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我扫视了一下人群，想找到布雷特和凯文，在房间的另一边我发现了他们。他们看起来信心满满，穿着马球衫和卡其裤，裤子看上去有些蓬乱的风格。看到他们在交际的样子我笑了。他们都在做着自己的事，没意识到我正在看着他们，我喜欢这样子。时间已经是二〇一〇年五月十九日，在格林斯博罗（译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中北部城市）的一个剧院里挤满了人，他们都在等待着纪录片《穿越美国》的首映。尽管我没有达到此次远征的目标，但我依然为这电影感到骄傲。电影拍摄得非常漂亮，故事也非常有趣。在放映结尾的时候，我被家人、朋友和许多微笑的陌生人围绕着，感受着无比的快乐。

第二天下午，六个全副武装的美国国税局的人从一个咖啡馆里冲了出来，在我想要进入公寓大楼的时候抓住了我。

我第一时间的想法是他们认错人了。或者我居住的大楼内出现了杀人犯，这些人想要保护我。但就在我想着其他可能的解释时，我被扭过了身，戴上了手铐——我被捕了。在我被带去停车位的时候，我感觉有些眩晕。所有的一切都在旋转。我努力地保持前进。这不是现实，这只是一个扭曲的梦。醒来，查理！是时候去绕着勃兰特湖跑一圈了。

但我没有醒来。我被塞进一辆没有标记的车内，我仔细地看了一下逮捕我的特工中的一位，他看起来有些熟悉。该死，我之前在哪里见过他？我想起来了，他是罗伯特·诺德兰德特工。一年以前他曾在我的公寓大楼内出现过，问了我一些关于投资与收入的问题。我诚实地回答了他们，我没有什么可隐瞒的，然后他离开了。尽管我对他的拜访有些迷茫与震惊，但此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他，甚至把他完全忘记了。

我给我的朋友兼律师克里斯·贾斯蒂斯打了电话，他说将尽快赶来。我在一个上锁的审讯室里等着他。

“他们派了一支特种部队？”克里斯一进门就问，他的脸色有些红。

“是啊。”我说。

“这太可笑了。”他说，“太让人吃惊了！”

他说，通常只有在对付极危险的罪犯时才会这样。我又不是阿尔·卡彭（译注：美国黑帮首领），我只是个中年人，住在北卡罗来纳郊外一个普通的公寓内，开着一辆十年的老车。我确定克里斯说了一些宽慰我的话，并保证会弄清事实，但我所听到一切却是：“查理，他们不应该这样对你。但我必须要告诉你，伙计，情况太糟糕了。”

我让克里斯打电话给我爸爸，告诉他发生了什么。

在他离开后，我被他带到了一个挤满人的牢房，里面躺满了人，地板上也是。有些人在打鼾，有些人在看着肮脏的天花板，有些人正在哭泣，哭声有些黏糊，是那种只有喝醉的人才会有的哭声。没事的，我对自己说。我以前在许多不舒适的地方睡过，和比这些人还醉的人睡在一起。我会将其视为世上最糟糕的兄弟会聚会。我会度过这个夜晚，在明天的时候把这一切修正回来。

早上五点的时候，一个警卫叫道：“恩格尔！”我的手上戴着手铐，脚踝上带着脚链，就这样被带过了街道，到了联邦大楼内等待，别人和我说这是早间晨讯。我被安置在一个审讯室内，里面有铁制马桶和一个又长又硬的金属长凳。保持冷静，我对自己说，你可以处理好这些的。

一个警察摇摆着进来了，给了我一叠貌似官方文件的东西。

我阅读这些文件，想要弄明白我为什么会在这里。这些文件，最上面的一份上的文字是我根本没有想到的。“美利坚合众国起诉查尔斯·R·恩格尔。我拿着这份多达十五页的起诉书，反复地读着，每部分的内容都让我感觉恐惧和疑惑。大部分都很难懂，满是法律术语。终于，我明白政府之所以逮捕我，是因为我在一次住房贷款申请中夸大了我的收入，就因为这个，我可能会被关押三十年之久。我的胃在翻滚着。

为了理清眼前这难以想象的局面，我回忆着特工诺德兰德当初通过对讲机和我所说的话，他自称是格林斯博罗市的警官，请求进来。我当时以为是有人闯入了大楼或是消防规范的问题，所以我按下了底层大门的解锁按钮，等待着他到达我三楼的公寓。

我打开了大门，等待穿着警察制服的人进来。但我看见的却是一位身形矮胖、穿戴着长方格运动衫和领带的男人，还有一个比前者高一头的男人站在他旁边。诺德兰德说他们是美国国税局（IRS）刑事审判庭的。同时他们向我展示了钱夹式证章，我想他们这动作肯定是练过的。就在诺德兰德把他的证章放回腰带的时候，他亮了一下腰带上的手枪皮套，并看着我，以确定我有看见它。

我对诺德兰德的身份感到迷惑，他是一个IRS的特工，不是最开始在楼下时声称的格林斯博罗警官。我猜他认为我可能会不欢迎IRS的人进入这大楼。他也许是对的。在南方这是很有可能的事，我倾向于有礼貌地面对他们，哪怕是对这些凭借撒谎进入我公寓的IRS特工。我请他们坐下，坐下了之后，我请他们喝东西，他们拒绝了。

诺德兰德想问我一些四年前在弗吉尼亚州查尔斯角房产的贷款问题。我不知道这些老贷款有什么好问的，但我还是回答了每一个问题。他还问了我的收入、资产和负债，还有冰雹凹陷修复生意、《绝对改变：房子篇》工作、浴室装修生意中的损失等问题，最后还有跑步的问题。我的回答似乎让他有些沮丧。

“为什么银行会贷款给你？”他问。

我感觉这是一个奇怪的问题，我对他说这你得去问银行。

然后他从一个华丽的文件夹中抽出了一张纸。他说这是一张贷款申请，并指着这个文件上的签名问。

“这是你的签名吧？”他问。

我看了眼文件，看见了我的名字，但明显不是我的笔迹。

“你是否在这儿写了你名字的缩写？”诺德兰德用一根粗短的手指在上面指着问道。

“不。”我说。上面有我的名字缩写“CE”，但我并没有在上面写过。

诺德兰德又问了我一些问题，然后他和他的搭档开始陷入尴尬的沉默。我很想请这两位劳莱与哈代（译注：美国早期戏剧节目名，也指该节目的两位滑稽演员斯坦劳莱和奥立佛哈代）离开。终于，他们站了起来，朝门走去。

“我能就……问一下吗？你们为什么要问我这些问题？”我说。

“我看了你穿越撒哈拉沙漠的电影，”他回答说，“我很好奇像你这样的人怎么能支付得起那样的活动。所以我决定对你展开一次调查。”

他们的拜访使我恼火，在他们离开后我马上给克里斯·贾斯蒂斯打了电话。

“IRS特工？”他说，“你没有和他们谈话吧？对吧？”

我承认自己和他们说过一些话。

“我没有什么可以隐藏的。”我说。

我可以感觉他在电话的另一头摇着头。

“联邦政府工作人员不会去敲你的门，除非他们已经掌握了你的一些罪证。别再在我不在场的情况下和他们谈话了。”

克里斯的话让我有些紧张，但随着时间的过去，我忘记了诺德兰德。我感觉自己的回答让他满意。现在，看着手上的起诉书，我知道并没有让他满意。

时间流逝着，我坐立不安。终于，在下午快三点的时候，一名警卫出现对我说是时候走了。克里斯安排了他的法律搭档斯科特·库尔特代表我，后者正在法庭等着我。

“穿得不错。”他说，笑着对着我的红色囚犯连身衣裤打着手势。

“谢谢。”我说，知道他是想要让我放松一点。

指控被宣读出来，我下一次的出庭时间也确定了，地点是在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然后联邦政府的律师向法官要求让我保持拘留状态。我被认为是有可能逃离的，因为我有着大量的旅行经验。谢天谢地，法官并没有同意，并在我支付了一万五千美元的保释金后释放了我。

我已经有三十小时没有睡觉、吃东西了。从监狱里出来的时候我脏兮兮的。我想起了之前扔在洗涤槽里的脏盘子，我已经有点等不及想把它们洗干净了。通常，我并不是一个热衷家务的人。现在，我想做一些普通的事，清除一些可以清除的东西，慰藉一下自己。

脱去连身衣裤，并在一些文件上签字后，警卫带我走向一个电梯，电梯通向地下车库。当电梯门打开的时候，诺德兰德正站在他车旁。

“晚上过得怎么样？”他假笑着说。

“非常不错。”我说。

我问诺德兰德，如何才能取回我的物品。如魔法一般，他拿出了一个塑料袋，里面放着我的手机和其他被逮捕时口袋里的东西。他把已经打开的包给了我，我从里面拿出了我的手机，同时他也在注视着我。我来这里的时候手机是充满电的，在他们拿走的时候我曾把它关了。现在它却无法开机了。该死，如果现在我无法打电话给某人，我该如何才能回家？

“需要我捎你一程吗？”诺德兰德问。

郡政府所在地离我家有十英里远。我看了一眼停在我右前方的车。他的搭档正站在车门旁，看着我。我犹豫了，当然我也想回家。

“好吧，当然。”我说。

“转过身，我需要再次把你铐起来。”诺德兰德说。

我抗议，但他还是把我铐了起来，把我推到了后座上。然后他挪挪身子靠近我，把安全带给我系上了。

车出了车库，朝我的公寓驶去。大约沉默了五分钟后，诺德兰德向我靠过来。

“你想不想我主动给你提些建议？”

我犹豫了，然后带着讽刺的表情说：“当然。”

“我们有你的磁带。你应该去找联邦检察官，做一个交易。”

我不知道诺德兰德所说的是什么，但我有些疲惫，无法思考。我回到了家中，洗了个澡，给我的孩子打了电话。他们很难过，但我向他们保证不会出事的。然后我给我的母亲打了电话。她正在变得越来越糊涂，所以我用尽可能简单的词汇向她解释所发生的事。我对她说这一切只是误会，很快就会解决的。最后，我给父亲打了电话。

“查理！我刚和克里斯·贾斯蒂斯通过电话，”他说，“这真是太扯了！”

“我真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说。

“我已经卖掉那处房产十五年了，”他说，“银行在2005年左右的时候所做的事就是，如果你有脉搏，你就可以得到贷款！和一个人赚多少钱根本没关系。”

“所以，你感觉这会没事吗？”我说。

“当然，你只要朝前看就好。我们去找那些混蛋。把你的一切都交给我吧，别担心太多。”

“谢谢，爸爸，”我说，“我爱你。”

“我也爱你，查理。”

第二天早上，我按命令给格林斯博罗联邦大楼的官员凯伦·弗兰克斯打了电话。她是我的预审缓刑犯监督官，虽然我不太清楚那是什么官职。弗兰克斯女士对我还算友善，尽管她的责任之一就是保证我的脚踝监控器正常地装在我的脚上。我问她这东西是否有除了黑色之外的其他颜色。她礼貌地笑了笑，我想她以前也可能听到过这种话。

我只被允许在北卡罗来纳州的中部地区活动。我不能在早上八点之前离开房子，必须要在晚上七点之前回来。如果我想要去任何其他地方，都需要事先征得批准。无法远行，也意味着我无法赚钱。想要支付房租，抚养我的孩子需要我在脚踝监控器规定距离之外的地方工作才行。

有关我被逮捕的新闻似乎到处都是，送上门的报纸上有，电视上有，我经常阅读的跑步博客上有，就在不久前还刊登了我的成就。有关我“衰败”的报道在他们看来有些喜剧感。许多仅仅只是翻版了政府有关我“抵押贷款欺诈案”的新闻稿，我的罪行就变成了事实。没有一个记者联系过我。

我意识到这些人在看了《穿越撒哈拉》之后，把我视为一个怪人，并很快就相信我是个罪犯。网络上，我看见了一些类似“看，我和你们说过他是个混蛋”“他从他的供水慈善项目中偷了上百万美元出来”“他把他的房产烧了，来骗保险金”“职业罪犯！”和“骗子！”等评论。一些人甚至认为我是用偷来的钱来支撑穿越撒哈拉沙漠项目的，就好像马特·达蒙需要我帮他找钱一样。

我一直相信我不在乎别人对我的看法，但我错了。这些言论压垮了我。但我知道为自己去辩护也是毫无意义的，只会火上浇油。

另一方面，我也有许多支持者。朋友给我的孩子提供了帮助。其他人为我的利益向媒体发声，写信给当地的报纸证明我的为人。一些人给我带来了砂锅菜和派。我不断地听到“查理，我很难过”，就好像我被绝症宣判死刑了一般。我不想人们为此难过。我不喜欢他们眼中的悲伤与担心。我努力安慰他们，告诉他们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必须出现在诺福克的法官前，以确定我的审判日期。在短暂的听证会后，我被告知，以我不太高的收入可以让我有资格请一名公设辩护律师，如果我想的话。我选择了要。然后我被告知去见审前缓刑主管。我对一位坐在桌子后的女人问好。我问她，我是否来对了地方。她没有抬头。我等待着。她拿起一张文件，用毫无变化的语调开始读一份表单，上面罗列了我可以做的和不能做的事。然后她终于和我有眼神交流了。

“不要搞砸了，不然我会在审讯之前把你关到监狱里去。”她说。

我点了点头。

“沿着走廊，”她说，一边用手指着，“尿检。”

我不担心尿液检测。但真正的问题是撒尿这一过程，这一切要在一名工作人员手悬在我肩膀上的情况下进行，如果他再靠近一点的话甚至可以碰到我的那里。自从被逮捕以来，我就很少睡觉，吃得也不多，喝得也不多。我压力很大，所以有些脱水，以至于尿都尿不出来。时间已过了下午三点，我还要担心开车回格林斯博罗，路途很长。然后我就坐在等待区域喝了一加仑的水，希望能快点尿出来。

在尝试了两次之后，依然尿不出来。如果我无法在五点之前完成这事的话，就不得不在明天白天的时候再来试试。

终于可以了，我的尿液是“干净”的，五点过后不久我离开了法院，有些疲惫。车雨刷下夹着一张五十美元的罚单。回去的漫长路途上，我每隔二十分钟就要停下来小便一次，我花了七个多小时才回到家。

被逮捕对我生活的伤害是巨大的。赞助商在没有经过商议的情况下就放弃了我。好几个演讲都不再邀请我了，而我本来指望依靠它们来支付账单。而最让人痛苦的是我被几个非营利组织董事会踢了出去，其中还包括H2O，这个我创立的干净水源慈善组织。不仅将我开除了，还将我净化了，抹去了，就好像我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

就在几个月前，我开始和诺玛·巴蒂达斯约会，她是一个杰出的跑者兼登山家，一个严肃的女人，为她的两个年幼的儿子奉献着。我被逮捕的时候她正在攀登麦金利山的半途之中，尽管我能联系到她，但我也没有联系她。我曾爬过那山，知道那需要集中精力。一旦她登顶之后我就会联系她。我们曾非常认真地对待未来，但这一切都将在这里结束。而结果也证明我的猜想是正确的。

沃尔特·道尔顿作为公共辩护人被指派负责我的案子，他的年龄和我相仿，有着一头灰色的细长头发和浓密的胡子。见面之后他立刻和我说他也是个跑者。这看起来是个好的征兆。我的兴奋很快就被熄灭了。道尔顿之后花了二十分钟在叹气，摩擦他的眉毛，告诉我他待处理案件的数量多到快把他压垮了。能分给我的时间有限，他说，无法投入太多的精力在我的案子上，而且他对房地产的事情了解非常有限。他只处理过一桩和抵押贷款有关案子。

“结果如何？”我问。

“哦，他承认有罪，非常直接。”他说。

我尝试保持乐观。我希望这一次道尔顿能了解我案件的事实，这样他可能会感觉我们有机会赢。当他提出我们去他的办公室看一下“透露”（译注：法律方面对事实真相或有关文件内容等）材料时，我有些喘不过气来。在透露阶段，原告及其律师会被另一方的律师要求递交所有调查阶段所收集到的信息，哪怕这些信息可能对他们不利。

我走进道尔顿的办公室，预想会看到一大箱文件。但并没有，他只是给了我一张CD。

“就这些？”我问。

道尔顿点了点头。

“在这里面有数百份文件。”他说，“你要自己把它们弄清楚。”

我希望听到的是：“我们要把它们弄清楚。”不管怎样，我想要开始看了。

“你能给我点建议，我应该从哪里着手吗？比如我应该找什么？”我问。

“没有。我也没有机会仔细看。”他说，“对了，从原告那儿拿来时附带有一张纸条，上面提到了一件东西。除了这些文件，光盘里还有三个小时的音频文件。”

他已经完全引起了我的注意。诺德兰德曾莫名其妙地声明过他有我的录音带，我努力搜寻着记忆，想要想起我们被记录的谈话。

“我们正在听那音频。”道尔顿对我说。他所用的词是“我们”，这让我很疑惑。然后，一个年约二十多岁的女人进入了办公室。

他介绍说这是她的实习生，她将用几周的时间帮助我们。她说她已经听了这录音的前两个小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什么重大的信息。她为我拉来了一张椅子，启动了一台电脑。看着屏幕上布满的文件，我惊呆了。

“所有的文件都是有关我案子的？”

她抬了抬眉毛，看着我说：“你什么都还没看过吗？”

她是对的。每个文件夹里还有许许多多的文件。我接下的工作就像是在大海里捞针。我只能假设有一些针需要我去找，只是不知道要从哪里入手。

这名实习生带上了耳机，回去继续听录音带。当我遨游在这数百页的文件中时，时间流逝得飞快。这些东西有些和抵押贷款有关，其他的满是些难懂的术语，让我根本无法对它们进行分类。

“哇！我想我找到了我们正在找的东西！”道尔顿的实习生说。

她拿下了耳机。

“你是否记得你曾和一位IRS女特工吃午饭？”

我茫然地看着她。这听起来是我应该记得的东西。

“她的名字是艾伦·布拉德肖。想起来了吗？”

我努力回忆着，想起了大约在一年前曾和一位名为艾伦的女人在我的公寓大楼内见过面。她很迷人，身材很好。她说她要搬到我住的大楼内。她问了我一些有关这公寓里邻居的问题，她告诉我她是一个热心的跑者。然后她邀请了我吃午餐。

“当然！”我说，对于能给她留下那么良好的第一印象我感到非常荣幸与高兴。

我们吃了一次午餐，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她。我将其视为一段不错的经历，“不错，但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的感觉。”

“只是几句话。”她说，把耳机递给了我，“很遗憾，你要活着离开那里了。”

我有些尴尬，因为这实习生刚听了我认为是私人谈话的内容。在午餐时候和一位美女谈了两个小时的话，谁知道我可能会说出什么蠢话。我按下了播放，然后倒带再次听了一遍，确定我肯定有什么没听到。我拿下了耳机，对着实习生。

“就这些？”我问。

她点了点头。

“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他们怎么可能用这些东西来对付我？你有在里面听到我供认了什么吗？”

实习生耸了耸肩，想要从空气中寻找回应，但什么都没有找到。

“你应该和道尔顿先生谈谈这个。”她说。

艾伦·布拉德肖自称是从事帮助他人理财投资的工作。我记得她操纵了我们的谈话方向。所谈的内容并不是我通常会讨论的话题，但她看起来似乎对我所说的内容很感兴趣，所以我们就继续谈论着。这所谓的证据就是我和她讨论时的一段三十秒的片段。在一段连续不断的话中，我告诉她我曾有过几个“骗子贷款”，一个经纪人把我的收入写成了四十万美元，虽然他知道我并没有那么高的收入。这只是个非正式的言辞，我并没有解释说我所认为的“骗子贷款”是指贷方在借出贷款时只要一点或不需要文件证明。最近我在看了一个电视节目后又看了由斯科特·佩利所写的名为《六十分钟》的报告，我非常好奇我的贷款，所以从抽屉中找出了我二〇〇六年收到的信件，这些信件我都没有打开过，只是寄到了我的邮箱中。我的经纪人在电话中帮我填写了申请，我承认我并没有在细节上太过关注。当然，之后我也得到了佩利所描述的这笔贷款。

当我意识这就是原告所说的供认时，我愣住了。这算不上是什么证据，不过是我误入歧途想要给一个女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虽然这个女人对我的贷款事情感兴趣是件很奇怪的事。但我并不承认这罪行。如果一定要有说的话，那也是我的抵押经纪人约翰·赫尔曼所引起的。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帮我虚构了收入。不管怎么说，我怎么能对一个我甚至不知道其存在的东西认罪呢？而且我在二〇〇五年至二〇〇六年还了贷款。

诺德兰德所谓的证据是脆弱的，这让我受到了些鼓舞，又继续用了数小时的时间查看文件。包括IRS的内部备忘录，会见备忘录，银行申明，抵押贷款文件，纳税申报单。甚至还有一份详细目录，我被震惊了。这是真的吗？诺德兰德曾搜查过我的大垃圾桶。突然，我感觉有些不舒服。今天我看的听的东西已经足够多了。

我和道尔顿又见了几次面。当我意识到他正在假设我会直接认罪的情况下对我进行辩护时我感觉有些沮丧。他可能相信我是无罪的，但他的策略是建立在让我避免最糟糕的结果上，即在审讯之后我是被认为有罪的。他说如果这事发生了，那么我所遭受的刑期将比现在就认罪要久。

当助理检察官约瑟夫·科斯基和特工诺德兰德来找道尔顿，对他提出一个认罪协议时，他显得释怀和兴奋。对于指控我的十五项罪名我可以选择性地承认。由我自己选择！道尔顿在一个擦写板上把这些指控的概略都写了出来，解释着每一种罪名的轻重，划掉一些我可以避免的。

道尔顿的“认罪101”课程非常清晰、完整，但他正在浪费力气。不管什么情况我都不会认罪。我甚至对他有些厌恶。他现在显得非常活泼愉快，是我见到他以来最活泼愉快的状态。我研究了下板上的内容，好像是在考虑他的建议，然后我说：“为什么我们不说出事实，看会发生什么呢？”

道尔顿看着我，就好像我有两个头。

“如果你接受审讯，站在证人席上辩解，你肯定会被指控妨碍司法公正。”他说。

“什么？”我说。

“如果你站在证人席上为自己辩护，你就会被认为有罪，法庭会认为你在撒谎，然后你就被认为是在妨碍司法公正了。这可能会让你的刑期增加两年。”

“你是在对我说，在美国，如果我接受审讯，为自己的无罪而奋斗、辩护，如果最终有罪，那么我的刑期将增加两年？”

道尔顿点了点头。

我疑惑地离开了他的办公室，我被吓到了。我感觉自己正在滑入联邦正义系统的某种瓶颈，就像牲畜在进入屠杀场一样。

我的父亲也得到了一份“透露”光盘的拷贝件，他花了许多时间对其进行阅读、打印和整理。我们每天都会在电话中交谈数次，兴奋地分享着我们认为能渡过难关的方法。我们都知道，道尔顿根本没有对这些内容进行挖掘，一切都得靠我们自己。我们认为，我应该请求准许去加利福尼亚一周，这样我们就能一起工作。如果我们能为道尔顿将事实弄清楚，那么我们就可以带着他通过这难关。我申请了远行许可，并得到同意。

爸爸和我在机场见了面，他拥抱了我并马上开始讨论。

“这事情太糟糕了，那些经纪人害死你了。”我们一边走向他的车一边说。

“我知道。”我说。

“他们使用不存在的贷款指南和政府的监管疏忽，去怂恿人们借入损人利己的贷款这一行为注定是要挫败的。但他们并不在乎，因为他们借出的不是自己的钱！这些银行家富了，而你却惨了！”

“就是这样。”我说。

“现在，他们又想把你投进监狱？这真是太龌龊了！那些扭曲的杂种。”

他坐在驾驶位上然后看着我。

“所以，你现在？”他说。

我笑了。父亲对待事物那种粗暴的态度有时会引起我们之间的冲突，但现在，我因此而爱他。这是我生命中第一次和我的父亲组队。这感觉不错。我只是难过，是这个原因才让我们团结起来。

父亲办公室里的桌子和地板上满是文件。

我们感觉可以确实地证明这些年我的房屋贷款都已经处理好了。经纪人在没有得到允许的情况下夸大了贷款人的收入，还经常伪造他们的签名，我的情况就是如此，然后他们就从这笔生意中获得大量的奖励。我的贷款和其他数百万美国人的贷款并没有什么不同。我并没有要求特别的贷款类型。只是贷款本身有些问题。不管是什么原因，约翰·赫尔曼把我置于一个无文件证明贷款或无收入申明贷款的境地，只是在多年以后，变成了口头上所称的“骗子贷款”。如果说我有任何罪的话，那就是相信了专业人员的话。

我的文件大都是由特工诺德兰德制作的，我整理着这些文件并寻找有用的信息。一页又一页的内容揭示了他调查我的策略。他在我身上花费了七百多个小时，用来调查我和我过去的纳税申报表。到目前为止，IRS的文件并没有显示我有没有申报的收入。这可能并不是诺德兰德想看到的。

最后，他使用了《爱国者法案》对他的上司表达了非特殊性的和无事实根据的洗钱担忧。这使得他和他的IRS同伴可以搜索我的垃圾，整理我的邮件，让我和我的一些朋友处于监视之下。不管是什么原因，他的行动起因看起来都是从“查理·恩格尔是罪犯”开始，然后反过来调查的。我无法理解这事，为什么我会成为某人的目标呢？我阅读过大陪审团的谈话，他们也和我有同样的想法。一名陪审员曾问过诺德兰德为什么对一个没有犯罪背景的跑者那么上心。

对此，诺德兰德回答说：“我只是认为，在连续几年没有收入的状况下，没有人能一下去戈壁沙漠，一下去这，一下去那。”

大陪审团继续问：“我只是有一个很大的疑问，为什么你挑选了恩格尔先生。有什么让你想追踪他吗？这感觉就像是我们好像有什么东西没注意到不是吗？你还对其他人做过这样的事吗？”

“好吧，嗯……有时候，这只是，真的，这就像你感觉法拉利很漂亮一样简单。如果你拉出他的信息，看见一年收入五十万美元，会感觉这收入真不错。没问题。但我看得更深入，看得出这是有问题的。”诺德兰德回答说。

一天下午，父亲从桌子中抬起头，睁大着双眼。

“你知道吗？”他说，“在你的贷款中没有FDIC（译注：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担保的贷方牵涉其中！你的贷方，除了查尔斯角的湖滨银行外，都是所谓的“冒牌者贷方”。他们只是发放贷款，然后把它们打包出售。而你和湖滨银行的贷款则是文件齐全的，你还清了它。其他的都没有FDIC的担保。

“所以诺德兰德并不明白这一点，或他知道这一点却忽略了它？”我问。

“这并不重要，”我的父亲说，“一旦诺德兰德知道在这些贷款中没有一个是联邦担保的银行贷款，那么他就应该不管这些贷款。联邦政府根本没有立场进行起诉。但他已经研究了七百个小时，花了大量的钱，如果一切落了个空，那么他可能会失去工作。”

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回到了格林斯博罗，确定自己能够说服陪审团这些指控都是假的。我安排了一场与克里斯·贾斯蒂斯的会面。我想要把我们发现的东西给他看，我想要听他说我们有机会赢。

“看看这些。”我指着一个贷款文件上被圈出来的手写内容说，这些内容是用黑色记号笔写的，写的是“没有收入要求，谢谢！”。

“赫尔曼甚至没有问过我的收入！”

“好的，我看到了。”他说。

“再看，”我说，“这文件显示担保人计算的收入需求是三万二千五百美元，魔法一般，这数字也出现在了写着我名字缩写的伪造贷款申请上。这担保人和赫尔曼在同一个地方工作。看起来他们是一起搞定的这事。”

“是的，也许，”克里斯说，“但你也收到了交易确定文件，并在上面签了名，包括这写了错误数字的贷款申请。我知道这贷款是已经被批准生效的，你签名了。”

“我在这红色的标签上签名！我并没有阅读整个文件包。难道有人会读这些东西吗？”

克里斯耸了耸肩，“有些人会，可能并不多，但这并不重要。你签名了。”

“我不知道自己签了一个满是谎言的文件！我只是签了公证人让我签的东西，就像平时那样。”

“查理，我明白了。真的，我知道了。情况有些糟糕。我可以看出你非常努力，你几乎没有做错事。你只是被骗了。但你需要知道一点，”他说，“当一个人在美国被联邦政府指控了，那他将有百分之九十九的机会被判有罪，不管他是否接受审讯或选择认罪交易。我很抱歉，但你会进监狱。”

我拉开了他的手。

“这是什么狗屎话。”

“事实就是这样的，”他说，“你不可能击败他们，没有人能。”

我想要打他。我抓起所有的文件，冲了出去。我回到车中，开车去了国家公园。在今天早些时候我跑了十英里，跑步服还在我的车内。时间已经接近傍晚，但依然很炎热，停车位也几乎是空的。我换上了短裤和短袖，然后沿着树木繁盛的小道快速跑起来。我以几乎无法呼吸的速度跑着，想要快速到达净化的状态，感受解脱之感，我急需这种感觉。我熟悉这些道路的每一寸，我知道哪里有树根横亘在道路上，知道哪里有急转弯可能把我甩出去。

终于，当我无法再跑得更远时，我减慢了速度。天色已经全黑了，我感觉周围的橡树包围了我。我听到蝉的叫声和树蛙的颤声。我全身都被汗湿透了。当到达停车位时，我停了下来，抬头望着天空。微风吹在我潮湿的皮肤上，有些冷。至少我还有这，我想，我还能跑步。他们不能把这些从我身边带走。

在多次讨论了道尔顿根本没怎么花时间在我的案子上时，我父亲和我认为我们需要找另外一名律师。爸爸拿出了一些钱来帮我从私营律师事务所请了一名律师。他并不是一个有钱人，所以这可不是件小事。我从来没有请求他的帮助，但对于他给予我的帮助心怀感激。

律师保罗·孙是我父亲朋友的一个合作伙伴，他同意给予我们一些费用优惠。这是一个非常棒的消息。对于他我只有一个保留想法：他来自杜克法学院。我有一种刻在基因中的倾向，即与任何杜克大学的人对立。保罗忽略了我几乎每天都穿在身上的北卡罗来纳短袖。我也承诺如果他能搞定这麻烦，那我就在接下来的篮球赛季中穿上杜克篮球队的短袖。

保罗的办公室在罗利（译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首府），他年龄和我差不多，热衷于骑自行车。作为一名律师，他的安静与低调让我惊讶。我希望他作为我的律师时能表现出自信。对于房地产的法律他知道的也不多。但我想如果我和我的父亲能整理好案件的细节，保罗应该也能做好工作。

我的审讯在九月十二日。原告上百次地称我为骗子，痛斥我的生活方式，就好像我是生活在里维埃拉（译注：从意大利拉斯佩齐亚沿地中海到法国戛纳一带避寒胜地）的顶层公寓一样。那三十秒的录音带被放了一次又一次。我焦虑地等待着律师阐述他的观点。但我对于他的辩护方式变得越发担忧。对于法官的进攻，他看起来越来越忧虑了，辩护也显得无力。他并没有问诺德兰德有关他在大陪审团前所说的证词。他也没有向法庭施压让FDIC银行出席。他也没有提到伪造文件和贷方损人利己的行为。他甚至没有对约翰·赫尔曼（我的经纪人，他已经对他自己洗钱的罪行供认不讳）的证词提出异议，包括在贷款文件上伪造他父母的签名。赫尔曼还没有被宣判，根据保罗的说法，他和联邦政府的人达成了交易。如果他指认我的罪行，那么他的判刑将会被减少。

在和保罗进行策略会议的时候，我曾一度有过希望。我对他说，一次我被提审后，诺德兰德曾载过我。保罗显得非常生气，他说在释放后还铐着我，把我按到他的车里可以被认为是非法监禁，之后的提审也是非法的，因为我的律师没有出席。保罗在法院上温和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尽管法官看起来因为诺德兰德感到不舒服，但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发生。

在长达六天的有关抵押和贷款和银行的管理条例证词发言后，每一个人，包括法官，都陷入了恍惚之中。一些陪审团的成员昏昏欲睡，然后睡醒时发现他们仍坐在不通风的法庭里时就显得很失望，还不得不听着漫无边际的有关贷款、税收、司法人员的问题的讲话。当审讯要结束的时候，我意识到克里斯·贾斯蒂斯的话是有多么正确。我被玩弄了。

在二〇一〇年十月八日快傍晚的时候，我的家人坐在我的身后，我被宣判十二次诈骗银行、电信欺诈、邮件欺诈。滑稽的是我并没有被判提供了虚假的贷款申请信息。我的第一反应是释怀了，比茫然不知未来之路要安心。但当我转过身时，我看见了母亲正在哭泣。这让我心都碎了。我知道我会想办法渡过这段煎熬的难关，但我不确定她是否可以。

法官允许我回到格林斯博罗等待九十天，直到一月十日的时候刑期被宣布。

我清理了我的公寓，把东西都放在了一个仓库内，然后搬到了朋友奇普·皮特的家。我花了很多时间和布雷特及凯文待在一起。我不停地拥抱他们，想要把爱给储存起来。我频繁去找母亲，并一直想要保持我们的谈话简单而光明，尽管最后总会转到监狱的话题上来。她看上去就快在我眼前消失了。如果我被送进了监狱，我甚至不敢相信自己能作为一个自由人再次见到她。

让悲伤变得更加沉重的是布雷特在格林斯博罗的北卡罗来纳大学校园内酒驾了。他的血液酒精含量是低于法律限制的，但他还是未成年人，所以大学让他停学了。他有些挣扎，而我更担心他会因为我的入狱而生病了。

在裁定后的几周内，我疯狂地跑步，这和我刚获得清醒时的感觉很像，那时我就感觉自己如果不跑步就会死去。没有其他方法能释放这种压力。我每天都出去，跑过让人感觉有些过于激进的路程，脚踝上的监控器磨破了我的皮肤。一天，我开始沿着小道跑步，发现疼痛异常，疼痛到无法再走一步的程度。我第一次注意到，右膝盖有些疼痛是在被捕的几周前参与的巴克利马拉松上摔倒造成的。现在疼痛变得更加严重了，但我依然在跑，最后，它变成了无法忽视的存在。带着恐惧感，我去找了医生。他说我的半月板有些撕裂，在去监狱前必须进行手术。然后他又说，手术可能有些复杂，相比我之前的膝盖手术风险要更大。要在我的膝盖上钻一个洞，让半月板伤害得更严重一些，好让它更努力地修复自己。医生说成功的概率只有一半。

体内有些东西在变化，就像一个锁打开了。我发现自己在想酒与毒品。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在梦中梦到过那些东西了，但现在几乎每晚都梦到。我经常满身汗水地醒来，我确定曾经的瘾症正在重新归来。我知道如何把这种内部的痛苦释放出去。喝点酒，吸点毒。然后我会感到全身心的舒畅。我明白如果我再次复吸，那么我的处境将变得更加糟糕，但我无法停止这种渴望。

我接受了手术来修复被撕裂的半月板。之后，我的朋友莉斯开车把我送回了家。以前我手术后只会用异丁苯丙酸（译注：抗炎，镇痛药）和一些纯天然的抗炎药。我知道我不能冒风险使用麻醉剂，因为我可能会过度地使用它们。但这一次，当莉斯问我是否要去药店买处方上的止痛药时，我的回答是肯定的。

当我们到达奇普家时，她把那瓶止痛药放在厨房的柜子里。然后她给我拿了些苏打水、食物、饮料及一个靠垫。奇普到镇外去了，要几天后才会回来，所以莉斯答应晚些时候再回来检查我的状况。我躺下后立刻就睡着了，我被强烈的尿意所惊醒。我拿起拐杖，快速地站了起来，却因为疼痛几乎晕倒了。

这比以前所经历过的手术都要糟糕。我缓慢地朝厕所走去，想起装着止痛药的瓶子就在厨房。在药店时的记忆已经有些模糊了。小便之后，我朝柜子走去，拿起了止痛药。“氧可酮”，我研究着它。氧字开头的东西似乎是我可能会喜欢的东西。我从来不是一位药片使用者，但我有很多朋友是。瓶子上写着“在服用该药品时不要饮用酒精”。酒精！

我想起来，我好像在冰箱里看到了一些啤酒。我来到冰箱旁边，看了里面一眼。在冰箱门的架子上有一打瓶装啤酒，牌子是我不熟悉的。我拿出了一瓶，把它放在了柜子上的药片旁边。内华达淡色麦芽酒，听起来挺提神的。我坐在厨房的桌子旁，盯着啤酒和药片。我站了起来，再次拿起了啤酒。它给人的感觉冰爽无比。我喜欢它在手上的触感。然后我检查了药片标注：“根据需求，每四小时一至二片。”这是很大的一瓶药片。

我把药片和啤酒留在柜子上，瘸着腿回到了沙发上。膝盖上的疼痛无止无尽。为什么我不能像一个正常人一样吃一些氧可酮来缓解术后的疼痛呢。有问题吗？

“想吃就吃吧，”我想，“这是药，而不是再次堕落。”

我回到了厨房，从瓶中摇出了一片药，又一片药。我把两片药放在啤酒旁边。啤酒的盖子是螺旋的。有啤酒是螺旋盖的吗？我想不起来。我按着盖子打开了它。没打开。我再次尝试，但依然无法打开它。我打开一个抽屉，找到了一个开瓶器，“砰”，甜美的声音我曾听过数千次。如松木般的美味气息扑到了鼻子中，太美妙了，我想喝它。

我想起了很多AA的常用标语，但在此刻，我实在找不出一个理由不吃这药、不喝这啤酒。如果事情失控，我也不用害怕，我可以在服刑期间让自己恢复，没有人会知道。我做出了决定。

我必须定一个计划，保证没有人能打扰我。莉斯正在回来吗？也许我应该等她回来看过我之后再说。或者我可以现在打电话给她，告诉她我一切安好，她不需要回来。我的孩子明早可能会顺路来访，我可以给他们发信息说我生病了，让他们不要来。我拿起手机准备给莉斯打电话，但在我开始拨号之前它响了。我看着它，那是我妈妈的号码。我按下了忽略按钮，但它又响了起来。也许她遇见了麻烦，我接起了电话。

“妈妈。”

没有回应。

“妈妈？你在吗？喂？”我大声地说。

“喂？”我听见了她的声音，“有人在接听吗？喂？”

“妈妈，我是查理，你给我打了电话，一切安好吗？”

“我给你打的？我想没有吧。但既然我在和你通话，那么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我等待着，但只有安静。

“你想要问什么？妈妈。”

“该死，我想不起来了。”她长长地叹了口气。

“是和狗有关的吗？还是你的药？”我尝试提醒。

“我不确定，哦，等等，我很高兴你打电话。你知道咖啡过滤片放在哪儿吗？”

她以前问过我这问题。

“看看橱柜，就在咖啡机下面。我想你是把那东西放在那儿了。”

“我已经看过了，它没有在那儿。”

我想了一会儿。

“你有看过冰箱吗，你会把多余的咖啡放在哪儿？”

一些东西，包括她的电话，不久前都被她放在了冰箱里。

“哦，它们就在里面！你怎么知道的？”她问道，但还没等我回答又说，“好的，谢谢你打电话。我爱，我爱，爱，爱你。等下再和你聊。”

我拿着电话在耳边没有放下。我听到了碰撞声。我意识到她没有挂掉，她只是把电话放下了。我听到了橱柜打开和关闭的声音。我听到了流水声，狗叫声。她走到了房间外，然后唱着一首露辛达·威廉姆斯的歌回了来。我听到她再次拿起电话，我可以想象出她疑惑地看着电话正在通话中。然后我听到了她的呼吸声，她在听着。我什么都没有说，她挂上了电话。

我看着手中的药片。不，我不能这样对母亲，我不能这样对我自己。现在不行。我拿起氧可酮，将它放回了瓶中。然后我走到了水槽边，拿起啤酒在我的鼻子前嗅着。它现在闻起来并不怎么棒，我倒掉了它。

我摇晃着回到了沙发上，伸展着身体，闭上了眼睛。我是如此累，很快沉沉睡去，迷糊中我在想，如果明天感觉需要的话，我会允许自己饮酒与吃药片。释放自己，说“去他妈的”。粗鄙的语言让我放松，我感觉到酒精在我身体里流动，药品融入我的血液。我允许自己放纵，让自己喝醉，明天，但不是今天。如果明天我醒来，我依然想使用这些东西的话，那么我就能用它们。

当第二天早上醒来时，我明白了一件事，我的刑期和定罪已经拿走了我太多的东西，我不能再让它拿走我的清醒。

我对家人和朋友宣布说，在本周末我服刑之前，我要搞一个聚会。这个盛大的聚会将在周六晚上举行，然后在周日早上进行十英里的趣味跑步。大约一百五十人出席了。我在一些手掌大小的石头上印上了“RIP”，并将它们分发给来跑步的每一个人。我告诉他们这些字母并不是指“安息（rest in peace）”，而是指“原地跑步（running in place）”，我感觉自己的膝盖一旦康复，那么我可能会在监狱中做很多次这种事。许多人笑了，我感觉自己的力量又回来了。

在周日晚上服刑之前，我去参加了AA会议，这是我被逮捕以来第一次参加。AA要求你绝对的诚实，甚至是我曾做错过的事，我担心那些人会把我视为一个骗子，一个生活在阴暗中虚伪的人，一个非法的存在。在我内心，我知道AA会议并不是一种审判，但在保持了十八年的清醒之后我依然无法摆脱这种感觉，我不再受欢迎了。

我坐在房间后面，听着人们讨论着感激、恐惧和容忍。我感觉他们都是在直接和我说话。他们的话帮我记住，我依然要活下去。我决定不再被吓倒，接受任何即将会发生的事。我无法控制已经发生的事，但我能控制如何去应对它们。

第二天早上，我开车去了弗吉尼亚的诺福克。法庭里全是人，跑者、恢复中的戒瘾者、家人、老朋友、前女友、陌生人，他们来自全国各地，给予我力量。帕姆、我的孩子、我的母亲、我的爸爸、我的继父全都在我面前。

诺德兰德和科斯基继续着他们的发言，想要让刑期更严厉。终于轮到我说话了。在我读一封写给法官的陈述信时我的声音有些颤抖，我希望他能放我回家，给我一个机会，用社区服务的方式在外面服刑。当我说到我的母亲和孩子时，我的声音凝噎住了。我听到身后传来哭泣声。

法官承认他收到了一百二十封的信，这些人愿意为我的人格担保，这是他单个案件中收到数量最多的信。我感觉到了一丝希望。

然后他清了清嗓子，宣布我需要在联邦监狱中服刑二十一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