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以遗忘症病人H.M.闻名的麻省理工研究项目

我母亲还记得，她几个晚上都坐在卧室的窗前，拿着一个锡罐放在耳边。她的卧室在房子的二楼，房子在斯蒂尔北路（North Steele Road）334号，在康涅狄格州西哈特福德旁边的一片树荫下。我母亲弄掉了罐头的顶部，并且在底部钻了一个孔，她用一根粗绳插进这个孔，并且在绳子上打了一个大结，这样即便她用力拖拽，绳结也不会解开。绳子从这个罐头底部一直延伸，穿过斯蒂尔北路，到了另外一边的一所房子二楼卧室的窗子里，我母亲最好的朋友苏珊（Suzanne）就在那里，对着她那个锡罐说话。这两所房子一模一样，是由同一个建筑师设计的，它们隔着这条街互成镜像。苏珊说的话会沿着绳子震动，传递到母亲那边的锡罐中，并进入我母亲的耳朵。

她们俩在一年级的时候就是邻居，直到高中还一直是邻居。但苏珊和我母亲都不记得她们做的锡罐电话有多久的历史了，也不记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的。她们也不记得她们谈话的具体细节。她们或许聊过朋友、电影、音乐、我母亲的狗威格尔斯（Wiggles）、苏珊的狗思奇比（Skippy）。或许她们还聊过最新的广播剧《魅影奇侠》和《独行侠》，最后或许还聊过男孩子们。

这两位战后美国城郊的年轻女孩，发着原始的短信进入深夜。

在冬季的周末，外祖父会带着苏珊和我母亲，以及我两位舅舅彼得和巴雷特去滑雪，他开着车在山里来来回回，速度像往常那样惊人。苏珊的房子和我母亲的房子一样，但是她们的父亲完全不同：苏珊的父亲是一位谦逊而平凡的商人；外祖父却是位时髦的外科医生，有着一堆跑车。很早开始，苏珊就决定长大后要当一名医生。她准备了她自己的急救箱，并带着它去参加夏令营，于是夏令营中朋友们的膝盖擦伤或是蜜蜂叮咬，她都能处理好。

不论苏珊对外祖父多么仰慕，但很明显，有些东西并非相互的。高中时有一次，我舅舅巴雷特和另一个男孩在后院打架。很多孩子聚集在一起看热闹，外祖父也跑过去看。苏珊当时也在场。她支持着另外那个男孩。巴雷特打输了，外祖父一把抓起苏珊，把她拖出了院子，并且告诉她，我们家再也不欢迎她了。这是唯一一次，我母亲见到外祖父对另一个人进行身体攻击。

1955年，也就是亨利的手术两年之后，我母亲和苏珊都从西哈特福德的私立牛津学校（private Oxford School）毕业了。她们之后都进入了史密斯学院（Smith College）。苏珊进入了医学预科班，但她的第一门课程——化学——就让她放弃了童年时想成为医生的理想，因此她转到了心理学专业。我母亲进入了英语专业。毕业之后，她们两人的人生道路就分叉了。在当了一段时间雅芳推销员（Avon Lady）之后，我母亲对早教产生了激情，她开办了一系列托儿所，那是一种社会经济和种族一体化的原型。然而，苏珊继续接受更高的教育，并且取得了博士学位，当了一名大学教授。但是，她们仍然是朋友。她们最终定居在波士顿，也就是我出生的地方。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经常见到苏珊。我母亲会邀请她来家里吃晚餐，或者我们一起出去吃。苏珊结过婚，然后又离婚了，并且她把姓改成了科金（Corkin）。她有三个孩子，两个男孩一个女孩，基本都和我年龄相仿。

我知道苏珊是我母亲最早的朋友，但是除此之外，我对她了解不多。

而现在，我了解得更多了。

比如说，我了解到，外祖父去世时，我母亲帮忙处理他的地产，她给了苏珊一件不寻常的纪念品，即一个无名的人类头骨，外祖父一直将他放在家里的办公室里。

我也知道，苏珊从外祖父那里继承的不仅仅是那颗头骨。

外祖父去世的十几年前，她就已经接管了外祖父最著名的病人。

从史密斯学院毕业之后，苏珊·科金搬到了蒙特利尔，继续在麦吉尔大学攻读心理学博士学位。1960年，当她刚到蒙特利尔时，她在《神经学，神经外科和精神病学杂志》上读到了一篇论文，她意识到，文章的一位作者威廉·比彻·斯科维尔正是她小时候住在街对面的那位威廉·比彻·斯科维尔，也就是那位时髦的神经外科医生，她最早的朋友的父亲。当然，另一位作者就是布伦达·米尔纳。一年之后，科金有机会加入米尔纳在蒙特利尔神经学研究所的实验室，于是她去了。当时，科金博士论文的主题是探索不同类型的脑损伤对躯体感觉机能的影响，原本是对触觉的影响。科金研究的被试大多都是瓦尔德·潘菲尔德的病人，也就是被潘菲尔德做手术治疗癫痫的那些人。科金让他们做各种任务，比如说试着通过操作，来归类同一类物体——一把梳子、一个瓶盖、一堆火柴，或是当她让两个尖点在他们的皮肤上缓慢移动时，他们能在哪一刻区别出这两个点。正如她的导师米尔纳一样，科金成为一名严谨的研究员，她仔细地做笔记，努力地去判断，某些感觉缺陷是否是由于病人的个人历史所导致的，而非由于脑损伤导致的，比如有一位病人的触觉迟钝，科金就假设他是由于拇指上起茧导致的，这是病人所做的保洁工作的结果。

尽管记忆并非科金的关注点，但她所做的其中一项测试的确和记忆有关。这项测试被称为触觉引导迷宫，用于测试仅通过触觉来学会走迷宫的能力。迷宫由铝片制成，被放到了一个木箱子里，前面用一块帘子遮住。被试要把手伸到帘子背后，然后用一支铁笔从迷宫的起点走到终点，每当铁笔触到死胡同时，科金就会摇响铃铛。她会用秒表记录被试用了多久来完成测试，然后科金会让被试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走迷宫，看看他们是否最终会走得更快，犯的错误更少。科金的主要目的是测量被试学会迷宫路线的能力，但当然，这也是一项记忆任务。倘若被试能更好地走出迷宫，那是因为他们记住了正确的路线。潘菲尔德的大多数病人都能很好地完成任务。不论潘菲尔德给他们的大脑造成了什么样的损伤，这种损伤一点都不会影响他们通过触觉或其他感觉学习的能力。

之后，在1962年5月，亨利造访了蒙特利尔神经学研究中心。米尔纳组织了这次造访，这是米尔纳第一次在外祖父哈特福德的办公室之外观察亨利。亨利同他母亲莉齐（Lizzie）乘坐夜班火车去的蒙特利尔。他们在那里待了一周，晚上就住在研究中心附近的宾馆里。莉齐一生大部分时间都住在静谧的康涅狄格州和乡村的路易斯安那州，她似乎对蒙特利尔的喧闹感到很害怕。米尔纳鼓励她出去走走，了解了解这座城市，但是莉齐不这么选择，而是整天坐在研究中心走廊的长凳上，等着科学家们完成对她儿子所做的实验。米尔纳担心莉齐会感到无聊，但是她对亨利则没有这种担心。一方面，倘若每一分钟对你而言都是全新的，它脱离了先前的时间链条，那么你很可能不会感到无聊。另一方面，科学家们让亨利忙碌了起来。

那一周，亨利做了大量的测试。很多测试都是他之前做过的，尽管他并不记得了。米尔纳和她的研究生再次测试了亨利的智商、他对数字的即时回忆能力、他在镜中画星的能力等等。米尔纳想知道，是否时间的流逝会给亨利的结果带来什么改变。然而其并未带来任何显著的改变。米尔纳也允许她的研究生们自己花时间和亨利工作，让他完成一些新测试，只要他们觉得这种测试能够带来启发。亨利当时还没有出名，但是他作为研究被试的独特重要性已经很清晰了。即使是在研究中心，在这里与脑损伤病人工作已经成了常态，亨利依然非常特殊，他双侧大脑的损伤、他的深度遗忘、他在科学上无可置疑的用途，这些都非常重要。

科金那一周第一次见到亨利。她在研究中心的走廊上朝亨利和他母亲挥了挥手，然后就带着亨利回到了测验室。科金和亨利简单地聊了会儿，聊他们共同的故乡哈特福德。科金的妈妈和亨利一样，曾经也上过圣彼得学校，而科金于1937年出生在哈特福德医院，正好在亨利转变成病人H.M.的16年前，某种意义上来说，他诞生于外祖父的手术室。亨利比科金大11岁，但两人来自完全不同的家庭背景。亨利来自工人阶级家庭，但科金认为她所受的是特权式的教育，然而他们却有着共同的人生经历。聊过一会儿之后，科金让亨利坐在桌子前，并抽了一张凳子坐在他对面。桌上放着触觉引导迷宫，尽管迷宫前面挡着一块屏幕，因此亨利看不到它。科金解释了测验的步骤，然后给了亨利一支铁笔，抓着亨利的手放到迷宫的起点。科金温柔地引导着亨利完成迷宫，让他了解了一个基本的方向，然后又把他的手放到了起点。科金松开手，拿起秒表和铃铛，亨利开始了。

亨利第一次完成迷宫几乎犯了80次错误，每次都惹得科金摇铃。第二次和第三次，他犯的错误稍微少了点，直到他第十次尝试，又有了一些进步，只犯了72次错误。然而，到第11次，亨利的成绩又退回去了。他犯的错误甚至超过了80次。科金用迷宫测试了他两天，数十次地观察他，发现在他犯的错误方面，他几乎毫无进步。很明显，亨利的遗忘症使他没法记得正确的路线。这并不令人吃惊。然而，之后重新回顾这些数据时，科金注意到了一件事：尽管亨利总的错误率并没有降低，但他完成迷宫的时间有进步。在亨利第一次尝试时，他花了大约90秒完成测试。而最后一次测试时，他只花了不到40秒。因此，尽管很明显，亨利并没有学会走迷宫本身，但他还是学会了些什么。尤其是，他越来越熟悉走迷宫的物理步骤，熟悉拿着铁笔穿越隐藏的迷宫。和很多人一样，亨利一开始移动铁笔很慢、很笨拙，但是最后，他对铁笔的操作变得快速而自信。这和米尔纳给亨利做的镜像测试的结果非常类似。这也是另一个证据，证明亨利的程序性记忆、如何做一件事的记忆并未受损。然而，这种令人振奋的差异就在于，科金的触觉引导迷宫确实既展现了亨利未受影响的程序性记忆，同时也展现了他受到摧毁的陈述性记忆。在这样一个精妙的实验中，亨利的优点和弱点第一次同时展露无遗。

对于像科金这样的年轻研究生而言，这可是令人兴奋的时刻。这也是关键时刻，尽管她当时并没有意识到，亨利也没有，但这最初的会面正是科学史上研究被试和研究员之间最为紧密的那段关系的开端。科金在1964年7月提交了她的博士论文，题目是《男性局部脑损伤后的躯体感觉机能》（Somesthetic Function After Focal Cerebral Damage in Man），尽管亨利在这篇文章中只是个配角，但他已经开始成为科金事业中的主角。

从麦吉尔大学毕业之后，科金从蒙特利尔搬回了新英格兰，在麻省理工心理学系任教。这是个新系，一位名叫汉斯·卢卡斯·托伊伯（Hans Lukas Teuber）的德国移民创立了这个系，同年科金就成了托伊伯最早招聘的员工之一。托伊伯来到麻省理工之前，顺道去了哈佛和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他凭借着严谨的研究已经，树立了名声，尽管他研究的脑损伤个案大都是战争的产物，而非手术的产物。当时，托伊伯的大多数研究被试一直都是老兵，那些人都遭受着各种各样的贯穿性脑损伤，托伊伯用绝妙的测试，发现了损伤的大脑是如何影响他们的，并且还推测正常大脑如何运作。正如托伊伯所言，他认为脑损伤是“自然的实验”，而且他还热衷于倡导研究脑损伤的价值，认为“对大脑机能障碍的研究，可以作为一种线索，来认识中央神经系统运作的一般模式”。托伊伯也想将他的这种损伤方法注入他在麻省理工建立的心理学系。

科金显然很合适。像她的新老板一样，科金也积累了大量和脑损伤病人一起工作的经验。但她的病人不像托伊伯的病人，科金的大多数研究被试都不是“自然事故”，而是有意的手术的产物，这些病人当中，病人H.M.当时毫无疑问成了历史上最重要的脑损伤病人。当时的科学家们用一个词来描述他，他们称H.M.很纯粹。纯粹这个词与道德或是卫生并没有任何关系，其完全是解剖学意义上的。外祖父的手术创造了一个活的、能呼吸的测试对象，其大脑损伤能让人们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探求记忆的神经学基础。倘若没有这种手术，那么像亨利这样的病人就不会出现。正如科金在多年之后的解释，托伊伯习惯于研究的那些士兵，那些被击中头部的士兵，很难设想他们的大脑能够像亨利的那样：“要得到一个纯粹的病人很难得。因为要是两边海马都被击中，那你就死了。我觉得死掉是最为可能的结果。”

托伊伯认识到了亨利的重要性，因此他也认识到了科金与亨利关系的重要性，更别说她与布伦达·米尔纳、威廉·比彻·斯科维尔的私人关系。托伊伯通过雇用科金，他得到的不仅是一位使用他所中意的脑损伤方法的一流科学家，还有一位世界一流的脑损伤病人。的确，科金进入麻省理工不久之后，托伊伯就开车去了外祖父在哈特福德的办公室，这是他的第一次拜访，之后还有很多很多次。亨利就在那里等着他，而且亨利还和托伊伯一起驾车回到了坎布里奇（Cambridge）。他们把车停在一栋新的红砖建筑外面，这座建筑叫做“临床研究中心”，托伊伯领着亨利进入了一间小卧室，亨利要在这里住上两周。在这第一次会面之后的40多年中，亨利来了临床研究中心54次，有时候会在这里待上一个月。大量的临床数据开始堆积起来，这成了史上在单个研究被试上积累的数据量之最。然而对于亨利而言，这个新家并没有比他第一次到访时显得更为熟悉，当时他在夜里三次跑向护士，并且提出了一个充满歉意的问题。

“我在哪儿？”亨利问道，“我怎么来到这里的？”

汉斯·卢卡斯·托伊伯于1977年去维尔京群岛（Virgin Islands）度假时，溺水而亡。

此时，麦吉尔大学的布伦达·米尔纳把对亨利有关研究的控制权让给了麻省理工。这一举动有多层意义。其一，亨利曾经所住的哈特福德更接近坎布里奇，而非蒙特利尔。其二，米尔纳已经在很多方面取得成绩了，她早期与亨利的工作直接带来了两项突破性的发现：一、记忆机能与大脑的特定部位有关。二、大脑中至少包含了两套不同且独立的记忆系统。对于米尔纳而言，这已经足够了。米尔纳仍然非常好奇，非常热心于研究，仍然在研究中心与脑损伤病人一起工作，但是她的兴趣逐渐从双侧颞叶转到了额叶。她研究了病人H.M.，并让他出了名，而这又反过来让米尔纳出了名。现在，米尔纳决定放他走。说实话，在个人层面上，这也并非艰难的决定。亨利的记忆缺陷、他无休止地重复同样的故事、他无法记住米尔纳或任何人，都使得除了一种表面关系之外，人们很难与亨利建立任何深入的友谊。“我们发现，我们开始像看待一只宠物一样看待他，”米尔纳曾经告诉一位采访者。“他丧失了人性。你没法与这个人建立一种友谊或某种人类的情感关系。”

托伊伯死去之后，科金成了研究病人H.M.的看护者，这个地位，她一直保持到H.M.死后。在科金写的一本有关亨利的书里，她这样解释道：“直到20世纪70年代，我已经成了那些想要研究他的人们首先要接触的一个人。汉斯·卢卡斯死于1977年，布伦达·米尔纳继续研究着其他主题，但一直保持着对亨利的强烈兴趣。我开始照顾作为病人的亨利。”科金认真地担负起了对亨利的新责任，而且向人们显示出了对亨利人生幸福的真挚兴趣。她会在节日时送亨利一些明信片，在他生日时送他花。科金会确保亨利不会缺少用于字谜游戏的书。她以自己的方式把亨利照顾得很好。

而亨利也以自己的方式很好地照顾了科金。继承了世界上最为重要的人类研究被试，这对科金的事业而言有很大的帮助，不论是在科学方面还是职业方面。托伊伯死后，麻省理工鼓励科金建立自己的实验室，尽管最终成千上万的研究被试加入了新的行为神经科学实验室（Behavioral Neuroscience Laboratory）中的研究，但亨利无疑是实验室里最珍贵的资产。许多申请和科金一起工作的研究生和博士后，都非常渴望有机会能与病人H.M.一起工作，而且几年的时间里，实验室里产出的论文中有22%都有关亨利。不论是在科学团体还是一般大众中，这些论文都吸引了大量的关注和兴趣。这些关注和兴趣都让科金和她的实验室为人熟知，从而带来了数百万美元的私人和联邦投资。“我开始意识到亨利作为研究参与者的无限价值，”科金之后写道，然后又加了一句，“对我实验室的名气而言，亨利无疑是个恩惠。”

科金成了亨利的看护者，拒绝着外界那些想要和亨利一起工作的研究员们的请求。她说自己“有种强烈的感觉，即亨利不应该开放给每一个想要见他的人”，而且倘若科金允许“所有那些感兴趣的研究者来测试并采访亨利，这种免费的结果会榨干他的时间和精力”。甚至在实验室内部，科金也对那些得到允许和亨利交流的人，提出了严格的规则。她禁止拍照和录像。直到今天，都没有公开任何有关亨利的视频。一位来自新西兰（New Zealand）的神经心理学家詹尼·奥格登（Jenni Ogden）在科金的实验室里工作了数年，她回忆道，1986年，当她在给亨利做一些测试时，曾偷偷地拍了几张他的照片。多年之后，当奥格登离开实验室，并在奥克兰大学（University of Auckland）开始自己的研究时，她曾和科金有过一次友好的电话聊天，当时她提到自己曾拍的那些照片。

电话那头的科金沉默了。

“我要你把那些照片发给我，”她友善地说，“而且我要你销毁那些底片。”

同样，全世界记忆研究领头人物之一恩德·托尔文（Endel Tulv-ing）遇到亨利时，他问科金是否可以录下他们之间的对话，而科金拒绝了。“这很愚蠢。”托尔文之后说道。

著名的波士顿大学（Boston University）神经科学家、美国文理科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成员霍华德·艾肯鲍姆（Howard Eichenbaum）告诉我，有两种方式可以解释科金对亨利狂热的保护。艾肯鲍姆通常用老鼠工作，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他和科金合作过几篇涉及亨利的论文。“显然，我认为她会说她很大程度上保护了亨利，”艾肯鲍姆说，“但是这其中有两个缘由。”他解释说，像科金这样的研究者，当他们获得了接触像亨利这样重要的人类研究被试的特权时，他们会知道“这就是他们的资源，这就是他们获得数据的来源”。艾肯鲍姆用专注于动物实验的研究者作为对比，这些研究者“总是能得到老鼠”。但对专注于人类实验的研究者而言，他们可不能指望能找到另一个亨利。“任何一个有遗忘症病人的研究者都会保护自己的案例，”艾肯鲍姆说道，“因为，他们想对这些病人做实验。他们不可能一次性做完这些实验，因此实验会持续很多年，他们不会愿意与别人一起分享。”艾肯鲍姆说，科金和她的同事们不可避免地会对亨利产生占有欲。“尽管你显然不可能占有别人，但他们在某种意义上占有了这份资源。他们能够接触到这份资源，因此他们想自己在这份资源上做实验。”

据艾肯鲍姆所言，科金作为看护者的强硬是可以理解的。毕竟，“科金的事业都基于拥有这份私权。”

记忆科学家们经常会说，知道某个事实和知道你能从中学到什么，这是两码事。比如一个简单的问题：法国的首都是什么？这个答案可能会立马在你心中闪过。那么，另一个问题：你是什么时候知道这个事实的？如果你和大多数人一样，那你肯定不知道。在大量的相关事实中，某个特定的事实一闪而过，而其他那些事实可能自出现起就完全没有联系。这些基本没有联系的事实的储存所，正是你的语义记忆。

语义记忆和陈述性记忆不同，后者是充实的叙事的记忆，而不仅仅是事实。当你启动陈述性记忆时，你启动了某种形式的心灵时间旅行，这场旅行会把你带回某个特定的时空，唤起你曾经经历过的场景。当你启动语义记忆时，你的心灵等于是在百科全书或是相册中翻阅，摘取某些信息，而其来源可能并不清楚。偶尔，语义记忆可能也是自传性的。你可能明确地知道，你能用手走路，但不记得第一次学会这么做的那一天了。按神经科学的说法，这就是“知道是什么”和“知道怎么样”的差别。

在苏珊·科金对亨利的研究过程中，有一件最为显著的事情浮现了出来，这件事与陈述记忆和语义记忆有关。在科金研究之前，对亨利遗忘症的基本认识可以总结如下：他大脑的损伤使他无法获得新的陈述性或语义记忆，但他手术之前获得的陈述性或语义记忆基本是未受影响的。而现在的结果是，这种看法并不正确。通过一系列的实验，科金和她的同事得出结论，基本上亨利所有的陈述性记忆，甚至是手术之前建立的记忆，都不存在了，或者是完全无法提取了。亨利不仅仅是没有术后的陈述性记忆，他根本就没有陈述性记忆。他没法做我们能做的事，即用我们的心灵重新经历我们的生活故事，亨利剩下的能力，只是翻阅他脑子里那些没有关联的事实，而无法将它们串成真实的、活生生的叙事。正如科金所言，亨利的整个过去，甚至是手术之前的过去，都已经“语义化”了。

尽管在麻省理工这样的机构里，科学家们可以得到最好、最贵的神经科学设备，核磁共振成像仪（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正电子断层扫描仪（Position-Emission Tomography）、脑电图仪（Electro-en-cephalograph）等等都有，但科金和她的同事验证亨利缺乏获得陈述性记忆能力的方法还是科技含量太低。他们长时间地与亨利访谈，询问他的过去。亨利能够轻易回忆起自己的出生日期，即两个26，但是当他们让亨利描述特定的某次生日聚会，或者任何一次生日聚会时，亨利却做不到。他会想起关于自己、关于家庭、关于世界的一些事实，但他没法将这些事实串成一段叙事性的故事。亨利这种基本的缺陷，以及一些对此补偿性行为，都令人感到难过。

“你最喜欢的一段有关你母亲的记忆是什么？”科金在1992年的一次访谈中问到亨利。

“嗯，我……她是我母亲。”

“但是，你能回忆起某段特别的事件吗？比如说一次节日、圣诞节、生日、复活节？”

“关于圣诞，我在与自己争论。”

“那么圣诞节呢？”

“嗯，因为我爸爸是从南方来的，他们在那里不庆祝，不像这里——北方。他们没有树，或者任何什么东西。而且……呃……但是他来到了北方，即便他出生在路易斯安那州。而且我知道他出生的那座小镇的名字。”

另一位研究员曾问亨利，是否谈过恋爱。亨利告诉她，他谈过。

“好的，跟我说说吧。”

“嗯，就是一种感觉，有任何可能的方式。就是你陷进去了，而你还不知道。”

“当你第一次感觉到爱上某个人的时候，你能告诉我当时的情况吗？某件特定的事情？”

“不行。”

“不行？你想不到？你能想起童年时某件持续了几个小时的事情吗？你能想起任何类似的事情吗？”

“不，我做不到。”

亨利基本上完全缺乏陈述性记忆与此有关。我们是讲故事的生物，我们会花大量的时间将我们过往的事实串进当下的叙事中。无法做到这一点的心灵基本上就像是外星心灵。遗忘是一方面，我们的记忆都是不完整的，但是亨利的缺陷则不是如此。以亨利的视角、以他的心灵来体验生活，这或许不可能，但重要的是要记住，我们自己生活中的大多数陈述性记忆，都会随着时间流逝而语义化，脱离原来的情境。比方说，我自己的陈述性记忆就有数不清的漏洞、缺失。

我不知道我第一次听说病人H.M.是什么时候，也许是从我母亲那里听说的。也许当时我还是个孩子，我母亲告诉我，我的父亲曾经做过一次实验性的手术，而那位病人成了一位重要的研究对象。又或许我是通过其他方式知道病人H.M.的。我很清楚，我上大学的时候，对H.M.的故事就有个模糊的印象。我曾经和一位心理学专业的姑娘约会过一段时间，我还记得，我试图给她留下个印象，即我的家庭与她教科书里最核心的人物之一之间的关系。然而，记忆的种子进入我心灵的具体时间，我已经忘记了，唯一剩下的只是一些不相关的事实，我从这些事实中了解到了病人H.M.的大概故事。我知道我已经了解，但是不知道怎么了解的。

我最开始追寻亨利的故事当时发生了什么，这一段记忆则丰富得多。

2004年3月，我前往芝加哥，参加《城市与地区杂志协会》（City and Regional Magazine Association）的全国性年会。我当时已经为《亚特兰大》（Atlanta）杂志撰文写作一年了，写了大量关于当地的嘻哈明星、新纳粹侦探、吉米·卡特（Jimmy Carter）的作品。会议的最后一天，有一个大型宴会以及颁奖仪式，我也获得了一些奖项。宴会上的一位评委曾是《时尚先生》（Esquire）的编辑。一周之后，他打电话给我，问我是否有想法写个故事。

这对我而言是个巨大的机会，是一次走出当地、走向全国性杂志的机会。我花了好几天来构思草稿。我第一个想到的故事关于一个名叫威廉·福曼（William Furman）的人，他既是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又实际上是个无名氏。福曼曾经是一位死囚，他的案子后来被翻案了，导致了美国历史上死刑的暂时废除。他是个杀人犯，矛盾的是，他曾经救了数百个本会死掉的人的性命。

《时尚先生》的编辑特里（Terry）否定了这个草稿。尽管他的拒绝很委婉，并且给了我些建议：“想想那些只有你能说出的故事，这些故事出于你的激情、你的特权、你的视角，甚至是你个人的经历。想想那些潜力非常丰富的故事，故事里有多个层次，能让读者产生共鸣。”

几天之后，一个新的故事想法出现了，这个故事似乎满足特里的要求。这个故事和我个人有交织，而这也会让其他人产生共鸣。这是一个我一直都非常感兴趣的人物的形象。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和威廉·福曼非常像，既是个历史人物，但也是个无名氏。

而且重要的是，他这个人，我觉得我能得到特权去接触他。

毕竟，我母亲最久的朋友就是他的看护人。

我给特里发了一份关于病人H.M.的草稿，并将他描述为“也许是唯一一位完全活在此刻的人。这个此刻持续了55年。”这份草稿非常直接，其按照我当时的理解，呈现了亨利和我外祖父的故事的概要。

特里很快回了我七个字：“喜欢，就这么干吧。”

于是，我写了一封信给苏珊·科金，一封真正的信，一封白纸黑字邮寄出去的信。我告诉她，我想给《时尚先生》写一篇病人H.M.的作品，而且杂志社也表达了对此的兴趣。我还附上了一份我已经发给特里的草稿。第二天，我用追踪编号查询这封信，确定信已经寄了出去。然后，我等待着。

我并没有听到回音。当天没有，第二天也没有，之后也没有。

我又电邮苏珊，之后又打电话给她，单位和家里的电话都打了。我从我母亲那里得到了她的手机号码，并且还留了语音留言。

最终，在我寄出信的一周之后，我的手机响了。

我认出了苏珊的声音，尽管她那冷酷而尖锐的声音，对我而言很陌生。

“我非常希望你在寄出这份草稿之前能见见我，”她说道。“有没有可能让《时尚先生》把这份草稿还给你，或者把它销毁掉？”

我上次见到科金是在一年前，当时她和她儿子，以及我母亲和我，一同去坎布里奇的一家墨西哥餐厅吃饭。关于那晚的事情，我记不起太多，只记得科金的儿子当时准备饭后去外面跳舞，科金退掉了一杯酒和一盘开胃菜，因为那两样她都不喜欢。如果我和她当时有所交流，那肯定是很肤浅的谈话。她是我母亲的朋友，不是我的朋友。

虽然，她一直都不是我的朋友，但是她一直都很友好。

然而在电话中，她好像不是这样的。她用那冷酷的语气告诉我，我不可能见到亨利。首先，是关于亨利这个名字的问题。我在草稿中用了这个名字，而这触怒了科金。她说，我必须要明白，病人H.M.的真名，他的姓和名都是秘密。科金承认，亨利的名字曾经有几次公之于众，包括在她自己的课堂上。比如说，几年前出版过一本关于亨利的书，名字叫做《记忆的幽灵》（Memory's Ghost），书里就称亨利为“亨利·M”。然而，我用了亨利名字这件事还是触怒了她。而且，她还说我的草稿中有“很多错误”。比如说，我关注于海马，但“最新的研究显示记忆不仅仅涉及海马”，这也触怒了她。

“这就是为何我不能给你任何关于他的记录，”她说道，“而且出于同样的原因，你也不能见他。你从那样的会面中不会有很多收获。我觉得，他最近有点中风。”

科金简短地道了歉，因为这么久才给我回信，然后她说自己很忙，要挂了。然后她挂了电话。

之后的几周中，我和科金又通了几次电话和邮件，我试图说服她改变想法，让我见见亨利。我还又写了一封信给她，明确地表示，不论她是否合作，我都会开始报道这个故事。接到这封信后，科金突然似乎变温和了。她打电话告诉我，其实有可能让我见亨利。她和我讨论了关于亨利的保安的问题，保安可以给我临时的许可。科金说，采访的时候，她必须在场，而且她要先和麻省理工的律师讨论一下，在会面之前会给我消息。科金甚至告诉了我会面的大致时间，11月或12月，也就是亨利下一次到访麻省理工的时间。

这一次谈话之后是更长时间的沉默。我反复追问，想确定会面的日期，而科金反复地告诉我，她还没有机会和律师说，但是很快就会去说。

我有种感觉，科金在拖延时间，希望我花费了太多时间，以至于超过截稿日期。

在我第一次构思这个故事的两个月之后，科金发给了我一封电邮，里面包含着一份法律合同。

保密协议

签字人卢克·迪特里希（Luke Dittrich）（下文称为“接收方”），考虑到某些信息、知识的用途与由苏珊·科金博士（下文称为“信息”）主导的麻省理工研究项目“遗忘症病人H.M."有关。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下文称为“麻省理工”）准许签字人使用这些信息，以下是同意条款：

1.接收方同意承诺绝不将此信息用于商业利益（除接收方内部的技术评估外）。接收方还需了解，所有信息，包括通过对病人的访谈所获得的个人健康信息，这些信息受控于健康保险便利和责任法案（Health Insurance Portabilityand Accountability Act,HIPAA），还需同意承诺永远不对第三方公开任何部分的信息。

接下来的一条协议承认，我对麻省理工负的合约责任不会涉及麻省理工没有提供给我的信息，或者是我在签订协议之前获得的信息。之后的条款还警示道，倘若我有其他员工，那么他们也要遵守协议，“保护信息的机密权和所有权。”最后，这封协议以这一点结尾：

4.麻省理工理解，接收方给麻省理工提供30天时间，以检查每一份出版物中是否有对麻省理工的信息无意中的泄密，之后接收方可以自由出版技术评估结果。如果在出版物中找到任何此类信息，那么接收方必须同意在出版前删除此类信息。

这封协议让我觉得有些奇怪甚至不安。协议里对亨利这个人的描述是“一个名为‘遗忘症病人H.M.’的麻省理工研究项目”。“信息”对于人/项目的定义很模糊，而且我显然只能接收而不能使用这些信息，而麻省理工最终的要求说，我想要出版的是“技术评估”。协议中对用在病人H.M.身上的“所有权”一词也非常奇怪。然而我并不是一名律师，于是我将这封协议发给了《时尚先生》的律师，他很快回复了我，叫我不要签字，因为这份协议“不适合新闻业”。

我想起，在科金收到我第一封信之后，我和她之间的那通电话。她当时向我解释了，为何我用亨利的名字让她不高兴。

“我们从来都只称他H.M.，”科金说道，“这很重要。因为如果我们不这么做，那么人们就会找到他。”

看看科金是否正确的时刻到了。

2004年11月8日，我乘早班飞机从亚特兰大飞往哈特福德，决定要找到病人H.M.。我的计划是首先搞清楚他的姓氏，然后借着这条信息来找到他这个人（找到姓氏之后怎么做，我并不知道）。在我的记事本上，我列出了所有之前获得的关于病人H.M.的个人信息。写过H.M.的科学家都很谨慎，没有揭露太多信息，总的来说他们控制得很成功。自1957年来，数百篇写H.M.的文章中，没有一篇揭露了他的身份信息。但是，如果你读了大量此类文章，那么你也可以拼凑出一幅不完整的图景。

我知道他生于1926年2月26日。

我知道他父亲的名字是古斯塔夫，而这位古斯塔夫生于1892年，出生地是路易斯安那州拉福什堂区（Lafourche Parish）的蒂博（Thibodaux）。

我知道他外祖父曾经一直是当地的副警长。

我知道亨利曾加入了哈特福德市中心主大街（Main Street）的圣彼得教会，并在那里受洗，第一次领圣餐。

我知道他曾经在安德伍德打字机公司（Underwood Typewriter）的工厂工作。

这就是我全部知道的。

我在中午之前就到了布拉德利国际机场（Bradley International Airport），我开上了租用的汽车，然后开始调查。

我从哈特福德人口记录局（Hartford Bureau of Vital Records）着手，我跟办公柜台后面的那位女士说，我想查询亨利的姓氏，并且给了她一些相关信息。而她告诉我他们的数据库没有办法这样查询。她建议我联系康涅狄格州卫生局（Connecticut Department of Public Health）的记录部门。我告诉她，我前一天已经给他们打过电话，并且一无所获。

她给了我几条思路。

“也许你应该去康涅狄格州立图书馆（Connecticut State Library）看看。”她说。

康涅狄格州立图书馆坐落在主大街上，就在州议会大厦（state capitol）的对面。图书馆正面宽广，两侧立着大理石石柱，顶上雕刻着身着长袍的女法官，大门是镀铜的，并包着一层精美的红色皮革外层。我向保安询问，图书馆的历史和宗谱部门在哪里，他让我沿着盘旋的大理石楼梯往下走，一直走到地下室。

在一条漫长而狭窄的白色走廊尽头，出现了数间华贵的房间，那就是这个部门。那里有很多老旧的卡片目录、微缩版的报纸以及人口普查、年度报告、产权交易、家庭历史的合订本。这里就是一份当地居民行踪的概要。我四处走了走，那天那个部门里有很多人，他们坐着在看各种表格，弯着背盯着那些档案。我不知道从哪里开始。门口一张被荧光灯照亮的黯淡的桌子背后，部门的档案保管主任梅尔·史密斯（Mel Smith）就坐在那里。我注意到，桌子上的一个金属网笔筒里，插着一把橙色的二号钢笔，旁边是一台戴尔（Dell）电脑，看上去像是2004年的产品。我向他介绍了自己，告诉他我在找什么，并展示了我能确定的一些事实。史密斯背靠着椅子，手指在椅子扶手上敲打着。然后，他转动座椅转向了电脑。

“他父亲的名字叫什么？”他问道。

“古斯塔夫。”我说。

梅尔打开了一个程序，进入了电子版的1930年联邦人口统计报告（Federal Census）。

“他的姓氏是以M开头的？”梅尔说。

“差不多是。”我说。我担心“病人H.M."中的字母“M”是个幌子，目的就是让我这种人上当。

他在搜索栏中输入了几个词。

“你说古斯塔夫出生在哪里？”

“路易斯安那州。”

他又输入了一个单词，然后迅速地按下了回车。梅尔把屏幕倾斜了过来，以便我能够看到，于是我们凑到一起看了起来。

我们看的是人口普查记录中一页的扫描照片。这一页是一张泛黄的老式电子表格，上面布满了难以辨认的蓝色墨水字迹。然而，这字迹可以由眼睛里的特征识别系统辨认出来，这套系统使得这些字迹变得可以理解，就像一份电子文本。看了这一页三分之二的内容后，左下角的一行吸引了我们。

1930年住在哈特福德的人中，只有一位出生在路易斯安那州的古斯塔夫。他和她的妻子伊丽莎白（Elizabeth）一起住在主大街。

他们只有一个孩子，一个儿子。

他们的儿子当时4岁，出生于1926年2月26日。

他的名字叫做亨利。

亨利·莫莱森。

那一刻就好像脑子里有什么东西点燃了引线，你能感到一阵生理上的冲击，头晕目眩，好像你多年没有吸烟后，再一次抽起了一根烟的感觉。我感到图书馆都沉浸在这种感觉里。我走出门，停下脚步，转过头再看看图书馆的正面。我发现，石柱之上那条装饰带的两侧，有穿着长袍的缪斯的雕像，大理石上刻着三个单词，每个字母都有1英尺来高：知识、历史、公正。我做了一些笔记，想象着我会怎么写下这一幕。

我试着去找亨利·莫莱森。

我觉得有他的名字，应该很容易找到。

当然，我从谷歌（Google）搜索开始。

“病人H.M.”有上千条搜索结果。

“亨利·莫莱森”什么结果也没有，没有地址，没有历史，什么都没有。

我知道亨利有看护人，一位法院指定的护卫，与他看护相关的记录应该在他所在城市的遗嘱法庭。我跑了哈特福德周围的几家遗嘱法庭，然而一无所获。

有一份记录上提到，亨利住在康涅狄格州某一家疗养院，于是我列出了哈特福德地区的疗养院，开始给他们打电话。

海文健康中心（Haven Health Center）：不，我们没有这个人。抱歉，再见。

河滨健康与康复中心（Riverside Health and Rehabilitation Center）：他的姓怎么拼写？……不。

艾丽斯庄园（Ellis Manor）：摩尔森（Molson）？怎么拼写？

三一希尔保健中心（Trinity Hill Care Center）：你知道的，我没法给出我们病人的任何信息。这是联邦法律，叫做健康保险便利和责任法案。

我第二次打给同一个地方，另一个人回答道：叫什么名字？……不，我们这儿没有这个人。

艾弗里养老院（Avery Nursing Home）：节日快乐！我是卡罗（Carol）……等等……嗯，好吧，他不在我们这儿。

继续如此，哈特福德、东哈特福德、西哈特福德、纽因顿（New-ington）、布洛姆菲尔德（Bloomfield）的每一家疗养院……都没有这个人。

我没有找到亨利。我失望地回到了亚特兰大。我继续和科金通信，想看看是否有可能让她在没有预先安排的情况下，让我会见亨利。她还是拒绝了，然而慢慢地，她告诉我，她需要和麻省理工的律师讨论一些事情。最终，我收到了一封科金发来的电邮，告知我，她“坚持”要修改我的写作，如果“我没能在出版前读到手稿，那么就不允许出版”。

换言之，科金让我接触亨利的唯一方式，就是她要能够掌控我所写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