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第十八章

孤独的天才？

20世纪20年代，一些粒子物理学家在研究时遇到了进退两难的困境，一着不慎，后果会很严重。他们借助数学运算来理解基本粒子，但这一数学运算与基本粒子的标准空间表征相冲突。虽然数学运算有助于做出关于粒子行为的精准预测，但这些等式还不能算出粒子的空间运行轨道。量子论似乎存在很大瑕疵。物理学家要否决这个相当成功的架构吗？还是要被迫接受其局限性呢？沃纳·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已成为这一群体中知名度很高的一个人物。他创造了解读基本粒子的数学架构，对产生这一窘境形成推波助澜之力。所以，海森堡着手解决此事。

那时，对粒子物理中大多数运动的研究都是在尼尔斯·波尔（Niels Bohr）位于哥本哈根的实验室中进行的。波尔不仅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还具备筹集资金的天分，他妥善地利用这笔钱给海森堡等年轻有为的研究员增加研究经费。然而，波尔具有传奇色彩的人设与海森堡的雄心和独立情怀冲突了。为寻求和谐，海森堡将研究阵地转移到戈兰高地某小岛上，距德国海岸约三个小时的航程。独立研究数月后，海森堡终于找到了应对量子物理常遇到的这一窘境的解决方案：一个表示不确定性原理的数学公式。海森堡用外行人的说法将这一原理概括为：“有两个重要因素决定了其中一个最小粒子的运动（其位置及速度），而人们永远无法同时十分确切地了解它们。”[1]这是第三条道路：不必用新架构取代量子物理，物理学家也不必屈从于不完美的世界观。如果不能推算出基本粒子的精确运行轨道，不是因为量子物理存在瑕疵，而是因为位置和速度在测量前并没有同时存在，并且不能被同时测量。

在小岛上与世隔绝后，海森堡的卓绝才智才得以施展出来，进而更深入地理解世界的本质，完美阐释了孤独天才的科学观。从这一通俗观念来看，才智卓绝之士在隔绝的环境下工作，往往能产生科学性突破。孤独天才的形象是18世纪浪漫主义虚构出来的，可以在诗人华兹华斯（Wordsworth）的诗歌中找到渊源。对他而言，牛顿的雕像是：

思想永远的大理石索引

独自一人，在陌生的思想之海上航行[2]

在孤独天才的科学观里，学生、助手和不那么优秀的科学家都是走卒，这些人是用来提供数据的，天才十分认真地思考问题，由此形成漂亮的理论。这与弗朗西斯·培根提倡的科学观非常相近。

培根是个有远见的政治家及哲学家，16、17世纪之交时生活在英格兰。他力劝同事摒弃华而不实的论据，采用更务实的方式，让他们不要再对亚里士多德的观念妄加评论，要开展实验，这些想法会激发科学革命。虽然培根强调了科学的合作性特点，但他眼中的合作是分等级的。在描述空想的大西岛（New Atlantis）时，培根列出了一长串名单，让这些人负责“收集书本中所有的实验……（以及）机械艺术中所有的实验”，并让这些人“尝试新实验”。但理论化工作就留给其精心挑选的小组成员：“最后，我们要让先前实验中的三个发现变成更伟大的观察结果、原理和警句。我们将之称为‘天性解读者’。”

培根生活的年代有两个最优秀的律师，而他则是其中之一，所以通晓论证，不过，其宏伟计划中却没给论证留下多少余地。若无论怎样都要论证，存在等级之分的科学观便使公认的天才能够说服比其能力弱的人相信其发现。即便效果可能没有那么好。

由于大众接受其观念比较缓慢，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感到气馁，作为量子物理学的奠基人之一，他讥讽道：“新的科学真理得到认可不是因为说服了其对手、让他们认可并领悟，而是因为最终没有了对手，而且新一代人在成长过程中对该真理日渐熟悉。”[3]普朗克的警句概述了其对科学变革（或科学变革的缺乏）根深蒂固的信念，在成千上万的网页、书籍及科研论文中得到引用。

若科技进步的推手是建造革命理论的孤独天才，即便这些天才也没能说服同事认同其构想，那么，科学，我们的认知探索中最成功之物，便违背了我们互动推理理论的所有预测。那将会是一个问题。

科学家也是有偏见的

科学家会借助各种认知技能。正如庞加莱（Poincaré）、爱因斯坦等研究员指出的那样，要诞生新的真知灼见，直觉的力量不容小觑。当然，没有人否认理性对科学的重要贡献。科学家独自便能回答十分复杂的问题吗？如果能做到，他们一定是十分优秀的推理者，能克服困扰外行人的两个问题：一是自我中心偏见，二是以较低的标准评估自己的论据——懒惰。或许科学家比较特别。或许他们对证伪已经再熟悉不过了，几乎都快成了第二天性，让其在对自身观念进行推理时能够秉持公正的态度。第十一章中讨论过莱纳斯·鲍林的案例，该案例让我们得以瞥见答案，但是要证明该问题，同样的逸事证据还比较匮乏。

20世纪70年代，迈克尔·马奥尼（Michael Mahoney）及其同事开展了一系列的实验，就为了探求科学家是否也有自我中心偏见。他们在其中一项研究中设计了一项评估自我中心偏见的任务，把科学家与新教牧师在心理学及物理学这两个不同领域的回答进行比较。三个小组都表现出了偏见，与牧师及先前实验中的参与者一样，科学家也有偏见。[4]在马奥尼开展的另一项实验中，他让科学家对自身领域的专业技能进行推理，这次，他又察觉到了强烈的自我中心偏见。[5]

科学家在自然环境中的观察结果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凯文·邓巴（Kevin Dunbar）特别研究了科学家在现实生活中的思维模式，而不只是在实验环境下。[6]为了弄清楚研究员处理数据、提出新假设及解决新问题的方式，他与许多研究员进行了面谈。其观察结果表明，科学家会运用推理来摒弃比较麻烦的结果。当实验的结果不尽如人意时，研究员不会进行公正的推理，不会质疑自己最初的假设，也不会提出新的假设，而是满足于以下三条微弱无力的论据，幻想用它们来捍卫最初的假设：其一，出现了技术性问题；其二，实验有瑕疵；其三，有人出了差错。

科学家也对合理论据敏感

若与外行人的推理一样，科学家的推理也有偏见和局限性，那么也应该具备外行人推理的优势，即与制造理由相比，评估理由时要客观得多。科学家应该关注彼此的论据，若他人所给理由比较合理，就适时改变自身看法。但科学家似乎连效仿普朗克、遵循常识都做不到，就算只剩最后一口气，也要坚决抵抗新理论。

平心而论，科学家确实被迫接受了一些疯狂的想法，如我们是单细胞生物的后代，是数十亿年的随机突变的产物，能绕着太阳以每小时十万多千米的速度快速移动；使我们黏附在地面的力量与让地球不偏离自身轨道的力量相同；多亏光束粒子，我们才能看到眼前这页论述，时间因它而不复存在，我们的意识是三磅脑灰质的产物。普朗克努力说服物理学家相信能量不是连续性变量，而是以指定大小的量子形式出现，与此同时，他也在抱怨自己的观念扩散得太慢。要创造出量子物理理论，普朗克就要违背经典物理学中一项最基本的假设。所以有人怀疑也是无可厚非的。科学观念违反常理不是减慢其传播速度的唯一因素。革命性书籍《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的作者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认为，抗拒新理论的大多是把全部心血投入一项研究的科学家。对于新贵明显荒唐且危险的想法，科学家虽有怀疑，但不会因此指责新贵。

虽然与先前所有人相比，库恩更加意识到让革命性观念得到认可所面临的挑战，但他并不认同普朗克单薄的评估：“尽管一些科学家，特别是更老更有资历的科学家，可能会一直抗拒下去，大多数科学家不管怎样还是会受到影响的。”[7]讽刺的是，另一位支持科学革命的学者伯纳德·科恩（Bernard Cohen）指出，“普朗克本人实际上见证了自身基本概念被同事认可、修改及应用”的方式。[8]普朗克和库恩认为年龄会对人们从容接纳新观念的能力产生不利影响，这一观念似乎也是错误的。历史性定量研究表明，与年轻的同行相比，年长的科学家更有可能去接受新理论。[9]

科恩评论科学革命时进行了进一步阐释。他指出，在科学革命中，不仅观念得到了转变，而且，“无论是谁，只要读到科学革命文献，随处可以见到信仰的转换”。[10]遇到合理的论据，有时会让我们一下子顿悟真理，正如19世纪某化学家描述的那样（该化学家在某次会议上获赠一本小册子），他说，“我……在家里反复地看这本小册子，惊奇地发现这个小东西竟然阐明了最重要的争论点。随着谜题渐渐揭晓，疑虑消失得无影无踪，心里无比平静，十分确定”。[11]

科学革命以温和的方式继续进行。没有必要砍掉资深科学家的头；他们可以“心甘情愿地认同”[12]，然后改变自身观念。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后过了10年，四分之三的英国科学家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说服了。[13]离有说服力的板块构造理论得到一致认同已经过了10多年，该理论早已编入了教材。[14]

科学充分利用论证

科学家的推理与外行人的推理是同一种类型的推理。科学进步不是由特殊的超级推理者群体来实现的，而是通过充分利用推理的优势，即促进讨论、为人们提供辩论工具、让人们有选择性地改变自身看法。

皇家学会（The Royal Society）是世界上第一批科学学会之一，于1660年在英格兰建立。其好几个创立者都成了科学革命中的领军人物。然而，不论他们多么才华横溢，还是在某些事情上出了错。譬如，克里斯托弗·雷恩（Christopher Wren）相信“好探究的哲学家会发现真正的占星术”；罗伯特·波义耳（Robert Boyle）认为，刚被绞死的人的手是治愈甲状腺肿的药剂；约翰·威尔金斯（John Wilkins）认为瓦伦丁·格瑞克斯（Valentine Greatrakes）具有神奇的力量，是“17世纪最著名的神秘治疗师”[15]，可以治愈肺结核及其他疾患。但是，他们正确的信念比其任何特定的错误信念更加重要。这是人们获得全新且更好的信念的途径。这些先驱认为，真正的实验应该代替观念性实验[16]，认为学者应该进行开放性对话，而不是投入像中世纪辩论一样缺乏新意的智力游戏中，他们还认为，与沿用几百年的书籍相比，从商人及旅客那儿能获取更多的信息。

雷恩、波义耳、威尔金斯及其同事目标定得很高。为阐释讨论的力量，波义耳写就了《怀疑派化学家》（The Sceptical Chymist）一书，虚构了化学家之间的研讨会。对话风格已经屡见不鲜了，因为伽利略（Galileo）曾大力运用这一风格来阐发他自己的革命性理论。但是在其《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Dialogue Concerning the Two Chief World Systems）一书中，很明显，伽利略的代言人萨尔维亚蒂（Salviati）一开始就把一切都弄清楚了。

波义耳所用对话的形式有所不同。在《怀疑派化学家》一书中，没有一个人物一开始就知道答案。这只是“一出戏剧，展现出劝说、意见分歧及最终向真理的转变是如何实现的”。[17]主角卡尼阿德斯（Carneades）的观点虽是波义耳观点最贴切的反映，他却没有把这一事实灌输给对话者，“而是让这一事实在戏剧中表现为是通过对话产生的”。[18]

波义耳宏大的构想可能并没有付诸实践，但是，对当代科学每天的活动，他还没有感到彻底失望。实验已成为必然趋势。而且在每天成千上万的实验室会议中，人们也能察觉到波义耳有教育意义的对话。邓巴发现，当产生不尽如人意的结果时，科学家会当机立断为之辩护，他们到底遇到了什么？当科学家在实验室会议中给出这些托词时，遭到了断然的拒绝。合理化的合理性只够说服做出这一合理化的人，还不能说服其他实验室成员。鉴于其他小组成员提供了选择性假设及解释，研究员只得在这些人的协助下，对实验结果做出更好的解释。[19]

邓巴在实验室会议中观察到，讨论约束误导个体推理者的偏见的方式得到了完美展示。而这只是科学范畴内论据交流所采取的众多形式之一，这些形式就包括非正式交谈、同行评审及国际研讨会。

当代科学家一直在论述讨论及论据对科学的重要性，这一观念与诗人及其他外部观察者不同，这些人创造了孤独天才的神话。某数学物理学家接受了米哈里·希斯赞特米哈伊（Mihaly Csikszentmihalyi）和基思·索耶（Keith Sawyer）关于创造力问题的采访，将科学描述为：

它非常具有社交性，本质上展现了打开这扇门与关上这扇门的差异。如果我正在搞科研，便把门打开了。这有点象征性，却是真实的。你想要一直与人交谈……只有与楼里的其他人互动，才能做出有意义的事情。它本质上是一项公共事业。[20]

丹尼尔·卡尼曼与阿莫斯·特沃斯基对促进个人主义推理观念的发展做出了举足轻重的贡献，但即便是丹尼尔·卡尼曼，也充分意识到了讨论的力量，他说：“我在与阿莫斯悠闲地散步时，对自己的人生思考得最透彻。”[21]

孤独的天才有多孤独

科学社会学家与科学历史学家一致认为，科学本质上是一项集体性事业。不论是培根眼中卑微的数据收集者与傲慢的理论家之间的劳动分工，还是协同性更高的尝试，科学都掺杂大量的讨论及论据。不过，似乎存在例外情况。你怎么看待那些独自做出新突破的科学家？又怎么看待在小岛上做研究的海森堡？

科学历史学家玛拉·贝勒（Mara Beller）认真观察了让海森堡形成不确定性原理的过程，从而拒绝接受孤独天才这一观念。贝勒通过参阅科技论文、读者投书栏、采访和自传等文章，重构了海森堡成果的对话性。贝勒认为：“海森堡之所以对物理学做出了不朽贡献，不是因为他权威性地延伸了单一论据，而是因为创造性地合并了不同论据，这些论据彼此强化、相互阐明。”[22]海森堡的深刻见解融入了波尔（Bohr）和狄拉克（Dirac）的思想，是对薛定谔（Schrdinger）立场的回应，还借鉴诺曼·坎贝尔（Norman Campbell）和H.A.森特福利本（H. A. Sentfleben）等没什么名气的物理学家的观念。[23]

最重要的是，海森堡与沃夫冈·鲍理（Wolfgang Pauli）的观念高度一致。在正视了鲍理的论据并应对他的挑战后，海森堡便能使自己的观念充分发挥潜力。海森堡关于不确定性原理的论文初稿的确在他给鲍理的一封信中出现了。即便是天才，也需要与人辩论，这样才能形成最好的观念。

海森堡与鲍理之间的论据交流对不确定性原理的构想极其重要，但这种论据交流远非日常对话。我们每天通过独立思考，就会找到一系列组织严密的论据，而非短小的、来回都是那么几句的陈述。由此可以得出，创造科学性突破的思维过程与心理学实验描绘的单独推理不同，它没有无限堆积以支持科学家观念的未经检验的论据。自我中心偏见的确存在，但是这一偏见被更严格的质量控制打磨了，最没有说服力的论据被从中剔除。

我们在第十二章中主张，推理者在日常对话中不花费太多精力预测可能的反对论据也是说得通的。既然没有立即说服对话方所付出的代价不大，那么预测反对论据便变得既困难又用处不大。但是，在整个进化过程中，推理不可能只在这些情况下得以运用。有时风险要更高些，在某些情况下，反对论据预测起来会更容易。所以，对于人们查看自身论据的数量及细致度，我们应该允许一些变数。

某些机构会重视精心设计的论据。律师只是去做最后的辩护。政客必须要将自己的论据变成合理有效的互撕工具。科学家互相竞争，都希望得到关注，但只有拿出最合理的论据，才有机会得到关注。推理在某种程度上应对了这些挑战。专业人员通过训练已经可以对自己的论据提出相对较高的标准。大多数情况下，这一改善显然是为了坚定信念。律师必须说服法官或陪审团。若律师所给的论据没有说服他人，甚至连自己都说服不了，那也只能这样了。

与之相比，科学家——往好处说——似乎是在为真理而奋斗，而不是为了得到某受众的认可。我们认为，科学家的推理事实上还是在寻找旨在说服他人的论据，可是目标受众群太庞大了，而且要求还特别高。[24]无论是谁，只要能拿出令整个科学界信服的反对论据，科学家给出的论据便不攻自破了。不能投法官所好，也不能有意利用陪审团不懂法的事实。科学家提出的论据必须具有普适性，要能在其所属领域立足。

至少，与谋求普遍认同的动机一样重要的是其实现方式。第十二章中，当伊莲娜试图说服马乔里在伊佐美用餐时，她几乎预测不到马乔里的反对论据，因为这些反对论据是基于比较特殊的信息，如马乔里上周的用餐地点或她对吃饭花销的承受能力。相比之下，某特定科学领域的专家很可能会共享许多与解决分歧相关的信息。这就让实际论证变得更加有效。这也增强了个人推理的力量。若某科学家在评估自身论据时发现了反对论据，那么其他人也可能发现了；若他没有发现任何反对论据，那也就意味着其他人也不会发现任何反对论据，就算真的找到了反对论据，也不会让相关群体信服。说话人与受众的观念重叠越多，个人推理会越有用。从牛顿到佩雷尔曼（Perelman），这些数学家则处在频谱的末端，比较与众不同的数学家，他们在完全隔离的环境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新成就。

在所有从事科学研究的人中，数学家最有可能会承认同样的事实，也最有可能会被同样的论据说服，他们用的是同样的定理，定理中的成分也相同，想要给出的论据就是证据。从形式化视角来看，证据是形式化派生物，其中，结论必然是由前提推导而来的。从科学社会学的观点来看，证据就是论据，科学界认为这是一劳永逸的办法。在逻辑和数学中，形式化的与社会学的证据观念往往有同样的范围。[25]1930年，库尔特·哥德尔（Kurt Gdel）推出了其第一个不完备定理，摧毁了为数学建造一致且完整的一套定理的梦想，粉碎了数学家曾设计的最有雄心的计划。它是一个真正带有革命性及威胁性的结果。然而，每个看了哥德尔所给证据的数学家都会很快接受这一结果。[26]

若数学家很快就能达成共识，一致认同游戏规则，那么应该也能非常有效地预测彼此的反对论据。比其他任何小组更胜一筹的是，数学家既有动力，也能详尽地评估自己的论据。群智必然会发现被个人独立思考所忽视的缺陷，但是孤独的数学家仍然有机会取得伟大的成果。佩雷尔曼解决庞加莱（Poincaré）猜想就是在通常无人且破旧的俄罗斯研究所及其母亲的公寓里。[27]安德鲁·怀尔斯（Andrew Wiles）在近乎完全密封的环境中用了6年时间证明费马（Fermat）的猜想。

对话仍能给数学家带来巨大的利益，20世纪就有许多伟大的数学家通过成百上千次合作来达到目的，其中就包括保罗·厄多斯（Paul Erdos）。但是其必要性不如其他学科，即便在其他所谓硬科学中，研究员也几乎不会像数学家那样苛求论据，他们会让自己的论据在讨论中完善。

科学的社会语境推动改善孤独的推理

因为科学为其实践者提供了动力，还让实践者能进行卓有成效的单独推理，所以那些最杰出的科学家似乎具备超自然的能力，得以形成真知灼见，在这方面，牛顿的成就无人能及。著名的牛顿传记作者、历史学家理查德·韦斯特福尔（Richard Westfall）告诉我们：

但是，我从未遇见让我不愿意把自己与其进行比较的人，所以我说自己的能力只及牛顿的一半似乎合情合理，或者说只及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但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占了一定的比例的。我研究牛顿得出的最终结果让我相信，没有任何衡量标准适用于他。在我看来，他已经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属于为数不多的拓展人类智力范畴的绝顶聪明之才，他没有去迎合我们为一般人设立的标准。[28]

早在韦斯特福尔给牛顿写传记之前，人们就已经把牛顿奉若神明了，[29]但是也有一些早期的怀疑论者，如约瑟夫·普利斯特利（Joseph Priestley），就小心翼翼地将牛顿的成就纳入人类智力成就的范畴：“要是我们能洞悉牛顿的思想，要是能了解他伟大成就产生的每个步骤，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可能看不到任何异乎寻常之处。”[30]普利斯特利成就颇丰，但他首先是一位化学家，而且牛顿在化学领域取得的成就似乎还佐证了这一无礼的评价。

唐突地翻开牛顿的笔记，的确会发现一些出人意料的段落。

卡德摩斯（Cadmus，腓尼基王子）杀掉的恶龙是我们研究的主题，而且他的牙齿是经过净化了的物质。

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古希腊哲学家，希腊的一位智者能人）说将某些鸟类（易挥发的物质）的血与某种毒蛇（象征水星）的血混合在一起，人类饮下（并消化掉）之后就会听懂鸟类的叫声（挥发物的性质是如何固定下来的）。

信徒圣约翰（St John the Apostle）和荷马（Homer）都是智者能人。

萨克拉·贝奇［Sacra Bacchi，或称狄奥尼西卡（Dionysiaca）］，酒神巴克斯［Bacchus，或称狄俄尼索斯（Dionysus）］的仪式，由俄耳甫斯（Orpheus）创立，具有化学（Chymicall）意义。[31]

无独有偶，牛顿在研究化学及炼金术时写了成百上千页纸，有些是描述实验的，另一些则试图理解这种预言的深层次含义。许多人觉得牛顿最伟大的物理学作品《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Principia）中某些段落同样晦涩难懂，这是因为这些段落都是不同推理方式的产物。最关键的差异不在于牛顿碰巧在某一案例中正确而在另一案例中错误，而在于其论据质量的变化幅度很大。这会促使极端的相对论者认为，《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严格的数学论据也合理不到哪里去，还不如“海神尼普顿（Neptune）用他的三叉戟将哲学家引入学术殿堂。所以尼普顿是一种矿物质、一种水溶剂，而三叉戟则是一种类似墨丘利节杖（Caduceus of Mercury，医学的标志）的水酵素，用这种水酵素来让水银（Mercury）发酵，也就是说，用干黑铜制成的两只干白鸽”。[32]然而，不可否认，两种物质都是聪明大脑的产物。

牛顿推理天文学与炼金术话题时，显著的不同之处在于其获取数据的质量差异。对于天文学话题，牛顿能获取第谷·布拉赫（Tycho Brahe）对恒星及行星位置的精确记录。而对于炼金术话题，牛顿就只能获取各类诠释性文章，只听到含糊的传闻，说人们能转换金属的属性，还有各类滥竽充数的诀窍。此外，二者还有一个不同之处。

在推理天文学话题时，牛顿知道自己必须要说服同时代的最杰出人才，还会试图预测这些人的许多反对论据。即便其学界同人不与牛顿交谈，也同样在影响牛顿思考的方式。这种关注在其出版物中有所体现。牛顿在发表其革命性观念时，就确信能说服同事，即便不能让更大范围的受众认同。虽然牛顿写《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初版时“用的是大众认同的方法，以便许多人都能理解”，紧接着他意识到“若不更深层次地进行分析，便不太容易识别后果的严重性，也不能搁置人们已适应多年的偏见”。因此，“为防止这种叙述可能会遇到的争论产生”，他“选择把这本书的主旨用命题的形式（用数学的方式）加以表现”。[33]

相比之下，牛顿在研究炼金术时，缺乏严肃认真的对话者：那时，除了亡故已久的J.B.赫尔蒙特（J. B. van Helmont）、罗伯特·波义耳和他本人之外，只有“极少数‘化学哲学家’”。[34]此外，整个话题处于保密状态。就此主题，牛顿“不打算发表任何东西”，[35]他不满波义耳持有独家秘方。[36]在波义耳去世时，牛顿就问约翰·洛克（John Locke）他的遗嘱执行人有哪些，波义耳先前藏起来的笔记谁可以看，尽管与此同时，牛顿坚决否认这些笔记的价值。[37]在这种社会语境下，牛顿不必制造强有力的论据，他会反对论据的可能性也极小。

在推理地心引力时，牛顿必须要说服一群消息灵通且持怀疑态度的同行，所以不得不拿出更好的论据。在推理炼金术时，却没有这样的语境。同样才华横溢，同样是独自推理，在这一领域却一事无成。

[1] Heisenberg 1952, p.30.

[2] 引自Shapin 1991, p.194。

[3] Planck 1968,pp.33-34，引自Kuhn 1962。

[4] Mahoney & DeMonbreum 1977.

[5] Mahoney 1977.

[6] Dunbar 1995.

[7] Kuhn 1962, p.152.

[8] Cohen 1985, p.468.

[9] 雷伊（Wray，2011）评论了这些研究，他推断出，“普朗克（Planck）的原理是荒诞的说法。年长的科学家并非特别抵制变化”（p.190）。

[10] Cohen 1985, p.468.

[11] 引自Cohen 1985, p.472。

[12] Rorty 1991.

[13] Hull, Tessner & Diamond 1978; Kitcher 1993; Levin, Stephan & Walker 1995.

[14] Oreskes 1988;其他例子可参见：Kitcher 1993; Wootton 2006。

[15] 引文出自Thomas 1971。

[16] King 1991.

[17] 引自Steven & Schaffer 1985。

[18] 引自Steven & Schaffer 1985，p.75。

[19] Dunbar 1995, p.380.

[20] Csikszentmihalyi & Sawyer 1995, p.347.

[21] Kahneman 2011, p.40.

[22] Beller 2001, pp.103-104.

[23] Beller 2001，pp.65-102。

[24] 也可参见：Zamora Bonilla 2006。

[25] Azzouni 2007.

[26] Mancosu 1999.

[27] Gessen 2009.

[28] Westfall 1983, p.X.

[29] 可参见：Fara 2002。

[30] Priestley 1786, p.346.

[31] 引自Hall 1996, p.188。

[32] 引自Hall 1996，p.187。

[33] 这里牛顿谈论的是《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的第三册。引文出自该书第三册的引言部分。

[34] Hall 1996, p.196.

[35] 至少这似乎是他向同事坦言的；引自Hall 1996, p.184。

[36] Hall 1996, p.199.

[37] Principe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