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日本插曲

我可能是和亚洲犯冲吧？沃林福德后来经常禁不住这样想。他先是在印度失去一只手，现在又来了日本，不知道还会遇到什么倒霉事？

如果把帕特里克头脑发昏邀请玛丽去日本那件事也算上的话，这趟东京之旅可谓是还没开始就遭遇挫折，因为沃林福德认为这件事是旅程的序幕：他勾引了一个新婚不久并且怀孕了的年轻女子，却连她姓什么都记不住，更糟糕的是，她当时的神情让他难以忘怀。那一刻他意识到，玛丽不仅仅是长得漂亮，通过她的神情更可以看出，她能够承受比闲言碎语猛烈得多的恶意中伤——那是一种不易受控的暴戾，其破坏力也许会在日后逐渐显现。

然后，在飞往东京的航班上，帕特里克三心二意地写着发言稿，觉得烦透了：虽然现在他已经顺理成章地离了婚，可没勾引到怀孕的玛丽让他觉得自己这个花花公子当得很窝囊，而且他还要跑到以“女人没地位”著称的日本，就“女性的未来”议题发表演讲。

沃林福德不仅不习惯写发言稿，也不习惯在没有提词器的情况下发言。(讲稿通常是别人写的。)不过，假如他看到了会议参加者——全是女性——的名单的话，说不定会很愿意在会上发言，甚至饶有兴致地大谈特谈。

但帕特里克发现自己对女性与会者的成就缺乏第一手的了解，这让他深受打击，他只知道其中一位女士是谁，而且他唯一能想到的对她的奉承话便是：虽然他只在电视上看见过她，但他很乐意跟她上床。

帕特里克喜欢德国女人，譬如在古吉拉特邦采访时那位没穿胸罩的女录音师，没错，就是那位晕倒在送肉车里的金发女郎——名字里带个“k”、进取心十足的莫妮卡。但参加东京会议的这位德国女性叫芭芭拉，名字的拼写也很常见，而且和沃林福德一样，是电视记者。与沃林福德不同的是，她的成就大于名气。

芭芭拉·弗雷是德国公共电视二台(ZDF)的早间新闻主播，她的声音既磁性又专业，笑容谨慎，两片嘴唇薄薄的。暗金色的头发长度刚好齐肩，利落地拢在耳朵后面。她的脸蛋漂亮光滑，颧骨很高，在沃林福德的世界，这是一张天生适合从事电视行业的面孔。

在电视上，芭芭拉·弗雷只穿相当男性化的套装，颜色不是黑的就是深蓝，而且从来不会在领口大敞的套装上衣下面搭一件短衫或者衬衣，因为她的锁骨漂亮极了。她更喜欢戴镶嵌单粒珠宝的小耳钉，一般是祖母绿或者红宝石。帕特里克一眼就能看出那是什么宝石，他懂得很多女性珠宝首饰方面的知识。

虽然期待在东京见到芭芭拉这件事能够让沃林福德对日本之旅产生不切实际的性欲野心，但无论她还是别的与会者，都没法帮他写演讲稿。

与会者中有一位名叫露德米拉·斯洛瓦博达(按照发音，帕特里克觉得她的姓氏可能就是如此拼写的，但我们还是叫她露德米拉吧)的俄罗斯电影导演，沃林福德从来没看过她的电影。

有一位丹麦小说家，姓延森，名字叫波迪尔、波迪利或者波蒂，在日本主办方给的会议材料里面，她的名字有三种不同的拼法，无论如何，帕特里克猜测，她的名字发音应该是“波蒂尔”，重音在“蒂”上，但他也不敢完全肯定。

有一位英国经济学家，她的名字倒很简单，叫作简·布朗。但还有一位中国遗传学家、一位韩国传染病医生、一位荷兰细菌学家和一位来自加纳的女士，最后这位的专业在某些情况下被人称为“粮食短缺管理”，有时又叫作“世界饥饿援助”。沃林福德压根儿不可能念得对后面这几位专业人士的全名，连试也别想试。

与会者名单极其冗长，全部都是成就极高的专业女性——其中大概只有一位自称“激进的女性主义者”的美国作家是例外，沃林福德从没听说过这个人。此外还有人数呈压倒性优势的日本人参会，她们似乎是艺术界的代表。

帕特里克被清一色的女诗人和女雕塑家包围，感到很不自在。其实，称她们为女诗人或女雕塑家可能并不确切，但沃林福德在心里面是这么叫她们的。(在帕特里克看来，大多数艺术家都是骗子，他们兜售的是不真实的东西，全部是子虚乌有。)

那么，该如何撰写欢迎词呢？沃林福德并非完全不知所措，毕竟他也是纽约的常住居民，经受过各种正式场合的形式主义熏陶历练，他知道大多数司仪讲的都是废话，也清楚如何一本正经地讲废话。所以，帕特里克决定像司仪们那样，在开场白中只管迎合时尚趋势和新闻里面的胡说八道，扮演貌似以自嘲为乐的虚伪角色。然而，这次他打错主意了。

譬如这样说——“诸位都在各自的领域取得过了不起的成就，而我五年前在印度一时糊涂，竟然把左手喂给了狮子，因此在大家面前自惭形秽，简直不配做大会的致辞人。”

这样讲固然能够打破僵局，沃林福德上一次在众人面前说过这样的话，引来大家会心一笑，但那并不算正式的致辞，而是他在纽约体育俱乐部举行的向奥运会选手致敬的晚宴上讲的祝酒词。后来东京会议上的事实证明，这次参加会议的女士们是一群更难取悦的观众。

祸不单行，航空公司还弄丢了沃林福德托运的行李(一只塞得鼓鼓囊囊的衣物袋)，这家公司的职员告诉他：“你的行李正在前往菲律宾的运输途中，明天送回来。”

“你已经知道我的包去了菲律宾？”

“再缺德不过了，先生。”职员说，或者帕特里克觉得他是这么说的，其实人家说的是“再确定不过了，先生”，但沃林福德听错了。(帕特里克有个幼稚且容易冒犯人的毛病，他喜欢模仿和嘲弄外国口音，这几乎和他的另外一个毛病同样惹人讨厌，那就是看到有人不小心绊倒或者摔倒时，他都会不由自主地笑出声来。)为了进一步澄清事实，航空公司职员又补充道：“从纽约来的那个航班的遗失行李，总是会被运到菲律宾。”

“总是吗？”沃林福德问。

“也总是明天运回来。”职员回答。

然后，帕特里克乘坐直升机从机场直接抵达他所下榻的酒店楼顶，直升机是日本主办方提前安排的。

“啊，暮光之城——东京!还有什么能与它相提并论？”直升机上，帕特里克邻座的一位容貌严肃的女性感叹道。他此前并没有注意，她是和他搭乘同一航班从纽约过来的，这很可能是因为她原来一直戴着一副不怎么好看的玳瑁框眼镜，导致沃林福德在经过她旁边时没有拿正眼打量她。(毫无疑问，她就是那位自称激进女性主义者的美国作家。)

“你一定很爱开玩笑吧，我猜。”帕特里克对她说。

“沃林福德先生，我一向爱开玩笑。”女人回答，自我介绍的同时，她伸出手来，简短而有力地握了握帕特里克的手，“我是伊芙琳·阿布斯诺特，我是从你的手认出你来的——另一只手。”

“他们也把你的行李送到了菲律宾吗？”帕特里克问阿布斯诺特女士。

“瞧瞧我，沃林福德先生，”她命令道，“我向来只带随身行李，航空公司是没法搞丢我的东西的。”

他以前可能低估了伊芙琳·阿布斯诺特的能力，或许该找本她的书来看看了。

他们掠过东京上空，他看到许多酒店和办公楼的楼顶都有直升机停机坪，还有其他直升机正在盘旋着准备降落，这个笼罩着薄雾的巨大城市，仿佛正在遭受军事入侵，朦胧的暮色中，暗淡的斜阳给城市镀上一层梦幻般的色彩，从粉红到血红，不一而足。在沃林福德眼里，那些楼顶停机坪就像一个个靶子，他试着猜测他们这架直升机正在瞄准哪一处的靶心。

“日本。”伊芙琳·阿布斯诺特绝望地说。

“你不喜欢日本吗？”帕特里克问她。

“我‘什么地方’都不喜欢，”她告诉沃林福德，“但我对男女之事责无旁贷。”

“哦。”帕特里克回应。

“你以前没来过这里，对吗？”她问他。没等他摇完头，她又开口道：“灾难记者，你不应该来的。”

“那你为什么要来？”沃林福德问她。

她每吐出一个消极的词语，他对她的兴趣就增加一分。他开始喜欢上了她的长相：方脸盘，高额头，宽下巴，灰白色的短发像一顶朴实无华的头盔。她的身材矮胖健壮，没什么曲线，穿着黑色牛仔裤和蓝色的男式牛仔衬衫——已经洗过很多次，变得皱皱巴巴，也没塞到裤腰里面。从沃林福德目力所及的几点细节来判断，她的胸部似乎不大，所以不用大费周章地戴什么胸罩。她穿了双虽然脏兮兮但穿起来绝对舒服的跑鞋，现在她正把脚搁在一只无法完全塞到前排座位底下的大健身包上面，包上挂着肩带，看起来挺沉。

阿布斯诺特女士看起来四五十岁，出门时带的书比衣服还多，完全没有化妆，也没涂指甲油，没戴戒指或者其他饰物，她手指很小，很干净，指甲啃得光秃秃的。

“我为什么来这里？”她拿帕特里克的话反问自己，“无论什么地方邀请我，我都会去，这是因为并没有太多地方邀请我，也因为我有话要说。可是，沃林福德先生，你并没有什么话要说，对不对？我想象不出你为什么会来东京，尤其是为什么会参加‘女性的未来’这种会议。‘女性的未来’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新闻了？它跟狮子咬人之类的灾难新闻更是完全不沾边。”

直升机正在降落。沃林福德凝视着视野中越来越大的靶心，默然无语。

“我为什么来这里？”帕特里克像阿布斯诺特女士那样自问，但他只是在设法争取些许时间，好想一想该如何回答。

“我来告诉你为什么，沃林福德先生。”伊芙琳·阿布斯诺特把她那双型号虽小却异常强壮的手搁在他的膝盖上，用力一捏，“你来这里，是因为你知道你会结识很多女人——对不对？”

这么说，她也属于不喜欢记者的那类人，他们中的一部分也可能是单单讨厌帕特里克·沃林福德。沃林福德对这两类常见的反感相当敏感，他很想说，他之所以来东京，是因为他是个该死的采访记者，并且领到一个该死的现场采访任务，不过他憋住了。他有个实际上属于人之常情的弱点，那就是老想着讨好反感他的人，正因如此，他虽然有很多朋友，却没有一位知己，而且大部分是女的，男性只占极少数。(他睡过太多女人，以致无法和男人交心。)

直升机摇摇晃晃地降落了。舱门打开后，在楼顶等候的一位服务生小跑着推着行李车冲过来，然而他能运走的行李只有伊芙琳·阿布斯诺特的健身包，可她宁愿自己背着。

“没有包？没有行李？”热心的服务生问沃林福德，沃林福德此时仍在考虑如何回答阿布斯诺特女士刚才的问题。

“我的行李被误送到菲律宾了。”帕特里克告诉服务生，为了继续争取时间，他格外地拖腔拉调。

“哦，没问题。明天就送回来了!”服务生说。

“阿布斯诺特女士。”沃林福德斟酌道，语气有点僵硬，“我向你保证，我不用非得来东京，也不是非要出席这个会议才能结识很多女人。我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能结识女人。”

“噢，我相信你可以。”伊芙琳·阿布斯诺特似乎并不认同他的回答，“而且我相信你一直都是这么做的，满世界认识女人，一个接着一个。”

婊子!帕特里克暗骂，亏得他刚刚才对她产生一点儿好感。虽然最近他总觉得自己太混账，而且阿布斯诺特女士明显胜他一筹，但帕特里克·沃林福德认为自己基本上算个好人。

由于担心航空公司不能及时把衣物袋从菲律宾送回来，害得他在“女性的未来”大会开幕式上没有衣服穿，沃林福德把他在飞机上穿的衣服交给酒店洗衣房清洗，对方答应第二天早晨送还。帕特里克希望他们能守约，但眼下他一套衣服也没有了——他事先没有想到，日本的主办方(全部是记者同行)会三番五次打电话到他的酒店房间，邀请他出来喝酒吃晚餐。

他以旅途劳顿为由婉拒，他们的反应也很客气，但沃林福德感觉得到他们挺失望的，他们显然迫不及待地想见见这位缺了一只手——或者说只有一只手，像伊芙琳·阿布斯诺特之前说过的那样——的家伙。

阿布斯诺特女士打电话过来的时候，沃林福德正狐疑地审视着客房送餐菜单。“你晚饭去哪儿吃？”她问，“还是叫送餐服务？”

“没人邀请你出去吗？”帕特里克问，“他们一直邀请我，但我不能去，因为我把身上的衣服送到了洗衣房——以防明天我的包没法及时从菲律宾送回来。”

“没有人问我，”阿布斯诺特女士告诉他，“不过我又不是什么名人，连记者都不是。没人会邀请我出去的。”

沃林福德相信她说的，但他嘴里却说：“那么，我邀请你来我房间共进晚餐，但是我除了围着一条浴巾，什么都没穿。”

“打电话给客房服务，”伊芙琳·阿布斯诺特告诉他，“告诉他们你需要一件浴袍，只围了一条浴巾的男人连坐都没法坐。”她把自己的房间号告诉了他，让他拿到浴袍后给她回电话，她现在先研究一下送餐服务的菜单。

但是，沃林福德给客房服务打电话时，一个女人的声音说：“堆(对)不起，没有鱼袍(浴袍)。”至少沃林福德听到的就是这样的。他回电话给阿布斯诺特女士，告诉她客房服务是怎么说的，阿布斯诺特女士再次让他大吃一惊。

“没有鱼袍，就没有客黄胡务(客房服务)。”

帕特里克以为她在开玩笑：“别担心——我会把膝盖夹得紧紧的，实在不行就围两条浴巾。”

“不是因为你，是我——是我不对。”伊芙琳说，“我对自己很失望，因为我竟然被你吸引了。”她又说：“堆不起。”然后便挂了电话。客房服务部虽然没有浴袍，但派人送来了一把牙刷和一小管牙膏，免费的。

远在东京、身上只围着一条浴巾的人应该不至于惹是生非，可沃林福德就是有本事招惹麻烦。因为没有什么胃口，他不想点餐，就打电话叫了酒店服务单里所谓的“按摩治疗”服务，谁知犯了大错。

“两个女的。”接洽按摩治疗服务的男人在电话里说，在帕特里克听来，他却好像在说“两个柠檬”，但是他以为自己明白男人在说什么。

“不，不对——不是‘两个女的’，只有一个男的，我是男的，只有我一个。”沃林福德解释道。

“两个柠檬。”电话里的男人自信地回应。

“随便吧，”沃林福德说，“是指压按摩吗？”

“只有两个柠檬，爱要不要。”男人有点生气地说。

“好吧，好吧。”帕特里克妥协道。他从迷你吧里拿出一罐啤酒打开了，裹着浴巾，边喝边等。没过多久，两个女人来到他的房间门口。

其中一位搬着按摩桌，桌子一头挖了个洞，是给客人搁脸用的，看起来很像刑具。如果扎耶克医生在场，应该会说搬桌子女人的手很像一位著名的美式橄榄球边锋的手，另一个女人抱着几个枕头和毛巾——她的前臂跟大力水手有得一拼。

“嘿。”沃林福德说。

她们警惕地看着他，视线落在他腰间的浴巾上。

“指压按摩？”帕特里克问。

“我们有两个人。”其中一位女士对他说。

“是的，没错。”沃林福德说，但他不知道为什么会来两个人，是因为这样可以按摩得更快？还是对方想多收一份按摩费？

他把脸搁在洞里，盯着其中一个女人的光脚丫子，她正在用手肘按他的脖子，另一个女人也在用手肘(也说不定是膝盖)按他下背部的脊椎。帕特里克鼓起勇气，直截了当地问两个女人：“为什么你们要来两个人？”

两位肌肉发达的按摩师竟然像小女孩一样咯咯地笑了起来，沃林福德吃了一惊。

“这样我们才不会被强奸。”其中一个说。

“两个柠檬，预黄(防)强奸。”沃林福德听见另一个女人说。

他开始感受到了她们的拇指、手肘或者膝盖的威力——两个女人劲儿很大——但让沃林福德真正觉得深受冒犯的，是对方竟然觉得有人会道德沦丧到强奸按摩师。(帕特里克的原则是，只跟愿意要他的女人上床。)

按摩师离开后，沃林福德一瘸一拐，十分勉强地走进浴室小解、刷牙，然后一头倒在床上，入睡之前，他看到没喝完的啤酒还搁在床头柜，第二天早上一定会发臭，但他连爬起来的力气都没有，只能浑身酸软地瘫在那里。早晨一觉醒来，他发现自己的姿势和入睡时一模一样——趴在床上，像士兵立正那样双臂紧贴身体两侧，右边脸颊压着枕头，鼻尖对着左肩。

沃林福德起床应门(有人送来了早餐)时才发现，自己的脑袋转不动了，脖子僵得像石头，脸只能朝向左边，到了讲台上只能朝左看，这可不是个小问题，因为他很快就要上台致辞。在此之前，他只能脸对着左肩吃早餐。另外，他只能用右手(仅有的一只手)刷牙，这本来就有点困难，现在脸又朝着左边，加上免费的牙刷通常很短，所以更麻烦。

至少他的行李从菲律宾运回来了，谢天谢地，因为洗衣房刚才打电话来说，他仅有的另一套衣服“放错了地方”。

“没有丢，只不过放错了地方!”一个差不多歇斯底里的男人喊道，“堆不起!”

沃林福德偏着头，脸对着左肩，勉为其难地打开了衣物袋，发现袋子和里面的所有衣服全都散发着浓烈的尿臊味，他立刻打电话给航空公司投诉。

“你是不是刚从菲律宾回来？”航空公司的管理人员问。

“没有，但我的包刚刚去过。”沃林福德回答。

“啊，那就对啦!”管理人员兴奋地叫道，“他们那边有缉毒犬——有时候狗会在行李上撒尿!”帕特里克觉得他是空口说瞎话，但他大致想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菲律宾的狗竟然在他的衣服上撒了尿!

“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也不知道，”航空公司的管理人员告诉他，“反正原因就是这样的。狗可能是尿急了，我猜。”

沃林福德目瞪口呆，恍恍惚惚地从地上的一大堆衣服里挑拣出一套狗尿味相对来说没那么冲的衬衫和长裤，嫌恶地将它们送交酒店洗衣房，并且在电话里警告他们：千万不能把这些衣服弄丢，他只剩这些衣服了。

“那一套衣服也没丢!”先前的那个男人再次叫道，“只不过是放错地方了!”(这一次他连“堆不起”都不说了。)

帕特里克知道自己身上臭烘烘的，所以跟伊芙琳·阿布斯诺特乘坐同一辆出租车前往会场时，他的表情也很臭。况且他的脖子抽筋了，坐在车里的时候只能把脸朝向另一边，没法看着她，显得很没有风度。

“我不怪你生我的气，但你也不用扭过脸去不看我，这也太幼稚了吧？”伊芙琳问，她一直在嗅来嗅去，似乎怀疑车里藏了条狗。

沃林福德对她讲明原委：“两个柠檬”是怎么给他按摩的(他称其为“女子双打”)、他的脖子睡歪了、狗尿了他的衣服。

“你的故事我听几个小时都不腻。”阿布斯诺特女士告诉他，他不用扭过脸去看着她就知道她是在开玩笑。

接下来轮到沃林福德上台演讲了，他只能向左边侧着身子才能面对观众，只消往下扫一眼就能看到自己没有手的左腕，而这比看演讲稿容易多了。因为帕特里克的左侧身体朝向观众，大家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断肢，一部分日本媒体忍不住讽刺他“消费自己失去的手”。(西方媒体通常称呼他失去的手为“不在了的手”。)观众席里的那些比较大度的日本记者——尤其是主办方的男性工作人员——则表示，他这种脸偏向左侧的演讲方式“挑衅意味十足”，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地酷”。

因为与会者大都是极为成功的女性，他的致辞内容可谓不堪入耳，她们来东京是为了讨论“女性的未来”，可没打算听一个男的讲俗套得烂大街的司仪笑话。

“你昨天在飞机上写的就是这篇破玩意儿？或者说是努力在写？”伊芙琳·阿布斯诺特评论道，“我的天，早知道我们昨天应该叫客房餐饮服务的，要是我们谈起你发言的主题，我还能帮你避免今天当众出丑。”

跟之前一样，当着她的面，沃林福德根本说不出话来。

他致辞的会议大厅是用钢铁材料装潢的，以超现代风格的灰色调为主，伊芙琳·阿布斯诺特给他的这番打击也如同钢铁般冷酷有力，充满“超现代风格的灰色调”。

会议结束后，其他女性与会者纷纷对他敬而远之，沃林福德明白，她们的退避并非只是因为狗尿的缘故。

连他的德国电视记者同行——美丽的芭芭拉·弗雷——也不愿意跟他搭话。大多数记者见到沃林福德，至少会对他的断手遭遇表示同情，然而冷漠的弗雷女士明显表现出了不希望认识他的意思。

只有那位姓延森，名字叫波迪尔、波迪利或者波蒂的丹麦小说家用她那双绿色的大眼睛看了看帕特里克，目光中似乎闪过一丝怜悯。她长得挺漂亮，但总带着一种仿佛失去了亲近的人的不安神情，就好像她的情人或者丈夫不久前自杀或者被谋杀了一样。

沃林福德试图接近延森女士，却被半路杀出的阿布斯诺特女士截住。“我先看到她的。”伊芙琳对帕特里克说，随即快步走向波迪尔、波迪利或者波蒂·延森女士。

自信心本就遭受重挫的沃林福德这下子更没了底气，他想起阿布斯诺特刚才说她因为被他吸引而对自己感到失望，难道她是同性恋？

沃林福德现在身上全都是狗尿味，他也没心思找人搭讪，索性跑回酒店房间等待洗衣房把干净衣服送来，只把两个电视台的摄影师留在会场，他们会把接下来的演讲——包括一场有关强奸的讨论选取有趣的部分拍摄下来。

帕特里克回到房间，酒店管理人员已经送来了鲜花，为把他的衣服“放错地方”表示歉意，还派来两位按摩师(不是昨天那两个女士)免费给他按摩。“扭了你的脖子，堆不起。”其中一个女按摩师对帕特里克说。

她听起来像是在说“牛了你的白子”，但沃林福德明白她的意思，看来他注定要再忍受一次女子双打了。

意外的是，这两个女的治好了他的歪脖子，还把他全身都按得软绵绵的，这时候酒店洗衣房也把他的衣服送来了——所有衣服一件不少!帕特里克想，这也许说明了他的日本之旅会往好的方向发展。

然而，鉴于他在印度失去了左手(尽管这是五年前的旧事)，鉴于菲律宾的狗在他衣服上撒了尿，而且他还需要第二次按摩来纠正第一次造成的伤害，鉴于他并不知道伊芙琳·阿布斯诺特是同性恋，鉴于他发表的那篇愚蠢至极的演讲，鉴于他对日本一无所知，而且对女性的未来问题更是所知甚少，以前连想都没想过——沃林福德本应该聪明一点儿，不该妄想他的日本之旅会往好的方向发展。

凡是在日本遇见帕特里克·沃林福德的人，都会马上看出，他就是那种精虫上脑时会心不在焉地把手靠近狮子笼的人。(要是狮子讲话带口音，他还会模仿一下。)帕特里克自己事后回想起来，认为他的日本之行比在印度被狮子吃手的那一次还要倒霉。

公平地说，沃林福德并不是唯一错过那场主题关乎强奸的讨论会的男性。帕特里克认为名字简单平庸的那位英国经济学家(简·布朗)性格却一点儿都不简单平庸，她在讨论会上振臂高呼，宣称女性开诚布公地讨论强奸问题，等同于赤身裸体、毫不设防，所以坚决不能让男性参与讨论。

为了进一步强调自己的观点，英国经济学家开始脱衣服，在此之前，帕特里克留下的两名同事——国际新闻频道的摄影师和录音师——已经拍下了一些画面。意识到简·布朗准备脱光光，出于礼貌，日本籍的摄影师决定停止拍摄。

然而，我们无法断言大多数电视观众是否会一致认同简·布朗的脱衣镜头具有观赏性，因为即使形容布朗女士长得像老太婆都算是厚道，她只要一脱衣服，准能赶走现场本来就为数不多的男士——出席“女性的未来”会议的男士屈指可数，只有帕特里克·沃林福德的两位摄制组的同事和日本主办方的男记者，当然还有帕特里克本人。

倘若主办方亲耳听到过纽约新闻部主编给帕特里克打越洋电话发来的指示，恐怕会火冒三丈，这位名叫迪克的主编并不希望他们拍摄女性开会的镜头，而是想要点“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东西”，换言之，就是与大会精神完全相悖甚至起破坏作用的东西。

迪克总是这样，沃林福德想。这位新闻主编想要的“相关资料”其实指的是跟此次女性会议完全无关的东西，他打算利用它们大做文章，好好嘲弄一下“女性的未来”。

“我听说东京存在儿童色情行业，”迪克告诉帕特里克，“还有雏妓。据我所知，这是近来才出现的新鲜事物，也就是说，雏妓刚刚开始开门迎客，我可以这么说吗？”

“那又怎么样？”沃林福德反问。他知道这也是迪克的作风。这位新闻主编根本对“女性的未来”不感兴趣，日本主办方邀请沃林福德的原因是他被狮子吞手的录像风靡日本，人气颇高，迪克不过是借机派遣帕特里克这位名副其实的灾难记者到日本搜寻灾难题材罢了。

“你必须得小心行事，”迪克继续道，他警告帕特里克，如果电视台播出了涉嫌含有“对日本人的偏见”的节目，有可能被公众扣上“种族歧视”和“诽谤”的大帽子。

“明白了吗？”迪克在电话里问沃林福德，“对日本人的偏见……”

沃林福德叹了口气，然后他一如既往地指出，其实完全可以报道另外的一些更深入、更复杂的题材。比如，“女性的未来”会议一共持续四天，但议程仅限于白天，晚上没有任何活动安排，连晚宴也没有，帕特里克好奇这是为什么。

有个年轻的日本姑娘来找沃林福德，请他在她的米老鼠T恤上签名。听说他猜不出原因，她很吃惊，便对他解释道，会议之所以没有晚间活动，是因为女性晚上“应该”待在家里，陪伴家人，在日本，如果把女性会议安排在晚上，肯定不会有多少女性能来参加。

“这不是很有意思吗？”沃林福德问迪克，然而纽约新闻部主编不许他自作主张。虽然这位漂亮的日本姑娘十分上镜，但他们的电视台不准播出有米老鼠T恤的画面——他们和迪士尼公司有矛盾。

最终，沃林福德得到的指示是，只需要拍摄女性与会者的专访画面就可以了。帕特里克明白，就算拍了，迪克也不一定给播。

“看看有没有一两个什么都愿意和你说的女人。”迪克最后说了这么一句。

沃林福德首先试图安排一对一的采访——首选受访者自然是芭芭拉·弗雷，就是那位德国电视记者。帕特里克看到她似乎独自待在酒店的酒吧里，就走了过去，然而他根本没想到她可能是在等人。这位德国公共电视二台主播本人和在荧幕上一样美丽，然而她礼貌地拒绝了他的采访要求。

“我当然知道你为哪家电视台工作，”弗雷女士圆滑地说，“在我看来，他们不太可能认真报道这次会议，你觉得呢？”关于采访，她言尽于此。“沃林福德先生，我为你的手感到遗憾，”芭芭拉·弗雷随即又补充道，“那件事非常可怕，我很抱歉。”

“谢谢你。”帕特里克回应。这位女士既诚恳又优雅。无论是弗雷女士还是别人，都不认为帕特里克供职的24小时国际新闻频道是一家严肃媒体；与芭芭拉·弗雷相比，帕特里克·沃林福德也不够严谨，弗雷女士和沃林福德先生彼此心照不宣。

酒店的酒吧里向来以商人居多。“看，那是狮子人!”沃林福德听见其中一位说。

“灾难记者!”另一位商人叫道。

“你不喝点什么吗？”芭芭拉·弗雷怜悯地询问帕特里克。

“好……好吧。”巨大而陌生的郁闷感沉甸甸地压在他的心头，他点的啤酒刚端来，弗雷女士等的人也来到了酒吧——是她的丈夫。

沃林福德认识他，他叫彼得·弗雷，是德国公共电视二台的一位备受尊敬的记者，但彼得·弗雷做的是文化节目，他妻子则操刀他们所谓的“硬新闻”。

“彼得有点累，”弗雷女士说，她亲切地揉着丈夫的肩膀和脖子后面，“他一直在为攀登珠峰做训练。”

“我猜你是为了做节目吧。”帕特里克羡慕地说。

“是的，但我必须爬一点儿山才能做好。”

“你要登上珠穆朗玛峰？”沃林福德问彼得·弗雷。彼得是个非常健美的男人，和他妻子非常般配，两人都很有魅力。

“嘿，现在人人都能爬一段珠峰。”弗雷先生谦虚地说，“这可不太好，像我这种业余爱好者会把那里占领的!”他美丽的妻子深情地对他笑了起来，继续按摩丈夫的脖颈和肩膀。沃林福德觉得这两位是他见过的夫妇里面最可爱的一对，他们甚至成功转移了啤酒对他的吸引力。

两人同他告别时，芭芭拉·弗雷碰了碰帕特里克左前臂的那个老地方。“你可以试着采访那个加纳女人，”她诚恳地建议道，“她是个好人，而且很聪明，可以谈的事比我多，我的意思是，她比我有使命感。”(沃林福德明白，这意味着加纳女人对谁都很健谈。)

“是个好主意，谢谢。”

“关于你的手，我很遗憾，”彼得·弗雷告诉帕特里克，“那次事故很可怕。我猜，全世界至少有一半的人都还记得他们看到那一幕时自己在哪里、正在干什么。”

“是的。”沃林福德说。虽然只喝了一杯啤酒，但他几乎不记得自己是怎么离开酒吧的了。离开那里的时候，他对自我的厌恶到了极点，四处寻找那个非洲女人，仿佛她是一艘救生艇，而他是个溺水的人——他的确是的。

来自加纳的“饥饿问题专家”非常胖，这简直是无情的讽刺。沃林福德担心迪克会通过某些不可预测的方式来消费她的肥胖以博人眼球。她至少有300磅重，穿的衣服像一顶好几条杂色被罩拼成的帐篷，然而这个女人拥有牛津大学的学位，还有一个学位是耶鲁大学授予的，她因为某一项跟全世界的营养问题有关的贡献获得了诺贝尔奖，但她表示，获得诺奖这件事“不过是碰巧预测到了第三世界的危机而已……只要有点脑子和良心，傻瓜都能做到我做的事”。

然而，无论沃林福德多么钦佩来自加纳的大块头女人，纽约那帮人就是不喜欢她。

“太胖了，”迪克告诉帕特里克，“黑人看了节目，会认为我们是在嘲笑她。”

“但她的胖不是我们造成的!”帕特里克抗议道，“重点是她很聪明——而且真的有话要讲。”

“难道除了她，别的人都没有话要说？老天，你就不能找个外表正常的聪明人吗？”迪克叫道。可是在东京的“女性的未来”会议上，沃林福德发现这是个难度很高的任务，因为迪克所谓的“外表正常”显然意味着采访对象不能是胖子和黑人，也不能是日本人。

帕特里克看了一眼那位中国遗传学家，她的额头正中有一颗痦子，上面还长了毛，就没敢冒险采访她，因为他几乎想象得出纽约的迪克会如何评论她：“我不是告诉你了吗？不能嘲笑别人!老天爷!”

因此，帕特里克又去找那位韩国的传染病医生，他觉得她挺可爱，但她一面对镜头就紧张，眼珠不时地盯着他的断肢看，说话也结结巴巴，连传染病的名字都讲不清楚，似乎只是提到疾病的名字就能把她吓个半死。

至于那位俄罗斯电影导演——“没有人看过她的电影。”纽约的新闻主编告诉沃林福德——露德米拉(我们依然还是直呼其名吧)长得像蟾蜍。此外，后来的某一天，帕特里克发现她凌晨两点摸进了他的酒店房间打算叛逃，不是叛逃到日本，而是希望沃林福德偷偷把她带到纽约。怎么带？沃林福德想不出来。把她藏进菲律宾狗的尿臊味至今不散的衣物袋里吗？

当然，即使在纽约出现了俄罗斯叛逃者也能上新闻，所以就算是没人看过她的电影又怎么样？“她想参加圣丹斯电影节，”帕特里克告诉迪克，“看在上帝的分儿上，迪克，她真的想逃到美国!这绝对是新闻素材!”(凡是有脑子的新闻频道，都不会拒绝报道俄罗斯叛逃者的新闻。)

迪克却不为所动：“我们刚刚播放过关于古巴叛逃者的五分钟节目，帕特。”

“你是说那个球技一文不值的棒球选手？”沃林福德问。

“他是个还不错的游击手，这家伙会投球。”迪克说，然后他就把电话挂了。

接着，那位有一双绿色大眼睛的丹麦小说家拒绝了沃林福德的采访邀约，原来她是个非常敏感的作家，不允许任何没读过她的作品的人采访她。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她以为她是谁？沃林福德暗忖，他哪有时间去读她的书!至少他猜对了他的名字发音——就是“波蒂尔”，重音在“蒂”上。

那群不计其数的日本女艺术家倒是渴望与他交谈，而且跟他说话时，她们很喜欢同情地摸摸他左前臂的断肢向上一点儿的地方，然而纽约的新闻主编说他“厌倦了艺术”，还说这些日本女性会引起电视观众的误解，以为与会者全都是日本人。

“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担心会给观众造成误解了？”帕特里克鼓起勇气问。

“听着，帕特，”迪克说，“就连别的诗人同行看到那个脸上文身的矮子诗人，都会吓得逃跑。”

沃林福德在日本待久了，已经习惯别人在讲他的母语时闹出各种发音错误，以至于跟自己的主编通话时都出现了幻听，把“矮子(runt)诗人”听成了“屄(cunt)诗人”。

“不，你听我说，迪克，”沃林福德破天荒地反驳道，“虽然我不是女人，但我也不想听到那个词。”

“哪个词？”迪克问，“文身吗？”

“你明明知道是哪个词!”帕特里克喊道，“‘屄’啊!”

“我说的是‘矮子’，不是‘屄’，帕特。”主编告诉沃林福德，“你脑子里一天到晚是不是都在想这个？”

帕特里克孤掌难鸣，假如不采访喜欢脱衣服的英国经济学家简·布朗，就只能找伊芙琳·阿布斯诺特帮忙了，而阿布斯诺特有可能是同性恋，她不但讨厌他，而且因为自己曾经被他吸引(哪怕只是一小会儿)而深感羞耻。

英国经济学家是个典型的英国人，这倒无所谓——英式口音总能把美国观众搞得五迷三道，可简·布朗却像一只水开了却无人看管的茶壶，不停地吱吱乱叫。她从来不谈世界经济，动辄以脱衣相逼，威胁男性，耀武扬威。“根据我的经验，男人绝对不会让我脱光了的。”布朗女士在镜头前告诉帕特里克·沃林福德，颇有上了点年纪的英国舞台剧女演员的风骨，“每次都这样，我还没脱到内衣，那些男的就全跑了!仅仅就这方面而言，男人是非常可靠的!”

纽约的迪克爱死了这段采访。他表示，简·布朗的专访跟她在会议开幕那天的脱衣闹剧“恰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24小时的国际新闻频道终于得到了令它满意的新闻，这意味着在东京召开的“女性的未来”大会的采访工作宣告结束，换言之，就是这家电视台按照它一贯的风格，在将帕特里克·沃林福德边缘化的同时，把真正的新闻也给边缘化了：在日本举行的女性会议，就这样被他们简化成了一条以“装腔作势的英国老太婆在强奸议题讨论会上威胁脱光衣服”为题的戏剧性新闻，而新闻发生的地点只不过碰巧是在东京而已。

“嗯，还挺可爱的，不是吗？”在她的酒店房间看到这条历时一分半钟的报道时，伊芙琳·阿布斯诺特如是说。她当时还在东京，会议在当天闭幕。沃林福德供职的那个行事下作的新闻台甚至不肯等待会议结束。

阿布斯诺特女士打电话过来时，帕特里克还在床上。“堆不起!”沃林福德支支吾吾了半天才挤出这么一句，“我不是主编，只是个采访记者。”

“你不过是在执行命令——是这个意思吗？”阿布斯诺特女士问他。

伊芙琳·阿布斯诺特太强硬了，帕特里克·沃林福德无力招架，况且他前一晚和日本主办方的人去城里玩，现在还没醒酒。他觉得自己的灵魂眼下也必然散发着清酒的气味。在他最有好感的那群日本记者里面，帕特里克也不记得是哪两位塞给他两张往返京都的新干线车票，好像不是耀西就是富美说过，新干线上运行的是“子弹列车”。他倒是记得，他们告诉他，在京都的传统旅馆小住可以恢复元气。“不过，最好在周末之前去。”对方补充道。遗憾的是，沃林福德忘记了后面这句忠告。

啊，京都——寺庙之城、祈祷之城。这个比东京更适合沉思冥想的地方，也许对沃林福德更有益处。他向伊芙琳·阿布斯诺特解释说，现在也该轮到他好好静一静了，伊芙琳却充耳不闻，还在兀自指责他那个“不要脸的根本不播新闻的新闻台”完全扭曲了这次女性会议的真相。

“我知道，我知道……”帕特里克反复地说。(他还能说什么？)

“你现在要去京都吗？去干什么？祈福？你有什么可祈求的？”她问他，“你的灾难加闹剧新闻台当众出个大丑，从此彻底完蛋——这是我的祈求!”

“我仍然希望能在这个国家遇上一些好事。”沃林福德回答，他尽可能地保持着自尊，不过他已经没剩下多少自尊了。

电话那头的伊芙琳·阿布斯诺特若有所思地沉默了一阵子，帕特里克猜测，她可能在重新考虑自己的既有观点。

“你想在日本碰到好事？”阿布斯诺特女士问，“这样吧……你可以和我一起去京都，我说几件好事给你听听。”

帕特里克·沃林福德毕竟是个对女人言听计从的男人，女人让他向东，他一般不敢往西。只不过，伊芙琳·阿布斯诺特难道不是同性恋？他疑惑地想。

“呃……我还以为……我是说，你对我说的关于那位丹麦小说家的话，我还以为那说明……嗯，你是同性恋，阿布斯诺特女士。”

“那是我经常玩的招数，”她告诉他，“没想到你竟然中计了。”

“噢。”沃林福德说。

“我不是同性恋，但我的年纪也大得足够当你妈，如果你想考虑一下再答复我，我不会生气。”

“你当然不会是我妈——”

“从生物学角度讲，我当然可以当你妈，”阿布斯诺特女士说，“我可以在16岁生下你——那时候我看着像18岁。你的数学好不好？”

“你50多岁了？”他问她。

“差不多，”她说，“不过我今天没法去京都，这个会议虽然可悲，但出发点是好的，我不想错过今天的闭幕式，假如你能等到明天，我可以和你一起去京都过周末。”

“好吧。”沃林福德同意了，他没告诉她自己已经弄到两张“子弹列车”车票，他可以请酒店的门房帮他改签车票和修改旅馆的预订信息。

“你确定要这么做吗？”伊芙琳·阿布斯诺特不确定地问。

“是的，我确定，我喜欢你。”沃林福德告诉阿布斯诺特女士，“哪怕我是个浑蛋。”

“就算是浑蛋，也不能对自己太苛刻。”她尽可能地挤出最像是叫床的声音，压低了嗓门对他说。就速度而言——特别是他可以如此迅速地改变主意——伊芙琳本人称得上是一种子弹列车。对于跟她一起出游这件事，帕特里克反倒犹豫起来。

她仿佛读懂了他的想法。“反正我不会对你太苛刻的，”她突然说，“另外，你应该跟我这个年龄的女人交往过，等你到了70多岁，我这种年纪的女人对你来说还算最年轻的呢。”

当天接下来的时间里，从白天到晚上，沃林福德等着和伊芙琳·阿布斯诺特乘坐子弹列车去京都。他慢慢地醒了酒，到了上床睡觉的时候，只有在打哈欠时才会闻到清酒味。

第二天清早，这个朝日东升的国度一片阳光灿烂，貌似是个好兆头，可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个虚假的许诺。沃林福德和年纪大得足够当他母亲的旅伴乘上了时速200英里的子弹列车，车厢里还有大约500个叽叽喳喳的小学生，因为——靠着列车长的蹩脚英语，帕特里克和伊芙琳连蒙带猜——这个周末恰逢传统的“女孩祈福日”，根据眼前这一幕判断，日本的每个小学女生都要去京都。

整个周末一直下雨，尽管如此，京都依然大有被祈福的小学女生淹没之势，或者确切地说，她们是在占领这座城市之余顺便祈了个福，无论如何，反正帕特里克和伊芙琳没看到她们祈福，而她们没在祈福的时候，行为举止跟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小学女生并无区别：嬉笑打闹、尖声喊叫、突然爆发歇斯底里的啜泣……不管做什么都毫无理由，随心所欲。

“荷尔蒙作怪。”伊芙琳说，一副很懂的样子。

这些小学生也很喜欢播放最难听的西方音乐，而且动不动就洗澡，由于洗澡频繁，竟然多次用光了沃林福德和伊芙琳·阿布斯诺特住宿的那家传统旅馆的热水。

“不祈福的女孩太多了!”旅馆老板歉意地告诉帕特里克和伊芙琳。但他俩不是很在乎有没有热水，因为在整个周末不停做爱的间歇，泡个半凉不热的澡就够了。两人偶尔也会出门，到那些让京都实至名归(帕特里克·沃林福德的名气则正好相反)的寺院逛逛。

原来，伊芙琳·阿布斯诺特嗜好做爱，在48个小时之中，他们……算了，不提也罢，计算他们做爱的次数，未免过于粗鲁。总之可以这么说，周末结束时，沃林福德筋疲力尽，当他和伊芙琳搭上时速200英里的子弹列车回东京时，他的下体酸痛难忍，让他觉得自己就像个撸管过度的青春期少年。

他喜欢观赏雨中的寺庙，站在巨大的木构神龛里，听着雨点倾泻而下的声音，仿佛置身某种鼓状的原始木质乐器之中，与这件乐器发出的声音相呼应的，是无所不在的小学女生发出的高分贝喧嚷。

许多女孩穿着校服，看起来很像统一着装的军乐队，有些女孩挺漂亮，但大多数不怎么好看，更何况，在这个正式名称很可能不叫“女孩祈福日”的传统节日里，沃林福德的眼里只有伊芙琳·阿布斯诺特。

他喜欢和她做爱，主要原因在于她在床上显得很享受。他发现，她的身体虽然不美，却机灵敏捷，目的明确。伊芙琳像操纵一件设计精美的工具一样支配自己的身体，但她的小胸脯的一侧有道大疤，显然不像是受伤造成的。(纹路又直又细，肯定是手术留下的刀痕。)“切除肿块留下的疤。”帕特里克问她，伊芙琳这样回答。

“肿块肯定很大。”他说。

“结果是良性的，我没事。”她回应。

直到回东京的路上，她才开始对他表现出了一点儿母性。“你对自己有什么打算，帕特里克？”她握着他的手问。

“我对自己有什么打算？”

“你的人生一团糟。”她对他说。他从她的眼底看出，她是真的关心他。

“我的人生一团糟。”他对伊芙琳重复道。

“是的，没错，而且你自己清楚，”她告诉他，“你的事业并不如意，但更重要的是，你根本没有生活，亲爱的。”(这句“亲爱的”虽然新鲜，但并不怎么令人心动。)

帕特里克开始喋喋不休地谈论扎耶克医生和他可能接受手部移植手术的事，也就是说，时隔五年之后，他可能会重新获得左手。

“我说的不是这个，”伊芙琳打断了他，“谁在乎你的左手？已经五年了!没有它你也能活，你总能找到人帮你切番茄，或者你可以不吃番茄。你并不是因为失去了一只手，才成为一个只有脸蛋还不错的笑话，你失败的部分原因在于你的工作，不过，主要还是因为你的生活方式!”

“哦。”沃林福德说，他试图从她那双母亲般的巴掌里抽出自己的手，但阿布斯诺特女士不肯让他得逞。她毕竟有两只手，眼下正合力把他唯一的那只手紧紧握在双掌之间。

“听我说，帕特里克，”伊芙琳说，“耶扎克医生想给你新的手，这确实很棒……”

“是扎耶克医生。”沃林福德没好气地纠正她。

“好吧，扎耶克医生，”阿布斯诺特女士继续说道，“我不是要打击你的决心，亲身参与风险这么大的实验，需要很大的勇气——”

“这只是有史以来第二次类似的手术，”帕特里克再次没好气地告诉她，“第一次没成功。”

“是的，是的——你告诉过我。”阿布斯诺特女士提醒他，“但你有勇气改变自己的生活吗？”不久她就睡着了，抓着他的手的力道减轻了不少，沃林福德也许能在不惊醒她的前提下抽回手来，但他不想冒险。

伊芙琳接下来将飞往旧金山，沃林福德则回纽约去。她告诉他，在旧金山还有个女性主题的会议要开。

他始终没问过，她到处参加会议，究竟想要讲些什么，他也从来没读完过她的任何一本书。沃林福德唯一试着要读的那一本让他很失望，因为伊芙琳·阿布斯诺特其人比她的文字有趣得多。如同很多聪明积极的活动家那样，她过着忙碌的生活，不乏见识与使命感，然而写得却不怎么好。

上过床的人很容易彼此开诚布公，自述个人历史。阿布斯诺特女士告诉帕特里克，她结过两次婚，第一次结婚时很年轻，后来她跟第一任丈夫离婚了，第二任丈夫是她的真爱，不过已经去世，她现在是个寡妇，子女早已成年，几个孙辈年纪不大。子女和孙辈就是她的生活，而写作和旅行只是为了让她讲出想说的话。可沃林福德硬着头皮读了几篇伊芙琳·阿布斯诺特写的东西，完全不知所云。尽管如此，只要一想到她，他就不得不承认，在她的引导下，他对自己有了很多的了解。

子弹列车快要抵达东京的时候，车上的一些日本小学女生和老师认出了沃林福德。她们似乎在互相鼓励，打算派出一个胆量最大的孩子，来到车厢的另一头找狮子人签名。帕特里克却不希望如此，因为他必须把手从沉睡的伊芙琳掌心里抽出来，才能给女生们签名。

不过，最后没有一个女孩有勇气接近他，老师只好亲自上阵，沿着子弹列车的过道走过来。她也穿着制服，款式跟学生们差不多，虽然她年纪不大，但说话时严肃刻板，与她的年龄不符，但她彬彬有礼，尽量悄声细语，以免吵醒伊芙琳。在隆隆行驶的高速列车上，为了听清楚她说的话，沃林福德不得不把身体往过道里探了探。

“女孩子们想让我告诉你，她们觉得你很帅，而且一定很勇敢。”她告诉帕特里克。“我也有话要对你说，”她低声说，“当我第一次看到你和那头狮子时，我竟然不觉得你是个好人，对此我感到后悔，因为我现在见到了你本人，看到你陪母亲旅游，我这才意识到你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

“谢谢你。”虽然对方的误会让他不怎么愉快，沃林福德还是低声道谢。年轻老师回到座位之后，伊芙琳捏了一下他的手，让他知道她早就醒了，沃林福德看向她，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正朝他微笑。

不到一年后，他听说她去世了——“乳腺癌复发”，沃林福德打电话给她的孙辈致哀时，听她的一个女儿这么说——帕特里克永远都不会忘记她在子弹列车上的那个微笑。伊芙琳说她的肿块并无大碍，结果却要了她的命，她的伤疤早就有了，恐怕自己心里有数。

帕特里克·沃林福德有着极为脆弱的一面，完全不堪一击。一直以来，除了他的前妻玛丽琳，所有跟他打过交道的女性都对他难掩恻隐之心，但这并非伊芙琳·阿布斯诺特的风格。

沃林福德也忘不了，他本可以问问那位日本小学老师，“女孩祈福日”到底是什么节日，但他最终没问。他在日本待了六天，却对这个国家一无所知，真是不可思议，别说他还是个记者了。

与那位年轻教师一样，他遇到的日本人都非常有教养、礼貌周到，主办方的日本记者也是如此，比起帕特里克在纽约的大多数记者同行，他们更尊重人和讲礼节，可他什么都没问他们——他太专注于探究自我了。他只学会了半件事，那就是模仿和嘲讽他们讲英语时的口音，然而模仿得并不正确。

你尽可以随便指责沃林福德的前妻玛丽琳，怎么骂都行，但她至少说对了一件事：帕特里克一辈子都会是个长不大的小男孩。不过他并不缺乏成长的能力——至少他是如此希望的。

人生出现重大转变之前，往往会率先遭遇一段特殊的经历。而帕特里克本人的特殊经历，既非失去左手的恐怖事故，也不是适应单手生活的艰难过程，而是大部分时间都被浪费掉的日本之旅。

“给我们讲讲日本吧，帕特，那里怎么样？”纽约新闻部那些快言快语的女人用最轻浮挑逗的语气问他。(她们已经从迪克那里听说，沃林福德把迪克说的“矮子”听成了“屄”。)

尽管如此，被人问起日本怎么样，沃林福德总会搪塞过去。“日本就像一本小说。”他只会如此回答，除此之外再也不愿多说。

帕特里克深信，此次日本之行促使他真诚地希望改变自己的人生，而且无惧任何风险。他明白这不容易，但他相信自己有毅力去尝试。值得赞扬的是，一有机会和不知姓什么的玛丽在办公室独处，沃林福德就诚恳地对她说：“玛丽，对不起，我说了一些让你难过的话，非常抱歉——”

她打断了他：“让我难过的并不是你说的话，而是我的婚姻。我的婚姻出了问题，我却在这个时候怀孕了。”

“对不起。”帕特里克又说。

与此相比，打电话给扎耶克医生，确定自己想要接受移植手术，则要容易得多。

帕特里克第二次和玛丽独处时，出于好意，他脱口问道：“你什么时候生呀，玛丽？”(从外表看不出她怀孕。)

“孩子已经没了!”玛丽叫道，眼泪夺眶而出。

“很抱歉。”帕特里克又说。

“这是我第二次流产。”可怜的年轻女人告诉他。她靠在他胸口抽泣，弄湿了他的衬衫。见到这一幕，纽约新闻部的几位精明的女同事互相使了个眼色，一副心照不宣的样子，然而这一回她们没有猜对，她们并不知道沃林福德正在尝试改变自己。

“我要是跟你一起去日本就好了。”不知姓什么的玛丽趴在他耳边低声说。

“不，玛丽，绝对不行。”沃林福德说，“你不应该跟我去日本，提出那种建议是我的不对。”然而年轻女人哭得更厉害了。

见到女人哭，帕特里克·沃林福德就做了许多男人都会做的事——想想别的问题，转移一下注意力。比如，过了五年只有一只手的日子，自己现在对于新手的需求又有多么迫切？

虽然最近喝了不少清酒，但他并非酒鬼。不过，他越来越喜欢在傍晚时分去陌生的酒吧里一个人坐坐，且每次都去不同的酒吧。促使他玩这个游戏的是某种倦怠感。每到黄昏前后的鸡尾酒时刻，酒吧里聚满了人，气氛越来越友好欢快，帕特里克·沃林福德却宁愿独坐，啜饮啤酒，他的目标是散发出一种不易亲近的阴郁气场，让别人不敢打扰他的孤独。

当然，大家都认识他，偶尔会有一两句诸如“狮子人”或者“灾难记者”的低语飘进他的耳朵，但没人找他搭讪。这就是他玩这个游戏的目的：像演员体会角色那样树立自己的恰当形象。(“怜悯我，”他的新形象说，“怎么可怜我都行，但是别来烦我。”)这个游戏他已经玩得很熟练了。

然后，一天傍晚，鸡尾酒时刻快要到来之前，沃林福德来到他以前居住的那个街区。当时还没到旧公寓的那位夜班门房上班的时间，但沃林福德看到门房也在酒吧里，觉得很意外，发现对方并没穿门房制服，他更惊讶了。

“嘿，奥尼尔先生，”弗拉德/弗莱德/路易斯跟他打招呼，“我看到你去了日本，他们那边的棒球打得挺不错，对不对？要是你在这边过得不顺心，可以去那里试试。”

“你还好吗，路易斯？”沃林福德问。

“我叫弗莱德，”弗拉德郁闷地说，“这是我的兄弟。趁着我还没上班，我们来这里打发时间，我现在不喜欢上夜班了。”

帕特里克向那位漂亮的小伙子点点头，他和闷闷不乐的门房并排站在吧台前。他名叫洛伦或者格伦，也很可能叫佐尔彼得。弗拉德的这位兄弟很害羞，自我介绍时说话声音相当含糊，根本听不清。

不过，弗拉德/弗莱德/路易斯去洗手间(他一直在猛灌蔓越莓汁和苏打水，一杯接着一杯)的时候，他这位害羞的兄弟对帕特里克道明原委：“沃林福德先生，他没有恶意，只是有点糊涂。他弄不清楚你不是保罗·奥尼尔这件事，其实心里是知道的，我本来觉得，发生狮子那件事之后，他最终能认出你来，可他还是不明白。大多数时候，在他眼里，你就是保罗·奥尼尔。对不起，你一定觉得挺烦的吧。”

“请不用道歉，”帕特里克说，“我喜欢你的兄弟。就算他以为我是保罗·奥尼尔也没关系，至少我已经离开辛辛那提了。”

弗拉德/弗莱德/路易斯从洗手间回来时，坐在吧台前的两个人都露出愧疚之色。意识到自己刚才忘了问这位正常的兄弟糊涂门房到底叫什么名字，帕特里克很后悔，然而时机已过，有三个名字的门房已经回来了，他在洗手间里换好了制服，看起来恢复了一点儿旧貌。

门房把他平时穿的衣服递给他的兄弟，兄弟把它们塞进靠在酒吧踏脚栏杆旁边的背包，帕特里克这才注意到这只背包，但他知道，这不过是兄弟俩平时的生活习惯，那位正常的兄弟很可能每天早晨也会来接弗拉德/弗莱德/路易斯回家，他看起来很像个好哥哥或者好弟弟。

门房突然低下头，前额抵在吧台上，好像马上就要睡着。“嘿，起来，别这样，”他兄弟亲热地说，“你不会真的想睡吧？奥尼尔先生也在这里呢!”

门房抬起头。“这么晚了还要上班，有时候我真是受够了。”他说，“我再也不想上夜班了，再也不上夜班了。”

“听我说，你好歹有份工作，不是吗？”兄弟鼓励他说。

就像发生了奇迹那样，弗拉德/弗莱德/路易斯突然笑出了声。“天哪，瞧瞧我!”他说，“最优秀的左外野手就坐在我旁边，他连左手都没有，我还有什么可抱怨的!他用左手击球，也用左手投球。真对不起，奥尼尔先生，在你面前，我没有资格抱怨什么。”

其实沃林福德也为自己感到难过，但他还想再当一会儿保罗·奥尼尔，正好可以借机摆脱过去的那个帕特里克·沃林福德。

在鸡尾酒时刻的酒吧里，这位灾难记者已经学会戴上特定的面具，营造出不同以往的形象，虽然只是一种表演，但“怜悯我”三个字，却是他内心真实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