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丝不苟尽我的本职。还是不免做个吃败仗的机组。我沉浸在失败中。失败从各处往外渗,就是我手中也有失败的痕迹。

气门杆上冻了。我没有其他生路,只有开足全速。现在我的两截废铜烂铁向我制造错综复杂的问题。

我驾驶的这架飞机,螺旋桨螺距增大限度太低。要是我全速俯冲,没法指望时速不接近八百公里,发动机不超过负荷运行。发动机超负荷运行会带来烧毁的危险。

万不得已可以关车。但是这样飞机肯定发生故障。故障发生,任务失败,飞机也可能坠毁。一小时一百八十公里速度与地面接触的飞机,并不是在所有的场地都能着陆的。

主要是扳动气门杆。我一用力就把左边那根制服了。但右边那根还在抵抗。

我现在可能做到在容许的飞行速度内降落,倘若我减低我还能操纵的那个发动机——左边那个——的转速。但是要控制左发动机转速,必须补偿右发动机的侧面坠力,这种坠力显然会使飞机往左旋转。我必须防止这种旋转。可是,可进行这项操作的脚蹬也完全冻住了。我不可能进行任何补偿。我若限制左发动机,就会螺旋下坠。

没有别的途径,除了下降时冒一冒险,超过理论断裂转速。三千五百转:断裂危险。

这一切都是荒谬的。什么都不对劲。我们的世界就是一些互不啮合的齿轮装配而成的。该追查的不是机器,是钟表匠。但是钟表匠不在了。

战争已有九个月了。我们还是没能责成有关工业部门,制造机枪和操纵杆要适应高空气候。令我们碰壁的不是人的粗心大意。大多数人还是诚恳自觉的。他们的惰性几乎总是他们缺少效率的一个结果,而不是一个原因。

缺少效率像一种天命压在我们大家身上。压在用刺刀对付坦克的士兵身上。压在以一当十的机组身上。甚至压在那些担负机枪、操纵杆改进任务的人身上。

我们生活在一个行政机构的密不透风的肚子里。行政机构是一架机器。行政机构愈是完善,愈是排斥人的随意性。在一个完美无缺的行政机构内,人起一种齿轮作用,懒惰、狡猾、不公正都找不到泛滥的机会。

机器制成后,是为了控制一系列设计后一成不变的操作,同样,行政机构也没有一点创造性。它是管理。它对某种错误处以某种惩罚,对某个问题给予某个解决办法。行政机构不是为了解决新问题而建立的。若把木材送进冲床,出来的决不是家具。为了改进机器,就需要有人有权把机器拆散。但是行政机构的建立本来就是防范人的随意性的祸害,那些齿轮排斥人的干预。排斥钟表匠。

从十一月起,我属于第三十三联队第二大队。同志在我一到就关照过我:

“你去德国人上空溜达不用带机枪和操纵装置。”

接着安慰我说:

“你放心。不带你也不吃亏。你还没发现歼击机前,人家早就把你打下来啦。”

现在是五月;六个月了,机枪和操纵装置还是上冻。

我想起我国自古以来的一句老话:“疑是走投无路时,必有奇迹救法国。”我明白这是为什么。有时这台漂亮的行政机器遭到一场灾难,坏得无法修复,万不得已用普通人来代替。是人挽救了一切。

一枚航空鱼雷把空军部捣成粉碎,他们紧急中召来一名下士,对他说:

“您的职责是不让操纵装置上冻。您拥有一切权利。看着办吧。不过两个星期后,如果操纵装置还是上冻,您就给我进班房。”

那样,操纵装置可能不会上冻。

我能举出一百个例子说明这个毛病。北方某省的征调委员会,比如说,征调了怀胎的母牛,屠宰场也就成了胎牛的坟场。机器的哪一个齿轮,征调委员会的哪一个上校都只有权利像齿轮那样行动。他们都受另一个齿轮的制约,像钟表一样。任何反抗都是无用的。这说明为什么这台机器一旦出毛病,会轻松愉快地把怀胎的母牛宰了。这可能还是不幸中之大幸。毛病出得更大,还会把上校也宰了呢。

到处乱七八糟的,使我骨髓也发冷。就是把其中一只发动机马上弄炸了也不会有用,只好对左气门杆又压一下。满腹怨气中我用力过度。接着我放弃了。这次使力让我的心又感到刺扎了一下。不用说,人的身体生来不是在万米高空中做体育活动的。这次刺扎是一种隐痛,类似器官在安眠中某部分知觉奇异地醒了。

发动机爱炸就炸吧。我不在乎。我竭力呼吸。觉得要是分心,就会呼吸不成。想起了从前用来吹火的风箱。我也在吹我的火。我就是要叫它“着起来”。

我损坏了什么不可修复的东西?万米高空中,用力稍猛会引起心脏肌肉撕裂。心,是非常脆弱的。它要用上许多年。干这么笨重的活儿把心弄坏了那才荒谬呢。就像把金刚钻当柴火用来煮一个苹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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