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创造

人类大脑里的知识和生物适应性的知识，广义上说都是进化 创造出来的：现有知识的变种，在选择作用下更替。对人类知识来说，变种是通过猜想产生的，选择则通过批评和实验进行。在生物圈里，变种由基因突变（随机变异）产生，自然选择青睐那些能提升生物体繁殖能力的变种，从而使这些基因变种在群体中散播开来。

一个基因适应 一项特定功能，意味着很少有（如果有的话）微小变化能提高该基因执行这项功能的能力。有些变化可能不会给这种能力带来实质改变，大多数变化会使情况变得更糟。换句话说，好适应就像好解释一样，其特点是很难在发生改变后还能履行自己的职能。

人类大脑和DNA分子都有许多功能，但在其他功能之外，其一般用途是充当信息储存介质：它们原则上可以存储各种类型的信息。而且，它们各自进化出来去存储的两类信息，都拥有一种在宇宙层面上有着重要意义的属性：一旦它们在合适环境中在物理上体现出来，就倾向于使自己保持这种状态 。这样的信息——我称之为知识 ——是很难产生的，除非通过进化或思想的纠错过程。

这两种知识之间也有重大区别。其一是，生物学知识是非解释性的，其延伸范围有限；解释性的人类知识可以拥有宽广甚至无限的延伸范围。另一个区别是，基因突变是随机的，而猜想可以为某种目标有意构建。不过，两类知识在基础逻辑上的共通之处很多，因而进化论与人类知识高度相关。尤其是，历史上关于生物进化的一些错误观念，与关于人类知识的一些错误观念是对应的。因此，在本章中，我将讲述一些这类错误观念，还有对生物适应性的实际解释，即现代达尔文进化论，有时称为“新达尔文主义”。

神创论

神创论认为，某一个或一些超自然人物设计并创造了所有的生物适应性。换句话说，“这是上帝干的。”正如我在第1章中解释的，这种形式的理论是坏解释。除非用很难改变的具体内容进行补充，否则这种理论完全根本没有触及问题本身——就好比“这是物理规律干的”不会让你获得诺贝尔奖，“这是魔术师干的”不能解开魔术的奥妙。

一项魔术在付诸表演以前，其发明者必定已经知道了它的解释。这项知识的起源就是这个魔术的起源。同样地，解释生物圈的问题，就是解释生物适应性所体现的知识怎样被创造出来的问题。特别是，任何生物的假定设计者，必定也创造出了关于这种生物怎样运作的知识。神创论因而面临着固有的两难境地：设计者到底是不是一个完整拥有这些知识的、“就是在那里”的纯粹超自然人物？（对生物圈来说）一个“就是在那里”的人物完全起不到解释作用，因为完全可以更省事地说，生物圈自己带着生物体中的全部知识“就那么出现了”。另一方面，只要神创论提供超自然人物怎样设计和创造生物圈的解释，不管在什么程度上解释，这样的人物就不再是超自然的，而只是看不到的。比方说，他们可能是地外文明。但这样一来，该理论就不成其为神创论了——除非它认为地外设计者本身有着自己的超自然设计者。

而且，生物适应性的设计者，根据定义来说应该有着自己的意愿 ，认为适应性就应该是现在的样子。但这一点与几乎所有神创论共同想象的设计者——即值得崇拜的神或众神——都很难保持一致，因为事实上，许多生物适应性都有着显然不理想的特征。例如，脊椎动物眼睛的神经“连线”和供血系统位于视网膜前方 ，会对进入眼睛的光线进行吸收和散射，降低成像质量。视神经穿越视网膜通向大脑的地方还存在着一个盲点。一些非脊椎动物（如乌贼）的眼睛有着相同的基础设计，却没有这样的设计缺陷。这些缺陷对眼睛的功效影响甚微，然而要点在于，这些缺陷与眼睛的功能性目的完全矛盾，因而也与该目的是神圣设计者的意愿这一观念有冲突。正如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所说，“根据每一生物以及它的一切不同部分都是被特别创造出来的观点，带着毫无用处的鲜明印记的器官……竟会如此经常发生，是多么不可理解。”

甚至有非 功能性设计的例子。例如，大多数动物都拥有合成维生素C的基因，但在包括人类的灵长类动物体内，该基因虽然明显存在，却是有缺陷的，它没有任何功能。这一点很难作出解释，除非说这个发育不全的特征是灵长类动物从非灵长类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也可以退一步说，所有这些明显蹩脚的设计特征，都有着尚未被发现的目的。但这是一个坏解释：它可以用来声称，任何 设计蹩脚或非设计的实体都是完美设计出来的。

根据大多数宗教的说法，设计者的另一个假定特征是仁慈。但正如我在第3章中所说的，生物圈对它的居民而言并不舒适，比起一个仁慈的、甚或是勉强说得过去的人类设计师能设计出来的任何东西都要差得多。在神学背景下，这被称为“受难问题”或“邪恶问题”，经常被用来反驳上帝的存在。但这一点很容易洗刷。典型的辩护词是：也许超自然人物的道德与我们不同；或者我们的智力有限，不足以理解生物圈实际上多么道德。不过，在此我关心的不是上帝是否存在，只关心如何解释生物适应性。在这方面，神创论的这些辩护词与霍尔丹和道金斯的观点有着同样的致命缺陷：“比我们能 想象到的更不可思议”的世界，与“用魔法装扮粉饰”的世界无法区分。因此，这样的解释都是坏的。

神创论的核心缺陷是，对于适应性的知识怎样才能被创造出来，其解释要么缺失，要么超自然或不合逻辑。这一缺陷也是启蒙运动之前有关人类 知识的权威观点的核心缺陷。某些情况下它们其实就是同一个理论，主张特定类型的知识（例如宇宙学知识，或道德知识及其他行为规范）是由超自然人物授予早期人类的。换句话说，社会的狭隘特征（例如政府中君主的存在，甚或宇宙中上帝的存在）受禁忌保护，或者被不加批判地认为是理所当然，以至于人们甚至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些思想观念。我将在第15章中讨论此类观念及体制的演变 。

在未来无止境地创造知识的前景，削弱了神创论的动力，因而与之存在冲突。最终，在我们觉得功能特别强大的计算机的帮助下，任何一个孩子都将能在视频游戏里设计一个比地球现有生物圈更好、更复杂、更美丽、也更道德的生物圈——或许是通过命令来达到这种状态，或许是通过创造出虚构的、比实际规律更有利于启蒙运动的物理规律。在这一点上，我们 的生物圈的假想设计师不仅道德不高明，智力也不怎么样。后面这个特点可那么不容易洗刷。宗教将不再愿意宣称生物圈设计是其神灵的成就之一，就像现在他们不再把打雷归因于神灵一样。

自然发生论

自然发生指的是生物体并非作为其他生物体的后代而诞生，而完全从非生物的前体中产生——例如，老鼠从阴暗角落里的一堆破布中产生。几千年来，认为小动物一直都在这样自发地产生（在正常繁殖之外），是一种毫无疑问的传统智慧，直到19世纪还有人当真。随着动物学知识的增长，该观念的支持者们逐渐退让到更小的动物，直到最终争论被局限于我们现在称为微生物的东西——真菌和细菌等在营养丰富的介质上生长。对于这些生物，很难用实验推翻自然发生论。例如，实验不能在密封容器里进行，因为空气是自然发生的必要条件。但这一观点最终被生物学家路易·巴斯德在1859年用巧妙的实验推翻了 [1] ，这正是达尔文发表进化论的那一年。

但要说服科学家认为自然发生论是一个坏理论，根本就用不着实验。魔术不可能由真正的魔法实现，即不能由魔法师简单地命令事情发生，而必须由预先创造的知识来实现。同样，生物学家只要问：那堆破布怎么会得到如何构建一只老鼠的知识？这样的知识如何用来把破布变成老鼠？

对于自然发生有一个尝试性的解释，它是神学家希波的圣奥古斯丁（354－430）所支持的。这个解释认为，所有的生命都来自“种子”，有些种子由活的生物体携带，其他的遍布在地球上。两类种子都是在原初创世时创造的，在合适条件下都能发育成恰当物种的新个体。奥古斯丁机智地提出，这可以解释为什么诺亚方舟 [2] 不需要携带数量多到不可思议的动物：大洪水之后，大多数物种不用诺亚的帮助就能再生。不过，根据这一理论，生物体不是 完全由非生物原料产生的。遍布各地的种子就是一种生命形式，就像真正的种子一样：它应当包含其生物的所有适应性知识。因此，奥古斯丁的理论就像他自己强调的那样，实际上是神创论的一种形式，而不是自然发生论。有些宗教将宇宙当成一种持续不断的超自然创造行为，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所有的自然发生都将归到神创论名下。

但是，如果我们坚持要好解释，就必须摒弃神创论，正如我前面所解释的。这样，就自然发生而言，它剩下的唯一可能是，也许物理规律就是允许它发生。例如，老鼠可能简单地在合适条件下形成 ，就像晶体、彩虹、龙卷风和类星体一样。

这在今天看起来很荒谬，因为人们现在已经弄清了生命的真实分子机制。但作为一个解释，这个理论本身有没有什么错误？彩虹之类的现象有着独特的外观，可以无限重复，不需要把信息从一种场合传递到另一种场合。晶体甚至有着与生命相似的行为：把晶体放在合适的溶液里，它会吸引更多适当类型的分子，使其排列形成更多相同的晶体。鉴于晶体和老鼠遵循同样的物理规律，为什么自然发生对前者是好解释，对后者却不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问题的答案来自一种本来用于替神创论辩护的主张——设计论。

设计论

几千年来，“设计论”都被用作证明上帝存在的经典“论据”，如下所述。世界的某些方面看上去像设计出来的，但并非由人类设计；由于“设计需要一个设计者”，必定有上帝存在。如我所说，这是一个坏解释，因为它根本没有触及创造此类设计的知识怎样才能创造出来的问题（“谁设计了设计者？”诸如此类）。但设计论也可以正确地运用，已知的对于设计论最早的一次运用由雅典哲学家苏格拉底进行，它就是正确的。这个问题是：假定神创造了世界，他们是否关心世界上发生了什么？苏格拉底的学生阿里斯托得摩斯认为他们不关心，另一位学生历史学家色诺芬回顾了苏格拉底的回答。

苏格拉底：因为我们的眼睛是娇嫩的，就有眼皮把它们挡上，要用它们时再打开……再有，我们的额头有眉毛做流苏，以防止头上的汗水伤害眼睛——还有，嘴巴设在近眼睛和鼻孔附近，作为我们所有供给的入口；而排出体外的物质令人不快，所以出口朝向后方，尽可能远离感官。我问你，当你看到这一切展示先见之明的东西，你还能怀疑它们是偶然产物还是设计出来的吗？

阿里斯托得摩斯：当然不！有鉴于此，它们似乎非常像一些聪明工匠的发明，对所有生物充满了爱。

苏格拉底：那么，植入人心中的生育本能，植入母亲心中的抚养幼儿的本能，植入幼儿心中的渴望生存、恐惧死亡的本能，又如何呢？

阿里斯托得摩斯：这些预备看上去也是某种发明，作出发明的人决定了世上应该有活物。

苏格拉底指出，生物的设计表象 需要解释，他在这一点上是对的。这不可能是“偶然产物”，尤其是因为它标志着知识的存在。这些知识是如何产生的？

然而，苏格拉底从来没有说明设计表象包含什么，以及为什么包含这些东西。晶体和彩虹有设计表象吗？太阳或者夏季有吗？它们与眉毛之类的生物适应性有多大不同？

“设计表象”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需要解释，这个问题由教士威廉·佩利首先提出。1802年，在达尔文诞生之前，佩利在他的著作《自然神学 》中发表了以下思想实验。他想象走过一片荒地，发现一块石头或一块手表。在两种情形下，他都在想象中思考这个物体是怎么来的，然后解释了为什么手表需要一种与石头的解释完全不同类型的解释。他说，据他所知，石头可能自古以来就在那里了。今天我们对地球历史有了更多了解，可以改而将石头归结于超新星、元素嬗变和冷却中的地壳。不过这与佩利的主张并无不同。他的着眼点在于：这样的描述可以解释石头是怎么来的，或手表的原材料是怎么来的，但永远不能解释手表本身是怎么来的。手表不会 自古以来就在那里，也不会是在地球凝固的过程中形成的。与石头、彩虹和晶体不同，它无法通过自然发生从原材料中自我组装出来，它也不是 一种原材料。但为什么？正像佩利问的那样：“为什么适用于石头的答案不适用于手表？为什么这种答案在第二种情况下不像在第一种情况下那样值得采纳？”他知道为什么。因为手表不仅能实现 某种目的，它还适应 这一目的：

仅出于这个理由，而不是别的理由，注意，当我们检查手表时，我们看到（这些东西在石头里是不会被发现的）它的几个部件是为了实现某种目的而安置摆放在一起的，比如，它们经过仔细的排列和调整，以产生有规律的运动，指出一天里的时间。

没有人能抛开手表准确计时的目的去解释手表为什么是这样。像我在第2章中讨论过的望远镜一样，手表是一种罕见的物质配置。手表可以精确地计时，这并不是巧合；它很适合这项任务也不是巧合；它被组装成这种形式而非别的形式，就更不是巧合。因此，必须是有人 设计了手表。在此佩利当然是在暗示，对一个活的生物体（比如老鼠）来说就更是如此了，它的“几个部件”都是为某种目的而建造的（并且看上去是设计出来的），例如眼睛里的晶状体有着与望远镜透镜相似的目的，用来聚焦光线在其视网膜上形成影像；而视网膜有着识别食物、危险等目的。

实际上，佩利不知道老鼠的整体目的（不过我们现在知道了——见下面讲到的“新达尔文主义”）。但仅仅是一只眼睛，就足以宣告佩利的成功。也就是说，与明显有目的的设计有关的证据，不仅在于所有部件都服务于这一目的，还在于，如果这些部件稍作改变，其服务能力就会减弱甚至消失。一个好设计是很难改变 的：

如果不同部件的形状与原来不同，或大小与原来不同，或安装方式与原来不同，或排列顺序与原来不同，那么，要么机器根本无法产生运动，要么产生的运动没有一个能实现它现在所服务的用途。

仅仅对某个目的有用，但不难在作出改变的同时仍然服务于该目的，并不是适应性或设计的迹象。例如，太阳也可以用来计时，但它所有的特征经微小（甚或巨大）改变后，仍然能同样好地服务于这一目的。就像我们转化了地球上许多非适应性的原材料以达到目的，我们也发现了太阳的用途，而太阳完全不是为这些用途而被设计出来的，也不是适应于这些用途的。在这种情形下，知识完全处在我们以及我们的日晷里面，而不在太阳里面。但知识确实 体现在手表和老鼠里面。

那么，所有这些知识是如何体现到这些东西里的呢？正如我所说，佩利能想出的解释只有一种。这是他的第一个错误：

我们认为这样的推断是不可避免的：手表必定有一个制造者——不存在没有设计者的设计、没有发明者的发明、未经选择的订购。不可能有安排却没有具备安排能力的事物、有与目的相关的从属和关系却没有能够提出目的的人、有适合某个目标的手段却不曾构思过这个目标，或没有适合构思目标的手段。安排、部件的布置、对达到某目的的手段的服从、仪器与用途的关系，都意味着智慧和心灵的参与。

我们现在知道，可以 有“没有设计者的设计”，那就是并非由人创造的知识。某些类型的知识可以由进化创造，我很快会谈到这一点。但这并不是在批评佩利不了解一个尚未做出的发现——它是科学史上最伟大的发现之一。

然而，尽管佩利对问题 内容的理解很准确，却不知为何没有意识到，他所提出的神创论方案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方案甚至被他自己的论证排除掉了。佩利认为存在的终极设计者应当也是一个有目的的复杂实体，它显然不会比一只手表或者一个活的生物体更简单。因此，正如那以后的许多批评家注意到的，如果我们用“终极设计者”来替换上面佩利的话里的“手表”，就会迫使佩利“（无可避免地）推断……终极设计者必定有一个制造者”。由于这自相矛盾，经过佩利完善的设计论排除了终极设计者的存在。

请注意，这并不是关于上帝存在的一个反证，正像原来的观点不是上帝存在的证明。但它确实表明，在任何关于生物适应性的起源的好解释中，上帝都无法扮演神创论赋予他的角色。虽然这背离了佩利相信他已经实现的目标，但谁都无法选择我们的观点所蕴涵的意义。对于按他的标准有着设计表象的任何事物，他的论述全都适用。这一观点是对生物的特殊地位的一种阐述，并设置了一个基准，用来衡量知识负载的实体的解释要达到什么程度才算有意义，它对理解世界至关重要。

拉马克主义

在达尔文的进化论之前，人们已经在思索生物圈及其适应性是不是逐渐出现的。达尔文的祖父伊拉兹马斯·达尔文（1731—1802），一个坚定的启蒙运动者，也是他们中间的一员。他们称这一进程为“进化”，但这个词在当时的含义与它在今天的主要含义不同。所有 逐渐改善的过程，不管机制如何，在当时都被称为“进化”。（这种用法至今仍用于非正式场合，并作为一个技术词汇使用，其中在理论物理领域，“进化”指用物理规律解释的任何形式的持续变化。）查尔斯·达尔文将他发现的过程称为“自然选择导致的进化”，使它与其他含义区别开来——尽管“变异和选择导致的进化”这个名字可能更好。

佩利如果活着听到这个词，就很可能认识到，“自然选择导致的进化”是一个比简单的“进化”更具实质性的解释模式，因为后者未能解决他的问题，而前者解决了。任何 关于改进的理论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关于怎样进行这种改进的知识是怎样创造出来的？它是一开始就存在的吗？这样的理论是神创论。它是“就那么发生”的吗？这样的理论是自然发生论。

19世纪早期，博物学家让—巴蒂斯特·拉马克提出了一种解答，如今被称为拉马克主义 。其核心主张是，生物体在其一生中获得的改进可以遗传给后代。拉马克考虑的主要是生物器官、肢体等的改进，例如个体大量使用的肌肉会变得更大、更强健，而很少使用的肌肉会变弱。伊拉兹马斯·达尔文也独立想到了这种“用进废退”的解释。一个经典的拉马克式解释是，长颈鹿把树上低矮处的叶子吃光之后，会伸长脖子去吃高处的叶子，这将使它们的脖子变得长一点。其后代会继承这个特性，脖子也会长一点。经过很多代之后，脖子并不特别长的祖先就进化成了脖子很长的长颈鹿。拉马克还提出，改进受到一种朝复杂性更高的方向发展的倾向驱动，这种倾向是内置在自然法则里的。

后一点纯属胡说，因为并非任何复杂性都能为适应性的进化负责，必须是知识 才行。因此，该理论的这一部分只不过是在引述自然发生论——来历不明的知识。拉马克对此可能不会在意，因为他像当时的许多思想家一样，把自然发生论的存在当作理所当然。他甚至明确地把这一点融入他的进化理论：他猜想，由于他的自然法则迫使一代代的生物体变成更复杂的形式，我们之所以还能看到简单生物，是因为它们在持续不断地自然发生。

曾经有人认为这个观点相当不错，但它与事实几乎全无相似之处。最显著的差异在于，现实中的进化适应性与单个生物体在一生中发生的变化完全不是同一种东西。前者涉及新知识的创造，后者只有在已经具备造成该变化的适应性之后才能出现。例如，肌肉的用进退废由一套精密的（知识负载的）基因调控，这只动物的远祖没有这些基因，拉马克主义无法解释基因里包含的知识是怎样创造出来的。

如果你缺乏维生素C，你那有缺陷的维生素C合成基因并不会因此得到改进，除非也许你是遗传工程学家。把一只老虎放进一片栖息地，如果在这个环境里毛色使老虎更显眼而不是更隐蔽，老虎并不会采取行动改变皮毛的颜色，就算有改变也不会传给后代。这是因为，老虎体内没有什么东西“知道”毛皮的条纹是干什么用的。拉马克机制怎么能“知道”，毛皮上的条纹更多能略微改善老虎的食物供应？怎么能“知道”应该如何合成染料、分泌到毛皮上，以产生设计合理的条纹？

拉马克的根本错误与归纳法具有相同的逻辑。两者都假定，新知识（在两种情形中分别是适应性知识和科学理论）已经存在于经验中，或可以机械地从经验中得出。但真相永远是，知识必须先 假设再 检验。这正是达尔文理论所说的：首先，随机突变发生（它们并不考虑要解决什么问题），然后自然选择把那些不太擅长重现在子孙后代身上的基因变种剔除掉。

新达尔文主义

新达尔文主义的中心思想是，进化偏爱在群体中散布得最广的基因。这个理念的内涵比乍看上去要多得多，接下来我会解释。

对达尔文进化论的一个常见误解是，它会最大化“物种的利益”。这给自然界中明显的利他主义行为提供了貌似合理实则错误的解释，这些行为的例子包括父母牺牲性命保护幼仔，最强壮的动物在群体遭受袭击时守在外围——这些行为降低了它们拥有漫长愉快的一生或生育更多后代的机会。该理论据此认为，进化优化物种利益而不是个体利益。但实际上，进化并不优化它们中间的任何一种。

为了弄清楚为什么，考虑这样一个思想实验。想象在一个岛屿上，如果某一物种的鸟类在某个时候——比方说4月初——筑巢，它们的总数量将达到最大化。至于为什么某个特定的日子最优，涉及多种因素的权衡，如温度、掠食者的数量、获取食物和筑巢材料的容易程度等。假设一开始整个群体都拥有使它们在最佳时间筑巢的基因，这表示这些基因非常适应于群体里鸟类数量的最大化——也许可以称为“最大化物种的利益”。

现在设想，这种平衡被一只鸟体内的一个突变基因打乱了，该基因导致这只鸟筑巢的时间稍微早了一点——比方说在3月底。假设每当一只鸟筑好巢，该物种的其他行为基因就会自动使它从配偶那里获得所需的全部合作。于是这对鸟儿必定能在岛上最好的地点筑巢——从后代的生存来看，这是一个优势，很可能压倒提早筑巢的所有微小劣势。这样，下一代里就会有更多在3月份筑巢的鸟，并且它们也全都能找到出色的筑巢地点。这意味着，4月筑巢的鸟儿里能找到优秀筑巢地点的比例比平常低，因为它们开始寻找筑巢地点时，最好的地点已经被占据了。此后几代，群体的平衡将不断向3月份筑巢的变种倾斜。如果拥有最佳筑巢地点的相对优势足够大，4月份筑巢的鸟儿甚至可能灭绝。如果4月份筑巢的基因作为突变再次出现，拥有该基因的鸟会没有后代，因为当它试图筑巢时，所有的筑巢地点都已经被占据了。

于是，我们想象的初始情形——有着最佳适应性的基因使群体最大化（“使物种受益”）——是不稳定的。会有进化压力使这个基因变得不那么 适应这一功能。

在使种群里个体的数量减少（因为鸟儿不再在最佳时间筑巢）的意义上，这种变化损害了物种。它还可能对该物种造成了其他损失，如增加灭绝风险、降低物种扩散到其他栖息地的可能性等。所以，一个最佳适应的物种可能通过这种方式进化成一个不管从哪方面衡量都不那么“繁荣”的物种。

如果又有一个突变基因出现，使鸟在3月份更早的时候筑巢，同样的过程会再次发生，更早筑巢的基因接管优势地位，种群里个体的数量再次下降。进化会这样驱动筑巢时间不断向前推移，种群持续萎缩。当占据最佳筑巢地点给鸟类个体的后代数量带来的优势最终被提早筑巢带来的劣 势所压倒，就会达到新的平衡。这个平衡状态可能与最开始对物种最优的状态相差很远。

一个与此有关的误解是，进化一直是适应的 ——也就是说，它总是造成进步，至少是使有用的功能产生某种程度的改进，从而起到优化的作用。人们经常用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的话把这一点总结为“适者生存”，这句话还很不巧地被达尔文自己接受了。但是，正如上述思想实验说明的，事实并非如此。进化造成的改变不仅对这个鸟类物种有害，对每个鸟类个体也有害：不管选择哪个筑巢地点，它们要面对的生活都更艰难，因为筑巢的时间更早了。

因此，尽管进化论被提出来是为了解释生物圈里存在着的进步，但并不是所有的进化都造成进步，没有哪种（遗传的）进化会优化进步。

在这个过程中，这些鸟类的进化到底取得 了什么成绩？它所优化的东西，并不是一个基因变种对其环境的功能适应性（这种属性想必会让佩利印象深刻），而是幸存的变种在群体中扩散 的相对能力。4月份筑巢的基因无法再将自身传给下一代，尽管它在功能上是最好的变种。替代这个基因的早筑巢基因，其功能也许还过得去，但除了防止自身的其他变种复制之外，它对什么都不是最适应 。从物种及其所有成员两方面看，这段进化历程带来的变化都是一场灾难。但进化并不“在乎”这些。它只青睐那些能在群体里传播最广的基因。

进化甚至可能青睐那些非但不是最优，还对物种及其所有个体整体上有害的基因。一个著名的例子是孔雀那色彩艳丽的大尾巴，据认为它会加大孔雀逃避掠食者的难度，从而削弱其生存能力，而且毫无实用功能。华丽尾羽的基因之所以能取得优势地位，是因为雌孔雀倾向于选择尾羽华丽的雄孔雀做配偶。为什么会有选择压力产生这种偏好？原因之一是，当雌孔雀同尾羽华丽的雄孔雀交配后，它的雄性后代就会有更华丽的尾羽，从而能找到更多配偶。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一个能够长出色彩艳丽的庞大尾羽的个体更有可能是健康的。不管哪种情况，所有选择压力的净效果是，让华丽庞大尾羽的基因以及偏爱此类尾羽的基因在群体中散布开来。物种和个体都必须承受这个后果。

如果传播最广的基因给物种带来的劣势足够大，物种就会走向灭绝。生物进化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挡这种事发生。这样的情形在地球生命的历史上应该已经出现过许多次，发生在没有孔雀那么幸运的物种身上。道金斯将他阐述新达尔文主义的力作命名为《自私的基因》，就是为了强调指出，进化并不会特地促进物种或个体生物的“福利”。但正如他同时解释的，进化也不会促进基因的“福利”：它并不是让基因适应以较大数量生存，甚至根本不是让基因适应生存，而仅仅是让基因适应通过压倒与其竞争的基因来在群体中传播，尤其是压倒那些与它们略有差异的变种。

实际上，多数基因往往都会给物种和个体宿主带来一些功能上的好处，虽然并非最优，这完全是运气所致吗？并非如此。生物体是基因的奴隶或工具，被基因用来达成它们在群体中扩散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佩利甚至达尔文都从未猜到的。）某种程度上，基因是通过保持奴隶生存和健康来获得压倒竞争对手的优势，就像人类奴隶主所做的那样。奴隶主并非为其劳工队伍在工作，也不是为了奴隶个人在工作：它完全是为达到自身的目标才蓄养奴隶，迫使他们繁殖。基因做着同样的事。

此外，还存在着延伸的现象：当某个基因里的知识刚好拥有延伸时，它会帮助个体在更广泛的环境里帮助自身，超越了扩散基因的严格要求。这就是为什么骡子虽然不能生育却能生存。因此，基因往往会给其物种和个体带来好处，经常成功地增加了它们自身的绝对数量，这并不奇怪。它们有时候的表现恰恰相反，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但基因适应的是什么，也就是说它们在哪方面比自身几乎所有的变种做得更好，与物种、个体甚至基因自身的长期生存并无关系，仅仅是让自身比竞争对手复制得更多。

新达尔文主义和知识

新达尔文主义在根本层面上并不涉及生物。它的基础理念是复制因子 （任何会导致自身复制的事物） [3] 。例如，某个基因能带来消化特定类型食物的能力，它使生物在某些情况下能保持健康，否则就会虚弱或死亡。因此，它提升了这一生物在未来繁殖后代的机会，这些后代会继承并传播该基因的副本 。

思想观念也可以成为复制因子。例如，一个好笑话就是一个复制因子：它停留在某个人的脑子里时，会有一种倾向促使这个人把它告诉给别人，从而把它复制到他们的 脑子里。道金斯杜撰出“谜米”（与英文的“梦”押韵）这个术语来称呼能成为复制因子的观念。大多数观念并不是复制因子：它们并不会促使我们将其传递给他人。然而，能够长期存在的观念几乎都是谜米（或“谜米集合体”——相互作用的谜米的集合），例如语言、科学理论和宗教信仰，还有那些构成文化（例如英国化）的难以言传的思想状态，或演奏古典音乐的技巧。我将在第15章对谜米进行更多探讨。

对于新达尔文主义进化论的核心主张，最常见的表述是：一个会发生变异（例如通过不准确的复制发生）的复制因子群体，将被那些能比对手更好地复制自身的变种所掌控。这个深刻得令人惊异的真理经常受到批评，人们要么是说这太明显了不值一提，要么认为它是错的。究其原因，我觉得，虽然它的正确性不言而喻，但它不能不言而喻地成为对特定适应性的解释。我们的本能偏爱与功能和目的有关的解释：基因到底会为其宿主和物种做什么？而我们刚刚看到，基因通常并不会使这类功能达到最优。

因此，体现在基因里的知识，就是懂得如何损害对手来使自己得到复制的知识。基因经常 通过赋予其生物体以有用的功能来做到这一点，在这种情形下，它们的知识就碰巧包含了与该功能有关的知识。功能则通过把环境中的规律性编码到基因中来实现，有时甚至会把与自然法则相近的经验法则编码进去，在这种情况下，基因就碰巧编码了这些知识。但对基因存在的核心解释在于，基因使自己比对手得到更多的复制。

非解释性的人类知识也能通过类似的途径进化：经验法则不会毫不走样地传给下一代的使用者，能长期存留下来的那些法则，未必是使表面上的功能达到最大化的法则。例如，用优美韵文来表述的法则，会比更精确但用词呆板乏味的法则更容易被人记住和重复。而且，人类的知识没有完全非解释性的，至少总会包含与现实有关的背景假设，经验法则的含义要放在这个背景之中去理解，而背景可能使一些错误的经验法则看上去合理。

解释性理论进化的机制更为复杂。传播和记忆中的偶然错误仍然在起作用，但作用要小得多。这是因为，就算不进行检验，好解释也很难改变，它在传播过程中出现的随机错误更容易被接收者察觉和纠正。解释性理论最重要的变异来源是创造性。例如，当人们试图理解从别人那里听来的某种观念时，通常会按照什么对自己最有意义、自己最想听到什么或害怕听到什么等方式去理解。这些意义是由听众或读者假设出来的，可能与述说者或作者的意愿有差别。而且，人们就算准确接收到解释，往往也想要对其进行改进：受自己的批评意见启发，进行创造性的修订。如果他们再把这个解释传递给别人，通常会试图传递自己认为有所改进的版本。

与基因不同的是，许多谜米每次复制时都会变成不同的物理形式。人们很少一字不差地复述他们听到的观念。有时候，观念还会从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或在口头语和书面语之间转换，等等。而我们会说，整个过程中传播的是同一个观念——同一个谜米，这是十分正确的。因此，对多数谜米来说，真正的复制因子是抽象的，是知识本身。原则上基因也是如此：生物技术经常把基因转录到计算机的存储设备里，基因以另一种物理形式存储在其中。这些记录可以回译成DNA链，植入不同动物体内。这之所以没有成为一种通行的方式，唯一的原因是，复制原始基因有更简单的方法。但总有一天，珍稀物种的基因可以使自身被存储到计算机里，再植入另一个物种的细胞，从而使该珍稀物种免遭灭绝。我说“使自身被存储”，是因为生物技术学家不会无差别地记录所有的信息，而是只记录那些达到了诸如“某个珍稀物种的基因”之类标准的信息。通过这种方式引起生物技术学家的兴趣，这样的能力就是这些基因里包含的知识的部分延伸。

因此，人类的知识和生物适应性都是抽象的复制因子，这种信息形式一旦体现在合适的物理系统之中就倾向于保持不变，其大多数变种不会这样。

新达尔文主义从某种角度来说是不言而喻的，这一点经常使它遭到批评。例如，如果该理论必定 是正确的，怎么才能对它进行检验？有一个答案（通常认为是霍尔丹提出的）是，如果能在寒武纪 [4] 地层的岩石里发现一只兔子的化石，就可以把该理论整个推翻。然而，这是一种误导。引入这样的观察取决于给定情形下有哪些解释可用。例如，对化石和地层的识别有时会出错，好解释必须在宣布“在寒武纪岩石里发现了兔子化石”之前把这类错误排除掉。

就算有了这样的解释，兔子所排除掉的东西也不是进化论本身，而只是关于地球生物史和地质过程的通行理论。比方说，假设有那么一块史前大陆孤立于其他陆地，这块大陆上的进化速度是别处的几倍，由于趋同进化，在寒武纪有一种像兔子的生物在那里进化出来了。再假设这块大陆后来因一场灾变与其他陆地连接起来，这场灾变毁灭了这块大陆上绝大多数的生物，并将它们的化石深埋在地下。这种像兔子的生物是极少的幸存者之一，它在此后不久灭绝。就算有了寒武纪的兔子为证据，进化论仍然比创造论和拉马克主义之类的解释好无数倍，因为后两者对这只兔子代表的显而易见的知识从哪里来没有作出任何 说明。

那么，到底有什么能够 推翻达尔文进化论？是这样一类证据：根据能够找到的最好解释，它们显示知识可以由其他途径产生。举例来说，如果发现一种生物仅仅（或者主要）发生有利突变，像拉马克主义或自然发生论所预测的一样，那达尔文主义的“随机变异”这个先决条件就会被推翻。如果发现有生物天生就拥有新的复杂适应性（不管是适应什么的），而其父母体内没有任何此类适应性的前体，那么达尔文主义的渐变预测或知识创造机制就会被推翻。如果某种生物天生拥有一种在今天有生存价值的复杂适应性，而其祖先面对的选择压力并不青睐这种适应性（比如发现并使用互联网天气预报来决定何时冬眠的能力），达尔文主义也会被推翻。届时将需要全新的解释。我们将面临与佩利和达尔文所面临的差不多的未解之谜，需要着手寻找有效的解释。

微调

物理学家布兰登·卡特在1974年计算发现，如果带电粒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强度小上百分之几，行星就无法形成，宇宙中仅有的凝聚态天体将是恒星；如果大上百分之几，恒星就永远不会爆发，恒星外部就不会有氢和氦以外的元素存在。不管哪种情况，都不会有复杂的化学反应，想必也就不会有生命。

另一个例子：如果大爆炸时宇宙的初始膨胀率略高一点，就不会有恒星形成，宇宙中除了极其稀薄而且越来越稀薄的氢，什么也不会有。如果膨胀率略低一点，宇宙在大爆炸之后不久就会重新坍缩。对于其他一些并非由任何已知理论决定的物理常数，计算结果也是如此。对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的话——物理常数来说，似乎是只要它们稍有不同，生命就不可能存在。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事实，甚至被引为证据来表明，这些常数是经过有意微调的，也就是说，是由某种超自然人物设计的。这是神论创和设计论的一种新形式，其基础是物理规律 的设计表象。（考虑到神创论与进化论之争的历史，这实在太具讽刺性：该新观点认为，物理规律被设计出来，是为了创造一个受达尔文进化论 支配的生物圈。）连哲学家安东尼·弗鲁都被说服，相信了超自然设计者的存在，他从前是一位热情的无神论鼓吹者。但他不应该被说服的。就像我接下来要解释的那样，这种微调按佩利的标准算不算设计表象都不清楚；就算它是，也不能改变诉诸超自然会得到坏解释的事实。在任何情形下，因为现行的科学解释有瑕疵或欠缺就赞成超自然解释，都纯属错误。正如我们在第3章中刻在石头上的格言，问题是不可避免的——总会有未解决的问题。但它们会解决的。尽管科学已经取得了许多伟大发现，但它仍然在进步，或者说正因为取得了伟大发现才会继续进步，因为发现本身会揭示更多问题。因此，物理学上存在一个未解决的问题，完全不能成为超自然解释的证据，就像存在一件未破解的罪案不能成为鬼魂作祟的证据。

有人干脆认为，微调根本就不需要解释，因为并没有好解释认为行星对生命形成至关重要。物理学家罗伯特·福沃德写了一篇出色的科幻小说《龙蛋》，其中假定信息可以通过中子星表面中子的相互作用来存储和处理，因而可以进化出生命和智慧。中子星是在引力作用下坍缩到直径仅几千米的恒星，它极其致密，以至于其中大多数物质都转变成了中子。我们不知道这种假想的中子模拟化学反应是否存在，也不知道如果物理规律稍有不同的话它是否能存在。我们也完全不知道不同的物理规律下是否有其他类型的环境允许生命诞生。（微调现象本身动摇了相似的物理规律应当会导致相似的环境这种观念。）

然而，无论微调是否构成设计表象，出于以下理由，它都是一个正当且重要的科学问题。如果事实是自然常数并非经过微调以便孕育生命，因为大多数有微小差异的变种仍然允许生命和智慧进化（尽管是在完全不同类型的环境里），那么这将成为一种未得到解释的自然规律性，是科学需要研究的问题。

如果物理规律就像看上去那样的确 是经过微调的，那么有两种可能：要么这些规律是唯一能在现实世界（即宇宙）中实现的，要么存在着拥有不同规律的其他现实世界，即平行宇宙 [5] 。对于前者，我们应当预期，对于物理规律为什么是这样，必定存在一个解释。它要么与生命的起源有关，要么无关。如果有关，就把我们带回佩利的问题：它将意味着，规律有着能创造生命的“设计表象”，但没有 进化。如果该解释与生命存在无关，那就没有解释以下问题：既然规律的本来面目与生命无关，为什么它们经过了适合创造生命的微调。

如果有许多平行宇宙，各有各的物理规律，其中大部分不允许生命存在，那么观察到的微调现象就只是狭隘视角所致。只有在拥有天体物理学家的宇宙里，才会有人思考为什么物理常数看上去是经过微调的。这种解释称为“人择推理”。据称它遵从一条称为“弱人择原理”的原则，不过实际上根本不需要原则，只需要逻辑。（用“弱”这个限定词，是因为人们还提出了另外几种人择原理，超出了逻辑的范围，不过在此无需考虑它们。）

然而，经仔细检查可以发现，人择理论根本就无法完成解释任务。为了弄清楚为什么，让我们考虑物理学家丹尼斯·夏默的一种观点。

想象一下，将来有一天，理论学家对一个物理常数计算出，它在什么样的取值范围内能使（合适的）天体物理学家出现的概率相当大。比方说这个范围是137到138（真正的常数无疑不会是整数，但让我们把事情简单化）。他们还算出，该常数取值为该范围的中点即137.5时，天体物理学家出现的概率最高。

接下来，实验专家着手直接测量该常数，可能是在实验室里测量，也可能是通过天文观测进行。他们会预测什么？有趣的是，由人择解释可以立即推导出一个预测：观测值不会刚好是137.5。因为假如是这样的话就不对头了。作为类比，想象一下，用飞镖靶的靶心区域代表这个能产生天体物理学家的取值范围，预测扎中靶心的一支典型飞镖会刚好扎在正中央，将是错误的。同样地，在能够发生此类测量（因为有天体物理学家存在）的绝大多数宇宙里，该常数不会刚好取中能产生物理学家的最优值；以靶心区的大小来衡量，该常数的取值与最优值的距离也不会特别近。

所以夏默的结论是，如果我们确实测量了这样一个物理常数，并发现它非常接近产生天体物理学家的最优值，这将从统计上推翻而不是证实有关其取值的人择解释。当然这个值可能 就是一个巧合，但如果我们愿意接受在天文学上不太可能发生的巧合来当作解释，那么从一开始就不必为微调感到困惑——我们应该告诉佩利，荒地上的手表可能 就是偶然形成的。

而且，天体物理学家相对说来不太可能出现在那些条件恶劣到难以允许天体物理学家存在的宇宙里。所以，如果我们在想象中把允许天体物理学家产生的所有取值排成一条线，那么人择解释会让我们预测，测量值将落在某个典型的点上，不会太靠近中央或两头。

然而——在此我们得出夏默的主要结论——如果有多个 常数需要解释，预测就完全变了。因为，尽管任一常数都不太可能靠近取值范围的边缘，但常数越多，其中至少有一个靠近边缘的可能性就越高。这可以用以下图示来说明，用线段、正方形、立方体……取代我们所说的靶心，可以一路想象下去，有多少经过微调的自然常数就有多少个维度。把“靠近边缘”定义成“与边缘的距离在总范围的10%以内”，在只有一个常数的情况下，如图4-1所示，有20%可能的取值靠近取值范围边缘，80%“远离边缘”。但如果有两个常数，取值要“远离边缘”就得满足两个约束条件，只有64%的概率能做到，有36%的概率靠近边缘。有3个常数，就几乎有一半的可能取值靠近边缘。有100个常数，就有超过99.9999999%的取值靠近边缘。

图4-1　常数个数与靠近取值边缘可能性的关系

不管人择推理对多常数取值的预测如何，该预测都只是勉强得以发生。

所以，涉及的常数越多，一个典型的有 天体物理学家的宇宙就会越接近没有天体物理学家。我们并不知道到底有多少常数参与其中，但看上去有那么几个，在这种情况下，人择区域里的绝大多数宇宙都将靠近边缘。因此，夏默得出结论认为，人择解释预测，宇宙只是勉强能产生天体物理学家——与一个常数时的预测几乎完全相反。

乍看上去，这似乎转而解释了另一个重要的科学未解之谜，人称“费米问题”，因物理学家恩里科·费米而得名，据认为是他提出了“他们在哪里？” 的疑问。地外文明在哪里？考虑到平庸原则，或者仅就我们对星系和宇宙的了解而言，都没有理由相信天体物理学家是我们这个星球独一无二的现象。据推测，在许多其他恒星—行星系统里有着与太阳系类似的条件，为什么其中不会有一些系统产生类似的结果呢？而且，考虑到恒星和星系形成的时间尺度，任何地外文明的技术发展状态都非常不可能与我们相似：更可能的是，要么比我们落后成百上千万年（也就是说根本没有技术），要么比我们先进成百上千万年。更先进的文明有充裕时间探索星系，或者至少是发射机器人空间探测器，或者发射信号。费米的问题在于，我们并没有发现任何这样的文明、探测器或信号。

人们对此提出了许多解释，但迄今还没有一个特别好的。受夏默的论点启发，对微调的人择解释似乎能干净利落地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宇宙中的物理常数只是勉强能够产生天体物理学家，那么这样的事只发生过一次也就不奇怪，因为它在同一个宇宙里独立地发生两次的概率低到接近于零。

不幸的是，这也是一个坏解释，因为侧重于基本常数 是狭隘的做法：在（1）有着不同常数的“相同”物理规律与（2）有着不同的物理规律之间，并无实质区别。逻辑上可行的物理规律无穷无尽。如果这些规律都在真实宇宙中实现（麦克斯·泰格马克等宇宙学家就这么认为），那么统计上确定无疑，我们的宇宙正好处在能够产生天体物理学家的那一类宇宙的边缘。

根据费因曼的一番论证（他将该论证用在一个与此略有不同的问题上），我们知道这是不可能的。考虑所有可能包含天体物理学家的那一类宇宙，思考大多数这类宇宙还 包含什么。特别地，想象一个刚好能装下你的脑子的球体。如果你对解释微调有兴趣，你现在的大脑就算是为该目的而努力的一个“天体物理学家”。在所有包含天体物理学家的宇宙里，有许多都包含着这样一个球体，其内部结构与你的球体内部完全相同，包括你大脑的每个细节。但在绝大多数这些宇宙中，球体外部 是混沌，接近随机状态，因为这种状态数量最多。典型的此类状态不仅是无定形的，而且非常炽热。因此，在大多数这样的宇宙中，接下来会发生的事就是，球体以外的混乱辐射会立即杀死你。在任何给定的时刻，我们将在一皮秒内被杀死的理论会被一皮秒后的观察所推翻，于是又出现了一个这样的理论。因此，它是一个很坏的解释——赌徒预感的极端版本。

对所有其他包含不止少数几个常数的微调的纯人择解释来说，情况也是如此：这样的解释预测，我们非常有可能处在一个天体物理学家只是勉强能够产生并且瞬间就会消亡的宇宙里。因此，它们也是坏解释。

另一方面，如果只存在一种形式 的物理定律，不同的宇宙之间只有几个常数的取值不同，那么，不同形式的定律未能实现这个事实就是一种微调，人择解释对此并没有解释清楚。

认为所有逻辑上可能的物理规律都在不同宇宙中实现了，这种理论作为一个解释还有更严重的问题。正如我在第8章中将要说的那样，考虑这类无穷无尽的事物时，往往没有客观方法来“计数”或“测量”拥有某一种属性而不是另一种属性的宇宙到底有多少个。另一方面，在所有逻辑上可能的实体中，能够理解自身 （就像我们所处的现实世界那样）的实体，在任何合理意义上都肯定是极少数。认为其中有这么一个世界“就那么出现了”，没有任何解释，无疑只是一种自然发生论。

此外，逻辑上可能的物理规律描述的“宇宙”，几乎全都与我们的宇宙大不相同，差异大到它们根本不适合参与这个讨论。例如，其中有无数个宇宙里面只有一头朝向各异的野牛，刚好存在42秒整。还有无数个宇宙里面有一头野牛和一个天体物理学家。但在一个没有恒星，没有科学仪器，也几乎没有证据的宇宙里，天体物理学家是 什么？在只有坏解释才正确的宇宙里，科学家或任何其他思考者是什么？

逻辑上可能的、包含天体物理学家的宇宙，几乎全都由作为坏解释的物理规律支配着。我们是否应该推测自己的宇宙也是不可解释的？或者很有可能不可解释，但不知道有多大的可能性？这样，基于“所有可能的规律”的人择观点又一次作为坏解释被排除了。

出于这些原因，我得出结论认为，人择推理很可能成为对明显的微调及其他观察结果的部分解释，但永远不会成为对于我们为何观察到一些现象的完整解释，这些现象用另外的方式看上去太具有目的性了，以至于无法将其解释为偶然。这需要用具体自然法则表述的具体解释。

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我在本章中讨论的所有坏解释，在根本上都是相互关联的。对人择推理期待太高，或太在意拉马克主义怎样运作，就会走向自然发生论。把自然发生看得太认真，就会走向神创论——依此类推。这是因为它们全都讨论同一个潜在问题，并且都很容易改变。它们可以轻易地互换，或与其变种互换，而且它们作为解释来说也“太容易了”：能同样地解释任何东西。但新达尔文主义得来不易，改变也不易。稍加改变，就会得到一个差得远的解释，就算是达尔文本人的错误观念也一样。你可以试着用它解释某种非达尔文的事物，例如在生物的父母体内没有前体的、全新的复杂适应性——你会完全想不出有什么变种能够具备这种特征。

人择解释试图用单独一次选择行动来说明有目的的结构（如经过微调的常数）。这与进化不同，并且不会有用。微调之谜的答案应当用一个解释来表述，后者能具体解释我们观察到的事物。就像惠勒所说的，它应该是“一种理念，如此简单，如此美丽……我们全都会互相说，哪里还会有其他可能呢？”换句话说。问题并不在于世界复杂到我们没有办法理解它为什么看起来是这样，而在于世界简单到 我们还未能理解它。但这一点只有在事后才是显而易见的。

所有关于生物圈的坏解释，要么没能涉及适应性里的知识怎样创造出来这个问题，要么解释得很糟糕。也就是说，它们都低估了创造 ——而且具有讽刺性的是，对创造低估得最厉害的正是神创论。想一想：如果超自然创造者造出宇宙的那一刻，爱因斯坦、达尔文或其他任何伟大的科学家（看上去）刚刚完成了他们的主要发现，那么这一发现（以及此前所有的发现）的真正创造者并不是科学家，而是这个超自然人物。这样一个理论会否认唯一真正发生过的创造的存在，也就是在该科学家作出发现时确实发生过的那次创造。

而且它的确是创造。在作出一个发现之前，没有什么预测过程能够揭示该发现的内容是什么，或将带来什么。因为如果能够揭示的话，它就会成为发现本身了。科学发现是高度不可预测的，尽管它由物理规律决定。我将在下一章进一步讨论这个奇妙的事实。简单地说，这是由于解释存在着不同的“突现”层次。在这种情况下，科学（以及一般意义上的创造性思维）取得的成果是，无中生有 的不可预测的解释。生物进化也是如此。没有其他过程能做到。

因此，神创论这个名字是误导的。它并不是一个解释知识如何通过创造产生的理论，而是相反：它否认存在知识创造，将知识的起源置于无解释的境地。神创论实际上是否认创造，其他错误解释也都是如此。

理解什么是生命以及生命是怎么来的，这个难题催生了一段奇怪的历史，其中充满错误观念、功亏一篑和反讽。这种反讽的最后一个是，新达尔文主义就像波普尔关于知识的理论那样，的的确确描述了创造；而与之竞争的理论，从神创论开始，都没有能做到这一点。

术语

进化论（达尔文的）—— 知识通过交替发生的变异和选择被创造出来。

复制因子—— 能导致自身复制的实体。

新达尔文主义—— 作为复制因子理论的达尔文主义，不包含“适者生存”等错误观念。

谜米—— 能成为复制因子的思想观念。

谜米集合体—— 由能够互相帮助复制的谜米构成的群体。

自然发生论—— 生物体从非生命的前体中产生。

拉马克主义—— 一个错误的进化理论，其基础理念是，生物适应性是生物体在一生中获得并遗传给后代的改进。

微调—— 如果物理常数或物理法则略有不同，就不会有生命。

人择解释—— “只有在包含智能观察者的宇宙中，才有人想知道所讨论的现象为什么会发生”。

“无穷的开始”在本章的意义

——进化。

——在更普遍的意义上，指知识创造。

小结

生物适应性的进化与人类知识的创造有着深远的相似之处，但也存在重大差异。主要的相似之处是：基因和思想观念都是复制因子，知识和适应性都很难改变。主要差异是：人类知识可以是解释性的，并有着广阔的延伸范围；适应性不具备解释性，延伸范围很少超出它进化时所处的环境。对于生物进化的错误解释，可在对于人类知识增长的错误解释中找到对应。例如，拉马克主义对应归纳主义。威廉·佩利的设计论观点阐明了哪些东西有“设计表象”，哪些东西没有，从而说明了哪些东西不能仅用巧合来解释——也就是针对某一目的、加以改变的适应性。这种适应性的起源必须是知识的创造。生物进化并不会最大化物种、种群、个体乃至基因的利益，而只最大化基因在群体中传播的能力。不过，由于自然法则的通用性以及创造出来的知识的某些延伸，上述利益也可能实现。物理规律或常数的“微调”曾被用作设计论的现代形式。出于通常的原因，它诉诸超自然因素，因而不是好解释。但“人择”理论也是坏解释，此类理论将微调归因于对无穷多个不同宇宙的纯粹选择，它们是坏解释的一部分原因是，大多数逻辑上可能的物理规律本身就是坏解释。

* * *

[1] 巴斯德用两个相反的实验证明，生命不能自发从培养液中产生，而空气中的尘埃里存在微生物。他用真空泵提取空气尘埃，从中繁殖出大量微生物。另一方面，他用未密封的曲颈瓶装上加热煮沸的培养液（弯曲瓶颈防止空气尘埃进入培养液），放在不通风的环境中，经过很长时间也不会产生微生物。——译注

[2] 《旧约圣经·创世记》记载，上帝降下大洪水毁灭世界，事先命令义人诺亚制造一艘巨型方舟，携带各种飞禽走兽。——译注

[3] 这个术语的含义与道金斯的稍有不同。他把任何得到复制的东西都称为复制因子，不管复制的原因是什么。我称为复制因子的东西，他称之为“积极复制因子”——原注。

[4] 寒武纪是距今约5.4亿年至4.9亿年前的一个地质年代，当时地球上的生物以海生无脊椎动物为主。哺乳动物要在近3亿年后的中生代才出现。——译注

[5] 这并不是我将在第11章中讨论的量子 多重宇宙。那些宇宙全都遵从相同的物理规律，持续产生微小的相互作用。它们的推测成分也要少得多。——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