套系统，在亨利身上已经无望了。而另一套系统，那套获得并提升习得技能的系统，似乎还未受影响。亨利或许每天都记不得自己做了什么事情，但是他显然能记得自己是怎么做的。

米尔纳对亨利的早期研究已经构成了现代记忆科学的基础，找到了记忆在人类大脑中的位置。如今，她对亨利的进一步研究无疑带来了第二次革命，即大脑包含着至少两种不同且独立的记忆系统，在亨利身上，其中一种系统未受影响，而另一种受了影响。

随后几年里，人们用各种名字命名这两种系统，比如程序性记忆和陈述性记忆、内隐记忆与外显记忆。但在这一刻，米尔纳看着亨利的手精准地沿着油印五角星的边缘移动时，她并没有想好给这个记忆系统命名。她只是沉默而惊叹地看着。

杰森和我在实验室周围散了散步。杰森点燃了一支香烟，我们在安静的街道走着。亨利也抽烟。如今一切都不同了，你身边并不是每天都有一个在戒烟的人。我发现自己很想知道，遗忘症和抽烟是否有某种关联。是否遗忘症病人都更倾向于培养起一种习惯。我曾经也抽烟，抽烟这种事也就是当下你所做之事，不论你抽了多少次。抽烟就是一种冥思的、安静的、无欲无求的行为。问题在于，最终回顾过去或幻想未来的能力，使得抽烟没那么有意思了。最终，我放弃了抽烟，因为我记得自己曾经有着两片更干净的肺，而且我也能想象自己的肺随着年岁增长，阻塞得越来越厉害。像杰森和亨利这样的人对自己的过去了解有限，而且大多数科学家都认为这样的人也无法将自己投射到未来。因此，为什么他们不专注于那转瞬即逝的当下呢，为什么不让当下变得尽可能的快乐，宛如夏花？

为什么他们不抽烟呢？

他们的嗜好和大脑损伤并非仅有的共同之处。杰森和亨利的故事刚刚向世人揭晓时的年龄一样大，而现在杰森也快有了“病人P."这个名号了。有些科学家正在写些有关杰森的论文，其题目就是《当今的病人H.M.》(AModern Day Patient H.M.)。

然而，在21世纪初期做一个遗忘症病人，和在20世纪90年代做一个遗忘症病人完全不同。拿智能手机举个例子。每一位智能手机用户都知道，这种设备可以变成一种记忆的补充，弥补我们大脑的缺漏，防止我们忘掉一些事件和名称。然而，对于一位现代遗忘症病人，一台智能手机不仅仅是记忆的一种补充，更是一种替代、一个假体海马。杰森一直把手机拿在手上，而且一直用它来拍照。他把大部分照片都存放到他的笔记本电脑里，以节省和清理手机的空间，但是他还是放了十几张照片在手机里。

杰森灭了烟，掏出了他的手机，并打开了手机相册。他滑动着屏幕，看着过去几天记录的一些事情，在飞机上看到的圣地亚哥的景象、一片阳光沙滩、实验室外的风景、那位心理学家露丝。还有几张照片拍的是他家，里面有几辆皮卡和他的朋友们。杰森看着这些照片，一边向我描述里面的内容，看到最后一张照片时，他把屏幕往右边一滑，第一张照片又弹了出来，于是他又向我描述了一遍，正如他之前做的那样。

杰森比亨利更为独立。他自己一个人住，这导致了一些问题：他的一些老朋友从他身上占小便宜，并且总是偷他一点钱，而杰森总是忘记这些偷窃，因此也从不需要去宽恕他们。每次这些人一出现在他门前，他总是让他们进屋。我们会面时，杰森正在安装一套高科技监控系统，这样他就能看到门前的每一个人，并最终决定谁可以进屋。然而，杰森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独居的。GPS甚至能让他独自驾车。只要他设定好目的地，他就能跟着GPS导航开到目的地，即便当他到那里时，自己都忘了为什么要开始这趟旅途。这种实时驾驶设备，以及所有这些实时决策，对他而言都不是问题。而且，杰森甚至可以阅读小说，这一点，亨利从未做到过。杰森喜欢斯蒂芬·金（Stephen King）的小说。他读小说时，每隔十几页就会在书页边缘写下一段简短的剧情概要。这一点很让人惊讶。然而，以上都是一些补偿性的措施、一些应对策略，而非解决办法。遗忘症要处理的核心问题依然存在，即杰森记不住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

我们聊了电子游戏，聊了杰森最喜欢的香烟牌子，聊了他想买的车，聊了他高中时打过的架。那时杰森在走廊上，之后他被停课了。我们还聊了他曾经的一位女朋友，聊了杰森最喜欢的乐队。我很喜欢杰森，他善良、开朗、活泼，还有点调皮。我们有很多共同的爱好。这些共同点好似我们之间的连接、我们之间的羁绊。

但是，我们并没有连接，或者说他没有。因为到这一天结束的时候，杰森并不会记得我。我会从他的脑子里消失，不留一点痕迹。

与一位遗忘症病人谈话是一种解放。我忽然意识到，我可以对他说任何东西，我心底最深的秘密、我最难以启齿的渴望，而他会倾听并回应我，给我一些信息，甚至是建议，但是他绝不可能告诉别人。杰森从这个方面来看就像是个牧师、心理治疗师、一本日记，甚至比日记还要安全得多。

然而，也有令人伤心的事情。这个年轻开朗的人，了解着周围的世界，但既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他永远走在路上，走在纷繁的过去与无法触及的未来之间那条紧绷的绳索上。

杰森抽完他的烟，又点燃了另一支，然后再次递给了我一支，而我第二次告诉他我不抽烟。

“我们要回实验室了，”我说道。

杰森让我带他走，他并不知道他要去哪里，也没有问任何问题，只是抽着此刻这第一支也是最后一支香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