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身世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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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的年纪比她预想的大；或许在安排这次见面的那个不知名的官员看来，那些被收养的人在接受强制咨询时，大概会对头发灰白、体型臃肿的社工更为信任。毕竟，他们肯定需要某种形式的安慰，对于这些失去原生家庭的人而言，法院的判令与他们的生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否则他们为什么要不辞辛劳地通过官方渠道调查自己的身份？社工露出职业性的鼓励微笑。她伸出手，自我介绍道：“我是娜奥米·亨德森，您就是菲莉帕·罗斯·帕尔弗里小姐吧。抱歉，恐怕我必须先看一下您的身份证明文件。”

“菲莉帕·罗斯·帕尔弗里只是我的名字。我来是想弄清楚自己的真实身份。”菲莉帕险些脱口而出，幸好她及时地咽下了这句话，因为感觉这么装腔作势的回答似乎不利于见面顺利地展开。她此行的目的她们都心知肚明。她希望这会是一次成功的会面；希望它能够按照她的方式进行，虽然她也不是十分清楚要以怎样一种方式进行。她解开皮挎包的系扣，默默地递上护照和新考的驾照。

房间里的家具布置意在营造出一种让人放松的氛围。虽然办公桌看起来很正式，但菲莉帕一到，亨德森女士便立刻绕过办公桌，指了指矮桌两旁罩着塑料膜的两把椅子中的一把，示意她就坐。矮桌上甚至还摆了花，一个印着“波尔佩罗敬赠”字样的小小的蓝色碗状容器里盛着一束混杂的玫瑰花。这些并非花店橱窗里摆着的那种既没有香气也没有刺的花蕾，而是花园玫瑰，考尔德科特街露台花园里的那些品种：和平玫瑰、超级巨星玫瑰和艾伯丁玫瑰，这些花绽放后只剩下枯萎的花瓣和紧紧收拢的花蕾。菲莉帕好奇这些花是不是社工从自家花园里摘来的。说不定她已经退休，住在郊外，然后被返聘回来兼职这份特殊的工作。她甚至想象得出，对方穿着眼下这双布洛克鞋和这身耐磨的花呢衣服，笨拙地绕过玫瑰花坛去修剪那些是时候剔除的玫瑰花的样子。给花浇水的人未免过于殷勤，一滴乳白色的水珠仿佛一颗珍珠般停留在两片黄色的花瓣之间，桌面也有溅落的水迹。不过仿红木的桌子并不会因此沾染污渍；因为它根本不是真木头造的。玫瑰散发出一股潮湿的芬芳，但闻起来并不是很新鲜。这种简易的椅子任哪个访客也不会坐得舒坦。桌子另一头那抹激发她自信和信任的微笑，只是承蒙《一九七五儿童法案》第二十六章的恩惠。菲莉帕为自己的外表费了一番工夫，不过她一向如此，总是带着强烈的自我意识，想要展示自己，每天按照自己的想法重塑形象。今天早上这身打扮的目的是要显得一切如常，这次见面也没有令她产生特别的焦虑，或者需要特别的关照。夏日的阳光将她浓密的头发晒得褪色，浅黄色的头发甚至找不到两绺颜色完全一致的，她将头发梳过高高的额头，编成一条粗辫子。她的嘴巴很宽，上唇弯曲而有力，唇角下垂的线条十分性感，她没涂口红，但悉心地抹上了眼影，用来强调她最引人注目的特点——那双明亮、略微突出的绿色双眸。因为不愿意早到，她在路堤花园逗留了太久，最后不得不匆忙地赶过来，汗津津的蜜色肌肤闪着光泽。她穿着凉鞋和浅绿色的开领棉布衬衫，下身搭配灯芯绒裤子。与这种刻意模糊消费水平或者社会阶层的随意不同的是她像戴护身符一样戴着的饰物：细长的金表，三枚硕大的维多利亚式的戒指——一枚黄玉的、一枚光玉髓的、一枚橄榄石的，还有左肩背的意大利皮包。这种反差是她有意为之。记不得八岁生日以前的任何事，知道自己是私生女，意味着她不必面对一大堆活死人，不必虚伪地祭拜先祖，没有任何刻板的想法制约她向世人展现自己。她想表现得独一无二，给人留下聪慧的印象，看起来引人注目，甚至古怪，但绝不可能是平凡。

菲莉帕的档案摊开在亨德森女士面前，又新又干净。她隔着桌子认出了其中几样东西：橙褐相间的政府信息表，那是她从伦敦北部公民咨询局要来的文件副本，她不必担心那里有人知道她或者认识她；五周前，也就是她十八岁生日的第二天，她写给注册总署 [1] 一封信，在信里申请了查明她身份的第一份文件——申请表，及其副本。信附着签条，搁在档案的最上面，纯白的信纸衬着浅黄色的政府文件。亨德森女士用手指摸了摸。某种东西，地址，或者厚实的亚麻纸(哪怕只是副本)忽然令菲莉帕萌生了短暂的不安。也许是因为她意识到她的养父是莫里斯·帕尔弗里。鉴于莫里斯不知疲倦地自我宣传，又出版了大量社会学著作，如果一位资深社工没听过他的大名，那就怪了。她倒是好奇亨德森女士有没有读过他那本《咨询的理论与技巧：从业者指南》，如果她读过的话，莫里斯对心理发展咨询和格式塔治疗之间差异的孜孜探索，在增强委托人(“委托人”这个词在社会服务术语中真是太举足轻重了)自尊方面又给了她多大帮助呢？

亨德森小姐说：“或许，我应该先告诉你我能为你提供什么样的帮助。你很可能已经知道了其中的一些，但是我认为有必要把它说清楚。《一九七五儿童法案》针对获得出生记录的相关法律做出了重要修正。法案规定，如果被收养者有意愿，在成年后，换句话说，必须至少年满十八周岁，才可以向注册总署申请，查询能帮助他们找到原始出生记录的信息。你被收养时颁发的新出生证明，以及能把菲莉帕·罗斯·帕尔弗里这个名字和你的原始出生证明联系起来的所有信息，都被注册总署保管在机密档案中。现行的法律规定，如果你有意了解的话，注册总署必须向你公开这些相关信息。但是，《一九七五儿童法案》同时也规定，如果收养时间在1975年11月12日之前，也就是在法案通过前，被收养的孩子在获知这些信息前必须同顾问进行一次面谈。因为议会对这种回溯性的新规定存有顾虑，这么多年来，许多亲生父母放弃抚养权，将孩子送给别人收养，而收养人在收养时认为孩子亲生父母的信息将被保密。所以，今天让你过来，我们可以一起考虑一下你追查亲生父母的信息可能带来的影响，无论是对你还是对其他人而言。当然，这是你的合法权利，我们只是想以一种有益而恰当的方式为你提供你所需要的信息。面谈结束后，如果你仍然想了解这些信息的话，我可以告诉你你原来的名字、你亲生母亲的名字，或许还有你亲生父亲的名字——不过尚不确定——以及颁发收养令的法庭的名字。我还能为你提供一张申请表，你可以用来向注册总署申请一份你的原始出生证明复印件。”

这些话她以前说过，因为她说得未免太熟练了。

菲莉帕说：“出生证明的收费标准是两英镑五十便士。这个价格倒是很便宜。这些我都知道。那本橙褐相间的小册子里都写了。”

“你都了解就好。能不能告诉我，你是什么时候决定追查自己的出生记录的？我看你刚满十八周岁就立即提出申请了。是临时起意呢，还是考虑过一段时间了？”

“《一九七五儿童法案》通过时我就决定了。当时我十五岁，正在准备普通水准考试。那个时候我并没有想太多，只是下定决心，一满法定年龄就立即提出申请。”

“你有跟你的养父母聊过这些吗？”

“没有。我们家人不太爱谈心。”

亨德森小姐没再继续这个话题。

“那么，你究竟有什么打算？你只是想知道亲生父母是谁呢，还是希望找到他们？”

“我想知道自己是谁。仅仅停留在找到出生证明上的两个名字，对我而言没有什么意义。说不定那上面甚至没有两个名字。我知道自己是私生女。调查可能一无所获。我知道我妈妈死了，我找不到她，可能永远也找不到我爸爸。但是，如果我能查出我亲生母亲的身份，或许能找到关于他的线索。他有可能也死了，不过我并不这么认为。冥冥之中，我总感觉他还活着。”

通常，她的幻想或多或少源自现实。可是，这一个与众不同，不合时宜，荒谬至极，然而又令她无法自拔，仿佛某种古老信仰的宗教仪式，既透着熟悉和荒诞，某种程度上又见证了本质上的真实。她已经记不得当初为什么要将想象的场景设定在十九世纪，以及，即便生于一九六〇年的她很快就意识到这种想象是无稽之谈，为什么还一直放纵自己沉浸其中。她的母亲身材苗条，打扮成维多利亚时代客厅女侍的模样，金色的头发朝上梳，隐没在系着两根英格兰刺绣飘带的抓褶帽下，幽灵似的倚靠着玫瑰花园的高大树篱。在喷泉的水汽下，她的父亲身穿全套的晚礼服，大步流星地穿过宽阔的步行道。草坪坡地浸润在柔和的夕阳中，闪着孔雀羽毛般的微光。两个身影重叠在一起，黑色的头颅俯向金色的头颅。

“亲爱的，我亲爱的。我不能让你走。嫁给我。”

“不。你知道我不能。”

临睡前，重温她最喜欢的场景已经成为一种习惯。睡意伴着玫瑰花瓣降临。在最初的梦境中，她的父亲穿着一身猩红镶金的制服，胸前饰有缎带，腰间佩着一把当啷作响的宝剑。随着她渐渐长大，她删改了这些令人难堪的装饰。想象中的士兵、纵狗打猎的无畏骑士最后演变成了贵族学者。不过，核心的要素始终未变。

一滴水珠顺着黄色玫瑰的花瓣滑落。她失神地盯着水珠，希望它别滴下来。菲莉帕的思绪不知飘去了哪里，听不见亨德森小姐在说些什么。她努力拉回注意力。眼前的社工正在询问她养父母的情况。

“你妈妈呢，她是做什么的？”

“我养母会做饭。”

“你是说她是个厨子？”社工似乎意识到这句话可能暗示着某种贬损意味，于是改口道，“她是位职业厨师吗？”

“她只为她的丈夫、客人们还有我做饭。少年法庭的治安法官才是她的本职工作，不过，我觉得她干这份工作只是为了取悦我养父。因为我养父认为女人应该有一份工作，当然了，前提是不妨碍他舒适的生活。不过，烹饪才是她的兴趣所在。她的厨艺够格当职业厨师，虽然除了夜校，她并没接受过什么正规的指导。他俩结婚前，她曾是我爸的秘书。我的意思是，烹饪是她的兴趣、她的爱好。”

“哦，这对你父亲和你来说是好事啊。”

大概这种轻松的口吻可以让她在无形中放松紧张的神经。菲莉帕目不转睛地盯着社工，竭力从她的话中汲取勇气。

“是啊，我养父和我，我们俩都嘴馋。我们吃得特别多，却不长胖。”

她觉得，这一点隐含了对生活的某种态度，对于美食他们心怀感激，但并不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往嘴里塞；或许这更让他们相信人可以沉迷于享乐，却不必为此付出代价。不同于性，贪食不用对自己之外的任何人负责，也不会对自己之外的任何人造成伤害。她常常从鉴赏美食和美酒中获得慰藉。至少，这一点不是从他身上学来的。即使是莫里斯，这个坚信不疑的环境保护论者，也不能说鉴赏红酒的能力很容易习得。在学习品酒的过程中，发现自己拥有灵敏的味觉，再次证明了她遗传的品位。她回想起十七岁生日那天，面前的桌子上摆了三瓶酒，商标都被遮住。她想不起希尔达在不在场。照理说她不会缺席一场家庭生日晚餐，但是记忆里只有她和莫里斯单独庆祝。他说：“现在，告诉我你更喜欢哪瓶。忘掉五颜六色的杂志增刊里那些漂亮话，我要你说出你的想法。”

她又依次尝了一遍，直视他挑战的眼神，把酒含在嘴里品味。每品一种都要用水漱口，她猜这是正确的做法。

“这瓶。”

“为什么？”

“不知道。我就是最喜欢这瓶。”

但是，他想要的是一个更深思熟虑的判断。她补充道：“也许是因为我无法从气味和口感来区分它的味道。它们不是独立的感受，而是一种整体的愉悦感。”

她选出了正确的答案。答案总有正确和错误之分。她又成功地通过了一次测试，再次赢得了他的赞赏。他无法彻底地厌弃她，不能把她退回去；她心知肚明。收养令无法撤销。更重要的是，她证明了他的选择没错，他的钱花得不冤枉。希尔达常常在厨房里忙活好几个小时，为他们准备餐食，自己却吃得很少，喝得也很少。她会坐在旁边，忧心地盯着他们狼吞虎咽。她给予，他们索取。有种几近夸张的心理学平衡。

亨德森小姐问：“你怨他们收养你吗？”

“不，我很感激他们。我是幸运的。如果换作一个贫穷家庭，我过得不会好。”

“哪怕他们是不爱你的？”

“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爱我。我又不是特别招人喜欢。”

她适应不了贫穷家庭的生活，至少这一点她可以确定。无论哪对养父母，她都相处不了。各种气味：她自己的排泄物，小餐馆外腐烂的垃圾，坐在妈妈大腿上、裹着脏衣服的幼童因为公交车的颠簸紧贴着她……这些都会引发一瞬间的恐慌，这无关厌恶。记忆仿佛探照灯般扫过自我迷失的角落，清晰地照亮了种种场景，如儿童漫画般浓艳的色彩，如砖石般坚硬的线条，那些隐藏在黑暗废墟中数月不被记起的场景，并不像其他儿时的记忆那样根植于时间与空间中，也并非源自爱。

“你爱他们吗，你的养父母？”

她沉思了一会儿。爱，这个语言中最常用，同时也是最被贬低的词。海洛薇兹和阿伯拉尔。罗切斯特和简·爱。爱玛和奈特利先生。安娜和渥伦斯基 [2] 。即使在异性恋狭隘的含义中，你希望它是什么意思，它就是什么意思。

“不。我也不觉得他们爱我。不过，总体而言，我们彼此适合。我想，比起同那些你爱却不适合的人一起生活，这样更方便。”

“我明白，这有可能。关于你的收养，你知道多少？又了解多少关于你亲生父母的情况？”

“我想差不多就是我养母告诉我的那些吧。莫里斯从来不聊这个话题。我养父是一位大学讲师，同时也是一位社会学家。他叫莫里斯·帕尔弗里，是一位能用英文写作的社会学家。他的第一任妻子和他们的儿子死于一场车祸，当时那个男孩才三岁。车祸发生时是他妻子开的车。九个月后，他娶了我的养母。后来，他们发现她不能生孩子，于是找到了我。当时我正等待被收养，他们收养了我，六个月后向郡法院申请了收养令。收养是私下安排的，如果参照您所说的新法案，显然不合法。我不明白为什么不行。在我看来，这种做法非常明智。我当然没什么可抱怨的。”

“对于成千上万的孩子和他们的养父母而言，这种方法很奏效，但也有弊端。我们不想回到过去，那时候弃婴们成排地躺在保育院的婴儿床里，等着养父母来挑走他们最喜欢的一个。”

“我不明白为什么不行。这似乎是唯一合乎情理的方式，只要孩子们还小，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就像你挑小狗或者小猫时一样。我想，你要先喜欢一个孩子，觉得那是你想养育、能慢慢爱上的孩子才行。如果我要收养孩子的话——虽然我绝对不会，我最不愿意的就是收养一个由社工帮我选择的孩子。万一我们不喜欢彼此，只能等到社会服务部门认为我是那种神经质、收养孩子是为了个人满足感的任性女人时才能取消收养令，否则我就不能把孩子退回去。可是，收养一个孩子还能出于别的什么原因呢？”

“或许，是为了给孩子一个更好的机会。”

“给孩子一个更好的机会，从而获得个人满足，您是这个意思吗？都是一回事。”

亨德森小姐当然不会费心驳斥这种歪理邪说。社会工作理论不会出错。毕竟，它的实践者是一群无信仰的现代教徒。她只是笑了笑，继续问：“他们跟你提过你的身世吗？”

“在维尔特郡一幢帕拉第奥式 [3] 的宅邸中长大。我猜我母亲是那里的一位女佣，后来怀孕了。她生下我后，没多久就死了，所以没人知道我父亲是谁。但是，显然他不是那儿的仆人；因为她没法在仆人房里保守这个特殊的秘密。我猜他一定是那家的客人。关于八岁之前的生活，我只清楚地记得两件事：一是彭宁顿的玫瑰花园；二是图书馆。我觉得，我父亲，我是指我的亲生父亲，和我一起在那儿住过。也许是彭宁顿的某个管家在我养父的第一任妻子去世后，让他知道了我的存在。我的养父从来不谈这件事。这些都是我从养母口中得知的。我猜莫里斯之所以收养我，是因为我是个女孩。除非是他的亲生儿子，否则他不会让一个男孩继承他的姓。儿子得是他亲生的，这一点对他来说至关重要。”

“这可以理解，不是吗？”

“当然了。这也是我来这儿的原因。对我而言，知道我亲生父母是谁也很重要。”

“嗯，姑且说你认为这很重要。”

她瞟了一眼档案，沙沙地翻动着纸页。

“这么说来，你是一九六九年一月七月被收养的。你当时八岁，已经很大了。”

“我猜，他们认为这样比收养一个需要起夜照顾的小婴儿好。而且，我的养父也能看出我很健康，体格不错，也不傻。不像收养一个婴儿那么冒险。虽然有严格的体检，但是人永远无法百分百地确信，反正智力方面是如此。他接受不了自己收养了一个傻孩子。”

“这是他告诉你的？”

“不是，这是我自己想出来的。”

不过，有一点她可以确定，那就是她来自彭宁顿。某段儿时的记忆甚至比玫瑰花园更清晰：莱恩图书馆。她记得她曾站在装饰着花环和小天使的生机盎然的十七世纪石膏天花板下，目光扫过散落在各个架子上的格林林·吉本斯雕刻品，书架上的鲁比里阿克半身像、荷马、但丁、莎士比亚和弥尔顿，凝望着巨大的房间。记忆中，她站在巨大的书架旁，读着一本书。那本书重得她几乎捧不住。她甚至依稀记得手腕的酸痛和害怕书掉下去的担心。她敢肯定当时她的亲生父亲和她在一起，她还为他大声朗读了那本书。她十分肯定自己来自彭宁顿，有时候她甚至更乐意相信伯爵就是她的亲生父亲。不过，这种白日梦令人难以接受，于是她放弃了这种幻想，回归了最初的想象：她的亲生父亲是一位来拜访的贵族。因为如果伯爵同某个仆人生了孩子的话，他肯定知道，毫无疑问，他一定不会彻底地弃之不顾，更不会十八年对她不闻不问。她再没回过那幢宅子，阿拉伯人买下了它，那里成了她再也不会回去的伊斯兰城堡。十二岁那年，她在威斯敏斯特图书馆查阅一本关于彭宁顿的书时，曾读过一篇介绍那间图书馆的文章。书中还附了一张照片。那张照片令她的心颇感震动。记忆中的一切都吻合了，石膏天花板、格林林·吉本斯雕刻品、半身像。然而，她的记忆在那一刻之前就有了。所以，那个站在书架旁捧着书、手腕酸痛的孩子必然存在过。

这次辅导的其余内容她丝毫没听进去。如果这是强制进行的流程，她认为亨德森小姐的工作做得非常出色。但是，对她而言，这不过是走个过场，是立法者们用以宽慰良心的一种方式。没有什么意见能够动摇她寻找亲生父亲的决心。他们的见面，无论拖多久，对他而言怎么可能是多余的呢？她不会两手空空地去见他。剑桥大学的奖学金是她带给他的见面礼。

她将思绪拉回现实：“我不明白这种强制辅导有什么意义。你是打算劝我不要寻找自己的亲生父亲吗？我们的立法者要么认为我有了解的权利，要么认为我没有。他们给了我这种权利，同时又试图劝我放弃它，即便对国会而言，也太令人混乱了。莫非他们对这种有追溯效力的立法问心有愧？”

“国会希望被收养人慎重考虑他们的决定所产生的影响，他们的一举一动对他们自己、他们的养父母和他们的亲生父母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已经考虑过了。我母亲死了，所以这对她不会有什么影响。我也没打算让我父亲难堪。我想知道他是谁，或者他是不是也死了。就这样。如果他还活着，我想见见他，但是我没打算突然冲进他的家庭聚会，当众宣布我是他的私生女。而且，我也搞不懂这些跟我的养父母有什么关系。”

“先跟你的养父母谈论一下，会不会更明智、更妥善一些？”

“有什么可讨论的？律法赋予我权利。我只是在行使我的权利。”

那天晚上，菲莉帕在家里回想整个辅导过程，她已然记不清当她拿到自己想要的信息时那一瞬间的情景。她想那个社工一定说过些什么，例如“那么，这就是你在寻找的真相”，这对于亨德森小姐而言未免太做作、太夸张了，不符合她客观的职业精神。但是，她肯定说过些什么，又或者她只是一声不吭地从卷宗中抽出注册总署的证明递给她？

不管怎样，这东西最终到了她手里。她难以置信地盯着它看，脑海中的第一反应是这其中肯定有一些官僚主义造成的混乱。表格上有两个名字，不是一个。上面显示她的亲生父母名叫马丁·约翰·达克顿和玛丽·达克顿。她低声念着这几个单词。两个名字对她而言毫无意义，勾不起任何回忆，唤不起任何完整感，或者某些被遗忘的认知在听到某个词后被激活的感觉。接着，她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她恍然大悟，甚至没意识到自己喊了出来：“我猜他们一发现我母亲怀孕就把她嫁出去了。很可能嫁给了共事的男仆。在彭宁顿，这种策略性的安排肯定每一代都不少见。但是，我没想到我母亲死前已经安排了我的收养。她一定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想保证我能过得好才这么做的。当然，如果我出生前她就结婚了，那么她的丈夫就会被登记成我的父亲。这样，名义上我就是婚生子。她有丈夫这一点对我而言很有用。马丁·达克顿在同意结婚前一定已经知道她怀孕了。或许，她临死前还向他透露了我亲生父亲的身份。显然，下一步是要找到马丁·达克顿。”

她拿起挎包，伸出手同社工告别。亨德森小姐临别前的嘱托她只听进去一半，像是未来她愿意继续为她提供任何帮助，再次建议菲莉帕和养父母商量一下她的打算，并温和地叮嘱她应该通过中间人寻找亲生父亲。其中的某些话触动了她。

“我们都需要依靠想象生活。有时候，放弃这些想象特别痛苦，那不是令人激动又新鲜的重生，而是一种死亡。”

她们握了握手，菲莉帕这才第一次饶有兴致地盯着她的脸，也是第一次把对方当作一个女人看待，并从她的脸上捕捉到一种一闪即逝的神情，要不是她已彻底地领悟其中的深意，或许会误以为那是一种同情。

2

一九七八年七月四日傍晚，菲莉帕将申请表和支票寄往注册总署，像之前一样，随信还附上了一只贴好邮票、写好地址的信封。虽然莫斯里和希尔达对她的私人信件不感兴趣，但是她也不愿冒着信箱中出现一封带着官方标志的回信的风险。接下来的几天，她一直处于一种难以抑制的兴奋中，大多数时候她都待在室外，免得坐立难安的焦躁情绪令希尔达生疑。她围着圣詹姆斯公园的湖泊徘徊，双手插在夹克的口袋里，心里推算着出生证明寄达的时间。虽然政府部门出了名的效率低，但是这件事实在不费什么劲儿。他们只需要核对一下记录，而且也不存在同时应付一大堆申请的状况，毕竟法案一九七五年就通过了。

一周后的星期二，也就是七月十一日，菲莉帕发现门垫上躺着一只眼熟的信封。她迅速拿回自己的房间，路过楼梯时大声告诉莫里斯没有他的邮件。她拿着信走到窗户旁，就好像她的视力突然下降，得站在更亮堂的地方才能看清似的。崭新、干净的出生证明相比之前提供给她的那张简易表格正式许多，作为被收养人，又时隔这么久，这张出生证明乍看上去似乎同她没有任何关系。证明记录了一个名叫罗斯·达克顿的女婴出生于一九六〇年五月二十二日埃塞克斯郡赛文金丝班克夫特园街41号。父亲马丁·约翰·达克顿是位职员，母亲玛丽·达克顿是家庭主妇。

这么说，他们在她出生前就搬离了彭宁顿。这可能并没有那么出人意料。只是没想到他们竟然搬到了距离威尔特郡那么远的地方。也许他们想完全摆脱过去的生活，摆脱那些闲言碎语和回忆。说不定有人帮他在埃塞克斯郡安排了一份工作，又或者那里是他的家乡。她很好奇这个虚伪的男人，这个名义上的父亲究竟是什么模样，有没有善待她的母亲。但愿她能喜欢他，或者至少尊敬他。他可能还住在班克夫特园街41号，或许又娶了一位妻子，也有了自己的孩子。十年的时间并不算很长。菲莉帕用自己房间里的分机给利物浦街火车站打了个电话。赛文金丝隶属于东部郊区线路，高峰时段的发车间隔只有十分钟。她没吃早餐就出门了。如果时间充裕的话，她会在火车站喝杯咖啡。

九点二十五分从利物浦街火车站出发的那班火车没什么人坐。一方面是因为火车的行驶方向刚好同早高峰相反，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个时间未免太早了。她坐在角落里，眼睛随着疾驰的火车沿着东郊线穿过扩张的城市；黑乎乎的砖头构成了一排排了无生气的房子，修补过的屋顶支出一团团乱糟糟的电视天线；冰冷的细雨打湿了高层公寓，透出一派脏污的景象；有个院子里堆满了砸扁的汽车，仿佛郊区墓地中排列整齐的十字架；油漆厂；一堆煤气罐；粗砂和煤炭成堆地堆积在轨道旁；荒草丛生的废墟；一条倾斜的绿色堤岸向上延伸至乡间花丛，玫瑰和蜀葵中散落着晾衣绳、工具房和孩子们的秋千。东郊，还有那些动听却名不副实的名字——马里兰、福里斯特盖特、曼诺公园，对她而言都极其陌生，过去的十年间她既未涉足也鲜少关注，仿佛格拉斯哥远郊和纽约一样遥不可及。白教堂路附近还有几个保存完好的乔治王朝时代的街区，那里的高楼和工业废地之间自发形成了几个文化和先锋时尚聚集地，虽然她学校的朋友中没人住在贝斯纳尔格林区东部，但据说几个她从未拜访过的朋友在那里有房子。然而，当火车穿过这片肮脏、杂乱的市区时，某些休眠的记忆渐渐苏醒，陌生中透着熟悉，虽然同样荒凉、暗淡，却又独一无二。显然并不是因为她此前曾来过这里。大概只是因为眼前一闪而过的景象和她预想的一样枯燥无味，同每座大城市的近郊别无二致，那些被遗忘的描述、旧照片、报纸和电影片段重新浮现在她的脑海中，产生了这种认同感。或许每个人都曾来过这样的地方。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片无人地带。

赛文金丝火车站没有出租车。菲莉帕询问检票员如何去往班克夫特园街。对方告诉她沿着主街走，教堂巷左转，右手边的第一个路口就是。主街的一侧是铁道，另一侧则是一些楼上是公寓的小店铺，自助洗衣店、报刊亭、蔬果店，还有一间收款台已经排起长队的超市。

某个场景生动地重现，那种气味、声音和记忆中的痛苦令她无法相信这一切不过是她的想象。记忆中一个女人推着婴儿车走过这样的一条街。而她差不多只是个刚学走路的小童，抓着婴儿车的扶手，磕磕绊绊地走在旁边。闪着斑驳光影的石子路在婴儿车的车轮下蜿蜒，车轮越转越快。她紧抓着湿热的金属扶手，心里极其害怕一旦抓不住就会被抛下，会被亮红色的公交车驱赶、碾压。紧接着是大声的咒骂，还有甩在她脸上的巴掌，险些把她的胳膊拽脱臼的那一把猛拉，那个女人的手帮她再次抓紧婴儿车的扶手。她叫那个女人阿姨。梅阿姨。太不可思议了，她竟然还能记起这个名字。婴儿车里的孩子戴着一顶红色的羊毛帽。脸上挂着鼻涕和巧克力渣。她想起自己恨那个孩子。当时一定是冬天。主街沐浴着刺眼的光，蔬果店的摊位上方挂着一串彩色灯泡。女人停下来买鱼。她想起那块案板，案板上从红眼鲱鱼身上脱落的白花花的鱼鳞，还有腌鱼散发的油腻气味。有可能就是这条街，只是眼下这里没有鱼贩子了。菲莉帕低头看了一眼因雨水而显得斑驳的石子路。这就是那条她曾心怀恐惧蹒跚走过的石子路吗？又或者，这条街连同铁道旁的景象只是想象中的另一个场景？

从主街拐进教堂巷仿佛从单调的商业郊区跨进了林荫深处隐秘而舒适的生活区。狭窄的街道旁种着低垂的梧桐树。也许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这确实是一条通往古老乡村教堂的小巷子，而教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轰炸中早已不复存在。远远地，一个矮小的尖顶映入她的眼帘，看着像是用人造石板建造的，而这座建筑物却有些令人困惑，尖顶上插的是风向标，而不是十字架。

终于，菲莉帕找到了班克夫特园街。街道两旁是一模一样的半独立式住宅，一直延伸到视线之外，每栋房子的侧面都铺了一条小路。这些房子，她想到，或许从建筑结构的角度看没有任何区别，但至少透露出一股人情味。前门和栅栏都拆掉了，前花园围着低矮的砖墙。方形的前飘窗呈角塔状，远看是一派体面景象。然而，居民的不同个性打破了建筑的统一性。每家的前花园都不一样，有的种着大片的夏季花朵，有的铺着精心修剪的草坪，有的则在石板路旁放着栽了天竺葵和常春藤的花盆。

当菲莉帕找到41号时，她呆立在门口。这幢房子透露出一股古怪而花哨的庆典意味，与左邻右舍格格不入。黄色的伦敦砖被刷成亮红色，白色的勾缝勾勒出房子的轮廓。看起来就像是用大积木搭建的。红蓝相间的飘窗窗框。窗前挂着的松垮网状窗帘上系着缎面蝴蝶结。前门换成了不透明的玻璃门，也被刷成了亮黄色。花园中有一片人造玻璃池塘，三个握着钓鱼竿的小矮人坐在池塘周围的人造石上傻笑。

菲莉帕按下门铃，叮当的铃声一响，她已经预感到房子里没有人。主人很可能在上班。她又试了一次，依旧没人应门。菲莉帕忍住偷看信箱的冲动，决定去隔壁打听一下。至少他们能告诉她达克顿一家是不是还住在41号，或者他搬去了哪里。邻居家没有门铃，门环敲在门上的声响十分刺耳，听起来很生硬。没人应门。她等了整整一分钟，正打算再敲一次时，门里传来了慢吞吞的脚步声。门打开一条缝，门链还闩着，她瞥见一个穿着围裙、戴着发网的老妇人神情不善地盯着她，似乎在她看来一大清早的不速之客只预示着不吉利。菲莉帕说：“对不起，打扰您了，不知道能否请您帮个忙。我在找一位名叫马丁·达克顿的先生，十年前他住在隔壁。我刚刚去敲门，隔壁没人，我想您或许能帮我。”

老妇人什么也没说，呆愣在原地，一只晒得黑黝黝的手仍然勾着门链，露出来的那只眼睛茫然地盯着菲莉帕的脸。这时，又传来一阵脚步声，步伐更沉，却还是慢吞吞的。一个男人问：“谁啊，妈？怎么了？”

“是个姑娘，她要找马丁·达克顿。”

老妇人的嗓音很轻，嘶嘶作响，带着一种惊讶和愤怒。男人胖乎乎的手松开了门链，在儿子的衬托下，老妇人一下子变得很矮小。妇人的儿子穿着休闲裤和背心，趿拉着红色的地毯拖鞋。菲莉帕猜他可能是个公交车司机或者售票员，今天刚好轮到他休息。真不该这时候打扰他们。她满怀歉意地说：“实在抱歉打扰二位，我在找一位名叫马丁·达克顿的先生。他之前住在隔壁。我想您大概知道他的下落？”

“达克顿？他死了，不是吗？快九年了。死在旺兹沃思监狱里了。”

“监狱？”

“不然还能死在哪儿？该死的杀人犯。他强奸了那个孩子，然后和他老婆一起把她勒死了。你和他什么关系？你是记者还是什么人？”

“没什么关系。肯定是另一个达克顿。也许是我搞错了。”

“你很可能被人骗了。他确实是达克顿。马丁·达克顿。她是玛丽·达克顿。而且仍然是。”

“这么说，她还活着？”

“据我所知是的，而且很快就要出来了，这不奇怪。事情过去快十年了。不过，她回不了隔壁。达克顿一家搬走后，隔壁先后住过四家人。那房子一直卖不上价。半年前被一对年轻夫妇买走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死过孩子的房子。当时那孩子就死在楼上的前厅里。”

他朝41号点了点头，眼睛从始至终没看过菲莉帕的脸。老妇人突然开口：“他们应该被吊死。”

菲莉帕大吃一惊，下意识地说：“绞死。那个词叫绞死。他们应该被绞死。”

“没错儿。”男人说。

他转过头问他母亲。

“他们把孩子埋在埃平森林了，是吧？他们是这么对她的吧，妈？把她埋在埃平森林。她才十二岁。你还记得吧，妈？”

老妇人或许是个聋子。他最后那句话根本是不耐烦的叫嚷。妇人没回答，只是盯着菲莉帕，说道：“她叫朱莉·斯凯思。我想起来了。他们杀了朱莉·斯凯思。但是没等他们逃到森林就落网了。警察逮捕他们时，在汽车的后备厢里找到了那孩子的尸体。朱莉·斯凯思。”

菲莉帕动了动僵硬的嘴唇，艰难地开口：“他们有孩子吗？您认识他们吗？”

“不认识。当时我们不住这儿。他们入狱后，我们才从罗姆福搬来。听说他俩有个孩子，一个女孩，是吧，被人收养了。对那个可怜的小不点来说，这是最好的安排。”

菲莉帕说：“那就不是同一个达克顿了。我要找的达克顿没有孩子。我搞错了地址。不好意思，打扰您了。”

她辞别母子俩，沿着路往回走。两条肿胀、沉重的腿好像注了铅似的，仿佛同她身体的其他部分没有任何关系，只是拖着她向前走。她低头盯着石子路，像个接受测试的醉汉一样把石子当成指引。她猜老妇人和她的儿子一定还看着她，于是走了大概二十米后，她转过身，冷冷地盯着他们。二人立即消失了。

现在，独自站在空荡荡的街上，不再受到监视，菲莉帕发现自己一步也走不动了。她伸出手，摸索到离她最近的花园的砖墙，扶着墙慢慢坐下来。她觉得头晕，还有一点恶心，心脏剧烈地收缩，像颗炽热的球般狂跳。然而，她决不能在这里晕倒，决不能晕倒在这条街上。无论如何，她一定要回到火车站。她低下头，垂在双膝之间，感觉血液又砰砰地流回到前额。头没有那么晕了，但是恶心的感觉更加强烈。她再次站起身，闭上眼睛，不再看那些似乎在摇晃的房子，深吸了几口带着花香的空气。然后，她睁开眼睛，努力将注意力集中在那些她能触摸和感受的东西上。她的手指划过粗糙的墙壁。墙上曾装过铁栏杆。她摸得出水泥粗疏的纹理，想必是用来填充空洞的，那里就是砖墙曾打过孔的地方。或许，那些栏杆在战争期间被拆走，回炉炼成了武器。菲莉帕目不转睛地盯着脚下的石子路。石子沐浴着阳光，化成无数的小光点闪烁，仿佛钻石一般明亮。花粉从花园吹到了这里，还有一片无精打采的玫瑰花瓣像一滴血般躺在路上。这条普通的石子路如此不同，在她灼灼目光下闪闪发光。眼前这些东西至少是真实的，她也真实存在，虽然愈加不堪一击，也比不上砖石结实、耐久，但依然存在，看得见，有自己的身份。如果有人经过这里，一定看得见她。

隔壁第二栋房子走出一个年轻女人，推着一辆婴儿车朝她的方向走来，一个稍大一点的孩子抓着婴儿车的扶手跌跌撞撞地跟在她身旁。女人瞥了菲莉帕一眼，孩子拖着脚步路过，又转过头，瞪着大眼睛漫不经心地看着她。他松开了婴儿车的扶手，菲莉帕挣扎着站起来，朝他伸出手，像是在提醒又像是恳求他。这时，他妈妈停下脚步叫了他一声，孩子朝妈妈奔去，再次抓紧婴儿车的扶手。

菲莉帕注视着他们拐进主街。是时候离开这里了。她不能一整天都依靠着这面墙，把它当成避难所，仿佛它是这变化莫测的世界中唯一可靠的现实。班扬 [4] 的话浮现在她的脑海中，接着她发现自己大声地念了出来：“有些人希望下一步就能通往家门，这样他们或许就不必再翻山越岭；不过路就是路，终会有尽头。”

她不明白这句话为什么能安慰她。她不怎么喜欢班扬，也不明白为什么在她失望、痛苦又恐惧的时候会突然想起这段话。只是在回火车站的路上，她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它，仿佛这段话有自己的意识，就像她正走着的这条路一样永恒、坚实。“路就是路，终会有尽头。”

3

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莫里斯·帕尔弗里都待在大学的办公室里工作。自他被任命为高级讲师起，社会学受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乐观主义和世俗主义浪潮的影响迅速扩张，占领了学校位于布鲁姆斯伯里广场一幢十八世纪后期的宜人房屋。他同东方文化学院共享这栋办公楼，这栋楼毫不显眼却访客众多。他们大多身材矮小、皮肤黝黑，戴着眼镜的男人和披着纱丽的女人每天络绎不绝地穿过前门，隐没于神秘的寂静中。他似乎总在狭窄的楼梯上遇见他们；对方会后退一步，颔首，眯着眼睛微笑；但是很少听见他们嘎吱作响的脚步声。莫里斯感觉这栋房子里到处是秘密和小心翼翼的忙碌。

他的办公室曾是一楼会客厅雅致的一部分，透过三扇高大的窗户和锻铁阳台能够俯视整个广场花园，然而现在这间办公室被隔出一块留给他的秘书用。雅致的平衡被打破了。室内有着精雕细琢的壁炉架，此前一直挂在彭宁顿办公室的乔治·莫兰的油画眼下被他安置在壁炉架上方，还有两把摄政时期的椅子，看起来既做作又虚假。他认为有必要跟来访者解释，他没有用仿品装饰这间办公室。可惜解释收效甚微。他的秘书必须从他的办公室穿过，才能进入自己的办公室，打字机咔哒咔哒的声响穿透薄薄的隔墙，成了他会客时令人恼火的伴奏，他不得不命令莫莉在他接待客人时停止工作。一旦想到坐在隔壁的秘书正无所事事地怒视着打字机，他就很难在会面中集中注意力。没有效率的实用性毁掉了雅致和美观。海伦娜第一次参观这间办公室时，只是说了一句“我不喜欢这个构造”，然后再也没来过。而希尔达从未留意或者在乎过这间办公室的格局，他们结婚后她就离开了社会学系，并且再也没有造访过这里。

同海伦娜结婚后，他就养成了不在家工作的习惯，当时她买下了科尔德科特特勒斯街68号。他俩曾像两个探险的孩子一样，牵着手穿过一间间空旷的房间，卷起百叶窗，让阳光洒在未打磨的地板上，形成一小片、一小片的光圈，他们一起确定了未来的生活。海伦娜明确要求他不能把工作带回家。他提出要一间书房，她回答房子太小了，整个顶层要留作婴儿室和保姆房。显然，她已经准备好在钟点工的帮助下洗衣、做饭，但是不打算自己照顾孩子。她列举了他们必需的空间，客厅、餐厅、两间卧室和备用卧室。彭宁顿从未有过书房，所以他的提议在她看来十分古怪。而那儿更不可能有一间图书馆。她从小在彭宁顿的莱恩图书馆长大，对她来说任何私人图书馆不过是人们用来存书的地方。

现在，他早就摆脱了悲伤——他的一些同事曾准确地描述这种痛苦的心理过程，就是摆脱那种屈辱和烦恼——又陷入了一种道德怪圈，毫无顾忌地成了父亲，却因堕胎的念头而感觉感情遭到了践踏。他想起她跟他提起那个孩子时，二人之间的对话。他问：“你打算怎么办，堕胎吗？”

“当然不是。别这么保守，亲爱的。”

“堕胎很危险，令人反感、不快，甚至是不道德的。我不明白你怎么会认为我保守。”

“说来说去就是这些。你究竟为什么觉得我会堕胎？”

“你可能觉得那孩子是个麻烦。”

“我的老保姆是个麻烦，我父亲也一样。可是我没把他们全杀了。”

“那你想怎么办？”

“当然是嫁给你啦。你单身，不是吗？你不会在哪儿偷藏了一个太太吧？”

“不，我没有太太。但是，亲爱的，你不会想嫁给我的。”

“我从来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我唯一能确定的是自己不想要什么。但是，我认为我们最好能结婚。”

这是最寻常，也是最不加掩饰的欺骗，而他是最容易上当受骗的受害者。然而，这是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坠入爱河，他现在意识到在当时那种状态下他无法清晰地思考。诗人称爱是一种疯狂，无疑是对的。他的爱的确算得上一种疯狂，他的思考过程，对客观现实的洞察力，甚至他的生命、胃口、消化和睡眠都受到了干扰。难怪他压根没怀疑过，当初在佩鲁贾的短暂休假中，她是如何三两下就勾搭上了他，第一次隔着餐桌朝他暗送秋波后没多久就把他拐上了床。

诚如她所言，她只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在他看来，她的需要都不过分，她的不需要同样充斥着强烈的欲望。令他惊讶的是，他们那么快就在科尔德科特特勒斯街找好了房子。伦敦的所有辖区都令她难以忍受。汉普斯特德太新潮，梅费尔区太昂贵，贝斯沃特太粗野，贝尔格莱维亚区太精明。与此同时，她不接受抵押贷款，这也限制了他们的选择范围。即便他列举了税款减免的诸多好处也无济于事。十九世纪曾有位伯爵抵押了彭宁顿，拖累了继承人，令他们窘迫不已。在她看来，抵押贷款是一种世俗的举动。最终，他们搬进了皮姆利科的科尔德科特特勒斯街，在那里度过的四年是他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无论她送给他的这份礼物多么随意。她的死，奥兰多的死，令他彻底体会了痛苦的滋味。他庆幸当时的无知让他有机会体味最初那几个月的悲痛。直到他和希尔达结婚两年后，二人因为一直没能怀孕寻求医疗诊断时，他才知道了真相——他永远也无法孕育一个孩子。现在对他而言，那段哀悼一个不存在的女人和一个不是他亲生的孩子的时光，就像一笔偿清的债务，一种不朽的慈悲，不无道义。

比起海伦娜的死，他更痛心失去了奥兰多。海伦娜的离去带走了他的快乐，一种他从未感觉自己有资格拥有的快乐，一种他感觉不大真实的快乐，一种他希望持续下去却不敢奢望的快乐。内心深处的某个地方，他已经接受失去她是一种必然，生活比死亡更能彻底地分解他俩。他曾发自内心地以无法言说的悲恸哀悼奥兰多。失去一个漂亮、聪明、快乐的孩子在他看来似乎是件令人愤慨的事，况且这个孩子还曾是他的儿子。他的悲伤似乎包罗了全宇宙的苦楚。莫里斯从未对奥兰多寄予厚望，或者擅自把远大的志向强加给他；他只要求奥兰多能一直保持自己的美丽、善良和笨拙的优雅。

正是因为奥兰多的死，他才决定和希尔达结婚。他知道很多朋友觉得这段婚姻不可思议。其实，这很好解释。在他的朋友和同事中，希尔达是唯一为奥兰多的死哭泣的人。海伦娜和奥兰多死后被安葬在家族墓穴中，对莫里斯来说那代表着最后的别离，他们追随着故去族人的脚步走了。葬礼结束后，莫里斯从彭宁顿回来的第二天，希尔达带着晨报走进了他的办公室。他依然记得她当时的模样，她穿着白色的学生衬衫和早上刚熨过的裙子，他能看出熨斗在前摆留下的褶皱。她站在门边，看着他，只是嗫嚅道：“那个小男孩……那个小男孩……”他望着对方凝重的面庞突然因悲伤崩溃。两行泪水从她的眼眶涌出，无法抑制地布满她的脸颊。

她不过是趁保姆偶尔带奥兰多来办公室时短暂地见过他几次，却为他的死而哭泣。他的其他同事或是写来悼词，或是前来吊唁，然而他们的眼神中却没有这种无法平息的痛苦。死亡是一种糟糕的体验。众人心怀同情、小心翼翼地对待他，仿佛他罹患了某种令人尴尬的疾病。而她却用一滴率性的眼泪祭奠了奥兰多。

那就是一切开始的契机。接着，是第一次晚餐邀约，第一次电影院约会，直至只是加深了他们对彼此错误印象的古怪求爱。他曾劝慰自己她是可以被改造的，她的善良和质朴能够满足他繁复的需求，她那张温柔、平淡的面庞背后是只消他关爱就能绽放的灵魂，虽然他从未有过确切的把握。她和海伦娜有着天壤之别。相比于接受和被他人爱，给予和爱他人更讨人喜欢。所以，尽管在他的一些同事看来，这场婚礼似乎有些草率，他们依旧如期出席了二人在注册中心举办的婚礼。可怜的姑娘一直梦想着一场白色的教堂婚礼。那种交换结婚证的安静仪式在她或者她父母看来根本算不上是个正式的婚礼。她忍受着尴尬的痛苦熬过了整场婚礼，担心注册官或许会误以为她怀孕了。

他突然坐立不安，于是穿过办公室，走到高大的窗户前，俯瞰外面乱糟糟的广场。淅沥沥的细雨过后梧桐树又湿又脏，浸透的碎纸片一动不动地趴在湿润的草坪上。这个夏天随着雨水慢慢流走，正如他的心绪。他一直不喜欢两个学年之前的那段间隙，这期间上一个学年的琐碎尚未彻底清理干净，下一个学年的繁杂已经渐渐投下阴影。他记不得从何时起责任取代了热情，又是从何时起尽责屈服于厌倦。现在，令他发愁的是每次临近新学年，一种比厌倦更恼人、介于恼火和恐惧之间的情绪便油然而生。他清楚自己已经不再将学生视为个体，除非站在导师的层面，否则他也再无了解或者同他们交流的意愿，他们之间甚至再无信赖可言。双方的身份似乎颠倒了，他是学生，他们才是导师。他们穿着年轻人的潮流服饰，牛仔裤、套头衫、又大又笨的胶底帆布鞋、开领衬衫套着牛仔夹克，像个审讯者似的坐在那里盯着他，等着听背离正统观念的说辞。他劝解自己他们和以往的学生没有任何区别，如果教育意味着一种能力——优雅、准确地书写自己的语言，清晰地思考，判别或者欣赏，那么他们无疑粗俗、愚笨又无知。面对那些已经为自己夺取了足够特权的人，他们内心满是难以抑制的愤怒，因为意识到自己能获得的特权是那么少。选择了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后，他们不想再被教导。

琐碎的事情令他越来越难以忍受，还有某些正渐渐消失的东西，例如那些教名，比尔、伯特、迈克、杰夫、史蒂夫。他想知道追求马克思主义是否与双音节的教名势不两立。他们的用词惹恼了他。在青少年法的系列研讨会中，他们总是谈及“孩子们”。这个词中隐含的傲慢和奉承令他反感。他自己一直谨慎地使用“儿童”和“年轻人”这两个词，也清楚这让他们感觉麻烦。他发现自己就像一位教导初三学生的迂腐校长一样对他们说：“我已经改正了一些语法和拼写错误。这看起来或许像是庸俗的卖弄，但是如果你打算筹划一场革命，就必须说服聪明人、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以及容易上当受骗的人和无知的人。或许有必要尝试一种并非社会学术语和综合教育标准混合体的文体。‘淫秽’意味着‘下流’‘不雅’‘肮脏’，这种词汇不适合用来描述单亲家庭建议的政府政策，这同那个决定一样可能会遭受斥责。”

学生领袖迈克·比尔拿到发还的论文时小声嘀咕了些什么，听起来像是“该死的狗杂种”。若非比尔离了“法西斯”这个词就不知道该怎么骂人，说不定还真是“该死的狗杂种”。比尔刚念完二年级。运气好的话，明年秋天他就能毕业，获得社会工作资格，在地方政府谋得一份工作，很可能要教导少年犯们“暴力抢劫这种偶然事件是下层阶级对资本主义暴政的自然反应”，或者帮助那些找借口不付租金的公屋租户提高政治意识。然而，他终将被人取代。学术机器无情运转，最奇妙的是，本质上他和比尔处于同一阵营。他抛头露面的时间太久，已经无法否认。社会主义和社会学。他觉得自己越来越圆滑，已经不再相信自己的理想，不过只要知道在斗争中站在哪一边也就足够了。

他将那天早上送到小办公室的几封信塞进公文包。其中一封来自国会社会学家委员会，邀请他助力十月初的大选。莫里斯愿意做客政党政治电视广播节目吗？他想他会接受邀请。电视认可并赋予了一种身份。越熟悉的面孔越容易获得信任。另一封信再次请他申请一所北部大学社会工作专业的教授职位。他能理解社会服务工作者们对这个职位的关注。最近许多社会服务领域之外的人接受了任命。但是反对者们没弄明白的是学术工作和研究的质量才是关键，而不是申请者的学术背景。考虑到近期围绕着关键职位的竞争，社会学需要展现其学术地位，而不是追求一种虚假的专业主义。同事们的敏感和不自信令他越来越恼火，他们总觉得自己被过度低估，时常抱怨外界期望他们补救所有的社会弊病。而他只希望能治愈他自己。

他收好最后几份文件，锁上办公桌的抽屉，忽然想起克莱格霍恩一家今晚要来吃饭。克莱格霍恩是一家致力于研究青少年犯罪原因和处理方法的基金受托人之一，而莫里斯有个硕士研究生正在找一份未来几年能从事的研究工作。定期举办晚餐聚会的好处就在于当你有事相求时，晚餐邀约不会显得目的性太强。他关上门，毫无兴趣地寻思着菲莉帕一大早去哪儿了，她还记不记得克莱格霍恩一家，能不能准时回家准备餐厅的插花。

4

抵达利物浦街后，菲莉帕一直在城里闲逛。待她回到科尔德科特特勒斯街时，时间刚过下午六点。雨眼看就要停了，好像冰冷的雾针般细密地拂过她温暖的脸庞。人行道湿透了，像是下了一整天大雨似的，一些浅浅的水洼汇进路旁的排水沟，飘着浓密乌云的天空仿佛凝结的牛奶一般偶尔有雨滴坠下。68号如同每个沉闷的夏日傍晚她放学回来时一样。这次回家表面上同以往没有任何区别。一如既往地，地下室的厨房灯火通明，房子的其他房间依旧一片漆黑，只有前门精美的气窗透出一丝光亮。

厨房位于房子前部的地下一层。餐厅位于房子后部，几扇法式门通向花园。整个一层都是客厅，一段精工雕刻的锻铁阶梯连通了客厅和花园。夏日的傍晚，他们会端着咖啡走进庭院，围坐在无花果树下。围墙围着的花园只有三十英尺长，玫瑰和白色紫罗兰的香气缭绕。庭院中摆着漆成白色的木桶，天竺葵沐浴着灿烂的夕阳，映出绯红色的光，庭院的灯打开后花色又会变淡。

面向北侧的厨房永远亮着灯，希尔达从不拉窗帘。或许她从未意识到，对于站在地下室上方的人而言，她就像登上了明亮的舞台。她现在就站在那里，开始准备晚餐。菲莉帕蹲下身，抓着栏杆，凝视着她。希尔达专心致志地做着饭，仿佛一个女祭司在祭祀用品中穿行，以艺术家审视模型的专注力聚精会神地查阅她的菜谱，然后迅速地点过每一种食材，像是祈祷前画十字一般。她着迷似的整理房子的其他地方，但是房子里的其他东西好像都与她无关，只有厨房，只有这种井然有序的混乱才令她觉得自在。这里是她的栖息地。窗户前的防护铁栏杆和带刺的围栏仿佛将她困在双层的笼子中，她透过一连串或杂乱或匆忙的脚步见证这个世界的经过。她暗淡、平直的头发常常垂在脸前，现在用两把塑料梳子拢到了脑后。她总是穿着白色的围裙，看起来年轻又无助，好似一个正全力准备实践能力考试的女学生，或者忙于应付第一次晚餐聚会的新手女仆。并不是因为她在厨房里干活才看起来像仆人。除了学校最富有的那群女孩的妈妈，大多数妈妈都自己做饭。烹饪已然成为一种时尚的手艺，几乎称得上是一种狂热。或许是因为那条白色围裙，以及那道似乎总是等待着、甚至是渴求着被责难的忧虑目光，让她看起来像个小心赚取生活费的女人。

菲莉帕早已忘记克莱格霍恩一家和加布里埃尔·洛玛斯要来吃晚饭的事。以洋蓟为头盘的晚餐就要开始了。桌子中央，六个洋蓟摆好盘，正等待入锅。在两盏日光灯的照射下，厨房好似婴儿室墙上的挂画。此外，还有一把铺着破旧拼缀垫子的细藤椅。莫里斯和菲莉帕都没有趁希尔达做饭时坐在厨房同她聊天的习惯，所以也就没有必要再买一把椅子。书架上平装菜谱的封面已经被翻得油乎乎、皱巴巴，挂在壁式电话旁的日历上画着亮蓝色的布里克瑟姆港，厨房里还有一台手提式黑白电视，彩色的那台摆在客厅。菲莉帕不记得什么时候见过希尔达一个人坐在客厅。她为什么要待在客厅呢？那又不是她的客厅。毕竟，客厅里的每个物件都出自莫里斯或是他前妻之手。

菲莉帕从未听莫里斯提及海伦娜，不过她也从来没有思考过背后的原因，究竟是因为他依旧在哀悼她的离世，还是顾及希尔达的感受呢。很久以前，她就觉得莫里斯是个不轻易表露情绪的男人。这样，生活才不会受往事的影响。戏剧性的早逝为海伦娜蒙上了一层神秘、庄重的面纱，她时常会对海伦娜·帕尔弗里产生隐隐的好奇。她只见过一次莫里斯前妻的照片。她记得那是学校为帮助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举办的义卖，有位家长捐了一大堆时尚杂志，杂志很受欢迎，人们很乐意用一两个便士交换追忆过去的短暂快乐。他们一边翻杂志，一边咯咯地笑：“快看，这是莫里斯和约翰在参加亨利皇家划船赛。亲爱的，我们真穿过那么长的裙子吗？”

翻阅其他待售杂志时，菲莉帕猛地认出了莫里斯的脸，大吃一惊。那是个年轻得多的莫里斯，既陌生又熟悉，脸上挂着错愕、傻乎乎的笑容，看起来像是突然被照相机拍到，一时间没想好用什么表情面对镜头。那张照片是在某个婚礼上拍的。标题写着：“莫里斯·帕尔弗里先生和海伦娜·帕尔弗里女士正与乔治爵士及斯科特-哈里斯女士畅谈。”但是，照片中的他们没有同任何人聊天，只是盯着镜头，端着香槟杯，仿佛为了庆祝二人共同经历的这一秒被记录在胶片里而干杯。海伦娜·帕尔弗里女士戴着一顶宽檐帽，身着一条奇短的裙子，微笑着站在丈夫身旁，身材似乎比他还高几分。黑色的头发勾勒出一张不再年轻的脸，瘦骨嶙峋，饱经沧桑，眉头紧蹙。菲莉帕偷偷撕下了那张照片，夹进一本书里，私藏了近一年的时间。她偶尔会拿出来，就着卧室窗户的光线着魔似的盯着看，希冀能找出蛛丝马迹，了解这个女人的性格，他们的爱情(假设他们曾经相爱过的话)，以及他们共同经历的生活。然而，最后她挫败地撕碎了照片，冲进了马桶。

此刻，她透过栏杆聚精会神地盯着莫里斯活生生的妻子。她倾身靠近桌子，小心翼翼地铺开小牛肉片。看来晚餐的客人要吃酒渍小牛肉佐蘑菇酱。客人们自然会称赞这顿饭，他们总是这样。菲莉帕记得曾经读过这样的说法，上一次战争最终打破了英国人对餐食品质的缄默。现在，大多数女人，偶尔也有男人，会称赞、打听或者相互交换菜谱。不过，轮到希尔达时，称赞就变得夸张、不自然、虚伪得几乎令人尴尬。好像他们需要鼓励或者讨好她，赋予她所看重的价值。自结婚以来，她丈夫的客人们一直以这种方式对待她，仿佛烹饪是她唯一的兴趣，是她唯一能谈论的话题。不过，现在也许的确是这样。

街道的方向传来一阵脚步声。菲莉帕匆忙站起身，酸麻的双腿让她不由得皱了一下眉。忽然一阵眩晕袭来，她赶忙抓紧围栏顶部的尖刺稳住自己。菲莉帕这才想起今天她在伦敦街头走了将近七个小时，足迹遍布公园、教堂和堤岸，中途滴水未进。她费力地踏上前门的台阶。

菲莉帕转动钥匙，穿过镶嵌着寓意春夏的双层伯恩-琼斯彩色玻璃的内廊，进入珍珠灰色的安静门厅。她又闻到了那股淡淡的味道，夹杂着薰衣草和未干油漆的气味，淡得像是一种错觉，一种对家的条件反射。雅致的栏杆支撑着精美的光面红木扶手，从涡卷形装饰部位延展，弯曲着向上，引导视线随之落到楼梯平台的彩色玻璃窗上。两块窗格玻璃延续了门廊的风格，戴着花环的女人端着盛满秋季水果的丰饶角 [5] ，满脸胡子的冬日老人在一堆柴草木棒旁。依照稍早时候的趣味，他们自以为的唯美和魅力会遭受唾弃。现在，虽然莫里斯并不太喜欢，但也没想挪走，大概是因为清楚它们背后的价值。不过，门厅其他装饰出自他的品位，确切地说是他或者他前妻的品位；与斯塔福德郡相关的历史收藏在白色木制矮架的映衬下分外醒目；消瘦的纳尔逊脚蹬黑靴，面无血色地战死在哈代的怀里；陆军元帅威灵顿腰间挂着元帅杖，身跨战马哥本哈根；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领着那群金发孩子聚集在大英博物馆门前；灯塔在汹涌的海浪中若隐若现，格雷斯·达林奋力地摇着桨。它们上方挂着莫里斯收藏的日本木版画，三幅十九世纪的画作装裱在弧形的红木画框中，分别出自延一、菊川和床文之手，虽然与其他装饰品的风格迥异，却因为兼具了力与美，所以看起来还算和谐。孩提时，菲莉帕就获准为这些收藏品拂尘，装饰品是她童年的一部分，勇猛的武士身佩倭刀，惨白的月亮躲在繁茂的树枝背后，眼睛细长的女人身穿红绿淡雅的和服。所有这些，她真的是被领养后的这十年才认识的吗？那些只在梦魇中出现的门厅又是哪里呢，黑乎乎的护墙板，门内挂着油腻腻的橡胶雨衣，卷心菜和鱼腥味，面对楼梯下方漆黑橱柜时的幽闭恐惧又源自何处呢？

菲莉帕没脱外套，径直走进厨房。希尔达捧着一盒鸡蛋走出储藏室，看也没看菲莉帕，自顾自地说：“太好了，你回来了，我们请了克莱格霍恩一家来吃饭。亲爱的，你能布置桌子，摆好花吗？”

菲莉帕没吭声。她已经平静下来，怒气渐渐平息，疲劳让她感觉头重脚轻。她已经不必再刻意地控制自己的声音。菲莉帕关上厨房门，像是提防希尔达逃跑似的，背靠着门。她一言不发地等着，直到希尔达抬起头。菲莉帕说：“你们为什么没告诉我，我妈妈是个杀人犯？”

不过，她还需要克制自己。希尔达看起来很好笑，哑口无言地愣在原地，微微张着嘴巴，惊讶得瞪大了眼睛，就像舞台上表现恐惧的那副脸谱化反应，以至于她不得不刻意地提醒自己别神经质地笑出声。菲莉帕看着整盒鸡蛋从希尔达的手中滑落，像是故意的一样。盒子里掉出一颗鸡蛋，蛋壳应声而碎，滚出一枚圆滚滚的蛋黄，颤巍巍地裹在黏糊糊的白色蛋清中。菲莉帕本能地走过去。希尔达尖声叫嚷：“别碰它!别碰它!”

她抱怨着，抓起一块抹布，轻轻地擦了几下蛋黄。一抹黄色在黑白瓷砖上晕开。她仍旧蹲着，喃喃自语：“克莱格霍恩一家，他们就快来吃晚饭了。我还没布置好桌子。我就知道你会发现!我跟他说过。我一直这么说。谁告诉你的？你一整天都去哪儿了？”

“我根据《儿童法案》申请了一份出生证明，然后去了班克夫特园街41号。我去的时候没人在家，是一个邻居告诉我的。接着我就在城里闲逛。然后回家，我是说回到了这儿。”

希尔达不停地擦着瓷砖，黄色的黏液被抹得到处都是。她激动地说：“我不想聊这件事，现在不行!我得继续准备晚餐。克莱格霍恩一家就快到了。这顿饭对你父亲来说很重要。”

“克莱格霍恩一家？怎么可能？如果他们有求于他，根本不会抱怨食物是不是合他们的胃口。反过来，如果只因为这顿小牛肉比不上多尔多涅小酒馆的味道就影响了他们的决定，那么他根本是浪费自己的时间。”她耐心地解释，“听着，他们不重要。我的问题才重要。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

“这种事让我们怎么开口。他们杀了那个姑娘。先奸后杀。她才十二岁!让你知道这些有什么好处？这又不是你的错。这跟你没有任何关系。我甚至不愿意想这件事。太可怕了，太可怕了!有些事情你永远也不能让孩子知道。那太残忍了。”

“比让我自己弄清楚还残忍？”

希尔达突然涌起一股抵触的情绪。

“没错，残忍而错误!你现在不会太介意了。至少你已经长大，有了自己的生活和自己的个性。它现在不会再毁了你。如果你真的在意，你就不会这么说。你激动、生气，我猜你吃了一惊，但是它并没有真的造成伤害。对你来说，那太不真实了。你站在生命之外看着它，好像你并不是其中的一部分。你观察别人，就像看他们在舞台上表演一样。你刚刚也是那样看我的。你以为我没注意到你在那儿，其实我知道。你并不是真的在意你妈妈对那个孩子做了什么。那触动不了你。没什么能触动你。”

菲莉帕盯着希尔达，对方出乎意料的洞察力让她仓皇失措。她嚷道：“可是我希望它触动我!我想感同身受!”

她暗自思忖：“那是因为我还不太相信。我的过去都是捏造的。对我来说，这只是一个新故事，一个需要探索和经历的不同角度。我应该回归我为自己勾勒的现实中，回到那个大步流星穿过彭宁顿草坪的陌生父亲身边。鸠占鹊巢的是这些新冒出来的东西，不是他。”

希尔达就着水龙头冲洗擦地的抹布，她在飞溅的水流中喃喃自语：“你刚进来的时候已经打好了腹稿。我猜你在火车上练习过吧。但是你并不是真的难过。假如你没拿到剑桥大学的奖学金，难过的程度也会比现在更甚。你像你父亲一样，你们俩谁都无法忍受失败。”

“你是指我像莫里斯。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像我父亲。这也是我想搞清楚的事情之一。”

“议会通过那项法案，但是它根本没有权利那么做。它背弃了与收养者的约定。我们接手你时以为你永远不会知道你亲生父母的相关信息。”

“接手？”一直以来，希尔达就是这样看待她的吗，将她视为一种义务、一种责任、一种负担？或许，希尔达从未真正地接受过她。她为什么要收养她呢？一个从一出生就被收养的孩子既敏感、惹人心疼，又容易产生依赖感，也许更能鼓励希尔达挫败的母性。但是，如果对方是一个亲生父母莫名其妙突然失踪的八岁孩子的话，她又能指望从这个执拗、愤恨的孩子身上获得什么满足感呢？不，这应该是莫里斯的所作所为。莫里斯需要试验对象。但是，收养肯定是希尔达的主意。她一定是最先为孩子感到焦虑的那个。莫里斯不会在意用哪种方式。不过，如果一定要收养一个孩子满足希尔达受挫的母性本能，那么他至少要保证他们挑的是一个聪明、身世复杂的孩子。就算他不能生养自己的骨血，至少要为了践行社会学理论收养一个。令人惊讶的是，他没有另外选择一个年龄和智力与之相配的女孩比对这一进程。毕竟，每个试验都需要一组控制数据。他和希尔达一定很享受他们之间的秘密!他俩古怪的婚姻就是靠刺激的谎言维持的吗？

她说：“我一成年就可以向法院申请许可，查看自己的出生证明。即便人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法律一直如此。”

“但是你不该那么做，假如你提出申请，我们至少应该收到通知。那么，我们会告诉法庭和法官不要通过你的申请。就算最后通过了，也总好过当你还小的时候就知道这些事。”

“那些故事呢？我妈妈是彭宁顿的女仆，生下我后不久就离开了人世。这些都是你俩编的吗？”

“不，是我编的。他本来只想告诉你我们不知道你的亲生父母是谁。但是，当你问起这件事时，我总得跟你说些什么。故事就是这样一点点编出来的。”

“还有我妈妈写的那封信，那封要在我二十一岁时交给我的信呢？”

希尔达抬起头，一脸困惑地看着她。

“什么信？我从没跟你说过。我从来没提过什么信。”

这么看来，这部分肯定是她自己捏造出来的。她和希尔达，无意识地联手构建并粉饰了她们共有的想象，那里丰富一些细节，这里增补一抹专属色彩，一些想象的对话片段，一些简短的描述。有时候，希尔达会因为菲莉帕刨根问底的问题不得已回答些尴尬的托词，不过菲莉帕总是将希尔达的尴尬归结为她提及了彭宁顿和莫里斯的前妻。但是，她问得很巧妙，你又不得不回答她。故事就这样勾连在一起，没有什么明显的矛盾。菲莉帕的妈妈是彭宁顿的一位客厅女仆，生下私生女后没多久便撒手人寰。孩子由村里人抚养，村里的抚养人死后又转交给伦敦的养父母。前妻去世后，莫里斯某次回彭宁顿时听说了她的事，于是同希尔达提议由他俩抚养这个孩子。二人把孩子照顾得很好，六个月后他们申请收养她。没人提出反对意见。现任伯爵九年前卖掉了彭宁顿，为了逃避纳税和麻烦的前妻们搬到了法国南部。原来的仆人们中还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住在彭宁顿村，不过已经没人再为大宅子干活了。后来，宅子卖给了阿拉伯人，现在不再对公众开放。这个故事的真伪很难验证，菲莉帕也从未起过此意。现在，她恍然大悟，她之所以对此深信不疑，是因为她希望它是真的。即使现在，她意识的一小部分依旧固执地拒绝放弃。

她伤心地说：“你在证人席上会是个谎话高手。我没想到你这么有想象力。我知道每次提起我妈妈都让你很尴尬，我还以为那是因为她出身彭宁顿。糊弄我这么多年，你一定觉得很好笑吧。希望这是对你被迫收养我的某种补偿。”

希尔达喊道：“不是那样的!我要你!我们俩都要你!当我发现我不能给莫里斯生孩子的时候……”

“你把孩子说得像性高潮似的。如果这就是他娶你的全部理由……我想不出还能有什么理由……你们登记结婚前他没带你去妇产科换一张生育能力证明，真是太遗憾了。”

前门砰的一声关上，声音传进她们的耳朵里。希尔达说：“是你爸爸!莫里斯回来了!”

她激动地说着，像等着酗酒丈夫回家的女人，神色惊恐。她冲到楼梯下，喊道：“莫里斯!莫里斯!快过来!”

脚步声迟疑了一下，然后径直走下楼梯。他站在厨房门口，看着她俩。

希尔达叫嚷道：“她知道了!她知道了《儿童法案》的那个条款。我告诉过你她总有一天会知道的。她拿到了出生证明。她已经去过班克夫特园街了。”

他问菲莉帕：“你知道了多少？”

“能有多少？不过是知道了我是强奸犯和杀人犯的孩子。”

她庆幸，他不爱她，他们俩都不爱她，所以也就不会走过来，怜爱地抱住她，平息她所有的震惊和痛苦。他平静地说：“对不起，菲莉帕。我猜到这一刻总会来临，不过我希望它永远不会发生。”

“你早该告诉我。”

他平静地挪开洋蓟，腾出地方，然后将公文包放在桌子上。

“就算我同意你的看法，也没法那么做，自收养你那天起，就一直没有合适的时机。如果是你的话，你会选择什么时间点呢？在你刚开始适应这里的时候，在你十一岁参加南伦敦学院入学考试的时候，还是在你正处于青春期，努力准备普通水平考试、甲级考试、争取剑桥大学奖学金的时候？十年的时间过得很快，尤其是这期间还穿插着各种各样的童年危机。有些事情，知道得越晚越好。”

“她现在在哪儿？”

“你的亲生母亲吗？在梅尔库姆农场的预释放管理处。那是一所开放式监狱，在约克郡附近。她应该就快出狱了，我猜用不了一个月。”

“你早就知道!”

“我当然好奇她哪天出狱。不过，仅此而已。她跟我没有关系。我对此无能为力。”

“可是我能。我可以给她写信，让她来投奔我。我攒了一笔去欧洲旅行的钱。我可以用这笔钱在伦敦租一间公寓，照顾她，至少在我去剑桥之前的两个月里，我可以照顾她。”

这个下意识的念头她自己听了都吃了一惊，那仿佛是源自她身体之外的一股不受她意志支配的冲动。然而，当她说出这些话时，她知道自己必须这么做，从她知道亲生母亲还在世的那一刻起她就这么打算了。她没有思考自己的动机，现在还没到自我放纵的时候。但是，她的心告诉她，她有私心，这种做作的姿态并非出自对素未谋面的母亲的同情，而是出于对莫里斯的愤怒、她的痛苦，以及她说不清道不明的欲望。

他转过身，背对着她，她看不见他的表情。不过，他的声音忽然变得生硬。他说：“这个主意既愚蠢又危险，对你们俩而言都危险。你什么都不欠她，甚至连孩子对父母约定俗成的义务都没有。收养令抹掉了一切。她给不了你需要的，她什么都给不了你。”

“我没考虑过什么义务。她有我需要的东西。信息、资料、一段过去。她能帮我了解我是谁。你还不明白吗？她是我的亲生母亲!我不能抹杀这一点，就像我不能抹去她的所作所为。我做不到在突然得知她还活着的情况下，克制自己不去见她，不去了解她。你希望我怎么做？继续之前的生活，假装今天什么都没发生过？捏造一个新的假象？你和希尔达给我的一切都是假的。这是真的。”

希尔达发出一种介于冷哼和啜泣之间的可笑声音。莫里斯转身，缓缓地拎起桌子上的公文包。他忽然看起来很累，声音满是疲惫：“我们晚餐后再谈。真麻烦，克莱格霍恩一家就快到了，距离开饭还有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不能临时通知对方晚餐延期了。就像我说的，永远也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时机谈论这种事。”

5

菲莉帕精心地打扮了一番。虽然客人只有克莱格霍恩一家和凑数的加布里埃尔·洛玛斯，但是她仍旧换上了自己最喜欢的细褶羊毛晚礼服套裙和蓝绿色的高领束腰外衣，打扮不是为了他们，而是为了取悦自己。这套裙子和外衣满足了她对服饰的最高要求，既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穿戴起来又方便、舒适。她仔细地梳理头发，直到梳得头皮刺痛，才挽成一个高发髻，接着伸出一根打湿的手指，卷曲两绺细发，垂在脸颊两侧。然后，她站起身，打量全身镜中的自己。这就是我看到的自己。其他人又是如何看待我的呢？

出乎她意料的是她竟然如此平静：瘦长的蜜色面庞，高颧骨，轮廓清晰的线条，澄澈的双眸。她本以为镜子里会照出类似哈哈镜那种散乱、扭曲的映像。她伸出手，张开五指，触碰冰冷镜子中的手指。

菲莉帕绕着房间缓缓踱步，以陌生人好奇的目光打量着它。原本的两间阁楼打通后形成了一个低顶的大房间，占据了整个顶层。菲莉帕十二岁时，莫里斯依照她的品位装修了房间。不同于其他房间，菲莉帕的房间现代、实用、陈设简单，给人一种空灵的感觉，好像悬浮在空中。两端的窗户保证了房间的照明。透过南侧的窗户可以看见围墙内的小庭院、约克石砖露台、梧桐树和各式各样的皮姆利科屋顶。现代化的家具风格，浅色的木制床和订制的组合柜。菲莉帕在这张书桌前准备了自己的初高中考试和剑桥大学入学考试。她和加布里埃尔在这张床上第一次互相抚摸、纠缠，尝试了一次失败的做爱。“做爱”这个词让她感觉荒谬、可笑。无论他俩在一起做什么，那都与爱无关。他起先温柔，然后压制着怒火说：“不要老想着自己。不要在意你现在的感受。放开你自己。”

然而，她从来都做不到。你该如何放开某种你从来都不觉得是你自己的东西呢？放开意味着你对无可争议的所有权拥有绝对的自信，自认没有什么可以被瞬变的、可怕的失控所侵犯。

她没想到，初次的性惨败并没有让他们产生嫌隙，虽然他们都无法忍受失败。事后，不满和失望甚至没能让她找个权宜的借口或者表现出豁达的样子。回想起他妹妹的警告令人十分不快；萨拉的语气冷酷、调皮，甚至带着些恶意：“我哥似乎把预科班最后一年的学生们看作他的私人后宫。顺便说一句，他是个双性恋。这不重要。不过，在你和他发生关系前，了解一下这些小事也无妨。”

她穿上晨衣：“你干吗这么在意？为了证明你能跟一个女人做吗？”

他回答：“你又为了证明什么呢？证明你能做吗？”

自从那个灾难性的夜晚后，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他变得更殷勤，显然也更热忱了。她猜他心知肚明她为什么要跟他玩这个打哑谜猜字游戏。

菲莉帕为就读剑桥大学准备了一张清单，这张清单中所列的东西或实用或虚荣，而富有而风趣的加布里埃尔·洛玛斯阁下名列前茅。有他追随左右，绝对不会为她与国王学院的同学们的相处带来什么坏处。

这间房间装修完工后的第一个星期六的早上，坐在这张书桌旁写历史论文的菲莉帕便早早地了解到不应得的幸运会招来怨恨。希尔达带着清洁女工库珀夫人上楼来参观。希尔达会让她参与家里的每一次活动，显然是想尽力表现出她们喜欢彼此。不过，库珀夫人毫不谄媚，坚持尊称希尔达“太太”，保持着冷漠超然的态度，仿佛在证明一小时十先令的报酬外加一顿免费的午饭或许能换来奉承，但是它买不到感情。在习惯性地发表冷漠的评论前，她环顾了整个房间。“非常好，太太，我敢肯定。”然而，希尔达离开后，她多驻足了几秒，然后迅速走到菲莉帕身旁，贴近她的脸颊，吐出酸腐的气息。

“杂种。但愿你能心存感激。这不应该。所有这些都给了一个杂种，而正经人家的小孩却四个人共用一个房间。你应该待在福利院里。”

接着，她换上恭敬的语气：“来了，太太。”

菲莉帕依然记得当时的震惊和愤怒。不过，她已经学会了控制自己的情绪，不会再大动肝火。因为她发现语言比尖叫更有效，比拳打脚踢更有杀伤力。菲莉帕冷静地说：“如果你养不起四个孩子就不该生他们。要是他们像你一样又丑又蠢的话，我想他们得一直挤在一个房间里。”

那之后没多久，库珀夫人就提交了辞呈，也没有解释原因，只给希尔达留下了又一次的挫败和自责。

她走到书架旁，伸手抚过书脊。这是一间中上层阶级学生的标准藏书室。无论什么学年或者教学大纲，有了这些书你就可以通过英国文学高级水平考试，如果运气和记忆力也不错的话，你甚至能拿下剑桥大学的入学考试。推断这个女孩的个人品位并不容易，或许除了她相比托尔斯泰更喜欢屠格涅夫，相比福楼拜更喜欢普鲁斯特，相比狄更斯更喜欢亨利·詹姆斯之外，也看不出什么。不过，这间藏书室里没有代代相传的破旧童书。的确，里面也有一些中上层阶级公认的儿童经典读物，诸如《原来如此的故事》《柳林风声》、克罗尔·兰瑟姆 [6] 和内斯比特 [7] 的作品。这些书看着像是读过了，但是似乎也像是特意为这个优越的孩子新买的。

这些塞得满满当当的书架承载了足够的知识、智慧和想象来维系她的生活。维系什么样的生活呢？这里没有一个字是她写的，但是正是旁人思想和经验的积淀才促使她渴望确认自己的身份。她想：“即使穿上我选择的衣服也只是假扮我自己。刚刚在浴室中赤身裸体的我又是谁呢？我可以被描述、被计量、被称重，记录我的物理进程，我被赋予了一个名字，或真或假，只是为了便于编制我的档案。但是，我是谁？不过，无论我是谁，我身上没有源自莫里斯和希尔达的东西。怎么会这样？他们什么都没做，只是为了这个猜谜游戏提供了一些小道具、衣服、人工制品。甚至这段独白也很做作。我的某部分，有朝一日促使我成为一位作家的那部分，正注视着另一个我选择用于思考的词汇，决定哪个情绪适合现在的感受。”

菲莉帕打开巨大的壁柜，拨动挂在栏杆上的衣架。摇曳的短裙和连衣裙散发出一股熟悉的淡淡清香。想必是她自己的味道。这个姑娘喜欢昂贵的衣服。她很少买衣服，不过，每买一件都很花心思。她只穿毛料和棉布材质的衣服；显而易见，她不喜欢合成纤维织物。这种具有讽刺意味的肤浅事实令她不由得报以讥笑。

她的视线挪到挂在书桌上方的炭色软木布告栏上，布告栏里贴着显然是假日里或者从美术馆买的各式明信片，一张学校的课程表，大量即将举办的艺术展览的报章剪报；备忘录，还有两张派对邀请函。她打量了一眼明信片。汉斯·荷尔拜因精致的塞西莉·赫伦肖像画；奥古斯塔斯·约翰的叶芝蚀刻版画；一张来自巴黎网球场美术馆的雷诺阿裸体画；法林顿于一七九九年创作的伦敦桥铜版画；以及一幅乔治·布莱希特的画。其他人又怎么能从这些变化无常的选择中推断这个陌生女孩的艺术品位呢？除了透露她造访过哪些画廊之外，什么也说明不了。

十多年来，她在这个房间里为自己编织了一个完整的虚幻身份。现在，那个声名狼藉的世界正慢慢地离她而去。她告诉自己，一切都没有改变；我还是昨天的那个我。但是，昨天的那个我又是谁？这个房间让她想起家具店里设计师的房间，精心挑选的物件给人一种主人不在家的错觉，除了设计师，任何人都会觉得这间房子毫无真实感。

她回想起晚上希尔达弯腰为她掖被子时的脸。

“我睡着的时候在哪儿？”

“还在这儿，在床上。”

“你怎么知道？”

“小傻瓜，因为我能看见你。我能摸到你。”

只是，她们很少有身体接触。他们仨的房间距离很远。那也不怪希尔达。每次希尔达帮她掖好被子后，她总是僵硬地躺在床上，抗拒着最后那只是为了尽义务的亲吻，希尔达总喜欢把床单下的毯子拽出来，掖在她脸旁，比起粗糙毯子造成的刺痒，她更讨厌肌肤湿漉漉的触碰。

“你知道自己在这儿是因为你能看见我、摸到我。我睡着的时候，谁也看不见、摸不到。”

“睡着的时候，谁都看不见、摸不到。但是，你仍然在这儿，躺在你的床上。”

“如果我进了医院，打了麻药，我会在哪儿呢？不是问我的身体，而是我会在哪儿？”

“这个问题最好问爸爸。”

“如果我死了的话，我会在哪儿？”

“天堂，和上帝在一起。”

然而，希尔达的异端邪说与莫里斯的无神论正相反，并没有什么说服力。

书柜再次吸引了她的注意力。如果有什么地方能找到答案的话，那么一定是这里了。这里排列着莫里斯作品的第一版，他在每一本书上都亲手题记他赐予她的名字。令人惊讶的是竟然没有一所大学请他去做系主任。或许这个领域的其他杰出人士察觉了他身上的半吊子作风，知道他无法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学科。说不定还有比这更简单的理由？或许是因为他在某些公开场合中的对杰出人士的批评激怒了他们，她怀疑这或许也适用于他的学生。但是，这里的这些作品是他潜心研究的最新成果，无论学识或风格都无可挑剔，或者正如评论家们所说，这些书在某种程度上阐释了莫里斯。现在，不言而喻，她明白它们也阐释了她。《先天与后天：遗传因素和环境对语言发展的作用》《应对劣势：社会阶层、语言和智力》《基因和环境：环境对客体永久性观念的影响》和《教授失败：教学贫乏和英国教育》。他还打算再写一本吗？《收养：遗传和环境相互作用的案例研究》。

最后，她久久地盯着她最珍爱的收藏安慰自己，那是一幅亨利·沃尔顿 [8] 的油画，是她十八岁时点名让莫里斯送给她的生日礼物，油画描绘了约瑟夫·斯金纳牧师和他的家人们。那是一幅极具魅力的优秀作品，这位画家后期的作品中没有一幅能勾勒出那种微妙的伤感。这幅画融合了英国历史中她所钟爱的时代的优雅、秩序、信念和礼貌举止。斯金纳牧师和他的三个儿子骑着马，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搭乘一辆四轮四座大马车。他们身后是一幢结实、体面的房子，面前是宽敞的马车道，郁郁葱葱的草坪栽着橡树。他们没有身份的危机。斯金纳式的长脸、斯金纳式的挺拔鼻梁宣告了他们的血统。然而，他们告诉她的只是他们活过、遭受过、忍耐过，最后死去。而她也会这样度过她的一生。

6

四十五岁的哈利·克莱格霍恩已经谢顶，依旧维护自己作为一个大有前途的政治家的声誉，菲莉帕认为他一定能成为成功的保守党普通议员。他肌肉强健，皮肤光滑，面色红润，乌黑的头发看起来像是染过色似的，湿润、孩子气的嘴唇像涂了口红一样轮廓鲜明，说话时会露出长着水疱的淡粉色唇肉。在菲莉帕看来，除了会做客同一档电视访谈节目以及他们都是电视名人之外，哈利和莫里斯毫无共同之处。不过，他们还需要有什么共同点吗？当电视演播室的灯光投射在他们身上，所有背景、性情、兴趣或者政治哲学上的差异都将在聚光灯下黯然失色。

诺拉·克莱格霍恩坐在菲莉帕对面，她浓妆艳抹的脸在烛光的映衬下柔和了许多。她二十岁的时候在那些喜欢洋娃娃式美人的人看来一定很有魅力，不过她的美消逝得太快了，因为那种美依赖于完美、诱人的皮肤和气色，而不是骨骼结构。她是个蠢女人，过度地吹嘘自己的丈夫，但是很少有人讨厌她，或许是因为她相信下议院的议员资格代表了人类抱负的极致，这一点天真得讨人喜欢吧。像往常一样，对于一顿便饭来说，她的穿着过于讲究了，无袖上衣搭配天鹅绒裙，装饰亮片若隐若现地闪着金属光泽。二人在门口擦肩而过时，菲莉帕觉得她闻起来就像一把浸透香水的湿热硬币。

如果说诺拉·克莱格霍恩打扮得太讲究，加布里埃尔·洛玛斯也一样，他是唯一穿晚礼服出席的男士。不过，说到加布里埃尔，大家知道那种别出心裁的裁剪是有意为之。显而易见，莫里斯喜欢他，尽管他有着极右翼保守主义的装腔作势，或许这种喜欢正源于此。可能是因为他与莫里斯的大多数学生都不同。就他本人来说，有时候在菲莉帕看来加布里埃尔似乎对莫里斯过于感兴趣。大部分关于海伦娜·帕尔弗里的事，她都是从加布里埃尔那里听说的。她几乎能回想起所有她感兴趣的对话，所以她能一字不差地复述那段谈话。

“你父亲像所有富有的社会主义者一样，极力压抑着内心的保守主义。”

她当时回答说：“我不觉得莫里斯够格被称为富有的社会主义者。你不该受我们的生活方式误导。这栋房子以及大部分家具和绘画作品都是他的第一任妻子留给他的。从社会主义党派同志的角度看，莫里斯的背景十分规矩。父亲是邮局的主管，在单位受人敬重。莫里斯不反叛，只是随大流。”

“他娶了一位伯爵的女儿。我可不认为那是随大流。不可否认，某种程度上那个古怪的伯爵有点儿给他的阶层丢脸，但是他的血统没什么可怀疑的，也不存在维多利亚时代的那种杜撰。认识海伦娜小姐的人自然也好奇他俩为什么会结婚，还在结婚七个月后生下了一个重达八磅半的早产儿。”

“加布里埃尔，你究竟是怎么知道这些事的？”

“我小时候喜欢听八卦，漫长的夏日午后在肯辛顿花园听奶妈和她的闺密们闲聊。萨拉穿得格外隆重，坐在又大又破的家庭婴儿车里，我在旁边学步。天哪，围着圆湖散步简直无聊透顶!感恩吧，你这个幸运的小混蛋不用经历这些。”

现在，他们开始吃洋蓟，加布里埃尔附和着莫里斯低级的揶揄，假装相信最近一次由一群青年社会党人组织的工党政治广播节目受到了保守党的扰乱。

“真没规矩，而且这也不能带来任何改变。如果他们想吓唬我们的话，我觉得他们做得太过火了。无疑，即便年轻的同志们也不会装腔作势地将虚伪的哲学、阶级仇恨和名誉扫地的经济理论混为一谈。那些毫无魅力的演员，他们究竟是从哪儿找的？事实上，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堕落。我猜还没有任何研究探讨过粉刺和左翼观点之间的关联性。或许，对于你们这些研究生而言，这是一个有趣的课题，阁下？”

诺拉·克莱格霍恩疑惑地说：“不过我以为那本该是个工党的广播节目。”

她的丈夫放声大笑：“莫里斯，强烈建议你让那些年轻的同志在选举前收敛些。”

政治讨论不可避免地持续进行着。在菲莉帕看来，莫里斯和哈利·克莱格霍恩之间的对话鲜有值得记忆的内容，通常情况下，不是重述他们之前在节目中的邂逅，就是排演下一次节目。菲莉帕的思绪从之前已经听过很多次的争论中抽离出来，隔着餐桌瞥了一眼希尔达。

自从青春期开始，菲莉帕就有一股想要改变她养母的冲动，像翻新一件乏味、耐用的冬季大衣一样帮她改头换面。在她的想象中，她还给希尔达化了妆，好像涂上了合适的颜色就能拯救这张暗淡的脸，让它变得鲜明。她有个近乎可耻的念头，让莫里斯看到一个经过改造的妻子，像个老鸨似的恭维，讨他的夸赞和欢心。即便现在，她看着她的养母，依旧控制不住地在脑海中为她变换发型和服饰。大约一年前，希尔达需要置办一件新的晚礼服，她曾试图邀请菲莉帕同她一起去买衣服。或许这个提议在她看来代表了母女之间理想化的关系，一次女人间的约会，有点儿琐碎又带着些神秘色彩。不过，最终没能成功。除了食品店外，希尔达反感其他所有商店，她会因为店里其他比她时髦的顾客局促不安，会因为过多的选择举棋不定，面对店员时过于恭顺，还不好意思换衣服。无可奈何的菲莉帕带她去最后一家店，店里有一间巨大的公共更衣室。菲莉帕好奇那具肉体究竟被下了什么诅咒，使得希尔达拼命地缩在角落里，一本正经得可笑。她试图在外套的掩护下脱衣服，而周围的女孩或者女人却自然地脱得只剩下内衣裤。菲莉帕四下翻找，不放过衣架上的任何一件衣服，却找不到一件适合希尔达的。没有哪件会适合她，因为她无论穿什么都不自信、不开心，就像一个沉默的受害者毫无怨言地为了某个献祭的晚宴而打扮自己。最后，她们买了她眼下正穿着的这件黑色羊毛裙，上身搭配一件花里胡哨、剪裁拙劣的克林普纶衬衫。那是她们最后一次一起出门，也是她唯一一次试着做一个女儿。她对自己说，她很高兴不用再试一次了。

哈利·克莱格霍恩说话时伴着竞选演说式洪亮的隆隆声，稍显威吓的嗓音打断了她对只擅长做饭和欺骗的希尔达同情的轻视。

“贵党声称理解所谓的劳动阶级，但是你们大多数人对于他们的感受一无所知。拿一个住在河南岸、蛰居在某座塔式大楼顶楼的老妇人来说，如果她因为害怕被抢劫，而不敢出门买东西或者领退休金的话，那么无论从哪个意义来说，她都称不上自由。能够在国家首都安全地自由行动比空谈公民自由那些抽象概念重要得多。”

“如果你让大家明白更长的监狱刑罚和更严苛的拘留中心制度能够提升安全系数的话。”

诺拉·克莱格霍恩舔了舔手指上的油醋酱。

“我认为他们应该绞死杀人犯。”

她的语气欢快、随意。在菲莉帕看来，她仿佛在谈论一个邻居莫名其妙地忘了挂窗帘。有那么一瞬间众人鸦雀无声，好像她掉了什么珍贵的东西。菲莉帕的脑海中回荡着玻璃打碎时的清脆声响。接着，莫里斯平静地开口：“他们？你的意思是我们应该这样做。因为这不是我个人愿意履行的责任，我几乎不指望别人替我做。”

“哦，哈利会，对吧亲爱的？”

“我能想到一两件我不畏惧为之献身的事。”

正如菲莉帕所知，他们会顺着这个话题开始讨论本世纪谋害儿童最臭名昭著的女凶手，每当人们讨论死刑时都会提到那个名字，那也是自由主义者测试他们对死刑反应的试金石。菲莉帕想知道她亲生母亲的刑期是否超过了正常规定，因为如果她早一点出狱的话，引发纷乱的就是她，而不是另一个残害孩子更恶名昭彰的凶手。她看了一眼餐桌对面的希尔达，对方埋头对着盘子，两绺头发几乎遮住了她的脸。洋蓟非常适合作为一顿尴尬晚餐的第一道菜，因为吃的时候需要倾注许多注意力。

克莱格霍恩说：“在认定绞死杀人犯是错误的之后，我们现在正意识到一个事实，那就是他们不会轻易地死在监狱里或者慢慢消失。同样，我们也正渐渐意识到另一个事实，那就是必须有人看管他们，如果我们不为这些社会捍卫者支付适当的报酬，就没人愿意从事这份不讨喜的工作。但是显然，那个女人早晚会获得假释。我看快了吧。”

诺拉·克莱格霍恩说：“不过，据说她变得可虔诚了。我记得我在哪儿看过说她想进修道院或者想去照顾麻风病患者之类的。”

加布里埃尔大笑道：“可怜的麻风病患者!他们好像总是沦落为别人悔悟的牺牲品，他们的麻烦已经够多了。”

克莱格霍恩湿漉漉的嘴唇吸吮着多汁、美味的洋蓟心，好似一个吸橡皮奶嘴的小孩，嘴角挂着一股酱汁。他含混的声音透过亚麻餐巾传来。

“我不在乎她照顾谁，只要她离他们的孩子远点儿。”

他的妻子说：“不过，如果她真的洗心革面了，出狱后也不会掀起多大波澜，是吧？”

克莱格霍恩不耐烦地开口。菲莉帕以前就注意到他放任妻子的愚蠢，可是当她说得有道理时他反而会生气。

“她当然不会。那是最不需要她担心的事情。要知道，如果她想做好事，监狱和其他地方一样。所有这些关于悔悟的说法都是无稽之谈。她和她的情人活活折磨死一个孩子。如果她真的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有所醒悟的话，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还能活下去，更别提着手计划出狱后的生活了。”

加布里埃尔说：“所以，为了她自身的利益，我们希望她冥顽不化。但是，公众为什么会对她的精神状态感兴趣呢？我认为社会有权利惩罚她，以警示他人，并且在释放她之前确保她不再是危险分子。但我们没权利要求她悔改，那是她和上帝之间的事。”

菲莉帕说：“当然，这就像一个非犹太人声称自己宽恕了纳粹的大屠杀一样嚣张。这种说辞毫无意义。”

莫里斯冷冷地说：“和这种说辞一样毫无意义的是，悔悟是她和上帝之间的事。”

克莱格霍恩笑着说：“好了，莫里斯，把这个神学争论留到你见到主教时再说吧。顺便问一句，他们给你的新系列付了多少钱？”

接着，话题转到合同和电视制作人的癖好上。大家不再谈论谋杀。漫长的晚餐先后上了小牛肉和柠檬蛋奶酥，最后大家移步花园，开始悠闲地品尝咖啡和白兰地。菲莉帕觉得自己从未经历过如此漫长的一天。那天早上醒来时，她还是个私生女；短暂又无止境的时间赋予了她合法的身份，却将她拖入惊骇和耻辱之中。仿佛同时经历了生与死，各自充满痛苦，然而却属于同一个无情的过程。此刻，精疲力尽的菲莉帕坐在露台的灯光下，一心期盼着克莱格霍恩一家赶紧离开。

她太累了，可是思维异常清晰，关注着一些无关紧要的细节，赋予它们异乎寻常的意义：诺拉·克莱格霍恩的胸罩带子滑下了她亮闪闪的肩头，她丈夫巨大的印章戒指紧箍着他的小拇指，桃树在露台灯光的照射下闪着光；如果她抬起胳膊，摇晃树干，树叶就会像一阵晶莹的弹丸，哗啦啦地落下来。

到了十一点半，谈话变得断断续续，敷衍了事。莫里斯和克莱格霍恩聊完了学术话题，而加布里埃尔早已带着近乎讽刺的礼节告辞了。直到湿冷的寒气弥漫花园，紫色的天空徘徊着将近的天光，克莱格霍恩一家依然固执地消磨着时间。临近午夜，他们似乎才想起来该回家了，于是依依不舍地起身告别，穿过花园大门，钻进车库的捷豹车。菲莉帕终于能回自己的房间了。

7

这封信甚至比最具难度的每周随笔还要棘手。写这么一小段英文居然要花费这么长时间，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即便最普通的词汇也暗含着讽刺、傲慢或者冷酷的麻木。首先是信封的写法，“亲爱的妈妈”似乎会吓人一跳，几乎可以说是冒昧；“亲爱的达克顿夫人”透着强硬、咄咄逼人，过于正式；“亲爱的玛丽·达克顿”显然是一种折中方案，承认了挫败的事实。最后，她决定用“亲爱的妈妈”。毕竟，那就是她们之间的关系，一种原始、永恒的血缘纽带。她只是承认了这个事实，仅此而已。

信的第一句话相对而言较为容易。菲莉帕写道：

希望这封信不会困扰您，我行使了《一九七五儿童法案》赋予我的权利，向注册总署申请了一份出生证明副本。之后，我造访了班克夫特园街，从一个邻居口中得知了您的事。

没有必要再多说什么。最后一句隐藏着过去的恶名昭彰，扼要地提起，然后略过。这些词句沾染了血迹。

她继续写道：

我非常想见您一面，除非您并不非常想见我；如果您告诉我一个方便的时间，我随时可以趁探视日去梅尔库姆农场见您。

菲莉帕划掉了第二个“非常”，“方便的时间”这几个字也让她取舍不定，不过她思量再三还是决定这么写。虽然她不太满意这句话，不过好在它很简短，表达的意思也很明确。接下来更难写。“释放”“假释”“获准出狱”或者“重获自由”都带着轻蔑的语气，但很难完全避开这些词。很快，她潦草地写出了一个备选草稿：

我并不是强迫您接受我，但是如果您没有地方可去……没有地方落脚……如果您还没决定离开梅尔库姆农场后去哪儿的话，您愿不愿意来找我？

不过，最后一句话听起来似乎有点儿勉强，仿佛在邀请一位不速之客，语气像要人领情似的。她解释道：

十月份，我将获得剑桥大学的奖学金，我希望能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在伦敦租一套公寓。如果您还没有最终决定离开梅尔库姆农场后的计划，并且愿意和我共用一套公寓的话，对我来说是个好消息，但是请不要觉得您必须答应这个提议。

她突然想到，她的亲生母亲或许会为自己那份房租发愁。她刚离开监狱，大概也不会有太多钱。她应该直截了当地说明，她不需要支付任何费用。于是，菲莉帕写道这个提议没有附加的义务，然而这种苍白的商业注释不免令人想到销售目录。毕竟，或多或少还是有义务的。只不过，她希望从亲生母亲那里得到的东西无法用金钱衡量。最后，她决定相关细节可以等到她们见面时详谈。信的结尾她写道：“那只是一间小公寓——我们有各自的房间，此外还有厨房和浴室——但愿我能找到一套靠近市中心、相对便利的公寓。”

菲莉帕也不清楚便利指的是什么。考文特花园歌剧院，又或者伦敦西区的商店、戏院和旅馆聚集区？她设想了一种怎样的生活？倘若由无期徒刑改判假释算得上是种自由的话，她又想要为这个背负着命债、即将重获自由的陌生人勾画些什么呢？她齐整地誊抄了一遍草稿，签上名字——菲莉帕·帕尔弗里，然后仔细地读了一遍。假惺惺，菲莉帕腹诽道。她不知道她的亲生母亲能否看穿这些小心翼翼的措辞，但她别无选择。事实上，她又一次遭到了穷追猛打。她们之间的会面在所难免；即便不是现在，也将是不久的将来。她的妈妈无论如何也阻止不了。

或许这封信应该写得更坦率一些，既然方式取决于坦白的程度，残酷的事实或许更能令人满意。

如果你刑满释放后没有称心的地方可去，你愿不愿意跟我在伦敦合租一套公寓，直到十月份我去剑桥大学读书？时间不可能比那更久；我不想为你改变自己的生活。我只需要知道我是谁。假如你需要一个为期两个月的住处，这似乎是一个公平的交易。如果你希望我到梅尔库姆农场详谈的话就通知我。

她听见两个人上楼的脚步声。接着，有人敲门，一定是希尔达。莫里斯或许是受了海伦娜的影响，从来不敲门。二人身穿睡袍，肩并肩地站在那里，仿佛一个代表团，希尔达穿着印花衬料的尼龙睡袍，莫里斯则穿着深红色的细羊毛睡袍，看起来娇小而脆弱，身上带着一股肥皂和爽身粉的气味，让人回想起小时候洗完澡后的味道。他说：“菲莉帕，我们得谈谈。”

“我太累了。现在都过午夜十二点了。有什么好谈的？”

“至少……在你见到她，和她聊过之前，别轻举妄动。”

“我已经写好信了。明天就寄出去，哦不，我是说今天。如果等我们见了面再提议的话，就没有意义了。我不能把她当成试用品一样，先看看再说。”

“那么，难道你打算为一个素不相识的女人承担几个星期、几个月，甚至一辈子的义务吗？她没有为你做过任何事，除了给你难堪，她对你来说毫无意义，你很可能根本不喜欢她。这跟她恰巧是个杀人犯没有关系，菲莉帕。更糟糕的是，你的任性太蠢了。”

“我并没有承诺过什么。”

“这当然是种承诺。你又不是在雇用小职员。即便不满意她，你也很难将她扫地出门。这不是承诺又是什么？”

“这只是一个帮助她度过出狱后头两个月的合理安排，我只想提供一个选择。或许，她根本不想见我。就算她愿意见我，并不一定意味着她愿意和我共住一套公寓。她很可能已经有其他的安排。但是，如果她无处可去，而接下来的几个月我刚好有空。至少她有个选择。”

“这不是她有没有去处的问题。如果没有家庭愿意接纳她，缓刑犯人监管处会帮她安排去处。她不会无家可归。只有善后安置工作获得内政部的批准后，他们才会假释无期徒刑的犯人。”

希尔达紧张地说：“不是有宿舍之类的地方吗？我听说那里条件很好。或许，她可以先住宿舍，直到她整理好自己，找到工作。”

她把我妈妈说得像是个提早出院的康复病人似的，菲莉帕想。

莫里斯说：“说不定，她会跟在监狱里认识的人一起住。我想这些年她不会一直孑然一身。”

“你是指情人？同性恋？”

他烦躁地说：“这并不是没有发生过，你对她一无所知。她让你远离她的生活，毫无疑问她认为这是最好的选择。现在，也用同样的方式对待她吧。你有没有想过，或许你是这世上她最不想再见的人？”

“那么，她只要这么说出来就行了。我必须先写信。我不想一个招呼都不打就突然出现在监狱。还有，如果她放弃我是因为她别无选择呢？”

希尔达低声呜咽透露着不甘心。

“可是你不能就这样离开!其他人会怎么想？我们该怎么跟你的朋友们说，怎么跟加布里埃尔·洛玛斯说？”

“这跟加布里埃尔·洛玛斯没有关系。告诉他们我出国了，十月份回来。反正，我十月份就回来了。”

“但是，他们必然会在伦敦见到你，看见你和她在一起!”

“那又如何？她的额头上并没有耻辱的烙印。如果你担心的只是你的朋友们的话，我会编些理由搪塞过去。不过是几个月而已，人偶尔离开家很正常。”

莫里斯踱进她的房间，走到亨利·沃尔顿的油画旁。他背对着她，盯着那幅画问：“你看了多少关于那起谋杀案的东西？”

“我什么也没看。我知道我父亲强奸了一个叫朱莉·斯凯思的孩子，之后她杀了那孩子。”

“你还没查阅过关于那起谋杀案的新闻报道吗？”

“没有，我没时间翻阅档案，而且我也不想看。”

“那么，我建议你在做出任何蠢事或者任何决定之前，找到当年的剪报和审讯报道，了解事实的真相。”

“我知道真相。今天早上有人直言不讳地告诉了我残酷的真相。见到我的妈妈之前，我不打算调查她。如果我想知道更多的事实，她可以告诉我。现在，请出去吧，我很累。我想睡觉。”

8

两天后，七月十四日，星期五，诺曼·斯凯思庆祝了自己的五十七岁生日。同时，今天也是他作为当地政府会计员的最后一天。他告诉他的同事们，他的叔叔给他留下一笔数量可观的遗产，这笔钱足够他三年不用养老金，提前退休。他不擅长撒谎，这个谎言令他寝食难安。但是总得说些什么来解释，这个在大家印象中过去五年一直穿着同一件西装上班的普通中级职员现在为什么能纵容自己提前退休。他无法告诉他们真相，残害他孩子的女谋杀犯八月即将出狱，他必须做些准备，现在他必须把全部时间放在这些事情上。

庆祝这个词既不适用于他的生日，也不适用于他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天。如果可以像过去八年间每个工作日结束时那样悄无声息地离开办公室，他将不胜感激；不过，财务部门有个惯例，即便最不善交际、最内向的职员也不能免俗。这个部门的习惯是，无论职员离职、结婚、升迁还是退休，都会获邀喝一杯茶或者雪利酒来纪念这个日子，形式的不同取决于他们的身份、嗜好以及即将发生的变化的重要程度。那些升迁太慢、没有私人秘书的职员的请柬由速记室代劳，然后交由初级职员助理随五花八门的部门记录、公函和期刊传阅。请柬一出现，高级私人秘书米莉森特·耶尔兰德小姐就会开始有目的地拜访每间办公室，她随身带着用来筹钱买礼物的信封和一张祝福卡，筹款者们可以在措辞不同的道别寄语和祝福下签上自己的名字。选卡片的任务一向由耶尔兰德小姐负责。五十四岁的她升华了自己的母性本能，充当起部门母亲的角色，过去的十五年里，她努力维系着他们是一个快乐大家庭的假象。

她总是耗费很大精力，浏览军需用品商店和威斯敏斯特教堂书店的货架，偶尔甚至逛到了牛津广场。如果是职位更高的职员，她通常选择一张有狗图案的卡片。狗被大多数人所接受，唤起她一种模糊的情绪，饱含着情感和渴望、忠诚和奉献，粗犷的男子气概，松鸡栖息地和石楠花丛中上流社会的神秘活动，一种克制的好品位。乡村小屋的图案意味着美满的婚姻，不适合送给一个鳏夫，也很难将斯凯思先生同小鹿斑比或者黑色猫咪这种孩子气的东西联系在一起。于是她决定买一张荒原风景卡片，卡片上印着一只不知道品种的长毛狗，嘴里叼着一只野鸡。

当她在办公室查看卡片时，不由得一阵疑惑。那只野鸡，至少她认为那是一只野鸡，看起来已经彻底死了，耷拉着脑袋，眼睛呆滞无神，极其可怜。很难说它是一张令人愉快的卡片。但愿斯凯思先生不反感户外杀生运动，她腹诽道。再仔细看的话，你会发现狗的表情十分不友善，几乎称得上是幸灾乐祸。算了，现在也只能这样了。这张卡片花费了募集来的十英镑中的三十三便士——真是个不吉利的数字，不过可怜的斯凯思先生也从未费过心思让自己受欢迎，而且再买一张卡片也只是不切实际的浪费。给他选礼物并不是一件容易事，这真令人遗憾。八个月前，他的妻子过世了，在这件事上他像处理其他私事一样并没有过多地透露什么。她曾代表部门送了一张悼念卡片，卡片上的银色十字架装饰着紫罗兰和勿忘我编织的花环。事后她也曾想过当时的做法是否合适。他已经在这个部门工作九年了，但是同事们对他一无所知，只知道他像她一样往返于利物浦街站和东郊线。但是，他们很少在车站遇见，有时候她甚至怀疑他是不是故意躲着她。

几年前，她曾在办公室的圣诞节派对借着两杯廉价的雪利酒壮胆，打听他有没有孩子，他当时回答“没有”。过了几秒钟，他又补了一句：“我们确实有过一个女儿，不过她年纪很小就死了。”他忽然涨红了脸，接着别过头，仿佛后悔刚刚那短暂的交心。这不免让她觉得自己好奇心太重，得罪了人。于是，她低声说了声抱歉，赶紧走开了，重新斟满酒杯后又附和起别人的玩笑。但是，后来她告诉自己，他从未跟别人提起过他的孩子，那份信任，即便是无意识的，也只向她展露过。她再也没有跟他或者办公室的其他人提起这件事，而是将它当成一个小秘密珍藏起来，它某种程度上证明了她在他眼中的分量。了解他个人不幸的遭遇后，她萌生出一种关注，激发了她的好奇，让他变得与众不同起来。他的妻子去世后，她发现自己沉溺于无法吐露的幻想中：他们都很孤独。斯凯思先生体贴、勤勉。资历浅的职员不喜欢他，因为他上班准时准点，工作认真负责。只有上了年纪的成熟女人才能欣赏他的优点。或许，和这个人能结交为朋友，而以后，谁知道呢，说不定不仅仅是朋友。给一个男人幸福，对她来说还不晚。除了她的妈妈，她还能为其他人做饭，照顾他。但是她知道，她必须迈出第一步。

她的灵感源自女性时尚杂志的咨询专栏，其中一位读者写道，她对她办公室里的一个男同事有意思，但是对方总是表现得礼貌而友好，从未邀请过她，更别提约会了。答案直截了当。“买两张你认为他会喜欢的电影票。然后告诉他，你意外地得到了两张票，问他是否愿意跟你一起去看电影。”这是耶尔兰德小姐难以实践的计策。首先，很难说服一个邻居照料她的妈妈，其次还要决定买什么票。最后，她觉得音乐剧最为稳妥，于是排队买了两张高价票，打算约他星期五晚上到皇家节日音乐厅听勃拉姆斯音乐会。星期一，她拘谨地对他说起那几句练习过很多次的话，然而她的邀请听起来既无礼又虚情假意。起初，他没有回答她，眼睛盯着账簿，她甚至怀疑他有没有在听。然后，他笨拙地站起身，匆忙地扫了她一眼，讷讷地说：“谢谢你的邀请，耶尔兰德小姐，但是我晚上从不出门。”

她在他眼中看到的不仅仅是尴尬，还有一种恐慌。这种彻底的拒绝让她羞愧得满脸通红。她躲进卫生间，把两张门票撕得粉碎，扔进马桶里冲掉。她知道这是一种愚蠢的浪费。这场音乐会很受欢迎，订票处几乎肯定能帮她转让掉这两张票。不过，她当时的做法对她的自尊心而言是个小小的安慰。之后，她再也没有找过他，在她的印象中，他似乎变得更加缄默，彻底地蜷缩进他的保护壳。现在，他要离开了。将近九年的时间里，他一直设法回避她的善意。现在，他就要永远地一走了之了。

正式的告别会安排在十二点半举行，考虑到这些职员的级别，财务主管不一定会出席，于是下午一点钟，部门总会计师威尔科克斯先生代为主持了仪式，他口若悬河地说道：“如果你们中有人问我，作为诺曼·斯凯思的上司，我如何看待他在本部门的工作，那么我可以毫不迟疑地告诉你我的评价。”

接着，他精准地停顿了半分钟，给召集在一起的部门职员们留出时间，假装出期待的样子，仿佛这个有趣问题的答案就挂在他们的嘴边，副主任会计师忧郁地盯着天花板，初级私人秘书咯咯地笑着，耶尔兰德小姐对人群那头的斯凯思报以鼓励的微笑。然而，对方面无表情。他站在那里，手里握着餐厅的玻璃杯，杯中装着半杯南非甜葡萄酒，注视着他们头顶稍高的地方。像往常一样，他把自己收拾得很干净。蓝色的正装已经有点破旧，袖口被桌面和账簿磨得发亮。衬衫的领子虽然起了皱，但非常干净，一条普通的领带系得服服帖帖。他站在那里，和大家保持着距离，像在受审似的，他让耶尔兰德小姐想起了某个人：一幅画、一张照片、一段新闻影片，然而并不是她认识的人。她猛地想起，那是纽伦堡被告席上的一位被告。脑海中邪恶、无礼的精神形象吓了她一跳；她满脸通红，紧盯着手里的雪利酒，仿佛她做出了失礼的举动被人抓了个现行。但是，脑海中的影像却一直挥之不去。她再次将注意力放在威尔科克斯先生身上。

“用一个词概括，”他断言道，接着说出一串同义词，“尽职尽责、注重细节、办事有条理。”他漫不经心地说。耶尔兰德小姐怀疑那究竟能不能算是个词。“非常可靠!无论经手什么事，他都能一丝不苟地坚持到最后，干净利落地完成。”

他的助理垂着眼睛，一口干了杯子里没什么可回味的雪利酒，心里寻思着，还有比这更无聊、更该死的告别吗？然而他不得不听下去。斯凯思的提前退休令他好奇不已。关于那笔遗产，他听说了许多传闻，如果他能提前三年退休的话，那笔钱想必不是个小数目。当然啦，不排除他另外找了份工作，只是没有声张而已。但是，似乎又不太可能。现如今，谁愿意雇用一个五十七岁又没什么资历的老家伙呢？

自鸣得意的演讲还在继续。众人暗中旁敲侧击，打听斯凯思退休后的生活；打趣似的祝福他，不仅提前三年退休，甚至不用退休金也能衣食无忧，任谁也阻挡不了嫉妒的蔓延；最后的惯例是祝愿他的退休生活能有长久的富足和幸福，但愿部门赠予的小礼物能令他体会到一丝愉悦，记起同事们对他的喜爱和尊敬。伴随着一阵扭捏的掌声，一张支票传了过来，威尔科克斯先生有节奏地鼓掌，却没什么声音，像是复兴集会上三心二意的动员人一样。众人转过目光，停留在斯凯思身上。他不知所措地看着塞进他手里的信封，却没有打开它。有人猜他或许不知道这里的惯例，他应该先假装找不到封口，然后挑起眉毛对支票的数额表示满意，再感叹卡片的设计，最后仔细端详卡片上的签名。但是，他却像个孩子似的用瘦弱的双手紧抓着信封，仿佛不确定那究竟是不是他的。他说：“非常感谢。我在这里度过了九年的时间，很多东西都会让我怀念这个部门。”

“难熬的九年。”有人笑着嚷道。

他却没笑。

“差不多九年了，”他重复道，“我会用你们贴心的礼物买一副双筒望远镜，它会让我一直记得这儿的老朋友和老同事，谢谢你们。”

然后，他笑了，那笑容幸福得不可思议，却极其短暂，看到的人甚至会怀疑他的表情是否真的有过变化。他放下还没喝完的酒，同站在他身旁的一两个人握了握手，转身离开了。

斯凯思回到同另外两个职员共用的小办公室，他已经将为数不多的个人物品打包进塑料手提袋：用昨天的《每日电讯报》仔细包裹的茶杯和托碟；一张简便计算表和一本字典；他的盥洗用品袋。他最后环顾了一圈，一切都准备就绪了。在去电梯的途中，他忍不住想，如果他坦白地说出内心的想法，他们会怎么说，又会怎么看待他呢？

“我必须提前退休，因为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要做一件事，需要大量的时间和完善的计划。我必须找到杀害我孩子的那个女凶犯，然后杀了她。”

他们不安的笑容是否会因为难以置信而凝固，那些习惯了假笑的人是否会发出尴尬的笑声？又或者，他们会披着超现实主义的伪装站在那里，仍然笑着、点着头，举起廉价的雪利酒祝福他，好像那些可怕的话跟威尔科克斯先生浮夸的陈词滥调一样毫无意义？他的脑海中浮现出一个念头，他好像真的听见自己在威尔科克斯先生致结束语的最后几秒钟说出了真相。他当然没有冒险做这种傻事；但是他竟然有这种有违常规、戏剧化的幻想还是出乎了他的意料，甚至有些触怒了他。无论思想或者行为，他都没有被赋予一种伟大、无私的形象。杀掉玛丽·达克顿是他不想逃避的责任，也是他想逃也逃不掉的责任。当然，他打算实施一起成功的谋杀，就这种意义而言，他不能被发现。他寻求的是正义，而不是殉道。但是，直到今天下午，他从未想过他的同事们会怎样看待他这个即将问世的凶手，他隐约觉得自己遭受了诋毁，严肃的目的沦为一起耸人听闻的事件，他本该现在就想到这些。

9

他走着平日里回家的那条路，经过威斯敏斯特大桥，穿过议会广场，沿着乔治大街走进圣詹姆斯公园。搭乘滑铁卢城市线到利物浦街站和东郊线更快，但是他更喜欢每天傍晚穿过泰晤士河，从圣詹姆斯公园乘地铁。梅维斯去世后，他便不再急着回来了。现在更不必着急。

圣詹姆斯公园人山人海，不过他还是设法在湖边的长凳找到了一个空位。他轻轻地将装着为数不多个人物品的手提袋放在脚边的小路上，透过柳树枝条凝望着湖面。然后他意识到八个月前，妻子去世第二天的午休时间，他也在这个位置坐过。那是十一月一个异常寒冷的星期五。他还依稀记得，那天昏暗的太阳仿佛一轮巨大的白色月亮高悬在湖面上，柳树枯黄的叶子缓缓地掉落，随着湖面荡漾。曾经繁茂的玫瑰花床里还有几朵尚未绽放的红色蓓蕾，由于寒冷而枯萎，花茎上还挂着枯叶。波光粼粼的湖中央泛起涟漪，如同一个锻打得很薄的银色大托盘。一位年纪大到市议会再也不会雇用的老人，拖着脚步走过面前的小路，扎起散落的垃圾。那时候，公园里笼罩着阴郁、老朽的气息，蓝色大桥的栏杆在观光客的打磨下变得破旧、斑驳，喷泉一片寂静，茶馆也因即将来临的冬天暂停营业。此刻，空气中传来游客们断断续续的聊天声，夹杂着孩子们的尖叫和欢笑。接着，他想起当天那个跟妈妈待在一起的孤僻孩子。海鸥在他刺耳、沙哑的笑声中拍打着翅膀飞了起来，嘎嘎地叫着。他也伸开双臂，期盼着圆胖的海鸥停在他的掌心。远处树下的草丛中覆盖着零落的初雪，仿佛是逝去的夏天丢弃的垃圾。

回想起那天，他好像还能感受到十一月的寒冷。他闭上眼睛，对阳光下绿意盎然的公园和波光粼粼的湖面视若不见；对孩子们的叫闹声和远处乐队的鼓点充耳不闻；思绪回到梅维斯去世的那间医院病房。

那不是一个适合死亡的日子，星期四是做大手术的日子，下午四点钟担架车陆续从手术室返回。他感觉这些事情最好能在夜里处理，那时候病人们已经安顿下来或者进入梦乡，护理人员能暂时放下手中的工作，照料那些没能坚持下来的病人。护士长疲惫地解释道，正常情况下他们会将他的妻子转移到旁边的病房，但是眼下旁边的四个病房都腾不出空。也许明天吧。那是一句心照不宣的承诺，如果她能在恰当的时机离去，她就能死得舒服些。他坐在她的病床旁，周围挂着扯帘。帘子上的图案深深地刻进了他的脑海中，粉色的帘子上点缀着小小的粉色玫瑰花蕾，营造出一种温馨的家庭氛围，美化了死亡。扯帘半遮半掩，透过帘子的缝隙，病房里的一切都一览无遗，担架车不紧不慢地推到等候的病床旁，身穿大褂的护士稳住摇摆的点滴瓶，周围是嘈杂的说话声和脚步声；勤杂工时不时地探进头，欢快地问：“来点儿茶吗？”

他接过茶杯和托碟，厚实的白色瓷器中两块方糖渐渐溶入褐色的液体。

她的两只胳膊放在被单外。他握着她的左手，想知道如果她在做梦的话，她在生命里做着什么样的梦。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一定不会像曾经的那些噩梦那样令她痛苦。朱莉死后的前几个星期，接二连三的噩梦摧毁了她的夜晚，他发觉她常常在凄厉的尖叫声中伴随着冷汗惊醒。她现在栖居的那个世界一定很平和吧，不然她为什么如此安静地躺着？他无动于衷地看着她脸上稍纵即逝的表情，她再也感受不到那种瞬息万变的情绪了，不耐烦的皱眉，诡秘、牵强的微笑；这让他突然想起朱莉小时候嗅味道时赌气的皱眉，仿佛在思考似的。她的眼睛时不时地颤动，嘴唇微动。他低下头，凑近了听。

“最好用刀。这样更有把握。你不会忘记吧？”

“不，我不会忘。”

“你带着那封信吗？给我看看。”

他翻出钱包里的信。她艰难地集中注意力，颤巍巍地伸出右手，像是一个信徒抚摸着圣物。她费力地盯着它，下垂的下颌不住地颤抖，仿佛全神贯注地盯着那张皱巴巴的白纸令她彻底崩溃。他握住她干枯的手，紧贴着信封，然后开口道：“我不会忘的。”

他还记得她写这封信时的情形。大约一年前，她刚刚被诊断为罹患癌症。当时他们坐在沙发的两端，一起观看一档关于南极鸟类的电视节目。他关掉电视后，她说：“如果我的病情没有好转，你只能一个人动手了，或许并不容易。你需要一个借口，调查她的下落。她死后，如果他们怀疑你，你还得解释为什么追查她。我会写一封信，一封原谅信。到时候你就可以说你在我临终前答应过我，一定要将这封信交到她手上。”

她在看电视的时候肯定一直在筹划。他依然记得失望和恐惧突如其来的冲击。某种程度上，他相信她的死或许能令他解脱，没人会指望他独自肩负这个重担。然而，他无处可逃。她立即坐到餐桌旁，写了那封信，然后装进一个未封口的信封里，甚至想到他可能要给某个人看，某个官员，某个可能知道凶手下落的人。他当时没有读那封信，后来也没有。他一直将它放在钱包里，随身携带。直到这一刻，她临终前的片刻，她从未再提起过这封信。

她陷入了昏迷。他僵硬地坐在她身边，握着那只干枯的，如同蜥蜴一般的手，毫无生气、令人厌恶。松弛的皮肤在他的抚摸下左右挪动。他告诉自己，这只手曾经给他做过饭，为他操劳过，帮他打扫过房间、洗过衣服。他试图想象这些画面，唤醒自己的同情心，却无济于事。他的心中涌起一股遗憾之情，然而那只是无可避免的失去引发的失望，并不带有个人色彩。无效的治疗和无谓的痛苦令病房嘈杂不堪。他明白，如果他失声痛哭，也是为了那里的所有人而哭，无论是生病的还是健康的，但更多还是为了他自己。他克制着自己，尽量不抽回手。想到护士可能会拉开帘子，希望看到他就这样坐在她身边，给予她最后的慰藉，他才觉得好过一些。爱情早已消失。当那个女人掐死他们的孩子时，同时也扼杀了他们的爱情。或许，爱情并不是那么坚定，所以才消失得这么容易，但是它曾经看起来很坚定。他们爱过，像每个人一样，尽自己所能地爱着。不过，最后失败了。或许作为爱得更坚定的那个，她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但是无论如何，他都应该帮她回归生活。现在，只剩下一个不让她失望的办法。他必须独自肩负起他们二人共同的目标。或许，那个女人的死既是一种补偿，对他而言又是一种解脱，也为那段逝去的漫长岁月画上句号。

她心怀悲痛与仇恨，就像一个畸形的胎儿，不断地长大，却迟迟没有出生。就连她的主治医师也不耐烦地收起处方笺，另外写了一封精神科门诊的预约信，明确地表示他认为她悲痛的时间够久了。悲伤终究是一种放纵，没有任何值得称道的地方，没有任何社会价值，就像分发给等待救助的穷人的硬币一样，是坚强和自立的人不需要的东西。他想，或许维多利亚时代的哀悼形式有它的意义。至少它界定了哀悼的时长。他记得祖母曾经告诉过他，寡妇要先穿一年的黑衣服，然后穿六个月的灰衣服，最后穿淡紫色。那些高贵的习俗当然不适用于她，但是她在城里的大宅子里做女侍时注意到了这些礼节。他忍不住猜想，如果为一个先惨遭强奸后遭杀害的孩子服丧的话，要穿多久的黑衣服呢？也许不会太久。在他祖母那个时候，大概不会超过一年吧。

人类很容易接受普遍的商业规则：公事公办。你有你自己的生活，他们这样告诉梅维斯，她不明所以地睁大了眼睛，盯着对方，显然她不再拥有自己的生活。你必须为你的丈夫想想，她的医生嘱咐道，她确实为他考虑过。他一言不发地同她并排躺在卧室的双人床上，一动不动地凝视着黑暗，他看透了她的想法，自怨自艾的情绪如同一团乌云悬在漆黑的天花板上，又或者一种传染病，从她的大脑蔓延至他那里。她从未向他寻求过帮助。偶尔，她伸出一只手，可是当他握住时，她又赶忙缩了回去，仿佛那一具曾经让她受孕的肉体已经变得令人厌恶。有一次，他怀着满腹的背叛感胆怯地向医生坦白。然而，医生的回答不仅职业、圆滑，而且毫无帮助：“她把肉体的爱、悲伤和失去混为一谈了。你要耐心一点儿。”好吧，他一直很有耐心，耐心极了。

她又想说话了。他低下头，嗅到了她又酸又甜的气息，夹杂着一股腐烂的味道，他压抑着想用手帕掩住嘴巴以免被污染的冲动。他屏住呼吸，尽量不咽唾沫。最后，他不得不说服自己她就要死了。她花了好几分钟才说出几个字，原本含混不清的嗓音却变得异常清晰、粗哑、低沉，好似从未有过一般。

“坚定，”她说，“强大。”

他不明白她这么说是什么意思。最后一次鼓励他要坚定决心吗？或者，她是指凶手很强大，如果他赤手空拳就没办法制服她？在老贝利受审时，他没觉得对方特别高大或者结实；不过，或许是因为那个法庭出乎意料地小，又没什么名气，在浅色木制装饰的映衬下，所有人都被削弱了气势，无论罪恶还是清白。甚至皇室盾徽下佩戴着红色肩带的法官也成了戴着假发的提线木偶。蹲监狱的这些年并不会令她变得虚弱。监狱里有人照顾你，既不会劳累过度，也不会营养不良，生病时能得到最好的治疗，他们还会看着你锻炼。他和梅维斯一起策划谋杀时，曾经打算勒死那个女人，因为朱莉就是这么死的。但是，梅维斯说得没错。他现在孤身一人，最好有武器傍身。

他并不希望她在悲苦和怨恨中死去。这也是那个凶手从他们手中夺走的众多东西之一。爱情；敏感肉体的慰藉；陪伴、欢笑、抱负、希望。当然，还有朱莉。有时候，令他讶异的是，他几乎忘了朱莉。而梅维斯不再相信她的上帝。像其他信徒一样，她按照自己的想象改造了上帝的形象，一个循道卫理的上帝，和蔼、古板，愉快地唱着歌，温和却不切实际地布道，不强求超出她给予范围的东西。星期天早上的礼拜与其说是一种必须履行的敬奉，更像是一种例行公事。梅维斯自小就是循道公会教徒，她不排斥早期的正统观念。但是，她无法原谅上帝带走了朱莉。有时候，斯凯思觉得她同样没原谅过他。爱情消失了，主要是因为内疚；他们共同的负罪感；她对他的责备，他对自己的责备。她一次又一次地受困于这种负罪感。

“我们不该让她参加女童子军。她同意去只是因为她知道你是个热心肠，这么做能让你开心。”

“我不希望她觉得孤单。我知道那是什么感觉。”

“你应该每个星期四都去接她。如果你去接她的话，就不会发生那样的事了。”

“但是，你知道她不愿意我去接她。她告诉我们，萨莉·米金总是和她横穿游乐场，一起走回家。”

但是，萨莉·米金没有。其他人也没有，而朱莉又不好意思开口叫他去接她。她跟他小时候很像，不讨喜、独来独往、喜欢自我反省，尽最大的努力应付童年没由来的恐惧和莫测的变化。他甚至能猜到她为什么没有横穿游乐场，抄近路回家。白天妈妈们推婴儿车散步的游乐场到了晚上变得异常空旷，黑暗似乎没有尽头，秋千在风中嘎吱作响，向上蜿蜒的巨大滑梯在天空的映衬下令人生畏，还有小棚子漆黑的角落和刺鼻的尿骚味。于是，她独自一人沿着陌生的街道，走了很长一段路，因为路两旁温馨、惬意的半独立式房屋和她自己家很相似，缓和了她害怕的情绪，窗口亮起的灯光象征着安全和家。正是在其中一条不起眼的街上，她遇见了杀害她的凶手。一定是因为那个强奸犯和他的房子都没什么特别之处，他才成功地引诱她进了家门。他们时常提醒她提防陌生的男人，不要和他们说话，不要接受他们的糖果，不要跟他们走，他们曾经以为她的羞怯能够保护她。然而，没有什么能保护她，他们的提醒和爱都没能保护她。现在，他的负罪感已经没有那么强烈了。时间没能治愈它，而是让它麻痹。人类大脑的感受是有限的。他曾经在某处读到过，当折磨累积到某种程度后，便再也感觉不到痛苦，只有不为人知的打击砰砰作响，这种超越了痛苦的状态甚至称得上愉悦。他还记得朱莉死后他喝的第一杯茶。当时他食不下咽，却突然间异常口渴，那杯浓郁、香甜的茶非同一般的美味。无论在那之前还是在那之后，他都没再喝过那种味道。她才刚刚死了几个小时，贪婪、狡诈的身体已经能够体会快乐了。

此刻，他沐浴着阳光，两脚间放着他为数不多的个人物品，他再次接受了她赋予的重任。他会找到谋害他孩子的女凶手，然后杀掉她。他会尽量避免惹祸上身，虽然他害怕坐牢，但是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他都会去做。这种坚定的信念令他困惑。做这件事的意愿很明确，但是理由让他无法理解。可以肯定的是，这么做不仅仅是为了复仇。很久以前，复仇就已经不再是他的动机。起初，朱莉的死留给他的悲伤同梅维斯一样撕心裂肺，然而很久之前就渐渐淡化成一种不得不接受的失去。现在，他几乎想不起她的模样。谋杀案发生后，梅维斯销毁了所有照片。不过，有些照片他一直记在心里，回忆它们几乎成了一种责任，一种悲伤的备忘录。第一次怀抱女儿时，那像蚕宝宝一样的小身体，粘在一起的眼皮，没有目的的神秘笑容；朱莉紧紧地握着他的手指，蹒跚地走在绍森德海滨；朱莉穿着女童子军制服，精心布置着晚餐餐桌，接受女主人徽章的考核。不管他对玛丽·达克顿做什么，不管她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朱莉都回不来了。

他需要信守对梅维斯的承诺吗？然而，你又如何对死去的人信守诺言？死亡已经永远地免除了欺骗或者背叛对他们的影响。无论他做什么都影响不了梅维斯，既伤害不了她，也不会令她失望。她不会变成一个吹毛求疵的幽灵回来苛责他的软弱。不，他这么做不是为了梅维斯，是为了他自己。难道活了将近五十七年后，他还要通过一种可怕、不可挽回的举动证明无足轻重的自己是个有胆识、有行动力的人？无论事后他的下场如何，他都不会再怀疑他作为男人的身份？他猜或许就是这样吧，尽管这似乎跟他没有什么关系。这无疑很荒谬，就这种意义而言又不可避免。然而，他知道事情就是如此。

太阳西沉。一阵寒风吹过湖面，拂动柳枝。他摸索着抓过长凳下的手提袋，慢慢地朝圣詹姆斯车站走去，踏上了回家的归途。

10

七月二十日，星期四，也就是她收到亲生母亲回信的三天后，菲莉帕拿着当日往返约克的车票，登上了国王十字车站上午九点钟的火车。随监狱探访许可证一道寄来的信息单上写着，前往梅尔库姆农场的公共汽车两点钟准时从约克汽车站出发。她兴奋得坐立难安。在约克郡逛几个小时总比留在伦敦苦等稍晚一点儿的火车好熬一些。

她在车站的书报摊买了一本旅游指南，随后检查了回程火车的发车时间，接着就来来回回地沿着城内用鹅卵石铺砌而成的狭窄街道闲逛，经过两旁矗立着木构房屋和乔治王朝时代精致外墙的福斯门街、肉铺街和彼得门街，途经幽暗的小巷，进出弥漫着香料气息的店铺，造访十八世纪的礼堂、挂着华丽行会旗帜和捐助者肖像的中世纪商业冒险家会馆，穿过罗马浴场的遗迹，踏进古老的教堂。她仿佛置身于一个中世纪的梦境中，这个城市的各种美好，色彩和光线，形态和声音，自顾自地施加于一种既兴奋又冷静的意识。最后，她路过圣彼得的雕像，穿过西门，走进冷清、空旷的大教堂。她坐下来稍事休息，抬头望向东边，那扇大窗户仿佛使空气都紧张了。她买了一个奶酪番茄面包当午餐，饥饿突如其来，因为不想打扰其他游客，她并不打算在这儿吃。她凝视着威严的圣父，圣父沐浴在中世纪彩色玻璃的荣耀光辉中，面前放着一本摊开的书——《我是始和终》。对于那些失去了身份，却有绝对把握能将之寻回的人来说，生活一定很简单。但是对她而言，那条路行不通。她的信条更令人沮丧、更不自量力，它并非没有令人安慰之处，不过也仅此而已。现在，由我亲自开始和结束。

菲莉帕早早来到公共汽车站，她庆幸自己没花太多时间吃午饭，因为双层公共汽车很快就坐满了。她想知道车上的乘客有多少是去探监的，月复一月，他们多久往返一次这条路。指路牌上没有提及监狱的字样，只是简单地注明这趟车将途经梅尔库姆，终点默克斯顿。其中一些乘客似乎认识彼此，一边打着招呼，一边侧身挤过过道坐在一起。大部分乘客拎着篮子或者鼓囊囊的大手提袋，上车后便塞在行李架上。乘客中男人占了一半，无一不大包小裹。不过，她觉得车上的气氛并不阴郁，也没有因为任何耻辱而心情压抑。或许，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忧虑，不过这个下午，众人趁着晴朗的天气出行，焦虑似乎也淡了一些。阳光透过车窗晒着塑料座椅。车厢里弥漫着皮革、人和新鲜蛋糕的味道，混合了浓郁草香的夏日微风轻轻地拂过。公共汽车沿着林荫小路穿过人烟稀少的村庄，枝叶繁茂的马栗树刮擦着车顶，伴随着齿轮的嘎嘎声，汽车驶入一条上坡的窄路。越过路两旁的干砌石墙就是刚收割过的农田，雪白的羊群散落其间。

只有三位坐在一层的乘客似乎与车厢内的愉快氛围格格不入，其中一位是个头发灰白的中年男子，穿着考究，发车前坐到了菲莉帕旁边，全程一直望着对面的窗外，焦躁地转着中指上一枚普通的金戒指；另外两位则是坐在菲莉帕身后的中年妇人，二人一路都在聊天，其中一个一直愤愤不平地抱怨。

“她只知道要这个要那个，该死的，每个月都要。哟，说得倒好，但是我没办法啊。我得养那几个该死的孩子，面包都二十便士一条了，我没办法啊。劳驾，这个月要了毛线，二十团!她在给自己织坎肩。乔治不会再来了，他可受不了了，再也不会来了。”

她的同伴说：“佩吉特有打折的毛线。”

“那种毛线不好，必须是法国产的毛线。拜托，毛线八十便士一盎司。孩子们怎么办？如果她想织，给达伦织件套头毛衣就行。我没时间织衣服，我告诉过她，我的时间全被家务活和三个不满八岁的孩子占据了。可惜他们不放她出来自己照顾孩子。我才是蹲监狱的那个。我告诉她，我才是那个被判了刑的人。”

那个头发灰白的男人一直坐在位置上望着窗外，拨弄着他的戒指。

菲莉帕不时把手探进挎包，偷偷摸一摸那个装着她亲生母亲来信的信封。信是七月十七日，星期一，也就是两天前寄到的，内容既简短又公式化，就像菲莉帕写的那封信一样，她很清楚这一点。

感谢你的来信，也感激你的提议，不过我觉得你应该先见见我再做决定。如果你改变了主意，我也能够理解。我认为改变主意才是你明智的选择。我已经为你申请了一张有效期为一个月的探访许可证，如果你愿意来的话，我当然一直在这儿。

署名只简单地签上了“玛丽·达克顿”。

最后一行讽刺的幽默感激发了她的兴趣。不过，或许这就是她的目的。她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自我保护，一种事先降低对初次见面期待的方式。

二十分钟后，公共汽车减速，左转沿着一条更加狭窄的路驶入一片谷地。指示牌上标注了“梅尔库姆—两英里”的字样。他们穿过石屋村庄，途经梅尔库姆湾、一家杂货铺和一间邮局，爬过一座横跨一条湍急浅溪的拱桥，接着沿一堵八英尺高的石墙继续向前开。石墙有些年头了，不过修护得不错，一眼望去似乎绵延了数英里。石墙突然现出尽头，汽车晃晃悠悠地停在两扇巨大的铁门外。铁门敞开着，墙上的牌子漆着黑白两色，醒目地写着：“HM监狱，梅尔库姆农场。”

在她看来，这幢房子根本不适合用作监狱。这是一幢十六世纪的砖砌大楼，副楼宽阔显眼，与主楼相接处耸立着两座巨大的城堡式塔楼，如同瞭望塔一般。成排的高大直棂窗在太阳下闪闪发光，门窗的石头横梁透着几分神秘。大门的气势令人敬畏，繁重、华丽的门廊象征着权势与安全，不见好客的优雅。显而易见，这里为了满足监狱机构的使用标准进行了改造。延伸至正门的通道被拓宽了，留出了一块能停放六辆汽车的停车场，大楼的右侧是一排预制的棚屋，可能是工艺室或者增建的宿舍。主路左侧的草坪，三个穿着连身围兜工作服的女人正费力地摆弄着一台割草机。她们转过头，盯着渐渐靠近的探监人群，没有什么明显的反应。

眼前开阔的空地和漂亮的房屋沐浴在宁静之中，放眼望去不见看守人不免令她困惑不解。公共汽车载着最后几位乘客开往下一站。她忽然想起自己忘记询问返程时间了，突如其来的惊慌涌上心头，不知道返程的时间就不知道几点发车，她注定要滞留在这座不像监狱的监狱里。其他探监者坚定地沿着宽阔的砾石小路朝大楼走去，不管是好是坏，他们知道等待自己的是什么。他们的肩膀上挎着大包小裹，就连那个头发灰白的男人也拎着一捆书。只有她两手空空。菲莉帕跟在人群末尾，慢慢地走着，心怦怦直跳。人群中有个跟她年龄相仿、梳了一头小辫子的黑人女孩，小辫子上装饰着绿色和黄色的珠子。女孩回头看了一眼，停下脚步等她，问道：“你第一次来吧？刚刚在车上见过你。你来探视谁？”

“我来探望达克顿夫人。玛丽·达克顿夫人。”

“玛丽？她和我朋友关在牛棚区的牢房里。我正要过去，我给你带路吧。”

“我不需要向谁报告一下吗？”

“到牛棚区监狱长办公室报告。你带证了吗？”

看菲莉帕一脸不解，女孩解释道：“你的证件，监狱探访许可证。”

“哦，带了。”

女孩领着她从房子的侧面绕过去，走向一片改造过的牛棚，她们穿过铺着鹅卵石的院子，跨过一扇敞开的门，进入一间小办公室，里面有一位穿着制服的女监狱官。黑人女孩递过自己的监狱探访许可证，砰的一声将包裹扔在小办公桌上。女监狱官熟练地核对了一眼许可证，操着讨人喜欢的苏格兰口音说：“哎呀，艾蒂，你今天好漂亮啊。你怎么有耐心串那么多珠子，我可做不到这样。”

艾蒂咧开嘴，笑着晃了晃精心梳理过的脑袋。红色、黄色和蓝色的珠子随着她的动作上下转动，发出丁零当啷的响声。监狱官转头看向菲莉帕，后者赶忙递上自己的探访许可证。

“噢，没错儿，你是帕尔弗里小姐。你第一次来这儿吧？监狱长猜你或许需要完全不受打扰的独处空间，所以我在会客室的门上贴了一张布告。你至少可以在里面待一个小时。艾蒂，好姑娘，你能带帕尔弗里小姐去会客室吧？我一刻也不能走开。”

沿着走廊没走多远便看见了右手边的会客室。门上挂着的布告板写着“使用中”的字样。艾蒂没有打开门，而是轻轻地踢了门一脚，然后说：“到了。或许待会儿车上还能再见。”她说完这话就走了。

菲莉帕缓缓地打开门，房间里空无一人。她随手关上门，靠着待了一会儿，庆幸自己还能从背后的木门汲取安慰的力量。如同亨德森小姐的办公室一样，这间会客室也充斥着一种虚伪的慰藉。这里很像转机候机室，只不过少了机场休息室的浮夸和粗俗，朴实无华的房间里摆满了风格不一的家具，看起来仿佛是十几个不同的家庭丢弃的家具。房间里没有什么令人眼前一亮的东西。当初的设计意图着重实用性，随后便被抛诸脑后。短暂逗留过的人离开这间会客室时不会带着留恋，也不会在黯然的氛围中留下一丝悲伤或者希望。房间里有很多各式各样的椅子，摆放在六张擦得锃亮的小桌子周围。素色的墙面有很多地方都留着污迹，好像有人清理过上面的涂鸦。壁炉上方挂着一幅康斯太勃尔的《干草车》复制品，壁炉架上摆着一个插着人造花的玻璃花瓶。会客室中间是一张八角形小桌和两把正对着的椅子。不同于整个房间营造出的随意氛围，它们的摆放似乎是有意为之。或许，在负责打扫会客室的囚犯看来，每次探视都是一次隔着无形却坚固的铁栅进行的正式交锋，所以才故意摆成这样。

等待的几分钟仿佛几个小时那么长。门口时不时有人经过，依稀传来好似学校课间休息时热闹的嘈杂声。菲莉帕的脑海中翻腾着各种各样的情绪：兴奋、忧虑、不满和愤怒。她独自一人在这间会客室等待？房间里的家具太整洁，墙壁太破旧，花还是假的。他们有个大花园，至少能采摘鲜花。牢房不该让待在里面的人如此焦虑。它不需要任何伪装，只要呈现出原本的样子。而且，她妈妈为什么不在这儿等她？她知道她要来，也一定知道公共汽车的到站时间。难道还有比在这儿等她更重要的事吗？她的脑海中浮现出各种奇形怪状的猜想。曾经金黄色的头发现在像稻草一般干枯，随着成串的珠子上下跳动，她妈妈抹了厚厚化妆品的脸下垂得厉害，放松地叼着一支香烟，涂着指甲油的手瘦骨嶙峋，伸向她的喉咙。她想：“假如我不喜欢她怎么办？假如她忍受不了我又怎么办？我们要在一起待两个月。我现在又不能反悔，不能回科尔德科特特勒斯街告诉莫里斯我做了个错误的决定。”她走到窗户旁，目光越过铺着鹅卵石的院子，眺望第二排牛棚。她强迫自己仔细观察那些建筑，莫里斯教过她如何欣赏建筑物。这片牛棚比她住的房子更新一些；甚至算得上是新乔治亚风格。但是，荡着金鸡钟摆的钟塔看起来有些年头了。说不定他们拆除了原先的牛棚，后来又重建了。他们的改造工作做得不错。但是，她妈妈在哪儿？她为什么还不出现？

门开了，她转过身。她的第一反应是她妈妈托一位朋友带来一个坏消息，那就是她改变主意了，她根本不想见她；不过这个念头转瞬即逝，几乎在出现的同时便遭到了否定。她本以为对方是个年纪很大的女人，这可真是个愚蠢的想法。她第一眼看上去非常普通，身材苗条动人，穿着一条灰色的百褶裙，搭配一件浅色棉质衬衫，脖子上系着一条绿色围巾。所有可笑的想象仿佛见到圣物的魔鬼一般，尖叫着消失了。这就像认识自己一样。这是身份认同的起点。毫无疑问，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遇见这个女人，她都知道自己就是她的骨肉。她们下意识地慢慢地坐下，隔着桌子打量对方。她妈妈说：“对不起，让你久等了。公共汽车来早了。我不想一直等着它，万一你不来呢。”

现在，菲莉帕总算知道自己浅黄色的头发遗传自谁了。不过，她妈妈的头发更贴合，如同一顶帽子，在眼睛上方修剪出刘海，或许是因为其中夹杂着银色头发的缘故，看起来更加轻盈。她的嘴巴比自己的还宽，一样的上唇线条，却显得更加坚定，然而嘴角的弧度却少了一分性感。不过，还是看得出她的高颧骨和略微弓起的鼻子的影子。只有眼睛不一样，明亮的灰色中隐约掺杂了些许绿色。二人仿佛是无法逃避痛苦的病患，神情谨慎而隐忍。她的皮肤说不定曾经也是蜜色的，不过现在看起来很白皙，几乎没有血色。那张脸依旧年轻、魅力十足，然而脸上的神采已然被常年的疲倦消耗殆尽，那双警惕的眼睛看了太多，也看了太久。

她们没有触碰对方，谁也没有将手伸过桌子。菲莉帕问：“我应该怎么称呼你？”

“妈妈。这不是你来这儿的原因吗？”

菲莉帕没有吭声。她本想道一声抱歉，自己空着手就来了，可是又害怕她妈妈会说：“但是你把自己带来了。”她受不了第一次见面就用这种陈词滥调开场。她妈妈问：“你真的明白我干了什么，你又为什么会被收养吗？”

“我不明白，但是我知道一二。我爸爸强奸了一个孩子，你杀了她。”

话音一落，菲莉帕感觉空气凝固了。有那么片刻，她妈妈的神情不知所措，仿佛某种脆弱的知觉破碎了。她说：“我确实犯了重罪，预谋恶意杀害了一个叫朱莉·梅维斯·斯凯思的孩子。这是事实，只是他们不再这么说了，那不是事先预谋好的。事情本不该发生。但是，她死了，说什么都无济于事。反正，所有的杀人犯都会这么说。你没必要相信。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说这些。如果我看起来像个社交白痴，请见谅。你是九年来第一个来探视我的人。”

“如果你告诉了我，我为什么不相信你呢？”

“这无关紧要。你不是个爱幻想的人吧？你看起来不像。你来这儿不是想证明我的清白吧？你不是看了太多犯罪小说吧？”

“除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狄更斯，我不看犯罪小说。”

门外愈加嘈杂，传来刺耳的说话声和走廊里咚咚的脚步声。菲莉帕说：“他们太吵了，不是吗？这里像一所寄宿学校。”

“没错，一所纪律严明的寄宿学校，他们把难以管教的女孩从她们父母身边带走。这一片是旧牛棚改造的预释放宿舍。无期徒刑犯被假释前要在这儿待九个月。约克有一些思想开明的雇主愿意给囚犯们改过自新的机会，我们出去后就去那儿干活。监狱当局扣除我们的生活费后，再支出一些零用钱，然后把剩余的钱存进银行。等我出狱时，应该有二百三十镑四十八便士。我想……如果你还愿意跟我一起住的话……这笔钱可以用来支付公寓的房租。”

“我可以付那套房子的房租。那两百镑，你以后用得着。你做些什么呢？我是说，什么样的工作？”

她希望自己的语气听起来不像个未来雇主。她妈妈回答：“我并没有太多的工作选择，我将在一间酒店做服务员。杀人犯比小偷或者骗子更容易安置，但是失业率这么高，监狱不得不接受所有工作。不过，这也意味着我有医疗保险了。”

“酒店的工作一定很无聊。”

“很累，但是不无聊。我不怕工作艰苦。”

这话在菲莉帕听来不符合她的个性，可怜，甚至卑微，质朴得令她难堪。几乎算得上是一种恳求，这个维多利亚时代的厨房女佣迫切地想要被人雇用。忽然，她想起了在餐桌前俯下身的希尔达。这时候想起希尔达不免令她有些仓皇失措。她说：“我们必须待在这里吗？外面阳光很好。我们不能出去走一走吗？”

“如果你愿意的话。看守长建议我们去草坪散步。探视者们通常只能待在房间里，但是她为了你，为了我们俩，破了个例。”

鹅卵石小路旁种着欧椴树，周围环绕着巨大的草坪。她们沿着小路散步。砾石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像滚烫的煤渣一样烫着菲莉帕的鞋底。远处的榆树因为得了枯萎病被剥光了树皮，裸露着白色的树干，如同苍白、扭曲的绞刑架一般依靠着橡树、山毛榉、马栗树和银桦树深深浅浅的绿色。透过树隙，顺着撩人的狭长小径，一片圆形的玫瑰花园映入眼帘，还有圆滚滚的石雕小天使。小径上干枯的山毛榉树叶随风摇晃，在她的脚下化为粉末。即便在盛夏，也总有一些枯死的树叶。某个地方，有人正在焚烧树叶：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香甜的秋日芬芳。现在就烧树叶未免有些为时过早。伦敦的公园从不烧树叶。这是一种乡村气息，让人回想起彭宁顿被遗忘的秋季，只可惜她从未住过彭宁顿。经过夏日锤炼变得粗壮的马栗树和橡树的坚硬树枝，干枯的树叶，烟雾缭绕的篝火味，椴树花昙花一现的芳香，所有这些让她一时间陷入了混乱，仿佛四季在这一刻不合时宜地重叠在一起。或许，她去剑桥大学前的这两个月，不过是住进了一个新空间，并不会对她过去那些年产生什么不良影响。说不定，等她再次回想这次见面时，却叫不准究竟是春还是秋，只记得互不相关的气味和声音，还有那片孤零零的枯叶。

二人一言不发地走着。菲莉帕试图整理自己的情绪。她是什么感觉呢？尴尬？不是。友谊？这个词相对于她们之间脆弱的关系而言，有些过于讨好了。成就感？平和？不，谈不上平和。这是一种介于兴奋和忧虑之间的感觉，一种与平和心境毫无关系的幸福感。或许是满足感吧。现在，我至少知道了自己是谁。我了解了最糟糕的部分，与此同时也知道了最好的部分。不管怎样，来这儿是正确的决定，刻意保持的步调和距离避免了第一次接触过于随意，那将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仪式，既是结束也是开始。

听见她的声音后，菲莉帕心想：“我喜欢她的声音。”低沉、纯真、踟蹰，好像她妈妈才刚学会英语似的，那些单词是她脑海中形成的符号，很少说出来。真奇怪，菲莉帕感觉，比起知道这个女人杀过一个孩子，唠唠叨叨或者声音刺耳似乎更让她难以忍受。她妈妈问：“你有什么打算？我是说，想做什么工作？”她停顿了一下，接着说，“对不起。这就是那种十岁孩子最讨厌被问，却总被问的问题。”

“我十岁就知道自己想做什么了。我想成为一位作家。”

“你在收集素材吗？所以你才主动帮助我？我不介意。至少我应该给你一些东西。除此之外，我也没什么能给你了。”

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她的语气中没有一丝自怜或者懊悔的意味。

“但愿我也能辞别我的生命。但愿我也能辞别我的生命。但愿我也能辞别我的生命。”

“《哈姆雷特》。现在听起来似乎很奇怪，但是进监狱前我几乎不知道莎士比亚。我向自己保证，我要按照时间顺序读他的每一部戏剧。一共二十一部。我计划六个月读一部。这样就能读到刑期结束。文字可以战胜顾虑。”

诗歌的悖论。

“没错，”她说，“我知道。”

菲莉帕感觉鹅卵石小路有些硌脚。她说：“我们不能去花园散步吗？”

“我们必须沿着这条小路走，这是规定。他们没有人手四处找人。”

“但是，大门没上锁啊。你们都可以走出去。”

“那也不过是走进另一座监狱而已。”

两个女人，显然是监狱的工作人员，踉踉跄跄，急匆匆地跑着穿过草坪。虽然她们没穿制服，但是不可能把二人错当成囚犯。其中一个搂着同伴的肩膀。她们的笑声爽朗，心照不宣。意识到不能称呼这些人为看守，菲莉帕问：“监狱的工作人员们，他们对你们怎么样？”

“有些像对待动物，有些像对待不听话的孩子，有些像对待精神病人。我最喜欢那些把我们当作犯人看待的工作人员。”

“那两个跑着穿过草坪的人，她们是谁？”

“她们是朋友，总要求一起当班，还住在一起。”

“你是说她们是恋人，同性恋？监狱里有很多这样的人吗？”她想起莫里斯含沙射影的讽刺。

她妈妈笑了。

“你说得好像那是种传染病似的。当然有，还是常有的事。人需要被爱，他们需要感觉自己对某个人而言很重要。如果你好奇我是不是，答案是否定的。至少，我没有那个机会。无论在监狱里还是监狱外，人都需要一个可以鄙视的对象。谋杀孩子的杀人犯地位最低下，即便在这里也一样。学会独处，不要引起别人的注意，这就是我的生存之道。你爸爸就不懂这一点。”

“他是什么样的人，爸爸？”

“他曾是个老师，但他没读过大学。他的爸爸，也就是你的爷爷，曾是一名保险公司职员。我猜他们家没有人读过大学。你爸爸念过教师培训学院，当时也是很了不起的。他曾在伦敦一所综合学院教高年级男生，直到他再也忍受不了。他后来去煤气所当职员了。”

“但是，他是什么样的人？他有什么兴趣？”

她妈妈的声音突然变得刺耳：“他的兴趣就是小女孩。”

或许，这个冷酷的回答打击到了她，让她彻底清醒地意识到她们为什么在这儿，为什么一起在鹅卵石小路散步。菲莉帕等了一会儿，确定自己的嗓音平静下来，她说：“那不是兴趣。那是一种癖好。”

“对不起，我不该那么说。我甚至不能确定那是不是真的。看来我给不了你想要的。”

“我什么也不想要。我来这儿并不是因为我想要什么。”

但是，在菲莉帕看来，她的问题就是她的愿望清单。我想知道我是谁，我想获得认同，我渴望成功，我渴望爱。那个问题——“那么，你为什么来这儿？”横亘在她们之间，没人问起，也无法解答。

她们默默地走着。她妈妈似乎若有所思，然后她开口道：“他喜欢二手书，喜欢探索老教堂，喜欢在城市街道中闲逛，喜欢乘火车去绍森德，一直走到码头的尽头。他喜欢看历史和地理书，但是从来不看小说。他活在自己的想象里。他不喜欢自己的工作，却没有勇气再改变，他没有勇气改变任何事。他很温顺，本该受人喜爱。他喜欢你。”

“他是怎么说服她进屋的？”

她克制了自己的声音，表现出礼貌的兴趣，仿佛在询问某种社交琐事。他在茶里放糖了吗？他喜欢运动吗？他是怎么强奸一个孩子的？

“当时他的右手打着绷带。那是真的。他被草耙绊了一跤，刮伤了右手，后来还化脓了。他下班时看见她，然后一路尾随她从女童子军汇合点走回家。他告诉她，他想喝杯茶，但是没办法往茶壶里添水。”

啊，真是个聪明的办法。他看见一个孩子带着儿童与生俱来的天真无邪，走在郊区的街道上。一个穿着制服的女童子军。日行一善。他施了一点小计谋，即便多疑、胆小的孩子可能也会上当。当有人需要帮助，而且还是她力所能及的举手之劳，她就没那么容易察觉危险。菲莉帕甚至能想象那个场景，那个孩子仔细地在冷水龙头下灌满水壶，帮他点燃煤气灶，主动提出留下来帮他泡茶，小心翼翼地端出茶杯和托碟。他利用了她身上的美好和善良，摧毁了她。如果邪恶真的存在，如果这两个字有任何现实意义的话，那么这无疑就是邪恶。

她听到她妈妈说：“他不是故意伤害她。”

“不是吗？那他想干什么？”

“跟她说说话，也许吧。亲吻她。爱抚她。我不知道。不管他脑袋里想的是什么，那都不会是强奸。他是个温和、羞怯、软弱的家伙。我猜那就是他会被孩子们吸引的原因。我以为我能帮助他，因为我很坚强。但是，那不是他想要的。他应付不了。孩子气、脆弱才是他想要的。他没有伤害她，你懂的，肉体上。那是法律意义上的强奸，但是他没有使用暴力。我想如果我不杀了她的话，她和她的父母以后会控诉他毁了她的人生，她再也不能拥有美满的婚姻了。或许，他们的担忧有道理。心理学家们声称孩子们永远无法克服早期遭受性侵犯的阴影。于是，我剥夺了她破碎的生命。我不是在为他辩解，只是你不需要把它想象得比事实更糟糕。”

菲莉帕想知道，还怎么比事实更糟糕。一个孩子惨遭强奸，然后被残忍杀害。她能想象事发时的细节，也想象过。但是，那种惨状、那种孤单、骇人听闻的最后一刻；她无法靠意志想象当时的感觉，也许只有切身的体会才能了解其他人的痛苦。痛苦和恐惧。只要经历二者其一就会彻底地了解孤独。

毕竟，莫里斯曾经告诫过她。在等待她妈妈回信的四天里，他们断断续续地聊过一次：“没有人能够承受太多的现实。没有人。我们为自己创造了一个世界，在那个世界里生活尚可以忍受。你可能已经为自己创造了一个世界，其中的想象或许比大多数人更多。已经耗费了这么多努力，为什么要毁掉它呢？”

她傲慢地回答：“如果我满足现状的话，或许会觉得这样对我来说更好。但是，现在太迟了。那个世界消失了。我必须再找一个。至少这次要以现实为基础。”

“是吗？你怎么知道最后不是一场幻影，结果更令你不舒服？”

“但是，了解事实总归是好事。你是个科学家……尽管是个伪科学家。我想在你眼里事实是神圣的。”

他回答：“善戏谑的彼拉多曾说‘事实是什么呢？’，无须为事实做出解答。如果你能发现事实，并且不把它同价值观混为一谈，事实就是神圣的。”

她们绕着草坪转了一圈，再度回到会客室的门前，却都不愿意进去，于是又慢慢地转过身，顺原路往回走。她问：“我爸爸那边还有什么亲戚吗？”

“你爸爸是独生子。他有个堂妹，审判时她和丈夫移民加拿大了。他们不希望任何人知道这层亲戚关系。我猜他们俩还在世。那时候，他们还没有孩子，人到中年，大约四十岁吧，我估计。”

“你这边呢？”

“我曾经有个弟弟，名叫斯蒂芬，比我小八岁。当时，他在部队服役，北爱尔兰骚乱的第一年他就牺牲了，牺牲时还不满二十岁。”

“这么说，我唯一的舅舅也不在了，没有其他人了吗？”

“没了，”她不苟言笑地回答，“只剩我了。我是唯一跟你有血缘关系的人。”

她们继续慢慢地走着。炽热的阳光晒着菲莉帕的肩膀。她妈妈说：“他们为探视者准备了茶，去喝点茶吧。”

“我倒是想喝，不过就不在这儿喝了。回约克再喝吧。我们还剩多少时间？”

“公共汽车来之前吗？还有三十分钟。”

“我应该做些什么？我是说，你出狱后能直接去我那里么，还是需要走什么手续？”

菲莉帕盯着地面，不愿意面对她妈妈眼神中可能流露的情绪。这是邀约和接受最后的决定时刻。她妈妈再次开口，声音很克制。

“目前监狱计划送我去肯辛顿的女缓刑犯收容所。我讨厌再住宿舍，但是没有选择，至少第一个月是这样。不过，我想去你那儿住应该不费什么事儿。他们会派人核实你确实有一套公寓，然后征得内政部的批准就可以了。你首先要写一封正式的申请函递交监狱的首席福利官，不过，再考虑一两个星期不是更好吗？”

“我已经考虑过了。”

“正常情况下，接下来的两个月你会做些什么？”

“可能没什么变化，在伦敦找一套公寓。我已经毕业了。去年，我十七岁，拿到了剑桥大学的奖学金。今年，为了消磨时间，我选修了哲学，通过了甲级考试。我也不是参加海外志愿服务的那类人。总之，我没有为你改变过计划，如果你在意的是这个的话。”

她妈妈接受了这个谎言。她说：“我将是一个令人尴尬的合租者。你怎么跟你的朋友解释？”

“我们不会主动拜访他们。如果碰巧遇见，我会解释说你是我的妈妈。他们还需要知道别的吗？”

她妈妈正式地说：“那么，谢谢你，菲莉帕。如果只是前两个月的话，我很高兴和你住在一起。”

之后，她们没有再讨论将来的事，只是一起走着，想着各自的心事，直到菲莉帕汇入探视者稀稀落落的人流中，沿着被太阳烤得干裂的宽阔甬道，走向大门，走向等候的公共汽车。

11

菲莉帕到家时刚过八点半，莫里斯和希尔达什么也没有问。不发问是莫里斯不干涉政策的一部分；通常情况下，他总试图给人一种无意探究的印象。希尔达满脸通红，带着点儿情绪，询问了一句菲莉帕的旅途是否顺利，便闷闷不乐地不再开口。即便只是个无关痛痒的问题，她还胆怯地瞥了莫里斯一眼，装出没听菲莉帕回答的样子。语气生硬，像是在应酬一个不受欢迎的不速之客。在推迟的晚餐中，他们像陌生人一样围坐在一起；不过，毕竟他们就是陌生人。那本该是一个需要陪伴的夜晚，但是他们几乎在沉默中喝着奶油浓汤，吃着马伦戈鸡 [9] 。终于，她推开椅子，站起身，说道：“我妈妈似乎很乐意跟我一起住一个多月。明天我就开始找房子。”

说这几句话时，她的声音高得不自然，充满了挑衅的意味。她十分恼火自己如此生硬的语调，尽管整个晚餐期间她都在心里默默地练习这几句话，可是说出来竟然如此困难。她从不惧怕莫里斯。为什么这会儿这么怕他呢？她十八岁了，已经成年，她只需要对自己负责。她现在大概像以往期盼的那样自由了。她没必要为自己的行为辩护。

莫里斯说：“你会发现租一套你能负担得起的公寓没那么容易，反正伦敦中部是这种状况。如果你要借钱，就跟我说一声。别去银行借。按现在的利率付利息不划算。”

“我自己能搞定。我有为欧洲旅行攒下的钱。”

“既然这样，祝你好运。你最好留着家里的钥匙，万一你需要回来呢。如果你打算就此搬走，尽早通知我们。你的房间我可能另有安排。”

菲莉帕想，莫里斯的语气像是在打发一个不受欢迎的寄宿房客。不过，那正是他要达到的效果。

12

七月十七日，星期一，上午九点刚过，斯凯思拨通了城里的一个电话号码，过去的六年来，他每三个月拨通一次这个号码。这一次，他虽然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情报，但是，伊莱·沃特金也没有像往常那样许诺过几天再说，反而请他在方便的情况下尽快来他办公室一趟。没过半小时，他已经离开卢德门山，赶往哈利路亚路，拜访一个六年前曾见过的男人。那时候同行的还有梅维斯；这次他只能只身一人穿过圣保罗教堂的墓地，拐进幽暗、狭窄的小巷。

审判结束后，他们等了三年才开始同伊莱·沃特金调查有限公司接触。他俩在伦敦黄页电话簿上的一堆设计师和珠宝商中间找到了这家公司的名字，并列的还有十几家私人侦探事务所。他们花了一整天时间挨个拜访，希望从地址和外观评估其效率和声誉。梅维斯本打算排除那些代理离婚案件的事务所，但是斯凯思说服她没必要限制自己的选择。这不是个容易的差事。尽管他们相互扶持、意志坚决，但是仍有置身异国他乡之感。门面漂亮、没有人情味的事务所令人望而却步，破旧、不起眼的小地方又让人生不出好感。最后，他们决定到伊莱·沃特金调查有限公司碰碰运气，因为他俩喜欢哈利路亚路这个名字，办公室洋溢着欢乐气氛，一楼窗台外花盆箱里正吐露枝叶的水仙打消了梅维斯的顾虑。一位上了年纪的打字员接待了他们，然后带着他俩上楼，见了伊莱·沃特金本人。

当他们走进那间幽闭的小办公室时，伊莱·沃特金正蹲在嘶嘶作响的煤气取暖器前，用勺子将猫粮舀进三个浅碟里，五只不同大小、毛色的猫喵喵地叫着，绕着他瘦弱的脚踝磨蹭。有一只虎斑猫，看上去像是它们的家长。它交叠着爪子，蹲踞在书架顶，眯着细长的眼睛不屑地观望着这场混战。食物分好后，它轻轻一摇尾巴，跳下书架，踱到第三个碟子旁。这时，伊莱·沃特金才起身同他们打招呼。他身材矮胖，满脸皱纹，一头白发，耷拉着眼皮，说话时总微闭着眼睛，然后突然睁开，似乎在刻意表现他那双蔚蓝的小眼睛。他言谈间丝毫没有斯凯思害怕的虚情假意，似乎对他们的委托一点儿也不觉得奇怪。斯凯思已经练习过要说的话。

“三年前，一个名叫玛丽·达克顿的女人杀害了我们的女儿朱莉·梅维斯·斯凯思，被判无期徒刑。我们想了解她的情况。例如，她什么时候转狱，转移到哪儿，她做了些什么，她什么时候出狱。你能提供这类情报吗？”

“当然可以。只要你肯出钱，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得不到的情报。”

“需要很多钱吗？”

“不会很多。那个女人眼下在哪儿？霍洛威？我想是。十天后，打这个电话号码找我，看看我们能做些什么。”

“你们怎么获得情报？”

“获取情报的老办法，斯凯思先生，就是用钱买。”

“这当然是个可靠的法子，也没有什么违法的地方，但是我们不希望其他人知道这件事。”

“当然了。那么你需要多付一点钱。”

从那之后，他们每年给伊莱·沃特金打四次电话。每一次他都会在三天后回电话，告知他们他了解到的情报。一个星期之内，一张注有“专业服务费”字样的账单就会寄到。费用不等。有时候高达二十镑，有时候只有五镑。通过这样的方式，他们知道了玛丽·达克顿什么时候解除了监禁，开始在监狱图书馆干活，什么时候从霍洛威转移到达拉谟，又从达拉谟转移到梅尔库姆农场，什么时候遭三个犯人殴打然后被送往监狱医院接受治疗，以及她的案子第一次提交假释裁决委员会审议的时间。六个月前，他从伊莱·沃特金那里得知，她将于一九七八年八月被有条件地释放。

他赶到哈利路亚路时已经将近十一点。伊莱·沃特金办公室的窗外依然摆着花盆箱，里面只剩下了结块的泥土。通往过道的大门敞开着，空荡荡的一楼办公室堆满了打包好的箱子。脏兮兮的墙壁斑驳脱落；还留着长方形的痕迹，想必那里曾经挂过相框。窗户脏得不堪入目，几乎完全阻隔了光线，他不得不摸索着穿过破破烂烂的油地毡，踏上没铺地毯的楼梯。

楼上的办公室里，伊莱·沃特金像六年前一样等着他。那个煤气取暖器依旧嘶嘶作响，他认出了那张顶盖可以伸缩的大书桌和两个残旧的档案柜。猫不见了，不过斯凯思似乎仍然能闻见空气中弥漫着猫粮刺鼻的酸臭味。紧接着，他怀疑自己闻见的是病入膏肓的死亡气息。还好有那双明亮的蓝眼睛，他才认出了伊莱·沃特金，除此之外面目全非。那只握着他的手如同干瘪皮肤裹着的一把松散的骨头。他的脸就像蜡黄的骷髅头，只有眼睛闪着宝石般的光辉。

斯凯思说：“我打听过玛丽·达克顿的事。我在电话里问你是否掌握了她出狱的确切日期。你让我过来一趟。”

“没错，没错，斯凯思先生。有些事最好面对面谈。请进吧。”

他走到第一个档案柜前，从最上面的抽屉中取出一个浅黄色文件夹。抽屉里似乎没有别的东西。文件夹已经褪色，不过很干净，几乎没有磨损。反正，它每年只打开四次，斯凯思想。伊莱·沃特金拿着文件夹，回到书桌旁，打开。斯凯思看见里面装着他的账单的影印件，一些小纸片，估计是电话记录的便签。此外，再没有其他东西了。

沃特金说：“当事人将于一九七八年八月十五日星期二从梅尔库姆农场获释。”

“去哪儿？”

“现在还不能告诉你准确的消息，斯凯思先生；通常是北肯辛顿的一间缓刑犯收容所，不过监狱里传说这个安排或许有变。”

“你什么时候能给我准确的消息呢？下个星期我能再给你打电话吗？”

“下个星期我就不在这儿了，斯凯思先生。下个月，建筑商会把这里改建成一家咖啡三明治吧。我想，搞得隐秘一些才能吸引顾客，不过那就不需要我操心了。我已经拿到了不菲的租金。如果半年内你打电话过来，如果这儿还有人，如果还有人管事儿的话，他们会告诉你我死了。八月十五日我应该已经到了墨西哥。斯凯思先生，我一辈子都在期盼这一天，去看看霍奇米尔科的浮动花园，我将在三天内动身出发。这是我最后一次为你提供情报。而你，斯凯思先生，是我的最后一位委托人。”

斯凯思说：“很遗憾。”

他想不出还能说些什么。过了一会儿，他问：“你难道猜不出她会去哪个城镇吗？”

“我推测她会去伦敦。获释的人通常会去那里。谋杀案发生时，她住在埃塞克斯郡赛文金丝，对吧？所以，我猜她很可能去伦敦。”

“你知道他们什么时间释放她吗？”

“通常是上午。如果我是你，我会把计划定在上午。八月十五日，星期二上午。”

他是不是微妙地强调了“计划”这个词？

斯凯思说：“知道这个消息会很有帮助。我必须亲自见她一面，转交一封我妻子的信。我答应过梅维斯一定把信交到她手上。”

“我这辈子下定决心要亲眼看一看浮动花园。你相信轮回转世吗，斯凯思先生？”

“我没考虑过这个问题。我想对于那些相信自身价值的人而言，那或许是一种安慰吧。”

“但是，如果没有虚构出来的故事，你能相信自身的价值吗？”

他突然抬起浮肿的眼皮，一双明亮的蓝眼睛紧盯着他，满是嘲讽。他说：“斯凯思先生，杀人没有那么容易。甚至国家机关都放弃了。况且，他们还拥有各种便利条件，你或许能说出一二：绞刑台，老练的刽子手，也不用冒险控制犯人。你受过专门的训练吗，斯凯思先生？”

令他困惑的是，这些隐含着恐吓的话并没有引发他的惊慌。瞥一眼面前的骷髅便知道原因了，它像解剖学家的标本一般，突出的骨架覆盖着纸一样薄的皮肤，蓝色的血管清晰可见。死亡的标志足以令一个男人变得毫无威胁。他已经抛开了生命中微不足道的问题，一心向往着浮动花园。他的怀疑又有什么关系呢？等那个女杀人犯死后，他肯定会成为主要嫌疑人，说不定还是唯一的怀疑对象。重要的是不能给警方留下真实的证据或者法律依据。他隐约觉得警方或许不会尽心尽力地寻找证据。他冷静地说：“如果你这么认为，为什么不报警呢？”

“那不符合职业道德，斯凯思先生。我的职业并不是经常联系警察，虽然他们有时候喜欢找我问这问那。而且，你和我保持了一段长久、丰硕的职业关系。这些年来，你为某种情报付给我丰厚的报酬。至少，你要怎么利用这些情报，与我无关。再说，我还有三天就走了。”

斯凯思镇定地说：“你误会了。我必须见那个女人，必须转交她一封信，仅此而已。我妻子希望她知道我们已经原谅她了。一个人恨了快十年，不能再恨下去了。”

“对极了。斯凯思先生，你读过托马斯·曼的作品吗？一位出色的作家。‘为了人类，为了爱情，不要让任何人的思想受死亡控制。’我想我没引用错，相信你理解其中的含义。这次收你五十镑。”

“这个数目超出了我的预期。我身上只有四十镑现金。以前从来没有超过三十镑。”

“这是最后一次了，我想你也认同这个情报值这个价。不过，就付四十吧。我们不必写支票了吧？”

他付了八张五镑的纸币。伊莱·沃特金折起钱，塞进钱包。他说：“这次就犯不着开收据那么麻烦了吧。现在，我们可以把你的档案扔进这堆垃圾里了。这个袋子装了不少被撕毁的秘密和痛苦。或许，你愿意帮我处理一下。这个档案夹太硬了，我撕不动了。”

斯凯思撕碎了每一张纸，又将档案夹扯成碎片，扔进袋子里，沃特金先生小本生意的残骸汇成了那片汹涌的纸片海洋。最后，他们握了握手。沃特金的手干燥、冰凉，却意外地有力；如果他愿意的话，完全能撕碎档案夹。斯凯思最后瞥了他一眼，他依然坐在书桌旁，目光透着温厚的怜悯。他的最后一句话却很爽朗：“别被垃圾箱绊倒了，斯凯思先生。现在是你人生正有趣的时候，如果摔成残废就麻烦啦!”

当天下午，他打电话给当地最知名的房屋中介，请他们帮忙出售房子。对方回复他们将委派惠特利先生次日上午早点过去接洽。第二天上午十点，惠特利先生如约而至。他比斯凯思预料的年轻得多，肯定不超过二十岁，长着一张病恹恹的尖脸，穿着刻意，大概想博得客户对公司效率和诚信的信任。一身带深蓝色带垫肩的廉价西装松垮地套在他身上，好像他还能再长个儿似的。他迈着轻快、自信的步伐走来，还没进门就用锐利的目光打量起房子。他带着块写字夹板，内行地挥着一把弹簧卷尺测量每一个房间的尺寸，动作花哨。跟着他进进出出的斯凯思注意到他脖子上有个小脓包破了，脓血弄脏了他的衬衫衣领。这个发现令他难以移开视线。

“嗯，是一处不错的房产，先生。房子维护得很好，应该很容易出手。不过还是要提醒你一句，现在的市场已经跟六个月前不一样了。你打算卖多少钱？”

“你有什么建议？”

斯凯思知道，对方给出的价格不会高于他的需要。虽然佣金与售价挂钩，但重要的是尽快脱手，没有麻烦。虽然他噘着嘴像是在计算，其实他无权擅自定价。公司肯定已经明确过，阿尔玛路一处状态很好的半独立式住宅的合理价格是多少。

他花了几分钟慢慢从门厅走到客厅，又从客厅走到厨房，然后开口道：“运气好的话，你可以卖到一万九千五百镑。花园维护不当。大家喜欢带车库的房子，而这里没有车库。这些因素会影响价格。我们可以先要价两万，然后再往下降。”

“我想尽快出手。我不介意开价一万九千五百镑。”

“你说了算，先生。怎么看房呢？今天下午你在吗？”

“不在。我给你一套备用钥匙。最好由你带人来看房。我不想见他们。”

“那样会耽搁一点时间，先生。我们得尽量多安排些人同一时间看房。你晚上能早些回家吗，例如，一个星期……”

斯凯思心想，就让他们赚佣金吧。

“我不想见任何人。如果他们保证把门锁好，你可以把钥匙转交给他们。反正也没有什么值得偷的。”

“噢，我们不想这样做，先生。还有，假如我告诉有意向的买家，你能接受一万八千五百镑，必要时甚至一万八千镑，我想很快就能出手。”

“好吧。卖一万八千五百镑吧。”

“登记册上有一对年轻的夫妇，可能会对一万八千镑感兴趣。他们有两个孩子，这里离学校很近。我看看能不能约他们今天晚上看房。”

“我希望尽快卖掉。他们不需要贷款吗？那得花些时间。”

“没有问题，先生。他们一直在建房协会存钱。如果他们喜欢这栋房子，一切都会很顺利。”

最后，他轻蔑地扫了一眼不成比例的客厅，然后说：“无论谁买了这房子都会砸掉中间那堵墙，打通它，改成一个大房间。厨房也需要重新装修。”

只要能尽快卖掉，斯凯思才不在乎他们怎么处置这房子。他需要为计划筹措资金。他和梅维斯一致认为可能要卖掉房子。他猜梅维斯没考虑过卖掉房子后的实际问题；现在他也顾不了那么多了。搬离舒适体面的郊区住宅，变得无家可归，只身面对陌生世界，这一切不免令他既兴奋又忧惧。即使他的寻人计划落空或者受阻，再找房子栖身也不是什么难事。他跟在惠特利先生身后，看着卷尺闪着银光，测量着狭小的厨房和门厅，这幢房子在他的眼里仿佛小型食肉动物的巢穴，隐秘地藏于地下，棕色的墙壁散发着野兽的气味。站在厨房里，他想象着它留在油毡上的足迹，散落在桌子下的皮毛和骨头。

13

菲莉帕明白，以她的条件在伦敦中心区找一套价格合理、带家具的两居室还是有优势的；外貌、年龄、声音和肤色都对她有利，除非有谁不明智地追问她的出身。她造访了十几家房屋中介，接待员和面谈者赞许的眼神和尊重的态度也证实了这一点。租期短是另外一个有利优势——“只是我去剑桥大学前的三个月”——而且，她不想合租。她用受过良好教育的声音自信地说：“只有我和我妈妈，两个人住，赶在我上大学和她出国之前，我们想在伦敦共度几个月。”她很清楚，这些话展现了她的孝心和体面。如果有合适的公寓，任何房屋中介都乐意租给她。但是，伦敦中心区带家具的短租公寓对于外地人而言，租金高得吓人，每当她试探着提出每星期四十至五十镑的报价时，对方便会报以难以置信的微笑，摇着头抱怨起《管制租金法令》的恶劣影响。她觉得自己不该这样出现——外表阔绰、出手寒酸，这令她萌生出一种骗人的罪恶感。很快，房屋中介们失去了兴趣，随便记下她的名字和地址，什么也没答应。

找房子的第一个星期，她每天重复着同样的行程。早餐过后，她离开科尔德科特特勒斯街68号，整个上午拖着沉重的脚步奔波于不同的房屋中介之间。午餐时，她买来刚出版的晚报，然后标出其中的潜在出租信息。接下来的半小时，她会准备一大把硬币，站在公共电话亭里，开始那项让人沮丧的任务，挨个联系登广告的人，然而大部分电话号码往往不是占线就是空号。下一步是看房子。那些房子不是窗户脏得透不进阳光，堪比深井，就是公用的厕所和浴室远离公寓，环境差得令人却步，脏得令人长期便秘；配备的家具尽是些房东不要的破烂，永远关不上门的衣柜，掉了瓷的炊具和油腻的炉灶，烧焦的桌面，长短不一的桌腿，凹凸不平、脏兮兮的床铺；虽然房东的广告里声称只租给女房客，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厨房比其他基本日常用品干净多少。

没过多久，她被迫扩大了寻找范围。她逐渐认识到一个截然不同的伦敦，并开始以一种不同的眼光审视它。这座城市在不同人的眼里，有着不同的姿态。它烘托并渲染了某种气氛，但是并不会为谁创造气氛。在落魄者眼中更悲惨，在孤独者眼中更寂寞，富足、幸福的人看到的是富足和幸福，光鲜亮丽的生活证明了他们当之无愧的成功。一个星期过去了，菲莉帕没找到一套她能够忍受的公寓，哪怕只是暂时租住，沮丧和孤单与日俱增。曾几何时，她从科尔德科特特勒斯街的安全地带眺望北帕丁顿、基尔伯恩和厄尔斯考特的陋巷，当时她只当它们是迷人异域文化的边远居民点，任何一座首都多样色彩的一部分。如今这一切在她不抱幻想、带有偏见的眼睛看来，只剩下污秽和丑恶；无人清理的废弃物就快撑破袋子，垃圾堵塞了排水沟、被风刮进地下通道，墙壁被极端分子涂得乱七八糟，月台上的海报添油加醋地写着污言秽语，地下通道脏兮兮的混凝土地面散发着混合了消毒水的尿臊味，满眼尽是人类的丑陋。那些将自己的栖身之地弄得乱七八糟的家伙甚至比不上一只乖巧的动物。那些裹着布的外乡人或蹲在马路边，或透过敞开的门以疏离的神情恫吓她；空气中弥漫着咖喱和牲畜的气味，还有女人的发香，无一不凸显着排外意识，这一切都和她住的城市不一样。

七月二十八日，星期五上午，菲莉帕刚刚得知又一套登在广告上的公寓已经租出去了，她沿着埃奇威尔路一直走，突然发现辅路旁有一家她之前没注意过的房屋中介。瑞特里特房屋代理处最了不起的地方是它竟然能生存，并且存在至今，还有业务可做。许多规模更大、更干净、更豪华的代理处都没有多少可供租赁或管理的房源，然而不知道为什么，这家外表破烂、不讨喜的代理处却吸引了众多房主。脏兮兮的玻璃窗用透明胶带贴着许多手写卡片。大部分因时间过久已经泛黄；有些卡片上的墨迹已经褪成淡淡的血色。各种怪异的笔迹和拼写说明这里的职员变换频繁，筛选的标准也不严。仅有的几张曾带来希望的干净卡片很快便标注了“已租”的字样，根据卡片上不合理的租金判断，很可能并不真的有过这样的房子。

菲莉帕推门走进小办公室，办公室里摆着两张桌子，靠墙并排放着四把椅子。其中一把椅子上坐着一个印度人，正耐心地填写登记表。稍大一点的桌子后面坐着一个穿着艳丽的红发女人，她戴着一大串叮当作响的手镯，一边抽着烟，一边玩晨报上的填字游戏。她看上去像那种童年不大顺遂，付出了一些代价后，最终让生活走上正轨、获得成功的人。另一张桌子旁边坐着一个年纪稍轻的金发女人，正兴致缺缺地听一个面色涨红的罗圈腿喋喋不休，那个男人身穿格子花呢套装，头戴一顶装饰着羽毛的干净呢帽，这身打扮显然更适合布莱顿赛马场，而不是这间破旧的办公室。

金发女人的眼睛转向菲莉帕，显然在暗示她要开始做生意了。罗圈腿会意地朝门口走去。

“那么，再见。”

“再见。”两个女人毫无热情地同声应和。

菲莉帕说明来意，她想在伦敦中心区租一套两居室的小公寓，配简单的家具，只有她和妈妈两个人住，租期大约两个月。

“租到我上大学为止。只有我们俩住。只要房子的基本状况良好，靠近中心区，我不介意自己添置些东西。”

“你想要什么价位的房子？”

“都有什么价位？”

“视房子的情况而定。五十镑、六十镑、八十镑、一百镑，还有价位更高的。一般一个星期的租金不会低于五十镑。你也知道《租赁法》的规定，房东腾空房子前，不要付给他租金。”

“我很清楚《租赁法》。我可以预付现金。”

另一张桌子旁的女人闻言抬起头，没说话。

金发女人接着说：“你是说，两个月？大部分房东愿意租给租期长的房客。”

“我以为他们喜欢短期出租。他们愿意租给外国人，难道不是因为他们知道房客很快就搬走吗？我可以保证，一到秋季我们就搬出去。”

红发女人接过话茬。

“我们不接受口头承诺，你得签个协议。拐角的事务律师韦德先生帮我们起草了一份。你说付现金？”

菲莉帕迫使自己紧盯着那双精明的眼睛。

“但是要打九折。”

金发女人哈哈大笑：“你在说笑吗？任何配家具的公寓租金都没有折扣。”

另一张桌子旁的女人说：“德莱尼大街那套带厨房和公共卫生间的两居室怎么样？”

“已经租出去了，比林夫人。那对带着孩子、有孕在身的年轻夫妇。他们昨天看了房。我跟你说过。”

“我们再翻翻卡片。”

金发女人拉开桌子左手边最上面的抽屉，浏览卡片索引，递过一张卡片。红发女人看着菲莉帕。

“现金预付三个月房租，房东要求最少租三个月。他开价一百九十镑一个月。三个月五百五十镑，即付，不收支票。这就是所谓的假期出租，也就是说不适用于《租赁法》。”

她的银行账户里有将近一千镑，是从生日礼物和假日打工存下来的积蓄。虽然她从不乱花钱，但也从不吝啬花钱。她始终相信自己能赚到钱。在她所有的需求中，钱似乎最容易到手。她稍稍犹豫了一下：“好吧。但是如果已经租出去了呢？”

“随便你。你自己决定。”

金发女人带着一丝戏谑瞥了菲莉帕一眼，仿佛早已不指望人们行为端正，却依然能从目睹他们糟糕的表现中获得满足。菲莉帕点点头。年纪稍长的女人拿起话筒，拨通电话号码。

“贝克先生吗？瑞特里特房屋代理处，关于那套公寓的事。对，对，对。嗯……事实上科茨先生不愿意。对，我知道他在纽约。他打电话来了。他不同意您太太处理那些窄楼梯的主意，不能按她的要求做。而且，他不想租给有孩子的人家。是的，我知道，但是我才是做决定的人，您来的时候我刚好不在。然后，那辆婴儿车就放在门厅。不，给他写信也没什么用。我不知道接下来的一两个月他会在什么地方。抱歉。好的，我们会通知你。能接受一星期四十镑。好的，我明白了，贝克先生。好的。我们已经了解了详细情况。嗯。嗯。我想那种态度也没有什么大用处。毕竟，你什么文件也没签。”

她又拿起烟，继续看报纸。头也不回地对菲莉帕说：“如果你愿意，现在就可以看房。德莱尼大街12号。梅尔大街的尽头，挨着埃奇威尔路，普雷德大街这一侧。两居室，一间厨房。至于卫生间，和一楼的蔬菜水果店共用。伦敦中心区找不到比这更便宜的公寓，很划算了。租金原本是现在的二倍，科茨先生突然去了纽约，所以才想短租。”

“配家具吗？”

金发女人说：“没有你想的那么齐全。大部分人喜欢带些自己的零碎东西。不过，这房子带家具出租。”

“我想现在看房，拜托了。”

菲莉帕登记后拿了钥匙，却没有立刻去德莱尼大街。似乎在她看来，一旦到了那里就意味着做了决定。倘若她不想租那套公寓，现在就要放弃。她觉得自己需要大步地走一走，协调起思想和行动。但是，人行道太拥挤了；人流摩肩接踵，童车和手推车挤来挤去，菲莉帕脚步凌乱，不由自主地被人从马路边挤进车流中。沿埃奇威尔路一百码处有一间咖啡馆，她几乎想也没想转身走了进去，挑了一张挨着窗户的桌子坐下来，塑料硬贴面的桌子污迹斑斑。服务员套着一件脏兮兮的夹克，留了一头油腻的长发，懒洋洋地站在柜台旁，菲莉帕点了一杯咖啡。温吞吞的咖啡盛在塑料杯子里，没滋没味，难以下咽。她看了看周围的顾客，虽然看不出他们有什么欣喜之色，但都喝了手里的咖啡，还点了其他食物，烤过头的汉堡包，软塌塌的薯条，边缘焦煳、浸着油的煎鸡蛋，她觉得莫里斯至少说对了一句话：同样是钱，穷人得到的总是不如富人。

窗前挂着的柳条花篮里是灰蒙蒙的假花和葡萄藤。人头攒动的人行道背靠着川流不息的车流。或白或棕或黑的脸时不时地凑到玻璃窗前研究价目表。他们似乎在盯着她；一张张接连不断的面孔仿佛一个移动的陪审团，无声地见证着她的道德窘境。

以往的经历中没有能帮助她解决当前困境的经验。她把钥匙环套在大拇指上，两把钥匙搁在掌心，那把耶鲁牌的钥匙想必是用来开共用前门的，另一把丘伯牌的则用来开公寓，冷冰冰、沉甸甸的钥匙强化了其象征意义。她所受的道德教育是一种语义学，一种针对享乐和伦理的纯理性探究，莫里斯称之为道德灌输，并得意地归结为自身正直的影响。面对他人时得体的举止是基于某种抽象的概念：良好的公共秩序，愉快的生活，自然正义——不管它意味着什么——总之是绝大多数人最优秀的品质。对大多数人而言，善意地对待他人是为了对方也善意地对待你。这意味着那些聪明、诙谐、漂亮或者富有的人不需要这种权宜之计；树立榜样似乎更适合他们。

以往所受的教育也无法给她答案。南伦敦学院名义上遵循基督教义，然而在菲莉帕看来每天清晨为时十五分钟的集体礼拜只不过是一种传统仪式，确保女校长宣布当天的通知时全校师生都在场。有些女孩信奉宗教。圣公会 [10] ，特别是高派圣公会，因其圆满地调和了理性和神话为人所接受，因其优美的祷告文为人所公认；然而从本质上讲，它不过是一种自由人文主义的普遍宗教，通过仪式迎合每个个体的喜好。至于自称是高派圣公会教徒的加布里埃尔，在菲莉帕看来也不过如此。那些为数不多的罗马天主教徒、基督教科学派信徒和不信奉国教的教徒被视为受家庭传统支配的怪人。无论他们声称自己信仰什么都无碍于整所学校的中心信条——至高无上的人类智慧。那些女孩们同她们在温切斯特、威斯敏斯特和圣保罗的兄弟们一样，自童年起便习惯了残酷的智力竞争。她自己从上小学开始就受制于这种环境。她们注定成功，仿佛被烙上了无形的圣痕；她们是被祝福、被拯救的一群人，获救于单调、贫穷、卑微和失败。她们上的大学、选择的职业、嫁的男人都位于等级体系的前列，这一点虽然没有明说，但是大家都心知肚明。她并不认为这是她唯一能找到立足之处的世界。她是个作家；所有世界都向她敞开大门。然而跻身这个世界，莫里斯靠的是自己的奋斗，而她则靠着被人收养，所以她也没什么好抱怨的。等她在平庸阶层找过房子后，这个文明的城市将永远地向她敞开大门，她将成为一个自由的人，再也不是外来者。

她想起每个星期到学校讲一次道德哲学的比阿特丽斯夫人，或许能解答她眼下的困惑，或者提出更多问题，讨论它们之间的关联性，无论是否真有意义，说不定就能获得答案。她记起最近写的一篇周论文，其实那篇文章本身就是一张优秀毕业证书，因为只有高年级的学生才有资格听比阿特丽斯夫人的讲座。

“只按那条格言行事，同时你期待它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则。参考黑格尔对康德道德哲学体系的批判进行讨论。”

但是这与一个有前科的女杀人犯和一个怀孕的妻子同时看上一套廉价的房子又有什么关系呢？撇开那个怀孕的妻子先发现房子这点。学校礼堂的布告板曾贴过一张通知。星期五十二点半至下午两点及星期三下午四点至五点半，牧师会在书房接待女孩们，或者提前预约。他是个缺乏幽默感的男人，女孩们对着他不恰当的措辞嘀嘀咕咕。但是，菲莉帕觉得他有自己的答案：“瞧，我告诉了你们新的戒律，你们要彼此相爱。”

但是这并非意愿所能左右的。当然，信徒完全有理由这样回答：“主啊，告诉我们如何去做？”而他，那个巡回传教的男人/上帝，如果他清醒地死在床上，就不会为人所知，他也有自己的答案：“我已经告诉过你们。”

咖啡馆并不是解决道德困境的最佳场所。周围声音嘈杂，座位紧张。疲倦的女人们拎着折叠式婴儿车四处寻找空位，孩子们紧抓着她们的衣角。她坐得够久了，于是往没喝完的咖啡碟下放了五便士小费，将钥匙扔进挎包，义无反顾地沿着埃奇威尔路朝普雷德大街走去。

14

德莱尼大街位于梅尔大街里森树林的尽头，街道狭小，左手边的建筑物一楼是小店铺，二楼是住户。街尾有一家酒馆，华丽的旋转招牌映出“掷弹兵”几个字，再往前是一家投注站，透过彩色玻璃不时传出嗡嗡的低语声，里面仿佛聚集了一群愤怒的蜜蜂。紧接着是窗前贴满生发水和洗发水广告的理发店，橱窗里摆着四个发型模特：空洞眼窝里的眼珠翻着白眼，假发干得像枯草，让人想起古代大屠杀断头台上的牺牲品，要是往那些切断的脖子上画一条参差不齐的红线就更逼真了。理发店敞着门，菲莉帕看见两个顾客正在排队，一个干瘦的老头挥舞着梳子站在客人后面忙碌着。

旧货店和蔬菜水果店之间夹着一扇装着维多利亚式铁门环和信箱的绿门，门上漆着黑色的数字“12”。前门大开的蔬菜水果店曾是这栋房子的一楼。门口的招牌上用油漆写了店名：“蒙蒂蔬菜水果商店。”两家店的摊位都摆到了人行道上。蔬菜水果店的货摊铺了一块俗艳的假草皮，瓜果蔬菜仿佛艺术品似的堆在上面。昏暗的店铺里，闪着光泽的橘子被巧妙地堆砌成金字塔状；摊位后面的横杆上挂着成把的香蕉和成串的葡萄，打了蜡的苹果、胡萝卜和西红柿齐整地码放在一个个箱子里，仿佛准备庆祝收获感恩节似的。一个健壮、结实的年轻男人正举着一双大手拖住秤盘，往一个老头儿的购物袋里倒土豆，他长着一脸和善的圆脸，留了一头油腻的及肩长发。那位上了年纪的顾客使劲儿撑开袋子，他戴着连指手套和平顶布帽，系着羊毛围巾，将自己裹得严严实实，几乎看不到脸，生怕暴露在夏日的烈日下。

菲莉帕发觉自己左右为难，她既迫切地想看看公寓，又有些焦虑。这几乎演变成一场自我控制的练习，为了推迟失望的来临，她努力地观察起周遭的环境。

旧货铺看起来颇有意思。店外堆着各式的旧家具：四把曲木椅子，两把破藤椅，一张堆着几箱平装小说和旧杂志的结实餐桌，一架年代久远的缝纫机，缺了口的搪瓷洗衣盆里盛着各式各样的陶器，还有一台木制轧布机。桌腿旁斜倚着样式繁多的画框，里面镶着维多利亚风格的印刷画和业余水彩画。人行道上，两个年轻女人正围着一个亚麻的方纸箱兴致勃勃地翻找。橱窗的每一寸空间都塞得满满当当。各式物件不分好赖贵贱胡乱地堆在一起，令菲莉帕印象深刻。放眼望去，能看到斯塔福德郡的杯碟和碗盘，虽然有些裂口，花纹却依然精美；烛台和黄铜马饰；最显眼的位置上摆了一个古董娃娃，娃娃脸由精致的陶瓷制成，腿部填充了麦秆。

在蔬菜水果店摊贩探究的目光下，菲莉帕捏着那把耶鲁牌钥匙插进锁眼，走进狭窄的门厅。一股苹果和泥土的味道扑面而来，她想正是这股浓郁的气味掩盖了那些难闻的味道。门厅十分狭窄，窄得容不下一辆婴儿车，这会儿又堆了两袋土豆和一网兜洋葱。右手边敞开的门通往店铺；透过另一扇镶着玻璃嵌板的门，后院的景象一览无余。虽然只匆匆瞥了一眼，繁茂的藤蔓植物和栽着天竺葵的花盆立刻浮现在脑海中，她决定稍后再去一探究竟。菲莉帕爬过一截铺着粗毛毯的陡峭楼梯，来到楼梯拐角处的一间密室前。她小心翼翼地推开门，原来是卫生间。老式大浴盆的污水管周围污迹斑斑，不过其他地方竟然出人意料地干净。巴掌大的洗脸池上蒙了一层灰，肥皂盒里塞着一条黏糊糊的洗脸毛巾。垫着笨重桃花心木坐圈的马桶上方挂着一个高位水箱和系着拉绳的水箱链条。浴盆上方横跨过一根长绳，挂着一条牛仔裤和两条脏兮兮的毛巾，晾衣绳不堪重负被压弯了。

菲莉帕拾级而上来到公寓门前。钥匙轻易地转动了丘伯保险锁，菲莉帕穿过一个小门厅，视线豁然开朗，或许是因为有昏暗的楼梯做对比，又或许是因为三个房间的门都开着，整个公寓显得十分敞亮。她率先走进面前的那间，这个房间同整栋房子一样宽，她猜这应该就是主卧室。窗帘拉开了，一束阳光透过脏兮兮的窗格玻璃照进房间，空气中的灰尘颗粒折射出斑斓的色彩。房间面积不大，据她估计十五英尺长，十英尺宽，不过布局合理，有精雕细琢的檐口和两扇临街的窗户。左手边的墙壁修了一面维多利亚风格的壁炉，排风罩镶了一圈扇贝壳，装饰着系缎带的葡萄藤；壁炉上方是普通的木制饰架。炉膛里塞满了发黄变脆的旧报纸，周围的瓷砖地上散落了一堆烟蒂，不过房间里没有烟味，只闻得到蔬菜和苹果淡淡的秋日芬芳。房间年久失修。窗框的油漆已经剥落，露出光秃秃的木头。暗绿色的地毯污渍斑斑，壁炉前一圈圈的印迹，仿佛在暗示之前的住客曾经在这儿放过烧得滚烫的煎锅。不过，印着玫瑰花蕾的壁纸褪成粉褐色后，反而更讨人喜欢，而且竟然毫无破损，天花板虽然好几年没有粉刷过，但丝毫不见裂纹，糊缝儿的纸条也没有开胶。一根长电线从天花板中央穿出，一端吊着一个光秃秃的电灯泡，悬在单人沙发床上方。

沙发床上铺了一条手工编织的毛毯，不同颜色的方块拼凑成毛毯的图样。菲莉帕掀开毛毯，松了一口气，床垫很干净，跟新的相差无几。两个枕头也很新，不过除此之外就没有其他床上用品了。两扇窗户间立着一个橡木衣柜，不大却很结实，柜门刻着精美的雕花。她拉开柜门，衣柜纹丝未动。里面挂着两个衣架，三条灰色军用毛毯叠放在柜底，散发着樟脑球的气味。此外，房间里还有一把铺着浅黄褐色软垫的藤椅，一张中间是抽屉的长方形书桌和一把柳条椅面的曲木摇椅。

粗糙的单层亚麻窗帘挂在老式竹帘栏杆的木钩子上，皱巴巴、脏兮兮的，好像搁置已久，不过胜在质地优良。她站在窗帘后面，望着窗外狭窄的街道。街对面往左大约三十英尺的地方开着一家名叫瞎乞丐的酒馆。高耸的荷兰式门面，正中央的山形墙下嵌着一块椭圆形的匾，用粗重的花体字刻着数字“1896”。旋转招牌上，一个金发孩童领着一个白发苍苍的驼背盲人，场景栩栩如生，触动人心，很可能是当年的原作。酒馆旁是一条狭窄的通道，通道另一侧的荒地四周隔着波纹钢栅栏。看起来像战争遗留的轰炸废墟，不过她觉得更有可能是某个因为资金短缺而搁置的开发项目。混凝土地面已经开裂，缝隙里钻出齐腰高的杂草。荒地里孤零零地停着三辆车——一辆厢式货车和两辆轿车，仿佛废品一样被丢弃在无人看管的小绿洲。停车场旁是一间窗户半掩的二手书店，店外的两张支架桌上摆着花花绿绿的旧平装书，绿色和橘色的书皮十分醒目。接着是一家小杂货店，橱窗上贴着特价优惠的广告。一家自助洗衣店坐落在德莱尼大街和梅尔大街的拐角处。一个黑人姑娘在她的注视下费力地拖出两个塑料袋，估计是洗过的衣服，搬进空婴儿车里。除此之外，路上空无一人，上午十点的安静笼罩着整条街。

菲莉帕转过身，再次环视房间，心情越来越激动。这里可以好好布置一下。在她的心目中，房间已经焕然一新，壁炉光可鉴人，新漆的木器闪着亮眼的白光，窗帘洗得纤尘不染。墙壁不需要改动，她喜欢微微褪色的粉褐色。噢，地板有点麻烦。她翻开地毯的一角。结实的橡木地板虽然很脏，但是完好无损。如果先用砂纸打磨一遍地板，再抛光露出橡木的原色，暗色的墙壁刚好能映衬出木头的质朴和美丽，不过她怀疑这是否可行。她没有汽车，租砂光机有点难度，而且时间所剩无几。在这之前，她从未意识到一辆车的重要性。但是，地毯必须清走。她打算扯掉地毯，卷好后想办法扔掉，然后换块小地毯。这样一来房间或许显得有点空荡，不过却有了自己的魅力和特点，同她心目中阴郁和幽闭的牢房完全不同。

菲莉帕继续探索。公寓的另一端还有两个房间——一间小卧室和一间厨房，两个房间的窗户都朝着庭院，庭院的围墙外是另一条街狭长的后花园。其中的一两个打理得很精心，但是大部分都杂乱无章，摇摇欲坠的棚子、七零八落的摩托车、废弃的儿童玩具、乱糟糟的晾衣绳和混凝土燃料贮槽。幸亏正对着卧室的花园深处栽了一棵梧桐树，像一道绿色的屏障遮蔽了那些破烂，平添了几分人情味。

这个小卧室的格局太像牢房了，不适合她妈妈住，于是菲莉帕决定留给自己。她坐在单人沙发床上四下打量。墙上的壁纸已经撕掉了，随时可以重新粉刷，维多利亚式铁壁炉的两侧各有一个固定的橱柜。她不用再买衣橱，只要简单地刷一层乳胶漆就行了。松木的壁炉饰架也很讨喜。饰架表面的绿漆已经剥落，重新打磨光滑应该不是一件难事。窗台的宽度足够摆放盆栽。她能想象亮堂堂的窗台映衬着红红绿绿的天竺葵的景象。

最后，她走进厨房，惊喜地发现厨房相当宽敞，双层窗户前是洗涤槽和柚木滴水板。墙壁被刷成了白色，看来房东重新装修过这里。厨房里有一张木面的桌子，两把圆背椅，一台小冰箱和一个外表崭新的煤气灶。菲莉帕拧开煤气阀，松了一口气，煤气嘶嘶响，看来房东确实是突然去了美国。

验完房后，她锁好前门，梧桐树繁茂的枝叶遮蔽了凌乱的后院，从楼上的窗户看不到院子的全貌，于是她最后去看了一眼后院。院子里有一个户外厕所，木制坐便，石头地面，显然已经荒废很多年了。幸好没有异味。后院一团糟，其中一面院墙旁靠着一辆自行车，另外两面院墙旁堆着各种各样的垃圾：空油漆罐、一卷腐烂的旧地毯，还有像是从旧煤气灶上拆下来的零件。还有两个臭烘烘的破垃圾箱。她打算趁每星期收垃圾时把它们拖到街上处理掉。后院必须彻底清理一次，不过没有那么着急，可以稍后再说。

菲莉帕看了一眼手表，是时候回代理处确认她要租这套公寓了。她身上还有三十镑现金，或许可以用这笔钱付定金，她稍后再去银行取剩下的钱。无论如何，不能错过这套公寓。一签好协议，她就立刻搬进来，开始收拾。不过，最好还是先认识一下邻居。

他刚送走一位顾客，正小心翼翼地整理橘子堆成的小山。她站在旁边看了一会儿，看来对方已经意识到她的存在，但是在等她先开口。她说：“早上好。您就是蒙蒂吧？”

“不，蒙蒂是我爷爷，二十年前就去世了。”他犹豫了一下说，“我叫乔治。”

“我叫菲莉帕。菲莉帕·帕尔弗里。我和我妈妈刚租了楼上的公寓。”

她伸出手。对方迟疑了一下，手往身侧的衣服上蹭了蹭，用力地攥住了她的指关节。手骨收拢的一瞬间，她疼得忍不住皱了一下眉。他问：“这么说，马蒂去纽约了？”

“他去了什么地方吧。我想他会回来的。我们只是两三个月的短期租客。我在考虑卫生间的事。代理处的人说卫生间是共用的。我想最好约定一下如何打扫。”

他似乎有些困惑，菲莉帕想。

“以前总是马蒂的女朋友们打扫。”

“听着，我不是谁的女朋友。不过考虑到我们有两个人，而你只有一个人，如果你没关系的话，我不介意负责打扫卫生间。”

“正合我意。”

“我们也会打扫走廊和楼梯。您介意我清理一下院子吗，我是说，扔掉一些杂物？我想我们可能会摆几盆盆栽——也许是天竺葵。虽然院墙很高，照不进多少阳光，但是总归能种些东西。”

“我的自行车得放在院子里。”

“噢，我没打算动您的自行车。当然不会。我只想清走那些旧油漆罐和废铁片。”

“我没问题。室外的厕所不能用了。”

“我发现了。似乎也不值得再修了；再说，我妈妈和我不会霸占卫生间。我们可以在打烊后洗澡。如果您能告诉我们您什么时间用卫生间，我们可以提前帮您清理干净。”

“嘿，我在那儿撒尿。那是我的厕所。我一喝啤酒就想上厕所，所以我也说不准什么时候要去。”

“实在抱歉。我在卫生间看见您的浴巾，我猜您或许想打烊后洗个澡。”

“那是马蒂的浴巾。我在家洗澡。只有大小便时，我才会去楼上的卫生间，可是我没办法告诉你确切的时间。可以吗？”

“好吧，那就这样吧。”

他们互相看着彼此。他说：“马蒂怎么样？一切都好吗？”

“我不清楚。想想他要的租金，应该还不错吧。”

他笑了，胖乎乎的手像变魔术似的挑了四个橘子，丢进袋子里递给她。

“这是样品。蒙蒂店里最好的。免费赠送，算是庆祝你乔迁的礼物。”

“你人真好。谢谢。我还从没收过乔迁礼物呢。”

慷慨、善意的举动令她深受感动，甚至有些手足无措。她朝他笑了笑，赶紧转身走开，生怕自己会哭出来。她从不落泪，但是过去的一个星期如此漫长、疲惫，她终于不用再到处找房子了。或许是因为疲劳，又或者是因为当她几乎放弃希望时终于找到房子的欣慰，才令她对这简单的善举如此感激。单薄的袋子禁不住橘子的重量，她用双手捧着，低头看着坑坑洼洼的橘子皮闪着诱人的光泽，感觉着掌心的重量。她像是怕橘子裂开似的，小心翼翼地托着袋子走上楼，然后将袋子靠在墙边，打开公寓门。刚才看房子时，她发现厨房的橱柜中有许多陶器和一只韦奇伍德浅碗，还有喝了半罐的咖啡和可可。菲莉帕将橘子放进碗里，然后把碗摆在餐桌的正中央。在她看来，似乎这样便意味着她占有了这套公寓。

15

第二天，七月二十九日星期六，斯凯思买了一张当天往返维多利亚和布莱顿的廉价车票。此行的目的是买一把刀。虽然他出生于布莱顿火车站附近的一家小酒馆，不过这却是他第一次回来，年轻时他根本不懂什么叫思乡。买这把刀对他来说意义重大；既要精挑细选，又要不留痕迹，免于事后被人记起。所以买刀的地点得定在一个大城镇，最好距离伦敦远一点，还要选在一星期中最忙碌的购物日。布莱顿就像他的家，去那儿的好处是他不用在买刀的同时，担心在一座陌生的城市里迷路。

最开始，他打算在野营器材商店买一把狩猎刀或者鞘刀，不过当他心急火燎地搜寻着橱窗里的商品，壮着胆子踏进商店，却发现柜台根本看不见刀的踪影，一想到倘若他询问店员，对方势必殷勤地追问他买刀的确切用处，斯凯思愈加觉得这里不是他该来的地方。他在厚夹克、睡袋和各种野营装备之间流连，终于发现展板上挂着的一把折叠刀，不过刀刃或许太短了。同时，他也担心如果突然动手的话，他的手指是不是有力气及时掰开刀刃。他想要的只是一把简单的武器。不过，他还是在这家野营器材商店找到了另一件必需品：一个结实的帆布背包，卡其色，长约十四英寸，宽十英寸，带两枚金属扣和一条肩带。

最后，他在一家新开的家居时尚用品商店的厨具区找到了那把刀。货架上的商品琳琅满目；漂亮的杯子和托碟、陶制砂锅、设计精美的餐具以及一切厨房用得到的烹饪器具。熙熙攘攘的商店里，年轻夫妇们一脸幸福地商量着该为家里添些什么，目光犀利地打量着一罐罐调料、咖啡豆和果酱，心怀杀念的斯凯思穿梭于人群与货架之间。店里的工作人员似乎尽是穿着夏日连衣裙的漂亮姑娘，大多都忙于招待顾客，无暇顾及他。顾客们各自挑选商品，放进购物篮中，自行拿到收银台结账。他可以混入长长的排队队伍里，默默地交款，甚至无需开口说话。

斯凯思在刀架前精挑细选，掂量刀的重量和平衡感，抓在手里体会手感的舒适程度。最后，他挑了一把结实的切肉刀，三角形的刀刃长八英寸，刀尖极其锋利，铆接了一个简单的木把手。如剃刀般的刀刃外裹着一层牢固的硬纸板护套。他最看重刀尖的锋利程度。因为它将汇聚他全部的力气与意志，最先深深地刺进她的身体。如果一击即中的话，最后的转刀和拔刀只是一种反射动作。他准备了正好的钱，站进不长的队伍中，付款只花了几秒钟的时间。

斯凯思还带了一架双筒望远镜到布莱顿，这是他送给自己的退休礼物。他家里有一张伦敦街道地图，除此之外的另两件必需品已经在布莱顿买好了。他在一家连锁药房的柜台里选了一副小号防护手套，在另一家大百货店买了一件白色半透明橡胶雨衣，因为不想试穿，索性买了一件最大号的。如果他想充分地确保自己不沾上有可能像喷泉一样涌出的血，他需要准备一件长度几乎及地的防护衣。他把手套塞进橡胶雨衣的口袋里，再用雨衣裹紧双筒望远镜和鞘刀。最后，斯凯思轻松地把那捆东西塞进帆布背包的底层，背起背包。

最后，他决定去一趟“山羊指南针”酒馆，虽然他也说不清为什么要这么做。或许，其中的原因既简单又复杂；毕竟，眼下他就在布莱顿，近期内也不可能重返此地，而那家小酒馆就坐落在去火车站的必经之路，所以在即将步入新的人生阶段、再次远离儿时那段沧桑岁月之前，他想看一看那个地方是否有什么变化。小酒馆依旧如故，似乎仍然蜷缩在铁路拱桥的阴影下，低矮、阴暗、幽闭，除了熟客之外，很难吸引经过的路人。木墙内的公共酒吧区仍旧摆着一样的橡木长桌和长凳，墙上的枫木相框里依然镶着那张布莱顿码头的旧照片，照片里穿着防水帽的渔夫站在船前。透过窗户，仍然能看到酒馆对面的铁路拱桥张着黑洞洞的骇人大嘴。从小时候起，这些拱桥在他眼里就是滋生恐怖的地方，仿佛一个巢穴，里面藏匿着没有脖子的流涎怪物，它们的口水是致命的毒液。每次经过这里，他总是走路的另一边，但是又不敢跑，生怕脚步声引来它们的注意，他走得匆忙却小心翼翼，扭过头，眼睛看向别处。不过，十一岁那年，他同怪物们达成了协议。他会私藏一些食物，例如早餐的面包皮，晚餐的一截香肠或者一块土豆，当作献祭的供品放在第一道拱桥的入口处。晚上回来时，他会去看看它们是否笑纳了他的祭品。虽然他明白多半是海鸥吃掉了那些东西，但是当他发现残渣不见了，便会安心地回家。然而，他从来不害怕火车。夜里，他躺在床上，双手抓着毯子，盯着窗户，心里默默计算着火车抵达的时间，期待着预备的汽笛声和火车驶近的隆隆声，几乎在声音传进耳朵的一瞬间，金属的碰撞声就变得震耳欲聋，车灯的强光令人眼花缭乱地投射在天花板上，床也随着一起颤抖。

眼下，他独自坐在酒吧雅座昏暗的角落里，双手握着啤酒杯，回想起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很丑时的情景。当时他已经十岁零三个月了。格拉迪斯婶婶和乔治叔叔正在整理公共吧台，准备接待当晚的第一批客人。他的妈妈和特德叔叔出去了，特德叔叔是最近出现在他生活中的所谓叔叔中的一个。而他一个人待在酒吧和客厅之间漆黑的小过道里玩。他匍匐着趴在地板上，聚精会神地操纵双翼飞机模型滑进亚麻油地毡的灰色方格里。酒吧的门开了，他听见一阵脚步声，瓶子的叮当声，椅子在地板上拖来拖去的声音，接着他听见叔叔说道：“诺曼去哪儿了？玛吉说他没出去。”

“我猜在他的房间里。那个孩子让我心里发毛，乔治。他太丑了，简直就是小克里平 [11] 。”

“哦，别胡说。他没那么糟，可怜的小家伙。他爸爸就其貌不扬。可是这个孩子不惹麻烦。”

“这点我同意。如果他更健康一点就好了。我喜欢有精气神儿的男孩。他整天鬼鬼祟祟地爬来爬去，像个该死的小畜生。你拿钱箱的钥匙了吗，乔治？”

声音越来越小。他一声不响地爬过地板，偷偷溜出门，爬上旋转楼梯，回到自己的房间。摇摇晃晃的橡木五斗橱靠在窗前，顶部立着老式的旋转镜子，因为时间的缘故，镜面上斑斑点点。以前很少照镜子的他将床边的椅子拖到柜子前，爬上去，紧抓着复翼玩具飞机的小脏手用力地撑着橡木柜面，抬起头，望着破旧桃花心木镜框中映出的脸。他冷漠地盯着自己，廉价的金属圆框眼镜背后是一双鼓起的眼泡，干枯的棕色直刘海少得遮不住前额的皮疹，皮肤苍白得不健康、丑陋。所以，这就是他妈妈不爱他的原因。这个认知并未出乎他的预料。他也不喜欢自己。他清楚自己丑陋的外表得不到关爱，但是直到这一刻，才印证了某种他一直都懂、但是从来没有承认过的事实，例如喝奶时猛地推进他嘴里的奶嘴，那些俯身看向他的焦虑、失望的面容，还有隐藏在大人们的眼神和妈妈的抱怨中的暗示。这是他无法逃避的一部分，不会因为怨恨或者悲痛就消失不见。如果他生来就缺一条腿或者少一只眼睛，反而更好。人们或许会因为他的坚强佩服他，或者同情他的遭遇。但是这种精神上的缺陷既得不到怜悯，也无法治愈。

他妈妈一回来，他就跟着进了她的房间。

“妈妈，谁是克里平？”

“克里平？这算什么问题。你为什么问这个？”

“我在学校听见有人议论他。”

“他们找不到其他话题吗？他是个杀人犯，杀了自己的妻子，然后碎尸埋在了地窖。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时候你爷爷还活着。希尔德拉普新月街。案发地点就在那儿!”大概是惊讶于自己的记忆力，她的声音一下子活跃起来，紧接着又恢复到往常威吓的语气，“确实是克里平!”

“后来呢？”

“当然被绞死了，你觉得他还能怎么样？别再说他了，行吗？”

那么，他既丑陋又邪恶，二者莫名地合为一体。回首往事，他不由得惊叹那个孩子竟然坚忍地承受了精神与肉体的双重负担，时至今日，即使明白了它的肆意和自己的无能为力，他恐怕也再难经得住这样的考验。

偷窃和国际象棋拯救了他。前者始于一次临时起意。某个星期六的清晨，酒吧开门前，他趁人不备溜了进去。他喜欢寂静、空荡荡的酒吧，华丽的铸铁桌腿支撑着一张张油渍斑斑的圆桌；漆着花纹的挂钟摇晃着钟摆，平时难以察觉的嘀嗒声衬托着酒吧此刻的寂静；盖着脏污塑料布的托盘上放着昨天剩下的两截香肠卷；烟雾缭绕的熏黄小屋中，啤酒的味道如同煤气一般浓郁；一排排酒瓶站在柜台神秘的幽暗里，等待着酒吧灯光亮起的神奇时刻，亮晶晶的液体将点燃整间酒吧的氛围。他壮着胆子走进酒吧中心的禁地，发现钱箱没有上锁，抽屉微张着嘴。他蹑手蹑脚地拉开。这就是，钱；不是握在大人们手中的成年权利的象征，也不是在超市偷偷摸摸塞进他妈妈钱包里的几张皱巴巴的小额钞票，更不是每个星期小心翼翼数给他做饭费或者充当车费的几枚硬币。面前的是真正的钱，两捆用橡皮筋绑在一起的钞票，看着像达布隆 [12] 的闪亮银币，还有咖啡色的便士。后来，他怎么也想不起怎么拿了那张一英镑的钞票。只记得自己惊恐地回到房间，后背抵着房门，搓着手里的钞票，心口怦怦直跳。

没有人发现钱丢了，或者就算有人发现也不会怀疑到他身上。当天上午，他就用那笔钱买了一辆莲花赛车的模型，星期一故意在课间时拿出来摆在课桌上玩。邻桌的男孩极力掩饰自己的羡慕。

“那是新款莲花赛车吧？你从哪儿弄的？”

“买的。”

“让我看看。”

他递了过去，光滑、闪亮的模型离开手心的那一刻，他的心随之猛地一疼。他说：“如果你喜欢，就留着吧。”

“你是说你不想要了？”

他耸了耸肩。

“我是说你可以留着。”

闻言，三十双眼睛转而望向这边。年级小霸王问：“你家还有吗？”

“可能还有吧。怎么了，你也想要？”

“我不介意。”

但是他介意啊。看着那张他害怕的脸和那双贪婪的小眼睛，他清楚对方有多么想要，诺曼心里暗喜。

“下星期，我给你带一辆。或许是星期一。”

受欺负的生活就此结束，紧接着的一年他的内心一直处于一种兴奋、活跃又恐惧的状态中，自那以后，他再没有过类似的经历。他没再偷过酒吧的钱。有几次，他满怀希望地溜进吧台，然而每次钱箱都上了锁。不必再面对诱惑让他松了一口气。冒险偷第二次太危险了。不过，随着夏日的来临，游客蜂拥而至，也为他带来了更安全的机会。放学后，他常常一个人沿着滨海大道或者沙滩闲逛，金丝边眼镜背后藏着那双看似温顺的眼睛，不安地眨动着，四处寻觅下手的机会；例如，随手放在沙滩包上的手袋，塞在运动服口袋里的钱包，帆布躺椅靠背上搭着的外套口袋里的零钱。他掏兜的技巧日益精湛，袋鼠一样的小手灵巧地探入夹克的下摆或者裤子的后兜。事后的路数也始终如一。他总是等到没人注意时才翻看自己的战利品。他通常躲在码头的大铁梁下，幽暗的气氛中弥漫着难闻的金属味。他掏出钱，把钱包埋在沙子里。他每次只拿硬币和面值一英镑的钞票。免得在当地商店使用大面额钞票时引人怀疑。或许是因为他总一个人单干，又或者是他外表看着干净、正派、毫不起眼，反正从来没有人怀疑过他。一整年中只有一次，他险些败露。当时，他买了一辆抢修车模型，没等到学校就忍不住在门厅玩了起来。簇新的玩具吸引了妈妈的目光。

“那是新玩具吧？哪儿来的？”

“一个男人给我的。”

“什么男人？”她的声音忽然变得刺耳、忧心忡忡。

“酒吧里出来的一个男人。一个顾客。”

“你干什么了？”

“没什么，我什么也没干。”

“那他让你干什么了？”

“没有，妈妈。他就给了我这个，真的。我什么也没干。”

“好吧，这是最后一次!不要拿陌生人的玩具。”

然而到了秋天，中学二年级刚开学，学校来了一位年轻、热情的新老师。米克尔莱特先生喜欢国际象棋。在他的推动下，学校成立了国际象棋俱乐部，诺曼迷上了这项运动。国际象棋不需要对手也能进行，他整日研究棋谱，悄悄制定自己的战术，他从公共图书馆和学校图书馆借来的书上学会了不同开局的精妙之处。在米克尔莱特先生的鼓励和称赞声中，他很快成为全校最出色的棋手，先后参加了当地学校的比赛、南部锦标赛，最后《布莱顿阿格斯晚报》还刊登了他的照片。这张照片被他的婶婶剪下来，在酒吧中传看。他一举成名。此后的学校生活平静、安稳。他不再偷东西，因为没有这个必要了。甚至铁路拱桥下的流涎怪物也消失了，只剩下空啤酒罐、皱巴巴的烟盒和一个发霉的黄枕头靠在最远的墙边，漏出湿乎乎的羽毛。

去往火车站搭乘返程火车的路上，他忍不住想，如果继续偷东西，他会怎么样呢？当然不能妄想永远不被人发现。然后呢？他会被贴上犯罪的标签；交由少年司法系统处理；成为官僚管教机构中令人厌恶的对象。无法从地方政府谋得一份受人尊敬的工作，不会遇见梅维斯，也不会有朱莉。他生命中的许多东西似乎都取决于那一刻，米克尔莱特先生在他兴致盎然的注视下摆开那些神秘的将士，那些棋子的命运同他一样，受制于随意却又无法改变的规则。

最后他回到家，走进卧室，试穿自己为行凶准备的行头。他站在衣橱长镜前打量着自己。手里的刀闪着寒光，单薄的肩膀披着白花花的雨衣，他看起来像是为了某台无望手术穿上手术服的外科医生，或许更像古代主持祭祀仪式的邪恶祭司，然而并不令人恐惧，有些感觉不大对头，甚至有些可怜。衣服没问题，寒气逼人的刀刃显露出尖锐的恐惧；然而镜子里与他对视的眼睛却倾诉着温和与痛苦，那双眼睛不属于刽子手，而令人想起受害者。

16

八月四日，缓刑监督官如约前来视察公寓。菲莉帕为这次造访做了精心的准备，她将为数不多的家具擦拭了一遍，重新调整了摆放的位置，又买了一盆天竺葵放在厨房的窗台上。距离她妈妈搬进来的日子只剩十天，公寓还有许多东西需要准备，不过到目前为止，她很满意自己的努力。上个星期的劳动强度前所未有的大，她也收获了前所未有的满足感。经过突击努力，她妈妈的房间已经初具规模。最艰巨的任务是把地毯掀起来扔掉，那天她在楼梯间费力地拖拽旧地毯，被灰尘呛得直咳嗽，乔治闻声赶来，帮她把旧地毯搬下楼，然后连求带劝地让清洁工带走了。接着，她花了两天的时间刷地板。一只装衣服的行李箱和一幅亨利·沃尔顿的油画便是菲莉帕从科尔德科特特勒斯街带来的全部家当。她把油画挂在妈妈房间的壁炉上方，虽然挂不了多久，但是她觉得这幅画挂在锃亮的隔热罩和淡雅的壁炉架上方格外漂亮。

菲莉帕庆幸手头还有些钱备用。她没想到清洁用品那么贵；必要的家居小饰品居然这么多，价格也贵得出乎意料。她参考从威斯敏斯特图书馆马里波恩路分馆借来的一本木工基础入门书，利用房东留在水槽下方的一套工具，经过反复的尝试后，成功地为厨房和门厅分别安装了一个碗架和衣架。她还从市场淘了一批便宜的维多利亚式旧瓷砖，贴在水槽后面。有些活儿她干得特别享受，例如，敞开窗户，在暖暖的阳光下把木家具漆成白色，或者跑去旧货商店和教堂街市场淘她们需要的其他家具。其中有两把小藤椅买得特别成功。藤椅本身的质量不错，却被刷成了奇怪的绿色。重新油漆，再铺上拼接的新靠垫，它们为两个房间增添了一抹亮色。乔治一看到她搬家具，便会放下手里的活计，跑来给她搭把手。菲莉帕喜欢他。二人的交流仅限于菲莉帕去他店里买水果当午餐时的几句寒暄，此外他们甚少说话，不过她能感受到他的善意。他有次问起帕尔弗里夫人什么时候搬过来。她回答八月十五日，却没有纠正他的称呼。

到了晚上，她筋疲力尽地躺在里屋那张小床上，透过大开的窗户聆听伦敦市区的喧闹和低语声，看着夜空中掠过的云朵，伴着往返马里波恩路和埃奇威尔路之间地铁的颤动慢慢陷入了梦乡。

当楼下的门铃终于响起时，缓刑监督官已经迟到了十分钟。菲莉帕打开门，门口站着一个黑发的高个儿女人，年纪看起来比她稍大一点。她费力地拎着一个埃奇威尔路超市的大塑料袋，疲惫地问：“菲莉帕·帕尔弗里吗？我是乔伊斯·本格尔德。对不起，我来晚了。汽车密封垫不见了。我今天早上才刚度完假回来，真是糟糕的一天。奥布赖恩全家八人一起出庭。他们显然是怕我没事干，每次我一离开他们就举家出动，洗劫商店，向当局证明我不可或缺。他们倒是挺得意，站在法庭专席里，像一排猴子在龇牙咧嘴，但是我根本不需要他们这么做。你能沏点茶吗？我嗓子很干。”

菲莉帕泡好茶，拿出两个新的陶瓷马克杯。这是她的第一位客人。她告诫自己不能因为不满这次视察而毁掉一切，至少面对官僚作风时要表现出顺从的样子。缓刑监督官从包里翻出一袋巧克力全麦饼干。她撕开包装，递给菲莉帕。二人坐在餐桌旁，一边喝茶，一边吃饼干。

“你妈妈有自己的房间，是吗？依我看，是这间吧。我喜欢你的画。”

她在担心什么，菲莉帕思忖着，害怕她和她妈妈乱伦吗？难道有独立的房间就能避免了？她说：“你想看一眼卫生间吗？在楼梯平台那里。”

“不用了，谢谢。我又不是卫生检查员，谢天谢地。有你，又有这套公寓，你妈妈有可以投奔的人和地方。这就是我关心的全部。明天我会给监狱写信。一两天内你就能收到信息。我想他们会尽量维持之前的释放日期，八月十五日。”

“没问题吗？”菲莉帕极力掩饰着焦虑的语气。

“我想是的。为什么不呢？不过，还是得等内政部的最终决定。你常在家吗？我是说，我猜你已经找到工作了？”

“还没有。我打算和妈妈一起工作，在旅馆找个活儿，做个女服务员之类的。”她语带嘲讽地补了一句，“我们不怕干重活。”

“这么说只有你们两个外地人待在伦敦。不好意思。我今天下午心情不太好。如果不考虑客人的话，这是份不错的工作。十月份你就要去剑桥上学了吧？到时候你打算怎么办？”

“你是指我妈妈吗？没打算过。我想，如果她租不起这里的话，她可以租便宜一点的公寓，或者如果可能的话，她还可以找一份包住宿的工作。况且你们不是有假释犯宿舍嘛。”

她感觉缓刑监督官看她的眼神有些古怪。对方开口道：“这么说，她可能只是推迟了困境出现的时间。不过，最初的两个月对于假释犯来说是最难熬的，是他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她也确实要求要来这儿。谢谢你的茶。”

谈话持续了不到二十分钟，但是菲莉帕认为本格尔德小姐已经掌握了她需要了解的一切，问清了必要的问题。关上大门，转身上楼时，她的脑海中浮现出缓刑监督官的报告。

犯人的女儿已经成年，是个聪明且通情达理的姑娘，住处的条件不错，预付了三个月的房租。假释犯有自己的房间，那套公寓虽然面积不大、朴实无华，然而我登门时却干净整洁。帕尔弗里小姐打算和她妈妈一起工作。我建议核准这一安排。

[1] 英国负责出生记录和死亡记录的机构。——编者注(本书中注释如无特别说明，均为编者注)

[2] 四对著名的异性恋人。彼得·阿伯拉尔，法国著名神学家和经院哲学家，海洛薇兹是其女学生；罗切斯特和简·爱是夏洛蒂·勃朗特所著的《简·爱》中的恋人；爱玛和奈特利是简·奥斯汀所著的《爱玛》中的恋人；安娜和渥伦斯基是列夫·托尔斯泰所著的《安娜·卡列尼娜》中的恋人。

[3] 一种欧洲风格的建筑。以建筑师安德烈亚·帕拉第奥(1508—1580)的名字命名。

[4] 约翰·班扬(John Bunyan， 1628—1688)，英国著名作家、布道家。

[5] 丰饶角，又名丰饶羊角(Cornucopia)，起源于罗马神话。其形象为装满鲜花和果物的羊角(或羊角状物)，以此庆祝丰收和富饶；同时，也象征着和平、仁慈与幸运。

[6] 约翰·克罗尔·兰瑟姆(John Crowe Ransom， 1888—1974)， 20世纪著名文艺批评家、诗人，文学理论“新批评”派领军人物，其代表作有《世界的躯体》等。

[7] 伊迪丝·内斯比特(Edith Nesbit， 1858—1924)，英国儿童故事和小说作家。

[8] 亨利·沃尔顿(1804—1865)，美国画家，主要活跃在伊萨卡、纽约和加利福尼亚。他早期的作品包括《萨拉托加泉》《平岩泉》和《亭子旅馆》等。

[9] 一道法国菜，用大蒜和番茄油煎过的鸡肉，配以煎蛋和小龙虾。

[10] 又名安立甘宗，是基督新教三个原始宗派之一，也是带有盎格鲁-撒克逊人礼仪传统的宗徒继承教会。

[11] 指霍利·克里平，1910年发生在英国的臭名昭著的“克里平杀妻案”的疑凶。

[12] 旧时西班牙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