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第一部分

撼动教条

理性是一项给予人类更高等知识与智慧的能力吗？经过50年来对理性的实验性研究，这个在西方传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观点已从根本上动摇。在第一到二章中，我们将会展示，旧有教条是如何被撼动的，但又撼动得不够。如今有关推理的主流观点［“双重过程”（dual process）或“快与慢的思考”（fast and slow thinking）］无论多么吸引人，终究只是旧有思想崩塌情况下的权宜性构建。

第一章

理性受审

1619年深秋，巴伐利亚公爵（Duke of Bavaria）麾下军队中的一名志愿者，年仅23岁的勒内·笛卡儿（Ren Descartes），发现自己在德国南部有大把时间可以挥霍，而身边却没有一个可以说话的人。正如笛卡儿在自己的著作《方法论》（Discourse on Method）[1]中回顾的那样，他在一个如炉火般炙热的房间里，终于将自己惊人宏伟的计划构筑完毕。在这个计划中，他要摆脱所有的意见，摆脱所有从别人身上学来的思想，并且从头开始，一步一步重新建造自己的知识体系。理性将成为他唯一的向导。只有当自己确信无疑时，他才能够接受新东西。

笛卡儿对集体性成就表达了一种不屑与鄙视，以此来佐证自己抛弃从他人身上学到的一切知识是合理的。他坚持认为，最优秀的工作应当是由一位大师独立完成的。笛卡儿认为，从书本上学到的东西，“不够接近真理，就像是由许多不同的人的意见组合而成的，像任何具有良好感官的人，都能以自己既有的眼界来推出有关事物的最简单的论断”。[2]

笛卡儿一定会对现今流行的“群体智慧”观念嗤之以鼻。他承认的唯一智慧（至少在科学上如此）是个体理性的智慧：“为了能够从一事物推出另一事物，一个人只要能够不再相信并不真实的东西，坚守正确的规则，那么在还未到达终点时一切就还十分遥远，在还未发现真理时一切就还深深隐藏其后。”[3]

笛卡儿为何决定只相信自己的智力呢？他相信自己具备独一无二的推理能力吗？相反，他坚持认为“每个人都自然地、平等地拥有准确的判断力与鉴别真假（事实上被称为良好的感觉或理性）的能力”。[4]但如果人类真的拥有这种鉴别真假的能力，那为何我们会在到底什么才是真的这一问题上分歧如此之大？

“最有才智的人能做最好的事，也能做最坏的事”

我们大多数人都觉得自己很理性，甚至还期待他人也一样理性。我们看到他人为有严重缺陷的看法辩护时会生气，有时还会怒不可遏。但我们基本上不会想当然地认为那些与我们意见相左的人完全缺乏理性。我们恼火是因为发现这些人没有正确运用其理应具备的理性。（对我们而言）这么明显的事情他们竟然会不懂？

如果说理性是为发现事实真相所迫切需要的能力，那为什么拥有理性的人不能一直尽己所能去利用理性呢？毕竟，我们认为所有具备视力的人都看得见其他人能看见的东西。如果给几个人看一棵树或是一次日落，你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都会看到树和落日。然而，如果让几个人对不同问题进行思考，从逻辑性题目到社会性事件，若是他们最后得出了一样的结论，你反而可能会惊讶。若理性像知觉一样，能让我们弄清楚事物原本的样子，那就令人费解了。

对此，笛卡儿有自己的解释：“我们的意见如此多样并不是因为其中某些人更为理性，而只是因为我们指导自己思想的方式不同而已，而且我们也不会考虑相同的事情……最有才智的人能做最好的事，也能做最坏的事。”[5]

然而，这也只不过是谜团的重述罢了。我们难道不应该用理性来指导自己的思考吗？难道不该先用理性让自己免遭智力缺陷的荼毒吗？

在理性的众多支持者中，笛卡儿是最具说服力的。但理性常常也有许多激动易怒的贬低者，它的效力也曾遭受质疑，还因其傲慢自大而受到公开的谴责。宗教改革者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则尤其尖锐刻薄：“理性就其本质而言是一个恶劣的娼妓。不过她应当不会来荼毒我，只要我能够抵抗她。啊，可她又是如此美丽而闪闪发光……你一定要阻止理性，不要跟随她看似美丽的思考与计划。应向她的脸上投掷污垢，让她变得面目可憎。”[6]

平心而论，与这些断章取义的引言所暗示的内容相比，笛卡儿也好，路德也好，他们关于理性的观点要丰富得多，也巧妙得多，因此，也并不是那么激烈地反对理性。路德对于理性的猛烈抨击主要针对理性在宗教信仰方面的情况。在不同环境下，路德描述的理性就会变得更为传统，就像是“所有艺术品、药物、法律法规、人类现世所拥有的任何智慧、力量、美德及光荣的创造者与指导者”，以及“人与动物、其他事物相区分的关键差异”。[7]笛卡儿基于自身的坚定信仰，或出于谨慎的考量，避免了在理性的光辉下以批判性视角检验宗教信仰的忠诚度。

但理性若受到审判，原被告双方都能够做出非凡而卓越的陈述说明。被告方将引用笛卡儿、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康德（Kant）或波普尔（Popper）的言论，提出人类犯错是因为思考得还不够。而原告方将引用路德、大卫·休谟（David Hume）、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或福柯（Foucault）的言论，认为人类犯错是因为思考得太多。

与此同时，原被告双方也能够拿出令人信服的陈述来支撑自身观点。

埃拉托色尼与智能炸弹客[8]

你怀疑理性的力量吗？那就看看科学界吧，被告方将会大声呼喊。科学家通过极富洞察力的推理，发现了许多原本根本不可能接触到的隐藏事实与深奥见解。22个世纪之前，埃及亚历山大（Alexandria）港的古代世界最大的图书馆馆长埃拉托色尼（Eratosfhenes，公元前276—公元前195年）对于地球周长的测量成为既简单又极具说服力的例证；现代科学为理性的力量提供了数不胜数的例子，但没有一个能够胜过埃拉托色尼的例证。[9]

那时，人们已普遍认为地球是球形而非平面的，这很好地解释了海面上地平线的弯曲度及日月星辰显而易见的运动情况。但正如俗话所说，这仍然只是“纸上谈兵”而已。没有人真正地环球旅行过，更不用说像现在的宇航员一样从太空中观察地球了。那么，怎样才能完成对地球周长的测量呢？

埃拉托色尼听说，正午的阳光会在每年某天直射到远处城镇赛伊尼［Syene，现在的阿斯旺（Aswan）］的水井底部。他明白这就意味着太阳有时会运行至穹顶——赛伊尼城的垂直正上方，因此赛伊尼一定在北回归线上，而那天就一定是夏至（我们现在说的6月21日）。因此埃拉托色尼认为，赛伊尼城跟亚历山大港一样位于子午线上，朝向正南方。他知道商队从亚历山大港出发到达赛伊尼城需要多长时间，在此基础上就可以估出两城间的距离是5 014斯塔德［古希腊长度单位，约合607英尺（约185 014米）］。

夏至正午时分，当太阳位于赛伊尼城正上方时，太阳又在更北边的城市——亚历山大港偏南多少角度呢？埃拉托色尼用图书馆前方的一座方尖石塔（根据传说大致如此）来测量那一时刻投射下来的阴影。他认为太阳光线是以偏南7.2°的角度照射到方尖石塔上的。埃拉托色尼知道太阳离地球很远，远到它足以能让所有到达地球的光线呈平行状态，那么太阳光线与亚历山大港垂直面之间的角度，亚历山大港和赛伊尼城之间垂直面的角度，这两者是一致的，两条线在地球的正中心相交（见图1.1）。也就是说，7.2°这个角度同时也是亚历山大港与赛伊尼城之间的纬度差异。现在，埃拉托色尼就获取了所有必需的信息。既然7.2°是360°的1/50，那埃拉托色尼就能够通过把亚历山大港与赛伊尼城之间的距离乘以50倍，来计算出地球的周长。演算结果是252 000斯塔德，比现代地球测量结果——24 859英里（约为40 008千米）少了1%。[10]

图1.1 埃拉托色尼是如何测量出地球周长的

埃拉托色尼抓住了两个证据间的关联性，可这两个证据从表面上看并无关联（商队的行进节奏、直射井底的光照及方尖石塔的阴影），他也抓住了假设之间的联系（地球是球形、日地距离）以及有关角度和平行线的简单几何学思想。他利用所有的线索，测出了一个他能够想象却无法看见也无法实测的圆周长。是什么让他的测算真实可信呢——难道不真实、不可信吗——这个测算结果纯粹是人类理性的产物。

原告方说，这样一项卓越的成就多么能够说明问题啊，理性的被告方竟然会选择站在另一边！这项成就确实超乎寻常，而且这也是2 000多年后的今天它仍被人们铭记的原因。普通的推理并不会让我们走多远，只会将我们引向错误的方向。并非所有人都能效仿埃拉托色尼的模型，即便出色地运用理性，许多思想家还是严重地误入了歧途。出版社、报社以及科学杂志每天都会收到未来哲学家、科学家、改革家经过认真推理的无稽之谈，这些人总是无法得到出版社的认可，因此又去万维网尝试。然而，其中一些人的推理不仅从理论上讲是荒谬无理的，从实践上讲也是如此，施行这些推理结果只会带来昭彰的恶名，甚至是骂名。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原告方可能还会提出泰德·卡钦斯基的例子。

作为一个年轻人，卡钦斯基无疑非常擅长推理。他于1958年进入哈佛大学，那时他才16岁。为了完成自己在密歇根大学的博士学位论文，卡钦斯基解决了一个困扰其教授多年的数学问题，为此，伯克利大学向他发出了聘用邀请函。然而两年后，他放弃了数学，也退出了学术界，隐居在蒙大拿州一个简陋的小屋里。在这个简陋的小屋里，卡钦斯基孜孜不倦地读着社会科学及政治类书籍。他的阅读与写作都集中于那些认为现代科技具有破坏性的主题上。科技进步会给自然环境及人类尊严带来灾难，这种观念在西方社会并不罕见，但卡钦斯基更加激进，他认为，只有使现代文明轰然倒塌的暴力革命才能够阻止这些以及更为可怕的灾难。

为了促成这场革命，卡钦斯基从1978年开始向大学、企业界及个人寄送炸弹，并造成三人死亡，无数人受伤。1995年，他写了一篇长长的宣言，并设法刊登在了《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和《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上，承诺事成之后会“停止恐怖主义”。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称呼他为“恐怖炸弹客”，最终于1996年将其逮捕。目前卡钦斯基正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监狱中服无期徒刑，毫无假释的可能。在那里，他仍在不停地阅读与写作。

在这个极富才华的年轻数学家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卡钦斯基被自身的理性祸害了吗？他由此变成了媒体描述的“胡言乱语的疯子”了吗？卡钦斯基的家人曾为保护他而做了些安排，试图以精神失常为理由进行申辩。理性的被告方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同意：非理性才是罪魁祸首。然而，卡钦斯基在拘留期间不太可能患上任何重度精神疾病，毕竟他仍是头脑灵活、口齿伶俐、知识极其渊博的人。原告方仍会坚持认为，卡钦斯基的所作所为并不能归咎于存在缺陷的推理。为了认识到这一点是正确的，你需要看一看这个“恐怖炸弹客”写的宣言。

工业革命及其后果对人类来说一直都是一场灾难……它们打破了社会的平衡，使生活毫无愉悦可言，使人类毫无尊严可言……还使自然界遭到毁灭性的破坏。科技继续进步只会让形势愈加糟糕……工业科技体系有可能存活，也可能轰然崩溃……如果体系存活了下来，那么后果就无法避免：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改革或是修正这个体系，来让人们的尊严与自主权免遭剥夺。如果这个体系崩溃了，还是会给人类带来痛苦。因为这个体系发展得越大，它崩溃之后的结果也就越具有灾难性，所以如果它注定要崩溃，那还是尽早崩溃为好。因此，我们提倡要对工业体系进行一场革命。[11]

这确实是一篇布局极佳的议论文。大多数人并不同意文中所提的前提，即科技进步显然是一场灾难，但事实上，许多受人尊敬的哲学家、社会理论家都曾支持相似的观点。理性的原告方会认为，使卡钦斯基变得执迷不悟、一意孤行的，就是他将这个激进而悲观的看法当成了一种必然结果，并且据此有所行动。卡钦斯基的一位传记作者说道：“简而言之，卡钦斯基变成了冷血杀手，这并非与其才智无关，而是由其才智导致的。”[12]

所以，理性的被告方会反驳，原告方想让你相信，“恐怖炸弹客”泰德·卡钦斯基的问题在于推理得太多。他的宣言确实要比许多政治论述的推理更为严密。然而使他臭名昭著的并不是他的思想，而是他的罪行。在其作品中，没有任何一处（即便是布局合理的论文开头）表明向无能为力的几个学者（即他以前的同事）寄送炸弹会触发“对工业体系的革命”。当你得知过度依赖推理会让人得出荒唐怪诞、令人憎恶的结论时，审视该证据便会发现理性的过失之处：某些前提并没有经过适当的检验，论证中某些至关重要的步骤竟然缺失了。记住：逻辑证明只要有短板，就不可能变强。

原告方的专家证人

既然历史例证无论多么富有吸引力都没有足够的效力来论证自己，那么理性的原被告双方就会转而求助自己的专家证人。双方要找到支持自己说法的心理学家都不是难事。研究理性的专家之间也没有达成一致。事实上，这些专家身陷其中的争论本身，就其激烈程度而言就足以被描述为“合理性战争”。有人期望专家都是明智的推理者，这样，专家之间意见不一致的情况就显得尤为可笑：对推理问题进行复杂推理，并不会让双方对问题达成一致意见。

理性的原告方可能会相当得意。关于推理的实验心理学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展迅猛，充分利用了各种巧妙的实验。就算再有名气的难题，原则上用一点点简单的推理也可以解决。但这些实验中大部分参与者都很自信地给出了错误的答案，仿佛他们就是某种“认知错觉”的受害者一样。一直以来，这些结果在理性战争中都用于支持人类理性存在严重缺陷的论断。理性的捍卫方抗议道，这种实验不过是人为捏造出来、用来误导大众罢了。这些实验的目的好像就是欺骗理智之士，让他们看起来傻乎乎的，而非为了理解理性的一般流程。想出这些实验的心理学家坚持认为，正如视错觉（又称视觉错误，visual illusion）揭示了普通的、精准的视觉的重要特性一样，认知错觉也揭示了一般性推理的重要特性。[13]然而，哲学家、科学作家及记者关注的是评估人类理性的这项研究看似不太乐观的影响，甚至还夸大了其悲观意味。

做算术时，不论你加减的数字是顾客、树还是星星的数量，不论这些数字代表的集合数量具有代表性还是人们闻所未闻，都没有关系，你只是在处理这些数字时运用算术规则而已，其他一切在你眼里都不重要。同样，如果你想当然地认为推理就是将逻辑应用于给定前提，以得出符合这些前提的结论，那么就没什么能干扰你了。然而，现在有充分的证据显示，背景知识与期望值确实会在推理过程中造成干扰。许多人认为，这就是产生糟糕推理的主要原因。

下面是一个经典例子。[14]1980年7月，比约恩·波格（Bjrn Borg）获得了温网五连胜，那时他被誉为有史以来最厉害的网球运动员之一。同年10月，在北美工作的以色列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与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他们很快就会闻名于世）向一群来自俄勒冈大学的大学生提出了如下问题。

假设比约恩·波格于1981年打进了温网决赛，请将下列结果进行排序（可能性由大到小）。

1.波格会赢得比赛。

2.波格会输掉第一局。

3.波格会输掉第一局，但会赢得整场比赛。

4.波格会赢得第一局，但会输掉整场比赛。

72%的学生都认为第三个结果的可能性更高，而非第二个结果。这有什么值得特别注意的地方呢？假若你有两个命题（如“波格会输掉第一局”和“波格会赢得整场比赛”），那么将这两个命题连接起来看（“波格会输掉第一局，但会赢得整场比赛”），实现的可能性就会比任何一个单独的命题更高。波格不可能在输掉第一局又赢了整场比赛的情况下没有输掉第一局，但他有可能在输掉第一局的情况下没有赢得整场比赛。认识不到这一点，就是所谓“合取谬误”（conjunction fallacy）的一个实例。更抽象一点就是，分别用字母P和Q代表两个命题。当P且Q是真命题时，P与Q一定都是真命题；当P可能是真命题或Q可能是真命题时，“P且Q”就是假命题。因此，对于任何P命题和Q命题，明显错误的一点是认为P且Q要比单独的P命题或Q命题实现的可能性更高。

卡尼曼与特沃斯基设计的许多问题促使人们去犯“合取谬误”等严重错误。的确，正如他们自身表明的那样，如果问题涉及的对象不是温网中的比约恩·波格，而是普通比赛中的无名选手，人们就不会产生这种谬误了。他们就会正确地认为，单一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比那一事件与另一事件相结合的可能性更大。然而，人们究竟为何会在一件有关无名选手的事上，比在一件有关著名冠军的事上要推理得更出色呢？

下面是我们自身研究中的又一个例子，阐明了你建构逻辑性问题的方式如何显著地影响人们的表现。[15]我们为人们呈现了逻辑上被称为“鸽巢问题”（pigeonhole problem）的下列版本。

丹顿小镇上有22个农民。所有农民都至少有一头奶牛。没有农民拥有超过17头奶牛。请问丹顿小镇上至少有两位农民拥有恰好相同数量奶牛的可能性是多少？

只有30%的人给出了正确的答案，也就是说，有至少两位农民拥有相同数量奶牛的可能性是百分之百——而不只是可能。如果你没有看出这一点，那么这个问题的另一个版本或许能够帮到你。

对于另一个群体，我们给出了这个问题的另一个版本，这一个版本与上一个版本从逻辑角度来看是完全相等的。

丹顿小镇上有22个农民。健康检查员于今年2月1日到17日拜访了镇上所有农民。请问这名健康检查员恰好在同一天拜访了至少两位农民的可能性是多少？

这一次，70%的人都给出了正确的答案：百分之百。

正如波格问题与著名的奶牛问题表明的那样，大多数人是依靠背景知识来思考或表达这些问题的，其中并不涉及逻辑。背景知识足够多，他们就会答对，否则就会答错。原告方会争论道，这难道不就是人类理性有严重缺陷的明显证据吗？

被告方的专家证人

许多心理学家都将注意力集中在似乎能表明人类非理性的实验上，有一些心理学家却有不同的追求：找出让人类能够推理的心理机制与程序。

毫无疑问，某种简单的推理（从广义上说）一直在进行着，尤其是与他人交谈时。像“且”“或”“如果”这样的连接，以及动词“非”引出了最基本种类的逻辑推理。举个简单的例子：

杰克：我把我的雨伞借给你或苏珊了——我不记得到底是谁。

吉尔：嗯，你没有借给我！

杰克：呦，那我就是借给了苏珊。

吉尔：没错！

杰克也好，吉尔也好，都不需要学习逻辑便能得出雨伞借给了苏珊这个结论。[16]那完成这种推理又是依靠什么样的心理机制呢？根据其中一种理由，理解词汇“或”或 “非”，则意味着头脑中存在以某种方式捕获了这些词语意思的逻辑规则。这些规则负责管理的推论，是由陈述中出现的这些“逻辑性”词语导出的。这里有一个“或”的例子（再次使用字母P和Q来代替任何两个命题）：

“或”规则：从“P或Q”和“非P”这两个前提中，可以推出Q。

一些心理学家［尤其是让·皮亚杰（Jean Piaget）、马丁·布雷恩（Martin Braine）及兰斯·里普斯（Lance Rips）］[17]已经证明，我们进行逻辑演绎是借助这种逻辑规则或图式构成的“心智逻辑”。当杰克和吉尔推断，杰克把雨伞借给了苏珊时，他们就是应用了这种“或”规则。

根据一种替代性解释，“心智模型理论”（mental model theory）［由菲利普·约翰逊-莱尔德（Philip Johnson-Laird）及鲁思·拜恩（Ruth Byrne）提出］[18]认为，不，我们头脑中并没有一种心智逻辑存在。我们有的只是一个程序，借助与情况示意图相媲美的模型，来表现并整合我们头脑中关于这些前提的内容。我们就是从这些模型中读出结论的。举例来说，在我们的模型中，杰克把雨伞借给了吉尔；而在替代性模型中，则借给了苏珊。如果杰克的说法是正确的，那么这两种心理模型不会同时正确，也不会同时错误。我们知道的是“借给了吉尔”模型是错的，那么就只剩下了“借给了苏珊”这个模型，因此得出结论，杰克是把雨伞借给了苏珊。

推理心理学主要是研究“心智逻辑”与“心智模型”这两种方式之间的冲突。你可能会好奇：这两者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不过，这两者之间有许多共同点倒是真的。它们都认为人类拥有能够推出真正逻辑性结论的机制。它们都认为人类具备合理思考的能力，并且在这方面，它们与质疑人类理性的方式形成对照。

然而，“心智逻辑学家”与“心智建模师”绘制的这张图不是很乐观。两种方式都意识到，只有最简单的推理任务会让人犯错，导向毫无根据可言的结论。当推理任务开始变得复杂时，它同时也变得极其艰难，其表现便一塌糊涂。但是，是什么使推理任务变得复杂呢？两种理论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此。心智逻辑学家认为，是必须实施的步骤数及必须遵循的规则数使推理任务变得复杂。心智建模师则认为，是应该构造并整合以得出某特定结论的模型数使推理任务变得复杂。

理性的被告方希望这两个派别能淡化分歧，把注意力集中于它们共有的一条积极信息：人类具备逻辑推理的通用性机制。而原告方却会在受这两个派别的启发而完成的工作中，找到许多能够质疑这条积极信息的证据。

若有一种基本推理模式在日常推理及学界推理中最为普遍且最为重要，那便是众所周知的条件推理，即“如果……就……”形式的推理（见图1.2）。这种推理需要“如果P，就Q”形式的大前提。例如：

如果你弄丢了钥匙，就欠我们5美元。

如果纯银被加热到961℃，就会熔化。

如果有法院，就会有警局。

如果玛丽（Mary）要写论文，就会在图书馆学习到很晚。

图1.2 假言推理的四种图示

这类陈述的第一部分由“如果”引出，是条件句的前件；第二部分由“就”引出，是条件句的后件。要从条件语句中得出有用推论，需要用到第二个前提，而这个小前提要么肯定前件，要么否定后件。譬如：

如果有法院，就有警局。（大前提：条件语句）

有法院。（小前提：肯定前件）

所以有警局。（结论）

或者：

如果有法院，就会有警局。（大前提：条件语句）

没有警局。（小前提：否定后件）

所以没有法院。（结论）

这两种推论模式，一种是肯定前件（拉丁语名称是modus ponens），另一种则是否定后件（拉丁语名称是modus tollens），都是符合逻辑的：两个前提都为真时，其结论必然也为真。

但若把前件的否定（而非肯定）或后件的肯定（而非否定）当作小前提来使用，又如何呢？譬如：

如果有法院，就会有警局。（大前提：条件语句）

没有法院。（小前提：否定前件）

所以没有警局。（结论？）

或者：

如果有法院，就会有警局。（大前提：条件语句）

有警局。（小前提：肯定后件）

所以有法院。（结论？）

这两种推论模式（其小前提有“否定前件”与“肯定后件”两种）是站不住脚的，是谬论。即便两个前提都为真，结论也不一定为真——举例来说，可能有警局却没有法院。

原告方无疑会惊呼，这太简单了。如果被告方是正确的，难道人们不应该总是推出条件推理的两个有效结论，而从不会犯那两种错误吗？被告方的专家证人在问题十分简单的无数实验中表明，事情并不是这样的——远非如此。的确，几乎每个人都能从肯定前件中得出有效的演绎推论。这对于理性被告方而言是个好消息吗？余下的对于理性原告方倒是个好消息：平均只有三分之二的人能得出另一种有效的推论——否定后件式推论，并且大约一半人都犯了这两个错误。[19]还有更糟糕的……

她会在图书馆学习到很晚吗

在1989年的一项著名研究中，鲁思·拜恩表明，即便是有效的演绎推论——条件推理中唯一明显安全的那点儿逻辑性——也极易崩溃。[20]拜恩给参与者展示了以下两个前提：

大前提：如果玛丽要写论文，就会在图书馆学习到很晚。

小前提：她要写论文。

参与者很容易就能推断出：

结论：玛丽会在图书馆学习到很晚。

目前为止，一切都十分理想。然而，对另一群人，拜恩虽给出的是相同的问题，但附加了一个大前提：

大前提一：如果玛丽要写论文，就会在图书馆学习到很晚。

大前提二：如果图书馆一直开着，玛丽就会在图书馆学习到很晚。

小前提：她要写论文。

从严谨的逻辑学角度来看，第二个大前提没有任何关联。因此，如果人们富有逻辑性，就应该能像先前一样得出同样有效的演绎推论。但事实上，只有38%的人做到了。

拜恩并非想要证明人类是非理性的（心智建模师不相信这一点），而是想要证明心智逻辑学家对人类理性有错误的认识。若正如心智逻辑学家所言，人类有一套心理上的演绎推论规则，那么不论上下文语境如何，这一推论都应该是无意识的。参与者得到的指示是以前提为真，所以鉴于“如果玛丽要写论文，她就会在图书馆学习到很晚”与“玛丽要写论文”这两个前提，他们应该毫不犹豫就能推断出“她会在图书馆学习到很晚”。图书馆闭馆的可能性有多大呢？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毕竟，就如你所知，即便图书馆闭馆，玛丽也许还是能在里面学习。心智逻辑学家会告诉你，不要那么想。这与此逻辑任务并无关联，正如气泡会爆炸的可能性与“两个气泡加三个气泡”的算术任务无关联一样。

鉴于拜恩的研究结论，心智逻辑学家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方式是错误的吗？没有，他们并不一定要这么做。相反，他们给出了替代性解释。[21]譬如，人们可能会把拜恩给出的两个大前提整合为 “如果玛丽要写论文，并且图书馆一直开着的话，她就会在图书馆学习到很晚”这一个前提。毕竟这是了解这一处境较为实际的方式。如果人们就是这么解释两个大前提的话，那么小前提“她要写论文”就不足以推出有效的演绎推论，而且不论拜恩的研究结论多么有吸引力，都不能成为反对心智逻辑的证据。

在这次审判中有被告吗

看到心智逻辑学家与心智建模师——被告方的所有专家证人彼此争论不休，理性的原告方可能会觉得颇为有趣，但毫无疑问，此时此刻，陪审团可能变得没有耐心了。难道没有哪里出错吗？不是这些实验参与者的推理，而是心理学家的诉求出错了，难道不是吗？

实验主义者希望参与者认可前提为真，而不论这些前提合理与否，希望他们给出的只是从这些前提必然会推出的结论，希望他们完全忽视这种微乎其微的可能性，即忽视现实世界。若人们无法确定所给前提的逻辑内涵，许多心理学家便由此得出这些人的推理能力不足。但还有一种替代性解释，即人们得到的人为性指示是难以遵循的，甚至在很多情况下是不可能去遵循的。

这并不是因为人们不善于进行逻辑演绎，而是因为人们不善于将这些演绎与基于同一些前提的概率推论区分开来。可是，这能证明人类没有理性吗？这难道不能证明心理学家有不理性的诉求吗？

与视觉心理学进行比较会有所帮助。请看图1.3——爱德华·阿德尔森（Edward Adelson）设计的著名错觉实验。A、B两个方块哪个的灰度更浅？无疑，B的灰度更浅些——这不可能是错觉！但这确实是错觉。不论多么出人意料，A与B的灰度确定是一样的。

简要说来，这并非难以理解。你对方块表面颜色深浅的感知，是基于落在表面而被表面反射出去的光线比例，而非光线从哪一表面反射到你眼中的数量。

这个“反射比”（就是上文说的光线比例）越高则表面越亮，反射比越低则表面越暗。

反射比=表面反射的光线/落到表面的光线

图1.3 阿德尔森的棋盘错觉

表面同为灰色，接收并反射或多或少的光线到你眼中，但若反射比仍然相同，那么你感知的会是同一灰度。可是，你的眼睛就只从这两个量中的其中一个（即反射到你眼中的光线）获取信息。那么，在只能感知其中一个量的情况下，大脑要如何锁定反射比（即两个量之间的比例）并估量表面的明暗呢？为此，必须要运用上下文信息及背景知识来推断出另一个相关的量，即落到表面的光线数量。

当你看图1.3时，你看到的是一张西洋棋棋盘的图片，其中有一部分处在一个圆柱形物体的阴影之下。

此外，你希望棋盘上的方块是明暗交错的。因此你有合理的理由去判断方块B——阴影中的亮色方块之一 ——要比方块A（直接接收光线的暗色方块之一）更亮。更确切地说，如果你真的是在看一个部分处于圆柱阴影之下的棋盘，而不仅仅是一张图片，你就会有充足的理由。你不能把这张图片只当作有不同灰度表面的二维图案，也不能无视所绘的立体图，因此便产生了错觉。

画家与平面设计师得学会克服把所有可能相关的信息进行整合这一自然倾向，而其他人则深受错觉之害。我们应该为这一错觉大吃一惊并感叹自己的视觉感知没有想象中那么好，甚至怀疑其可信性吗？恰恰相反！因为我们不仅能把视网膜刺激考虑进去，还能把对光物理学及物体结构的直觉领悟考虑进去，所以能分辨并理解所感知的事物。即便我们看到的是一幅画，而不是真正的物体，通常还是会对表征之物的性质感兴趣，而非这张画本身的物理性质。虽然纸上或屏幕上方块A图片与方块B图片的灰度相同，但是这张图所绘的棋盘中的方块A比方块B暗得多。视错觉让我们能较好地理解自身所处的三维环境，而且鉴于对图像的熟知，还让我们能较好地解读三维环境中的二维图片，这一错觉便是证据。

现在，回到那个可能会在图书馆学习到很晚的玛丽一例。通常情况下，我们解读条件语句时就是假设它们是相关联的。[22]因此，若给出第二个大前提“如果图书馆一直开着，玛丽就会在里面学习到很晚”，人们就会合理地假设这一前提也是相关的。要是这一前提相关的话，情况就一定是图书馆可能会闭馆，而这会让玛丽打消在图书馆学习到很晚的念头。不错，参与者得到的指示是要将“如果玛丽要写论文，就会在图书馆学习到很晚”视为是绝对真实的，但他们似乎并不这样认为。可是，无法遵循这样的指示，跟无法好好推理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将有意提供给你的信息视为相关联的并非不理性，而恰恰是理性之举。

画家需要有耐心并勤加练习才能看出画布上本真的色彩，而非他人从整幅画的背景下感知的色彩。同样，学逻辑的学生也需要有耐心并勤加练习才能只注重前提中的逻辑术语，并无视乍一看可能相关联的上下文信息及背景知识。画家看到而我们没看到的，对画家而言才是真正有用的。逻辑学习者推出的结论对他们而言才是有用的。画家的视觉技能与逻辑学习者的推理技能在平常的生活中也有很大用处吗？如果并未想过要成为画家或是逻辑学家，我们是否就该为没有能够跟他们共享认知技能而感到错失了某些重要的东西呢？事实上，不必如此。

鲁思·拜恩实验中参与者保持理性的方式需要进一步研究，但相当明显的是，参与者确实保持了理性。他们没能够解决基本的逻辑性问题，并不意味着他们无法很好地进行推理，这恰恰与他们对现实生活问题的解决有关。这一边的逻辑与那一边的推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一点儿也不简单、一点儿也不直接。

此时，法官、陪审团以及读者朋友可能已经对原被告双方做秀般的哗众取宠感到心力交瘁了。虽然这个审判构思是我们想出来的，但其中的论战（我们只做了几个简单的介绍）是非常真实的，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对立双方的争论越来越尖锐，而争论的问题本身却越来越模糊不清。这场争论究竟是关于什么的？据称这种推理能力既让人类优于其他动物，又如此劣质，那它到底是什么呢？卡尼曼与特沃斯基的实验与心智逻辑学家和心智建模师的实验解决的是同一个问题吗？就此而言，他们讨论的推理与笛卡儿颂扬而路德贬低的理性是一回事吗？最后再设想一下，这场审判中有被告吗？若有，那它是理性本身，还是某种误以为真的虚拟物呢？真的有理性这回事吗？

[1] Descartes 2006.

[2] Descartes 2006，p.13。

[3] Descartes 2006，p.18。

[4] Descartes 2006，p.5。

[5] Descartes 2006，p.5。

[6] 在Galler 2007引用、翻译并讨论。

[7] Luther 1536, LW 34:137 (nos.4-8).

[8] 泰德·卡钦斯基（Ted Kaczynski），曾就读于哈佛大学，任教于伯克利大学，美国高智商反科技恐怖分子，反对工业文明与现代科技，多年以来一直向大学中高科技领域的研究者寄送炸弹，1998年被判终身监禁。——译者注

[9] Nicastro（2008）对这个故事进行了很好的阐述。丹·斯珀伯在回答约翰·布罗克曼（John Brockman）的问题“什么才是你喜欢的深刻、优雅且美丽的解释？”时，对此有所引用。

[10] 事实上，对这个赛跑场，暂时还没有一个公认价值：各国都有自己的尺寸版本。埃拉托色尼使用的赛跑场长度是多少呢？这上面存在一些争议，埃拉托色尼测出来的地球周长也就存在争议。但毫无争议的是，埃拉托色尼使用的方法具有创造性与合理性。

[11] Kaczynski 2005.

[12] Chase 2003, p.81.

[13] 这个主题在Piattelli-Palmarini （1994）中论述得十分完善。

[14] Tversky & Kahneman 1983.

[15] Mercier,Politzer & Sperber，正在印刷中。

[16] 举例参见：Prado et al.2015。

[17] Braine & O'Brien 1998; Piaget & Inhelder 1967; Rips 1994.

[18] 举例参见：Johnson-Laird & Byrne 1991。

[19] 例如，可参见：Evans 1989。

[20] Byrne 1989。在拜恩的实验中，在图书馆学习到很晚的那个人并没有名字，为了阐述方便，我们称其为“玛丽”。

[21] 例如，Bonnefon & Hilton 2002; Politzer 2005。

[22] 相关性在理解中起到的作用在Sperber & Wilson 1995中有所强调。