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亨利八世：英格兰的新航向

就如我们在上一章看到的那样，我们可能对历史时期以及相关人物有不同的阐释，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强调哪些历史事件或要点。被我们称为“后来历史的卷首插画”的15世纪那两幅图景，不仅截然不同，而且从根本上说，它们是自相矛盾的。

亨利八世的统治及其本人都是如此。就好像一个人如果同时阅读天主教和新教两派史学家的著作，甚至是同一学派里不同学者的著作，他也会对历史真相究竟是什么感到迷惑甚至绝望。

我们并不是要批判谁，也不是要为谁辩护，我们只是尝试着探讨发生在亨利八世统治期间的那些最为重要的变革，以及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是亨利的个性或环境的结果。作为个性最强的英格兰国王之一，我觉得我们不能只是将亨利八世当作是受他人或环境操纵的傀儡，实际上，英格兰的许多变革都要归功于他。第二个问题，究竟是什么动机影响着亨利八世？这是个更难的问题，我们也只能给出一个看似可能的解释。

通过比较他登基时的英格兰与他去世后留下的英格兰，我们可以指出四点不同。

其中一点是英格兰、威尔士、爱尔兰和苏格兰这四个国家在结盟上取得了显著进展，并将在日后成为“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共和国”。

再则是通过消灭大贵族这个国家治理的潜在军事威胁，英格兰完成了现代国有化这一漫长历程。我们在后面还将看到，虽然也有人在亨利还没有合法继承人时觊觎王位，但拥有坚强意志和强大力量的国王不能容忍任何竞争对手的存在。玫瑰战争之后残余下来的大贵族对和平的纷扰，也在他的镇压下消失了。从此以后，国家就处在国王和议会的统治下，不过后者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前者“管理”的。不管如何，这也为民众所渴望的君主立宪制和议会控制的全面发展扫清了道路。

还有，民族主义通过两种方式得到大幅增强。摆脱了对欧洲的野心、不再受欧洲控制的英格兰终于可以集中精力越过狭窄的海洋，在全世界的舞台上创造辉煌了。英格兰与欧洲大陆之间隔了一条只有二十英里的多佛海峡，这种距离并不足以让英格兰完全不用担心其危险的邻居们。但利用力量和影响来维持权力平衡，与之前攫取欧洲大陆的疆土这样的野心之间是存在巨大差别的。

前者可以让英格兰无后顾之忧地走自己的路。自亨利八世以后，尽管英国军队还经常在欧洲大陆打仗，但目的再也不是在欧洲大陆拓展疆土、建立统治。

不管对亨利八世的动机持怎样的观点或是怎样的宗教观，我们都得承认，亨利与教皇的决裂以及英格兰教会的创立，切断了英格兰与欧洲大陆的联系并推动了英格兰人民的独立，也大大推动了新教改革。而强烈的反教皇情绪还可能是后来与西班牙开战以及开创帝国的强有力因素。

这些都是极其重要的历史因素，而且都不能简单地归因于软弱无能、骄奢淫逸或嗜杀成性的暴君。当然，在历史中，这些因素也会呈现出迂回曲折。至于亨利时代获得的成就，历史学家们众说纷纭，我们也很难达成一致的认识。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或许可以从常识的角度去寻找答案，我们需要考虑到一个人的性格是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改变的。亨利的性格看来也经历了三个阶段。十八岁就继承王位的亨利，他继承到的不仅是政权稳固的王国，而且还有他父亲亨利七世留给他的前所未有的巨额财富。

亨利七世是个节俭、吝啬的统治者，说得委婉些，他绝不在宫廷里穿金戴银、打扮得光彩夺目。而年轻的王子收到大量的礼物，无所不有。所有见到他的人都夸他相貌堂堂、身材魁梧。他精力旺盛，活泼且强壮，喜欢各类体育运动如网球、狩猎和比武等。他还多才多艺，是名熟练的音乐家，同时还能够洞悉神学的神奇和文艺复兴新作品的微妙，他还通晓数国语言包括法语、拉丁语、英语和一点意大利语。他与他父亲明显不同，也经常不赞成他父亲的做事方式甚至性格。父子不同，这也是司空见惯的了。

在早期，亨利挥霍着父亲留给他的钱财，喜欢那些被父亲唾弃的奢华享受——这也是文艺复兴所带来的——他渴望把自己装扮成当时最光彩夺目的君主。事实上他也做到了。他将国家事务交给大法官兼红衣主教托马斯·沃尔西打理，自己则将聪明才智用到商业上，不过他也不会累着自己。沃尔西被罢免之后，他迎来了第二个时期，并亲自掌管朝政好些年。尤其是相对于他那样的脾气和身份而言，那可是令人烦恼的劳累岁月。而后就是最后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他充分宣泄了专制欲望及本性中最糟糕的部分。

王室的生育问题

在继续描述亨利时代以及前面所提要点的细节之前，我们必须谈谈一个不仅对都铎王朝而且对整个英格兰都相当重要的话题，这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那些即将到来的事情。尽管很多人尝试用一个因素如经济来解释历史，来模糊地讨论宏大的社会力量，然而，国家的命运如同家庭的命运，不仅受到个性的影响，也受到物理事件以及物质条件的影响。它们与其所产生的影响甚至可能看似完全不相称。

我们在此要探讨的是，都铎王朝在生孩子方面的古怪。这不是说这个家族不能生育，但的确存在不知什么样的身体缺陷，而这也产生了非同寻常的历史后果。虽然他们怀上了不少孩子——尽管相对于那个时代来说也不能算多——但很多都流产或夭折。

就如研究亨利八世的最权威的学者波拉德（Pollard）所说，这并不能归因于当时的医学，因为“约克派的孩子生命力顽强，而都铎王朝的婴幼儿则脆弱得可怜”。

因为一次有争议的继承而导致全国性的大破坏，我们在前面已经领教到了。当形势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统治者，而又没有直系男性继承人或继承人尚未成年之时，这样的继承多半会带来争议。

对女性统治者的反对并非由于不尊重女性的能力——因为女性已经对国家和教会施加了很多影响——而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即只要她还没结婚，继承问题就会一直存在争议；而她无论是和本国人还是外国人结婚，也同样会引发继承争议。也正是这个事实，让都铎家族的生育问题产生了深远影响。

亨利七世曾希望通过迎娶爱德华四世最年长的女儿、约克派的公主伊丽莎白来联合兰开斯特家族和约克家族，也为其王位提供合法性，并进而为他的家族稳固王权、为国家带来和平。不过，都铎家族的生育病症让他的计划落空，也对其王朝和英格兰产生重大影响。亨利七世的三个儿子中，有两个死得比他还早，一个死于十五个月大时，一个死于十五岁时；四个女儿死于婴儿期，而且最小的那个还导致她母亲难产而死。最大的儿子亚瑟，十五岁时娶了西班牙国王斐迪南二世和伊莎贝拉的女儿阿拉贡的凯瑟琳（Catherine of Aragon）。不听咨议院劝告的亨利七世将这对年轻的夫妇送到拉德洛城堡居住，而在不到六个月的时间内，亚瑟就死了。而这个孩子的遗孀后来成为他弟弟亨利八世的妻子。我们在后面将会看到其影响。

亨利八世先后娶了六任妻子，但只有三个合法的孩子活了下来。儿子爱德华六世十六岁就去世了，长女玛丽没有子嗣，次女伊丽莎白一直未婚。而他的第一任妻子凯瑟琳的生育记录很有意思。结婚七个月后就流产，失去了一个女儿，第二次怀孕八个月后生了一个儿子，但三天后夭折，另一个儿子也难产或是生下来很快就死了，再接下来的那个也只是洗礼后不久就死了，后来的那个又是早产并死亡。经历了各式各样的流产和早产后，她终于迎来了成功存活的长女玛丽。

尽管亨利八世多次结婚，但就他的身份及那个时代而言，他还不算是淫乱放荡的。的确，除了妻子多及抛弃她们的方式比较恶劣外，亨利在其他方面与同时代以及后来的其他君主相比毫不逊色。大家知道，他有两个情妇，实际上可能还有更多，不过缺乏证据，而国王的情妇是从不躲躲藏藏的。在他那两个公开的情妇那里，他只生了一个孩子并公开养在宫廷里，即后来的里士满公爵。可能是考虑到没有其他继承人，他就想着私生子也不错吧，但这个孩子在十一岁时也死了。在此，不需要再进一步了解家族详情，我们大概也可以猜到亨利八世两个妹妹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了。

我们前面提到，亨利七世通过联合对王权有诉求的竞争对手来确保王朝的连续性。亨利八世更是不顾一切地娶了六任妻子；玛丽结了婚但没有子嗣；伊丽莎白则直接放弃了，一直不结婚，也由此断了都铎血脉。这对英格兰而言可真是个不幸，因为相对而言，都铎王朝的统治者可比后来的斯图亚特王朝的统治者要好。毫无疑问，都铎王朝的生育诅咒——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说的话——对亨利的婚姻及其后来的性格裂变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们有必要把它当作英格兰历史的影响因素来进行讨论。

当然，还有其他原因在起作用。而且，英格兰迟早将会彻底摆脱罗马教皇并创建帝国。而亨利八世的行为则加速了这一过程，并引导至一个不同的方向，尤其是选择了一个其他人可能不会选择的时机。在历史中，方向和时机都是极其重要的。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亨利和都铎家族的诅咒，伊丽莎白时代的英格兰才会那么疯狂地反对西班牙和天主教，并成功夺取海上控制权，踏上开创帝国之路。而如果在另外一个时间、在不同的国际权力结构下，他们就未必能够做到。时机究竟有多重要？想想下面这个设想或许会有很大帮助：如果德国在16世纪或是17世纪而不是19世纪就完成了统一并有了帝国梦，这个世界会有多大的不同！现在我们可以接着更加详细地来讨论亨利时代了。

征服威尔士、爱尔兰

我们首先要明确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界限，这在伊丽莎白时代是相当重要的。在亨利七世期间，英格兰与威尔士的关系得到大幅改善。亨利七世比一个在威尔士受教育的威尔士人更理解和热爱威尔士的文学和历史。他的婚姻也让他联合了边界上的兰开斯特家族和约克家族。因而，在大约五十年甚至更长时间里，他们一直是听命于他的。

不过，最终还是在亨利八世期间通过了帝国历史上的第一部《合并法》（Act of Union），实现了两个国家的完全结盟。亨利为威尔士人带来前所未有的和平与秩序的方式或许有点严厉，但更重要的是，他所实现的结盟受到了兴致勃勃的威尔士人民的欢迎。

之前的政治界限如边防长官被废除了。如同英格兰一样，威尔士也设置了新的行政区划，被分为十二个郡，郡下再设县和市镇；各个郡县派它们的代表参加在威斯敏斯特召开的议会。

事实上，威尔士与王国的其他地方一样，成了英格兰的一部分。这得益于亨利八世的力排众议，并最终大获成功。另外，部分也是因为统治家族本身就是威尔士人，这唤起了威尔士人的忠诚。由于教会的变化以及英语取代凯尔特语成为法庭的官方语言，这也为两个民族间的新关系增添了不少张力。不过，就像在爱尔兰一样，地方政府还是控制在威尔士绅士而非英格兰人手里，而威尔士的上层社会不仅相当忠于这个新秩序，而且还在英格兰政府和仍旧讲凯尔特语的一般民众之间起到了黏合剂的作用。因而，自亨利八世以后，苏格兰边境以南的不列颠岛就是一个联合王国了。

不过，亨利在处理与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关系上就没有那么幸运了。英格兰与北面的苏格兰之间的战争，就如苏格兰和法国间的结盟一样，已经成为一种惯例。亨利与法国间的战争，我们后面再讲。在亨利登基后不久，苏格兰就在其盟友的资助下入侵了英格兰。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四世（苏格兰斯图亚特王朝第六任君主，1488～1513年在位），举全国之力侵入了诺森伯兰，不过却大败于弗洛登。这也是苏格兰历史上最大的败仗，这一天的悲痛也永远不可能被忘却。国王以及十三位伯爵，以及很多其他大贵族都死于此役。据说，“苏格兰低地里所有有地位的家族几乎都至少有一位先辈在此次恐怖的大屠杀中被杀害”。下面可能是关于此役的最早民谣：

直接告诉你吧，一万两千人被杀，

你说战争有多惨烈！

还有很多人成为阶下囚，

这真是苏格兰的好日子。

已故的詹姆斯三世之前娶了亨利八世的妹妹玛格丽特，也即亨利七世的女儿。不过，苏格兰与法国的传统友谊可要比与英格兰的家族联姻深厚得多。在威尔士问题得到和平解决之后的几年里，在1532～1534年，苏格兰和英格兰之间再次爆发战争。英格兰国王一直都想通过联姻或征服来实现南北两个王国的联盟，但这两种方式都未能成功。现在亨利双管齐下的尝试最后也失败了，这部分是由于他野心太大了。如果英格兰没有在1542年的索尔威·莫斯（Solway Moss）之战的大胜，亨利或许会慎重些，并有可能借助他年轻的儿子爱德华和只有一周大的苏格兰女王玛丽间的婚姻最终实现联盟。玛丽的父亲詹姆斯五世是亨利八世的外甥，在听到其军队的惨败时死了。玛丽出生时，他曾私下低声抱怨：“女娃终究是女娃。”

苏格兰人同意了他们的婴儿女王与英格兰王位继承人间的定亲，但亨利八世显然不想等那么久，随后再次提出要苏格兰封他为苏格兰王。不仅如此，他还要求苏格兰人放弃他们所一直仰赖的与法国的古老结盟。苏格兰人认为这些要求实在过分，并解除了婚约。虽然在老朋友法国的帮助下，法国和苏格兰境内都暂无战事，不过，起码在好长一段时间内，英格兰和苏格兰这两个不列颠民族间是不可能通过战争或是联姻实现联盟了。

不过，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亨利八世后来成功让英格兰摆脱罗马教廷的影响，这在无意间令两个国家在将来的联盟变得容易些。因为，坚定地支持新教的苏格兰，肯定是不愿意与天主教的英格兰结盟的。同个岛屿上的两个姐妹王国后来同时走上新教改革之路，无疑为政治联盟创造了精神纽带，这也让联盟变得更容易。

事实上，两个国家的宗教改革是沿着不同的路线展开的。在英格兰，主要是由国王领导的，主要目的是获得政治层面的国家独立。而在苏格兰，它是一个大众运动，是由在宗教理论上有学识、有争议的民间人士领导的，但统治者却强烈反对。在苏格兰，这个民主趋势是由管理教堂的长老会所培育和维持的。而在英格兰，教会则倾向于成为国家的一个部门。在爱尔兰，宗教运动又是以另一种形式展开的，也是最不幸的方式——最不幸的事情总是落在爱尔兰人的头上。在爱尔兰，永远都不适合爱尔兰人的新教和宗教改革，都是强加给民众的。

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尽管亨利八世是个彻头彻尾的英格兰人，但他的威尔士血统让他能够更好地理解威尔士人，也让威尔士人愿意在他的领导下与英格兰人结盟。但在与爱尔兰的关系中，双方都没有这种理解或感情。爱尔兰不存在统一的政府，也没有中央权威。部族之间的凯尔特首领彼此争斗，而盎格鲁－诺曼人的领主们所施加的压迫以及持续的争斗有过之而无不及。

英格兰的“佩勒”，也就是召开爱尔兰议会的那个地方，如今也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因为国王的代理人基尔代尔（Kildare）伯爵——是个盎格鲁－诺曼人——无耻地在那里滥用权力和国王的名义来谋取个人私利。亨利八世不仅驭人有术，而且还由衷地渴望秩序。而爱尔兰的地理位置是相当重要的。如果爱尔兰距离英格兰远点，英格兰可能就永远都不会去骚扰它，即使有骚扰也会很快撤出，就像对埃及那样。但爱尔兰就像是放在英格兰侧翼的一把长矛，一直摆在那，威胁着英格兰。打个比方，爱尔兰就好像是英格兰在欧洲大陆上的敌人用来从背后进攻英格兰的垫脚石。

尽管爱尔兰是英格兰统治中的一大败笔，但英格兰试图控制爱尔兰的信念至少还是可以理解的。

亨利八世决定要实现控制。作为第一步，他把基尔代尔伯爵叫到伦敦并将他囚禁在伦敦塔。基尔代尔伯爵的儿子托马斯·菲茨杰拉德（Thomas Fitzgerald）勋爵以为他父亲已被处死，于是宣布不再效忠亨利，并发起了“杰拉尔丁”（Geraldines [24] ）起义。当这次起义被镇压时，该家族的所有男性都被以各种方式处死市，仅有一个小男孩幸存。这是当时国家统治所特有的血腥事件之一，或说是恶治的结果吧。

亨利八世希望以处理威尔士的方式来对付爱尔兰，并依照英格兰的计划来改造爱尔兰。在好几个世纪里，英格兰都成功地阻止了爱尔兰人的自治。而如果需要的话，那些相互敌对的氏族也是能够自治的，并不需要英格兰亲自管理。结果，爱尔兰这个过去的学问之乡日益退化。充满智慧和知识的生活方式以及真正的宗教基本上已经死去，教士和普通教徒都没有受到文艺复兴的影响。在那些曾经辉煌的国家里，爱尔兰差不多是唯一一个没有大学，也几乎没有任何类型的学校的国家了。当亨利八世在英格兰和爱尔兰同时废除修道院时，爱尔兰人所感受到的损失应该要比英格兰人强，因为在爱尔兰再没有其他机构能够填补这个空白。

亨利看似是真心实意地要促进两岛的联合，他将英格兰的大量法规移植给爱尔兰，但在让爱尔兰人采用英格兰人的语言、服装和礼仪——为此甚至让教会和国家的公职优先提供给那些讲英语的人——以及试图将英格兰的土地所有制应用于爱尔兰等方面，亨利都失败了。他还试图安抚那些首领们，并通过封给他们英格兰的贵族头衔以将他们纳入英格兰体系。其中，奥尼尔（The O’Neill）变成了蒂龙伯爵（Earl of Tyrone），奥布莱恩（The O’ Brien）变成了托蒙德伯爵（Earl of Thomond），民众则没有什么变化。亨利的确带来了和平，尤其是当首领们被允许没收修道院的资产的时候。但这并没有解决永恒的“爱尔兰问题”，其代价也将由伊丽莎白和后来的统治者以及爱尔兰人来承担。

在耶稣会的教诲下，人们根本看不出来爱尔兰人将会在后来成为热心的罗马教徒。而如果亨利对爱尔兰民众世代沿袭的生活方式的改革以及其他方面的改革不那么激进的话，或许他已经是教会领袖了——一如被英格兰人民轻松接受那样。爱尔兰议会的管辖再也不局限于部分地区而是囊括整个爱尔兰了，拥有了新头衔的首领们也成为其中的议员。但亨利可能会觉得奇怪，因为他重组爱尔兰的努力远不如重组威尔士来得成功。不过，在一定程度上，他的确带来了和平与秩序；爱尔兰议会也授予他爱尔兰国王的头衔，这标志着两国政治关系进入了新阶段。而在此之前，亨利只是爱尔兰的“领主”，这是由教皇授予的头衔。这个领主头衔也意味着他只是代表教皇管理这个岛屿，其权力也来自教皇而非他自己。

这样，在亨利八世期间，英格兰和威尔士永久地、快乐地合并了；爱尔兰也被联合到英格兰王权之下；一代人之后，英格兰和苏格兰和平联合的道路也被扫清了。我们现在可以转向他那个朝代的其他方面，而且这些方面最好还是放在一起来讨论。

都铎的特色专制

当外表英俊、才能出众的亨利在十八岁继承王位时，英格兰人民兴高采烈地表示欢迎。此时，他的两个兄弟都已去世，他是唯一的合法继承人，没有任何争议，也不存在可能导致内战或混乱的诱因。考虑到其个人品质，他能够得到民众的崇拜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贵族已经基本上被清除，英格兰只剩下一个公爵和一个侯爵。亨利并不从豪门显贵而是从新兴家族或是出身相对卑微的人中挑选最重要的公职人员，如托马斯·沃尔西；他自己挑选的十六名摄政者的贵族头衔，也没有一个超过十二年。没有哪个朝代的君主和民众的关系能像都铎王朝的那么和谐，而且他们还是一种直接的关系。在兰开斯特王朝时期，有太多的贵族进入了议会，因而贵族被抛弃，在很大程度上就意味着议会被抛弃，这也说明议会还不能体现这个国家人民的真实意愿。

所谓的都铎专制统治实际上是国王意愿和民众愿望的幸运结合，这种结合也帮助英格兰渡过了危险的宪政发展时期。亨利和伊丽莎白有时候似乎拥有不受限制的权力，但他们都拥有非凡的洞悉民众以及民意走向的能力，进而带着国家走上民众愿意跟随的那条道路。特里维廉说得很好，尤其是关于亨利时代的宗教方面：“没有国王的支持，国民什么也做不了；而没有国民的支持，国王也是什么都做不了。而当两者结合起来的时候，他们做什么都能成。”现代意义上的大众传媒——报刊、电影院和收音机——那时候都没有；“民意”就是真实的民意，它不是被创造出来的，而是真实存在的。

这样的统治，与早期的专制统治和现代的独裁统治完全不一样。那种认为英格兰一直是拥有自由和议会政府的想法是错误的。

作为个体而言，再没有其他民族的民众如此持续地渴望自由，但实事求是地讲，英格兰人从不会为了理论而牺牲现实。因为政府软弱，英格兰人民已经吃够了苦头，所以他们相当愿意让渡部分权力给都铎王朝的统治者；而作为一个重要的附带条款，都铎王朝必须为他们提供善治——在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时期，他们的确实现了。但在这样做的时候，这个隐性协议的双方都从未忘记自己的权利或权力。如果议会被国王削弱了，那么民众就会依照先例运用必要的武器进行反抗。

大陆均势政策

文艺复兴是以不同于其在母国意大利的形式来到英格兰的。

绘画和其他艺术在英格兰的发展并不理想，人们对由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开创的政治学理论也不怎么感兴趣，他们普遍渴望摆脱道德法的控制及其他约束。而且在研究此后的整个都铎时期时，我们必须考虑到对个人主义发展产生了巨大推动作用的、促使人们摆脱中世纪性质的理想和控制的那些因素——不管是好是坏。其中最低微的变革案例，可能出现在意大利的小气统治者身上；而伊丽莎白时期海盗的冒险精神也同样要归功于这次对个体控制的放开。现在，亨利八世需要思考他所继承的政治问题，以及他那个时代的知识和道德大气候了。

总体而言，英格兰的文艺复兴具有注重实用和严肃的一面，这也是文艺复兴最好的一面；而这正是其他国家的文艺复兴所缺乏的。在其他国家，文艺复兴的影响主要是在艺术和个人修养上。

在英格兰，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可以说是文艺复兴的最高成就。托马斯·莫尔也是文艺复兴运动中最杰出的精神领袖之一，他在很长时间内都一直是亨利的密友。他这本书想要找到建立理想国的方法，至今仍引人入胜。它已经超越了它所在的那个时代，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英格兰文艺复兴的最好成果实际上是对理想国的期待：在理想国里，穷人不再受富人压迫，也不再受统治者压迫；所有人各取所需、按需分配，人们不再渴望私人财产；信仰完全自由；由公共财政负责小孩的抚养，每个小孩都能够得到良好的教育和培养。亨利八世登基后首先做了两件事，一是将帮他父亲敛财且招人憎恶的达德利和恩普森关入伦敦塔，二是娶了他哥哥的遗孀——西班牙的公主凯瑟琳。后一件事跟罗马教皇有关，而这也使亨利八世卷入了正在欧洲大陆酝酿的新局势中。

查理八世和路易十二时代的法国曾进攻意大利，以图扩展其疆域。后来，西班牙、罗马教皇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也加入进去，卑鄙地试图瓜分威尼斯共和国。但法国的强大给他们敲响了警钟。

1511年，教皇、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西班牙和意大利的主要联邦联合起来迫使法国退出意大利半岛。被认为起源于1494年法国第一次突袭意大利时的现代国家的权力平衡理论，如今开始成型并付诸实践了。亨利八世决定加入西班牙岳父的阵营反对法国。他计划同时从北部和南部攻击法国，而且北部的进攻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成功的。也正是在这次军事行动中，沃尔西的组织能力第一次为其赢得了亨利的宠爱。

事实上，亨利正处于危险之中，因为他又梦想着占有法国领土。这也是英格兰历史上最后一次做这样的梦。幸运的是，他的同盟国实现了在意大利打击法国势力的目标后，联盟就立刻解散了。伤心且生其岳父气的亨利，孑然孤立。这是他在现实政治教育中学到的一部分，且他永远没有忘记这个教训。他与法国建立了新联盟，将自己的妹妹嫁给年迈的法国国王。尽管英格兰对法国的敌意已经成为传统，但英格兰还是由此建立起在欧洲大陆的权力平衡政策和不征服政策。

如今，国际形势瞬息万变且引人注目，命运之镰收割了很多大人物的性命。

1515年，老迈的法国国王逝世，其女婿继位，即弗朗索瓦一世。第二年，西班牙国王斐迪南二世逝世，他那已经拥有荷兰（这是个对英格兰贸易相当重要的国家）的外孙卡尔继位，成为卡洛斯一世。不到两年，卡洛斯一世的祖父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Maximilian）一世逝世，十六岁的卡尔又继承了哈布斯堡王室的所有领土，成为查理五世。

而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头衔和权力只能通过选民的投票来获得。尽管亨利八世和弗朗索瓦一世也是候选人，但查理五世还是毫无意外地胜出。这样，查理五世也就拥有了荷兰、西班牙及其在美洲的领土、南部意大利、奥地利和部分德意志，而且德意志其他邦的统治者名义上也受他管制。这三个年轻人似乎已经瓜分了这个世界的大部分领土。当时亨利二十八岁，弗朗索瓦二十六岁，查理十九岁。

在接下来的十年，亨利与他的大法官红衣主教沃尔西一直为结盟和权力平衡而奋斗。弗朗索瓦和查理之间的平衡明显是不相称的，这仅从两者的疆域差距就已经可以明显感知到。神圣罗马帝国是多民族、多国家的大杂烩，分散、笨重、难以驾驭，而且很多都是不忠诚的。帝国内的不同种族讲着不同的语言，外表和传统也不一样，没有凝聚力；而团结一心的法国则刚好位于其帝国的中心地带。此外，就英格兰看来，作为荷兰统治者的查理五世，距离英格兰海岸的距离很近，属于传统上的敌人。英格兰的优势是它那主要在亨利七世期间积累起来的财富。而现在，国王和沃尔西都大方地想用这笔财富来让英格兰成为欧洲的裁决者。

不过事实证明仅凭这点财富还不够。

在那些年里，沃尔西的权力达到顶峰。威尼斯的大使报告说当他第一次来到伦敦，沃尔西常说“国王陛下将会这么做”，后来变成“我们将会这么做”，而到1519年又变成了“我将会这么做”。

沃尔西红衣主教将会是英格兰最后一个伟大的（由于他是最能干的）教会政治家，他以诡计多端、善于交际闻名，但他的政策最终都归于失败，就跟他的职业生涯一样。而这个人本身也几乎没什么好夸的。

威尼斯人认为，沃尔西的傲慢自大与其野心和贪婪一样，都大得离谱；而他所有行动的动机似乎都是为了追求无穷的权力和财富。他在担任主教和其他圣职时敛财，还利用职务之便从国外的敌人和盟友、国内同胞那里敛财，生活奢华、讲究排场，所有这些都让他不得人心，甚至于如果国王继续任用他的话，国王自己都会遭受谴责。弗朗索瓦与亨利会谈期间，正是沃尔西的巅峰时期。而我们通过下面一件事也可以稍微明白他为什么会倒台。

酷爱奢华、爱摆排场的亨利允许那些在餐桌旁伺候他的人戴着帽子，这也是传统；但沃尔西则不仅坚持不让戴，而且还要他们跪着伺候。

显然，两个年轻的竞争对手弗朗索瓦和查理之间的和平是维持不了多久的，因为他们之间有太多分歧，如意大利和其他。英格兰要支持哪边？在接下来的八九年里，亨利显然听从了红衣主教兼大法官的建议——沃尔西的工作能力还是相当强的。最后，亨利还是“不听忠告”。亨利八世对英格兰历史所施加的重要影响，大部分还是要到以后才能感受到；而沃尔西大约10年的治理——如果我们可以还称之为治理的话——几乎没有为英格兰留下什么价值。

英格兰几乎是在与查理结盟和与弗朗索瓦结盟之间摇摆，而它也是小心谨慎地迈出第一步的。

1520年，弗朗索瓦和亨利在离加莱不远的地方会面，当时会面的场景是如此的奢侈、豪华，以致人们后来称这个地方为“金缕地”（Field of the Cloth of Gold）。不过，这也是欺诈遍地的原野，因为那些惯用外交手腕的人本来就诡计多端。亨利和沃尔西实际上已经决定站在查理一边了。与往常一样，沃尔西也有自己的利害关系在其中，并想借此实现自己的野心。支持查理五世这个决定似乎部分是由于查理承诺在下次的教皇选举中支持沃尔西当教皇。而金缕地会议里的会谈及其他事件给弗朗索瓦的感觉却是，英格兰最起码会在他与还像个男孩的查理皇帝之间保持中立。

在两年后爆发的战争中，英格兰入侵了法国。与往常一样，苏格兰人也同时侵入了英格兰。其实英格兰的军事行动并不重要，查理五世实际上并不需要帮助，因为他自己的力量就具有压倒性优势。

1525年在帕维亚，他粉碎了法军并俘获了弗朗索瓦。这样，查理也就拥有了原先属于法国的米兰公爵领地，甚至还俘虏了法国国王，查理五世俨然已是欧洲大陆的霸主。而这明显不是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乐意看到的结果。此外，查理五世俘虏弗朗索瓦一世的同一年，克雷芒（Clement）七世当选为罗马新教皇 [25] 。显然，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并没有履行其诺言，协助托马斯·沃尔西成为基督教世界的最高领袖，他甚至什么都没做。沃尔西红衣主教和亨利于是调转枪头，与弱势方法国结盟。

我们不可能确切知道沃尔西的个人动机对国际关系的影响究竟有多大，但不管怎样，英格兰的确抛弃了以前征服欧洲大陆的梦想，转而扮演起了维持欧洲大陆权力平衡的角色。这或许也是沃尔西的主张。不过，沃尔西的外交最终还是失败了。被打败的法国对西班牙奴颜婢膝，因为他们的国王在敌人手里。这样，非但权力平衡未能得到维持，查理甚至大有称霸世界之意。而出尔反尔的英格兰既分不到战利品，也不能对新独裁者施加任何影响。

此外，在这过程中，英格兰还花费不菲，国库也因而空虚，而大法官自己倒是敛了巨额钱财。在国际上几年前还灿烂夺目的英格兰，如今迅速陨落；而国内也将麻烦不断。不过，亨利的王位事实上还是稳固的，尤其是在处决了白金汉公爵后，王位就更加稳固了。白金汉公爵曾宣称有权继位，且在亨利七世的葬礼上无所顾忌地谈论他和亨利七世的故事，因而招人忌恨。但不管怎样，英格兰缺钱是不争的事实。在沃尔西负责治理的八年期间，他没有召开一次议会；亨利七世的积蓄倒是被他的外交和奢侈挥霍掉了。1523年，为了实现和平，沃尔西不得不召集代表开会。他要求议会给他史无前例的八十万英镑，相当于现在的一千二百万英镑。当得知下议院没有立即同意的时候，他亲自来到他们面前，与往常一样傲慢地与议员们争论。下议院议长托马斯·莫尔冷冷地跟他说，他这样的举动是不合规矩的。沃尔西只好灰溜溜地离开。

实际上他已前途尽毁，不过他自己还没有意识到。议会同意拨款，但数量远未达到要求的那么多。两年后，国王和沃尔西要求得到更多的钱。他们发起了“友善贷款”计划，这个计划实际上是胁迫人民缴款。这个计划究竟是亨利的意思还是沃尔西的意思，历史学家也没有共识。不管怎样，大法官沃尔西要负上过失责任，而这件事也让他更加不受欢迎。在实现和平并和法国结盟之后，查理五世以法国割让大幅领土为条件释放了法国国王。但弗朗索瓦一世安全返回之后马上就否认了协议。

亨利八世并不是唯一一个担心查理五世的权力不断扩大的人；教皇领导的意大利同盟也反对查理。结果是，查理皇帝的军队洗劫了罗马并俘虏了教皇。这个事件在我们的故事中相当重要。

漫长的离婚案

与此同时，欧洲大陆还发生了另一件大事。一个与查理皇帝及另外两个国王、红衣主教兼大法官，又或是人文主义者如托马斯·莫尔、迪安·柯利特（Dean Colet）都明显不同的人物，在德意志的新教徒运动中崛起，那就是马丁·路德。新教徒运动对宗教和政治都产生了巨大影响。马丁·路德从反对教会兜售赎罪券开始，继而宣讲人与上帝间的直接关系这一教义，并宣称在个人与上帝间的关系不需要任何其他人介入。

这一教义并不新鲜，但马丁·路德却在恰当的时机再次提了出来。1521年，亨利八世热衷神学，写过一本书，还在书中驳斥了路德，并因此受到了教皇的嘉奖，获得了“信仰守护者”的头衔。

这个头衔至今仍是英国国王头衔的一部分。要想理解亨利那经常被人曲解的宗教态度，我们必须意识到两点：一是宗教和政治关系紧密，二是当时世界上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宗教运动。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宗教运动中，一是新教的教义运动，这个亨利八世没有参与。亨利的性格比较叛逆，但他也是个虔诚的信徒，而且信奉的还是旧教义。另一种运动则可以说是由来已久的反教士运动。这是一个更具普遍性的运动，因为并不信奉新教教义的广大天主教徒都强烈反对教皇和教士的恶习及其对民众生活的干预。这个运动显然不仅会发生在天主教内部，随后也会发生在新教内部——后来也的确如此。

普通教徒反对教士、教皇或是英国圣公会大主教对权力的索取没有正当理由且索取过度。尤其是教皇，不仅要领导教会，甚至还要做领地的统治者。亨利八世本来是多少支持第二种宗教运动的，但当他自己最终取代罗马教皇成为英格兰教会之首时，他也就无意改变教会的教义了。这也就解释了他为什么会抨击那些渴望改变教义的新教徒和那些试图阻止由来已久的反教士运动的天主教徒。在亨利看来，反教士运动是必需的。他渴望能够在不改变教义的情况下，让英格兰摆脱外国的控制和教会的控制。而当新教徒运动更加牢固地控制住了英格兰民众且教义争端变得更加激烈时，作为教会之首的英格兰统治者也就自然会面临更加复杂的问题。这也是伊丽莎白将要面对的问题。亨利八世曾经一度建了中途之家（Halfway house [26] ），但在其女儿治下，中途之家住户间的宗教争端差点让其被彻底毁坏。

当罗马被查理皇帝洗劫之时，亨利八世已经三十六岁了。在经历了稍微有点慢熟的成长后，亨利终于完全成熟了。从此以后，他开始从在国内和国外都以失败告终的沃尔西手中接管统治权。

尽管红衣主教沃尔西还没真正垮台，但亨利八世已经决定要亲自管理。亨利掌控局势的能力究竟有多大？从他与凯瑟琳的离婚事件可见一斑。不过，这次不幸的离婚事件却也历时不短、跌宕起伏。

亨利究竟是从哪天开始思考这个问题的，我们不得而知。而强烈反对亨利的历史学家加德纳（Gardiner）认为是在1521年，也即亨利遇见安妮·博林（Anne Boleyn）的前一年。很碰巧，在同一年，一群剑桥学生，包括廷代尔（Tyndale）、科弗代尔（Coverdale）、克兰麦（Cranmer）和拉蒂默（Latimer）等人，开始在一家酒馆聚会讨论路德的教义。这种巧合总是能让人浮想联翩。

在讨论离婚事件的时候，我们必须先考虑其中交织在一起的一系列极复杂的动机和力量。我们基本上没法用寥寥数语说清楚，更无法详细描述。简单地说，亨利八世是主角。其实作为一个丈夫而言，亨利的道德水平是在同时代国王的平均水平之上的；凯瑟琳，王室后裔、纯洁无瑕，也是英格兰历史最可怜的人之一；查理皇帝，凯瑟琳的侄儿，连罗马教皇都不敢否认其在意大利的权力；教皇克雷芒七世，丝毫不具备格里高利七世的高贵品质。

克雷芒作为一个国家统治者所面临的困境，比他作为教会首领所面临的困境还要大。

另一个背景就是亨利八世成熟起来了。他想要掌控英格兰和他自己的野心开始占据主导地位，而他对继承人的渴望也与凯瑟琳的多次流产形成了鲜明对照。他那么多孩子当中，只有玛丽公主活了下来。我们已经提过女人继承王位对一个王朝和国家的危险性。而我认为，在这其中，安妮·博林所扮演的角色时常被过分夸大了。

比如，加德纳认为亨利八世对博林的渴求是其离婚的主要动力。这种解释相当不靠谱。如果这就是主要原因的话，那么整件事情就简单了。早在亨利给博林写情书的前五六年——尽管博林当时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宫廷里，亨利就显然已经在考虑离婚的事情。博林并不漂亮——眼睛除外，而且还有点风流，人也不聪明。她是一个伦敦富商的女儿，她姐姐是亨利两个公开的情妇之一，而她自己在与亨利结婚之前也是亨利的秘密情妇。以我们目前所知的她那水性杨花的性格，根本就不可能具有抵挡国王多年追求——如果国王有这样做的话——的韧性，同样也没有能力拴住国王，更不用说坚持与国王结婚之前必须历经好些年的漫长离婚纠纷。所以，加德纳的解释是说不通的。

亨利八世总是给人留下一些想不通的谜团。他在当时那个年纪，奇妙地混合了迷信、宗教、自由思想和强烈的追逐私利的自我主义。在充分承认国王极度的自我主义的同时，我们同样必须考虑到其他几个因素的影响。我们在此还要加入其他东西——良心不安，这样之前那复杂的关系网就更加复杂了。

凯瑟琳虽然比国王大了六岁，但她仍然让国王对她有兴趣，她所继承的那些领地也都完全是她自己的，而且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她对与亨利的婚姻是不开心的。但他们没有男性继承人，现在也不可能再生育了。那个时期王室婚姻的重要性主要是政治上的而非宗教上的——教皇们自己就经常违反教会的法规。

想当初，就是教皇特准年轻的亨利迎娶他哥哥的遗孀的。本来这事在教会看来可是一桩罪孽。孩子的流产和夭折，是上帝的旨意吗？亨利的脑子里肯定老在想这个问题。为了家族和国家的利益，亨利渴望得到一个男性继承人。或许，也正是这个意图促使他迷恋品性欠佳的安妮吧。

但接下来的事情却要复杂得多。严格来说，已经拥有安妮的姐姐作为情妇的亨利，如果没有教皇的特许，是不可以和她结婚的；就像当年如果没有教皇的特许，他不可能娶他哥哥的遗孀一样。教皇一般乐意为国王解决这些问题，但对克雷芒却不行。克雷芒是在查理皇帝的掌控下，而查理皇帝是不愿意看到亨利抛弃他姑姑的。对付诸如亨利所处的这种左右为难的困境，教皇本来是有大量的惯常方法来帮忙解决的。亨利建议教皇宣布之前的特许无效，那么他与凯瑟琳的婚姻也就是无效的，而唯一活下来的孩子玛丽也就是非法的。国王也没有认真地考虑沿用《旧约全书》中的例子，通过重婚特许这个途径来解决问题。事实上，在1437年教皇就曾特许卡斯提尔的亨利四世在一定的时间内再娶一个妻子，以看看她是否能够怀上孩子。克雷芒建议亨利用这个方法解决问题，但国王否决了。

那剩下来的就唯有离婚了。教皇同意了亨利八世的姐姐玛格丽特、两个妹妹的丈夫的离婚要求。为什么亨利八世就不行呢？

教皇甚至还愿意特许玛丽公主与他同父异母的哥哥、亨利的私生子里士满公爵结婚呢！教皇还建议亨利自己解决这个问题，即先娶了安妮，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只是他与安妮的婚姻是否有效了。

不过，亨利既不想无限期地拖延问题，也不想给以后的继承人因为合法性的问题而困扰。如果不是查理皇帝在遥控教皇，如果亨利相信英格兰法庭会判定他与凯瑟琳的婚姻无效并且相信教皇会宣布他的第二次婚姻有效，那么或许很多事情都不会发生。

如果说教皇进退维谷，那么沃尔西也好不到哪去。如果他不能为国王争取到离婚，那他的职业生涯就玩完了。但如果他成功了，亨利娶了安妮，那他也同样完了。因为由于安妮的关系，那些将获得权力的人如诺福克公爵等，都是沃尔西的敌人。他注定是要得罪人的，尤其将会得罪凯瑟琳。

最后，教皇任命沃尔西和另外一个红衣主教在伦敦召开法庭审理这个案件；不过，任何决定都必须得到教皇同意后才能生效。

亨利现在要求法庭宣布他的婚姻从一开始就是无效的。在公开法庭里，王后跪在亨利八世面前请求：作为一个二十年来忠贞不二的妻子，她不应该承受被抛弃的耻辱。

这是在1529年，不过亨利的离婚案后来还一再延期。而这正是教皇所希望看到的。克雷芒之前的提议已经表明他在这件事情上没有任何道德顾虑。事实也逐渐清晰起来：克雷芒并不是作为教皇在做决定，他只是一个临时的首领，他害怕惹怒他的上司——查理皇帝。英格兰的宗教问题，现在集中在婚姻问题上，本来显然是要由英格兰国王来决定的，而不是由教会的首领教皇来决定；现在倒好，反而成了由作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意大利领主的竞争对手查理来决定。于是，亨利八世决定在英格兰国内解决这个问题。

与教皇决裂

沃尔西被撤职，其财产和绝大部分官职也被剥夺，不过国王让他保留了约克大主教的职位、一定数量的财物以及其他一些肥差。无论如何，他的倒台都是短时间内的问题了。当沃尔西与法国人通信时，他被指控为叛国，并被判砍头。不过，幸运的他在前往伦敦断头台的路上就死在了莱斯特大教堂。沃尔西说过的很多话都很有欺骗性，不明当时情况的后人更是容易上当，因此我们也不要太当真。如果他所说的是真话，如“我勤勉地服务上帝、服务国王，上帝不会那么早带走我的”，那么可知：红衣主教总是先想到自己，而不是他的上帝或是他的国王。

接下来的历史，虽然拖沓冗长并持续了将近四年，但可以简短表述如下：1529年，亨利八世召开议会，而这次涉及宗教改革的议会接下来还连开了七年之久。它所做的事情在英格兰历史上是很重要的。而最为重要的是，亨利让议会起死回生了。议会的重要性本已越来越小，而如果沃尔西继续掌政的话，他还是会尽可能少地召开议会，那么英格兰的宪政发展就有可能走上欧洲大陆国家的路子。

红衣主教竭尽所能，都未能理解他的人民。议会是上天赐予都铎王朝的幸运符，它虽然还有很多不足，但通过它，都铎王朝的君主就可以了解人民，继而紧跟人民历史的主流。注意了，是议会而非教会会议，将带来英格兰教会的独立，并决定英格兰人民的宗教未来。

次年，亨利八世再次试图通过将问题放到欧洲的大学里来诱使教皇同意他的婚姻。在欧洲的大学里，国王的影响占据优势，舆论也偏向他；而查理皇帝的观点在此则不受欢迎。不过，亨利最终还是一无所获，又一年过去了。第三年，亨利宣称依照《侵犯王权罪法》（Statute of Premunire），整个英格兰教士群体都有罪，因为接受了由教皇授给沃尔西的使节权。尽管教士们付了大约相当于今日十二万英镑的罚金以求得到赦免，但亨利八世拒绝了——除非他们愿意接受他为最高首领。教士们最终同意了，不过加了含糊的一句：“只要得到了基督律法的认可。”

亨利八世还没准备好与教皇决裂，而他要做教会的首领也只是想让自己在教士与普通信徒间的关系里成为首领，但这会对即将到来的另一样东西构成威胁。时光飞逝，又是新的一年，亨利让议会通过了一个法案，这个方案否决了议会未经国王召集就开会的权利。这可以防止议会在未经他同意的情况下对其离婚或结婚采取任何行动。这次“教士的投降”也迫使托马斯·莫尔爵士辞职。莫尔在沃尔西下台之后被国王任命为大法官，他也很为教会的教义担忧。事实上，尽管莫尔性格温和，也赞同乌托邦的信仰自由，但他毫不犹豫地烧死了英格兰的异教徒。这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个时代的其他人物。大法官可能是明白将会发生什么，而他又不愿意参与和罗马决裂的行动而辞职的吧。

亨利自己也不愿意和教皇决裂，而只是希望能迫使教皇屈服，更确切地说，是希望能迫使遥控着教皇的查理皇帝同意。

1532年，议会通过了《初年圣俸法》（Act of Annates），该法规定教士第一年的收入将被扣留，而在之前是要上交给教皇的。教皇对此还无动于衷。随着年末的到来，亨利的耐心也算是到头了。

1533年1月24日，他娶了安妮·博林。七个月后，安妮生下了伊丽莎白。

议会紧接着通过了《上诉法》（Act of Appeals），其中宣称国王是这个国家所有世俗和教会法庭的首领，人们到任何其他法庭进行上诉都是无效的。被任命为坎特伯雷大主教的托马斯·克兰麦，几个月后就在议会里宣布凯瑟琳的婚姻无效，而后再次宣布反对凯瑟琳。尽管亨利八世请求教皇召开教会的大公会议（GeneralCouncil）来裁决，但会议并没有召开。而克雷芒七世则决定要帮助凯瑟琳。在接下来的两年，亨利与教皇之间完全决裂，这主要是因为议会将之前要给教皇的那笔收入转给了国王。

现在问题解决了。早已立国的英格兰，如今摆脱了欧洲。在欧洲大陆维持权力平衡的策略依然重要，但英格兰不再有那种足以让他们陷入征服战争的开疆辟土的抱负，从此也不再有任何其他权力能够对英格兰人的生活施加道德或法律的控制。只要英格兰能够保护自己，那么它就会是自由的，独立于任何其他权力——不管是世俗的还是教会的。尽管这背后的动机纷繁复杂，但亨利八世和议会共同努力所带来的独立宣言，让英格兰能够在即将到来的新世界里把握自己的命运，能够自由地开拓其在精神上、知识上和物质上的发展。也只有充分了解她父亲亨利八世所作的这些努力，我们才可能真正理解英格兰人何以会在伊丽莎白时代爆发出身体和精神上的巨大能量。

从亨利第一次想宣布其与凯瑟琳的婚姻无效到他与安妮结婚并与罗马决裂，经历了漫长而拖沓的十二年。我们不能将亨利在这十二年的坚持不懈归因于纯粹的生理欲望。因为对于一个将世界和他的女人都踩在脚下的国王来说，解决这个问题根本不需要那么长的时间。但长时间的斗争或张力，又或是兼而有之，已对亨利产生了不好的影响。他的性格大变由此开始，并且越来越明显。

不过，幸运的是，第一阶段的新教革命爆发时，亨利还相当强大，能够维持和平与秩序，尽管他有时也冷酷无情。宗教改革正在全欧洲蔓延，英格兰也不可能置身其外。的确有人因为亨利的政策而受害，但毕竟是个别现象，英格兰终究还是没有经历像很多欧洲大陆国家那样的宗教战争或大规模屠杀的极大痛苦。这是由于亨利的强大力量，部分也是由于其子民对新秩序的默认。

我们多次提到，英格兰人通常都反对教皇干涉他们的事务，所以与教皇的最终决裂和这种强烈的民族情感是相一致的。而且，除了行政官员外，英格兰与罗马的联结并不强。打个比方，英格兰基本没有罗马教皇职位的股份：在历史上那么多任的教皇中，只有一个是英格兰人。教皇总是一个“外国人”，而且通常是拉丁人种——这也是英格兰人最不喜欢、最不同情的一个种族。的确，与凯瑟琳的“离婚”（实际上是废除婚姻）起初是不被支持的，人们将同情慷慨地给予凯瑟琳，她是环境和时代力量的受害者，而鸠占鹊巢的安妮·博林根本不可能获得民众的喜爱或尊敬。

但是，如果看得更深远点，亨利八世的政策还是受欢迎的：这项政策的推行中，从头至尾都没有动用军事力量，没有因为失败而导致大众骚乱，没有严重的求恩朝圣（Pilgrimage of Grace [27] ）——只是在北部有小规模的叛乱。这种有利于英格兰教会独立的总体态度，又通过亨利对僧侣和修道士的宗教教派的镇压、对他们财产的没收而得以加强。这些宗教教派曾经在知识、教育和慈善方面贡献良多，但如今已是堕落多时，且几乎没有什么有用的社会功能了。指控他们道德败坏，无疑是夸大其词，但他们的确过得优哉游哉，而且拥有英格兰的一大部分土地和财富。

依照现代观念来看，那些从教会那里没收的大量财富和土地应该被用来服务社会、重建秩序，应该被更加有效地利用起来，而不是分给个人。这些土地和财富从教会的“死人”手里分到其他私人手里，导致更有效地利用土地和财富，能够刺激国家的商业活动，并在城镇和乡村缔造一个规模更大的阶级——他们因旧秩序的解体而得到其财产，因而将会坚定地支持新秩序。

不过也可能产生其他结果。关于教会的土地，有三种可能的处理方法：一是继续留在教会手里；二是没收之后分到私人手里；三是变成国王的财产。民众很可能因为拒绝第一种做法、支持第二种做法而蒙受损失。因为尽管教会有诸多不足，但与正崛起为新富阶层的、吝啬的私人所有者相比，他们在很多方面都更为其佃户或邻居着想。此外，尽管将这些地产售给新贵族的做法为国王笼络了这些人，进而促进了他正在开展的改革，却也造成了国王后来的贫穷以及以后的国王的贫穷。伊丽莎白就不是个富裕的统治者，她的优势在于其政策和人民的支持。不过，斯图亚特王朝的君主既没有伊丽莎白的老练，也没有她那样的声望，而且他们也经常陷入左支右绌的困境，宪政危机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就与此有关。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他们或许还不至于滑入彻头彻尾的专制统治深渊。

亨利的教会政策还试图从整体上提高民众的智力水平。由议会起草、亨利同意颁发的《十信条》（Ten Articles），目的是想让教会的旧教义能够更容易被普通教徒理解和接受。由国王和克伦威尔授权出版的《圣经》新译本，也是想提高民众的智力。这个新版本是迈尔斯·科弗代尔的译本，其发行量可能比廷代尔译本的发行量要大很多。尽管同时还存在宗教迫害政策，但引导人们独立思考所产生的影响，仍然远远超出了亨利的预期。它甚至刺激了与国家或宗教相关的民族精神。

议会的位置也发生了变化。通过出台促使教会与国家的关系发生根本性改变的法令，使议会的权力增加了。亨利将他与议会的关系形容为“一个国家里的紧密联合和团结”。虽说他和伊丽莎白是在“操纵”议会，不过他们也依赖议会。虽说他们是专制统治，但他们也给予人民这样的感觉——他们和议会是精诚合作的。这种感觉也将在下一个世纪推翻王权，因为斯图亚特王朝的国王们非但没有促进民众的进步，反而抵制它。

在亨利八世的时代，议会经常顺从亨利的愿望。

1534年通过的《叛逆法》（Acts of Treason）和《君主至上法》（Acts of Supremacys），授予了国王英格兰教会之最高首领的头衔，任何想要伤害他或其继承人，或胆敢称他为异教徒、暴君、分裂者或篡位者的人都被视为犯了叛国罪。这些法令赋予了亨利极大的权力，能够为他和托马斯·克伦威尔随意使用。现在克伦威尔已是其总代理人。莫尔和罗切斯特大主教费舍尔（Fisher）因为反对国王成为教会的最高首领而双双被砍头，而那些职位低点的反对者则被判叛国并被以更可怕的方法处死。

次年，王后自己也将走上断头台。不幸的凯瑟琳在那年年初就去世了。很多人都说亨利准备休了安妮，其确切原因不得而知。

也可能是因为亨利对她厌烦了吧，而且如今的亨利比以前更无情、冷酷。在1536年前，他很多行为的出发点都是国家的需要，而且也不知道是因为好运还是怎么的，每次都能够为人民带来益处。

但接下来的可就不是这样子了。在1月，他开了一个国家舞会来庆祝凯瑟琳的死亡。他身穿欢快的明黄色衣服，神情愉悦。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出他有多堕落了。安妮只有伊丽莎白一个孩子，此后还流产两次。由克兰默大主教主持的教会法庭宣判安妮与国王的婚姻无效。具体理由我们不得而知，但她同时还因为和她哥哥乱伦、和其他四个男人通奸而受审。

由她叔叔诺福克公爵率领的审判，全体一致宣判她有罪。

5月19日，安妮在伦敦塔被砍头。上面提到的五个男人中有四个被以叛国罪处死，只有一个为了活命而招供。真相究竟如何，人们也不得而知。不过，就如波拉德所指出的那样，如果亨利八世只是想摆脱王后，那她被处死的两天前就已经和国王离婚了，也没有必要继续杀四个人。所以，诺福克公爵和二十六个其他审判官肯定是找到了什么理由才可能对这六个人（包括安妮）达成一致裁决。

安妮死后还不到十天，亨利就娶了简·西摩（Jane Seymour）。

由于凯瑟琳和安妮都已经去世，新王后和亨利的孩子也就不存在合法性问题了。但为了解决继承问题，议会通过了一部新的《继承法》（Act of Succession）。凯瑟琳的女儿早已被宣布是非法的，如今安妮的女儿伊丽莎白也被宣布是非法的。这样，继承权也就自然留给简的后代了。第二年，简在生下一个男孩（即后来的爱德华六世）后，没过几天就去世了。

1539年，亨利八世娶了克利夫斯（Cleves）家的安妮。她是德意志贵族，之前亨利从没见过她。而当她抵达英格兰的时候，亨利对她的相貌很是失望，不过他还是完成了婚礼仪式。亨利甚至称她为“佛兰德斯母驴”（the Flemishmare）。几个月后，安排这次婚姻的克伦威尔也用头颅付出了代价。而在安妮的同意下，她与国王的婚姻也解体了。

1540年，亨利和诺福克公爵的另一个侄女凯瑟琳·霍华德（Catherine Howard）结婚了。但凯瑟琳后被发现在婚前不贞、荒淫，并于1542年被砍头。

1543年，亨利娶了凯瑟琳·帕尔（Catherine Parr）。帕尔活得比亨利长，并在亨利疾病缠身的最后日子里给予他温柔照顾。

这就是亨利的婚姻故事，及其对国家的影响。我们已经提过亨利本无意改变教会的教义。

1539年，他推动议会通过《六信条法》（Statute of the Six Articles），这个法令宣称基督在最后的晚餐中圣血、圣体之真在（real presence），圣餐仪式、教士独身、永远遵守贞洁誓言、私人弥撒和忏悔等都必须遵行。不管是谁，如果否认第一条都会被烧死，讲人坏话两次就绞死。

如果依照这些教义来对比亨利的生活，我们多少会觉得好笑。

但我们必须清楚，亨利在制定这些教义的时候是以国王的身份制定的，就好比是大海航行里的舵手，他必须作方向性的选择。英格兰人还没有准备好接受新思想，他们还是坚持旧思想。

16世纪，宗教信仰分歧带来的暴风雨将让所有国家都处在风雨飘摇之中。

英格兰已作好准备与罗马决裂，但这些裂教者要想走得更远并彻底战胜旧教义，可能还要经历不可估量的、大规模的流血冲突，就像欧洲大陆发生的那样。好在这场运动的推动者亨利知道什么时候要停下来，这表明他完全了解其历史职责和人民。

遗憾的是，玛丽一世正好缺乏他父亲亨利八世展现的都铎人那非同寻常的能力。在亨利时代，除了摆脱欧洲和放弃征服欧洲大陆的梦想外，还发生了很多大事。英格兰无意识地在为其岛国之宿命准备着，而亨利及其子民，可以说是英格兰皇家海军的创始人。自从“大哈里”号（Great Harry）在1515年下水航行后，亨利对海洋的兴趣就一直没有中断。而三十年后，也正是其一手创建的海军从法国的入侵威胁中挽救了英格兰。亨利成立了海军部，并在伍利奇和德特福德兴建了造船厂，他亲自设计的新式战船的效率比英格兰的任何商船和其他国家的战船都更高。不管怎样，亨利八世是个伟大但经常讨人嫌的国王，他让英格兰从欧洲大陆抽出身来为将来征服海洋作准备，他为英格兰的发展指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