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堂在此处

加利福尼亚州，工业市，朋地岗垃圾填埋场

赫曼问我有没有闻到什么味道。从他问话的语气，我也看不出是不是该撒谎。他说他喜欢融入大自然，喜欢看日出。接着又问了一遍：“你有没有闻到什么味道？”

“嗯，这儿是个垃圾场。”我终于开了口，尽量礼貌克制。赫曼上了年纪，瘦长矍铄，嘴里嚼着一根牙签。他干这行已经几十年了，总是第一个到，开着这辆长达九米的72号拖车。里面装满了垃圾，都是派下来的任务。按照规定，从早上六点开始就可以倾倒垃圾了。他总是把手指放在车的红色按钮上，不停地看表。

“女人能闻到男人闻不到的东西。”他说。

此时此刻的垃圾场，和大多数人想象中的完全不同。没有杂乱无章，没有肮脏恶心，没有黏糊糊的东西，没有一点点垃圾。可能有些人看到眼前的景象会有点失望，这整个就像人迹罕至的大型建筑工地，绵延八千多亩的浅棕色尘土。下面掩埋了昨天的垃圾，当然还有无数个别的昨天的垃圾。单单是这规模就让人望而却步。如果再仔细想想，有将近五十年的垃圾就被你踩在脚下，形成一百二十多米深的地基，那你一定会对美国的过去与这个星球的未来产生一种莫名的悲哀，进而感到焦躁不安。所以我努力驱赶这种想法。别的司机也陆续开着卡车赶到，停在赫曼的车旁边，这填埋着深深的垃圾的地面居然因为太软而弹跳起来。

朋地岗垃圾填埋场，在洛杉矶市中心以东约二十六公里。人们刚开始来此倾倒垃圾的时候，这里还是一个个的峡谷，现在已经成了一座山。1953年，由英国科幻小说家赫伯特·乔治·威尔斯作品《星际战争》改编的电影，将朋地岗作为火星人进攻时第一艘宇宙飞船的着陆地。倾倒垃圾开始于1965年，在一片叫做圣盖博谷垃圾场的地方。1970年，洛杉矶卫生局（二十四个独立地区组成的机构，涉及整个洛杉矶郡七十八个城市和五百万人口）买下了这个垃圾场，将其重新命名为朋地岗垃圾填埋场。每天这里都会新增一万三千二百吨垃圾，足够填埋一个六亩大小六米深的洞。换句话说，相当于一个两层楼高的橄榄球场。

2013年11月1日，这个垃圾场将被填满，超过负荷，垃圾们将不得不另觅他处。

早晨六点整，赫曼按下按钮。拖车的后厢升了起来，三万六千多公斤的垃圾轰隆而下，很多都是木头、石膏、钉子和纸屑。旁边那辆车上的垃圾显然更“有机”，味道比较刺鼻。在这一排车子的那头，有个人的垃圾黏糊糊的，是经过无菌处理后的人类排泄物，黑得跟墨水似的。

赫曼拿了把扫把，把拖车扫干净。这里的大多数司机都是为废弃物管理公司一类的大企业服务的，开着闪闪发亮的绿色卡车穿行而来，像一支小小的舰队。而赫曼是卫生局的人，把附近索斯盖特市垃圾处理中心的垃圾运过来。所以他在这个圈子里地位相当高。他每天跑五趟，中途只休息一次，吃点方便面、奶酪饼干和一块小点心。回家路上再啃个青苹果。“都习惯了，”他说，“每天做完全一样的事情。”他给我讲授“慢下来”的哲学，可谓自成一派。不犯错误，每天重复，惯性的力量，平静安宁。他用这个方法，一路捡过废纸，做过散工，指挥过交通，开过洒水车，做各种各样的工作，直到找准人生事业的定位。他说，每天都能第一个来，是一种荣耀。所有的卡车都在大门口让开一条道，让赫曼通行。他特别提了一句，1954年他上八年级，现在整个班的老同学只有他还没退休。“怎么会有人舍得从这样的地方退休呢？”他问道，“干吗要退？”

我在垃圾场已经呆了一个星期，这里的工人，无论资历深浅，几乎都是这么一套说辞，我都习惯了。他们说起垃圾场，全是满满的自豪，欣赏甚至感谢。一开始听到这些话，我还以为他们都疯了。

毕竟，垃圾场是个很恶心的地方。任何人都不应该在这里工作，不应该看到这幅场景，闻到这些味道。这是一锅巨大的浓汤，里面有一亿吨的纸尿裤、玉米脆片袋子、电话本、鞋子、胡萝卜、西瓜皮、废弃的船、划破的轮胎、大衣、火炉、沙发、吃剩的薯条……就在I-605高速公路的旁边高高堆起。这里的味道就像你走过街上任何一个垃圾桶闻到的味道，不过还要臭几百倍。来到这里，就感觉置身文明的地狱，丑恶的荒原，几乎想要立刻夺路而逃，拒绝这里的存在。我们总是在扔东西，而这些东西应该……统统不见，彻底消失。我们通常不会去想，扔掉一张湿纸巾、一个空糖包，或者一块小黛比蛋糕的包装纸，竟然会影响到别的人，一连串的人。他们竟然做着如此繁重复杂的工作，让这些东西消失——当然从来没有真正消失过。我们基本不会费心去考虑垃圾场，就算想起来，也会觉得厌恶嫌弃，怎么这么臭，简直影响市容，一点儿也不卫生。我们这些高度进化的人类啊，对一切腐臭、黏腻和恶心的东西全无耐心，完全理所当然地忘记了，要是没有我们，垃圾场根本不会存在，完完全全不会存在。

美国生产的垃圾之多，是全世界所有国家之首。平均每天每人将近两公斤，每年共有两亿五千万吨。城市中快要没有这么多垃圾的容身之所。现在，处理垃圾的费用相当便宜，每个月区区15美元，很多人根本对这么点钱看不上眼。收钱的方式也是大家都搞不清楚的神秘的市政税收。所以，干吗费心去考虑这事儿呢？

从前，电也很便宜。长久以来我们都没认真考虑过电力的真正花费。对了，汽油也经历了同样的过程。

垃圾（还有更令人谈之色变的“表亲”：污水）问题，其实就是倒过来的化石燃料问题：垃圾太多，化石燃料却不够。两者都涉及资源管理。两者都积累了好几个世纪，由于前人短浅的目光，生活在21世纪的人们抓耳挠腮，焦头烂额：现在怎么办？

幸运的是，科学家与工程师们对垃圾的问题相当感兴趣。其中一些人面对持续增长的垃圾，开始思考背后的哲学。人们开始思考这个与生俱来的难题，废弃物与人本身之间缺乏联系。面对浩如烟海的垃圾场，这个问题变得非常宏大，甚至夺人眼目。

“有一次我把老婆带到这儿看了看，”赫曼告诉我，“我说：‘看，都是垃圾。’她简直无法相信。之后也没法理解。我就跟她说，我说：‘这里可是垃圾场中的劳斯莱斯。’”

“没人知道我们来了。”乔·哈沃斯说。我们驱车出了垃圾场，沿路而上，经过加州栎树丛和美国梧桐，偶尔还能看到令人惊艳的粉色九重葛。乔开的是他那辆老凯迪拉克，1982年的“黄金帝国”车型，锈黑色的车身，保险杠上还有褪色的“克里－爱德华兹”贴纸(1)。他一开始做过土木工程师，现在也还戴着典型的“酒瓶底”眼镜。而鬈头发、啤酒肚和通身的行为举止，又像个脾气欠佳的公关人员，这是他后来的职业，现在已经退休了。他穿着夏威夷风格的印花衬衫，戴了顶草帽，悠闲地靠在驾驶座上开车，有种轻而易举的自信。

“从高速公路上过去的人啊，还以为这是个公园，”他说，“要么他们就会问：‘那山上怎么那么多管子啊？’”

事实上，我们正开车经过累积了半个世纪的垃圾，一个巨大的垃圾堆，里面甚至有公路，有停车标志，有交通警察，还有交通事故频发的历史，至少一人丧命其中。

而垃圾填埋场展示给公众们的门面却让我想起迪士尼乐园。一派精心修饰的歌舞升平，内里却那么复杂，那么肮脏。面向605公路的西面，一片青翠与碧蓝，仿佛荒漠绿洲，迫不及待要展示给匆匆过客。东面则比较朴素，种了些矮矮的针茅草、风箱树和艾灌丛。这边的装饰更接近本土，是应了附近居民的要求。他们住在垃圾场山脚下富裕的哈岗区，希望背后的垃圾山能够和远方绵延的峡谷融为一体，成为日落时的一道风景。总之，目标就是，尽量粉饰美化这座垃圾场，让它消失不见。

“不管你怎么搞这些垃圾，自然都必须消化处理，”乔说，“对吧？好好想想。”我们正往山上开，要找个比较好的眺望点，俯瞰垃圾车、推土机和铲车的行动全貌，很值得一看的景象，也是静坐思考的好地方。乔说话像机关枪似的，虽然是在讲课，也带着格劳乔·马克斯的(2)风格。“要是大自然没法处理这些东西，那恐龙粪便都要淹到我们眼睛这里啦。”他很爱说这样的话。六十四岁的他是个环境工程师，原来是耶稣会信徒，后来改了天主教。对废物管理、固体、液体、垃圾回收、填埋、燃烧和分解激情满满。而且这种热情竟然有种奇怪的感染力。在我眼里，他就是垃圾界的“主教”。

“我们没有被恐龙粪便淹没，而是由恐龙粪便组成，”他说，“对吧？恐龙粪便和别的化学品。我们体内也全是垃圾。拿破仑的一个碳细胞搞不好就在你胳膊肘里。都是大自然在进行循环，永恒不断的循环。一切都是细菌，变成碳、氢、氧、氮，对吧？好好想想！”

我跟他说会记好笔记。呆在这儿，我的笔记越来越厚。几年前，乔从垃圾场退休，但又回来了，做做顾问，见见老同事，帮帮替代他的原助手多尼。有时候什么也不干，就是坐下来，赞叹眼前的情景。1960年代，他进入这片“化外之地”。那时候，人们仿佛刚刚从慵懒的白日梦中惊醒，意识到垃圾是物质，而物质很顽固，你想或不想，物质就在那里。你可以烧，可以埋，可以朝大海一扔了之，可以把它藏起来眼不见心不烦。但垃圾仍然以某种形式存在着：灰烬、烂泥、毒气、空气中飘浮的微粒。“一切都归结到循环的问题上，”乔说，“我们永远在循环使用同样的东西，所以，要好好想想，如何负责任地使用，免得害了自己。”

他给我举例子。“看到那些管子了没？”我们绕着垃圾场往上开。“都在吸气。”管道很粗很醒目，直径大概六十厘米，总令人好奇不已，浮想联翩。总长将近一百三十公里的管道环绕着垃圾场，不断吸收着垃圾发酵产生的甲烷、二氧化碳和其他气体，这些气体混合在一起，毒性致命。管子连着长约一百二十公里的地下沟槽和一千四百口气井的网络。甲烷极易爆炸，味道刺鼻，一直是危害环境的噩梦。然而，垃圾不断发酵，甲烷也势不可挡。于是，就诞生了这些管道，这是垃圾场的奇迹，是卫生局的工程师们率先采用的技术。甲烷通过管道下山，传输到将气体转化为能源的设备中。甲烷充满锅炉，产生蒸汽，蒸汽带动涡轮，涡轮产生五千八百万瓦的电力，足够支撑七万个南加州的家庭。

来垃圾场之前，我完全不知道垃圾还能发电。“大多数人都不知道。”我对乔说。

“哦，很多人都知道。”他说。

不，他们不知道。我调查过。在家的时候，我问过很多人，都是普通人，每天制造着各种各样的垃圾，买很多垃圾袋，脑子里想的只是“要去扔垃圾”。说到这些垃圾最终的去处，“他们根本不知道能用垃圾场的气体给家家户户发电，”我说，“你不觉得这是大家应该知道的常识吗？”

他神色疲倦地看着我：“大姐，你觉得我这三十年忙得要死是为了啥啊？”

他眨眨眼，摘掉眼镜，掏出手帕，擦了擦眼角。“我就是在做这个啊，”他说，“我也没做别的，就是告诉人们我们在这儿做什么。但是，这个社会到底有多少时间来倾听和理解呢？嗯，答案是，社会对这个的兴趣挺低的。大家并不想知道自己产生的废物最后去了哪儿。这个领域的责任让大家都羞于启齿。”

车停下，我们下了车，站在那儿俯瞰整个垃圾场，里面全是垃圾，是今天清晨赫曼和其他司机同行倒在那儿的。从这里看过去，开放的垃圾场像个棕色巨碗，绵延三千多亩，一排疯狂的卡车正停在里面，喘着粗气，肚子里全是垃圾，迫不及待地等着卸货。

整个洛杉矶郡，这里倒垃圾是最便宜的，一吨大概28美元，所以成了很多垃圾处理公司的首选。一般来说，到中午，垃圾场一万三千二百吨的日承载量就满了，大门口的保安会举起一面从公路上就能看到的旗子，示意司机们继续往前开，找别的地方倒垃圾。谁都能到这里倒垃圾，比如一个普通的公民，开着一辆卡车，装满垃圾，只要愿意付钱，就没问题。

每天，垃圾都在三个区域高高堆起。每个区域大概有一个橄榄球场那么大。平均每个小时增加一千二百吨垃圾。三十名重型设备操作员在垃圾堆上忙碌，如同疯狂的舞蹈。三米高的大型推土机挥舞着五米长的铲刀，把垃圾推成一排排的。接着，无所不能的宝马格垃圾压实机上场了。这个重五万多公斤，推力将近六万公斤的庞然大物把垃圾粉碎、压扁、排气，挤得越来越紧，尽量节省空间。所有的重型机械都在垃圾的悬崖上爬上爬下，相互距离之近令人难以置信，前进，后退，在边缘微微倾斜。即使在这上面，声音也震耳欲聋，整个“巨碗”中回荡着轰隆之声。眼前的景象令人震惊，五颜六色，红绿黄白，不由分说向你袭来。

一个区域的承载量已经满了。于是铲土机开了进去。这是所有机械中最大的，长十六米，高五米，光轮子的高度就是三米。巨大的铲斗如同大腹便便的怪兽，铲起灰土，填在垃圾上，大概三十厘米厚，将那些恶臭的气味、死去的老鼠和昆虫以及剩饭剩菜与各种各样的垃圾都尘封起来，也尘封了所有人迫不及待想要丢弃的昨天。

遗忘。消失。到今天结束时，垃圾场里将遍寻不见垃圾的踪迹。

第二天，这个过程又重复一遍。垃圾在各个区域填满垃圾场，直到达到承载量，装满“碗沿”，填上土，又是新的一层。

一辆辆水车不断往土上喷水，免得灰尘太大。一群捡纸员疯狂地四处狂奔，抓住风吹起来的东西，拿到一边去。最难对付的就是塑料袋，风一吹就跑，像小孩玩的气球。有时候情况过于糟糕，或者狂风大作，就会使用化学喷剂来抑制难以忍受的恶臭。附近的山脊上，一群海鸥正在张望等待。海鸥是垃圾场最讨厌的不速之客。它们好斗是出了名的，总会叼走食物，飞到中途又互相争抢，结果自己叼的东西就掉了。吃了一半的汉堡包就啪地掉进某位女士后院的池塘里。曾经，工程师们被海鸥弄得焦头烂额。往天空放炮吓走它们，甚至还模拟海鸥的天敌老鹰和猫头鹰的声音。但海鸥们很快习惯了这些声音，甚至站在炮头和扩音器里面。终极解决办法却异常轻松简单：垃圾场各个工作面的界限上竖起可移动的长杆子，中间拉起尼龙钓鱼绳。这些绳子让海鸥们无法像往常那样旋转降落，而这些鸟儿试也没试一下就放弃了。“我猜它们蠢得不懂钻到线网下面来。”乔说。说话间他戴了一副墨镜，再加上草帽、花衬衫和背后茂密的绿化，看着就跟在度假似的。

在所有的垃圾场，比鸟更亟待解决的是沥出物的问题，也就是可能流到外面的污染液体。涂料稀释剂、指甲油、电池、传动液、机油这些东西都不应该随便扔的，但很多人根本不管。所以很多这类垃圾都被装了车，被挤压，和雨水混在一起，调成一杯无法预测的剧毒鸡尾酒。如果流出垃圾场，进入地下水，可能会对附近的社区造成致命的影响。所以，垃圾场的围墙和地面，整个覆盖了一层将近四米厚的屏障，由黏土、塑料、沙子和其他材料组成，这应该是一块人类想象中最巨大的尿布，专门有防湿和防渗水的设计。将近三十公里长的管道将这些沥出物疏导进收集区。一群工程师在现场专门负责监测，并且进行净化和提纯。世界上任何一个垃圾场的工程师吹嘘自己工作出色的资本之一，就是从自己的垃圾场倒一杯沥出物，然后喝掉。

朋地岗这些惊天动地的工作，眼前的这一切，公众毫不知情。这要归功于工作面以上三米高的狭道。随着垃圾场垃圾一天天增多，铲土机的司机一直在往上面加土，这堵围墙也在一天天加高，所以一切都在公众完全没有察觉的情况下进行。

而铲土机司机们把这条狭道称为他们的“视线”。他们告诉我，坐在铲土机上，最有趣的就是把这重七万多公斤的机器稳稳地开在和底盘差不多宽的“视线”之上。偶尔会有铲土机掉出“视线”之外。有时候往下滑个三十米，有时候就挂在那儿，一半在路上，一半悬空，直到别人开来起重机进行救援。掉出“视线”之外的司机，会被叫做“歪脚趾”或者“歪歪”，直到下一次有人再犯，继承这屈辱的外号。

如果是推土机或者宝马格翻进垃圾堆了，那司机也会被取个外号，“翻翻”。

“你应该下去，”乔说，“你应该下去，到垃圾堆里去走一遭。感觉一下。”

麦克·施派泽，绰号“巨无霸”，是垃圾场最有名的宝马格司机。还有些人说他是全世界最有名的呢。恰巧，他的长相可能也是这世界上最像宝马格的人了。他矮矮胖胖，膀大腰圆，秃顶，自带骄傲，仿佛不用任何机器，就能把垃圾压扁。四十五岁的他身上有令人过目难忘的文身：手拿镰刀，神态狰狞的死神；头上穿了一把匕首的骷髅；喷着火焰的头骨；还有另一个头骨，长了角，头上有一个弹孔。“就像魔鬼被子弹爆头什么的，”他说，“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

他很害羞，微笑的时候会脸红。他的绅士风度在垃圾场有口皆碑。他这么出名，是因为最近在佛罗里达州的可可海滩拿下了北美固体废弃物协会国际公路大赛宝马格组的第一名。“他是全国最棒的。”几个工作人员告诉我。麦克自己倒不会吹嘘这项荣誉，但也深以为然，“我真的真的很擅长这个。”

麦克和我站在一个区的边缘，垃圾处理的工作正在进行。宝马格轧轧作响，准备前进。他顺着梯子爬上驾驶舱，伸出手拉我上去。“空调性能不错，而且车舱是密封的，所以闻不到味道。”他向我展示了坐垫的充气功能，抱歉说只有一个。他开始操纵机器，而我弯腰蜷在他后面，双手挂着他软软的肩膀。我们缓缓向前，好像置身一辆坦克之中，开进大约十米深的垃圾处理区。我们高高在上，脚下是一片令人惊叹的景象：脏兮兮的纸盘子、塔吉特超市的手提袋、鸡蛋盒子、“绿巨人”豌豆、本杰瑞冰淇淋，还有各种各样的塑料袋，敞开着，能从中一窥全美国的日常生活。我们轻巧地碾过一张床垫，一台电视机，一辆三轮车，一张摇椅，很多苏打水瓶子，还有除臭剂。很快我就对垃圾有了“审美疲劳”，眼睛拒绝去分辨，脑子拒绝去思考。我们轧过六亩地的垃圾，看它们在宝马格的巨齿之下，从一堆堆高山，变成粉碎的坦途。

“说实在的，美国人制造的垃圾太多啦，”麦克说，“说实在的。这些还只是一个垃圾场一天的一点点。但是我不愿意去想这个问题。我最经常想的都是，不要被推土机撞上了。”

宝马格深入垃圾堆，又爬出来，再深入进去，再爬出来。麦克一直在前进，把垃圾推往悬崖的边缘。这面悬崖是一整天倾倒的垃圾的杰作，太高太高了，完全看不到那一面是什么。

“你要接近边缘了。”我说。

“那些高的要赶快弄下来，”他说，还在毫不犹豫地往前开，“后面再来看平不平整。我们从高处往下冲的时候你就知道为什么了。”

他还在讲什么压平、抓举、剥离之类的，但我脑子里只剩下“从高处往下冲”这几个字，马上就要付诸行动了。我们即将从三层楼高的垃圾悬崖上自由落体。我明确地告诉他，我要吓尿了。

“我培训过的很多人头几周都是哭着过的。”他说。

他向我保证，宝马格非常灵敏。他说真正需要担心的，只有树桩。“有一次我从高处往下冲，半路撞到一辆车那么大的树桩。结果我就沿着斜坡朝旁边滑下去。也没什么办法，就随时坚持，努力去摆脱。那次搞得我屁股超难受。”

我们直冲开阔的天空，朝着悬崖前进，就像在进行自杀式任务。我本以为会有碰撞，有剧烈的抖动，甚至伤亡，但宝马格像只松鼠似的攀在垃圾上，我们缓慢下降大约十米，进入更多垃圾的腹地。六七辆推土机进入眼帘，前进着，后退着，推着垃圾，清理着这片处理区。

我问麦克，这里管事的是谁，谁做决定下命令，有什么模式，谁吼谁。他说，每个人都是做做就自己弄清楚了。他说自己五岁的时候就骑过轻型摩托车了。“这样的经历也是在为现在做准备。你能够了解各种动作的缺陷。”任何骑轻型摩托车或者开车长大的孩子显然都会爱上这样的工作，他说，又补充说他觉得自己能做这个真是很有福气。

麦克是1990年到这里来工作的，之前在修汽车。“那种生活的压力我完全受不了。”他对我说。和我在垃圾场见过的很多人一样，他也告诉我，自己喜欢自然，喜欢户外，也非常喜欢长时间的独处。我们爬上垃圾悬崖，准备进行又一次俯冲。他吹起了口哨，还邀请我之后和他一起吃午饭：“嗯，要是你愿意的话。”

沥出物、甲烷、巨大的设备、危险的俯冲、工作人员的智慧、轮班的处理区、防海鸥的线网、垃圾场边的灌溉、九重葛藤……这些截然不同的风景，这些辛苦工作的现场工程师，这些化学反应……应接不暇的同时，我心里一直在想，太荒谬了。做了这么多，承受了这么多，就是为了人们可以继续否认现实，好像我们制造的垃圾就那样以某种神奇的方式消失了。我有一次向乔·哈沃斯坦白说，在家的时候，我把垃圾扔在车道的垃圾桶里，一辆绿色的卡车来把垃圾收走，我的狗还站在门廊上愚蠢地朝那车狂叫。那些垃圾之后的去向，我一无所知。当然也完全意识不到，我的垃圾要来到这里，经历如此复杂繁冗的处理。

乔说，如果现在垃圾还像以前那么简单，我这种想法倒是挺好的。时至今日的历史长河中，垃圾在大多数时候都是一个线性的概念，一个简单的“四步模式”的最后一步：挖出原材料，制造某种东西，用那种东西，用完以后，把那个东西扔掉。一，二，三，垃圾；一，二，三，垃圾；一，二，三，垃圾。等到一个地方聚居了足够多的人，扔的垃圾堆成山，大家注意到了，垃圾就成为一个令人担心的问题。据说，大概在公元前500年，古希腊雅典城组织了西方世界的第一次市政垃圾处理。当权者要求市民把废弃物扔到离城墙至少一点六公里之外的地方。这是一个相当有远见的计划，尤其在那么遥远的过去。毕竟，把历史的镜头拉近，一直到18世纪，大多数美国人还是把垃圾从窗口往街上一扔了事，完全不管和垃圾有关的疾病，比如黑死病、霍乱和伤寒症显著地改变了欧洲的人口数量，甚至影响了全世界的王权架构。

19世纪末，焚烧垃圾成为一件大事，有市政规模的统一焚烧炉，也有人直接在自己家的后院拿火柴点燃东西。在当时，焚烧垃圾实在太美好太神奇了，因为烧完之后垃圾似乎就消失了。

把垃圾扔到海里也有类似的效果，很长一段时间，美国将这两种方法作为处理垃圾的主要手段。但后来，海滩散发着恶臭，完全毁于一旦；海港被垃圾阻塞，无法正常通航，促使最高法院于1934年禁止往海里倾倒垃圾。即便如此，也应该说明，由于很多人目无法纪，还有一些国家没有相关规定，现在，太平洋上漂浮的塑料废弃物，总面积加起来是整个美国大陆的两倍。旋转的暗流让这些面积广阔的废弃物固定在同样的位置，延展约五百海里(3)，从加州海岸穿越北太平洋，经过夏威夷，直逼日本。科学家至今还在为这个问题烦恼。

乔·哈沃斯在洛杉矶市中心长大，他还记得小时候烧垃圾的情景。“家家户户的后院都有焚烧炉。”他告诉我。他坐在垃圾场一个突出处的排气管道上，头顶是橡树的浓荫。“我还记得蜡油顺着牛奶盒子流下来。当时心里想：‘哦，很酷哟。’烧完的灰放进垃圾桶，有专门的人来把灰收走。吃剩的东西要分开的，会被带去养猪场。然后来了个市长，山姆·约尔地，他说：‘嘿，要是我们把这些东西扔到一起，家庭主妇的日子会好过，家务活会简单很多。那我们就放在一起吧，一大桶，一起收走。’”讲起这个故事，他和讲起其他很多故事一样，很高兴，拍拍管道，为接下来的讲述制造气氛。“山姆·约尔地当选为市长，家庭主妇们就用同一个垃圾桶了，一边盖着盖子一边说：‘上帝保佑你，山姆市长。’嗯，很出名的，你去查查，山姆·约尔地，Y-O-R-T-Y。”

于是，城市垃圾场应运而生。一开始位于城市边缘，只用于倾倒垃圾。等堆到一定程度，就有人点燃火柴，烧掉，为后面的垃圾腾地方。垃圾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随着生育高峰的到来和二战后疯狂的消费主义，人们制造的垃圾爆炸性增长，垃圾场的处理规模成为一个相当令人头疼的大问题。1955年，《生活》杂志刊登的文章率先提出“一次性社会”这个概念(4)。

在洛杉矶这么拥挤的地方，烧掉如此多垃圾，就演变成世界上最著名的烟雾问题。1959年，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出版了《卫生掩埋法》的规范指南。垃圾不再焚烧，而是被填埋。指南中特别提到，为了防止垃圾中的啮齿类动物和刺鼻气味，要对垃圾进行挤压，每天往上覆盖一层新的泥土。

现代垃圾处理时代来临了。

那时候，乔·哈沃斯正在诺约拉马利蒙特大学和同学们一起学习土木工程。那时他还没感受到垃圾场的召唤，不过他和工程系的一些朋友，受到当时刚刚兴起的环保运动的感召，在理想主义的带动下，对……污水越来越感兴趣。

“全国的管道系统面临崩溃，”他告诉我，“真的是完全瓦解。就像市长的白痴儿子在污水处理系统胡搞一气。”没有任何人去认真思考，只为得过且过：垃圾全部倾倒进江河。在耶稣会信仰传统的背景下，大学里的一个教授催促乔，要做点有意义的事情。教授给他介绍了卫生工程。他说这一行很有前景，不可限量，而且能有机会做点好事。

那时候还没有环保局（EPA）。联邦法律也几乎未涉足污染这个领域。油轮定期往大海倾倒机油，空气污染已经夺去了很多人的性命——短短四天，纽约就有九十六人因此丧命。俄亥俄州的凯霍加湖，因为漂浮的化学物质烈焰冲天，火苗蹿到五层楼高。

于是，社会觉醒了。1962年，蕾切尔·卡森发表了《寂静的春天》，这是极富生态激进主义的呐喊，旨在唤醒懒惰无知的公众，不要再依赖化学品对自然的控制。这本书激发美国社会首次对杀虫剂和其他化学品的危害进行严肃讨论。埃德·马斯基（Ed Muskie），这位古怪暴躁的著名美国参议员，积极牵头制定全国性的环保政策，推动了《清洁空气法案》和《清洁水法案》的制定，其中很大的动力来源于他对故乡缅因州被污染河流的嫌恶。

1970年，尼克松总统成立了环保局。

现代环保运动中，最不可或缺的就是那些思想敏锐、推动变革的年轻人。越来越多的相关基金应运而生，斯坦福大学、加州理工、麻省理工也纷纷开设相关的专业课程。像乔这样的最聪明的佼佼者，一路免费深造，进行垃圾研究。乔去了斯坦福。“很多同学都觉得有义务去做公共服务。”他说。他充满激情，投身其中。现在看来，那时真是可爱。生育高峰期出生的小宝贝们，如今长大了，要改变世界。这一切的结果呢？“真的充满激情，很激动，”他说，“我们思考着各种各样的新方法，要在几个世纪的混乱肮脏之后，帮助大自然重回正轨。”那时候，做卫生工程师实在是令人兴奋的事情，不过后来这个头衔逐渐演变为环境工程师。事实证明，这些人持续不断地改变着传统思维，创造了各种各样的系统，让这个因为废弃物而窒息濒危的星球能歇口气，缓过劲。

乔从未想过做公关工作。他或多或少算是被“赶鸭子上架”。那时候每天发生着多少大事，有着多少发明创造。他的同事们都不擅长把各种各样的工程概念写成文字，乔却恰好是个笔杆子。他创建了新闻办公室，成为代言人。

用垃圾场的废气发电，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他回忆起那些最初的日子，如同老人说起自己的第一个孩子。率先实行的是帕洛斯韦尔德，洛杉矶郡早期的垃圾场之一，旁边是个很不错的居民区。一位女性居民抱怨自己的玫瑰花总是养不活，并归咎于垃圾场：垃圾堆里肯定在散发某种恶心的东西。她说对了。检查员发现，一般通过燃烧进行消除的爆炸性气体甲烷，已经从垃圾场泄露到了居民区。

“然后我们就说：‘哇哦，我们得采取措施啊。’”乔说。他站了起来，似乎面对着一个亟待解决的新问题。“我们在她的玫瑰花田附近挖了一条沟，往里面铺了碎石子。我们想，那东西应该会通过这些碎石，因为这是最便捷的一条路径。不过没成功。我们就架了一条管道，开始把气体抽出来。然后大家伙儿就说：‘那啥，我们把这东西烧了好了。那火焰，看着挺美。我就想，能不能用于引擎点火呢？’然后我们就把气体通往一台内燃机，内燃机就被带动了。”

当时这灵光一现让大家欢呼雀跃：有了！用垃圾场的废气发电！对于年轻的环境科学家来说，这实在是实现完美循环最优雅的方式，将所有一切回收利用，让这些垃圾发挥巨大的作用。

“有个同事提议在垃圾场高处放一棵圣诞树，”乔说，“树不是很大。但是我们用垃圾场的废气带动一个小小的发电机，将圣诞树上的灯点亮，吸引了很多注意。因为大家都很感兴趣。”

很有用。他们修了个能源站。几年后，包括查尔斯王子在内的全球高官显贵们纷纷来到帕洛斯韦尔德垃圾场，亲眼见证垃圾产生能源。

目前，美国有大概四百二十五个垃圾场生产垃圾填埋气体（LFG），每年供电总量高达一百亿千瓦时。这是一种绿色燃料，每年能替代一亿六千九百万桶原油或者三十五万六千节火车车厢的煤炭。环保局的数据显示，使用填埋气体减少的碳排放量，相当于公路上减少了一千四百万辆车，或是新增超过八万平方公里的森林。

围绕着垃圾的“并发症”——沥出物、甲烷、巨大的设备、各种风景、化学反应，其实完全无法唤醒不负责任的公众，无法停止他们对垃圾的漠然。那是我们自己的事，我们自己的一套想法。从现实中来说，围绕垃圾发生的这一切复杂繁冗的工作，是人类的发明，人类的努力，去恢复原本由自然进行的循环，让它完美地收尾。

“好好想想，”正午的烈日下，乔眯起眼睛，“什么是污染？污染就是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出现了错误的东西。换个时空，这就是资源。对不对？好好想想。”

我和“巨无霸”一起进食堂吃午饭。他故意落在后面，叫我先去吃。现在我已经很懂中午“第二顿午饭”的个中奥义，很好奇“巨无霸”会坐在哪里。食堂很简陋，是在拖车里临时搭建的，白色的墙面，摆着很多桌子，还有告示牌、报纸、嘶嘶闪烁的日光灯。

我朝一张长桌子走去。史蒂夫、韦斯、帕特里克、杰米、托尼和其他乐天派的大嗓门都在那里吃第二顿午饭，埋头于饭盆。第二顿午饭几乎都是“土人”来吃，就是开推土机的。第一顿午饭在十一点三十，来吃的都是“垃圾人”，像“巨无霸”这种压垃圾的。土人们经常对垃圾人说三道四。他们说垃圾人特别冷漠，无聊，整天一张苦瓜脸。又说土人都很开心，很闹腾，充满爱心。我很想弄明白这些区别是怎么来的。

每天，吃第二顿午饭的汉子们都对食堂的来客很兴奋，比如小学生什么的。他们七嘴八舌地争着跟我说。“我们是全国最大的垃圾场哦。”其中一个郑重其事地宣布。

“我们的设备超棒。”另一个说。

“我们有十八台D9(5)。”

“我们有两台D8。”

“压实机？我们有五台呢。”

“还有两台D10，每台有十二万磅(6)重。”

“卡拉巴萨斯垃圾场有台D11，比那个还大。”

“我应该没见过D12。老实跟你说，卡特彼勒应该不产这种型号了。”

“是停产了。”

“我们有全世界最大的机器。”

“我们是老大。”

史蒂夫是推土机驾驶员，瘦高身材，金色长发打着卷。他的地盘是角落的那张桌子。如果说他是这个团队的领袖，那也是因为经得起持续的言语攻击和嘲弄。大多是笑他的头发，以前剪过很糟糕的发型，可笑的刘海，甚至烫成法拉·赛福特(7)那种夸张的层次。后来，他们鼓动他去剪那种前面和两侧短，后面长的“胭脂鱼”头，还说大家凑份子资助他去剪。史蒂夫非常坚定地拒绝了他们的好意，但杰米、乔和帕特里克非常热衷于想象史蒂夫顶着这种发型的样子。不知怎么的，后来大家的讨论演变成剪成这种头发的史蒂夫可以去拍黄片，和胭脂鱼做爱什么的。这种即兴的戏谑是完全没有演变逻辑的，但自带蓬勃的生命力。很快故事里又多了侏儒，史蒂夫和侏儒、胭脂鱼拍黄片。笑声简直要掀翻屋顶，有个人把刚喝下去的“激浪”都喷出来了。有人笑得直跺脚，有人笑得捶桌子，充当食堂的拖车摇摇晃晃，像一群醉醺醺的海盗驾船出海。

麦克一个人躲在一边吃，我心有不忍。他一般都是十一点半和垃圾人一起吃的，但就因为开着宝马格带我到处转，误了点。现在只好跟土人共进午餐。

我本想走过去和麦克坐一起。但是土人中最年轻的杰米伸手过来，这个瘦瘦的轮廓分明的年轻人给了我一个桃子，说是从妈妈种的树上亲手摘的。我只好又坐下了。

“我今天坐了‘巨无霸’的宝马格，”我跟大家伙儿说，“他带我冲了悬崖。”

“是啊，我们看到了的，”韦斯说。他有宽大的额头，穿着一件百威的T恤，“跟着‘巨无霸’，没问题。”

“巨无霸”在食堂那头挥了挥手。第二顿午饭的规矩对他例外。垃圾人中很少有不被土人开玩笑的，他是其中之一。主要归功于他在公路大赛的战绩，让朋地岗又添殊荣，更有了垃圾场老大的资本。

“今早我还坐了赫曼的垃圾车。”我告诉他们。

“赫曼？！”

“那个倒霉催的——”

“他现在没那么糟糕啦。”

“他开水车的时候简直是烂人一个。”

“他当时开的6601号车，总是想藏起来。”

“他经常吼：‘这是我的水车！你们最好别碰！’”

“还有他的牛仔帽子，也是最好别碰！”他们又大叫大笑着说起赫曼的帽子。嗯，看来是很好的谈资。大家七嘴八舌，喋喋不休。我说他们跟一群女孩子似的。

有人说起老鼠。

“在这儿干了这么多年，我只见过一只老鼠。”

“土狼吃老鼠的。我们看到的老鼠都是别的人带进来的。”

他们语带自豪地达成一致，垃圾场没有老鼠。就算有，也是因为在被丢弃的垃圾桶里没被发现。一般情况下，老鼠要么被压实机压扁，要么被推土机推平，要么在漫天尘土中被活埋。

偶尔出现的死老鼠都是这些结局。又一次，帕特里克拿一块墨西哥薄饼包了一只死老鼠，拿给主管看，说他烦透了那些人把吃剩的午饭随便扔。

嗯，这也是很好的谈资。垃圾场有太多的快乐时光。

这些人都是终身制。大多数都是从捡纸员做起。史蒂夫在这儿呆了二十三年，托尼十九年，帕特里克十四年。对于重机操作员来说，能得到卫生局的工作就像拿到了通往天堂的门票，福利好，薪水高，一年8万美元，还有奖金。收入稳定，完全不受经济衰退的影响。很多人都住在垃圾场以东很远的地方，一百多公里开外的加州沙漠地带，上班单程就要两个小时，因为这里是洛杉矶，什么东西都贵。因为上下班的长距离，还因为要保住工作，他们必须没有任何驾驶违章记录，所以大家下班以后都不会去混酒吧。他们会凑钱租车，在车上看电影。每天的工作都是独自一人，迅速把垃圾从一处推到另一处。所以，除了上下班在车上的时光，大家也就只有在午餐的食堂相聚了。

他们告诉我，在座的任何一个操作员都能操作垃圾场的所有设备。土人们在某个时候都做过垃圾人，反之亦然。而且连土人们都不得不承认，垃圾人的工作更有趣。

“压东西，碾东西，”一个土人说，“整个垃圾场最让人兴奋的就是碾压东西。”

“压扁船。毁灭一艘船，或者拖车之类的东西。我觉得没啥比这更令人兴奋的了。”

“有一次我压扁了一辆汽车。最棒的是当时我根本不知道那是辆汽车。但是开上去之后，我好像拖到了车的一角，应该是正好压上去了，整辆车都平了。”

“哇塞！”

碾压这些东西带来无限的欢乐，但五花八门的垃圾有时会让这些人犹豫不已。

“那些扔掉的东西啊，简直让人大吃一惊。”一个说，“有些东西完全可以捐给别人的。我们可以写本书了，写写美国人扔掉的东西。”

“我刚来这儿的头两三个星期吧，大拖车拖来一堆堆崭新的打字机。一堆堆的啊！有时候一来来三辆大卡车，扔的全是崭新的打字机。都没开过封，还在箱子里。”

“废品，废品，废品。当然看了会烦啊。但你又能做什么呢？”

“有一次有人往这儿扔了210万美元的钞票，就被埋在下面了。”

“假的。”

“真的！”

“记不记得他们扔了很多苏珊·安东尼头像的硬币(8)？”

“我当时还以为是巧克力币呢，结果是真的。”

“也是假的。”

“真的，就被埋在下面，我发誓。”

“你怎么知道是真的？”

“你怎么知道是假的？”

“记不记得西尔斯百货关门那次？大甩卖啊，没卖出去的都扔到垃圾场来了。全是新的，崭新的！有的客户来扔垃圾，还跑过去捡全新的电锯呢。”

垃圾场是严禁人去捡东西的。听上去可能有点不近人情。但事实上，自己跑到垃圾堆里去捡东西的人真的是蠢到家，因为在那么多推土机的包围下，有时候真的会死人的。个人来丢垃圾的市民有专门的丢弃区域，远离那些庞然大物。但有的还是铤而走险，跑到大型工作区想捡便宜。

“我们压扁过人。”

“嗯，这个倒是。”

“根本看不到。真的不知道他们在那儿。那儿不应该有人的。”

“还记不记得那个女的，被压扁了？”

“当然记得。”

我表明观点，有这些大惊大险，垃圾人的工作听起来比土人有意思多啦。是不是因为嫉妒垃圾人，土人才对他们这么有敌意啊？

这个分析只引来更多的嘲弄。

“那些家伙呀，倒霉催的。”一个说。

“他们自己都互相讨厌呢。”

“不是，他们连自己都讨厌。”

“主要是身体原因。”一个说。大家都点头称是。

大多数垃圾人都承受着痛苦，或者以前受过痛苦，或者正在和痛苦抗争。一般来说，有人转到垃圾组，是因为他的身体没法承受推土的工作了。垃圾人的活轻，土人的活重。土人每周五天，每天八到十小时都呆在D10推土机上推土，这可是伤筋动骨的活，长年累月干下来，关节痛、椎间盘突出，什么毛病都有。“还是要关心一下自己的寿命。”其中一个说。大多数垃圾人年纪都比较大了，快退休了，背部和颈部都做过手术。“去做垃圾人就基本等于被劝退啦。”另一个说。

也有例外。又是“巨无霸”，他在这个垃圾场的地位简直神圣不可侵犯。他开铲土机只开了两年，腰背就彻底毁了，动了手术，在床上躺了整整一年，然后又回来了，在垃圾人的岗位上开着宝马格创造了辉煌，成了全美国的第一名。

不过，通常来说，还在做土人，就意味着你还年轻。有权利从“视线”上掉下来，有权利开着车过去，有权利做“歪脚趾”或“歪歪”。做土人真是美好的岁月。

当然，这样的岁月也所剩无几了。按照上面的安排，垃圾场将于2013年关闭。会留下少数的骨干，维修工啊，现场工程师啊，继续维持朋地岗基础设施的运转，监测一下沥出物，维护气井和发电站。这里的甲烷还将继续转化为电能，持续大约三十年。但不会有新的垃圾了，卡车也不回来了。推土机不再有陡坡可以冲，D10不再推土铲土了。大多数垃圾人都到了退休年龄，而土人们将被吸收进卫生局庞大的机构，所以他们至少还是有工作的。

食堂里没有一个人愿意承认即将失去这个垃圾场，这些美好的日子即将成为历史。不过，他们一起计划着，说老板们正在申请许可，在峡谷中开放更大的空间，倾倒垃圾，让朋地岗多维持一段时日。

“根本就是白日梦。”终于有人承认了，“迟早你就得面对现实，这个地方要关门了。”

垃圾场关门以后，会有一个“垃圾处理”项目取而代之。这一片的垃圾将会被装进密封的火车厢，沿着联合太平洋铁路向西三百多公里来到沙漠地区，倾倒进帝王郡梅斯基特区域垃圾场。这是一个超级垃圾场，据说有一百年的寿命。

而所有这些过去的垃圾还将静静待在这里，慢慢地发酵，产生废气。这么一来，朋地岗垃圾场在某种意义上就像一座纪念碑，象征着一个新思潮涌动的时代。

垃圾山将会被覆盖，尘封，盖上一层又一层的石头、黏土和尘土，进行绿化，转交给洛杉矶郡公园与休闲区域管理局，变成供人们玩耍休闲的地方。相关的计划已经做了几十年。每辆拖车往这里倾倒一吨垃圾，就有1美元汇入一个朋地岗垃圾场栖息地保护基金。这个基金旨在维护一个面积为垃圾场两倍的野生走廊。这片土地上已经横贯了绵延数英里的远足步道和骑马场，甚至还穿越了垃圾场不怎么用于日常工作的部分。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片土地会慢慢以无法推测的奇怪方式尘埃落定。垃圾场上是无法修建筑的，因为垃圾也有自己的生命，很多会慢慢降解。而令人吃惊的是，很多不会。被戏称为“垃圾学家”的垃圾问题专家在一些停用的垃圾场以考古学的态度做过挖掘，结果发现，很多垃圾非但没有降解，反而因为垃圾场缺氧的环境，成了经久不变的木乃伊。土壤深层发现了60年代的报纸，标题与新闻内容都还清晰可见。

“是不是很好笑？”乔说。他特别喜欢这个关于垃圾专家的故事，喜欢垃圾木乃伊，喜欢这些疯狂的惊喜。

我们又上了车，感叹那些景观专家的成果。他把手臂伸出车窗，指着某个地方，就像一个老爷爷向旁人展示一个很有历史的区域。“看到那些细管子没？”他问，指着地上蜿蜒盘旋的灌溉用细管子。

“又是管子，”我说，“管子真多。”原本这里是一片荒凉，而通过这些管子，水流四方，逐渐苍翠繁茂，这也没什么好吃惊的。

“还记得我带你看的污水处理工厂吗？”他说。然后狡黠地点着头，衬衫袖子在微风中轻轻摇摆着。我用了好一会儿，才明白他在说什么，灌溉水管和污水——

“不是吧——”我说。

“是的。”他说。

这些管子通的不是一般的水，而是从附近卫生局下属的污水处理厂引的废水，回收利用。

“是不是很巧妙？”他说。

他在一排围栏前停了车，这里是整个垃圾场的顶峰，下面就是马道，还有个草莓园。紧邻着垃圾场，一排排绿草挂着沉甸甸的果实，等待采摘。

“来看看草莓。”他用肩膀顶顶车门，门“吱呀”着不情不愿地打开。“好了，现在看到那些管子没？”他说。

“不是吧，”我说，“草莓也用那个浇？”

“是的。”

草莓园的灌溉，也是依赖于那些处理后的污水。

“这个是不是更巧妙？”他说。他弯弯膝盖，又轻轻拍了拍手站直。“你应该写写污水处理厂。”他说，“那个地方有大动作。”

垃圾场里，大家经常说起污水，到这个份上我显然也绕不过去了。乔和所有的工程师说起污水，都是耸耸肩膀满不在乎。不是什么大事。本来就是这样的流程。污水浇花，污水灌溉草莓。我却要花一段时间，才慢慢接受这个事实。

“哦，你好好想想，”乔说，“污水处理厂到底是什么？是对大自然的道歉，道歉说把那么多人放在一个地方。”

他停顿片刻，让我好消化思考这句话。他把帽檐往下拉了拉，遮太阳。“大自然不是为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准备的。自然其实更适合印第安人那样的生活：等你住的地方开始发臭了，收拾好帐篷，走掉。有种基本的人类本能，告诉你往哪儿走。”他伸出两只手，指着某个想象中的出口。“原始社会的人们都清楚，自然最终都会将所有的生物回收利用，好让他们几年后再回去。”

自然赐予我们雨水、溪流、江河与海洋，进行消化吸收。“这只是一个很直接的环境工程的概念。”他朝汽车走去，帮我打开门，让我上车。

“这个国家几乎每个人都有一立方英尺(9)的水域，消化吸收，完成这个人不能完成的循环，”他说，“这个过程从你开始，由自然来完成。那么，要在哪里完成呢？如果你让我们洛杉矶地区一千万人的污水全都流到海洋里，那海洋可要糟透了。”

说着，他打了方向盘调头，往山下开。半路在一个眺望点停下，我们好好看了看远处的污水处理厂。就在I-605公路的那头，坐落在小山坡之间。我感觉自己应该说点赞叹的话，但那工厂看上去和所有平淡、灰暗、硕大而无聊的工业建筑一样，路人走过，大概都会心生厌恶，因为这样一个地方实在是破坏风景。

“我们把本该在海洋或江河里发生的过程，转移到水箱里，”他说，“里面的细菌和自然界的细菌一样。基本上就是一大箱细菌培养液，模拟地上地下或者江河里发生的事情，只不过一切更加集中地发生在水箱里。所以，江河里要花掉十天的事情，水箱里八个小时就完成了。”

这一切隐隐有点乌托邦的味道。一个美丽的垃圾场，处处盛开着粉色的花朵；废水浇灌草莓；垃圾与泥沼提供五千八百万瓦的电力；垃圾堆上建起远足步道。这一切看上去仿佛一个完全不同的星球，而不是我们这个似乎末日将近的家园。地球似乎即将遭受灭顶之灾；因为我们的贪婪与无度，它也许即将融化，也许即将爆炸，就算没这么严重，至少也会乱作一团。上述情况当然都有可能。但还有更多不为人所知的故事：也是在这个星球上，还有人满怀激情与快乐，在修复它。这种修复带来的兴奋激动，发明创造带来的纯粹快乐，做好事造福人类的感召，都是他们工作的动力。

在垃圾场待得越久，我就越觉得自己仿佛来自另一个空间，听这些比我进化得更全面、更高级的生物阐述高深的道理。他们在这里已经很久了，不知怎么的，却没有任何一个人注意到自己的优越。

我和卡罗尔见了面。这位老太太在垃圾场的正门看门，问候前来倒垃圾的卡车司机们。每天早上都是赫曼头一个，然后一天内大概有三百个左右。卡罗尔身材矮小，形容憔悴，佝偻着身子，球帽下面的鬈发乱蓬蓬的。门卫室也很简陋，刚刚够卡罗尔坐在凳子上，放个小风扇，拿一袋鸟食。门卫室有扇后窗，开窗就是垃圾场。这里是垃圾场的最低处，最早的那一层垃圾，埋藏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垃圾，所以早已经长满了树与灌木。

“一开始我只喂鸽子，现在呢，好像有六种不同的鸟了呢，”她告诉我，“有只嫩黄色的，还有只小鸟，胸前有一撮红色羽毛。早上我还能看到小鹿、土狼、山猫、狮子、猫头鹰、老鹰、响尾蛇、野兔还有松鼠。就因为这个，我太喜欢这儿了。”

这种话是最让我吃惊的。多少人都跟我说，在垃圾场，能够享受到自然的美好。这是多么奇怪却又多么有道理的联系。

“那种没有盖子的小卡车进来的时候，我经常要憋着气，”她说，“要开走以后味道才散出来。我就说‘哎哟喂，狗狗车终于过去啦！’”

“我会写诗。想到什么句子马上就要写下来，不然就忘啦。有一次在这里看到一头狼，给了我灵感，就写了狼的一家子。它一直在寻找自己的家人，却从没找到。那首诗我题名‘失去已久的爱’。”

最后，我参观了这里最新的建筑，朋地岗材料回收处，简称MRF。我对这个地方一直有点抗拒，可能是看上去平淡无奇甚至枯燥乏味，整个像外墙漆成薄荷绿的购物中心或是巨大的市政办公大楼；也有可能是更简单的原因，我只是不愿意去面对其中属于自己的责任罢了。MRF即将成为铁路垃圾处理系统的起点。垃圾就在这里进行分拣，留下好东西，卖掉，只把不能用的垃圾以昂贵的成本进行铁路运输。现在分拣已经开始了，把一些本来要扔到高高的朋地岗垃圾山上的东西回收了。

几乎所有和我交谈过的工程师都自豪地说起MRF：说这里有多大，大得能装下三架波音747飞机；说这里的设计多么环保，一共有五百多扇天窗，整个工程都使用了回收材料，从加固搭架子的钢梁，到天花板，再到地砖。

乔特别强调了他的贡献：一个观景台，供公众前来观摩。“是我坚持的，”他说，“我就说，要让大家看看，他们的垃圾都怎么样了。”今天他穿了一件有绿花的衬衫，卡其短裤，网球鞋。来到这里他很是兴奋，仿佛欢迎客人进入他刚买的豪宅。观景台简洁崭新，相当富有未来主义风格，一条长长的玻璃走廊，像飞机跑道那样安着一排地灯，发着微弱的光。我们脚下的MRF正在忙碌：卡车从这巨大建筑的一端开进来，把垃圾倒出来；推土机把垃圾推到分拣层；体积较大的值钱的东西、木材、毯子和大纸箱都被拣出来。这些都是要回收利用的商业垃圾，也只是洛杉矶郡所有垃圾中的九牛一毛而已。但对于乔和他的朋友们来说，这代表了一个美好的前景，总有一天，我们所有的垃圾都能够实现这样的回收。大件的东西被挑出来以后，垃圾就通过传送带，进入自动分拣系统。最后来到分拣带，分拣员是一群戴着护目镜，头上用印花手帕包起来，蒙着医用口罩的女工，像演员露西尔·鲍尔在镜头下一样，眼疾手快地挑拣着垃圾。一个负责纸，一个负责干净塑料制品，一个负责铝制品，诸如此类，分工明确。分拣出来的材料打好包，等着未知的买主。

“是不是很棒？”乔双手搭在后裤兜上，俯瞰着这一切。

“说真的，我觉得看得有点郁闷。”我斜着身子靠在玻璃上，呼出的气在面前形成了薄雾。我觉得自己就像埃比尼泽·斯克鲁奇，而乔就是圣诞的幽灵，指着我即将要去的地方(10)：在那个世界里有许许多多的可怜人，不得不挑拣我的垃圾，免得这个星球喘不过气。我陷入了无尽的愧疚，也许任何人到这里来都会羞愧难当。

“我有点觉得，其实根本不用到这个地步的。”我说。

“哎哟喂，拜托，这里可容不下什么多愁善感啊。”他边说边领着我来到电梯间。

每个美国人平均每天制造二点二七公斤左右的垃圾，其中大约零点七公斤会被回收，全国的回收率大概在32%。仔细想想，也不算可怕了。毕竟，1989年，一艘叫做莫布罗4000的著名游艇曾经装着三千吨垃圾，在东海岸来来回回，寻找倾倒垃圾的地方。而那时候我们的回收率才16%。这辆游艇引起了公众的注意：我们没地方倒垃圾了！加州率先提倡回收，于1989年颁布了一项法案，要求到2000年，加州各市的垃圾回收率必须达到50%。今天，旧金山的回收率是69%，全美城市第一。

从更大的远景，带着点神话的味道来说，这个目标是100%。实现零废弃。具体来说，是不再把废品视作一个难题，而只是把它们看做制造业设计缺陷的结果。我们应该把一切都进行回收利用。“就是画好这个圆，”乔和我一起走进电梯，“也许首先要控制我们的贪婪。我们现在想的还是老一套，就像爬虫一样，得到的越多越好，越多越好，那样才能快乐。”

爬虫？

“你看哈，一个人买了人生第一辆宝马，以为自己会很开心，”他说，“然后他跑去和鲍勃滑雪，结果鲍勃那辆宝马更好。这下完了。他本来应该很开心的！结果开心不起来。所以他还需要一栋三百多平米的大房子。你懂我意思的。”

我说，我觉得鲍勃和他的朋友们暂时是不会收手的。全美国都是消费者。我们没法控制自己。我们甚至不想控制自己。

他觉得这并不是美国独有的，甚至不是现代社会独有的现象。“我们还不够智慧，”他说，“我们太年轻。你当然可以说智人已经存在了很久了，但也就是十五万年左右。我们完全是这个地球上的新手啊。如果以地球的时间来计算，我们还是初来乍到呢。”电梯停了，他伸手挡住门框，让我先出去。

“我们四肢发达了，心智却没跟上。”他说。我们来到一楼，走在一条走廊上。走廊真干净啊，鞋子和地面摩擦发出嘎吱声。“我们知道如何制作很多东西，”他说，“但是对责任的意识呢却很迟缓。有多少人能有这个想法，说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应该让这个世界比我来的时候更好？只能说正在朝这个方向前进吧，但路还很长。我们需要迈出下一步，意识到这个世界比一堆东西要广阔得多。”

这些话说得越多，他就越乐观：人们会越来越明智，越来越负责，越来越考虑到子孙后代的需求；全世界将充满谦谦君子！

我向他道歉，说我可看不出来，并坦白地说，在我的家乡，这样的回收并不多见。很多人觉得废物的回收利用是1990年代的时尚，如今重新流行，不过是一小撮人装模作样。听说过很多故事：纸做的盆子；塑料苏打瓶子不知道怎么处理，只好做了很难看的腰带。最后这些东西还是都扔进垃圾场了。所以干吗费这个劲啊？

“刚开始回收的时候可能是这样，”他说，“纸质的东西不是很耐用，放在院子里六个月就会淋湿，变得软趴趴脏兮兮的。但是如果扔垃圾的成本越变越高，人们就会变得越来越有创造力。”

我们去了工人的衣帽间，乔找了两顶安全帽和两双护目镜。

在朋地岗，扔一吨垃圾要给28美元。而通过铁路，将垃圾拉出洛杉矶盆地的成本是一吨60美元。“到一吨60美元的时候，人们就会很有创意了。”乔说。我们说起日益兴盛的中国市场：美国对中国出口量最大的商品就是废纸。而从中国来的货船，拉着那里制造的玩具和电视，也带回那些废纸。中国人用来包装这些货物。而美国造纸业现在有36%的原料纤维都来自回收物。

“现在还有那种地毯公司，把地毯租给你，”乔说，“小小一块地毯，有人打翻了什么东西在上面，公司拿回去，把弄脏的毛刮下来，融化塑料，制成新的绒毛，又弄上去。对。是不是很不可思议？为什么要这么做？就是因为扔垃圾的成本高了。一切开始倒退。”

我问有没有什么事情会打击他的乐观。

“人们基本上都是善良的，除非身处糟糕的环境，”他说，“我们只需要一直给他们保持善良的理由，保持善良的机会。嗯，他们都想做好人，除非对自己有坏处，这样他们就会变得充满敌意。丘吉尔怎么说来着？年轻时不是自由派，无心；年长时不是保守派，无脑。(11)”

“听着，环保意识和宗教无关。没有什么神圣的教义说你不能用塑料袋，否则就是罪人。各种各样的说法都是人创造出来的：拎起环保袋，平衡你我他；生活就是有机的；又臭又黏，赶快走。环保只是科学而已。我们只要让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回收重新与科学联系起来，就能让他们明白这个星球有多神奇。他们已经忘了这些神奇之处了。其实，不用花多少心力去联系，就能哇！出来的。就像躺在山顶上，看着群星，很容易就被震撼，喊着哇！我的天哪！真的不需要做多少调查研究，这个星球值得所有人去欣赏和感激。”

我们穿戴整齐，准备实地参观MRF。乔推开一扇门，我们走进去。特别像两个飞机棚，空间很大，高挑的天花板。分拣区嘎嘎作响的传送带只占了一个小角落。垃圾从上方一个大漏斗里掉到传送带上，沿途都有女工盯着，伸出手抓走什么东西。我站在一个怀孕的西班牙妇女身后，她正从一堆垃圾里捡空苏打瓶。传送速度太快了，她差点漏掉一个完好无损的饮料罐子。

我俩目光相遇了，我羞愧难当，手足无措，只好露出笨拙的微笑，愚蠢地朝她竖起大拇指。

乔邀请我出去吃晚饭。我们先在他家停了一下，接上他老婆谢莉。605号公路上车流拥挤，我们的凯迪拉克旧车缓缓前行。乔看上去很累，筋疲力尽。我觉得到现在他的话应该都说尽了。

“我就是对神不太确定，”他没头没脑地来了一句。哦，他的话没说尽，也许永远也说不尽。“轮回转世那一套，我说不准。”

“是啊，我也说不准。”我说。车走得很平稳，真皮座椅贴着腿很舒服。这在当时一定是辆上乘的豪车。

“我更同意马克思主义的那一套，宗教是大众的鸦片，”他说，“能麻醉他们，好让权贵们尽情地杀人放火。”

“是啊——”

“但是自然好像明显在暗示有轮回转世这种事，”他说，“就算我对这种东西抱着怀疑和讽刺，大自然好像一直在说：‘等等，听着，一切都是循环。’自然好像没有告诉我们，人生的隧道尽头是一束光，然后我们都会噗的一声消失。”

太阳正好落在地平线上。我们都拉下遮阳板。即便如此，阳光依旧刺眼。道路拥堵，行驶缓慢，回家的路还很长。

“灵性的世界也许也是循环的一部分，只是我们还没弄明白而已。”他边说边打开车窗透气，不过外面的空气估计也都是不健康的烟雾。我们坐在座位上，盯着前方的车流。

“嗯，我老婆发誓说，她的前世是个西班牙男人，”他说，“她记得水从船舱的窗户流进来，转世的事情她记得很全呢。不过反正她也是个怪人。”

原来他是提醒我做好心理准备。等终于到了他家，谢莉不让我们进门，因为家里太乱不好招待客人。于是我们坐在后院，喝了点灰皮诺葡萄酒。我看着院子和门廊上稀奇古怪的东西，发出惊叹。一棵仿真的小圣诞树，完全弯曲了，一个空空的池塘，陶瓷做的矮人摆件，还有一只肥嘟嘟的黑猫。谢莉个子很高，像《大力水手》的女主角奥丽弗。清秀面容，乌黑头发。总是香烟不离手，说起话来也像她老公一样，非常深刻，一针见血。两个人言语交锋，连珠炮似的抛出很多概念和见解，讨论要是地球上再也没有人会怎么样；回忆着青蛙的不同种类，或者各个圣人的名字，直到其中一个跑到屋里去查相关的书籍。

乔在屋里翻找电影演员大全时，谢莉转身向着我，举起酒杯：“敬垃圾场的人们！”她说。

我礼貌地举起杯子。

“他们是不是最讲道德的一群人？”她说，“很奇怪。很多都是从耶稣会出来的。所以可能这个就是根源，为大众利益拼尽全力，是最高准则。”她最后深深吸了一口烟，在旁边一个贝壳上按灭烟头。“他们做的工作也是最有原则的。把我们最糟糕的两样东西，垃圾和污水，变成高尔夫球场和别的好东西。”

“这不是很奇怪吗？”她说，“说真的，对这些人来说，就像他们一生的目标和使命。我一开始就注意到了。参加了那么多枯燥可怕的会议什么的。我以前还想：‘应该让这些人去从政。我们应该只选那些在垃圾场工作的人做领袖。’”

乔又出来了。他没找到那本电影演员大全。不过拿了一篇学术文章出来，因为这文章让他想起有趣的事情。“没人知道水是怎么产生的，”他说，“有些人觉得来自脏兮兮的雪球，来自小行星。他们觉得可能水不是从地球产生的，而是来自太空。”

“哦，他超爱这个话题的，”谢莉语带警告地对我说，“现在他要告诉你分子是怎么来的了。”

“所有的分子都来自宇宙，”他说，“你随便问哪一个原子科学家，问他们那些比较大的分子的来源，比如碳啊，氮啊，氧啊，所有组成生命的东西。它们一开始都是氢。经过太阳中心的聚变过程才逐渐产生。”

“等着吧——”谢莉对我说。

“所以我们都是星尘，真的，”他说，“我们都是原子废料！”他拍着桌子，这是一整天里最让他满意的一句话了。

* * *

(1)　2004年美国大选时，民主党候选人克里和他的搭档爱德华兹的宣传标志就是“克里－爱德华兹”（Kerry-Edwards），当时制作成各种贴纸和徽章发给民众。——译者

(2)　Groucho Marx，美国著名演员，演了很多经典喜剧。曾获奥斯卡荣誉奖。——译者

(3)　1海里等于1.852公里。——译者

(4)　这篇文章名为《一次性的生活》（Throwaway Living），刊登在1955年8月1日的《生活》杂志上。这个概念又译为“抛弃型社会”。——译者

(5)　卡特彼勒公司（世界上最大的土方工程机械、建筑机械和矿用设备生产商）出的推土机型号。下面的D8、D10等也是。——译者

(6)　约合54 431公斤。——译者

(7)　1970年代好莱坞演员，运动型美女，电视版《霹雳娇娃》女主角。金色长发，层次分明，比较蓬松。——译者

(8)　苏珊·安东尼是美国著名的女权主义者，曾经为争取女性的投票权和其他政治权利做出过巨大贡献。后来，美国曾经在1979年到1981年和1999年发行过有苏珊·安东尼头像的一美元硬币。后因为公众反响不好而停止发行。——译者

(9)　约合0.03立方米。——译者

(10)　这个典故出自英国作家查尔斯·狄更斯的小说《圣诞颂歌》。埃比尼泽·斯克鲁奇是小说的主角，一个很有钱的吝啬鬼。圣诞夜，三个幽灵的造访让他的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译者

(11)　更广泛流传的版本是“If you're not a liberal when you're 25, you have no heart. If you're not a conservative by the time you're 35, you have no brain.”（二十五岁不是自由派，无心；三十五岁不是保守派，无脑）。但此话出自丘吉尔应该是讹传，没有资料和记录可以证实。——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