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章 每一天都是独自一人

7月的一个炎热的早上，我开了一个小时车，从华盛顿特区到弗吉尼亚州（Virginia）的沃伦顿（Warrenton）见卡尔·普里布拉姆。我是在1957年米尔纳和斯科维尔的一篇向全世界介绍亨利的论文上，第一次看到普里布拉姆这个名字。这个名字只是为了介绍H.M.遗忘症的严重程度而随意提及的，文章之后描述了1955年开始对H.M.做正式测验的那一天：“就在走进检测室之前，他一直在和卡尔·普里布拉姆医生谈话，然而他后来完全忘记了这件事，并且否认和任何人谈过话。”在我的研究过程中，从这一点开始，普里布拉姆似乎到处都出现了。30年代末期，他在芝加哥的保罗·布西手下做实习神经解剖学家，40年代初期他又去了弗罗里达（Florida）在卡尔·拉什利（他提出了均势理论，布伦达·米尔纳和病人H.M.推翻了这套理论）手下工作，之后又于1948年去了约翰·富尔顿在耶鲁大学的实验室，在那里监督很多精神外科相关的工作，其中就包括了康涅狄格州合作额叶切除术研究（Connecticut Cooperative Lobotomy Study）。之后，在1949年，他搬到了哈特福德，成为外祖父生活研究所的研究主任，监督着莫蒂默·米什金的工作，米什金后来第一次在猴子身上模拟出类似于H.M.的遗忘症。50年代末期，普里布拉姆离开了康涅狄格，搬到了加州帕洛阿尔托（Palo Alto），他在那里的斯坦福大学（Stanford）建立了神经心理学系。他一直是那里的名誉教授，并且在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也有教授职位。

我敲了敲普里布拉姆家的门。他的长期伴侣，也是一位作家、慈善家，30年前还当过模特的凯瑟琳·内维尔（Katherine Neville）打开了门。她当时在打电话，她微笑着朝我挥手，示意我进客厅等待。和我外祖父的老房子一样，普里布拉姆和内维尔的房子也堆满了各种东西，看起来像是一间博物馆，其中包括在客厅远端的一座8英尺高的泰国木雕，雕刻着一位名叫娜迦（Naga）的神话人物。内维尔曾是史密森尼博物馆（Smithsonian）的董事会成员。

我坐在满是杂物的沙发上等了一会儿，查看着我笔记本上的那些问题。这次会面非常紧急，当我和内维尔在电话里谈起此事的时候，她告诉我，普里布拉姆患有严重的结肠癌，几个月之前差点死去，至今也没有康复。

最后内维尔回到了客厅。卡尔已经准备好见我，她说，然后她让我回到一楼，普里布拉姆就在那里，最近的一次化疗已经让他虚弱到无法爬楼了。我在网上已经见过普里布拉姆的照片了，在这些照片里，他看起来就像米开朗琪罗（Michelangelo）雕塑的上帝，他有着长而白的锁骨、宽阔的面庞、茂盛而整齐的胡须、尖锐的眼神，目光里充满着学问。

现在，93岁的普里布拉姆就坐在竹椅上，他的头发和胡须仍旧看上去有威严，但其他地方看起来就非常虚弱。我们握了握手，我很小心地没有握得太紧。他握手时身体前倾了一点，之后又躺回到了椅子上，发出了一声柔和的叹息。

我坐在椅子旁边的脚凳上，向他那边前倾着，开始问他问题。内维尔告诉我，普里布拉姆在上一次化疗之后身体反应慢了很多。他就是那样的，她告诉我，我必须耐心一点，给他一点时间去回应。这似乎是个好主意，尤其是因为普里布拉姆很容易生气：要么是他说话的时候被打断了，他会朝内维尔或是看护咆哮；要么是我问了什么空洞或不清晰的问题，他会朝我咆哮。每次他一分心，要么是被打断，要么是自己猛地一阵咳嗽，我都要提醒他，他刚刚在说什么。然而，他想起来的记忆似乎很生动、很清晰，他的用词也很有力。我感觉到他的大脑在运转，只是运转的速度不同了。

在某些方面，似乎他的记忆力已经损耗了，只有那些非常明显、非常重要的事实和故事还保留着。他所剩下的那些记忆，正是他最深的印象。

“关于约翰·富尔顿，你还记得什么？”我问道。

“约翰·富尔顿？”他说道，然后他停顿了下来，看着远处足足20秒，而我急迫地想打破这次沉默。

“约翰·富尔顿，”普里布拉姆最终说道，“很聪明，他经济上依赖他妻子。他是个酒鬼，苦于从没有得过诺贝尔奖（Nobel Prize）。他运营着全世界最大的实验室之一。”

然后，他停下了，等待着我的下一个问题。之后，当我再次问起富尔顿，想要获得更多细节时，他告诉我的几乎是同样的事情，不多也不少。这就是富尔顿给他的印象：聪明、伟大的实验室、依赖妻子、愁苦、垂涎诺贝尔的酒鬼。这些似乎就是富尔顿留在普里布拉姆心中的印象，而其他的都已经溜走了。

随后，我又向他抛出了其他几个名字，慢慢等着他的大脑开始运转，然后倾听着。

保罗·布西、卡尔·拉什利、布伦达·米尔纳、查尔斯·柏林盖姆、瓦尔特·弗里曼……

他对每个人都说了些东西，一些粗略、细微、准确、简化的概括。

最后，我问起了我的外祖父。

“你还记得比尔·斯科维尔吗？”我问道。

“记得。”他说道。

“你对他还有什么印象？”

普里布拉姆看着远处。现在我已经习惯了他的速度，我在沉默中等待着他的记忆聚集起来。

他的眼睛转回到我身上，再次停顿了下来。然后他告诉了我。

我发表的第一个故事写在了一封信里，那是我曾在埃及写给我外祖母的很多信件当中的一封。我还记得写那封信时的情景，大约20年前，我住在租借的一条游船上，用我那台老旧的笔记本电脑打字。那天中午的早些时候，我在尼罗河（Nile）上划着一只小船，我发现河面上漂浮着一具面部朝下的尸体。这封信就与此有关，也与之后的事情有关，我花了半个小时划到尸体旁边，用着蹩脚的阿拉伯语朝岸边的人们喊着，想寻求帮助。我之前从没有见过死尸，至今那幅画面都栩栩如生的在我脑子里。那是一个年轻人的尸体，湿润的黑发垂到他的耳朵顶上，身上穿着一件带领子有花纹的衬衫。他身上其他的部位都浸在了河水里。之后，我写了封信，并寄了出去，我想试着发表这封信。我并没有修改太多，基本上就是去掉了开头的“亲爱的尼尼”，然后寄给了开罗一家名为《中东时报》的报社。

很多年之后，我在感恩节晚餐上坐在外祖母尼尼旁边，告诉了她一个和我开始写的完全不同的故事，这个故事与我外祖父曾做过手术的一个人有关。尼尼当时已经98岁了，她是个瘦小的女人，穿着一件蓝色的衣服。我问她，是否还记得有关病人H.M.的故事。她靠向我，戴上她的助听器。我重复了一遍问题，然后她摇了摇头。

“我什么都不记得了。”她说道。

我改变了谈话的主题。我最近整晚都在修道院里，为《国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做调查写文章。我告诉她，住在小隔间里，每天跟着早祷的僧侣们一起起来的新鲜感。

她点了点头。我不知道她是否完全听到或听懂了。之后她再次靠向我，开始说。

“曾经有位来自西伯利亚（Siberia）的僧侣，

他的生活过得越来越悲惨。

他吼叫着跳出了隔间，

和一位女修道院长私奔了。”

她说完了这首诗，便笑了起来，然后又坐回了椅子上面。

第二天，我在她于马萨诸塞州的列克星敦市（Lexington）的另一个家里见到了她。我们一起去吃了自助餐，吃了很多注水的鳕鱼。她往咖啡里倒了一点盐，还以为咖啡是汤。我当时还带了很多她的儿子，也就是我舅舅巴雷特写给她的信。巴雷特深爱着她，而且他们也很合得来。她把那包信放到她床边，来访的人们就会一遍一遍地念给她听。我们去吃自助餐之前，我随手拿了一把信件。我打开其中一封，放在桌子上，然后大声读了起来。

这是巴雷特在我外祖父于1984年去世后不久写给她的一封信。他在信里表达了他那巨大的悲伤。“如果一切顺其自然，”他写道，“那您也会先于我死去，到那时，我的心就真的碎了。”

但一切并没有顺其自然。巴雷特在写完这封信的三年后死于一次飞机失事。外祖母那位同叫巴雷特的弟弟，死的时候也很年轻。

我又给她读了很多信，在我离开之前，我提醒她昨晚背诵的那首关于修道院的诗，问她是否还知道一些其他的。

她停顿了很久。

“曾经有个大胡子男人，

他说我唯一害怕的……”

她的声音逐渐变小。

她已经不记得结尾了。

卡尔·普里布拉姆的视线回到了我身上。“所有人都很喜欢比尔，”他说道，“他是个很讨人喜欢的人。”

他停顿了。

“但是。”他说，然后又停顿了。

我靠得更近了，等着听他接下来要说什么。

在普里布拉姆刚开始他的事业时，他经常与别人发生摩擦。比如，1948年，在决定是否要聘用他去耶鲁的实验室时，约翰·富尔顿就问了保罗·布西的意见，布西用一段精准的概况回应了富尔顿。富尔顿在记下普里布拉姆是“一位杰出的犹太奥地利细菌学家的儿子”之后，又描述了普里布拉姆在医学院时在布西手下实习的那段岁月，据布西所言，当时普里布拉姆“在各个方面都非常不成熟。他的行为很容易激怒很多人。他就像一个永远矮人一等的小孩子”。布西也记录说，普里布拉姆“并不愚蠢，而且在神经学和神经外科学方面造诣很深”，但是也强调说“大多数人都会被他个人的行为方式所激怒”，而且“只要出现任何困难，他就会朝你或者实验室的其他人发火”。

另一位将普里布拉姆收归门下的神经外科医生珀西瓦尔·贝利（Percival Bailey）也写了一封类似的信给富尔顿：

“我能告诉你很多关于卡尔·普里布拉姆的事情，”他写道，“正如你所说，他很渴望做研究工作。但是，同他一起工作的人几乎无法容忍他。不幸的是，他来自维也纳一个著名的内科医生家族，他觉得仅仅成为一个临床医生，有损家族的传统。他工作非常努力。他会取得什么样的成功，我并不知道，因为他从来没有显露过一点创新的痕迹。我很后悔把他推荐给你。”

然而，最终卡尔·拉什利写了一封肯定的推荐信，信中称普里布拉姆是“与我共事过的三四个最为有保证的研究人员之一”，并且描述他“有着敏锐、聪慧的头脑、真诚的科学好奇心、强大的工作能力”。

富尔顿找到了一个机会，于是聘用了他。而他从没有后悔过，尽管他在普里布拉姆到耶鲁的任期前六个月，就写过一条指责性的评论。这条评论的标题为《对秘书的思考》（Thoughts on Secretaries），在文中，富尔顿告诉普里布拉姆，尽管他“很赞赏你的工作和激情”，但他也很“注意一个事实，即你和那些同你共事的人相处非常困难。我相信，你的这种困难并非有意的”。他列举了很多条规则，希望普里布拉姆能够遵守。“如果你需要部门里的女生帮你做什么事情，要表现得好像你在请求一种特殊的恩惠，”富尔顿写道，“不要因为只是想让她们忙碌起来，而要求她们工作。”富尔顿还向普里布拉姆强调道，“如果你冲着小组里的那些饲养动物的小伙子、秘书、其他人大声说话，那么你会失去在部门里的地位。”而且富尔顿还告诉他，第二天早晨会有一位新的秘书加入实验室。“我觉得是你，而不是她在接受考察。”他写道。尽管如此，富尔顿在结尾还是送了普利布拉姆一条温暖的告诫，“希望额叶切除术项目能够取得成功。”

结果就是，普利布拉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激怒实验室里的秘书或饲养动物的小伙子或其他什么人。富尔顿写了这封信几个月之后，普利布拉姆搬到了哈特福德，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实验室，成为生活研究所的研究主任。他在哈特福德认识的这些人都是神经外科医生同行，这些人和他不一样，他们都是些受人喜欢的人。

1972年6月，外祖父邀请《哈特福德新闻报》（Hartford Cou-rant）的记者来他的办公室，进行深入的采访，这段采访成了三个系列的头版新闻的基础。瓦尔特·弗里曼在当时的一个月之前去世了，随着弗里曼的去世，全国最有激情的额叶切除术倡导者，也是最多产的额叶切除手术医生就成了我外祖父。采访的目的是宣扬额叶切除术的声誉，洗刷其污名。在大多数神经外科医生不再进行额叶切除术之后很久一段时间，我的外祖父还在继续给病人做这样的手术，这些病人从精神病到神经症都有，来自的地方从疯人院到他的私人诊所也都有。甚至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再到70年代，他都一直继续，尽管手术的数量在显著地减少。

1970年，外祖父建立了精神医学手术国际学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Psychiatric Surgery）。学会由十几位志趣相同的额叶切除术医生组成，这个组织尝试着给这个广受污蔑的领域带来尊严。在一封名为《主席的信》（Letter from the President）的写给全体会员信中，谈到了将在伦敦举办学术会议，外祖父在信中强调了，重要的是寻找一些“科学家，而非手术医生来为我们发声，以便让全世界和我们自己相信，我们确实是一个专门由科学家组成的学会，而不是一帮只关注技术的手术医生”。外祖父一直为精神外科手术宣传，并没有什么经济动机，额叶切除术当时只是他所有手术工作中的一小部分，他的主要谋生工作和很多神经外科医生一样，都是对椎间盘的脊柱手术。而他的声誉也远不只来自于作为一名额叶切除术医生。他一直都是美国神经外科手术学会（American Academy of Neurological Surgery）的主席，也是世界神经学会联合会（World Federation of Neurological Societies）的名誉主席。他是耶鲁大学的神经外科学教授，也是哈特福德医院的神经外科主任，并且还有着其他的荣誉，包括在康涅狄格大学（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也有着教职。在神经外科医生同行中，他的声誉无与伦比，而且也因他持续不断的对外交流而加强。我曾经聊过的一位神经外科医生回忆起，在冷战的高峰期拜访一位苏联的杰出神经外科医生时，那位医生的书桌后面挂了三幅肖像：弗拉基米尔·列宁（Vladimir Lenin）、伊万·巴甫洛夫（Ivan Pavlov）、威廉·比彻·斯科维尔。

因此，他并不需要邀请记者去他的办公室。但是他想这么做。他有些东西想说出来。他知道，精神外科手术在媒体上一直在遭受批判。

现在，外祖父告诉了《哈特福德新闻报》的记者，他想“展示出另一面”。

他一开始就揭露出氯丙嗪（Thorazine）和其他抗精神病药物在某些案例上可以取代额叶切除术，他也认识到，有很多心理问题超出了精神外科手术的处理范围。比如说，他认为，对于那些“基因性的精神病或是天生缺乏社会责任感的个案，以及对同类完全缺乏罪恶感或同情心的个案”，精神外科手术是无用的。他也怀疑对那些“被宠坏的孩子”以及“社会叛逆者”做手术是否有用。对于这些类型的人而言，他说，“他们绝不能做精神外科手术，因为他们并没有心理疾病，他们是在对糟糕的环境做出反应。”

然而，他也相信，精神外科手术在医疗技术的进步中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我越来越觉得精神外科手术很重要，”他说，“我想知道，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没有做这种手术。”他告诉记者，他每年都要做大约80例额叶切除术，而他最喜欢的方法仍旧是他十几年前发明的眼眶环切术。这次采访的三个月之前，一个女人在外祖父执行手术期间，因为脑溢血而去世了，但他仍然夸耀道，这是他导致的唯一一起与额叶切除术相关的事故。总的来说，他想象这种手术很安全且无害，尽管他也坦白，手术对个人的能力和欲望会有所损害。他的病人可以成为任何他们所希望成为的人，“甚至是一名脑外科医生。”尽管外祖父并不认为这种假设的额叶切除术神经外科医生会成为这个领域的领头者。

接着，他对记者说了自己的一些病人，一位名叫玛丽（Mary）的女人。她当时49岁，记者将她描述为“身材丰满、头发灰白”，而且“笑得很阳光”。她大部分的职业生涯是做一名秘书。几年之前，她开始极端地焦虑。“我曾经非常恐慌，担忧一些很小的事情，什么事情都担忧。”她说道。她说，这种恐惧发作会因为看到附近公寓的一扇开着的窗户而引起：“我知道有小孩儿住在那间公寓里，我很担心他会掉下来。”最终，她的丈夫送她去了生活研究所，她在那里住了十个月，接受了高强度的精神分析治疗、电击治疗以及其他疗法。

“精神病医生给了我一些希望和帮助，”玛丽说，“但那还不够。”

研究所的员工告诉玛丽的丈夫，额叶切除术是她最好的选择。很偶然，在《哈特福德新闻报》的采访期间，她丈夫也在场，之后的一篇新闻文章中描述了玛丽在“被提问的时候，是如何紧张，而需要丈夫来帮助回应的”。自玛丽做完手术后，三年过去了。

“我过去的感觉逐渐消失了，”玛丽说，“现在我觉得非常开心，一直都开心。”她提到，她之后继续当了一段时间秘书，“但是现在，我希望待在家里，所以我辞职了。”总的来说，玛丽给了额叶切除术，以及外祖父一个正面的评价。“手术让我意识到，生活是多么美好，”她说，“斯科维尔医生是世界上最好的医生！”

外祖父在采访中说的多少事情可以信任，这一点并不明确。但他说的某些事情不是真的。比如说，他说他在生活研究所的手术室里做了20例额叶切除术，这就是假的。我看过档案记录，里面说至少有46例，这些记录很可能并不完整。而他说的假话是因为欺骗还是疏忽，这一点就很难说了。

或许这种时候的模糊是生活走得太快而不可避免带来的结果，这种生活前进得太快，很少停下来反思你是从哪里出发的。也许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记者描述说，外祖父很“蔑视”那种缓慢治疗心理疾病的精神分析疗法。“没有人值得别人大费时间，”外祖父告诉记者，“我就喜欢快速的结果。”

之后那年，即1973年3月6日，参议院泰德·肯尼迪主持了一个小组委员会，听证精神外科手术在美国的现状。

肯尼迪称，这次会议是为了简要地评估当前的问题：“人类心灵的本质和功能吸引了科学家们几个世纪，”他说，“近年来，他们开始认识到，这正是行为的基础，他们发明了很多工具和技术来修正和控制心灵。有些人说，新的行为研究能够让我们认识到我们作为一个民族和一个个体的全部潜能。另外有些人相信，新技术对于我们宝贵的自由而言是一种威胁……生物医学的少数领域，正如我们今天听说的行为研究一样，一直保守争议。有些联邦的科学家请愿，要求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和美国国家精神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拒绝资助精神外科研究。我们希望，今天的听证会能够让争论的双方都澄清观点，帮助我们这个社会理解并掌控这种新技术，而不是成为其受害者。”

那天中午，几个证人在委员会面前作证，大多数人对精神外科手术的态度都是中立或支持的。当肯尼迪问国家精神卫生研究主任，精神外科手术是否是一种有效的治疗方法时，主任是这样回答的：“您问我，是否认为这是一种对行为障碍的有效技术吗？我的答案是‘可能吧’。”

当一位来自密西西比大学（University of Mississippi）的神经外科医生被传唤作证时，他一开始就说了5例成功的额叶切除术，比如一位“自童年起就焦虑并有攻击性的24岁的男性……20年前做了精神外科手术。他的攻击性不再爆发，婚姻很美满，并且在工作岗位上监督着五个员工”。

其他人强调说，70年代的精神外科手术和十几年前的精神外科手术完全不同了，现代技术带来的伤害更小、更为精准，几乎很难再称为额叶切除术了。

之后彼得·布利金（Peter Breggin）站了出来。布利金是一位华盛顿特区的精神科医生，他出版了几本书和文章批判精神外科手术。在肯尼迪介绍完他之后，布利金说，“精神外科手术代表着我们所面临的未来的最大威胁，威胁着传统美国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是《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Independence）和《人权法案》（Bill of Rights）所催生的。这种极权主义寻求着对个体的社会控制，并且以生命、自由、追求幸福作为代价。它破坏了杰斐逊（Jefferson）的自明真理。我相信，这些人所做的事情，正是带给了我们一种新形式的极权主义……它为他们自己创造了一位掌控人类心灵和精神的精英。倘若美国陷入了极权主义，那么那位独裁者肯定是一位行为科学家，而秘密警察也会武装上额叶切除术和精神外科手术。”

布利金陈述完毕之后，肯尼迪开始问他问题。

肯尼迪：你认为所有的精神外科手术都是非法的吗？

布利金：是的。在我看来，这并不是一种医学技术，而只是一种用来惩罚犯罪的毁灭性武器。医生使用执行这种技术，并不代表它就是一种医学技术。这是纽伦堡（Nuremberg）会议上确定的观点。

肯尼迪：在你看来，政府应该禁止精神外科手术吗？

布利金：是的，绝对是的。我认为它会带来暴行，纽伦堡会议上定义的暴行。关于额叶切除术和精神外科手术，让我来谈谈当下发生的事情……精神外科学会（Association of Psychosurger-y）的主席威廉·斯科维尔就是一名额叶切除术医生。参议员，不要相信他们今天告诉你额叶切除术已经消失的话。如今，全国还有很多地方在做额叶切除术。

先前，在一篇提交给国会的报道中，布利金就描述我外祖父说，他已经“取代了瓦尔特·弗里曼，成了全国支持额叶切除术和精神外科手术的倡导者”。如今，在参议院里，布利金给我外祖父所倡导的医学技术这幅空白图片增添了色彩，将之描述为一种“有永久破坏性的手术”，这种手术会摧毁“精神和情绪反应”。布利金强调，哈特福德和哈特福德医院是精神外科手术的重要中心，尽管他警告说，全国几乎每一座城市都有至少一位活跃的额叶切除术医生。布利金说了几分钟之后，肯尼迪显得失去了耐心。

肯尼迪：医生，你有没有想过，他们可能是对的，而你错了？

布利金：参议院，我能够做的就是……

肯尼迪：我知道，你很熟悉医学历史上的其他案例：塞麦尔维（Sem-melweis）医生看到由于手术细菌感染导致的出生缺陷，他被流放了，结果证明他是对的。莫顿（Morton）医生也被流放了，因为他相信乙醚。他是对的。哥白尼（Copernicus）认为地球并非宇宙中心。而他也受过苦。如今，为什么你认为你是对的，而他们是错的？

布利金开始胡言乱语，被肯尼迪那讽刺的提问打乱了阵脚。他告诉肯尼迪，他自己更像是这些医学上的标新立异者。肯尼迪所提及的不仅仅是额叶切除术。他指出，那些额叶切除术医生在医学界都有很高的地位。

“反精神外科手术的人更像是上火刑柱的人，”布利金说，“而不是那些精神外科医生。”

布利金之后说完了证词。听证会之后，肯尼迪赞助了一笔钱，创建了一个国家委员会，来调查精神外科手术是否应该在美国继续被准许。

1984年2月25日，我外祖父和他第二任妻子海琳（Helene）从他们在康涅狄格州发明顿（Farmington）的家里，出发去参加他妹夫在宾夕法尼亚州新希望镇（New Hope）举办的生日聚会。

他当时已经77岁了，仍然是一位执业的神经外科医生，也许是全国最老的神经外科医生。他没有想过停下，他曾经写道，他没想过停下，直到上帝或某人打倒了他，尽管年龄使得他的技术有所下滑。在之前的几年，他和哈特福德医院的管理者之间关系紧张。他们都担心他会犯错误，担心这错误所导致的结果。不久之前，他在手术室里做手术，处理病人的脊柱，他靠着切口，用他定制的工具移开脂肪和肌肉层。随后，他停下了，瞟了一下护士。

“哪一边是头部？”他问道。没有人确定他是否在开玩笑。

神经外科的主任当时是一位名叫詹姆斯·科里亚斯（James Col-lias）的年轻神经外科医生，外祖父在20年前聘用了他。医院把科里亚斯放到这样一个尴尬的职位上，试着通过他加强对其导师、前任老板所犯错误的监督，并限制他所执行的手术的数量和种类。科里亚斯和外祖父有过一系列的会面，之后科里亚斯给我外祖父写了一封信，信头上印着哈特福德医院的新准则：

1.手术权仅限于椎间盘和腕管手术，没有例外。

2.每天只允许安排一个有选择性的手术案例，只能在规定的手术时间执行。

3.下午5点之后，不得安排有选择性的手术。

4.在任何时间，没有神经外科员工或助手的情况下，不得执行任何手术。

5.对于一切需要在晚间（下午5点之后）、周末（周六和周日）、节假日进行手术的急诊案例（包括安排的手术的并发症），都交给待命的神经外科主治医生。

6.不允许在星期六安排有选择性的手术。

7.这些限制将会由科室主任定期查阅，他能在任何时间自由增加、删减、修改这些准则。威廉·斯科维尔违反以上任何一条准则，将会立即取消他的手术权。

外祖父同意了所有限制准则，尽管最终科里亚斯发现，他偷偷在附近的另一家医院获得了全部的神经外科手术权，以便能继续做脑手术。

1984年，他是否还在做额叶切除术，这一点并不清楚。国际精神外科学会在一年之前解散了，但这很大程度是因为外祖父已经不需要它的支持了。1977年，肯尼迪在1973年的参议院听证会上建立的国家生物医学和行为研究的国家保护委员会（National Commiss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Subjects of Biomedical and Behavioral Research）完成了其报告。报告并不像布利金和其他积极分子所希望的那样，宣布精神外科手术应该被禁止，反而经委员会“全体一致决定，在当下环境下，精神外科手术可以适当地执行”，而且“精神外科手术不应该被禁止”。委员会得出这个结论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由麻省理工所带领的一项政府资助的研究，这项研究调查了数百名接受额叶切除术的病人，试图找出“这些手术所带来的副作用”。这是麻省理工所主导的最大的一次调查，其在委员会的要求下进展很快，委员会接受了其研究结果。这些结果让很多人都感到震惊。在仔细检查这些额叶切除术病人的“神经和精神后遗症”后，麻省理工的研究员并没有发现这种干预手段的“任何明显代价”。

很巧的是，麻省理工的文章的主要作者之一就是苏珊·科金。

精神外科手术的未来是什么样的，这一点并不确定，尽管似乎很清楚的是，新一代精神外科医生能够聚焦到更为有选择性的损伤，并且对大脑加以最小化的电刺激。在很多方面，这都是我外祖父在1953年的论文《人类的边缘叶》（The Limbic Lobe in Man）的预言的实现，他在这篇文章中首次提到病人H.M.。在文章结尾，他推测，“或许在未来，神经外科医生们能直接对下丘脑进行电刺激治疗，这样一来，就能让精神分析降格到它所本应待着的科学边缘了。”

尽管外祖父很少沉浸在反思当中，但在他事业晚年，他肯定也感到满足，他倾注了一生心血的学科以某种形式在继续发展。瓦尔特·弗里曼和外祖父开创的那种精神外科手术几乎已经消失了，但对心灵的手术还在继续进化。

另一方面，外祖父的个人生活和十几年前没有什么差别。他仍然喜欢做手术，而且尽可能花很多时间去做，即便他的技术退步，而且限制准则成堆。他一直都善于违反规则，而且非常享受走在边缘的感觉。外祖母抚养的孩子都已经长大了，开始过上自己的成年生活，而他也和他第二任妻子组建了新的家庭，他把他们的孩子送到了他在耶鲁大学的生物学班级里，他写道，自己当下的兴趣点就在“我那比我孙子还年轻的新孩子”身上。他仍旧喜欢跑车。事实上，两周前，他给他儿子巴雷特写了一封信，让他帮忙问问一辆欧洲跑车的情况。巴雷特住在法兰克福（Frankfurt），在当地的一个制药公司工作。

“让你帮我调查车辆信息这事弄得我很紧张，”他写道，“自我们上次谈话之后，我的兴趣大大增加了，我尽量不让自己去想它。我一辈子都在梦想有一辆好车。”他列出了他最感兴趣的一些车，包括宝马M635CSi、保时捷卡宴（带可拆卸式车顶的）、带扁平轮胎的保时捷944.他给了巴雷特一些德国名字，这些人可能可以加速出口进程，并且在信的结尾还写了一句急迫的请求：“你能把这个问题当作你最优先解决的问题吗，因为我梦想着在我死之前能够再有一辆跑车。”

外祖父最终没有得到他梦想中的跑车。在他去妹夫的生日聚会的路上，他走错了出口，停下了他为这次旅途选择的车（一辆相对沉稳的本田序曲），开始倒回新泽西收费站，往岔路口倒着车。

他的车被另一辆车撞了。他的妻子受伤不严重，但他当场死亡。

1968年，布伦达·米尔纳和苏珊·科金合作了一篇文章，名为《对海马遗忘综合征的进一步分析：对H.M.的14年追踪研究》（Further Analysis of the Hippocampal Amnesic Syndrome:14Year Follow-Up Study of H.M.)。文章谈论了当亨利在做一些新测试时，所表现的细节，比如他做了一个名为《戈兰不完整图片测试》（Gollin Incomplete Pictures Test）的测验，测验要求他试着辨认出某件物体的图像，即使图像是不完整的。比如说，他会看到一张飞机的图像，只有机翼、机身、机尾的一些模糊轮廓。如果他无法辨认出来，他就会被展示以同样图片的另一个版本，只是这一次的图片变得更为完整了。每张图片都有五个版本，最后一个版本是完整的。和期待的一样，第一次接受测试时，亨利的表现和非遗忘症控制组的表现一样。“这个结果进一步证明了，H.M.的感知觉能力几乎未受影响，”米尔纳和科金写道。当她们一个小时之后再次给亨利做这个测试时，他的表现有所进步，但不像正常有记忆的人那样进步那么多。“第一次接受测试时，”她们总结道，“H.M.的表现几乎和控制组没有差别，但是在重测中，他的进步明显比控制组要小。”

这是米尔纳写的最后一篇有关H.M.的文章。当时，她的兴趣已经转向了其他病例和其他神经心理学难题。多年之后，在我与米尔纳的一次谈话中，她这样描述她与科金的关系：“我已经得到了所有我需要的认可。我获了奖，得到了很多。我一生不止研究了H.M.。因此，你知道的，我希望也有很好的发展……不可否认我确实在H.M.身上完成了基础的工作，而且她是我的学生。”米尔纳又补充了一点她的看法，“科金是一位能干、谨慎、认真的科学家，但不是非常有创造力。我觉得她自己也会承认这一点。我也有一些其他更有创造力的学生，但是没有比她更专注的了。”

从科学的角度来讲，1968年的论文并没有特别启发之处。正如之后十几年中大多数科金与亨利的工作一样，这篇论文提炼了米尔纳早年的开创性发现，而自身并没有什么突破。然而，这篇论文在关于亨利是如何体验这个世界方面，有个单一的突破性描述。

“每一天都是独自一人，”他说道。“不论我有什么样的快乐，也不论我有什么样的悲伤。”

每日。

每周。

每月。

每年。

它们留下了痕迹，有的很淡，有的很重。

它们都沉积了下来。

它们编入了我们的心灵里，成了一系列的因果链。

它们变成了故事。

最后，这就是亨利和我们之间的不同：亨利不再能留在当下，不再能产生新的记忆，这也意味着他不再能讲述甚至理解故事，至少不能理解那些持续不止几个月的故事。

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做到的还不止这些。

我们可以改变故事。

有时候，你发现某些事情正在无法挽回地改变，你对过去的理解，加上新的视角，就会开始质疑过去的理解。

这种改变在一座疯人院的文档中、在科学家的办公室中、在图书馆的地下层中发生着。

或者说，当你坐在一位老人家里的脚凳上，听着他回忆起你外祖父的某些印象，这些改变也会发生。

有时候，你所以为你了解的一切，你所以为你讲述的故事，几个词就能改变这些。

“每个人都很喜欢比尔，”卡尔·普利布拉姆说道，“他是个受人喜欢的人。但是……”

他停顿了。

“我觉得，给自己的妻子做精神外科手术的人值得怀疑。因此，我对这一点的看法有所保留。”

他告诉了我他所知道的，或至少他能记得的。

他觉得，那次手术应该发生在1950年左右，那种手术正是眼眶环切术，更准确地说，是我外祖父发明的一种伤害不那么大的额叶切除术。手术是在哈特福德医院执行的，而不是在生活研究所做的，普利布拉姆认为，这部分是因为，自己是生活研究所的研究领导，他已经表达了对这个计划的伦理限制。

在我的采访过程中，凯瑟琳·内维尔和全职看护人马琳（Mar-lene）都一直坐在我旁边，她们都告诉我，她们记得，卡尔曾告诉过她们，自己有一位精神外科同事，他给自己的妻子做过手术。

“我之前不知道那就是你外祖父。”内维尔说道。

我坐在那里，钢笔停住了，头脑在飞速运转。这有可能吗？我回想过去的那段历史。我外祖父给上百位有着和我祖母同样症状的女人做过手术，为什么他不会给自己的妻子做同样的事情？倘若他相信着自己所做的事情，倘若他觉得自己能有所帮助。

但是，他能一直保守秘密吗？

我还记得，当我还是个孩子时，在一次感恩节晚餐上，外祖父坐在桌子的主位上，他的第二任妻子坐在旁边，而我外祖母沉默地坐在远处。我很难知道我外祖母当时的疾病。那不是一个家庭能直接讨论的话题。直到我青年的时候，我才了解到了一些信息片段：我知道尼尼曾经疯掉过，她一直在吃氯丙嗪来治疗其症状。尽管如此，直到我着手写这本书时，我才了解到某些真实而沉重的细节。我所揭露的内容不仅让我非常震惊，而且让我母亲也很惊讶，我母亲对于外祖母的疾病和治疗的了解，几乎和我差不多。外祖父一开始就对他妻子疾病的细节保密。外祖母疯掉之后，外祖父写给他父母的第一封信就以一个请求结尾：“请不要把这些告诉任何人——甚至不要告诉爱丽丝（Alice）阿姨（除非你能确保，她不会和切尼斯家说）。”切尼斯家是我外祖母隔壁的一户人家。

但是，这个秘密怎么会保守得如此之深，以至于超出我的想象？

我知道一些先例。疯狂一直都是一种污点，很多住院的情况都会被隐瞒起来。有些家庭很善于将整个生活都隐瞒起来：1973年，当泰德·肯尼迪参议员主持精神外科手术听证会时，还有一个没有公开的事情，即肯尼迪的妹妹罗丝玛丽（Rosemary）在30多年前，也就是1941年，也接受了瓦尔特·弗里曼和詹姆斯·瓦茨的额叶切除术。罗丝玛丽的手术失败了，她直到去世都住在研究所里，深受伤害。

我也知道，额叶切除术的病人并不会记得做过手术，当被问起时，他们也会否认接受过手术。倘若外祖父真的给外祖母做过手术，她可能都不知道。她的大脑可能带着这个伤口，但她的心灵却全然不知。

“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普利布拉姆说道，“他做了当时他觉得没问题的事情：他给他妻子做了额叶切除术。而她变得更加温顺了。他成功地得到了他想要的——一位温顺的妻子。”

几个月后，我试图证实普利布拉姆告诉我的事情。我去寻找证明事情发生过的证据，或是事情没有发生过的证据。我什么都没有得到。外祖母的医疗记录不存在了，她的尸体已经下葬了。我询问的人们要么不知道，要么不告诉我。我盯着那些老家庭照片，试着认出浅淡的伤疤。当然，我告诉了我母亲，这也让她震惊了。我母亲说，如果外祖父做了这种事，那么他肯定也是出于好心。我告诉了丹尼斯·斯宾塞，他是外祖父的前住院医生，之后成了耶鲁大学神经外科的领头人。

“我从没有听说过，”他说，“但这并不让我觉得惊讶。这听起来像是比尔会做的事情。”

我能够确定的事情是这些：外祖母并不是一位温顺的妻子。至少，普利布拉姆在这一点上错了。

不论如何，不论她疯掉之前发生了什么，不论之后又发生了什么。她接受了电击治疗、水疗、发热室治疗、氯丙嗪治疗，还有手术治疗吗？

不论他们在生活研究所里对外祖母做了什么，不论那又多糟糕，不论他们拿走了什么：留下的都很强烈。

1957年，也就是外祖父和布伦达·米尔纳发表他们关于亨利论文的同一年，外祖母去了内华达州（Nevada）的里诺（Reno）。她走进了当地一家店铺，这家店铺专办快捷、无矛盾的离婚业务。她填写了他们给她的所有表格。那个工作人员赚了她的便宜，告诉她，留下结婚戒指是个会带来好运的习俗，让她把戒指放到柜台后面的箱子里，她那么做了，尽管她本可以卖掉戒指换点钱。但是，也许这是值得的，丢掉它然后离开。

她离开了外祖父，自己搬到了纽约城。

当时，她的孩子都已经去上大学了。

她从头开始。

她在上东城（Upper East Side）买了一间公寓，找到了一份工作，在一家广告公司当助手。最终她获得了矫正阅读的硕士学位，并且在一所学校教那些有特殊需要的孩子。

她的孩子都已经长大了，并且有了自己的孩子。她是一位很好的外祖母。我还记得，我12岁时去了一次纽约，我求她带我去看阿诺德·施瓦辛格（Arnold Schwarzenegger）的新片《独闯龙潭》（Com-m and o），因为这是一部R级电影，我没法自己一个人去看。她并不喜欢这部电影，但是她去了。我记得，她靠过来问我，施瓦辛格的肌肉是不是真的。

在工作之余，外祖母在一个叫做灯塔（Light House）的组织里当志愿者，她在那里给盲人读书，那些盲人所丧失的东西，对我们其他人来说都是清晰可见的。

我们丧失的有些东西则更加微妙、更加隐秘、更加秘密。

而我们的力量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