鸣谢

我写这本书已经六年了，期间有数百人帮助过我，给我提供文案、情感、资金的支持。我不可能把所有我要感谢的人列出来，但是这里我要列出一些。

安迪·瓦尔德（Andy Ward）是我在兰登书屋（Random House）的编辑。他天赋异禀、极具耐心、充满激情。对于一位图书编辑、一个人而言，还能有更好的品质吗？（如果安迪要编辑我前面两句话，他肯定会提醒我，我总是过度使用副词以及疑问句，然而我知道他总是避免去读对他自己的溢美之词，所以我觉得，我还比较幸运。）兰登书屋里的其他人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这些人包括朱丽叶·布鲁克（Juliet Brooke）、凯拉·迈尔斯（Kaela Myers）、贝斯·皮尔森（Beth Pearson）、理查德·埃尔曼（Richard Elman）、詹妮弗·普莱尔（Jen-nifer Prior）、伊万·斯通（Evan Stone）、凯瑟琳·琼斯（Kathryn Jones）、马拉利·杨斯（Maralee Youngs）、劳伦斯·克劳泽（Law-rence Krauser）、克雷格·库比（Greg Kubie）、卡罗琳·弗利（Car-olyn Foley）、凯特琳·麦卡斯基（Caitlin Mc Caskey）。而且，如果本书的辞藻不够好，那是我的责任，但至少这些辞藻完整地呈现给了你。这多亏了兰登书屋的艺术部门，包括我侄子，即艺术总监泡罗·佩普（Paolo Pepe）、封面设计师伊万·加夫尼（Evan Gaffney）、内容设计师西蒙·苏利文（Simon Sullivan）。

泰勒·卡波（Tyler Cabot）是我在《时尚先生》的编辑。我们在2010年一起合作了一篇有关病人H.M.的文章，而那篇文章直接促进了本书项目的开始。泰勒是一位杰出的编辑也是个很好的人，前几年里，我做得最困难的事情之一就是和他一起合写杂志社的故事。我很期待能够尽快与他再次合作。《时尚先生》杂志社其他一些帮助过我的人包括麦克·塞杰（Mike Sager）、汤姆·朱诺德（Tom Junod）、凯文·麦克唐奈（Kevin Mc Donnell）、瑞恩·阿戈斯蒂诺（Ryan D'Ag-ostino）、克里斯·琼斯（Chris Jones）、鲍勃·舍弗勒（Bob Schef-fler）、彼特·格里芬（Peter Griffin）、大卫·格兰杰（David Granger）以及我在《时尚先生》的前编辑特里·诺兰（Terry Noland），他最初让我去动笔写病人H.M.的故事，当时是在2005年，也就是这个计划的最初时刻。

斯隆·哈里斯（Sloan Harris）是移民委员会的代理人，而他也一直是我的后盾，提供给了我很多有趣的点子。他对于这个计划的激情，以及他时不时的鞭策，都非常重要。委员会的希瑟·卡尔帕斯也很重要。

档案管理员和图书馆管理员都是些很杰出的人，他们有着优秀记者的调查能力，而且也非常慷慨。那些帮助过我挖掘本书材料的人们，包括哈特福德医院的斯蒂夫·莱特尔（Steve Lytle）、生活研究所的洛里·詹姆斯（Lori James）、耶鲁大学医学院的梅丽莎·格拉夫（Me-lissa Grafe）、麦基尔大学的莉莉·兹吉尔（Lily Szcygiel）、哈佛医学院医学史中心的杰西卡·墨菲（Jessica Murphy）、康涅狄格州立图书馆的艾伦·拉姆西（Jessica Murphy）和梅尔·史密斯（Mel Smith）、乔治·华盛顿大学的詹妮弗·金尼弗（Jennifer Kinniff）。

我为了讲述这个故事，听了十多个人所讲述的自己的版本。有些人就是书中的主人公，而我觉得，他们对读者的贡献是非常明显的。雅各布·安内瑟、布伦达·米尔纳、莫蒂默·米什金、卡尔·普里布拉姆、苏珊·科金、丹尼斯·斯宾塞、霍华德·艾肯鲍姆，他们每个人在帮助我理解这个更长故事的某一角度上，都起着无与伦比的作用（遗憾的是，普里布拉姆和科金在我完成此书的过程中去世了）。其他一些人不是那么重要，或者说完全没有出现，但他们也给了我很深刻的洞见。这些人包括贾斯汀·范斯坦（Justin Feinstein）、卡利姆·纳德尔（Karim Nader）、丹尼尔·尼詹森（Daniel Nijensohn）、戈尔迪·尼詹森（Goldie Nijensohn）、尼尔·帕特尔（Nir Patel）、茹斯·克莱明（Ruth Klaming）、娜塔莉·辛克（Natalie Schenker-Ahmed）、科尔林·谢尔（Colleen Sheh）、保罗·梅克勒（Paul Maechler）、奥利弗·哈尔特（Oliver Hardt）、爱丽丝·克罗宁（Alice Cronin-Golobm）、玛丽莲·琼斯（Marilyn Jones-Gotman）、南希·赫本（Nancy Hebben）、邓肯·亨特（Duncan Hunter）、艾琳·穆乔（Eileen Mucha）、大卫·曼福特（David Mumford）、唐纳德·麦基（Donald Mac Kay）、洛里·约翰逊（Lori Johnson）、菲尔·希特斯（Phil Hilts）、詹尼·奥格登（Jenni Ogden）、琳达·德利尔（Linda De Lisle）、桑德拉·帕里（San-dra Parlee）、迈拉·克罗利（Myra Crowley）、贝特·弗格森（Bette Ferguson）等等。感谢你们所有人。

当然，我要感谢亨利。我从没有见过他，我希望我见过他。有时想起亨利的时候，我会想起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写到的德累斯顿（Dresden）的地毯式轰炸，那正是他小说《屠场五号》（Slaughterhouse-Five）的灵感。冯内古特在写到轰炸时，这样陈述道，“地球上只有一个人因此而获益。我就是那个人。因此，我写了这本书。”我不敢说，自己是从亨利的不幸中获益的唯一一个人，但是写完这本书后，我成了获益者之一。我永远无法偿还我对亨利的亏欠。我们没有人可以偿还。

除了安迪和我之外，我母亲丽莎（Lisa）和我姐姐拉什卡（Laska）是与这本书接触得最多的人。我已经向她们大声朗读过很多章节的草稿。没有她们，我无法完成这本书。我知道，书里的某些章节对她们而言听了并不愉快，尤其是那些有关我外祖母尼尼的部分。外祖母几年前去世了，那正是在我深入挖掘她人生故事中最不安的那一段之前。她非常安静、内敛、可爱，我有种复杂的感情，想要把她最黑暗的生命时光带入光明。

有很多家庭成员和朋友们都听过这本书的很多部分，或者只是听我唠叨过这本书，他们给了我一些很有用的反馈。这些人包括万斯·雅可布斯（Vance Jacobs）、马特·梅奥艾米（Matt Moyer）、艾米·托恩辛（Amy Toensing）等等。斯坦福大学的两位聪慧而敏锐的神经科学家艾伦·安达尔曼（Aaron Andalman）和马修·洛维特（Mat the w Lovett Barron）阅读了全文的手稿，并且给了我非常有用的评注，而书中遗留的那些科学错误都是我的原因。

最后，感谢我的女儿安雯。在我写这本书的那几年，我经常出远门，经常关注不到她。这很糟糕，而我想要改变这些。这部分是因为安雯，也是出于自私的理由，因为我在这个世上最幸福的时光就是和她度过的，我们在育空地区堆雪城堡，在希腊探索洞穴，在纽约爬山。我爱你，安雯。我迫不及待地想和你进行下一次的冒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