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章 骨灰的味道
一天晚上,大概午夜之后,我喝了点玫瑰香槟,我站在雅各布·安内瑟身边,看着他用钻子钻进一个人裸露的颅骨。钻头旋转的声音传进我的耳朵,骨头磨成粉的味道飘进了我的鼻孔,这让我想起自己曾经在牙医的办公室的时候。我穿着自己最好的鞋子,身体向后退了几步,以防止被粉末溅到。我没有料到那一晚我会在那里,做着那些事情。
那一晚的早些时候,我参加了一个筹款酒会,这个酒会是为安内瑟的新的非营利组织而举办的,即大脑和社会研究所(Institute for Brain and Society)。安内瑟希望将这个研究所作为大脑观测站的补充,它通过衍生的教育项目、博物展览,甚至是咖啡店和礼品店,来吸引公众的注意。安内瑟说,非营利组织所筹集到的资金,将会再次投资到大脑研究台的研究之上。酒会在巴博亚公园(Balboa Park)附近的一座精美独栋大厦里举行,有上百人参加,人们都在咀嚼着“大脑健康”这道开胃菜,吃了很多鱼和叶酸。大厦的入口里面,前走廊的墙上挂着很多雅各布的“捐献者”(同意送出自己大脑的男男女女们)的肖像画。有些画中的捐献者已经去世了,而有些还活着,比如90多岁的贝蒂·弗格森。其实,当我穿过走廊,走进酒会的中心房间时,我看到她就坐在角落,坐在一张床旁的矮凳上。
“贝蒂!”
她朝着我的声音看过去,眼睛似乎有点失焦。
“我是卢克,”我说,“那个作家。”
“卢克!”她抓住了我的手,“快坐下,坐下。”
我两年前就认识了弗格森,那是我第一次前往圣地亚哥做调查。安内瑟当时带我去了她的公寓,做了一次安内瑟与她的定期访谈。安内瑟的工作以及他的收藏的关键之处,就在于尽可能地收集那些捐赠者的死前信息。这些数据从童年经历到智商,从核磁共振扫描到婚姻史都要涵盖进去。因此,第一次会面时,我就了解到了弗格森的过去和现在的很多信息。我了解到,她一直在收集天使的雕塑,她结过五次婚,她在洛杉矶(Los Angeles)附近长大,她母亲在派拉蒙(Paramount)的一家咖啡店当过一段时间的服务员。我了解到,弗格森14岁时,参加过《绿野仙踪》的试演,并且在剧中扮演了一只飞翔的猴子。我了解到,她是骄傲的爱尔兰人,尽管她从来没有去过爱尔兰。我了解到,严格地说,她没有宗教信仰,但她相信着某些超越生命的事物。当弗格森谈到死亡时,她并不会用那个词。她称死亡为“毕业”。
之后,我和弗格森又见过几次,有一次是在安内瑟的实验室里,我参与了一次对她的核磁共振扫描,还有两次,她带我去她最喜欢的烧烤场,一个叫做菲儿(Phil)的烧烤场的地方。她是菲儿的朋友,那里的每个人都认识她,并且不论排了多长的队,人们都会立马招呼她坐下。
我们上一次的谈话是在电话里,也就是在酒会的前几周。她问候了我女儿安雯,我告诉她,我女儿最近在学校制作的《绿野仙踪》里扮演了一个小人物,而且当我说我认识一个现实生活中的飞翔的猴子时,我女儿非常兴奋。弗格森建议我给安雯买一本拉什·林博(Rush Limbaugh)写的童书,名字叫做《拉什·里维尔和勇敢的朝圣者》(Rush Revere and the Brave Pilgrims),我告诉她我会考虑的。在电话结尾,我提到,我可能会去圣地亚哥参加安内瑟的酒会,她说,如果她没有在这之前“毕业”的话,她也很希望能去参加。
在酒会上,我再次遇到了她,很明显她的眼睛不太好,人们在她眼里都变成了模糊的斑点。尽管如此,她的心灵却依然敏锐。当一个大家伙站在她面前,大口吃着餐前小菜时,弗格森靠向我,并对我大声说,“有个大胖子站在这儿,是不是?”之后她笑了,才意识到自己这么说不太合适。
正当我和弗格森抿着玫瑰香槟时,安内瑟忙着四处走动,尽可能地和所有与会者说话,试图说服他们捐钱或大脑。晚上10点半左右,他走了过来,把我拉到一边。
“出了些事情,”他解释说,一位捐献者去世了,身体准备送到他的实验室,所以他今晚就要去工作。安内瑟并不想很早就离开酒会,因为他为这个酒会准备了几个月,但此时也没有别的办法,那颗大脑等着他去移除。
之后,一个想法进入了他的脑中。
“你想和我一块儿去吗?”
那晚,当我们到大脑观测站时,杰克(Jack)已经在那里等着我们了。我猜你可能会说还有一个人也在等我们,尽管他躺在了杰克的小货车后面一副担架上的红色拉链袋里。
杰克身材魁梧,但人很友好,他身着运动衫和牛仔裤,脸上挂着温暖的笑容,眼神有点懒散。运送尸体就是他的工作,运送给验尸官、法医、殡仪馆等等。他的小货车是米黄色的,而且非常普通,上面没有什么标志,也没有任何能让你猜出货车运输的内容是什么的线索。杰克一直开着车里的空调,温度调到最低。安内瑟打开了实验室的后门,左转走进了核磁共振室。墙上的时钟显示此时已经是晚上11点了。安内瑟问杰克,他是什么时候在收容所拿到尸体的,杰克说他已经拿到尸体差不多一个小时了。那个人在当天早晨10点左右去世,这意味着,在杰克取到尸体之前,尸体已经在冰柜里躺了差不多12个小时,尸体几乎已经冻住了,只有一个小时来解冻。倘若尸体温度太低,这可能会干扰核磁共振的扫描结果。他们打开了红色的装尸袋。袋子里是一具男性尸体,尸体从头到脚都被蓝色的毯子所包裹着。他们一块块地剥掉了毯子,把尸体从杰克的担架上弄了下来,放到了另一副全部由塑料和有色金属制成的担架上,这副担架可以被放到核磁共振仪里。安内瑟轻轻地把手放到尸体的前额,就好像父母在感受孩子的体温,他觉得尸体已经足够暖和,可以直接扫描。
核磁共振室其实是两间房,第一间是控制中心,里面有用来操作仪器的电脑,而第二间里面则是机器本身。安内瑟把担架推进第二间房,并且准备把担架和尸体一起插进仪器中间的空洞。杰克说他得走了,之后他还会过来取尸体。
“结束的时候告诉我,”他说道,“我知道卢克想坚持到最后,我会让你们尽兴的!”
安内瑟笑了。
“你今晚还有其他工作吗?”他问杰克。
“我还有两具尸体要运。其实,我还有三具。一具在洋边市(Oceanside)的三城区(Tri-City),一具在丘拉维斯塔(Chula Vista),还有一具在圣地亚哥。但是就像我说的,我听到你结束之后,就来完成你这份工作,我会尽力把其他时间排开,因此只要你打电话给我,我就会动身过来。”
杰克走后,安内瑟又花了五分钟完成扫描的准备工作。他把尸体的头部尽可能地靠近仪器的底端,那里的磁场最为强烈。在生前的扫描中,这个人躺在仪器里或多或少可以调整自己的身体,只要安内瑟需要,他就可以上下左右移动下身体。现在,安内瑟要确保尸体一开始就在正确的位置。
最后,安内瑟回到了第一间房,坐在电脑前,开始扫描。一阵响亮、粗糙而有节奏的脉冲声音开始响起。这很正常。一台核磁共振仪的运转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磁场,这种磁场的强度是地球磁场的五千多倍,这会使得人体内的氢原子停下其正常的转动,使之排成一排,固定在某个位置,它们内部的质子要么朝着头的方向,要么朝着脚的方向。第二阶段正是巨大的脉冲声音响起的阶段,一段特定频率的无线电信号会冲击原子,暂时锁定其质子的极化。无线电信号每次关闭时,噪音就会减弱,质子又会回到原来的磁结构中,就好像压缩的弹簧得到了释放。这会导致一种轻微的能量爆发,正是这种能量能让安内瑟看到,能在他的电脑屏幕上显示出一种影子形式、图灵形式的图像。
扫描花了一个小时完成,仪器通过虚拟地将人脑切片,从而显示出大脑的内容。组织在仪器里待一段时间就会发热,这意味着这段时间对于活体被试而言也是个挑战,即便他在这狭小的管道里没有患上幽闭恐惧症。然而,在这最后一次扫描中,安内瑟不必担心尸体的舒适度,因此他做得并不快。我坐在一张沙发上,试着忽略机器发出的恼人噪音。
扫描完成之后,安内瑟开始准备收集结果。他从某处拿了一卷塑料毯子和一些胶带,然后我们一起走过走廊,穿过满是书籍和电脑的前办公室,穿过密封的安全门,进入了观测站里面。那间实验室比周围的房间都要冷,里面满是某种防腐剂、化学药品的气味。很明显,这是一间活跃的、有些杂乱的工作室,里面很有生气,在实验室的一个昏暗的角落,我听到一架机器发出了温和的声音,它要整晚工作,慢慢地把一颗冰冻的大脑切成上千片极薄的薄片。花岗岩桌面上的一条水槽里,满是各种准备干燥的物品,大多是实验室烧杯、吸量管、试管,也有几个鸡尾酒酒杯,还有一个大的玻璃容器,上面贴着一张标签,写着:鲸的小脑。安内瑟已经开始探索海洋世界了。
安内瑟展开塑料毯子,用胶带将之粘住,这样毯子就能覆盖两个柜子之间12英寸×8英尺的面积。在他身后,离实验室最远端墙的地方,是一排玻璃前门的冰箱,里面装着安内瑟收集的大脑,包括亨利大脑剩下的切片,这些切片还未装进幻灯片。工作积压了很多,大脑太多,组织学技术人员太少,有太多事情需要完成。
午夜,安内瑟的一位学生助手赶了过来,我们回到核磁共振室去取里面的尸体。安内瑟和助手小心地将尸体从核磁共振的担架上抬下来,放到了一开始的那副担架上。他们停在了中间的塑料保护区,安内瑟取了一点胶带,贴在担架的轮子上,这样在他们收集结果的时候,担架就不会移动。他面前的工作既需要力量,又需要敏捷,因为大脑是个精密器官,很容易损坏,但是它又有身体上最为坚固的部位保护着。
安内瑟全副武装起来。他用伸缩的婴儿袜包裹住自己的鞋子,用医院的罩衫套住身体,用一张环形的塑料面罩遮住脸,手上戴着橡胶手套,鼻孔里塞了两块棉花。大脑包含着如此多的东西:记忆、观念、情绪、感知、愿望、欲望。大脑也包含着病原体、危险的蛋白质和病毒、细菌,有些在身体其他的部位并不存在。因此,保护自己是很重要的。
安内瑟卷起盖在尸体脸上的蓝色毯子,直到尸体浓密的眉毛显露出来。这个男人有着一头浓密的白发,年老了头发却没有稀疏。耳朵边上的毛发也非常茂盛,正是一种老年人的样子。前额和太阳穴的皮肤看起来有点黄白色,颜色比活人的皮肤更加厚重。
安内瑟拿起手术刀,又想起什么事情,于是放下了刀。他走到电脑附近,打开屏幕,然后点击并输入了一会儿。莫扎特(Mozart)的二十五交响曲开始演奏,弦乐紧张而精妙,从实验室各个位置的扬声器里传了出来。他经常在工作时播放音乐,音乐也曾经是他的工作。他年轻时留学海外,那时,他经常在伦敦的地铁站里用木吉他演奏一些老流行歌,赚点零花钱。回国之后,他就向听众演奏他的歌曲,想了解听众以及他们的喜好。如今,他也做着同样的事情,试着让自己的情绪融入躺在他面前的那个人内心。几个月之前,安内瑟最好的朋友之一罗伯托(Roberto)去世了,罗伯托是圣地亚哥一间意大利餐厅的老板。他们两人才相识几年,但已经变得非常亲密,他们对美食和美酒有着共同的喜好。罗伯托也是安内瑟的一位大脑捐赠者,当他去世之后,安内瑟就来收集他的大脑。与罗伯托相处的最后几个小时,是一个异常亲密的夜晚。安内瑟一个人工作,并不想要助手。
“感觉就像是莫扎特之夜。”他说着,又回到了担架旁边。
他拿起手术刀,弯下身子,用手指拨开尸体那浓密的白发,找到底下的皮肤。他将手术刀的尖端指向耳朵和头部一侧连接处的软骨,然后就开始了切割,手术刀向上缓慢地划出一条弧线,每隔几英寸就停下一会儿,拨开头发获得更好的视野之后再继续。他的手术刀从头部的一侧开始,越过穹顶,然后落在另一侧,停在另一只耳朵顶上。他再次弯下身子,一只手拉着头发,让切口暴露出来。只流了一点点血。安内瑟将手术刀插入了切口,尖端指向前额,然后小心翼翼地来回切割,切断颅骨和头皮之间的组织。然后他放下了手术刀,并用手指轻轻地将头皮从颅骨上卷下来。完成之后,颅骨的顶端已经完全暴露出来了。遮住尸体面部的白色毛巾退下去了一点,仅仅遮住了他的嘴。尽管如此,眼睛依然没有暴露出来,因为头皮的上半部分已经卷下来,遮住了双眼。
“你还好吗?”安内瑟问我。
“我很好。”我答道。
安内瑟拿起了电钻,这种定制设备大概值两万美元。他把插头插进墙面的插孔,然后又踢开了电线,以便自己能够工作。当他启动电钻,电钻发出了一种高速旋转的声音。他让助手拿起他放在旁边的塑料水杯,让他用里面的水保持颅骨的湿润,从而减少溅出的骨灰。
安内瑟在尸体左侧太阳穴钻出了一个小洞。想象一下,一位母亲给孩子弄出一个碗口大的伤口,削去了孩子头部耳朵上方的一层。这正是安内瑟的电钻钻出的形状,从尸体的左耳,跨过前额,再到右耳,再从后面绕过来,直到最初的洞口,围着整个颅骨转了一圈。当安内瑟的电钻转过一圈之后,整个颅骨的顶部就已经松动了。尽管如此,它还是没有掉落下来。有些东西还在原来的地方,比如黏在一起的脑膜和动脉。安内瑟没花多少力气就完全移除了这些。在他做这些之前,我也有些事情想要做。
我在打印机里找到了一张白纸。我在纸上的中间画了两个圈,每个圈都是一个银元大小,两个圈之间相隔2英寸。然后我把纸对折了一下,让折痕可以把每个圈一分为二。我用剪刀沿着圈的边缘剪下去,就像幼儿园小孩做面具那样,最后再打开那张纸。于是纸中间就留了两个银元大小的洞。
“你弄好了?”安内瑟问。
“是的。”我说。
“好的,放上来。”
我把纸盖在尸体的前额上,把两个洞放在眼窝上方大概2英寸的位置。安内瑟开始轻轻地撬起颅骨。他的助手拿着一支手电,让手电的光穿过洞。我看着头盖骨的里面,一团粉色的影子在手电光下闪闪发光,就像牙医拿着一面镜子,而你能从镜子里瞟到自己的喉咙。我最初对于内脏的印象已经记不清了,但这次我开始有了些了解,并且认出了我看到的某些东西。我看到的最基本的东西是额叶底部。我能看到一些沟回,那些极其复杂的褶皱。从这个角度来看,即从上面额叶的底部,好似一堵峭壁,而我在夜里站在峭壁的边缘往下看。在阴影下面,我还能看到一些其他的组织。颞叶还是几乎看不到,只是模糊地躲在深处。
“这正是你外祖父给亨利做手术时,一开始见到的景象。”安内瑟说。
我试着想象,自己站在外祖父的手术室里,透过他给亨利打出的两个洞看着里面,洞的大小和我在纸上剪出的洞一样。我试着想象,当我外祖父撬开亨利的额叶,这副景象会有什么变化,他最终会在头灯的光照下看到一幅清晰的画面,他想看到的那些神秘而隐藏起来的组织,正躲在那潮湿而昏暗的洞里。我一直都想知道,外祖父在给亨利切出那毁灭性也是启蒙性的一刀之前,他站在手术室的桌前,透过亨利颅骨上那些环形洞看到了什么。现在我看到了。我透过洞口,尽量往深处看,试着找到记忆的处所,之后安内瑟擦掉了血液,拿走了那张满是血污的纸,扔进了生物危害垃圾桶。现在,是时候收集大脑了。
他把颅骨上端完全移除了,把它放到一边,底部朝上就像一只碗。于是大脑完全暴露了出来,安内瑟把一只手伸入大脑底部,然后把手术刀伸进去,小心地切断了脊柱顶端。他把手术刀放到一边,又把另一只手放进大脑底部。他轻轻地把它拉出来,确保大脑完全分离了,没有忽略任何其他的血管、脑膜、神经组织。之后,他把大脑放到了灯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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