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章 病人H.M.(1953-2008)

比克福德卫生保健中心的新员工，常常会接收到一些有关亨利及其情况的简短信息。比方说，他们接收到信息，绝不能向中心以外的人说亨利的事情，甚至亨利住在这里，都是一个被死守的秘密。倘若陌生人打电话问起亨利，员工应该给出一些不明确的回应，绝对不能肯定或否认亨利的存在，然后立即电话通知亨利的监护人，告知他有人在调查亨利。隐藏亨利的身份确实很有效：他当时已经在中心住了十几年了，尽管他是神经科学史上最有名的病人，但没有一个外人找到他。

新员工们接受了一些专门用于针对亨利的死亡的准则。苏珊·科金起草了这些准则，他们把这些准则打印了出来，并贴在了亨利的档案上。

因此，在2008年的某一天，当时82岁的亨利由于呼吸衰竭而奄奄一息，科金按照那份准则，会定期接到电话，以保证她能同步了解亨利的情况。科金最后一次见亨利是在一个月之前，当时亨利的痴呆已经很严重了，他完全失语了。他没法回答科金的提问，只能用空洞而疑惑的眼神盯着她看。亨利作为一名活体研究被试的价值已经消失殆尽。

当亨利的心脏最终停止跳动，科金打出了另一通电话，于是有人奔向冷冻库，找出了科金事先放在那里的人体冷冻仪。直到棺材送来之前，亨利的头部都被裹着几层冰冻的毯子，以便让大脑保持冷却，从而减缓腐烂。

根据计划，一切都很顺利，几个小时之后，棺材被送到了查尔斯镇海军船坞（Charlestown Navy Yard），即波士顿的阿丁诺拉-马丁诺斯的生物医学成像中心（Athinoula A.Martinos Center for Biomedical Imaging），科金就在那里等着。装尸袋打开了，冰冻毯子也被解开了。科金已经认识亨利46年了，她第一次见亨利的时候，她还是麦吉尔大学里布伦达·米尔纳麦实验室里的一名研究生。当然，科金与亨利的关系从互动的角度来讲，只是她认识亨利，但亨利不认识她。46年的时间里，每次会面都是初见，科金都要向这位老朋友介绍自己。

而这最后一次会面，只有她会记得。

之后的那一晚，科金看着亨利接受了一系列的高解析度核磁共振扫描。第二天清晨，她也出席了最后的收割。科金站在麻省总医院（Mass General）病理学科室的解剖室里，透过窗户看到了一名叫做马修·弗罗施（Matthew Frosch）的神经病理学家，弗罗施刚从圣地亚哥（San Diego）乘长途航班飞过来，他在雅各布·安内瑟（Jacopo Annese）的协助下，锯下了亨利的头颅，像一名产科医生抱着一个婴儿一样，小心翼翼地把大脑放到灯光下。科金的整个职业生涯，都在思考亨利大脑的内在运作机制。那天早晨，她终于看到了这颗大脑。亨利这个人，她已经认识了几乎半个世纪，他在前一天死去了，而如今在灯光下闪闪发光的东西，正是亨利身上她最为感兴趣的一部分。科金盯着亨利的大脑，只有一个词能描述当时她内心的感受。科金之后写到，她当时“着迷”了。

扫描结果出来之后，这颗大脑被放在了一个水桶里，里面满是冷却剂，大脑漂浮在防腐液里上上下下，基底动脉上悬着一段细线。当大脑已经足够稳当可以安全运输时，科金带着它去了洛根国际机场（Logan International Airport）。她带着这颗大脑乘坐捷蓝航空公司（Jet Blue）的航班从波士顿飞到圣地亚哥。很多人拿着相机跟着她。科金自觉这是历史性的一刻。亨利的死被刊登在了《纽约时报》首页，文章描述亨利为“脑科学历史上最为重要的病人”，并且向全世界揭露了病人H.M.的真名。科金已经接到了一部书和一部电影的邀约。她把冷却桶放到门旁边，然后安内瑟提起了它。科金看着他走下坡道，消失在了飞机里。

很难放手。

亨利的大脑被放到了一个小小的长方体箱子里，箱子是由绿色大理石制成的，四壁涂了一层光滑的甲醛，大脑外面还包裹了一层塑料膜。安内瑟穿着白大褂，戴着蓝色橡胶手套和护目镜。他撕开塑料膜，拿起一把手术刀，开始剥下软脑膜，这是一层覆盖在大脑表面的黏性薄膜。安内瑟是一个人，这时音乐响起，是披头士的音乐，然后一切都完美地完成了。安内瑟移去了我外祖父在55年前留下的已经氧化的夹子，将它们放到一边。然后移除了脑膜、血管、一切妨碍的组织，他剥去了一切，最终只剩下亨利裸露的大脑。安内瑟往常剥除这些需要三四个小时，但对亨利，他要确保一切都妥当。他的操作花了五个小时。

安内瑟还是有点紧张。他是科金几年前召集的小组的一员，这个小组是为了处理亨利的大脑死亡之后的事宜，当然，他当时已经知道，小组决定将亨利的大脑放到他的大脑观测站（Brain Observatory），作为观测站的镇馆之宝。然而，当真正拥有这颗大脑时，还是很令人震惊。这是一件宝物、一件极具价值的遗物、一颗革命性的大脑。尽管事先已有计划，已有口头协议，但安内瑟还是无法绝对确保工作已经完成了，直到他拿着冷却桶登上了飞机。安内瑟的一部分，他那宿命的一部分相信，最后一分钟总会发生事故，科金或许会改变主意，拿回亨利。

然而，科金并没有这么做。

安内瑟给机场的保安展示出两张机票，登上飞机时时间还很富余。他给了亨利一张靠窗口的座位。他在冷却桶上用黑色记号笔写下了自己的电话和电邮地址：“诊断样本，易碎品。如果你发现了它，请不要打开。立即联系安内瑟医生。”他在圣地亚哥着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CSD）的人员护送着他和亨利，直接进入了他的实验室。

至此，一切都进行地如此顺利。在剥离完成之后，他把亨利裸露的大脑嵌入了明胶中，将之凝固成固体。在使用液体冷却剂、干冰蒸汽冷却的定制的设备的情况下，凝固的过程非常快，一切就像巫师的魔法一般。安内瑟太过谦虚而不愿说，然而整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件杰作。

然而，这只是之后发生的事情的前奏。

在亨利做完手术的55年间，他被完美地隐藏了起来，保持着最大限度的无名状态。大部分时候，被精挑细选出来的科学家组成的研究小组保护他不被外界好奇的目光窥探到。

而这件事有个变故。

我坐在加拿大育空地区的省会白马市的高山面包店（Alpine Bak-ery），吃着烤饼，喝着咖啡。当时是亚北极地区的12月，天气寒冷，每年的那段时间，太阳都只在山间露出一点，向树林铺洒着微弱的阳光，给一切都染上一种淡紫色的色彩。室外，人们带着冻红的脸庞，匆忙地走在主大街上，他们身上都包裹着昂贵的大衣，大衣是由鹅绒和羊毛制成的。室内，环境温暖而舒适。我一手摇晃着咖啡，一手在笔记本电脑上敲打着，登录我的邮箱。

我已经在育空地区生活超过三年了。2006年9月，我女儿安雯在白马市总医院（Whitehorse General Hospital）出生不久之后，我就从亚特兰大搬到了这里。说来话长，安雯她母亲和我童年就相识了，那时我们都是从墨西哥城（Mexico City）移居国外的孩童，我们常在一起玩耍，但成年之后，我们却没有了联系。她在90年代结婚了，然后搬到了白马市，之后又离了婚，但仍然住在育空地区。2005年秋天，我们在一次去厄瓜多尔（Ecaudor）的惊险旅途中再次相遇，这次旅途开始非常顺利，但最后，我们都被困在了哥伦比亚（Colombian）边境上，一座名为拉戈阿格里奥（Lago Agrio）的石油小镇。我们进入小镇的那天，反石油工业的抗议分子们占领了这座小镇，他们封锁了所有进出口，拆除了桥梁，围隔了机场。最终，军队被叫来处理这种情况，但结果更糟糕。汽油燃烧瓶、催泪瓦斯、我们共住的酒店房间，这一切使得我们的友谊发生了质变。

几个月之后，我们再次见到了彼此，当时她飞到墨西哥来过圣诞节，而我在那里完成了工作任务。她走了几周之后，我在卡特马科（Catemaco）给她打付费电话，这是韦拉克鲁斯（Vera Cruz）附近的一座小镇，以湖螺和巫术闻名。我那时带着部数码相机，她在电话里说她怀孕了，我一手拿着电话，一手给自己拍了一张照片，想要记录下这一刻，我知道这一刻，我的生命永远地改变了。

我们中有一个人得搬家，而我的工作没有固定办公场所。

安雯出生后，我们住在一起生活了两年，然后我们又分开了。我搬到了我自己的一个小地方。我有稳定的工作任务，并以我的故事作为交换，通常都是漫长的道路。我去了南极洲，跑了马拉松，我去了得克萨斯州（Texas）的拉雷多（Laredo），采访了一位青少年的职业杀手。我去了阿拉斯加州（Alaska）的瓦西拉（Wasilla）和托德·佩林（Todd Palin）一起冒着生冻疮的危险滑雪橇。那个12月的中午，我从牙买加（Jamaica）回来，在那里，我和世界上跑得最快的人尤塞恩·博尔特（Usain Bolt）待了一周，他当时大多数时间在吃垃圾食品，玩《使命召唤》（Call of Duty），练习他嘻哈转盘的技术，这给我留下了一个深刻印象，即我曾经听说过的一句话，成功是努力和专注的结果，这似乎并不正确。

我密切地关注着亨利的故事很多年，读了很多关于他的新闻。当他去世时，他名字上的面纱掉落了，我发表了许多悼词，最终这些悼词变成了一条细流。我为“亨利·莫莱森”编辑了一条谷歌快讯，在他死后的几个月里，这条快讯总是定期提醒我，让我写些新的，有关亨利的小栏报道。

然而，在咖啡店的那个中午，谷歌在我的收件箱里塞满了故事。其中大多数都包含了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给大脑观测站建立的一个网站链接。我点开了这条链接，过了一会儿网页才打开。在我浏览器的中央，育空地区宽带网正在加载一段像素风的小动画。视频很暗，因此我提高了屏幕的亮度。视频中央有一块儿白色的方块，占据了主要的空间。正方形周围弥漫着干冰烟雾，就好像你在魔术秀上看到的那样。而白色方块的中央是一团椭圆形的物体，它是粉色的。一条银色的金属棒从下至上，缓慢地扫过正方形。金属棒一边扫，那团粉色的物体就一边蜷缩起来，形成一些无规则的沟壑，就像海浪的边缘一样，但是速度要慢得多。当金属棒移动到方块顶端，走完整个粉色物体的长度，一只人手出现了，手上戴着紫色的医疗手套，握着一支画笔。画笔轻轻拍打着粉色的物体，让它从白色方块上完全分离出来，然后将它放进了一个独立编号的盘子里，盘子里满是某种溶液。之后金属棒又回到方块底部，再重新开始。

尽管努力了这么多年，我还是没有在亨利活着的时候见到他。

然而现在，随着我在电脑上的敲击，我和全世界成千上万的人一起，看着这场亨利大脑解剖的直播。

就像这样，我总是跟不上亨利的节拍。

我坐在那里，喝了一会儿咖啡，看着亨利的大脑被慢慢切片。视频播放得很慢，偶尔戴着紫色手套的手会拿出一张贴在棍子上的黄色便利贴，将它放到镜头前，便利贴上写着一些琐事。

“现在听听《白色相册》（White Album).”一张便利贴上写道。便利贴背后，切片解剖还在继续。

在大脑切片完成不久之后，我第一次拜访大脑观测站，在雅各布·安内瑟那玻璃墙的办公室里，他书桌旁边的书架上放着一本薄薄的书。和书架上其他很多书比如《错误研究》（A Study of Error）、《连环谋杀综合征》（Serial Murder SynDr.ome）、《灾难中的人和社会》（Man and Society in Calamity）、《理性时代的肉体》（Flesh in the Age of Reason）、《开放和封闭的心灵》（The Open and Closed Mind）等不同，这本书并没有很生动的书名。然而，这本由柯宾连恩·布罗德曼（Korbinian Brodmann）所著的《大脑皮层中的定位》（Localisa-tion in the Cerebral Cortex）对安内瑟而言生动无比。这本书最早出版于1909年，书里包含着很多精致的手绘人脑图，图把人脑分为52个所谓的布莱德曼区，每一个区域都有独特的神经组织以及神经机能。布罗德曼通过将显微镜研究和组织学结合，区分出了大脑的这些区域，他完成得非常好，一切都考虑得很周全。从那片未知的大脑皮层荒地开始，布罗德曼构建出了心灵的兰德·麦克纳利（Rand Mc Nally）地图集，外祖父就使用了这份地图集来指导其手术，如今，大多数神经科学家和神经外科医生也还在使用它。

作为一名解剖学家，安内瑟非常钦佩布罗德曼的工作，甚至还在《自然》（Nature）杂志上写了一篇文采奕奕的赞词。然而，他希望让布罗德曼的老图完全作废。

而这正是大脑观测站的任务。

倘若柯宾连恩·布罗德曼创造了心灵的兰德·麦克纳利地图，那么雅各布·安内瑟则创造了心灵的谷歌地图。

从安内瑟的办公室走出来不远，路过一台进口的咖啡机，穿过一道密封的安全门，就到了潮湿的实验室。在实验室的远端，几台高大的、玻璃前面板的冰箱靠墙竖立着。其中好几台冰箱里都装着些塑料桶，尽管塑料没有玻璃那么透明，但也能看到塑料桶里装着什么。里面装的大脑大部分是人类的，但也有一颗是海豚的大脑。海豚的大脑明显比人类的大脑大，但安内瑟也提醒到，过多地关注尺寸可能是一种错误。

要揭开个体大脑的真相，就是要去收集大脑来研究。对于大脑观测站，安内瑟并非是想建立全世界最大的大脑收集处，而是建立一个最有用的大脑收集处。每一件样本，经过安内瑟的所有权转让手续之后，都会以组织学和电子档的形式保存起来，这种电子档可以达到神经元层次的解析度。和布罗德曼手绘的地图不同，安内瑟的地图有三个维度，并且完全可以放大缩小，能够让神经学家们大到俯瞰数千亿神经元的丛林，小到专注于其中他们感兴趣的某个小灌木丛。尽管每一颗大脑都是独特的，但是只要越来越多的大脑被收集起来，那么它们之间的异同之处就会变得越来越明显，安内瑟希望，这能让所有的神经学家找到最终的神经性圣杯，即一份现代的、多维度的人类心灵地图集，大脑各区域从形式到机能，这份地图集都能描述出来。一开始，我们可以对大量的大脑进行比较，也许最后能理解，为什么某一颗大脑比起另一颗，它同情心更弱，或者更擅长数学，或者更容易患上老年痴呆。大脑观测站必定会改变我们的理解，理解我们头颅里这块3磅重的组织是如何工作的，当然，这也就意味着，它必定会改变我们对自身的理解。

那么，有什么比病人H.M.的大脑，更适合做大脑观测站的镇馆之宝，更适合留给安内瑟作为收藏呢？亨利大脑的切片都装在一个个冷冻的小瓶子里，瓶子里满是冷冻剂，它们都被放入了一些箱子当中，被锁了起来。它们都是贵重物品。圣地亚哥经常会发生地震，但是这里有着备用的发电机和各种传感器，一旦发生紧急事件，这些传感器就会自动拨打电话到安内瑟家里以及他的手机，因此不论他在哪里，他都会跳进他的保时捷跑车，冲过去保护亨利。

亨利，也只有亨利，能够让安内瑟的伟大雄心更接近现实。那些在报纸上读到安内瑟对亨利大脑所做的工作的人们，已经打电话给他，并且准备捐献出自己的大脑。贝蒂·弗格森（Bette Ferguson）已经91岁，但还是很活跃，她成了《绿野仙踪》（The Wizard of Oz）里最早能够飞翔的猴子，她很快就要前往大脑观测站进行第二次核磁共振扫描。安内瑟知道这种宣传会继续，他希望这能够继续鼓励人们进行捐献。他也希望能够得到像“雨人”（Rain Man）这样的人的大脑，但是他并没有得到。甚至，他想得到某个大人物、家喻户晓的人物，比尔·克林顿这样的人物的大脑。

但是亨利的大脑可不仅仅是件满足好奇心的东西，也不仅仅是一种思想的证据，而是某种安内瑟可以利用它，向全世界展示其方法的力量的东西。

它是一件物品（现在是2401件），包含着一些长久以来有待解答的谜题。

这还只是个开始。

几个月之后，安内瑟计划放出亨利大脑的一个三维表面模型，这个模型由2401张切片形成的高分辨率“区域剖面”图构成。这些图片显示出了每切一刀之前，亨利那冷冻的、凝固的大脑的图像。这个模型比起从核磁共振机里获得的东西来说，可以提高至少10倍的细节，并且实际大脑的图片比计算机模拟出来的图像，能够给出更多有用的信息。而且，他甚至继续补充一种带更高分辨率图像的模型，即一种定制的显微扫描仪可以数字化每一张装订好、染上色的切片，放大的倍率甚至可以让单个神经元都能清晰可见。所有这些数据最终都能在网上免费提供给全世界的研究者。在亨利过去的55年里，他一直被隐藏了起来，只有一小群科学家收集到了他的数据、他的能力、他的缺陷。如今，在他死去之后，安内瑟信誓旦旦地准备在互联网上放出亨利的大脑，整个世界将可以利用这史无前例的神经解剖学地图，重新探索这史无前例的临床数据。

安内瑟的一名助手走进了他的办公室，告诉他更多的切片可以准备染色了。几分钟之后，安内瑟将一张刚刚浸泡过的7英寸×5英寸的切片放到灯下，将紫色的染料滴到玻璃上。染料浸入了切片白色的横切面，几乎不可见的大脑组织的颜色越来越深，越来越像一张照片。

大脑的横截面很像一幅罗夏墨迹图，而这一张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一只邪恶的山羊的头。随后，安内瑟开始指导我认识大脑。

“你可以看这里，”他指着一块颜色更深、神经元更紧密的组织说道，“你外祖父在这里推高了他的额叶。”

我们又看了另一张切片，安内瑟指着一片在亨利额叶后下方一点的区域，这一片区域并没有组织。而这就是亨利脑损伤的地方，什么都没有却带来了一切。尽管安内瑟并不想深入讲述太多细节（不想在他的研究结果正式发表之前），但他还是小声告诉我，他已经有了一些令人惊讶的新发现，有关我外祖父对亨利的大脑所做的摧毁，以及他所没有摧毁的东西。多年来，记忆研究者们都假设，残留在亨利大脑中的海马残余部分，完全萎缩了，没有起任何作用。然而，据安内瑟所说，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亨利残存的那部分海马看起来保持着非常好的形态。

据安内瑟所说，这项启示可以重塑记忆科学领域。1953年，当我外祖父在亨利的大脑中关闭了一扇门时，他是否还是留下了一条缝隙？这能否解释亨利遗忘症中某次令人惊讶的例外？我们对于记忆如何运作的理解，很多都基于我们对于亨利的记忆无法运作的理解。然而，这些年来，我们是否至少在一部分上理解错了？随着大脑观测站的上线，随着亨利的大脑可以保存在任何地方，随着他的细胞可以被计算，随着他最终的谜题被解开，科学家们都会在随后的几年里，不断地探讨并争论这些问题。

安内瑟把这张切片放到一块架子上干燥，我再次看着它，看着中间的那片空洞，仿佛目光穿越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