练马的武藏关有一家叫“厨房”的居酒屋,我跟人约了在那里见面。

我是为了商量我所在的乐队的演出事宜而去的。乐队的鼓手是那家店的常客,是他给我介绍的。

这是我第一次去那家店。

从吉祥寺坐上开往新座荣的公共汽车,向北行驶十几分钟就到。我只去过两次武藏关。我在车上读着书,就坐过了武藏关站入口那一站。意识到不对时,我慌忙下了车,大概已经坐过了两站地。

又搞砸了。这种事在我身上常有。同样都是人,我要不就是坐过站,要不就是坐反了方向,要不就是坐上了在目的地车站通过不停车的班次,这让我深感厌烦。同行的人已经一次又一次地说我“不可靠”了,不可靠的男人,我觉得这是男人最要命的缺点。我从心底感到失落,也会责备自己,但事后一旦忘了,又会重蹈覆辙。

不过这次只有我自己,于是我慢悠悠地迈着轻快的步子走了回去。

途中,我发现了一家全新的荞麦面店。我立刻开始安慰自己:正因为会有这样的发现,所以失败也是种享受,反正独自一人也无所谓。这是一家充满现代感的荞麦面店,店面很干净,应该是新开的。

一瞬间,我想起了杉浦日向子女士。

武藏关是杉浦女士曾经居住的地方。

杉浦女士很喜欢荞麦面,甚至成立过名为“苏联(荞麦面爱好者联盟)”[1]的组织,还写了《在荞麦面店小憩》(杉浦日向子·苏联 著,新潮文库)这本书。

我们曾一起去过三鹰的荞麦面店,也曾在南阿佐谷的荞麦面店偶遇。我明明来了武藏关,却忘了杉浦女士曾住在这里,不过荞麦面店还是让我想了起来。杉浦女士二〇〇五年因癌症去世,已经不在了。我们两人曾在武藏关一起喝酒,但我也忘得一干二净。之后再去找找那家店吧。

喝酒已经是十五年前的事了。我打下“十五年”的读音,看到它们变换成汉字时,多少有点吃惊。已经过了这么长时间吗?但三年前她去世时的情形,似乎也有种无法言喻的遥远感。人一死,似乎就会用与生前不同的方式度过光阴,来延续自身的死亡。

杉浦女士和我同岁,同样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在漫画杂志GARO上出道,第一次交谈也是在GARO的某个聚会上。我们不知怎的很合得来,不时会写信交流。杉浦女士似乎很讨厌电话,无论是工作来电还是别的事情,总是由她母亲接听后传话,这是她的习惯。而我也不喜欢打电话,于是选择了写信。成年后我已经很少写信了,和她用书信来往还是有点乐趣的。

杉浦女士获得文春漫画奖时,我正在洛杉矶旅行。在酒店得知消息后(现在回想起来,我是怎么知道的呢?),我毅然决然地打了一通国际长途。接电话的果然是杉浦女士的母亲,非常有礼貌地告诉我杉浦女士不在,于是我说,请替我向她表示祝贺。挂断电话后,我总觉得自己做了一件极其夸张的事,后悔万分,仿佛再也没脸见人了。

我和杉浦女士一起喝过三四次酒,她也曾在随笔集《入浴的女王》(讲谈社文库)中写过我们在三鹰的荞麦面店喝酒的事。我们还曾受邀前往博多参加类似研讨会的活动,在天神共饮。

但是说起我们俩单独喝酒,只在这武藏关的一家寿司店有过一次。杉浦女士说有家不错的店,邀我前来,我便乘公共汽车来到这里。

店名是什么来着?现在还在吗?

武藏关的站前只有一条横向的窄路,看起来根本不像站前应有的样子,稍不注意甚至会错过车站的入口。

紧挨着那入口,有一家历史悠久的澡堂,恐怕没有多少澡堂能离车站这么近。澡堂的细烟囱看起来破破烂烂的,大概在不久的将来就会迎来关张的命运,应该在拆毁前去一次。由于还是白天,生锈的卷帘门紧闭。

我在站前稍微一转,轻而易举就发现了和杉浦女士一起去过的店。这家店也处于大门紧闭的状态,但毫无疑问就是这里。店名是两个汉字,没错,就是这样的名字。遗忘的记忆复苏了,大脑开始毫无顾忌地检索店内的样子,但一无所获。

这是家寿司店,但我们一个寿司也没吃。偶尔在寿司店做出这样的选择也不错,酒和菜肴都非常美味。

“只要交给老板安排,就绝对能吃到好吃的东西。”听到杉浦女士如此说,我便全都照做了。

但说句实话,没有比陌生的寿司店更让我紧张的餐馆了,害怕是发自内心的。寿司店里有种独特的紧张感,我至今都无法习惯。店主就在眼前挥刀,如果被别人带到店里,我总会像顺从的狗一样老老实实。

不过即使到了这种时候,我心中的浪人也一定会大大方方地摆出客人的姿态。就算肮脏的和服便装、久未修剪的月代头和一身汗臭让店员们满腹怀疑,常客们也投去白眼,他也会咕咚咕咚喝酒,然后来一句:“那,都聊什么呢?”啊,这样的咕咚咕咚让我浑身发麻,小口喝可不行。

我坐在杉浦女士身旁,像狗一样拘谨地吃着没怎么见过的生鱼片和其他没吃过的菜肴。但到底吃了什么,我已经完全想不起来了,这让我颇为不甘。

我最先喝的是啤酒,杉浦女士从一开始就喝起了日本酒。她是货真价实的嗜酒者,比起冷酒,更喜欢常温的。无论何时,她的酒品都非常出色,从不拖拖拉拉,喝得痛快,聊得舒缓,笑得放松,说不喝就立刻停手。

“喝醉了结果不记得了,这样岂不是太浪费了吗?”她一直这么说,“吃了美食,又聊得那么开心,到头来都忘了,这该多遗憾啊。”

正是如此,千真万确。

她还说过,喝完酒回到家刷牙睡觉,躺在被窝里想起刚才的情形,一边感叹“啊,今天真开心,真好吃”一边入睡,才是极致的幸福。

毫无疑问,这确实是极致的幸福。

但喝酒时做到这点是非常困难的。总会一不留神就喝过了头,想要回家时已经渐入醉境。回到家后牙也不刷,倒头就睡,最后什么也不记得。到底是为什么喝酒?真的喝醉了吗?这简直是在浪费金钱和人生——虽然我明白这点。

那天晚上也一样,我被喝酒高手杉浦女士摆了一道。

关于当时的情形,唯有谈话内容我记不清了(我宁愿相信这并非因为醉酒,而是十五年的时间太过久远),但最初像狗一样老实的我不知不觉就说了很多无聊的话,像个笨蛋一样傻笑,老板也一起大笑。我们一直在那家店喝,我在厕所里自觉已经大醉,正琢磨是不是要主动说出“差不多该结账了”,对方已经在外面帮我付账了。

被摆了一道。完全成了对方的盛情招待,成了对方请客。

我这只喝醉的狗一边走回座位一边说“那下次一定让我来”,就那样没能回请,杉浦女士就远赴他界了。这是我一生的悔恨。

下次一个人再来这家店吧,然后连杉浦女士那份一起吃饱喝足,再回忆她的一举一动。当然,要先在那破破烂烂的澡堂洗净身体。

对了,也去一趟刚才那家荞麦面店吧,就算是代替杉浦女士去一趟。

澄澈的蓝天下,我走在武藏关的街道上,想起了有关杉浦女士的许多片段。杉浦女士智慧而幽默,但却不擅拿捏与近旁的人之间的距离。即使受到大家喜爱,她也始终隐藏着某种透明的寂寞。这份寂寞从何而来,谁也不知道。

“我们这一代,好像四十岁就会寿终正寝了。”她还曾说过这样的话,虽然她又多活了好几年。

好几年,无论活着还是死了,都是眨眼之间。时间这类东西实在毫无意义,但对于活着的人来说,只有时间才是活着的记号。

杉浦女士明明画过那么有趣的漫画,却早早结束漫画家生涯,过早地宣布隐居,随后沉浸在热爱的江户文献中度过了余生。我们曾笑着说“太帅了”,但杉浦女士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病情,于是放弃了漫画家这份过劳的工作。这是我在她去世后才知道的。

如今想到这点,我的胸口依然针扎般作痛。

在车站周围闲逛了一圈后,我跨过石神井川上的桥,来到就在桥边的目的地,和比我稍年轻的店主商量演唱会的事。店主个性纯朴,充满幽默感,我们很快就谈得热火朝天。

商量完毕后,我喝着生啤,不由自主地说起了杉浦女士。店主一惊。“日向子女士经常来这家店呢!”

我装作惊讶地应了一声,但不知为何丝毫不觉得奇怪。

“她总是坐在吧台那边的座位喝兑水的烧酒。”

我不禁想,今天果然是被杉浦女士叫来的。

只要买到好鱼,店主就会给杉浦女士打电话。每次都是杉浦女士的母亲接听后转达,然后杉浦女士就会趁开门不久还没什么客人的时候独自前来,一通吃喝后早早回家。她真的一直都没变,只不过喝的酒变成了兑入少量水的烧酒,这让人格外心痛。

杉浦女士一直以来喝的那瓶烧酒被当作宝物保存在店里。店主让我“一定要来一杯”,于是我选择了加冰。

真好喝。

谢谢你,杉浦女士。

“这家店也还不错吧?我已经不能喝了,所以你快喝吧,久住君[2]。”

对了,她一直叫我“久住君”。聊着聊着,她时而说出这个称呼,总让我感到某种微妙的不自然。我不明白其中到底蕴含着什么,但在我看来,那应该是杉浦日向子女士像针尖一样细小尖锐的、对“生”的情感表达。而我想要的答案,似乎就隐藏在这个称呼的不协调感里。我好想再见她一面。

商谈结束,我微醉地乘公共汽车回家,顺道去了一趟吉祥寺的CD店,发现Ry Cooder的新唱片已经出了。我心里一惊,杉浦女士非常喜欢Ry Cooder,所以我们才聊得来。我毫不犹豫地买了一张,回到工作室后一边播放一边翻看寄来的杂志,发现随笔作家中野翠女士写了杉浦女士的故事。

杉浦日向子女士似乎从那个世界给我送来了某些信息。

她以前想要告诉我什么,现在又想要告诉我什么,我如今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也没有停止思考。但那应该不是让我去思考,而是让我去充分感受。

仿佛灵魂一般,如今就存在于我身边。

* * *

[1]“荞麦面爱好者联盟”原文为“ソバ好き連”,简称“ソ連”,与“苏联”的日语写法相同。

[2]在日本,“君”可用在姓或名后,有表示亲切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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