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

结论

终为理性唱赞歌

哲学家把理性描述为一种优秀的人类心智力量。实验心理学家表明，这种超能力有重大缺陷。从进化视角来看，有缺陷的超能力形成的观念没有多大意义。所以，我们打算重新思考理性是什么，有何功能。

理性是什么（以及不是什么）

我们认为，理性是许多模块中的一个推论模块。推论模块是专门的：它们各自都有一个狭窄的职能范围，采用适合这一狭窄职能范围的程序。这一观念与老旧且仍占主导的传统观念形成对照，传统观念认为所有推论都是运用同一种逻辑（或同一种概率微积分，或者逻辑和概率的组合）。

但是，理性具有普遍性，难道这一点不是理性的特点吗？若真如此，理性怎能成为一个专门的推论模块呢？不要着急，我们答案的第一部分是要坚持认为理性确实是专门化的，仅对理由做出直觉推论。

理性是对理由进行推论吗？这可能看起来像含糊的自明之理或低廉的文字游戏（至少在英语和罗曼语中，这个源自拉丁语的词既指作为官能的理性，又指作为动因的理由）。然而，在哲学和心理学史上，理性和理由已被作为两个截然不同的话题研究过。所以，假定理性的功能是对理由进行推论，绝非自明之理，这一假定便是对主流观念的严峻挑战。可是，它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

确实，无论怎样，人类都能就任何话题进行推理。只对理由进行直觉推论的机制要怎样成为理性本身的机制呢？答案的第二部分是，理性模块不仅得出关于理由的直觉结论，而且这些结论的确仅仅与理由有关。这样的话，理性模块也间接产生了对理由本身相关事物的反思结论。因为理由可以是关于任何事物的，如兔子、雨、船、人、法律或数字等，理性便可以间接制造关于任何话题的反思结论。

打个比方，若天空中有乌云，而你又想要出门，这时，你可能会凭直觉知道“可能会下雨。这是带上雨伞的强有力理由”。基于这一直觉，你决定带上雨伞，你的这一决定便是你直觉推论的间接性、反思性结论。你的直觉就是对理由说服力的直觉，你的反思性决定就是带上雨伞。

我们没有假定直觉和推理必须通过两个完全不同类型的机制来产生，这只是当前在双重过程理论中有所改善的老旧观念，相反的是，我们展示了直觉推论机制实现推理的过程。这一机制是高度专门化的，但还是对我们在各个领域的想法产生了间接有利的影响：该机制具有虚拟领域普适性。

试比较：直观知觉机制是高度专门化的。这一机制处理视网膜上由光子造成的刺激样式，并对外界可能放射或反射这些光子的事物做出无意识推论。尽管该机制高度专门化，但多亏了它，视力才对我们大多数想法及决定产生了间接有利的影响。虽然视力与理性专门化的形式迥然不同，但它们都是虚拟领域普适性的例证。

视觉程序利用了物体在正常环境中反射光线的规律性，诸如“光线一般从上面射下来”这样的事实，另外，关于各种物体类型有更多具体的规律，诸如“人脸一般看起来都是朝上的”这样的事实。同样，理性程序也会利用一般理由的属性特征，如关联性、清晰度或说服力；当然，也利用特殊类型理由的属性，如先例对协调与理由相关的问题的作用，从亲子关系到法律事宜等。

换句话说，我们展示了理性是如何与其他直觉推论模块相适应的，而不是作为束之高阁的超能力。尽管理性存在虚拟领域普适性，却不具有广泛适用性和对各种动物都有利的适应特性。我们认为，理由是为了社会消费。理性是人类对为自身建造的超社会生态位的适应特性。到此，理性之谜的第一部分便解决了。

理性有什么功能（以及没有什么功能）

我们一起研究理性已经有十多年了。虽然我们在本书中是第一次解释理性机制，但是在许多出版物及研讨会上我们已经展示过对理性功能的早期研究，即“论证推理理论”。

我们同许多哲学家及心理学家进行了交流，其中大多数人认可某一种版本的唯理智观念，他们把理性视作改善个人认知、让人独立形成更理智观念及决定的一种手段。他们认为理性理应客观且严苛。但是，当我们摆出证据，证明理性简直在无可救药地表现偏见及懒惰时，他们竟十分坦然地接受了这一观念。的确，他们许多人都熟悉该证据，有些人甚至还为收集论据做出了贡献。

读本书时，你多少会有相同的感受。当你看到贝迪永的体系或感受到鲍林对维生素C的痴迷时，可能会更倾向于找到其趣味性，而不是感到诧异。成堆的心理学书籍都在探讨人类的偏见——如同我们在第十一章至第十四章中所做的那样。这已经成为一种流行的科学文化。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十分清楚理性的偏见及局限——或者，至少认可他人的理性存在偏见及局限。

我们擅于发现他人持有的偏见，但不擅于承认自己的偏见。[1]或许这就解释了为何许多人既能坚持唯理智立场（既为他们自己，也为志趣相投者），又能坚持认为理性存有偏见与惰性（对不同意这些观点的人来说尤其如此）。

实际上，唯理智理论中常见的辩护就较好地示范了存在偏见及惰性的推理。无可争辩的事实是，即便唯理智理论可取，个体推理也几乎很少（如果曾经有的话）表现出其应具备的客观与公正。我们在讨论如何处理理论与实证之间的不协调问题时，几乎不曾考虑到方法本身有误的可能性。各种影响因素及理性本身的缺点对推理的失败做出了懒惰的解释。这还是没有太大的进化意义。真正的适应特性是适应性的，真正的功能是有作用的。

从互动观念来看，我们认为理性的偏见及懒惰都不是缺陷，它们是帮助理性实现其功能的手段。人们在找寻支撑自己观点的理由时是有偏见的，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才能说服他人相信其观念。你要为自己辩护的话，就不能拿出会削弱自己立场的理由。你要说服他人改变观点的话，就不能拿出会支撑其观点的理由，也不能拿出让其摒弃你所持观点的理由。而且人们之所以懒惰地推理，是因为在典型的互动语境下，这是最有效的方式。比起费尽心力来预测反对论据，等待对话者来提供这些反对论据通常更加有效（如果他们能做到的话）。

将理性合理地理解为一种社会互动工具，这种观念当然不是最理想的，但也没什么瑕疵。到此，理性之谜的第二部分便解决了。

虽然人们已经基本认可了论证推理理论，但是还是容易对此进行错误解读，不仅批驳该理论的人如此，更令人担忧的是，被该理论吸引的人也是如此。

我们反复遇到的第一种误解是，认为论证只是操控及欺骗他人的手段，没有真正的学术价值。这种极具讽刺性的推理及论证观念一定有其吸引力——可能会让人觉得自己比幼稚的普通人厉害。可能要让一些读者失望的是，我们并不赞成这一观念，也没有这种愤世嫉俗的心态。

当然，人们有时会受到某一论据的蒙蔽。但发生这种情况仅仅是因为，与那些只是自诩权威的声明相比，大多数论据都不具有欺骗性且更容易被评估。既然不会对论据进行客观的评估，大家又为何要认真看待论据呢？推理不仅是产生说服他人的论据的工具；同样重要的是，推理还是评估他人产生的、欲说服我们的论据的工具。制造论据的能力只有与评估论据的能力并驾齐驱才能发展进化。

一方面，唯理智论者在拿出论据及评估论据时都应坚守理性的高要求及客观性。他们只能乖乖相信，人类理性实际上并不符合其理应表现的样子。

另一方面，互动理论做出了两个对比鲜明的预言。我们在提出论据时会持有偏见与惰性；在评估论据时，则应该严苛且客观——严苛是为了不受到贫乏或荒谬论据的蒙骗以致接受了错误的观念，客观则是为了在理由充分时，准备修正自身观点。

第一个预测——人们在拿出理由时存在惰性和偏见——其实不是真正的预测。我们“预测”的数据，更确切地说，倒推的数据，已经展现在众目睽睽之下。互动理论所做的（以及唯理智理论没能做到的）就是理解这一证据。

第二个预测——理由的评估是严苛且客观的——是真正的预测。我们在有关这一问题的文献中几乎找不到任何直接的证据，而且几乎没有证据是令人信服的。第二个预测源自互动理论。若让唯理智推理心理学家预测人们会更擅于提出论据还是评估论据，你的对话者很可能预测不到任何不同之处，甚至看不到该问题的依据。

有人认为，人们（至少他人）存有偏见与惰性，这一观念比较普遍。同样，认为人们轻信且固执的观念也比较普遍。轻信表现在：他们认可最明显的荒谬论据。固执表现在：他们不给合理的论据任何机会。如果人们既轻信又固执，那么传播错误的新观念就太容易了，消除老旧的错误观念也会非常困难。如果观念交流有什么作用，那也是倾向于支持不好的观念。这种悲观的看法广为流传。特别是小组讨论经常被批判，[2] 这种态度清晰地展现在一句俗语中：“委员开会，造马为驼。”

实际上，骆驼是大自然的奇迹，小组讨论通常效果非常好，而且有关这些讨论的研究间接证明了我们第二种预测的合理性。在解决问题时，小组整体表现通常要比小组中普通个人的表现好得多，而且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比任何成员的个人表现都要好：人们能一起找出任何人都不能凭一己之力找到的解决方案。我们在第十五章中回顾了其中某些证据。[3]我们可以从文献中找到更深层次的证据来支撑我们的预言，即与提出论据相比，人们评估论据时要求更高、更客观。这一证据是间接性的。不过，我们已经开始直接检验自身预测了。拭目以待吧！

在本书中，我们凸显了小组推理的显著成效。不过，这也经常导致人们对我们的理论产生第二种误解。

根据互动理论，理性不是进化来提高独立思考能力的，而是作为一种社会互动工具。我们提出理由来为自己辩护并说服他人。这种理由交流可能对每个对话者都有好处。在某些情况下，也会对小组有好处。这样的话，为何不设想理由交流及理性机制本身的进化可能是为了小组利益，而不是为了每个个体的利益呢？

有人认为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在好几个层面都可以发挥作用，特别是在小组层面，该观念最近已经得到了大力发展并被进行了讨论。人们尤其认为，小组层面的选择对促使人类进行合作及形成道德观念有重要的进化意义。[4]那么，理性的进化不是应该成为小组层面认知合作选择的例子，而不是个人层面认知合作选择的例子吗？不，我们假设的肯定不是小组层面的选择。实际上，把它当作小组层面的适应特性会违背互动推理理论。

小组层面的选择更加追求集体利益而非个人利益。相比之下，理性正如我们描述的那样，是追求个人利益的机制。个体坚持的获益方式是让他人接受其正当理由，或者拿出影响他人的论据。此外，个体还客观评估他人给出的正当理由及论据，并基于这一评估对他人的理由予以采纳或拒绝，并从中受益。在社会互动中，这些益处得以实现，但是仍然都只是个体层面的益处。

理由对互动也有作用，互动者的利益可能相同，也可能不同。理由交流可能在任何一种情况下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论证在谈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会存在利益分歧，通常还十分明显。基于小组成员利益共享的程度，他们彼此信任，而彼此信任的人之间使用正当理由及论据的频率大大减少，甚至根本用不到。在小组中，群体选择会促进该小组的系统信任及可信度。正如我们描述的那样，理性是对社会生活的适应特性，其中信任要靠自己争取，而且这种信任仍然有限且不稳定。

小组讨论并不总是有效。若人们的观念一开始就高度一致，就会导致极化现象。若开始人们的观念有冲突且目标不同，这些分歧往往会加剧。若参与者观念不同但目标相同，小组讨论通常有好处。我们认为，在这些情况下，应该把所获得的集体利益当作服务于个体利益机制的“副产品”。

我们认为理性是个体层面而非小组层面的适应特性，并不是说它只会对个体产生影响，对社群和社交网络就不会有影响。许多推理者的个人性情会对道德、政治或科学目标形成约束，我们在第十七章和第十八章中探讨了形成约束的各种方式。更普遍地说，个人性情的人口聚集效应很值得研究。在不同文化观念及惯例互动成功或失败的例子中，理性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呢？另外，虽然我们已经展示了理性是人类的普遍共性，但是要弄清楚在各种文化传统（逻辑文化史只是该问题中一个十分有趣的层面）中如何利用、强化理性并对之进行不同的编码，任重道远。

现在，我们推断出的结论是：太长时间以来，理性站在一个满是裂痕的基座上，悬于其他官能之上，却尴尬地倾斜着。我们希望本书能将其归位，虽然与其他认知机制平起平坐，却能使之挺直，而且要像其他进化的机制那样，用复杂且微妙的方式呈现力量，并展现无穷的魅力。

[1] Pronin 2007.

[2] Mercier, Troucheet al. 2015.

[3] 例如，有数据显示，小组讨论让正确的解决方案可以完美或近乎完美地用于解决易处理的逻辑或数学问题（Claidière, Trouche & Mercier这样主张；Laughlin 2011；Trouche, Sander & Mercier 2014）。对于一些归纳问题，小组讨论让小组成员可以形成更好的集体性回答，该回答优于最好的小组成员单独想出的回答（Laughlin 2011）。小组讨论还让大中小学生在完成学校布置的各类任务时可以做得更好（Johnson & Johnson 2009; Slavin 1995）。它让陪审员可以做出更好的裁决（Hastie, Penrod & Pennington 1983）。它让科学家可以摒弃错误的假设并形成新的假设（Dunbar 1997）。它让公民可以给出更明智的建议（Fishkin 2009）。它让医生和医科学生可以做出更好的诊断（Kesson et al. 2012; Reimer, Russell & Roland 2016）。它让预报员可以做出更好的政治性及经济性预测（Mellers et al. 2014）。它让小组成员可以做出更加理性的战略决策（Kugler, Kausel & Kocher 2012）。它让投资者可以做出更好的投资（Cheung & Palan 2012）。而且，它还让好点子可以在科学家与普通大众之间传播（Chanel et al. 2011; Kitcher 1993; Wootton 2015）。

[4] 例如，Boyd et al. 2003; Sober & Wilson 1998。欲了解另一种观点，可参见：Baumard, André & Sperber 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