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夜 花束

那一夜，我捧着一束花走在路上。相当壮观的一束花，抱在怀里遮住半边脸，拎着会拖地。百合、玫瑰、罂粟、大丁草、丝石竹及其他连名字也不知道的各种花像要扑出来似的紧挨在一起，包裹在淡紫色的包装纸和玻璃纸里，再用缎带优雅地捆扎在一起。

说实话，我不知该拿它怎么办。假如这是送给女朋友的生日礼物，或者自己为求婚而准备的花束，大概自然另当别论吧。一定是无论再怎么难拿得要命，心里头也快活无比。但是很遗憾，当时的我所处的境地，并非那样的罗曼蒂克。

一个穿着廉价西装、二十岁上下的男人手捧花束的身影，比想象的还要扎眼。无论怎样小心翼翼低头含胸靠路边走，过路的行人还是把视线投向这边。有人特地回过头来流露出大惊小怪的神情，也有人莫名其妙地冲我微笑。明明不过是单纯的花而已，一旦束起来被人捧在手里，却仿佛硬是散发出特殊的光芒来。

换作平时，我是搭电车回家的，可在挤满醉鬼的时间段带着如此大的一件行李，恐怕会给人造成麻烦，于是选择了步行。在扎眼这点上，两边没多大差别。我反倒开始后悔了：反正挤烂了又不要紧，早知道搭电车快快回家得了。

每迈出一步，玻璃纸就沙沙响几声，缎带的两头就晃来荡去，混合了夜晚寒气的花香从胸前升腾上来。再次端详，发现另外还有小鸟眼珠般小小的红色果实、还不晓得会开放成什么形状的硬硬的花蕾以及软绵绵的花穗隐藏在花丛中。所有一切湿漉漉、水灵灵的。不知什么时候，百合的花粉飘落到了衬衫的前襟上，成了铁锈红的污渍。

以前为了节约电车费，我也曾经有好多次从打工的地方走相当于两站地的路程回家，不过抱着抱不惯的东西就让人备感疲倦。换到左手拿也好，换双手抱也好，夹到腋下也好，怎么也没法确定合适的位置，就是摆不平，始终感觉不对劲。再加上花束出乎意料地沉，手掌心不知什么时候开始一阵阵地发麻。花束可能更适合拍成照片或者作为典礼最后的点缀，但却并不适合拿着到处走——这就是我得出的结论。

沿国道铺设的人行道笔直伸向闪烁的街灯连成串的遥远前方。大型电器商店、家庭餐馆及音像租赁店的霓虹灯映照出一直下到晌午过后的雨留下的水洼。抬头望天，是满月。

每回在大楼与大楼间的缝隙前面停下脚步，或者当小酒馆的垃圾箱映入眼帘，我都险些忍不住嘀咕：“要不扔掉算了！”——得费点儿劲才能把这念头遏制住。假如把它悄悄丢在胡同深处，或者打开塑料桶的盖子使劲塞到里面去，我觉得大概就能心情舒畅，双手一下子解放了，就能快步走回家了。

“不对，不行不行！”

我这样告诉自己，摇摇头，眼睛盯着脚下继续前行。

说起来，我屋里甚至连一只花瓶也没有，也不会有家人或者女朋友对我说：“哎呀，你怎么会有这花？好漂亮！”

送我这束花的，是我打工地方的顾客。我是男式西装专卖店的售货员，那天正值打工合同终止的最后一天。不过就是一个签了一年合同的打零工的小子，只管保洁、商品的取进取出，顶多还能卷卷裤脚管，不干就不干了，对店里几乎没任何影响。店长以下的店员们甚至没一个理睬过我。在熄掉店里的灯之后，店长以极其机械的口吻说了一句“再见，辛苦了”，仅此而已。

大伙儿返回更衣室去了，剩下我独自切断正门入口的自动门电源，正准备给门上锁的时候，响起了砰砰敲玻璃的声音。

“晚上好！”

站在门外的，可以说是我唯一负责过并相熟的顾客——殡仪馆的一位科长。

“这么晚来，抱歉！这个，方便吗？”

科长脸上流露出稍显羞涩、抱歉的表情，和平时在我面前显露的一样。不同于往常的，是头一回过了打烊时间才来。还有一样，就是带着一束花。霓虹灯招牌暗了，在完全被黑暗笼罩的夜色底下，唯有被他抱在怀里的花束还包裹在光亮中。

“方便，当然。请进！”

尽管稍有些犹豫，我还是重新接通电源，打开了门。

“请到里面来。请坐在里面的沙发上稍等一会儿，我这就开灯。”

“不是……”

科长客气地站在摆满大甩卖的衬衫的小货车前面，迟迟没动。

“货品我马上给您准备好。收银机跟仓库也都还开着。”

“不是，我今天不是来买东西的。就是……”

接下来的话语，混入了花束玻璃纸的沙沙声中，我没听到。

出乎意料地，科长和花束十分相称。他虽然身高没我高，又瘦，拿花束的手法却很自然，一点也不见费劲。他身体的线条十分贴合花束的形状。看上去，花束似乎比被我拿在手里来得更要安心、舒心得多。

我之所以会负责科长，纯粹是出于偶然。为了避免妨碍正式员工完成个人指标，这里无意中形成了忌讳兼职人员一对一接待顾客的氛围。当然，我对此也心领神会。科长头一回来店里的时候，当天罕见地顾客盈门，就我一个人闲着。此后，每回一个月一次或两次来店里的时候，科长总要叫我。哪怕我正在清洁厕所或停车场的阴沟，他也要特地把我叫去；都到这份上了，正式员工们不知不觉地也就没法插手了。

科长为什么喜欢我，原因不大清楚。实在很难说还不熟练的我干得有多漂亮，再说态度更好的正式员工要多少有多少。说不定和待客技巧无关，他可能单纯只是不愿打破最初的模式而已。不管怎样，科长配我这一组合自然而然地就固定下来了。

“这个，我想着给你……”

我正要赶到开关那里，科长拦住我，递过来花束。

“啊，是要给我吗？”

“因为听说今天是最后一天。”

“是，是的。不过为什么……”

“没别的意思。就是一点儿心意，承蒙关照，表示感谢。”

“必须道谢的是我才对呀！平日里承蒙您偏爱。”

“哪里哪里。哎，别说得这么夸张，也没什么……”科长局促不安地咽下了话语。

“真的可以吗？这么漂亮的一束花！”

我一接过花束，科长就不好意思地垂下了目光，闲得无聊的双手把西装的纽扣解开又扣上。店长他们大概已经回去了，更衣室那一块寂然无声。店内昏暗，只微微潜进来一些停车场上的电灯光，挂了好几排的衬衫一点一点地沉入黑暗里。人体模型们的背影是那样的冷淡，看上去似乎早早地就堕入了梦乡。就只剩科长和我两个人了。

“下一份工作定了没有？”科长勾着头说。

“没有，其实还……”

“要是能跟你续约就好了……”

“估计不行。”

“还是希望进服装行业？”

“没有。在这里工作也只是碰巧的结果。”

“可惜了啊！遗憾。”

“我可没做什么事当得起您这样说……”

“其他还有什么想要做的事吗？”

“没，哎，这个嘛……”

一时回答不上来，我模棱两可地微微一笑。国道上行驶的车流的前灯灯光分成无数股在玻璃门外流动，展示着各种各样的颜色。挂着一溜儿布帘的试衣间一角和看样定做区，最早陷入了黑暗的那一头；绑在收银台旁的货架上送孩子用的气球，大概由于空调关了的缘故，纹丝不动地飘浮在半空中。

“真的非常感谢！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感谢的话好了……”

“不需要谢我。祝愿你的新一段人生路平安顺遂！”

“好的。”

“多亏了你，我总能买到好东西。谢谢你！保重啊！再见！”

“科长您才是，请多保重！再见！”

我把花束捧在胸前，深深鞠了一躬。抬起头时，科长的背影正朝着停在空荡荡的停车场角落里的殡仪馆营业用小货车渐行渐远。我再次朝着融入车灯光流中的小货车鞠了一躬，尽管仍旧不明白自己做了什么，能叫人赠送花束依依惜别。

那时候，我从大学辍学了，靠着不停换零工来应付一时的生活。好不容易历尽艰难困苦才进了大学，我却不过几个月就退了学。这里面虽然也有商学院的课程实在不对胃口、在交友方面受挫的成分，可最大的原因还是我父亲。叛逆期过长，发展到极限，我把父亲汇来充当学费的钱用一天时间在老虎机上花光光，第二天顺势提交了退学申请。关键问题不在退不退学，而是要让父亲吃瘪。

把对学生来说数目绝不算小的一笔学费在一天里花光用尽，是一项超乎想象的重体力劳动。吃吃喝喝买买东西或者帮助某个人都不行，作为最接近于“打水漂”的方法，我选择了老虎机。尽管如此，不知为什么，那天我把把赢。“哗啷哗啷”——代币招人恨的声响响个不停，叫人心里直发毛。我陷进了一种情绪当中，仿佛听见父亲在暗自偷笑说：“就你小子那点心思，我早看穿了！”

我在店里连续坐了十二个小时以上，终于在投入最后一个代币时，只觉得耳鸣、恶心。

同身为高中历史教师的父亲之间变得复杂的最初缘故，可以追溯到我八岁时母亲因肝癌去世那阵子。后来，两周年忌日还没过，自称新母亲的人就来了。似乎是周围的人担心一个男人家单独带孩子恐怕够呛，就给安排了相亲。这个人也是学校老师，带着一个四岁的女儿。

说实话，最令我烦恼的，既不是做出轻易就去寻找母亲替身这种事情的父亲，也不是标榜教师该有的严格的继母，而是四岁的妹妹。生平头一遭拥有了兄弟姐妹的我，对于该怎样对待这个过于幼小的活物，心里一点数也没有。

妹妹把蓬松、卷曲、量又少的头发硬生生扎起来编成极细的三股辫子，超短的牛仔裙底下穿一条起满球的白色紧身裤。由于过敏性鼻炎的缘故，她一天到晚鼻塞；一喝冰镇大麦茶立马拉肚子；全家出门旅游前的头一天晚上必定发烧。不知道为什么，她对顺序这玩意儿有一套自己的执着：关于洗澡的顺序、摆菜碟的顺序、等待幼儿园校车的顺序，等等。但凡规则被打乱一点点，她就要嚷嚷着“讨厌、讨厌、讨厌”，一边大哭。于是鼻子越发地不通了。

惹她哭的因素此外还有不计其数：我生硬的说话腔调、我期待的野生动物电视纪录片、我练习时挥动的棒球球棒、我收集的恐龙公仔……对她来说，这个世界似乎仅仅是由悲伤填满的。

妹妹有一个很宝贝的洋娃娃。一个平淡无奇、也不怎么可爱的橡胶做的洋娃娃。看样子有些年头了，失去了弹性，又瘦又细又寒碜。四肢满是污垢，脏兮兮的；毛线充当的头发硬撅撅的，还打了结；涂成蓝色的眼睛褪色了，成了斑纹状。她走到哪里都带着它。在床上，她经常握着洋娃娃的手入睡。

暑假里的一天，妹妹正在睡午觉，我看着她，连我自己也没法解释那样一个念头当时怎么会掠过我的脑海。就只是无意中突然——除此以外没有别的词汇好形容。但是那个念头却具备事先经过充分准备与推敲的、精密的轮廓与细节。正因为这样，我没有抗拒这个念头。

为免惊醒妹妹，我倍加小心地从她手里抽走洋娃娃，得手后立马飞奔出家门。为了甩掉妹妹的手指陡然一动时传递过来的那种感觉，我朝西全速狂奔。透过攥紧的指尖，感觉到洋娃娃的头跟着晃荡不止。穿过商业街，穿过天桥，穿过公园，眼前出现了铁路公司的职工宿舍。这是我所知道的最高的建筑物。

我爬上消防楼梯，从最顶层五层的楼梯平台向下俯瞰，发现地面比我想象的还要遥远得多。除了自行车停车场那一块有两三个小孩在玩耍外，没有其他人影，只听见从公园传来无休无止的蝉鸣声。洋娃娃拿斑纹状的眼珠瞪着我，对它自己接下来的遭遇一无所知。

我从楼梯平台探出身子，把洋娃娃扔下了楼。我呼吸急促，怎么也平稳不下来，汗水湿透掌心；洋娃娃却乖乖地、不发丁点儿声响地坠落下去了。

捡起来时，它损伤得没有我期待的严重。由于刚才攥得过紧，裙子被我弄皱了，还有背上沾了些尘土，就这个程度。手脚没有摔掉，脑袋也没有破裂。我帮它把裙子的褶皱抻平，把土掸掉，把头发拢顺以后，带着它回到家，帮它溜回到还在睡觉的妹妹身边。

从那以后，每回妹妹对着洋娃娃说话，跟它贴脸，或者紧紧拥抱它，我就在心里嘟囔：“那是一具尸体！”并不出声地告诉妹妹，“脑浆内脏通通摔烂了，这就是一具浑身血淋淋的尸体！”妹妹什么也没察觉，继续疼爱这尸体。

那起意想不到的事件发生在暑假结束、新学期开始不久。铁路公司职工宿舍消防楼梯五楼的楼梯平台——正好就在我扔下洋娃娃的那个地方，发生了跳楼自杀事件。

消息很快传遍了全城。自杀的是住在相邻城市的一位主妇。好像是因为受不了疾病的折磨，小宝宝被丢在楼梯平台上哇哇大哭，襁褓里夹着遗书；不，其实是被婚外恋对象给推下去的——诸如此类，任意编造的谣言满天飞，结果真相始终不明了。

尽管大人们叮嘱说绝对不能靠近职工宿舍，可同学们出于单纯的兴奋，我则出于不能对人说的自己独特的理由，无论如何遏制不住想要看一眼现场的欲望。但是等我们放学后到达现场的时候，一切已经被收拾得干干净净，哪里都看不到悲惨的痕迹。只有推测是主妇倒地的那一块地方，也就是洋娃娃坠落地点的地面，湿了一片。在消防楼梯入口的背阴处，摆放着一束花。

对，是一束花。

沿国道走着，我久违地回想起职工宿舍的消防楼梯。当时的那束花，比科长送我的寒酸多了。花的种类什么的忘记了，只记得很像是把卖剩下的几枝勉勉强强凑在一起的感觉，软趴趴地躺在那里。有一瞬间，我甚至产生了错觉：莫非这才是坠楼的主妇？

没多久，随着“自杀背后并不存在多么复杂的情况”这一点的明确，人们的兴奋劲儿迅速冷却下来，也没有一个大人禁止我们出入职工宿舍了。不久，地面干了，那束花枯了，被谁给扔掉了。

我扔下洋娃娃这件事，难道和主妇的自杀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吗？虽然还是个孩子，我却不停在思考这个问题。哪怕在朋友们完全把自杀骚动忘得一干二净之后，我仍旧没法若无其事地打职工宿舍门前经过。从学校回家的路上，我也常常特地绕远路来到消防楼梯底下，站着仰望五楼的楼梯平台，然后尝试让鞋底爬行到那个地点。我用眼睛描画洋娃娃坠楼的轨迹，变得皱巴巴的裙子上下翻飞、打结的头发在半空中蠕动的场景重现。不知不觉间洋娃娃幻作了见都没见过的、也不知道姓甚名谁的主妇的身影。明明理应对跳楼自杀是怎么回事一无所知，不知为什么，我却能够细致地描绘出那副情形。

假如我不让洋娃娃坠楼，主妇也许就用不着死了。她的死都怪我。

妹妹照旧跟洋娃娃一块儿玩。我对于背负的沉重秘密心怀恐惧，同时也产生一种获得了归自己独有的基地的心情。那里是连老爸也无法踏足的、被坚固的要塞守护着的基地。

夜深了，气温骤降。擦肩而过的人影逐渐减少，车流量却还是那么大。经过保龄球场，经过放下了卷闸门的眼科诊所和药房，经过小桥。不知从哪里传来醉鬼的奇声怪叫，在那远得多的前方回荡着电车开过的声响。

殡仪馆的营业科长所买的，跟其他顾客稍有些不一样。科长购买的西装，不是给他自己的，而是给死者的。最初听到这个解释的时候我还不太明白他的意思，不禁反问了一句：“嗯？”

“是这个地方特有的风俗习惯吧。”科长说，声音沉稳，“男人去世后，棺材里要放一套西装、衬衫和领带，放一次也没穿过的新品。”

“不是穿惯了的西装吗？”

“生前喜欢的、符合个人风格的西装由我们帮着给遗体穿上，另外再帮着准备一套抵达那边之后的替换衣服——是这样。”

“如果是女性呢？”

“我们帮着准备外出穿的干净整洁的连衣裙之类。女性这方面另外有人负责，我专门负责男式西装。”

“原来是这样。”

“不是所有的家庭都能立刻备好崭新的西装的。所以，需要由我们事先准备妥当。”科长的讲话腔调非常沉静，带着与谈论死者的语境相符的静气。

“所以，”科长接着说，“不是最新流行的也行。相反，停止生产、没法摆上店面的旧款西装，有的话感激不尽。”

“好，明白了。这样的话，我带您进仓库。这类便宜的货品有很多。”

紧接着，我险些说出“因为反正是要烧掉的西装”，慌忙咽了回去。

科长好像看穿了这一点，说道：“因为是他们启程前往跟流行时尚无缘的世界穿的西装。”

每回，我们都一起走遍宽敞的仓库的每一个角落，科长会花很长时间来挑选货品。不仅数量要达到近五十套，而且必须确保一次性购齐囊括所有体形的人的尺码。虽然整体上暗色调会多一些，但会适当夹杂亮色。尤其是领带，一个疏忽大意，就会不自觉地净偏向保险的图样，因此选择时需格外小心。有时候，科长会拿出几条，让我险些脱口而出“咦，挑这么华丽丽的图样”。不过我会马上纠正想法：是啊，年轻人也可能去世。

科长看样子对这项采买任务驾轻就熟。我在一旁看着很快就明白了这一点。例如，相似西装的价格因面料产家不同而差别相当的情况下，他会问我原因：“为什么呢？”或者在搭配稍显个性化的衬衫领带上头吃不准时，他会问我：“要是你的话选哪条？”但最终判断全部是由科长做出的。而且那永远都是正确的判断。我只需要跟在科长身后亦步亦趋，帮他拿着决定购买的货品就好。

说实在的，起初每回他来征求意见，我总是不知所措。如果是科长自己穿戴的，多少建议我都给得出。可一想到是死去的人在那个世界穿，就无法很好地勾勒出具体形象，脑海里浮现的，就只有西装被折叠好后摆放在棺中遗体脚边，继而被鲜花埋没的情形。

从某个时刻起，我决定：多余的事情一概不去想。我对自己说：不管穿这套西装的是活着的人还是死去的人，都没有多大区别，关键问题在于：总之不要妨碍科长做事。科长把西装一套一套拿在手里，逐一确认面料的手感、衬里的缝纫方式及纽扣的材质等；他还把衬衫套在西装里面查看领口是否平整，或者摊开裤子瞄一遍裤线；一次性挑选完领带后，把五十条尽数摆在桌上，通过站在远处审视整体来检查有没有遗漏的颜色。

“嗯，那么这些就拜托了！”

确定了需要购买的货品之后，我就把它们依次装进手推车里的纸板箱内。科长递过来的西装，我双手捧着接过来，郑重其事地叠放在纸板箱里，比平时在店里做得更加仔细、注意。扣纽扣也好，拂去灰尘也好，拉上防尘罩的拉链也好，都注意保持与科长轻静的声音相配的轻柔。在仓库里走了一圈仍旧没能凑够数目的情况偶尔也会发生，每当这时，“啊，原来会有这么多人要死啊”的唏嘘感慨总是挥之不去。

仓库布满尘埃，地板冰冷，从天窗照射进来的光线微弱得很。店里的喧哗与国道的噪音都传不到这里，只有两人的脚步声和手推车骨碌骨碌的响动在回荡。

科长十分清楚穿这套西装的是什么样的人，经历过怎样的儿童时代，埋头于何种工作，何其爱家人，如何接受的死亡。他全部看得透透的。穿上这套西装的人的身影，清清楚楚地映现在科长心里面。

“这样就可以了吧。你帮了我大忙了，谢谢！”

尽数顺利购齐后，科长对我露出温和的笑容。

我推着手推车把纸板箱运送到停车场上的小货车旁。它沉重得很，仿佛就是遗体本身。

在下一个路口往南拐，进入公交车道再走一会儿，前面不远就是公寓——来到这里，我蓦地发现了另一束花。它插在路口前面栏杆底下放着的一只铝制水桶内。水桶有些脏，里面的水发臭了，很浑浊。花已彻底枯萎，甚至认不出原本是不是花。水桶旁边摆放着果汁、咖啡及啤酒等的罐子，每一只都盖满尘土，被汽车尾气给熏黑了，也有瘪进去的或者生锈的。尽管没有围栏，长长的人行道却唯有那一段似乎被挖了出来，遗留在了黑暗的夜色中。

我曾经无数次走过这个路口，可却一次也没有注意到还摆放着这样的东西。看花的样子，显然已过了相当多天。我站住了，对着枯花默默凝视了一会儿。

没多久，我打定了主意。我走进旁边的便利店买了水，扔掉水桶里的东西，清洗了黏腻腻的水桶内侧，换上干净的水，然后，解开了科长送我的花束的缎带。它包得比想象的还要郑重其事。缎带底下还缠着塑料绳和橡皮筋，茎头上还裹着铝箔和浸湿的脱脂棉。玻璃纸、包装纸、塑料绳、铝箔、脱脂棉、橡皮筋——我把它们依次拆除，感到花香一点点地浓郁起来。百合抖动着雌蕊，玫瑰的花瓣沐浴着月光。一插进水桶里，它们就活像在说“终于在能够安心的地方安顿下来了”似的，舒展开了枝叶。

“幸亏没扔掉！”

我喃喃自语道。这到底不是应该丢在胡同里或者塞进垃圾箱的东西，我意识到了。

“谢谢您！”

我对着花双手合十，再一次向科长道谢。接着开始祈祷，为在这个路口去世的某个人，还有与科长挑选的西装一道启程的人们，从职工宿舍的楼顶平台跳下去的主妇，以及妹妹的洋娃娃。

（旅行团导游，二十八岁，男性/工作中）

外面鸟儿啁啾，教堂的钟声在隐隐回荡。留在井边没拿回来的锅子，锅底上闪耀着太阳光。杯子里的咖啡不知不觉放凉了，可谁也没发觉这一点。老师双手抱胸，紫菜色助手凝望着天线的头，黑痣助手半闭着眼睛。明明刚刚才邂逅，仅仅因为倾听同一台收音机，我们就感觉像是认识很久的朋友了。物理学家对我们而言就是兄弟、父亲、儿子，我们又像是一起在为这个生活在远方、鲜少能见面的人的平安而心生欢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