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

那天早上妈妈到酒厂上班时，看到值班的工人用不纯熟的英文留了一张字条给她。妈妈每天开始工作之前，总是习惯边喝咖啡，边看看窗外成排成架的葡萄，但那天早上她一看到“紧急”这两个字，也顾不得喝咖啡了。她马上打开公共品酒区的大门，灯都来不及开，便摸黑找到了吧台下面的电话，直接拨了宾州家里的号码，但响了半天无人应答。

试了两三次之后，她打电话给宾州地区的接线员，询问阿希尔·辛格博士家的电话号码。

“是啊，”卢安娜在电话里告诉妈妈，“雷和我几小时前看到救护车停在你家门口，我想现在大家应该在医院里。”

“谁出了事？”

“我不太清楚，可能是你母亲吧？”

但她从纸条中得知，打电话来的正是她妈妈，这表示出事的一定是她的哪个孩子或杰克。她谢过卢安娜，然后挂了电话。她握住沉重的红色话机，把它从吧台下面拿了上来。话机下面原本压着一堆为品酒顾客准备的不同颜色的纸张。一拿起电话，这些标示着“柠檬黄=年份短的霞多丽干白”“草莓红=苏维农干红”的便条纸便全部散落在地。她不由得庆幸自己习惯早到，满脑子想的全是家附近有哪些医院。她还记得以前我们莫名其妙地发烧或是可能摔断了骨头时，她曾带我们去过的那几家医院。她赶紧一一致电，最后终于在我开车送巴克利去的那家医院打听到了消息：“有位叫作杰克·萨蒙的病人被送进了急诊室，他现在还在里面。”

“您能告诉我出了什么事吗？”

“请问您和萨蒙先生是什么关系？”

她说出多年以来没有说过的几个字：“我是他太太。”

“他心脏病发作。”

她挂了电话，颓然地坐在雇员区的橡胶地板上，直到值班经理走进来时，她依然坐在那里喃喃地重复着：丈夫，心脏病。

当她回过神来时，发现自己已经坐在了值班工人的卡车上，这个沉默的工人平常很少离开酒厂，现在他载着她直奔旧金山国际机场。

她买好机票，登上一班在芝加哥转机、飞往费城的班机。随着飞机逐渐上升，乘客和空服人员已置身于云雾之中，妈妈恍惚间听到“叮”的一声，机长像往常一样播放乘机的注意事项；随后，空姐推着装有鸡尾酒的车子穿过狭窄的走道，车子叮当作响。但妈妈对周遭的一切都视而不见，她只看到酒厂那个阴凉的石头拱廊，拱廊后面放着空橡木桶，白天工人们经常坐在那里乘凉，但此刻在妈妈眼中，这些工人全都不存在，拱廊中只有爸爸握着那只缺了把手的韦奇伍德瓷杯，看着她。

飞机在芝加哥降落，有两个小时的转机时间。她的心情总算稍微平复了一些，便去买了一把牙刷和一包香烟，然后又打电话到医院，这次她请外婆过来听电话。

“妈，”她说，“我现在在芝加哥，再过几个小时就到家了。”

“谢天谢地，阿比盖尔，”外婆说，“我又打了一次电话到酒厂，他们说你已经去机场了。”

“他情况如何？”

“他在找你。”

“孩子们在医院里吗？”

“是的，塞缪尔也在。我原本打算今天打电话告诉你的，塞缪尔已经向琳茜求婚了。”

“太好了。”妈妈说。

“阿比盖尔？”

“怎么了？”妈妈听得出外婆好像欲言又止，这绝非外婆平日的作风。

“杰克还在找苏茜。”

她一走出芝加哥机场，马上点燃一支香烟，一群学生经过她身旁，个个都提着乐器和简易的旅行袋，乐器盒上都系着一个鲜黄色的名牌，上面写着“爱国者之家”。

芝加哥闷热又潮湿，路边的车辆又排放出废气，浊重的空气更加令人窒息。

她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抽完了手上的香烟，随后立马又点上了一支。她一只手紧紧地贴在胸前，另一只手拿着香烟，每吸完一口就把这只手臂尽力向前伸。她还穿着酒厂的工作服：下身是一条褪色的干净牛仔裤，上身则是口袋上绣着“库索酒厂”、有点泛白的橙色T恤。她的肤色比以前黑了，但更衬托出淡蓝色的大眼睛。她把头发放下来，在颈下松松地扎了个马尾，我可以看到她耳后和鬓角边夹杂着几根白发。

从沙漏一端漏下的沙子终将复位，她想，离家这些年来她一直只身独处，可是对家人的牵挂终究会把她拉回来，比如现在，女儿即将结婚，丈夫又心脏病发作，这两股力量终于迫使她重返家门。

她站在航站楼外，伸手从牛仔裤后面的口袋拿出一个男用皮夹，自从到酒厂上班之后，她就不再随身携带皮包，而是把钱和证件放在了男用皮夹里，这样就不用担心工作的时候皮包放在吧台下安不安全了。她随手把烟蒂丢到出租车车道上，转身在路旁的水泥花坛边坐了下来，花坛里有些杂草，还有一棵小树可怜兮兮地挺立在乌烟瘴气的空气中。

皮夹里放着一些照片，她每天都把它们拿出来看，唯独有一张被反过来，夹在了放信用卡的夹层。警察局证物室的保险箱里也摆着同样一张照片：雷离家上大学之前，卢安娜也把同一张照片夹在了一本印度诗集里，放进他的行囊；我出事之后，警方印制的传单、塞在邮箱里的寻人海报，以及刊登在报纸上的也是这张在学校拍的照片。

时隔八年，但对妈妈而言，这张照片依然时刻出现在她眼前。好像明星的宣传海报一样，它无处不在，我的身影已经深深地烙印在其中。照片中的我，脸颊特别红润，眼睛也比我其他照片中的更蓝。

她抽出照片，把它翻过来正面朝上，轻轻地合在手中。她想念我的牙齿，以前她看着我一天天长大，总觉得我那一口锯齿状的白牙非常有趣。拍照的那一天，我答应妈妈会对着相机露齿微笑，但一看到摄影师却又变得很害羞，差点连抿嘴笑也笑不出来。

航站楼外的扩音器呼叫转机的乘客登机，她转身看看那棵在烟雾中挣扎的小树，在扩音器的催促声中，她把我的照片摆在了瘦小的树干旁，然后匆匆走进了自动门内。

在飞往费城途中，她坐在一排三个座位的中间，两边都没人。她不禁想到，如果她是个尽责的母亲，孩子一定是跟着她一起出门，她两旁的座位会一边坐着琳茜，另一边坐着巴克利，座位绝不会空着。虽然她现在名义上还是两个孩子的妈，可近十年来，她在他们的生命中彻底缺席，早已失去了做母亲的权利。母性是一种强烈的冲动，很多年轻女孩都梦想着当妈妈，但她始终没有这股冲动。她想，或许正因为她从未真正想过要我，所以才会受到如此惨痛的惩罚。

我看着她坐在飞机上，托白云送上我的祝福，希望妈妈不要再苛责自己。想到即将面对家人，她的心情顿时变得非常沉重，但沉重之余，却也感觉到一丝解脱。空姐递给她一个蓝色的小枕头，她沉沉地睡了一会儿。

飞机终于抵达费城，降落之后，飞机在跑道上滑行，她再次提醒自己今年是哪一年，以及她人在哪里。她在脑中飞快地盘算见到两个小孩、她妈妈以及杰克之后该说些什么，想了半天，脑中却一片空白，最后，当飞机抖动着停稳时，她干脆不想了，只等着下飞机。

她的女儿在长长的走道尽头等候，她却几乎认不出她来了。这些年来，琳茜已长成一个高挑的女孩，很瘦，完全看不出小时候胖嘟嘟的模样。站在琳茜旁边的塞缪尔看起来像是她的双胞胎兄弟，只是他更高一点，肌肉也更发达一些。妈妈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们两人，他们也凝视着妈妈，刚开始，她甚至没注意到候机室里还坐了一个胖胖的小男孩。

大家在原地站了几分钟，每个人都好像被钉在地上一样无法动弹，好像只有等到妈妈先迈开脚步，大家才会跟着移动。正当妈妈要走向琳茜和塞缪尔时，她看到了巴克利。

在机场的广播声中，她迈步走上铺有地毯的走道，其他乘客匆忙地从她身边经过，边跑边向前来接机的家人打招呼，感觉比她正常多了。她看着候机室中的巴克利，感觉好像穿越时光隧道回到了过去。她想起一九四四年的温涅库卡夏令营，当时她十二岁，一张脸圆鼓鼓的，大腿也很粗壮。她时常庆幸两个女儿长得和她年轻时不一样，可她的小儿子遗传到了这些特点。她离开得太久，也错过了太多。时间一去不复返，有些事情她永远也无法弥补了。

我数着妈妈的脚步，如果她自己也数了的话，她会知道她走了七十三步；短短的七十三步内，她完成了过去七年不敢去做的事情。

我妹妹先开口。

“妈。”她说。

妈妈看着琳茜，回过神来——时光瞬间向前移动了三十八年，她再也不是那个在夏令营的寂寞小女孩了。

“琳茜。”妈妈说。

琳茜目不转睛地看着妈妈，巴克利也站了起来，但他只是低头看看鞋子，然后又回过头去看窗外的停机坪。那里停了好几架飞机，乘客正井然有序地穿过通道登机。

“你爸还好吗？”妈妈问道。

琳茜一叫“妈”就僵住了，这个字听起来好陌生，叫起来感觉怪怪的。

“我想他情况不太好。”塞缪尔说，到目前为止，还没人说出这么长的句子，妈妈在心里十分感谢塞缪尔。

“巴克利？”妈妈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和弟弟打招呼——她终归是他的母亲，不是吗？

他转头面向她，略带敌意地说：“大家都叫我巴克。”

“巴克，”她一面轻声重复，一面低头看着自己的手。

琳茜想问妈妈：你手上的戒指呢？

“我们该走了吧？”塞缪尔问道。

四人一起走上了通往中央航站的长长走道，正准备前往拿行李的转盘时，妈妈忽然说：“我没有行李。”

大家忽然停步，气氛显得相当尴尬，塞缪尔四处张望，看能否找到通往停车场的标志。

“妈。”琳茜再度试图和妈妈说话。

“我骗了你。”琳茜还没来得及说什么，妈妈就先开了口。她们目光相遇，交换着说不出口的秘密。在炽热的目光中，我感觉得出，这个秘密就像刚被蛇吞下肚子还没消化的小老鼠一样，在两人的心里蠢蠢欲动——赖恩。

“我们先搭扶梯上去，”塞缪尔说，“然后再从上面的通道去停车场。”

塞缪尔大声喊巴克利，巴克利看机场安全人员看得出神，他向来对穿制服的军警人员非常感兴趣。

他们开车上了高速公路，一片寂静中，又是琳茜先开口：“医院说巴克利还小，所以不让他进去看爸爸。”

妈妈在前座上转过身来说：“我会想办法跟他们商量的。”她边说边看着巴克利，头一次试着对他微笑。

“去你妈的。”弟弟头也不抬，低声咒骂。

妈妈愣住了，弟弟终于开口，脱口而出的却是这种话。他的心中充满了恨意，满腔怒火如波涛般汹涌。

“巴克，”妈妈及时记起现在大家都这样叫弟弟，“你看看我好吗？”

他定定地瞪着她，满怀怒意。

妈妈只好转身看着前方，过了一会儿，前座传来低低的啜泣声，妈妈虽然拼命压抑，但塞缪尔、琳茜和弟弟依然听得一清二楚，只可惜，再多泪水也软化不了巴克利。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恨意已经层层包裹住了那个天真无邪的四岁小男孩，童稚之心已化为铁石心肠。

“等看到萨蒙先生，大家的心情就会好一点了。”塞缪尔说，说完之后，连他也受不了车内的气氛，于是俯身打开了控制板上的收音机。

八年前的一个深夜，她也曾经来过这家医院。虽然她现在身处不同的楼层，墙壁和地面上漆的颜色也和当年不同，但走在医院的长廊上，她依然记得自己当初做了什么。回忆如潮水般淹没了她，赖恩的身体贴在她身上，她的背靠在粗糙的水泥墙上，想到这里，她体内的每一个细胞都想逃得远远的，逃回加州去——在那里，她可以重拾平静的生活，默默地在一群陌生人之间工作，在熙熙攘攘的外国游客与奇花异草之间，她找到了一个安全的栖身之所。

她远远地看到了外婆的脚踝骨，那脚上的牛筋底高跟鞋一下子就将她拉回了现实。这些年来她走得好远，几乎忘了一些最习以为常的事，比方说外婆常穿的高跟鞋。七十岁的她，居然还穿着高得不像话的鞋子，看起来可笑，其实却显示了外婆结实的身体和幽默的个性，这正是妈妈记忆中的外婆。

一走进病房，妈妈马上忘了巴克利、琳茜和外婆。

爸爸虽然虚弱，但一听到妈妈走进来的声音，依然挣扎着睁开了双眼。他的手腕和肩膀上插满了管子，头靠在一个小小的四方枕头上，显得非常脆弱。

她握住他的手，无言地低声啜泣；她再也不想压抑自己，任凭泪水肆意滑落。

“嗨，我的海眼姑娘。”他说。

她点点头，默默地看着自己饱经风霜、苍白虚弱的丈夫。

“我的小姑娘啊。”他的呼吸十分急促。

“杰克。”

“你看，我非得变成这副德行，你才肯回家。”

“你这么做值得吗？”妈妈勉强笑笑说。

“时间会证明的。”他说。

看到他们两人在一起，我小小的心愿终于成真。

妈妈的蓝眼睛闪烁着光芒，爸爸急切地想要牢牢把握住它。他和妈妈曾是同船共渡的有缘人，可后来，一阵巨浪击沉了帆船，两人不得不各奔东西。在残余的碎片中，他只记得她湛蓝的双眼。而如今，她又出现在他眼前，他不能再让她离开。他拼命想伸手摸摸她的脸颊，但孱弱的手臂却不听使唤，她探身向前，把自己的脸颊贴紧他的掌心。

外婆虽然穿着高跟鞋，走路却依然静悄悄的。她蹑手蹑脚地走出病房，出来之后才恢复平常走路的姿态，昂首阔步地走向亲友等候区，走到一半的时候，有位护士把她拦住，说有位先生留了张纸条给582病房的杰克·萨蒙，纸条上写着：“赖恩·费奈蒙，稍后再访，祝早日康复。”外婆将纸条仔细折好，她虽没见过赖恩，却早已听闻他的大名。琳茜和巴克利已经到等候区去找塞缪尔了，外婆打开皮夹，把纸条塞进了粉盒和梳子之间，然后才去和他们碰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