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照

我用爸妈给我的照相机，趁家人不注意时抓拍了很多照片，数量多到爸爸不准我把底片全部洗出来，他要求我把值得冲洗的底片挑选出来。我越拍越起劲，到后来我在衣柜里摆了两个盒子装底片，一个标示着“送去冲洗”，另一个标着“暂时保留”，妈妈说我只在这件事上显得有条有理。

我很喜欢柯达自动相机捕捉影像的那一时刻，方形闪光灯一闪，拍照的那一刻便一去不回，留下来的只有一张照片。闪光灯刚用完时热得烫手，我会把它放在两手之间翻来倒去，直到冷却为止。有时，灯泡里烧坏的钨丝变成诡异的蓝色，薄薄的玻璃也会被烧得焦黑。我用我的相机捕捉了宝贵的时刻，使时间停驻，得以保留。这些影像全是我的，谁也无法把它们从我手中夺走。

一九七五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妈妈对爸爸说：

“你在大海里做过爱吗？”

爸爸回答说：“没有。”

“我也没有，”妈妈说，“我们假装这里就是大海吧，假装我明天就走了，说不定我们从此不再相见。”

隔天，她就去了外公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小木屋。

同年夏天，琳茜、爸爸或是巴克利经常发现门口摆了一盘炖菜或是一个蛋糕，有时是爸爸最喜欢的苹果派。这些东西有的好吃，有的不怎么样，史泰德太太的炖菜令人难以下咽；吉尔伯特太太烤的蛋糕虽然太黏，但还可以接受；卢安娜烤的苹果派最可口，简直是人间美味。

妈妈离开之后，爸爸经常整晚待在书房里，长夜漫漫，他反复阅读南北战争时期玛丽·切斯纳特写给她丈夫的信，试图借此忘掉一切。他不想责怪任何人，也不抱任何希望，但事实上他做不到。只有一件事能让他脸上稍微展露笑容。

“卢安娜·辛格烤的苹果派真不赖。”他在笔记本上写道。

秋天的一个下午，爸爸接到外婆打来的电话。

“杰克，”外婆在电话里说，“我想搬过去和你们住。”

爸爸虽然没说什么，但他的犹豫尽在不言中。

“我想过去帮帮你和孩子们，我在这个空荡荡的大房子里浪费够多时间了。”

“妈，我们的生活才刚刚重上轨道。”他结结巴巴地说，但他知道不能一直麻烦奈特的母亲照顾巴克利。妈妈已经离开四个月了，他本以为她只是暂时离开，现在看起来她是不会回来了。

外婆相当坚持，我看着她强忍着不喝杯里剩下的伏特加，“我会控制自己不喝酒，最起码……”她认真地想了想，“嗯，最起码下午五点以前我不喝，哎呀，管他的，如果你觉得有必要，我就把酒给戒了。”

“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外婆心里很清楚，从握着听筒的双手到穿着高跟鞋的双脚，她全身上下的每个毛孔都清楚得很，“是的，我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挂了电话，爸爸才开始想：该让外婆睡哪个房间呢？

每个人都知道外婆该睡哪个房间。

到了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哈维先生离开已经一年了，但大家仍然不知道他的行踪。有一阵子，附近店家都在窗户上贴了一张哈维先生的人像素描，到后来胶带纸变得脏兮兮的，草草绘制的素描也残破不堪。琳茜和塞缪尔经常在附近散步，或是待在霍尔的修车厂里，从不去其他年轻人常去的一家快餐店，这家店的老板相当奉公守法，他把乔治·哈维的人像素描放大两倍贴在了门口，客人一问是怎么回事，他立刻主动向客人描述所有可怕的细节：年轻女孩、玉米地、只发现一只胳膊肘。

后来琳茜终于请霍尔载她到警察局，她想知道警方究竟打算怎么办。

他们向留在修车厂的塞缪尔说了声再见，在十二月湿冷的风雪中，霍尔把琳茜送到了警察局。

琳茜年纪轻轻，警员们一开始并没有注意到她，但当他们知道她是谁之后，对她更是敬而远之。这个满怀怒气的十五岁女孩神情专注，胸部娇小而浑圆，双腿修长却颇具曲线美，她的眼睛虽然如花朵般娇艳，眼神却如铁石般冷酷。

琳茜和霍尔坐在局长办公室外的木头长椅上等候，屋里另一头有样东西，她觉得非常眼熟。东西摆在费奈蒙警探的桌上，因为颜色特殊，所以相当显眼。妈妈经常说这种红色是“中国红”，比鲜红的玫瑰花更耀眼，自然界中很难看到这种颜色，它是唇膏的经典色彩。妈妈穿上“中国红”的衣服非常漂亮，她也深以为傲，每次围上一条“中国红”的围巾，她总是得意扬扬地说，连外婆都不敢穿这个颜色的衣服。

“霍尔……”她越看费奈蒙桌上的那条围巾，越觉得眼熟，全身的肌肉也随之紧绷。

“什么事？”

“你看到那条红色围巾了吗？”

“看到了。”

“你能不能帮我拿过来？”

霍尔转过头来迷惑地看着她，琳茜对他说：“我觉得那是我妈妈的围巾。”

霍尔走过去拿围巾时，赖恩从琳茜身后走进来，向他的办公室走去。他拍了拍琳茜的肩膀，忽然发现了霍尔的企图。一时之间，琳茜和费奈蒙警探目不转睛地看着对方。

“妈妈的围巾为什么在你这里？”

赖恩张口结舌地说：“可能是哪天她留在我车上的。”

琳茜站起来面向他，眼神犀利，心里已朝最坏的方面想：“她在你车里干吗？”

“嗨，霍尔。”赖恩说。

琳茜一把将霍尔手里的围巾抢过来，越说越生气：“你为什么会有我妈妈的围巾？”

虽然赖恩是警探，但先看出琳茜表情骤变的是霍尔。琳茜脸上浮现出彩虹一样复杂的色彩，多少色的蜡笔都难以描绘。我妹妹上数学课时总是最先算出答案，也常向同学们解释英文课上的双关语，她的反应相当之快，这一次当然也不例外。霍尔把手搭在琳茜的肩膀上，推推她说：“我们该走了。”

回到修车厂后，琳茜边哭边向塞缪尔诉说了这件她难以相信的事情。

弟弟满七岁时为我造了一座城堡——我们姐弟俩以前总说要一起盖城堡——但爸爸始终鼓不起勇气帮弟弟，一想到城堡，爸爸就会想起他曾和失踪的哈维先生一起搭过帐篷。

哈维先生的房子里又搬进了一户人家，新住户家里有五个小女儿。乔治·哈维潜逃后的那个春天，他们在后院盖了一个游泳池，女孩们的笑声经常飘进爸爸的书房。

这对爸爸来说实在太残酷了，他听在耳里，痛在心头。到了一九七六年春天，妈妈已经离家多时，他关上了书房的窗户，即使在最闷热的夜晚也不打开，唯有如此，他才听不到邻家小女孩的欢笑声。他看着小儿子孤单地在小柳树丛里自言自语。巴克利从车库里搬出了几个空陶罐，早被人遗忘在角落里的擦鞋器也被他拖了过来，凡是能当城墙的东西都被他搬到了后院。琳茜、塞缪尔和霍尔还帮他从大门口的车道边搬来两块大石头，塞缪尔没想到巴克利会用这么大的石头，他看着石头问：“你打算拿什么盖屋顶？”

巴克利一脸疑惑，霍尔暗想着修车厂里有哪些东西能派上用场。忽然，他想到后墙边立着两片皱巴巴的白铁皮。

就这样，巴克利的城堡有了屋顶。一个闷热的夜里，爸爸从书房往外看，却看不到儿子的踪影。巴克利安然地坐在城堡中，他半跪半爬地把陶罐拉进来，然后在前面竖起了一块高高的纸板，几乎触到了波浪形的铁皮屋顶。城堡里光线很暗，勉强可以看书，霍尔还遵照巴克利的要求，用黑色的喷漆在一边的胶合板门上喷出了“禁止入内”几个大字。

弟弟大多数时候都待在里面看《复仇者联盟》和《X战警》等漫画，他幻想自己变成《X战警》中的金刚狼，拥有一身全宇宙最坚硬的金属骨骼，无论伤势多么严重，隔天都能自动愈合。他偶尔会想到我，他想念我的声音，更希望我会从房里跑出来，用力拍打城堡的铁皮屋顶，大声叫他让我进去。有时他也希望琳茜和塞缪尔多待一会儿，或是爸爸能像以前一样陪他玩，笑容中不要总带有一丝忧伤——现在周围的每件事情都沾上了某种绝望的忧虑，好像隐形的磁场一样。但弟弟却不容许自己想念妈妈。他埋首在漫画书的世界里，书中孱弱的主角变成半人半兽的英雄，眼睛绽放出万道光芒，手执魔锤击穿铜墙铁壁，纵身一跃就跳上摩天大楼。他想象自己是蜘蛛人，或者一生气就变成绿巨人。只要心里难受，他就想象自己是漫画书里的英雄，转眼间，他不再是个敏感脆弱的小男孩，而变成了无坚不摧的超人，童稚之心也渐渐练成了铁石心肠。我看着弟弟这样长大，不禁想起外婆曾说过的一句话，以前我和琳茜在她背后扮鬼脸或是翻白眼时，外婆总是说：“当心你们脸上的表情哦，现在摆什么表情，长大了会固定下来，一直是这副德行的。”

有一天，上了二年级的巴克利拿了一篇他写的故事回家，故事是这样的：从前有个叫作比利的小孩，喜欢探险。他看到一个地洞，就走了进去，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出来。完。

爸爸成天心不在焉，看不出故事有什么不对。他学妈妈把故事贴在了冰箱上面，同一个地方还贴着巴克利好久以前画的蜡笔画，但早就没人注意图画上湛蓝的地平线了。弟弟年纪虽小，却知道自己写的故事有问题，他察觉出老师的反应很奇怪，好像漫画书中的人物一样含糊其辞。于是他把故事从冰箱上拿下来，趁外婆在楼下时悄悄把它拿到我以前的房间里，他把那张纸折成了小小的四方形，塞进了床垫下面，那是我以前放宝贝的地方，现在已空无一物。

一九七六年秋季的一个大热天，赖恩·费奈蒙到证物室，打开了一个大型保险箱，箱里放着在哈维先生地下室找到的社区失踪的小动物的骨头和一些粉末，化验结果证实这些粉末是生石灰。调查行动由他亲自主持，但无论查找得多仔细，警方依然没有找到其他骨头或尸体。车库的地上留有我的血迹，这是破案的唯一线索。赖恩花了好几星期甚至好几个月仔细研究琳茜偷到的素描，还带了一组人员回到玉米地里重新搜查，大家挖了又挖，最后终于在田里的另一头找到一个空的可口可乐罐，空罐上验出两枚可靠的指纹。警方在哈维先生家采集到他的指纹，又比对了我的出生证，结果证实可乐罐上正是我和哈维先生的指纹。赖恩终于确信：杰克·萨蒙从一开始就没错。

但是不管他多么努力地追查乔治·哈维的下落，此人似乎蒸发在空气中了，怎么找也找不到。他也查不出此人的任何相关记录，官方记录中根本不存在这个人。

他手边只有哈维先生留下的玩具屋，因此，他打电话询问哈维先生的代理商、精品店的采购，以及为自己的住宅订购纪念模型的有钱人，结果依然一无所获。玩具屋里有许多小椅子、附有铜制把手的小门和小型斜面窗，屋外还有些布做的灌木丛和小树，赖恩打电话给制造这些东西的厂商，却依然打听不出任何消息。

此刻，各种证据都摆在警察局地下室的一张桌子上。赖恩坐在桌前，检视着我爸爸印制的寻人海报，虽然早已熟知我的长相，眼前的海报依然让他看得发呆。最近这一带新盖了很多房子，他觉得破案的关键或许有赖于此。随着社区的开发，人们到处大兴土木，附近的土地都被彻底翻过，说不定警方会因此找到破案所需的证据。

保险箱的最下面有个袋子，里面装着那顶缀着铃铛的帽子。他记得他把帽子拿给我妈妈时，她难过得瘫倒在地毯上。他仍然不知道自己是从什么时候起爱上她的，但我却清楚地知道是哪一天：那天他和妈妈坐在我家客厅等爸爸回家，巴克利和奈特脚碰脚地在沙发上睡觉，妈妈在画纸上随意涂鸦。从那天开始，他就爱上了她。我为他难过。他竭尽全力想找到谋杀我的凶手，却徒劳无功；他全心全意爱着我的母亲，结果也是枉然。

赖恩看着琳茜偷到的玉米地素描，心里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正因为自己的犹豫不决，凶手才会从警方的手里逃脱。就算没有其他人知道，他心里也很清楚，就因为他和妈妈在购物中心幽会，所以乔治·哈维才有机会逃走，这全是他的错，他摆脱不了心中的罪恶感。

他从后裤兜里拿出皮夹，皮夹里的照片代表着一桩桩他曾经参与却无法侦破的案件，其中一张是他的亡妻。他把所有照片都摆在桌上，逐一将照片翻成面朝下，然后在每一张照片的背面写上“殁”字。以前他期待着在照片背后写下破案日期，记下凶手是谁、为什么行凶、如何行凶，如今这些问题对他已毫无意义。他永远猜不透他太太为什么自杀，也永远无法理解为什么有这么多小孩失踪。他把证物和照片放回保险箱，关上电灯，离开了冷飕飕的证物室。

但他对以下这件事毫不知情：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日，一名猎人在康涅狄格州打猎，他走回车子时看到地上有个闪闪发光的东西，那就是原本挂在我银手镯上的宾州石。过了一会儿，他又看到附近的地面仿佛被熊掘过，乱七八糟的地面上有些碎骨，一看就知道是一只小孩的脚。

妈妈在新罕布什尔州只待了一个冬天，而后就决定开车去加州。她一直想开车横越美国，却始终没机会实现心愿。她在新罕布什尔州遇到的一个人告诉她，旧金山北边的一家葡萄酒厂正在招人，是体力劳动，条件不苛刻，而且如果自己不想说，他们也不会过问你的背景，她觉得这三点听起来都不错。

那人想和她上床，但她拒绝了。此时她已经知道不能靠性爱来解决问题，从第一次和赖恩在购物中心发生关系开始，她就知道两人绝对不会有好结果——她无法真切地感受到他的爱怜。

她收拾好东西，起程前往加州，沿路上每在一个小镇停留，她都会寄明信片给妹妹和弟弟，明信片上写着：“嗨，我在俄亥俄州的达顿市，红雀是俄亥俄州的州鸟。”或是“昨天傍晚抵达密西西比州，密西西比河真是辽阔。”

就这样，她来到了亚利桑那州，以前她只在家附近旅行，而现在离她以前去过的最远的地方已有八州之遥。她从旅店房间外的制冰机里拿了一桶冰块，明天即将抵达加州，她买了一瓶香槟酒来为自己庆祝。她想起新罕布什尔州的那人曾说，他曾经花了一整年的时间清洗酒厂里装酒的大桶，他仰卧在地，用刀子刮掉酒桶内的一层层霉菌。霉菌的颜色和质感都像肝脏，等到下班后，不管洗多少次澡，果蝇依然绕着他飞舞。

她一面从塑料杯里啜饮着香槟，一面看着镜中自己的影像。她强迫自己一定要看。

她记得有次新年前夜，她和爸爸、我、琳茜、巴克利一起坐在客厅里，那是我们全家人第一次熬夜守岁。她让巴克利白天先睡了一觉，这样弟弟才能得到足够的睡眠。

巴克利睡到天黑才起床，他觉得晚上一定比圣诞老人要来的平安夜更好玩，他以为午夜的钟声一响，他就会置身于五光十色的玩具王国。

几小时之后，弟弟边打哈欠边靠在妈妈的大腿上，妈妈用手指轻轻梳理弟弟的头发，爸爸悄悄地走到厨房泡热可可，琳茜和我则帮大家切德国巧克力蛋糕。午夜时分，钟声敲了十二下，远处隐约传来人们的尖叫声，夹杂着附近稀稀落落的鞭炮声，除此之外，四下里一片寂静。弟弟难以相信这就是新年夜，小脸上写满了疑惑与失望，妈妈看了不知如何是好，她觉得这情景就像佩姬·李早期的一首歌《就只有这样吗》，泪水不禁涌向了眼眶。

她记得爸爸把弟弟举到肩膀上，开始放声高歌，我们也跟着一起唱《友谊地久天长》：“怎能忘记旧日朋友，心中能不怀想；旧日朋友岂能相忘，友谊地久天长……”

巴克利瞪着大家，歌词里生僻的古英语像泡泡一样飘在空中，他完全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什么是Lang syne？”他一脸疑惑地问道。

“对啊，这是什么意思？”我也问爸妈。

“过去的日子。”爸爸回答。

“没错，早已过去的日子。”妈妈说，忽然间，她低下头，将盘子里的蛋糕屑堆在一起。

“嗨，海眼姑娘，”爸爸说，“怎么了？”

她记得自己躲过了爸爸的问题，她的心里好像有个开关，往右一拧就阻断了自己的思绪。过了一会儿，她站起身来，叫我帮她收拾杯盘。

一九七六年秋天，妈妈来到加州。她把车直接开到了海边。一路上的四天里她目睹了许多家庭，他们不是吵架、咆哮，就是扯着嗓门大喊大叫，大家似乎每天都面临着无穷的压力。现在她隔着风挡玻璃观海，心情总算松弛下来。她想起大学时代读的书——《觉醒》，以及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一生，那时的一切都显得那么美好，充满了罗曼蒂克的情调。读书读累了，便到海边漫步，捡块石头装进口袋里，优游于岸边的波浪之间。

她把毛衣松松地绑在腰际，然后沿着岸边的岩石爬了下去。岩石下除了陡峭的巨大砾石和奔腾的海浪之外，其他什么也没有。虽然她很小心，我仍然紧盯着她迈出的每一步，顾不上随她欣赏眼前的美景，我真担心她会不小心滑倒。

妈妈只想爬到下面去看看海，她想在这个离家数千英里的海滩上，踩踩由大海另一端涌过来的海浪。她一心想要接受大海的洗礼：或许海浪“啪”地一拍，一切就都可以重新开始。还是说，生命就像是体育馆里的那种枯燥的游戏，在密闭的空间里跑来跑去，不停地捡木块、堆木块，反反复复，永无休止？此时她只想着走向大海、大海、大海，我则紧张地看着她跨越每一块岩石。忽然，我们同时听到一个声音，抬头一看也都吓了一跳。

沙滩上有个小婴儿。

妈妈看到岩石之间有片小沙滩，沙滩上铺了一块毯子，毯子上有个戴着粉红色针织帽、穿着背心和靴子的小女婴。小宝宝一个人躺在毛毯上，旁边有个白色的毛绒玩具，看起来像只小绵羊。

妈妈继续慢慢往下爬。沙滩上站了一大群人，他们背对着妈妈，每个人都穿着黑色或深蓝色的衣服，帽子和靴子上还有很酷的线条，看起来一本正经，却又神色慌张。我用我野生动物摄影师的双眼一瞄，马上看到了几个三脚架和银色圆盘，周围还围了一圈铁丝。有个小伙子正拿着圆盘左右移动，光线也随之落在毛毯上的小婴儿身上。

妈妈开始放声大笑。沙滩上的每个人都很忙，只有一位助理抬头看了看岩石间的妈妈。我想他们大概是在拍广告吧，拍什么广告呢？建议人们买一个健康活泼的小女婴来取代死去的女儿吗？我看着妈妈，她脸上逐渐绽放出光彩，我也看到隐藏在她笑声背后的奇怪表情。

她看着小女婴身后的海浪，心想它真是美得令人目眩。海浪可以在转眼之间，静悄悄地把小女婴从沙滩上卷走，夺走她的性命，这些衣着时髦的大人再怎么追也追不上。四周虽然平静，但随时可能发生灾难，海浪一来，小生命就会随波而逝，没有人救得了她，即使是时刻提防着意外之灾的母亲也束手无策。

那星期稍后，她在库索葡萄酒厂谋得一份工作，葡萄园在海湾上方的一个山谷里。她写了好些明信片寄给琳茜和巴克利，她在信中断断续续地诉说目前生活中的快乐片段，希望自己在这些篇幅有限的明信片里听起来快乐一点。

休假时她常到索萨利托或是圣罗莎的街上走走，在这些富庶的小镇上，似乎大家彼此都是陌生人。她尽力专注于周遭新奇的一切，但无论她怎么试，一走进礼品店或咖啡厅，她马上就觉得四面八方的墙壁像肺一样开始呼吸，悲伤顿时袭上心头。她心中一阵苦楚，哀愁从皮肤渗入五脏六腑，渐渐蔓延到全身，泪水像战场上勇往直前的士兵一样奔涌而出，她深深吸一口气，拼命克制自己不要在公共场所落泪。有时她会走进一家餐厅，点一杯咖啡和一份烤吐司，和着泪水把吐司吞下去。她常到花店去买黄水仙花，要是买不到，她会觉得好像被人抢走了什么。她对生活别无他求，只求有朵鲜黄娇嫩的水仙花。

众人自发地在玉米地里为我举行悼念仪式，这让爸爸大为感动，也让他开始想办更多这样的活动。从那之后，他每年都组织悼念仪式，但参加的邻居和朋友却越来越少。露丝、吉尔伯特夫妇等人年年准时参加，但其他人大多是附近路过的高中生。随着时间的推移，学生们渐渐只听过我的名字，众人以讹传讹，我的遭遇被用来警告那些独来独往的学生，特别是女孩们。

每当这些陌生人提到我的名字，我心里总是一阵刺痛。不像爸爸叫我或是露丝在日记本里提起我时，感觉那样安慰。这些陌生人说起我时，我觉得他们好像刚刚让我复活，转眼间又把我埋葬了似的。好像我被贴上了一个标签，上面写着：被谋杀的女孩。只有几个老师还记得我的模样，伯特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他有时会利用午休时间到他的红色菲亚特车里坐坐，一个人在车里想着因白血病过世的女儿。透过车窗隐约可见远处的玉米地，他望着玉米地，默默为我祈祷。

短短几年内，雷·辛格变成了一个英俊的青年。他散发出一股逼人的英气，走到哪里都相当引人注目。十七岁的他依然一脸稚气，但再过不久他就将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他双眼深邃，睫毛又密又长，一头浓密的黑发，再加上年轻男孩特有的细致轮廓，使他带着一丝神祕的中性气质，男人女人都为他着迷。

我看着他，心里升起一股不寻常的渴望。他经常坐在书桌前看他最喜欢的《格雷解剖学》，同时按照书本中的内容，用手指轻按颈动脉，或是用大拇指轻压由臀部外侧延伸到膝盖内侧的缝匠肌。他很瘦，皮下的骨骼和肌肉分明可见，很容易就能找到这条人体最长的肌肉。我看着他的拇指沿着缝匠肌移动，不带感情地检视自己的身体，我多么想触碰他、拥抱他，探索这副年轻的身躯啊。

等到收拾行囊准备去宾州大学读书时，他已经熟记了许多冷僻的字词及其含义。我越看这些术语越担心，他的脑子里怎么还装得下其他东西呢？眼球的水晶体构造、耳朵的半规管，或是我最感兴趣的交感神经系统，为了牢记这些字眼，他难免会把露丝的友谊、母亲的关爱，以及对我的回忆丢到脑后。

但其实我是多虑了。卢安娜在家里东翻西找，希望帮儿子找到一本能与《格雷解剖学》匹敌的闲书让他带去学校——一些能让雷永葆赤子之心的东西。她趁儿子不注意时把一本印度诗集偷偷塞进了行李，诗集里夹了一张我的照片。他在宿舍一打开行李，这张早已被他遗忘的照片就掉落在床边的地板上。雷盯着照片，试图专注于分析我的脸部构造，他细细地检视着我眼球中的微血管，鼻骨的结构以及皮肤的色泽……但无论如何，他依然无法避开那曾被他吻过的双唇。

一九七七年六月，如果我还在世的话，现在也已经高中毕业了。毕业典礼当天，露丝和雷早已离开了学校：学校课程一结束，露丝就带着她妈妈的红色旧皮箱搬去了纽约市，皮箱里装满了她新买的黑色衣服。雷比其他人早毕业，已经在宾州大学结束了他大学一年级的生活。

就是这同一天，外婆在厨房里给了巴克利一本讲园艺的书。她告诉他种子是如何长成植物的：偏偏是他讨厌的萝卜长得最快，但好在他喜欢的花卉也一样能从种子萌芽，慢慢长大。外婆还教他许多植物的名称：百日草、金盏草、三色紫罗兰、紫丁香、康乃馨，以及牵牛花。

妈妈偶尔会从加州打电话回家，她和爸爸总是匆忙地进行着艰难的交谈。她问巴克利、琳茜、“假日”好不好，房子的状况如何，最后还问爸爸有没有什么话想告诉她。

“大家还是很想念你。”爸爸在电话里说，当时是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叶子已经掉光了，枯黄的树叶不是掉了一地，就是被扫成一堆堆在路旁，虽然大地已做好了迎接风雪的准备，但到目前为止还没下雪。

“我知道。”她说。

“教书工作如何？我想那是你的计划。”

“我是这么想过。”她坦白地说道。午餐后比较清闲，此刻，她正在酒厂的办公室里打电话，但再过不久，就会有五车老太太前来参观，另外她还得处理三张订单。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缓缓地说：“但计划改变了。”没人能说她不对，爸爸更是什么也不能说。

露丝在纽约下东区向一位老太太租了一间小房，房间原本只是老太太放衣服用的步入式壁橱，但露丝只负担得起这样的房租，况且，她也不打算花太多时间待在房里。每天早上，她得先把双人床垫卷起来放到角落里，才能腾出点地方来穿衣服。她一天只回来一趟。每天出门之后，若非万不得已，绝不回来在这里多待一分钟。这里只是她睡觉、接收信件的地方，房间虽小，但总是个实实在在的落脚处。

她在餐厅当女侍，不上班时就徒步游走在曼哈顿。我看着她用胶水修补破旧的靴子，她知道自己所到之处都有可能发生妇女谋杀案，无论是在阴暗的楼梯间或是美丽的高楼大厦，处处隐藏着危险。她尽可能在亮处逗留，也特别留心周遭的动静，借此保护自己的安全。她随身带着日记本，走累了就到咖啡店或酒吧里点个最便宜的饮料，坐下来写点零碎的小东西，再用下店里的洗手间。

她相信自己具有别人所没有的感应力，但除了详细记下她看到的景象以备将来之用以外，对于如何运用这种能力她却一无所知。尽管如此，她已逐渐不再感觉到害怕。她常看到已经过世的女人和小孩，在她心目中，这些鬼魂和凡间的活人一样真实。

在宾州大学的图书馆里，雷读到一篇名为《死亡状况》的研究报告，这份研究以养老院的老人为对象，报告中指出，院中有很多老人曾向医生或护士说，他们晚上常看到有人站在床边，这个人通常试图和他们说话或是叫出他们的名字，有时，产生这种幻象的老人会变得非常激动，医生必须给他们开镇静剂，甚至把他们绑在床上。

报告进一步解释说，病人在临死前经常发生连续的轻度中风，这就是他们产生这些幻觉的原因。报告中指出：“与病人家属讨论这种现象时，我们时常称之为‘死亡天使来访’，但其实这种现象是由于连续的轻微中风，病人的健康原本就在逐渐恶化，中风更使他们神志不清。”

雷用手指指着这部分内容逐字读过，他想象自己站在一个上了年纪的患者床边。如果抛开任何成见，他说不定也会像露丝多年前在停车场一样，感觉到有人轻轻飘过他的身旁。

哈维先生这几年来居无定所，他只在东海岸北部的波士顿郊区以及南方各州北部的被称为“东北走廊”的范围内活动，这些地方找工作比较容易，也没有那么多的人问东问西。他甚至偶尔想要重新做人。他向来喜欢宾州，也时常绕回来看看。我家附近公路旁有家7-11便利店，商店后面有片树林，他有时露宿于此，眼见树林里的烟蒂和啤酒罐越来越多。只要有机会，他依然喜欢开车到以前住的地方转转，他通常利用凌晨或深夜冒险一试，那时周围空空荡荡的，只有野鸡在路上游荡。以前这一带有很多野鸡，现在仍有一些在公路上跑来跑去，哈维先生的车灯时常照到它们空洞的双眼。以前大家还经常让小孩到新开发区的边缘一带采集黑莓，而如今，黑莓满枝的篱笆早已被推倒，拔地而起的是更多的住宅。哈维先生有时也在福吉谷国家历史公园过夜，他睡在公园里草木茂盛的田野中，采集林中的野菇充饥。有天晚上，他在公园里发现两具尸体，是两个经验不足的露营者，不慎吃了长得很像野菇的毒香菇，结果中毒身亡。他小心地拿走两人身上值钱的东西，然后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巴克利只允许霍尔、奈特和“假日”进入自己的城堡。随着时光流逝，大石块下的草地早已干枯，一下雨城堡里就泥泞不堪，而且散发出阵阵恶臭。尽管如此，城堡依然没有倒塌，只是巴克利自己已经越来越少进去，后来霍尔终于开口叫巴克利赶快修理。

“巴克，我们得做些防水设施。”有天霍尔对弟弟说，“你十岁了，应该可以用压胶枪了。”

外婆向来喜欢年轻的男孩子，她鼓励巴克利照霍尔说的去做，每次听到霍尔要来我家，她事先都会精心打扮一番。

“你在干吗？”一个星期六的早晨，爸爸在书房里就闻到了柠檬和奶油的香味，他急匆匆地下到厨房，只见锅里有个金黄色的面团。

“我在做松饼。”外婆说。

爸爸冷静地凝视着外婆，心想这老太太是不是发疯了。现在还不到十点，他还穿着睡袍，而外面的气温已经高达九十华氏度，外婆却穿着丝袜，脸上还化了妆。忽然间，他注意到霍尔穿着汗衫站在后院里。

“我的天啊，妈，”爸爸说，“这个男孩子年纪轻到足以——”

“但他赏心悦目，不是吗？”外婆一字一顿地说。

爸爸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然后坐到厨房的餐桌前说：“好吧，玛塔·哈里夫人[11]，美味的松饼什么时候才会好啊？”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赖恩接到一个来自特拉华州的电话，他并不想接到这样的电话，但当地的警探依然找上了他。特拉华州威明顿附近发生了一起谋杀案，警方判断这个案子和一九七六年康涅狄格州发现女孩尸体的案子有关，经过锲而不舍的追踪调查发现，在康州找到的一个链饰，恰好是我失踪时遗物清单上的东西。

“这个案子已经被迫搁置了。”他在电话中告诉对方。

“我们想看看你手边有什么证据。”

“嫌犯叫作乔治·哈维，”赖恩大声说，坐在附近的同事都转过头来看他，“案发时间是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受害者叫作苏茜·萨蒙，十四岁。”

“你们有没有找到这个‘西蒙’女孩的尸体？”

“是萨蒙，读起来就像‘三文鱼’。我们只找到一只胳膊肘。”赖恩说。

“她有亲人吗？”

“有。”

“警方在康涅狄格州找到一些牙齿，你们有她的牙医记录吗？”

“有。”

“这也许可以解除她家人的一点悲伤。”那人告诉赖恩。

赖恩走到证物室，他原本希望永远不必再碰这个装着证据的保险箱，可现在却又不得不把它拿出来。他知道他必须打电话通知我的家人，但他决定尽量拖久一点，等到确定特拉华州的警探查出了什么之后再说。

自从塞缪尔告诉哥哥琳茜偷到玉米地的素描之后，将近八年来，霍尔一直悄悄地通过他的车友追查乔治·哈维的下落。他也像赖恩一样，除非得到确切的线索，否则绝不透漏任何的风声，因此八年来并没有什么可靠的进展。一天深夜，一名“地狱天使”帮派的重型摩托车手洛夫·西契提和霍尔闲聊，此人坦言自己曾经坐过牢，还说他怀疑他家的房客谋杀了他的母亲。洛夫说这人不叫乔治·哈维，但这并不能说明此人就不是哈维先生。霍尔随即问了一些他常问别人的问题，例如这名房客的身高、体重、嗜好等。但洛夫的母亲和其他受害者不同，索菲·西契提是个四十九岁的中年妇女，是在自己家里遭到谋杀，凶手用一个钝物把她打死，然后把尸体丢到了附近的河岸上，尸体被人发现时依然完整。霍尔读了不少犯罪小说，得知凶手的作案手法通常有固定的模式。既然洛夫提到的案子不符合乔治·哈维的作案模式，霍尔便不再多问。他一边修理洛夫破旧的“哈雷”摩托车，一边和洛夫聊些其他事情。但洛夫忽然提起一件事，霍尔听了顿时毛骨悚然。

“那个家伙盖玩具屋。”洛夫说。

霍尔马上打电话给赖恩。

时光飞逝，年复一年，我家后院的树木越长越高。这些年来，我一直留心家人、朋友及邻居的动静，也时常去看看那些曾经教过我的老师或我想上他们课的老师，还有我一直想上的高中。我坐在天堂广场的眺台上，时常假装自己还在家中后院的大树下——就是在那棵树下，巴克利不小心吞下了一截小树枝，但此后还是不长记性地跟奈特疯玩。有时我来到纽约市的一角，在某个楼梯间等待露丝走过。我还陪雷一起用功；也跟妈妈一起开车经过太平洋海滨公路，和她分享温暖咸湿的海风。然而，无论白天我跑到哪里，晚上一定回到书房陪爸爸。

我亦步亦趋地跟着他们、观察他们，我要把这些场景如照片一样印在心头。我知道，是我的死把这些场景连在了一起。也许我的死只带来了一些微小的变化，但我珍惜这些小小的改变，把它们偷偷地藏在了心里。我始终觉得，只要一直在他们身边观看，我就不会失去我所爱的人。

有天晚祷时，霍莉吹着萨克斯风，贝瑟尔·厄特迈尔太太像往常一样跟着合奏，忽然间，我看到“假日”了！一只毛茸茸的大白狗飞快地奔了过来。“假日”晚年在人间过得很好，妈妈离开之后，它每晚睡在爸爸脚边，一刻都不让爸爸离开它的视线。它还陪着巴克利盖城堡。琳茜和塞缪尔在后院阳台亲吻时，也只有它可以在场。在它寿终正寝的前几年，外婆每个星期天的早晨都会帮它做个平底锅大小的花生松饼，“假日”则每次都要试着用鼻子把饼从地上顶起来，看得外婆忍俊不禁，开怀大笑。

我等“假日”过来嗅我，我真担心它上了天堂就不认得我了。我可是那个曾搂着它一起睡觉的小女孩啊。我没有等太久，它一看到我就高兴地冲了过来，一头把我撞倒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